1.中国“试管婴儿”

    1978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如果在一个很长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慢，还谈什么优越性？……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此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

    春天来了，春潮在人们心中涌动。

    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几个人知道深圳。

    据深圳官方网站“深圳政府在线”介绍：“深圳”的地名始见史籍于公元410年，于清朝初年建墟。当地的方言俗称田野间的水沟为“圳”或“涌”。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

    相信深圳在成为特区之前，认识这个“圳”字的人不多，很多人把它读成了“chuan”。

    那个时候，深圳人不足3万，人们结网而渔，结庐而居。然而，毕竟有人最早感觉到了春的气息。

    第一个闻风而动的是一个叫袁庚的人，此人是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董事局常务副董事长。他机敏而大胆地向广东省委提交了一份“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在提交这份报告前，他精心地做过考察和论证。香港和宝安一水之隔，两重世界。香港是弹丸之地，发展空间极小，中心区地价每平方英尺高达15000港币，劳动用工高达数千元，仅一水之隔的宝安，无论是地价和劳动力都低得让人意想不到。宝安有廉价的土地和劳力，香港有资金和技术，两者结合起来，岂不是相得益彰，比翼齐飞？他还周到地制订了“立足香港，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24字方针。

    袁庚的“报告”引起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最重要的是与他们的发展思路一拍即合。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啊，从香港引资办厂从没有过啊，政策上是否允许？姓“资”还是姓“社”？考虑事关国策，事件特殊，广东省委没有作出决断，而是按部就班地向国务院写了一份请阅件。

    时隔不久，李先念在这份“报告”做了一锤定音的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照此办理。

    但是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还是有的，意见分歧的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不到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在回顾当年审批这个报告时对记者说：特区建设初期压力很大，压力不在下面，而在决策层。我们多年受帝国主义侵略，脑子里总有一种戒备，认为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总是要吃亏。搞个特区，鬼子们进来了，这样行不行？在此之前，我也出国走了走，看了看，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再也不能沿着这条老路慢腾腾地走下去了，不改革开放，中国永远落后，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呆不住了，可能还要被人欺侮若干年。

    袁庚的“报告”很快被批了下来，大喜过望的广东省委立即组织人马起草“条例和章程”。地皮有了，政策有了，那块地的性质该怎么定位呢，该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带着这个久思未决的困惑，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当面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

    邓小平同志深思熟虑地回答说，“就叫特区嘛，当年陕甘宁就是特区。”又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从北京回到广东，向省委一班人传达了小平的指示，一班人的心情并不轻松。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关隘，前面的路是何等的艰难，他们无法预测，可那“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警示使人隐隐地感到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1980年8月26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主持五届人大第5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特区条例》。

    石破天惊！

    “深圳特区”正式命名，伴着阵痛，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试管婴儿”呱呱坠地。

    中国武警在县级以上城市都派驻警力。

    据胡小明的长篇报告文学《南海利剑》介绍，980年，深圳组建边防分局（同时还持牌武警深圳市支队），担负武警内卫和武警边防任务，但主要是执行边防任务。合二为一的边防分局却仅有两间8平方米的办公室，下辖六个公安检查站，官兵总人数仅为101人。

    1987年2月，公安部下达《关于改善和调整边防体制的通知》，武警边防部队和内卫部队正式分家。

    2月10日，在偏僻的特区管理线铁丝网边，没有彩旗，没有军乐，没有掌声，也没有多少枪支和人员。

    这天，“新版”武警深圳市支队在这里正式挂牌。当天召开的支队第一次干部大会，总共93个干部。除了人少之外，当时深圳市支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穷！

    支队机关楼原是一个中队的营房。后面是一座山，前面是一条沟。官兵都说，这哪像一个正团级单位的机关大院？

    分家后不久，省武警总队副政委刘时英到支队检查工作。这个人坐不住，爱转办公室。当他来到管理股时，正忙着的管理股长把自己坐的椅子让给刘时英，然后另外又去找凳子。然而，哉遍整座楼也没有找到。管理股长只好把办公桌的抽屉取出来，竖在地上当凳子。正当管理股长兴致勃勃地汇报工作时，没想到“凳子”“咔嚓”一声被坐垮，股长大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在副政委面前难堪得满脸是苦笑。刘时英却实在笑不出来，一声叹道：“这哪像特区的部队啊！”可更多的情况刘时英当时并不知道，比如支队政治处主任杨添发，没地方办公，就把厕所改成了办公室；不少中队吃饭没饭堂，没饭桌，一到开饭，把菜和饭一起盛在军用脸盆里，一个班的人就在地上围坐一圈，吃饭；还有不少中队上课没桌凳，娱乐没设施，那真是穷得可怜。

    80年代末的深圳，虽然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特区、关于市场经济、关于外资的争论仍然没有休止，但是经济引擎已经飞速发动起来。

    人的物欲被突然释放出来，金钱意识空前浓重！

    全国各地的人都往这里涌，有人说“60年代送子女到部队参军，80年代送子女到深圳打工”同样有面子。这不是老百姓说，是内地一个县市官员说的，因为有的县在深圳打工的人员每年寄回去的钱，加起来，远远超过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直到现在，湖南攸县仍有六七千打工仔开着深圳的六七千辆出租车。试想，一个人一年往家乡寄一万元，就是六七千万，对于一个内地县来说是什么概念？事实上，他们每人每年寄回去的远不止一万，加起来总有几个亿！所以，每年春节，攸县的党政领导都要来深圳，感谢交通运输部门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照。

    正是市场经济一路狂歌猛进的时候！

    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婴儿”的话，深圳武警就是阵痛婴儿襁褓边寸步不离的守护者。

    这支与年轻的特区有着同样命运的武警部队，并不像其他许多武警支队一样，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整个团建制的转隶过来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是更为久远的战争的洗礼。对她的前身今事的追溯，使年轻的支队政治处编史干事钟志怀感到轻松的同时，也略感遗憾。这位副连职干事的时间思维顶多只需上溯至特区组建伊始，上十余年，有的中队组建还只有两三年时光；他的空间思维更是只需延伸至深圳市六个区，纵横1952.84平方公里的地域。

    与特区一样，她太年轻了，她太富有朝气了。

    然而，“年轻”这词并不总是褒义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2.涌动春潮

    动感地带深圳变成特区了，但就连当时的决策者们也无法预料这个“试管婴儿”的前途和命运。

    然而，一个城市，来这个城市的人，都在发生梦幻般的变化。

    江泽民同志1995年回忆自己在1980年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第一次来深圳见到的情景：当时深圳是暴风雨天气，罗湖口岸一片汪洋，来往行人卷起裤管、提着鞋子在街上穿行。

    武警深圳市支队很多兵龄与特区“年龄”相同的老兵，都能记起，当时“下海”是当年最流行的词儿，既生动又准确。下海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与日俱增。据资料显示：深圳刚刚成立特区之际。每天进入深圳的人多达3万，汽车多达5千辆，到了两年后的1984年，每天涌入深圳的人流达3万人，车辆高达两万辆。单是深圳市委接待处一年就接待了30万前来参观的客人。

    一位建筑工程师，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50出头的他还是被那股春潮卷动了心，成了“打工”族中的一员。他在北京开往广州的火车上站了一天一夜，始终心情亢奋，毫无倦意的劲头有点儿像大串联的年代，去北京，去韶山，去延安，他只求能到特区窗口呼吸一下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和更多地实现一个建筑师的价值。一个女大学生，学的是金融，一手拿到毕业证书，一手拿到录用通知，多么好的人生际遇啊，不过她放弃了，两手空空来到深圳另有一位来自冰城姑娘，她来深圳前，在哈尔滨经营了一家不大不小的服装店，收入颇丰。她来深圳的动机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她最初来深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里气候好，一年四季都能穿裙子。贾宏伟是一位从中原来的小伙子，退伍军人，曾立过战功。

    他决定离乡背井，到外面闯世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黑社会老大，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黑社会老大的怂恿下，他加盟海盗组织，制造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海盗案。

    就连全国各地武装部征兵时，听说有深圳兵的指标，家长们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让子女去深圳当兵。退伍后，这些兵绝大多数再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

    据估算，武警深圳市支队自组建到现在，已有200多名干部转业留在了深圳，更可能有2000多名退伍兵留在了深圳。

    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梦，把深圳装点成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这就是武警深圳市支队的驻地环境。

    奇怪的是，当内地人不断地向深圳涌来时，当地人却不安分地向对面那一水之隔的香港投奔。

    据史料记载，大规模的民众集体逃港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末的20年时间里，从没有中止过，而且愈演愈烈。据统计，这20年里，外逃人员高达12万人次。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甚至要担当叛国的罪名。这样严厉的处罚措施依然没有阻止那些冒险者的脚步，他们向往的是那个被称为人间天堂的“自由世界”。

    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个“穷”字，当地政府搞了一个权威性的调查，对深圳和香港的经济收入作了一个比较。深圳有个罗芳村，对面的香港也有个罗芳村，值得一提的是对面的罗芳村村民全部是内地逃港去的。同宗同祖，一河之隔，这边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不到150元人民币，河对岸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达到5000元港币。

    这就是差距，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武警深圳市支队的驻地环境。深圳又像一个巨大的漩涡。

    第一个冲击波：不同的意识形态碰撞。这主要来自香港电视，大多的深圳人认识香港是从收看香港电视节目开始的。本港电视台、翡翠电视台、中文电视台……小小的弹丸之地，居然有这么多的电视台，当时，内地的电视台寥寥无几，就连最大的中央电视台也做不到24小时滚动播出，可香港的电视台大多是不分昼夜地播出，把个深圳人看得眼花缭乱。

    第二个冲击波：物质冲击。一条破破烂烂的中英街，被内地人称之为购物的天堂。人们每去一次，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狂购一次。

    物质的冲击也同样给部队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

    1992年5月。深圳市公安局向支队传真发出《关于武警持枪抢劫的协查通知》。通知说，今年2月至5月间，一伙身着武警制服人员和地方人员一起，先后多次在深圳市、宝安县和惠阳县等地，以抓赌为名，持枪抢劫，流窜作案多起。

    这一份协查通知，同时发往深圳所有驻地部队。深圳驻军震动了！

    各部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进行紧急侦查。深圳市支队侦破小组由赵军任组长，协助市局积极开展侦查工作。很快，各单位协查情况迅速报往市局。深圳警备区报，所属部队没有作案可能；武警边防六支队报，该支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武警边防七支队报，其部队没有发现疑犯；特区检查站报，经逐一排查，没有找到可疑线索；分家前和深圳市支队是一个单位的边防分局也报，据分局掌握的情况，部属没有作案嫌疑……

    范围在逐步缩小，官兵的神经在越绷越紧。在市局专案组的指导下，经过保卫部门艰苦的侦查，令人无法相信的情况出现了：案犯初步锁定为武警深圳支队一大队一中队战士！

    1992年5月19日。警报大作。一辆警车开进一中队。一副副锁住邪恶的手铐，铐在了6名战士手上。

    这6名战士是：文书梁如勇、班长陈天浩和陈长斌、覃学祥、谢银宗、邓飞云。

    经6人供认和专案组查实，6名武警伙同地方不法人员刘伟华、曾畅华、王行建、陈东云、何锦华、许卓龙等3人，组成了以抓赌为名的抢劫团伙。

    在三个月时间里，身着警服，携带枪支、警械等作案工具，先后在深圳笋岗桥、爱华市场、田心村、盐田、南头、黄贝岭、坑梓、宝安县的葵涌、惠阳淡水镇、秋长镇等地，抢劫作案2次。其中6次未遂，9次携带枪支警械，劫掠现金和其他财物折合人民币计10万元。这0万元在1992年绝对是个惊人的数字，这也许是后来6人重判的因素之一。

    罪大弥天！

    此类案件无论是武警历史上，还是我军历史上，都属罕见，性质极为恶劣，在社会上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影响！

    在这6人的脑海里，军纪何在？国法何在？

    为什么是深圳市支队？特区的部队为何如此难带？市场经济和部队和军人到底能不能“和平相处”？

    疑问。设问。反问。

    深圳市支队全体官兵心中充满问号。

    第三个冲击波：境外人员大量流入。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见到香港和台湾人，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不同肤色的人种。

    这就是深圳市支队驻守的深圳。一支年轻部队的一个真实的驻地环境。

    一首歌和一个神话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的崛起座座城，奇迹般的聚起座座金山春风吹绿了长城内外春雨滋润了大江两岸啊，中国你打开了一穷二白的铁锁链走进了万紫千红的春天……武警深圳市支队官兵和全国人民一样都爱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的风靡，几乎使之成为非官方的深圳市市歌。

    说到这首歌的诞生，有必要提及两个人，一个是词作家蒋开儒，另一位是作曲家王佑贵。

    1978年的那个冬季，长期关闭的国门悄然打开了。蒋开儒获准到香港与分别30年的亲人团聚。一别30载，未语泪先流。短短的相聚，百感交集，蒋开儒提笔写了一首词：亲人啊可记否，弯弯小河，依依垂柳，绕过咱家的门口，光脚过小桥，你牵着我的手……思念之情，跃然纸上。10年以后，还是这个蒋开儒，还是去香港探亲，这一次他在深圳作了短暂的停留。短短的0年，深圳已是面目全非，过去的小渔镇哪去了，呈现在眼前的是林立的高楼，宽敞的马路，闪烁的霓虹，沸腾的工地，一派朝气蓬勃。

    看到眼前这神奇的变化，他又一次被感动了，激情凝于笔端，下手一气呵成，于是就有了《春天的故事》这首歌词。

    曲作者王佑贵是湖南师范学院的教师，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向来安分守己地做学问的他突然改变人生的目标，决定“下海”了。工作没有了，工资没有了，生活保障没有了，剩下的只有那股敢于冒险的勇气和那祈愿好运的希冀。

    跻身于庞大的“打工族”的行列，王佑贵才真的体味到人生的艰难。

    他依然没有放弃。他知道深圳的昨天，他看到了深圳的一切都是新的，环境是新的，思想是新的，观念是新的，连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空气也是新的。

    他还知道，这个城市是需要艺术的。

    机会来了。王佑贵接到了一个新的创作任务，就是为后来那首唱得火红的《春天的故事》谱曲。拿到歌词那天，他心情格外激动，带着对一位世纪老人的崇敬和一腔创作激情，进入最佳创作状态……《春天的故事》，蒋开儒作词，王佑贵作曲。

    一首歌的走红，两个艺术家的命运，凸显了特区于种种非议与责难之后神话般的魅力。

    武警深圳市支队一代又一代的官兵见证了特区神话与现实交织的历史。

    特区组建之初，谷牧只给深圳批了3000万人民币的贷款。深圳人开始自己想办法，他们与外商签署了10项合作建房协议，得到了一笔较大的资金。这就是启动资金，从此深圳的发展开始一发而不可阻挡！1980年至2003年，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28.3%，工业增加值年均递增40.7%，外贸出口总额年均递增38.5%。

    2003年，深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860.51亿元，在全国内地大中城市居第4位。

    2003年，深圳实现人均生产总值达5.59万元（折合6510美元），居全国第位。

    2003年，深圳实现利用外资金额365.6亿美元，在深投资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累计已达98家。深圳外贸出口已连续11年居全国第1位，外贸出口总额约占中国内地地区出口总额的1/7。

    这样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前联邦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鼎盛时期的发展速度。

    人们称赞“深圳经济创造了世界奇迹”。

    实际上，深圳在80年代末已经开始采用灵活的措施，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深圳集中了IBM、康柏（Compaq）、希捷（Seagate）等跨国品牌及中国的长城、联想、北大方正等科技企业，也培育了一批与它一起成长起来的信息和电子通讯企业。

    去年销售额达52亿人民币的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十几年前只有几万资金，但是今年，它为自己定下销售额00亿人民币的目标。

    中兴的副总裁韦在胜说：“如果我们在其他城市干，我不敢说我们会有今天的发展。”

    深圳的发展太快了！

    年过八十的叶选平老人说：对深圳20年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特区的成功毫无疑问极大地鼓舞了执政党的执政信心，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执政党的执政经验。同样，后来武警深圳市支队不断总结出的新经验，也毫无疑问地增强了官兵们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部队全面建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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