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了解八年抗战前夕，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就不可能领略抗战八年的丰富内涵。
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1/4；从财政状况来看，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3：1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宁对此评说：“虽说当年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元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
据国民政府40年代统计，抗战前中国的铁路总和长度不是10000公里，平均每40000人不是1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国土不及半公里。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比，不可以道里计，就是当时仍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甚至连非洲的阿比两尼亚（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也比中国要多。铁路不行，公路运输也居人之后，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国土面积只有中国1/26的日本，汽车却多出中国一倍以上，公路里长在8倍以上。公路不仅总长度短，质量也极差，坑坑洼洼，大约只有当今乡村公路的水平。
在军事装备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40000吨，仅为日本1/145；日本年造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虽能生产步枪和机枪，但所有的重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都完全依赖进口。至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中国空军能起飞的飞机已经不是20架。在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之前，中国的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里，绝大多数时候日机可以任意往来，任意轰炸，任意扫射。日军进攻南京时，中国空军已无力再战，南京机场只剩7架能起飞的飞机和36架待修理的飞机，远无力支持南京保卫战。
陆军也差得太远，战争之初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相当于中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到了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八九倍。在正规军，士兵配以三八式或中正式步枪，很少连发的盒子炮、冲锋枪，子弹也不充裕，一个营大概会有几门迫击炮点缀一下。若是在游击队，基本武器就是大刀、梭镖了。所谓国防工事，最好的是水泥钢骨的机关枪巢，但多半时候只有步兵临时挖的散兵坑，甚至连散兵壕都不多见。
在军队素质上，抗战伊始，日军将官的年龄一般在45岁以上，国民党军队的将官年龄则多在45岁以下，有的只有三四十岁。“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她，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
（见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国民党军队与之相比，差距甚大。蒋介石多次公开说，军队“学得太少，义不注意补充”，“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常识”，完全“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他曾指责某些军官道：“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国外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
（见台湾“国防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1册1984年版）
因此，总以帅才自视的蒋介石经常直接插手指挥下级部队。他曾对美国驻华军事观察团的史迪威将军解释道：“夜里我必须醒着、躺着，考虑他们可能会做什么愚蠢的事情。然后，我写下来告诉他们不要做这些事情……这就是领导他们的秘密。”
（见忻平着《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军队的配备亦因军而异，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还有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的，一应俱全，中国军队可谓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各有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制，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制，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指导思想来说，官方钦定为正统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水浒”“三国”主义——宋明之际问世的这类演义小说中所宣扬的种种人格方式和韬略方式，成了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中国人之间的一个深刻默契。再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质不一，战斗力也有强弱，但充满敌忾同仇之心是完全一致的。若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于运用，在八年的抗战烽火中，至少前两种军队数百万人大可熔于一炉，铸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
“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嚣、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用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见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作为杂牌军，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巾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却要分心思去抗战，实属不易。据李宗仁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向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索阅全国军队番号清册。见非黄埔系的番号尚有百数十师之多，蒋顿感不悦，说：“打了8年，还有这许多番号？”
国民政府外聘的军事专家曾估计，从纯军事角度看，巾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巾国海军一星期之内就将失去作战能力，巾国空军一个多月就难以支撑，巾国陆军最多可坚持半年。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报奏天皇裕仁称“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生存不能超过三个月”。
政治上的糟乱，也不在军事之下。
大悲壮，大不朽（二）
颇有代表性的是湖北。该省白1929年到抗战开始，7年之间竞走马灯般五易省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睿、杨永泰、张群、黄绍兹。这5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其他都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还是蒋介石朝夕咨询的智囊。而且，湖北又是中国南方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省之一，水陆交汇，九省通衢，物产丰饶。但在这7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省主席一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大换血。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几乎人人眼珠子都掉进了钱眼里，“为人民服务”便成了在墙上面个太阳温暖。
虽军队云集，名为“剿共”，省主席对驻军并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将领皆为“天子门生”的中央军的上阵，其实为着督阵：盯着杂牌军去消灭“共军”，“共军”又消耗杂牌军。杂牌军深谙“投鼠忌器”的道理，一旦与“共军”队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军”当然乘机茁壮坐大。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被张国焘和徐向前抹成了红彤彤的天下，鄂西又为贺龙、箫克部所盘踞，国民党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一省裂成数块，对峙不倒，进而剿灭对方，便成了要务，经济没法搞了，起码的交通也遭到阻隔。鄂东、鄂北本是武汉两道门户，但抗战之前，由武汉到鄂东，竞无一条公路……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亦大抵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省份还是国民党权力机制能够到达县乡之区。国民党统治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局面更混乱、松弛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老天也不帮忙。下面两段话是摘自当年《大公报》上的报道——
1942年夏到1945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早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500万人之多。据说蒋介石看了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深表怀疑。读到《大公报》上的有关报道后，觉得脸上挂不住了，下令该报停刊三天整顿。他并坚持政府向河南征收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到：“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国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随即，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一篇现场报道，使300万人的死亡气息弥漫到了全世界人的鼻子底下。在一张野狗啃食尸体的照片佐证下，该报道透露说：在河南，军队要粮，粮贩倒粮，地主同粮。受灾的几工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有毒的“霉花”。部分地区甚至……现了易子相食、狗吃死人的惨剧……
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
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只是一方他们很快就能踏马挥鞭的残壁断碣，而多少年来势不两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无须多少时间，统统成为皇军的刀下之羊。
1937年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次日，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认为曰本百端挑衅，无理要挟，实属忍无可忍，当即决心应战，准备动员。他召集全国各界代表人士，在庐山举行国策会议，他在会议上宣告：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中国政府坚定之立场、真诚之呼吁，并未能警醒这时已被军人完全控制了的日本政府。日军仍步步进逼，8月4日北平沦陷，中国正式进入作战阶段。
一个破碎了的蛋，只要有了仇恨，那黄白难分的汁液也会立马聚拢来，变成一块板砖狠狠地向强物砸去。一个民族，即使被捣碎了五腑六脏，但只要不肯就此灭绝，也会拆下骨头为旗杆，剥下皮来作血红的大旗，向敌阵进行拼死的搏击！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日军海陆空联合作战，向我淞沪一隅之地疯狂攻击，前后达10周之久。我军以劣势装备，凭血肉之躯，拼死抵抗，伤亡之大，实属空前。蒋介石调动了73个师参加上海战场的作战。占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部队1/3强（当时全国约有180个师）。当战事进行得最惨烈之际，我军每天都要增援一个或两个师补充伤亡。这些部队，很多是从边远省份如贵州、云南等地调来，急驶行军万里，抵达战场后不到几天，即遭日军猛烈炮火攻击，伤亡殆尽。但我军在战场上个个争先，人人效死，在一个阵地上，经激战后，最后仅剩下士兵4名，他们以一人看护连长尸体，其余三人仍坚守待援。此种英勇作战精神当时震惊了世界，英国《泰晤士报》在10月28日的社论中说：“这次两军作战，中国军队伤亡固极惨重，但10周的英勇抵抗，已足以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须知中国军队大部分现在训练犹未充足，武装亦未齐备，甚至无力装备雨衣，部队需携雨伞作战。但外人认为不能支持～周的阵地，而他们竞坚守10周之久，这就将对中国各地发生极大的精神影响。本报对这次在上海作战中中国军队的英勇智谋，表示最大的敬意！”
我军寸土必争的气概，迫使日军从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混成旅，约八九千人，陆续增加到12个师团的兵力，总兵力达到了20万以上。据日本陆军省于当年11月初宣布，白开战的8月13日至10月底，日军在上海战场死伤40000多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大为缩小了的。当时日军在海空军方面占绝对优势，即使依据死伤40000多人来说，也可想见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卷）
大悲壮，大不朽（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淞沪之战中，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火线，在连续3个多月的战斗中牺牲惨重，至当年12月16日南京陷落止，中央军伤亡达33.3万余人，“以致国民党白黄埔建军以来，十多年中悉心培植的精锐之师在抗战的头半年内便几已伤亡殆尽，而大部分的地方军人却因未参加战斗，遂得以保全实力，并遍布全国各省。”
（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引白联合报丛书《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论文》，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6年9月初版）
日军挟其优势，妄想在极短时间内，摧毁我军之抵抗，以实现“三月亡华”、“速战速决”之野心。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后来又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其目的便在于避免与敌决战，并诱使敌主力使用于湖沼山岳地区，使其优势装备，无法发挥其效能，以求逐次消耗日军，奠立中国长期抗战的基础。
这样做，并不意味国民政府打算“消极抗战”，恰恰相反，“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战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权力中枢——中国政府对侵略者的‘应战’态度，而且基本上是贯彻始终，并未中途而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着名史学家刘大年评价道：‘抗战爆发以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有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法实现。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现的全面的评价。”’
（见忻平着《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中共方面，影响最大、至今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胜利是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中旬，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省东北部平型关地区，对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一部进行伏击战，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牵制了日军第5师的进攻，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的国民党军作战。这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百团大战，则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1940年夏秋，八路军共使用105个团的兵力，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进攻，此战历时3个半月。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两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1800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000余人的代价。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感慨：“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两个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国民政府面对的也始终是抗日主战场。
主战场战上先后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它们是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1日)，南京会战（1937年12月），太原会战(1937年9月到11月)，徐州会战（1938年3月到5月），兰封会战（1938年），武汉会战（1938年8月到10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长沙会战（1939年9月到10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到1940年11月），枣宜会战（1940年5月到6月），豫南会战（1940年1月到2月），土高会战（1941年3月到4月），晋南会战（1941年5月），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到10月），长沙会战（1941年12月），浙赣会战(1942年5月到8月)，鄂西会战（1943年5月到6月），常德会战(1943年11月到12月)，一号作战（豫中会战、长沙衡阳会战及桂林柳州会战三个会战之总称。1944年4月到12月），湘西会战（1945年4月到6月）。
此外，为配合盟军行动，1942年4月，10万之众的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这些会战里，尽管有兰封会战中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灾难的“花同口事件”，敌军击破我中条山部队、造成我方抗战中期最大失败的晋南会战，还有因我军电报被破译，敌军占了主动，致使长沙一度沦陷、我军损失达6万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及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破坏中美空军机场，对我方发动的最大一次攻势——我军损失达50万兵力的一号作战……
但在中国军队纷飞的血肉前，是日军纷飞的血肉，在中国人头颅如雪花般旋舞在亘古如斯的山河后，是日本人的性命如樱花一样凋落在异国陌生的土地上。
孙立人(1900-1990)是我们民族永远不该遗忘的一个名字。1942年4月，孙立人率领新38师赴缅甸作战。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奉负责盟军联合作战指挥的史迪威将军之命，孙立人亲率113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到了中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解除了7千英军之围，并孙立人将军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记者500余人。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人缅后的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700余人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之敌，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震动盟国。为此，美国岁斯福总统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勋章的外籍将领。
大悲壮，大不朽（四）
5月底，孙立人率新38师撤往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见英国人过河拆桥，顿时怒火升腾，下令部队准备战斗。碰巧的是英军第一师师长正在附近住院，得知情况后马上赶来，告乏边防军将领：这可不是一支溃军，它是有大大战功的。英军将领将信将疑，来到新38师营地。200名精壮士兵组成的一支仪仗队在门口迎接，军装虽破了些，可精神无不抖擞，队伍前面还摆着擦得锃亮的两门小钢炮，四挺重机枪。英军将领见惯了从缅甸败退过来的英军，为了逃命，能丢的轻武器都丢得差不多了，谁还会去管重武器？他问机枪手是如何想的，后者被亚热带的阳光晒得黧黑的脸上眉头未眨，脱口而出：“武器是士兵的生命，人在武器在！”孙立人接着领英军将领参观井然有序的营房，又举行军事表演。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新38师犹如下山猛虎一路长驱，在此后历时两年两期的作战中，新38师扩编为新一军，共击毙日军王牌第18师团3个联队长以下33000余官兵，伤日军75000余人，俘虏大尉以下323人。1943年12月29日拿下于邦时，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面前，他不加思索地命令身边的参谋：“这些狗杂种！你们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此外，缴获大炮186座，战车67台，汽车552台，夺取公路646英里。由于孙立人卓越的战略战术的运用，新一军自己的伤亡只有17000千人。
战史表明，在整个抗战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级战斗编制的战绩能和新一军相比。孙立人因此被西方人视为“东方隆美尔”，新一军被国内舆论界称为“天下第一军”。虽然在作战部署中，孙立人对史迪威屡有顶撞，但史迪威极为欣赏他，到了缅战后期，十脆放兵权于他，由孙立人视局势白行决定新一军的进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在即，应欧洲盟军晟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日本投降后，美国邀中国派出一支由5万人组成的军队，协助美军占领并管理日本，并特别点名希望派遣孙立人的新一军去。我记得，1967年7、8月间，时任装甲兵副政委的程世清同志，不过率一个几千人的师来到江西“支左”，半年里，便把连电线杆也想扯起脚去造反的赣鄱大地管得石子也难翻身，小草也难呼吸。若真是有孙立人麾下的5万烈火金刚进驻列岛，此后的日本走向以及中日关系，可能又是另一种写法……
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了。在他眼里，孙立人从来就是一个异数：孙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术工程系，赴美留学后，又获理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军校，该校为美国南部的“西点”。毕业后遍游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孙的出身背景最然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将领不同，后者基本毕业于他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在军中自视“天之门生”。孙的赫赫战功，也让蒋手下的几员大将陈诚、何应钦、杜聿明、胡宗南等相形见绌。
对这个异数，蒋不可不用。国军中难得有新一军这样敢打善打、令盟军口服心服的队伍，用了，大大提升了国军的国际形象。但由于1988年恢复自由的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其功高盖主，且一人之谔谔，压倒一群之诺诺，总让蒋介石有一口气憋在喉咙里，有一只脚踩在棉花上。他打了美国人的回票，偏派新一军去东北，他要让孙立人与中共方面的虎将林彪有一场天昏地暗的恶战……
事情不仅仅到此作罢。1955年，在台湾发生了莫须有的“孙立人兵变案”，此后孙立人开始了长达33年失去白由的生活。不过他比海峡另一边、同样是屠功厥伟的彭德怀要好一些，1988年，他亲眼看到了自己获平反的一天。
在主战场上，国人比较熟知的是淞沪会战和属于徐州会战一部分的台儿庄大捷。此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硬仗，则是常德会战，我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守备一城，却遭遇装备精良的10万日军连续16昼夜的攻击，在中国战史上还找不出先例。当时的《大公报》对这次会战进行了大量报道——
……经过16昼夜的长时间，其中敌人停止攻击的时间，仅有两小时半，它曾六次换用兵力，先后达10万人，炮击，轰炸，火攻，毒气，种种战法都使用尽了，但是守军还是不投降，要在每一寸-土地上，流下了光辉鲜血，要敌人留下无比的代价。
常德守军每一个士兵甚至每一个伙夫，都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要杀退来犯的敌人，要把所有的敌人杀尽在常德城边。25日以前，是东北西三面被攻，25日以后是四面被围，军是孤军，城是孤城，接济断了，援军绝了，要奋斗，要生存，要保卫祖宗的土地。
必胜的信念，加强了每一个弟兄们杀敌的勇气。营长张廷林带着全营的弟兄们，苦守住大西门外长生桥的阵地，那使进城必经的道路。26日拂晓，一千多敌人冲上来，张营长带着弟兄们迎头痛击，机关枪手榴弹如雨一样向敌人投去，一排排的敌人倒在地下，一队队的敌人向后跑，敌军官带着残兵败卒又冲上来。这样子打了六次。在第六次上，张营长带着弟兄们跳出战壕，擎着枪和敌人肉搏，一千多个敌人，打到正午，只剩四百多逃回去。
小西门外的战斗也一样紧张，郦鸿均营长率苏法三连长守住了拐上，和敌人九次肉搏，消灭敌人五百多，郦营长的刺刀成了弓，敌兵还在冲，弟兄们都阵工了，郦苏两位也随着殉国。
人数一天天的在减少，马夫伙夫甚至司书，也拿着枪加入战斗。第一连守小西门，全连都阵亡了，只有伙夫林三目还活着，他把阵地上的手榴弹搜集拢来，带了一支枪守着阵地。一个敌队长带着二百多人冲了上来，林三目不慌不忙，一枪把那个队长打死。接着八个手榴弹向鬼子送去，一阵爆炸，百多个敌人倒在地下不动，其余的都跑了……
大悲壮，大不朽（五）
敌人死伤了许多人，攻了七八天，常德城还是可望不可及，于是用毒气来攻，用火来烧，用飞机投烧夷弹，用大炮射毒气弹，放火烧民屋，-层一层地向城里烧，把建筑和人一齐烧掉，可是毒气弹毁不了我忠勇官兵的战斗精神，烧夷弹烧不掉士兵们杀敌的勇气，满城都是火，炮弹如雨下，士兵一面救火，一面还是在射击，敌人仍然不能前进一步……
29日，敌人的炮火集中轰击水星楼，命中了十几炮，水星楼倒了，守御的官兵还在继续作战。在最后一刻，远处听见由水星楼里送出宏壮的歌声和“中华民国万岁”的呼声。听的人哭了；唱的人从容战死了。现在，还有十几具官长的遗体压在水星楼歪倒的身体下面……
伙夫杂兵也打光了，政工人员亦持枪作战，官长亦临第一线当士兵。副团长步兵中校孟明武在南门指挥作战，士兵都牺牲尽了，敌人还在猛攻，他跳出战壕，拿着枪，把冲到壕边的敌兵一连打死十几个，还得到两挺轻机关枪……连看护兵和卫生队都拿起枪来干。敌人每日每处至少进攻三四十次，每天的进展也不过二三十公尺。全城被围，每一个角落都在战斗。受伤的官兵，无从救护运送，只好忍着痛躺在地上，拿手榴弹向敌人抛。受伤三四次还在作战的到处皆是，官长命令退后休息，全不肯……最令人头痛的是子弹也打尽了，空军虽然来接济过，但是数量有限，士兵身上最多只剩十余粒，最少的亦只有两粒了。弹尽了，援绝了，苦战16昼夜，169团只剩15个战斗兵，170团一个都没剩，团长柴意新阵亡……城里的大街小巷都曾激烈战斗戎扑杀过，每一段残墙上的弹痕血迹就是证明。常德城内，你再也看不见一座完善的房屋了，剩下的是瓦砾，焦木，残垣，断壁交织的-座废墟。
12月11日，守军未死的人们，又协助友军攻克常德。敌人在攻城战中伤亡28000余人。
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阵亡的比例高达40%。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15年的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200多名将军光荣捐躯，共产党军队则有杨靖宁、左权、彭雪枫、赵尚志等将领献…生命。在前线牺牲的将军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死后被迫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一共有9位，他们分别是：佟麟阁上将，赵登禹上将、郝梦龄上将、王铭章上将、冯安邦上将、唐淮源上将、饶国华上将、张白忠上将、李家钰上将。其中，张白忠上将，李家钰上将，他们是抗战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中最高级别的将领，两人都是集团军总司令。在“二战”同盟国方面，他们亦为牺牲在炮火中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张白忠将军，1890年生，字荩忱，山东临清人。20岁时加入同盟会，因痛感国势赢弱、外患煎迫，毅然投笔从戎。1933年长城抗战中，已从一个学兵，成长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喜峰口阻击日军，以大刀队重创敌寇，名震中外。1938年担任五十九军军长，转战鲁、皖、豫、鄂，先后在临沂大败日寇坂垣师团，并在台儿庄会战中建立奇功。台儿庄大战后，日军增兵，包围徐州，截断陇第十二章抗日战争海线，将军临危受命，掩护徐州数十万主力突围。武汉失守后，又在长寿店战役和随枣战役中屡立战功，升任三十三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宜枣会战，将军身先士卒与日寇血战，身受七创，壮烈殉国，时年仅50岁。在东渡襄河抗击日寇前夜，张将军给他的副手冯治安留了一封信：“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逋河与敌一拼……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此前，将军还告所属部将书：“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亡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临终之际，除了鼓舞将士杀敌，将军还留下了他生平的最后一句话：“白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都安慰……”
将军殉国后，灵柩白他牺牲之地湖北南瓜店溯流长江运行重庆，抵北碚的梅花山麓，10万军民去江边白发送别，专轮经过之处，万县、云阳、忠州、奉节等地，沿江军民望灵遥祭，虽敌机临空而不为所动。正在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也亲书挽联，表达敬意：忠义之志，壮烈之气。
周恩来还为另一位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亲笔题上挽联，他是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机械化师、即-OO师师长戴安澜中将。该师也为中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1942年5月26日，在缅北山林里，全师打得只剩下几百号人，戴将军也战死，时年仅38岁。官兵们轮流抬着将军的灵柩，千难万险，出缅甸，经保山，到达昆明，沿途也受到各地军民的隆重礼送。周恩来为戴安澜题词为：黄浦之英，民族之雄。
据国内1994年出版的《血祭太阳旗》一书，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死于中国境内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将领中，有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内的3召死于与八路军的战斗中。又据日方自己的一份名单，列出有姓名、军衔、时间、地点、死因的日寇将领90名，其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亡者或被其击落座机亡者40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亡者4人，与其他抗日武装作战亡者9人，与苏联军队作战亡者8人，与美军作战或被美军击落座机者5人，被中美联合空军击毙者3人，踏地雷死者2人。
大悲壮，大不朽（六）
在强大的外敌人侵时，蒋介石并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如同在李宗仁、孙立人那满是战尘飘拂的身影后，他从没有收起那一道道狐疑、阴沉的目光……但他毕竟还是清楚小学生都知道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1936年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了由“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转变。尽管以后又屡屡发生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两党两军间的摩擦与争斗，但在抗战初期，对于蒋介石的全民族抗日的领袖地位，以及国民政府在抗日主战场上的作用，中共方面是拥护和承认的。
蒋介石的庐山宣言发表后，当时作为中共方面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即发表讲话：“在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于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地拥护现在的蒋先生的领导的，这是全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
1938年4月，张闻天不再担任总负责人。中共中央由书记处领导，毛泽东名列书记处第一人。
这一年，有些几乎天天要和毛泽东见面的人，似乎感觉到他和以往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从江西中央苏区起就和他在一起的人，更是觉得他好长的时间都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轻松，富有活力。而且，他仿佛年轻了，好长时间不修边幅的他，脸上意外的不见那些让人熟悉的胡须。
这当然是为了革命终于化险为夷，他心里的一块大石砰然落地。在他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彰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继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起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是3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25万人。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信服了毛泽东，纷纷放弃了过去的不同看法，转而接受了他的意见。国民党军队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前后方的配合，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自己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或者说，在整个抗战八年中，中方败多胜少，最后国民党军队从沿海撤退，国家中枢也搬去大西南的山城重庆。
但这并不等于大溃退，蒋介石躲去了峨眉山上。以大英帝国的精血饱满，1945年前他们在日本人手上就没有胜过一仗。以美国名将麦克阿瑟的煌煌武威，一开始也仓皇辞庙，逃出菲律宾，直到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中途岛大败南云指挥的联合舰队，才一挽了颓势。经营数百年的头号强国尚且如此，更反衬出中华民族以弱克强、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
珍珠港事件前，中国毫无外援，单独作战，且东南膏腴之地尽失，国际通道悉数被切断，最后一条对滇缅公路因英国被迫实行封锁，我方物资更感枯竭。军中往往一套士兵装备，分配给三人使用，分得棉大衣者，无棉上衣与棉裤，穿得棉上衣者，无棉大衣与棉裤，其艰苦情形，殊非今人所能想象……就在胜利看来如此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苦撑不倒，浴血苦战八年，先后进行大会战22次，小战斗近5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320万人之多，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2000万以上，真正以血肉筑起了长城，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开战不久作为首都的南京就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征服中国，必须占领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其间，重庆三次全城大火，陪都烧成一片白地，但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投降。
抗战八年中，虽有日本不断的诱降，虽有国际数次的调停，中国没有做过投降的打算。汗精卫等人的丑剧一上场，即为大多数国民所不耻。中国可以倒下却不能屈膝，中国可以战败却不会言降。这是百年屈辱后，中国咬着牙，饮着血，必须站起来的国格，必须拼出来的精神！
1945年夏季，终于结束与日寇的战略相持阶段，以湘西会战大捷为标志，开始了我方的战略反攻。
比起一败即降的一流强国法兰西和一串不战而降的欧洲国家，先辈们的慷慨悲壮为举世公认。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论说：中国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准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从1931年到1945年，坚持了整整15年，与仅仅抵抗德国6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白立的奇迹。
中华民族抗战之慷慨悲壮，还有重要的一翼，展现在一支不拿枪的队伍上。
在这国破家亡、天柱欲断之时，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当战火日益逼近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们就是唱着这支歌，开始了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南渡西迁的大学还有一些，比如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原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后者在着名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率领下，白浙皖间的西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又从这里到广西宜山，最后从宜山转贵州遵义，共进行了4次迁徙，总路程超过3500公里，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当最后一批师生抵达遵义时，已是1939年底了。大学大体安顿后，发现遵义城内房屋不敷应用，竺可桢又选定县城以东75公里的湄潭县作为学校分部。稍加修葺，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便搬来于此。湄潭“峰峦起伏，湄江盘绕，到处是堰坝、水碾、水磨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如不是山坳中简陋的篮球场、游泳池和一间间民舍草棚庙宁中传…的读书声，没人会把它同一个着名大学联系起来。”（见刘海军着《束星北档案》）
大悲壮，大不朽（七）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大批科研机构内迁到西南地区。截止1938年，迁移来重庆的各类科研机构达近百家。其中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研究所、中央农业研究所、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卫生试验院、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兵工署弹道研究所、中国工程师协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数学学会、中华自然科学学会等。
迁徙途中，暴土狼烟，风浴雨泼，盗骚匪扰，其惨状近乎“半人半鬼”，“曳尾涂中”。
损失更是巨大，仅中央研究院，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里，大量设备仪器被毁、遗失，损失达72万余元之多。其心理研究所迁到重庆北碚时，仅剩下显微镜5架及若干小仪表，书籍杂志仅保存1/5。
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再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则集聚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川东小镇。一时间，小镇上的宫观庙宁、会馆祠堂，或是民家小院，户户有蓝田之玉，家家握北海之珠。李庄成为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个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
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书设备在辗转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抬头明月时的他乡旅愁，自己或家人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就连起码水平的衣食温饱也得不到保证。
在湄潭，浙大教师们生活十分艰窘。日后成了新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当时下课之后总是匆匆回家，牵出几只羊放去山坡上；荪步青则到了必须开荒种地才能勉强填饱一家人肚子的地步……
在昆明，“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同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是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余杰着《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1/10。无怪乎从来视权力与金钱如粪土、正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任上的傅斯年白嘲道：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人，几夷为皂隶”。他不得不低下那本自由如风的脑袋，写信给当地的保安司令求助：“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信中，他坦诚地说起上一次难得的陪宴，致使自己腹泻一周。
就在如此艰难冈顿的环境中——
浙江大学在各处流亡地一经草草安顿，便抓紧一切时间开课。民房条件差，没有水电设备，师生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利用两只术桶接上皮管来解决实验用水；没有酒精就用木炭盆充酒精灯；没有电源，就用白备的10匹马力柴油发电机发电；缺乏培养钵就以酒杯代替……尽管物质条件再差，师生们对教学、实验的要求却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
1944年10月，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借在此举行的第四届中国物理年会和中国科学年会，参观了坐落于遵义与湄潭山水间的浙江大学。这位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惊异不已，在眼前的这样一个简陋如山寨般的大学上空，竟然飘荡着只有在剑桥、哈佛等世界一流大学才会有的自由精神与学术气氛。李约瑟不禁称此为“东方剑桥”，并在自己的《科学的前哨》一书中骂道：
浙大起初虽有三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维持交通，但已经破旧得无法修理，也无新车补充。年高望重的学者和院长们，往来遵义湄潭之间，须攀上满载的军用卡车，途经人烟稀少的郊野，有时竟需历两天之久。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发现本地所产的一种叫野蔷薇的果氮即刺梨）里，含有多量维生素C，并在枣子里找到维生素P。该所又在研究贵州着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
这种酒曲除掉酵母之外，还包含特意配入的药材不下28种之多。这种配方是一种特异的例证，显示这种方法，根据几世纪工作的经验，竟能在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情况下，确实有若干良好的结果。这一点甚至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一部分盟国军用卡车在中国路面上应用的动力酒精，是从传统方法制成的烧酒送到蒸酒厂蒸馏而得的。土壤方面，进行着氢离子浓度的研究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镍、锌等的研究。特别注重对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的研究……
李约瑟在这里说到的只是浙大科研成果的一部分。“东方剑桥”更有不少当时处于科学前沿的研究，如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后者的中微子研究，更属世界性的重大发现。此外，1943年秋季进入浙大就读的李政道，日后与杨振宁一起，因对宁称定律的研究，造成了在基本粒子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认为，在他最初的治学道路上，对他教育和帮助最大的有3个人，即束星北、王淦昌和吴大猷，而前两人都在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见《束星北档案》）
大悲壮，大不朽（八）
在西南联大一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授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须要各式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更加增加了他们同学的热情，培育了他们钻研的定力。
在看似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生涯中，他们信奉“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梁思成“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却做出了与国外权威学者不谋而合的胚胎学实验；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孜孜整理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从昆明来此休假的金岳霖，亦抓紧时间，开始重写因躲防空警报而丢失的《知识论>书稿；凌纯声、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学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李方桂、马学良奔走于丛林深处，从事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撒尼保倮语语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撑着硬脊梁，赶写着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岗考古发掘报告……
夏鼐不畏故里沦陷、经费困窘等困难，完成西北科学考察……
陶孟和组织社会所的同人进行战时经济研究……
他们抱着挽斯文于不坠的恒固信念，在山坳的书案上焚膏继晷，播火传薪；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尽着一介知识分子的本分责职。
——（张国功着《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1941年，美国学者费正清来李庄，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了这一切，他由衷地感叹道：
戒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
高等教育如此，科研院所亦如此。从1937年起奔赴大后方的工程技术人员，达20000多人。
其聪明才智、工作热情与创造精神使得后方的科学技术事业日新月异，科技发明以几何级数增加，如酒精代汽油、松香炼柴油、桐油汽车、术炭汽车、棉杆造纸、旋蓖式锅炉及竖立回火管锅炉等。化学家范旭东领着200多名技工人川，在自流井推广德国的晒盐卤技术，对于四川盐业改进影响极大。化学家侯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实现了生产的完全连续化，开辟了世界制碱业的新途径，他也因此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化学家。光学专家龚祖同，研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并与他人合作制成第一台倒影测远机。女工程师丰云鹤在重庆办厂，从肥皂废液中提炼甘油以制造炸药。又以麻杆制成丝绵一样的物料，以补当时军队棉布之不是……
大后方科技，尤其是工业科技的发展，成就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浑厚气象。从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核准中国第一件发明专利到929年，中国的科技专利发明仅73件，从1929年到1936年共160件，而从1937年到1944年达到了423件，发明专利的数量是前两个时期总和的182%。除了适应战时需要，完成了大量应用科学的研究外，也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发展和创造，这为战后及新申国成立后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见《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如果说在后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用自己专业的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在沦陷区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是磨砺着民族气节之剑，以其闪闪寒光昭示中华民族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后者的代表人物便是陈寅恪先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随即沦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2-1937)忧愤交加，遽然病发，拒不服药而死。陈寅恪料理父亲的丧事完毕，携家眷仓皇逃离北平，辗转到长沙，1938年秋天本人亦随西南联大南迁。不久，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职称。因在昆明不适应高原气候，时有病痛，又欲与家人团聚，陈寅恪遂决定离开西南联大。次年暑假到香港，准备全家乘轮船赴英。此时欧洲战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能在香港等候，并应邀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旋即香港沦陷，进入了3年零8个月的黑暗时期。日本人很快找上门来，一是为着送面粉给陈寅恪。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着作》（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二是，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闻香港日人以日金40万网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席的陈君葆先生，在他1942年4月2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刘孙二人昨携米16斤、罐头7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米、罐头正是陈君葆安排校内两名职员送去的。
（见《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
同年5月5日，陈寅恪取道广州返回内地，随即任教于在桂林的广西大学。
八年抗战的内容无比丰富：武器抗战，血肉抗战，气节抗战，谋略抗战，教育抗战，文化抗战，科技抗战……
八年抗战的内涵则是——所有的舍生忘死，所有的惊天动地，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青灯黄卷，所有的忍饥受冻，大抵都在一个极衰弱、极混乱之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一个大悲壮、大不朽之中国。
最终，中国并没有倒下成为一块被日本人踩着的残壁断碣，却耸立起一块中华民族足以照耀千古的丰碑。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一）
李宗仁曾疑惑：“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为何不一鼓作气，倾全力由北而南打下巾国，却改变此向，逐次增兵，因淞沪一战而变成由东向西？他在回忆录里说：“……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人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在指挥了台儿庄大捷而名声大噪的李宗仁将军眼里，此种“酱油入水”战法，无疑是侵华日军的致命死穴。
或许，为避免元朝的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了后却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颠覆的前车之鉴，日本并不想全面侵华，一个早上吃出个胖子。
它要采取的是将中国一块块地加以吞并，“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即由甲午战争后染指朝鲜、台湾开始，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无不重复着这一套路——驻军，策反，积蓄力量，发动事变，不宣而战，完成吞并，近而成立“独立”国家，或建立独立殖民区。
以台湾为例，1941年春，成立了看似民意团体的组织”皇民奉公会”，由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兼任总裁，按照行政区，设立支会、分会，最基层的则是近70000个“皇民奉公班”，将全岛的民众都纳入了组织，宣称“一视同仁”，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该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台湾民众改用日本姓名。
当然有愿意改的——在殖民当局通过户口规则修订后的半年里，台湾人改姓名的有168人；其中便有李登辉及其哥哥李登钦，弟弟改名为岩里政男，哥哥则叫岩里武则。
1941年，李登辉正就读的台北高等学校高等科，共计有467个学生，其中日本人363名，台湾学生只有104人。高校时期长得眉清目秀的岩里政男，在日本同学眼里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谦虚”，从而最得冷静、沉默的台湾同学；同时，他在日籍老师岛田谨二眼里也是“唯一没有制造麻烦的学生”。高等科毕业后，岩里政男去京都帝国大学读了一年左有的时间，1944年1月，他就离开学校，被强制志愿入伍服役，成为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教育第11期生。
岩里武则在高雄左营“海军特别志愿兵训练所”受训以后被编人海兵团，1944年7月派赴菲律宾作战。出征前，岩里武则回到小基隆向亲友道别，他“身着深色军礼服，腰际佩挂武士军刀，脚穿黑面长筒马靴”，“神气非常地向乡亲及家人道别……”同年12月15日战死，至今李登钦仞是以岩里武则的日本名被祭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
（见蓝博洲着《共产青年李登辉》）
可以说，李登辉日后所表现出来的亲日意识与仇中意识，乃至今日成了岛上“台独”狂流里一株老而弥坚的白色的罂粟花，确是如一首儿歌里唱的“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大多数人不愿意改日本名。不改却显然会招致种种的不利，此外，日本当局又制定一种奖励方法，规定改了日本名字又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与日本人同等的待遇。这样，到1943年6月，改姓名的台湾人已达10万之多。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人挖空心思，尽可能地保留下民族遗存的信息，如姓“吕”的改姓“宫下”。姓“石”的改姓“岩下”。姓“刘”的改姓“中山”，因为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姓“陈”的改姓“颍川”，因为陈姓是古代颍川郡的圣族。姓“魏”的则改姓“大梁”，大梁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国都……
提倡改变生活方式。每家必须有一个榻榻米房间，同时成年人都要穿和服，不准穿中式长袍或短衫裤。在公共场所，若日本警察看到有穿中国服装的人，即将其衣服剪掉。
实行“诸神升天”。强迫台湾民众改变信仰，将家里厅堂上供奉的祖先神位和祖先从大陆上带来的神像，统统撤下来烧掉，美其名日“诸神升天”，不再奉祀；然后买一具日本的“神棚”，供奉“天照大神”。
组织参拜神社。硬性规定各地民众轮流参拜日本神社，每人每月至少须参拜一次。
禁止演唱中国戏剧。在“皇民奉公会”中，设有“演剧协会”，研究改变中国戏剧用日本语的唱法，以便消灭中国戏剧的民族色彩。
钳制言论。台湾总督府下令禁用汉文——任何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之外，台湾各报章杂忐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太平洋战争后，更以物质短缺为借口，迫使全岛报纸统一发行。殖民当局一方面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日文，一方面又封锁一切来自大陆的新闻，企图让更多的台湾人因此而淡忘自己的母语与母土，误认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中国，岛上多数人不识汉字，不会讲国语。于是出生在台湾又去了大陆回来的人成了官方与民间沟通的“翻译”。报纸上好长一段时间得汉字、日文并用，学校里上课也要用中文、日文及台语。虽然这时已经很少看到日本人，可是无论都市与乡村，都是一片“大和风”——进别人家门先要脱鞋，跪坐榻榻米上；街上到处是术屐踏地刺耳的声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台语歌曲，听起来却是完全的日式曲风，日式料理更是满街充斥，“寿司”、“亲子井”（将鸡肉切丝与洋葱丝、鱼板丝、少许青菜一起炒，加入一点酱油和糖，起锅前再加一个蛋，然后覆盖在饭上，口味微咸且又微甜）是许多台湾孩子爱吃的东西……那感觉与走在日本街头甚无大异。
在东北，亦大力实行奴化教育。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二）
日军占领东北之后，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从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间，焚烧书籍达650万册，9000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从此在各级学校里，将日语作为第一语言，汉语退居第二位。在日本人编印的教科书里，连中国地理和历史都不让儿童多了解，反之在专门接纳日本儿童的中小学里，特别重视学习汉语，和中国国情的介绍。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东北没有新开办一所大学。日本人认为不必过高地提高中国人的文化水平，这样更便于巩固其统治。但为了培养高级奴才，先后派被他们视为可靠的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从1935年至1945年的10年之内，有5000人左右。
日本政府还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大量向东北移植侨民，先以旅大作起点，渐次向各地渗透。1920年，在沈阳的日侨不到50000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增加到15万人以上。在锦州、营口、鞍山等地的日本人人数也同样激增。占领当局在备大小城市划定日本人的住宅、娱乐场所和工厂地区，各城市中风景较优美的地区，多半划为日本人的住宅区，不准中国人居住，甚至通行。另外指定一些被称为“中国通”的日本浪人杂居在中国人中间，他们大都负有日本特务机关的特殊任务，此外，还贩卖鸦片、白面和吗啡，开设赌场、烟馆和妓院等，进行毒化中国人的罪恶活动。
根据沈阳日侨联络总处1946年的统计，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等地的日侨约25万至30万人；长春、吉林、沈阳、鞍山、锦州等地的有90万人；旅大、营口和风城等地约有20万人；再加上内蒙古地区的12万日侨，共计一百五六十万人以上。
在东北听不到任何关内的消息，完全不了解关内抗日进展的情况，所见所闻全是日本的宣传：日军如何神勇，武士道精神如何伟大，中国人如何无能，中国军队如何惨败，日军又在华南、华中某地打了胜仗……特别是在占领一个大城市后，都会举行庆祝胜利的大型活动，并强迫中国学生参加，由此使一些青年人在思想上彷徨，在生活上消极，对抗战及国家前途愈来愈感到失望，而对东边的那个岛国却愈加佩服起来……
日本破解文化中国之心，其迫切、歹毒远甚于掠夺地理中国。在立足于几十年、乃至百年的长距离历史眼光下，他们做起来又多么阴柔，极具有耐心，像文火慢炖猪头，一定要把它炖烂了；也像莫言先生笔下的檀香刑，刽子手慢悠悠地片下犯人的肉，可达千刀以上，才气绝命断，他要充分地享受“片人”的愉悦。
我猜想，日军取这种“酱油入水”战法，可能也是由他们的战场布局所决定的。
“二战”中日本陆军有四大战略集团，即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此时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高峰期达到30万人，另一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最多时接近5万人。但在关东军残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人关内；后者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人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
这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酌战场，主要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白当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为抗击美军可能登陆本土，“国内军”也通过总动员而使自己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成为战略预备队。此后的“中国派遣军”只有27个师团，而“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
至日本投降时，日军总数为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占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军部的部署中，中国战场并不是日军的主战场，投放在中国战场的军队，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不是其精锐师团。
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汗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再有从1941年起，随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丢失，国民党敌后武装开始急剧衰落，出现了被中共方面称之为“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国民党第69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涛击总司令石友三的投敌。
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白治军、联防救国军、和平建国军、绥蒙联军……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至1943年的80万人。
（见莫岳云、郭铁仓《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三）
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宵小强人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数。
根据不完全统计，华北方面的伪军的主要头目有：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伪暂第伪广东治安维持会会长彭东原（前排左二），副会长吕春荣（前排右十五军军长荣子恒，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凤翔，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名字不详），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伪“剿共”第一军总司令李英，伪满军总司令×××（名字不详）。
华中方面，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精卫所辖李长汀第一集团军，杨仲华第二集团军及其他各部，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伪护国救国独立师师长刘夷。
华南方面：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
如阿Q身上的虱子，伪军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在阿Q的故乡绍兴，“汉奸之多，全省第一，伪军之多，全省第一”。绍兴的伪军，在全盛时期有伪“陆军第13师”、伪“南岸地区自卫纵队”、伪“浙东自卫纵队”、伪“中顺部队”及伪“浙东保安队”，加在一起，有两
万余人，分布在日寇据点外围的交通线上，番号林立，妖形万象。一个叫黄阿宝的鸡鸣狗盗之徒四处找来几条烂枪，又请日军一个上士曹长在信纸上划了几笔，便算是有了委任状，也可以称“司令”做“队长”……
站在前面的是伪军，躲在后面的是汉奸。看得见的是伪军，看不见的是汉奸。
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中国！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惨败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我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民党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网难之际，侵华日军大肆收岁汉奸，破坏中国抗战，“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4月27日，集总（指十八集团军总部）通报说，近日敌人正在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散布鼠疫茵，刺探我军情。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日华训练队’，为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提前毕业。据最近的情报，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我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寇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慢性毒菌……据说，日本特务要刺杀的第一个，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连相片、履历书他们都印好。”后来，八路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上都贴着129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在邓小平政委的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分是准确的，只是错把卢仁灿的照片当成了岁瑞卿。（见李达着《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
潜伏在山西辽县桐峪的特务汉奸要三寿、王献林、阎祥云等人，利用收买女色探刺军情和暗杀八路军首长。阎祥云与当地妇女杨新莲通奸后，以50元收买她加入特务，指使杨新莲勾引警卫员王满兴，阴谋毒害彭德怀副总司令，并以“不执行任务，特务机关就暗杀”相威胁。被拖下水的王满兴不敢或不忍下手，又慑于汉奸特务的要挟威胁，不敢报告揭发，最后选择了“自杀身亡”。杨新莲、黄改香还腐蚀“军民饭馆”厨子王文福，要其假扮进步，以送饭菜之际与干部接近，寻找机会到干部住室或办公地方偷窃文件，刺探秘密。当他被捕时，从他家中搜出各种机要文件20多种。由此，敌人“扫荡”搜山时，往往拿着照片、地图等重要资料，寻找八路军活动的行踪，给太行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损失。
在冀中平原广为传颂的抗日英雄甄风山，是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队长。日寇指示定县伪县长出面收买甄风山，此计未成，敌人再选了一位20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充当特务，假装到第五大队参军，企图勾引甄风山，被甄识破。敌人又收买了五大队的战士杜长春，寻机谋害队长。杜叛变后，一次见甄风山外出回来晚了，便假献殷勤，在给甄做饭时偷偷放上毒药。巧的是，这时来了客人，甄只顾与客人谈话没顾上吃，司务长将凉面条喂了狗，不一会狗就死了。杜昀阴谋未能得逞，引起了甄的注意。同年的一天，第五大队开庆功宴，杜长春乘伙夫不备将毒药放在锅里，致使警卫连部分战士中毒。甄风山马上追查投毒药的人，并派人到每个班逐一搜查，结果在杜的铺下搜出一包毒药。在事实面前，杜只好低头认罪，后被执行枪决。
1943年3月左权县军角等10余村5000余人曾发生集体中毒，时称“军角中毒案”。八路军某师卫生部一次就破获了20多名放毒的小汉奸。汉奸投毒一时弄得人心紧张，此后许多村庄的水井都得有专人日夜守护，极大地十扰了根据地的建设和稳定。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四）
1944年日寇的秋季“扫荡”中，华北一些善于打“地道战”的村庄里，地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就像突然长了一副狗鼻子，敌人很轻易地找出多个地道口，并在最要害的部位开挖引爆，造成了地道网大面积的瘫痪。事后查找原因时，十部和村民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汉奸的告密破坏，日寇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
（见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编着《国共抗战——肃奸记》）
针对日伪对抗战部队及根据地日益猖獗的汉奸特务活动，我方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锄奸斗争。
仅一个太行区，1942年处理汉奸特务案2681件；1943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857件；1944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779件。
1942年，山东清河、鲁中、鲁南、滨海四区锄奸案达1149件。
在国民党方面，1941年在鲁中一带的锄奸小组有2044个，共6755名成员。仅鲁中一地，国民党便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对付汉奸，其祸害之炽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陈赓日记》中的几个片断，可略知八路军锄奸斗争之一斑——
1937年9月12日：“最近几天，汉奸到处活动，暗中挑唆我们战士开小差，现在已经破获两起。”
1937年9月27日：“反对临阵脱逃，甘心为奸的逃亡者……经军事裁判所判决，枪毙组织逃跑及叛变红军的犯人各一名，大快人心。”
1937年10月5日：进芝川镇。“此间汉奸活动甚獗，竟敢发出较强的电波扰乱我发报。”
1937年11月16日：“赖际发同志率工人游击队及教导五连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袭汉奸集团，即所谓‘榆次治安维持会’，除旧太谷县县长及另一汉奸在逃外，全部捉获，无一漏网。”
1938年4周30日：“汉奸申国栋率伪军百余人，枪约70余支、轻机枪4挺，打着民训处的招牌，到处掳人勒索，群众痛恨已极。昨日我七七一团以17分钟的战斗，将其全部解决，一人一枪未逃脱。”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团第一营出发洛阳镇以东破坏铁路，并摧毁铁路附近之汉奸维持会。”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侦探机关，每日均有邢城之人来往。当令该团立刻带队逮捕，今日果捕来男女共八人，并有三瓦特半电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团来电，进到皇寺镇后，先后共破坏铁道四次，两次袭敌之列车，捕拿汉奸二名，已枪决”……
军队锄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陕甘宁边区，白1937年10月起边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锄奸委员会，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为“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作为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保卫工作的民众抗日团体。在山东，《大众日报》专门介绍了严防汉奸的几种办法，最主要的是加强站岗放哨，严格检查行人，但对本地或本村的土产汉奸，强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个穷光蛋，现在生活忽然阔起来，吃穿有明冠的改善；
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现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时又晚来夜走，飘忽不定；
平时不大接近人，现在忽然对邻居街坊特别好起来了，见面满面春风，有时还无故请客；
时常J出门不在家，朝出晚归，抛弃了以往的职业，在街上总好多打听诸如司令是什么样子，部队开到哪里之类的消息；
敌人来了不害怕，别人家坚壁清野藏东西，他偏不理。敌机来了别人去防空，他却拿着目标清楚的东西，在街上乱跑；
在谈话时，无意中露出亲日的口气，如说什么中国军队不行，不能打仗之类的话；
对地痞流氓不务正业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敌人收买……
这些办法并不深奥，无需多少专门的反奸技术，当时在民众的锄奸斗争中却很管用。
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了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踣上的一脚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恍若黄梅雨天气里到处在滋生、蔓延的霉斑，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是淞沪会战。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
一个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曹山田武一，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我在接受任务时，感到了迷惑，我没有受过搜集情报这类事的训练，中国话也讲得不好，可是同伴们都鼓动我，用轻松的口气告诉我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们随身带着许多当地人喜欢的小礼物，糖果、烟卷、电筒、胶靴，还有为数可观的“法币”，那是前两年刚在中国流通的一种纸币，信誉很好，中国人相信它。我们都穿着便衣。
大概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我们从上海出发，自松江县，经金山县来到金山卫。住在一个姓陆的当地人家中。我敢肯定，这家姓陆的，接待过的日本人，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遍了这里的海滩，这里的海面辽阔，地形开展，很方便大部队的集散、运动，但是，水比较浅，根据我们的测量，军舰停下后，士兵们划着小艇需2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海岸，在这段时间里，守卫部队完全能够组织起一种有效的阻击。即使上了岸后，还未脱离危险，有大片的滩涂、泥沼可以陷没你的足膝，如果考虑到你身上还有几十斤重的装备，情况就更糟了，守卫部队要做的事就是用准星对准目标。
庆幸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在这里布防，金山卫就像敞开了胸怀。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实这一点……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五）
我们和当地人平安相处，以略高于市场的偷格买进他们售出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我们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满足你过分的要求。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战争状态，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或者警察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很安全。
主人的儿子是我们的向导，给我们带一天路的价格是10元‘法币”，这是个不低的价格，当时中国的一个普通飞行员的月薪也不过50元左右。他显然很珍惜这份工作，十分卖力和热情，有时候赤着上身钻进海中，快活地溅起一身水花，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
我们随身携带的礼品发挥了很大作用，将许多当地人联系到了一些，通过这悠悠众口，我们证实，防守这里的中国军队是属于‘杂牌”的地方武装，他们没有战斗力，不堪一击，而且防区远离海岸线，对登陆部队构不成威胁。
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维持，我们又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约定暗号，规定他们联络时间，在登陆的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这种景象，连飘泊在海上的帝国军队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亲自告诉我的。
一一（转引自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编着，《国共抗战一一肃奸记》）
二是武汉会战。
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为了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国民党军队在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峰突发，夺路东去，淮河流域尽成泽国，日军运动极其困难，其进攻路线只能沿长江西上，别无它途。长江的江防顿成万众瞩目的焦点。马当，便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问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0艘，布雷1600余颗，无疑指望这一带江面能成为阻挡鬼子西进的滑铁卢。
1938年6月8日拂晓。某部连长率着两个士兵沿江边查哨时，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青年。刚刚挨了几下枪托，细皮嫩肉的此人便竹筒倒了豆子——
问：你叫什么名字？何处人氏？战前系何职业？
答：我叫周文冠，苏州人，22岁，辍学后在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做事。
问：你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有什么任务？
答：我的表哥在伪市府做事，他是日本留学生，是他让做这些事的，他只是让我把看到的记下来就行。
问：这些东西你交给谁？
答：有人从安庆过来取，但到现在还未有过一次。
问：还有哪些同伙？
答：就我一个……临来时，听我表哥说，不止我一个，他这是替我壮胆。
问：你知道这是出卖国家、出卖军事机密的行为吗？
答：我被人欺骗了，知道有罪。
在周文冠的交待材料里，有一段叙述了他“落水”为汉奸的过程。…
上海打起来前，我就失业了，靠帮人家抄写和表哥接济生活，苏州乡下的父母都老了，没有力量再负担我，我也不愿回去。
中央军队撤退上海后，有一天表哥找我，问我愿不愿找事干，我说愿意。后来就有日本人找到我，还有其他一些人，给了我们任务，说完成以后，就在上海市为我们安排就业，有的人想去日本上学，他们也可以帮忙。我当时正走投无路，连生活都很困难，听说这些条件，没有细细考虑，就答应了。
——（转引自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编着，《国共抗战——肃奸记》）
周文冠因刺探军事情报罪被立即枪决。像周文冠这样的大大小小汉奸几乎布满了长江沿线，有渔民，有船工，有农夫，有商人，有学生，有士绅，有流氓。周文冠的情报没有送出去，但其他汉奸的情报送…去了，日本人对马当的江面情况、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军波田支队乘8艘运输舰顺江而下，至东流舍舟登陆，连陷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日诸要地，乘胜攻向马当。马当要塞500名中国士兵尽管拼死抵抗，却因众寡悬殊，援兵不至，伤亡殆尽。26日，马当失陷，日军又拿下湖口，凶锋直抵九江。
九江若破，武汉下游则屏障尽失，国民党方面决心要同守九江，在此积集数十万兵力，但日军的进攻势头风掣电闪，九江防务应对却仓促不周。更严重的是，作战部队都有一种被汉奸包围了的感觉。一个到处在口口相传的例子是——
在九江与瑞昌之间，有一处炮兵阵地，驻守该地的是某炮团三连。某日，该连正接收查验刚从后方运来的两门山炮。山炮由两辆美国道奇卡车拉着来到炮场，正是开晚饭时分，几乎所有官兵都围过来等着看这新家伙。连长指挥几个士兵卸下大炮，又脱去炮衣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两门大炮的炮身、炮筒上，都赫然刷着攻击蒋介石、反对抗战的口号。连长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是他亲自押的车，一路上日夜提防，戒备森严，汉奸尚且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炮上刷“反标”，那么，这些来无影遁无形的蟊贼日后再在炮身上做点其他手脚不也是轻而易举？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六）
孙猴子钻进了铁扇公主肚皮里，数十万兵力又奈若何？
一位署名味夫的作者在一份叫做《呼声》的刊物上撰文惊叹：
在这九省通衢之地，抗战后重心所在的武汉，也不知有多少魑魅魍魉。贩夫走卒，衣冠士林，即或在你每天打招呼的熟人中间，保不准许有一个黑透了心的汉奸特务，如果把武汉彻底清扫一遍，准能理出一大堆这样的垃圾，熏臭武汉的江面。
现在看来，九江的失守，武汉的沦陷，可能很大程度上在于我军未开仗之前，士气即已被有恃无恐的汉奸们耗散大半。
沦陷区里，汉奸更是波澜壮阔。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汉口后，汉奸们迅速公开麇集起来，成立了“新民会”的组织，并在闹市区召开支持侵略者的“民众救国大会”。
上千面小太阳旗在汉奸们的手里哗哗地挥舞，会场上方的标语竟然写着“新中国万岁”，将铁蹄下正饱受蹂躏的中国称为“新中国”，其寡廉鲜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港岛、沪上，一些报纸一夜变色，昨天还疾呼抗日，今天已一言一字均受日人指使。每星期中，总有几次什么“海军报导会”、“陆军报导会”、“大使馆报导会”，各报社派记者参加，由日人主持，讲解时事，提供消息。于是，版面上不是“日本飞机生产急速进展”、“日本海军新锐飞机雄姿”等大幅图片，就是“世界人民所以遭此空前之惨祸，莫不皆由贪婪无厌之英美帝国主义之野心造成”等一类高论，或者请来希特勒的语录：“自由时代已成过去，民主主义之复活已完全失败，各国未能觅得社会改造之真正途径者势必混乱”……
其中有一家报纸为大名鼎鼎的《申报》，总编辑是由占领当局委派的陈彬稣。此人在30年代初已是该报的总编辑，因在报上多有激烈文字让蒋介石不悦，令其离开，此后斗志木坠，又参加了宋庆龄等在沪上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白他再主持《申报》以来，该报一切言论完全站在日方立场，影响最为恶劣。比如为日军容易收购“军米”，他便在报上撰文，劝自己的同胞吃杂粮，理由极为充足，当然他自己仍每餐大菜，常是国际饭店的座上客。日本人很是满意他，送他两辆汽车，他自己还有三轮车包车和马车，J出门行走煞是威风，时称“五车先生”。
在上海的“中华影业公司”，所辖演职员达3000余人。在占领当局所举行的各种“祝捷”、“反英美”活动中，无不有赞颂“皇军神勇”
的宣传片予以积极配合。此外，还摄制了不少充斥风花雪月、靡靡之音的影片，让百姓不知有晋，何论汉唐。
北京大学并人西南联大去了昆明，日本人也要这块招牌来点缀“大东亚共荣圈”的古色古香，书声琅琅。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曾被郑振铎称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现在一个“重镇”居然成了一名力夫，帮助日本人挑起了这块牌子。与此相似的还有，中央大学搬迁去了重庆，但在南京也有一帮人物仍在操持着伪“中央大学”…
就在大厦将倾之刻，1945年3月5日下午5时，在上海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里举行了一场由《申报》张岁的所谓“神鹫赞美歌词”应征歌曲音乐会。陈彬稣先宣布：去年冬天美国在太平洋蠢动以来，盟邦陆军航空部队组织“神风特别攻击队”，以一人一机粉碎一舰。此英勇精神在后方有广泛宣扬之必要，对本报公开征求“神鹫赞美歌词”，社会反映异常踊跃云云。在海军报导部部长松岛致辞后演唱开始，“歌声雄伟，听者动容”。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指挥，第二首是——
神风神风兮我武维扬
百战百胜兮太平洋
美俘束手兮战力强
威加天南兮黄人之光
神鹫振翼兮每发必中
协力同心兮海陆空
健儿身手兮个个英雄
指挥这首歌的是一个中国人——钱刚先生称自己“没有勇气秉笔直书”其名字的一位着名的音乐家。
（钱刚《请原谅我隐去他的名字》，2005年4月7日《南方周末》）
在围统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确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对于潜入后方的间谋汉奸，一经发现，证据确凿，即予枪决，并及时广播登报，以示惩戒。抗战八年中，在后方捕获而被枪毙的汉奸见于报端者为数不少：
在淞沪会战中，在松江抓获汉奸20余名，证据凿实，均处极刑；在常熟，发现乔装买药及伪装僧人多人，抓获后供认受日军派遣，前来刺探军事地理不讳，均处极刑；在苏州，捕获汉奸数十名，均已正法。其中有一蔡姓少年，在他的日记册里记有日军所给百元、八十元等款项数目，并有拍发去日本的电报收据一张；在上海，先后枪决了龙学荣、史华甫、杨金标、李瑞占、朱山久、周甫宁、史春劳、曹炳炎、楼子甫、吴才荣、沈留仁、张金坤、陆云琪、陈友同、周小六、吴云喜、杨阿洪、王吴氏、高李氏等20多名汉奸。
在武汉保卫战中，武汉警卫部队分别枪决了以张宗铎、周华山、宋少同、钟汉伯等为首的数批刺探军情的汉奸。
1938年6月10日，在广州枪决了为日机轰炸放信号的汉奸15人。
1939年12月19日，在重庆枪决了为日本刺探情报的王金廷、佘金山两汉奸。
1940年7月15日，又枪毙了在沙坪坝、小龙坝等处以手电筒为日机轰炸重庆施放信号的刘荣华、张锡彬。
1943年9月20日，图谋刺杀美国空军人员的赵忠绥也被执行枪决……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七）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国侨民柯林斯，在他日后的一篇回忆录里满是疑惑地写道：
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视死如归，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即使他们的一些童子军，那种爱国的热情也足以让人感动得流泪。但是在达些事迹发生的同时，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
——（转引自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编着《国共抗战——肃奸记》）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按照中国的路数，“精英”多“荟萃”于官场，因此比起草根卖国来，“精英”卖国更可怕，亦更彻底。
以伪冀东防共白治政府为例：政务长官殷汝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秘书长池宗墨，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财政厅长赵从懿，留学日本法律科毕业。建设厅长刘云笙，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实业厅长殷体新，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秘书处长陈曾式，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保安处长刘宗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17名主要官员中，留学日本的为11人，比例高达3/5强。在“精英”汉奸中，留学殷汝耕日本或在列岛生活过的人比比皆是。如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汗时璨、周作人，汗伪政权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沪之战之前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主任、有资格参加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因而出卖了我军在长江的江防情报的黄溶……大量接纳“培养”中国留学生，显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国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汉奸里，旧官僚、失意军人也占一定比例。由于北洋政府、日军阀的垮台与失势，他们都成了过了气的人物，偏偏又不甘于过气，这便转化为对任何权力、哪怕是危险权力的狂热追求。若再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即便是其双亲从坟墓里站起来拖住他，也拦不住他
要走卖国求荣的道路了。前者的典型是马良，70多岁一老朽，仍在耄骥伏枥，可惜日本人嫌其昏庸，找了另一个人来继任其伪山东省省长之职，他却老泪纵横，迟迟不去；后者的典型是周佛海，他一向白命为可经纬天下的十才，一直觊觎能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可这位置总给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坐着，不让他染指，于是“不以国士待之，当不以国士报之”……
像原本是“民主斗士”的陈彬稣这样具有角色的多变性、丰富性的“精英”汉奸，决不在少数——
如汗精卫这样曾谋刺清摄政王、被捕入狱时写下“行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倒清义士；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激扬文字的“五四”名将；如王克敏、梁鸿志这样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民国闻人……
谁能料到，郑孝胥这样的前清巨绅，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后，亲自操刀写下深得日本军部大加赞赏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谁能估计，一向标榜在书房里“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白许要向大众传道布施的周作人，一旦走出了书房，撑起了伪北大门头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还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
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又接见记者，发表“感怀”。他还曾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站在天安门上检阅“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白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加今袈裟不穿却穿上了日本人的戎装，实在是滑稽到家了。
又有谁能想到，曾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温宗尧——年青时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对于建立民国助过一臂之力，以上海广肇所名义垫款42万两银子给孙中山，民国成立“南北议和”时，他为广东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他“落水”后先任南京维持会长，后当上汪伪政权立法院长，竭尽种种卖国之能事不算，居然率尔操觚，阐述日本侵华的一片善心：日本之攻打中国，与西洋各国之攻打，其性质全不相同，盖西洋之攻打中国，其目标是在瓜分中国，日本之攻打中国，是欲中国之合作，以图共荣共存也。日本首次与中国战斗，是在1894年，其时中国串通高丽国，以谄媚俄国而排挤日本，日本惧高丽一旦落于俄国之手，必危害日本之生存，故为自身之存亡计，而不得已与中国战斗也。假使当时中国与高丽，能与日本携手合作，则东亚之新秩序早经成立，而中国与高丽之富强，亦必与日本无异。
果尔，则不独1894年之战祸不致发生，即1952年之战役，与今日之战祸，亦即可避免也。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八）
再有李士群和丁默村二人，都曾经是中共党员，义都先后背叛，都曾经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或中统特务，义都先后“反水”，毛遂自荐，替日本人张罗起特务组织，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组织完备，足与国民党方面军统局相对抗的特务行动机关，成为汪伪汉奸集团生存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支柱。这个特工总部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76号”即成为它的代名词。在抗战后期，在广大的华丁默村系地区，人们谈到它不免为之色变，连陈甓君也不得不承认“76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精英”汉奸里，有不少人，包括周佛海、王克敏、周作人、李士群在内，都是明里担当伪职的同时，晴地里义总想脚踩国民党、共产党两条船。
这些“精英”汉奸们，真是旋转似水滨之鹤，腾挪如泽地之鳄，善变似风中之标，善舞如燕瘦环肥。革命时可以气冲牛斗，卖国时可以娓娓道来。行文时闲适冲淡，为武时不惜血海滔天。要高尚起来，他们或可称先驱义士；要无耻起来，若地下的吴三桂有知，与他们比，立马会觉得自己纯洁如处子……
他们一切都能够在刹那间改变，像一场焰火开放，你不知下一个烟火什么颜色，如何形状。他们一切都可以算计，只要有足够高的红利，哪怕纵火烧了大半生历史的房子，只为的煮熟眼前的几个鸡蛋。
你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善”是怎样一点点、一块块霉变成“恶”的，“恶”又如何在胸中越垒越厚，如同一片原始树林千万年里被雷电、山火无数次击中后，纷纷倒下变成了一个瘴气弥漫的黑黝黝深谷……
你只知道，他们是他们自己豢养了多少年的“大恶”，他们还是中华民族在和平时期难以观赏更难引进铁笼子里的“大恶”。在一个民族危难的特殊时刻，这些“大恶”得以释放出来，至少证明在中国是如此——历史的一面有着多少光明与温暖，另一面便一定有着多少阴暗与卑劣！
在下层汉奸中，除了少数在“落水”前已是流氓、无赖、兵痞者外，多数人本是中华民国的良民顺民。日本人往往利用后者的贫穷、饥饿，还利用中华民国某些地方政府的麻术与无能来诱惑或威胁他们参加汉奸组织，或汉奸活动。这一手段不仅在贫瘠苦寒的华扎大地上攻无不克，就是在锦绣江南也屡试不爽。
刘震云在自己的一部带有浓厚写实风格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写到：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在1945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
据说，这一段时间在河南，至少有50000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
《东史郎日记》也有内容证实了当年河南的情形——
河南，汲县。其实三天前，就传来了大概有数千名残敌会来袭击的消息。这儿的村民对日军抱有好感，而对残敌的暴庆心有余悸，他们常常会在残敌袭击前，就向在附近干活的工兵们通报消息。工兵们每次接到这种报告后，在日常作业中都注意加强警戒。情报三天前就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一、第二天都平安无事，所以他们就放松了警惕……柯林斯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起：
日本人“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附带说明一下，上海附近一带居民的生活，如果用英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比长期失业的家庭也有不如，但是同贫困的北方农村相比，可算是天上人间。这里的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屉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
“所以，日本人很容易用金钱收买他们，或者答应提供就业机会，答应提供保护，答应向更高的一个阶层进行推荐，而他们索要报酬却不是直接的，马上兑现的，就好像将钱存人了银行，不愁在今后取出来时不附上一笔利息。”
1999午，以99岁高龄征婚而陡然成了国内新闻人物的章克标老人，抗战时期也是一个“落水”人物。先在日伪掌管的报纸当资料翻译，曾代表报社赴日参加“东亚操觚者恳谈会”。以后又在汪伪政权任宣传部科长、司长帮办（相当副司长）、伪《浙江日报》总编辑、社长（日本投降前主动卸去伪职），其间再度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家大会”……
1999年，章克标老人出版了一本书《世纪挥手》，书中有一段对当年“落水”心态剖析的文字，值得照录——
我单个人在南京，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可以说是陷落在泥淖之中难以自拔就是了。只是自己决心不大，勇气不是，否则要脱出去也是没多大困难的。确实也曾有许多人，脱身出去找寻到了正确道路了。但大多数人，我们在汪伪组织任职的中下级工作者，大都知道这是一种不光彩的而且是罪恶的事，是为了生活吃饭问题而来做工作的，心里虽不顺遂，却是认为由于是生活压迫，也不过如做小偷做强盗一样，不过没有像小偷强盗那样的危险和明显地直接损害人民，以此来自己宽解。有时也会发生自责之念，但过后也就自己麻痹了。一方面也有个比较，以为既然别人如此，自己不过跟着去做，这是可以原谅的，来自己曲谅自己，自己麻痹自己，自己宽慰自己。既然同一路道的人不少，全都有这种心情，也很容易一天天糊里糊涂过去了。这样的一批人，成了心灵相通的朋友，可以不必吐露心曲，而在行动、行为上表示出来，都能相互理解。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九）
在中国极少难看到自身忏悔的文字，并不从新中国始。那时的“落水”文人有为数不少的一批，此后仍从事着述的还很有几个。当时在北平“落水”的周作人，晚年笔下回顾附逆情形则要惜墨如金得多，在一本近40万字的《知堂回想录》里，不过寥寥数页两千来字而已，且多是关于自己曾被行刺的记录。而《世纪挥手》近30万言，涉及的附逆内容有三四万字，其中章克标还写到自己任伪职时不再用为社会所熟悉的本名，改成“章建之”，“好像有了这个伪名之后，就可以把一切罪恶都归这个伪名去负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老人如此直逼内心的反省、检讨，在中国，真堪称是士林“异类”了。倘若不是具有“异类”精神，我想，老人也就不会有在99岁上公开征婚、再求良缘的惊世骇俗之举。
从章克标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比起鹑衣百结的华北老百姓来，都市里一般文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好过些，而且不会有敌人的刺刀顶在后脑勺上，但为生活所迫，仍是他们成批“落水”的一个理由，也是他们自责时的一针麻醉剂。
若完全能用生活所迫来解释，也不尽然。
在孔孟被抬举得比泰山还高的山东，常常见一个班的日寇，就轻易地占领了一个县城。七、八个鬼子扛着面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就赶紧“跑反”。
北方叫“跑反”，在南方也叫“逃难”。1944年，从桂林逃到贵阳这一线，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是这样回忆的：那次，因为火车、汽车的运输能力锐减，我方几十万军民只好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难民们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长江边上成千上万的被日军烧焦的尸体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六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互缺乏粮草辎重，却造成了如此结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
——（《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南京大屠城后，近百个日本兵，押着50000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途中，几次有人提议跟鬼子们拼了，但周罔是铅块一般沉重的沉默。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同是“二战”中，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苏联军民战死达90余万人，是由京大屠杀的3倍，但是他们消灭了20多万德军。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决不后退，即使在城市大部被占的情况下依然顽强战斗，最终将德军赶出了列宁格勒。前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叫回了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虽然红星已第十二章抗日战争日军抓获中国军民，用绳子个个绑起来押往刑场从国旗上摘去，但圣彼得堡这座最具“二战”同盟国英雄气概的伟大城市，依然让俄罗斯民族世代为之骄傲。
回过头来看南京大屠杀，中国人的心头除了切肤的仇恨，难道没有其他难言的滋味？
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例如岳飞的母亲，要岳飞不必尽孝，先去尽忠，结果是岳飞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为尽忠的反面教材，日后的千百万“红卫兵”更是为此悔青了肠子。中国的忠也只要求吃皇粮的，古来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话：“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不少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会惊愕于一个奇特的景象，日军与我军正在城内外激战城外不远的农田中，农民竞然若无其事地在田里劳作……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下版，便是日军军曹山田武一对金山卫农民的一番评价：“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居民的观察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只要你和他们拉上家常，先递上烟卷和糖果，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即使你中国话说得不流利也没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听懂和事后的证实……”
于是，历史若不算是惊人的重复，也不过是稍稍往前移了几寸——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的景象是：“‘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1937年后，日军进入北平时，没有出现任何民间自发地抵抗，有的只是一座静默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痛心于此的梁启超的结论是，正是自古以来政治体制中“国民权利”的丧失，才导致了国民国家观念的阙如及文化信念的崩溃：“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娈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
（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胡适先生后来也说过大约同样意思的话——～个现代而又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是F一群听话的奴隶们建造起来的。
柯林斯的看法，则紧扣了当下的战局：“看来，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现象了。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
雷歌一般骤然
到了1945年元旦，历史已在悄悄地为我们民族开辟走向胜利的通道，但当时，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还有老百姓们却并不知晓。
因为犯了兵家大忌的“酱油滴水”战略，也因总体上我军英勇地抵抗，日本未能像德国以闪电战在欧洲频频得逞那样完全占领中国，而且，随着40年代的到来，两者间渐进入相持阶段，这已经咬紧了牙关，实属不易；虽然在欧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是处处反攻，一片光明，但这片光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能降临到亚洲、中国来，许多人心里都没有数。有数的那只是在后来的电影与小说里……
元旦这一天，在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伪行政院代院长陈公博的元旦献辞《努力三大工作，完成复兴使命》。三大工作是所谓“肃正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申报>自己的元旦献辞里，则重申伪中央政府的“革新政治四原则”：一、强力政治，二、专家政治，三、亲民政治，四、廉洁政治。字里行间远看不出大厦将倾、狼奔豕突的意味。
这一天，重庆的《大公报》在最着位置刊载的也是领袖的贺岁演讲，题目是“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副题是“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胜利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从标题可透露出，蒋介石正面临着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双重压力。可以断定，此时蒋介石决难料到仅仅7个月之后，他就享有和杜鲁门总统、邱吉尔首相以三大战胜国舟份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声明的巨大风光。
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基调是胜利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可能之处便在于“如果不驱除
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封电报。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即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南方广大地区）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洲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时间可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农民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
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晚，约150万红军在苏联元帅华西里夫斯基指挥下，披坚执锐，势不可当，分东、西、北三路进人中国东北地区，另一路攻入朝鲜。仅仅十几天内，击毙日军60000多名，俘虏关东军高级将领148名和官兵60余万人。大批武器弹药日后移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就有：3700门火炮和迫击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00挺机枪，680座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
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代表国民党政府接受在华百余万日军正式投降，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
就在中国人远没有意料到的时候，光明降临到了这片满是血泪与疮痍的土地上。
金箔一样辉煌……
天锦一样壮丽……
雷歌一样骤然……
时任中国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并受命安排日军投降事宜的冷欣将军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说：“日军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上的，战术上曰本陆军在中国大陆仍保有强大的战斗力，仍有能力发动打开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因此，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时仍要考虑到日军依然强大的客观事实，双方实际上是以合作的方式安排日军放下武器并尽快‘撤出’中国。”
在北平，上海，在重庆，在松花江沿岸和辽阔的中部腹地，乍一听日本投降的消息，许多人开始以为是哪个炮楼、哪个城池里的鬼子投降了。当被告之决没有听错时，又如同从长久待着的暗室里走到了强烈的阳光下，有一阵巨大的心理晕眩：是梦？是醒？是真？是幻？
这之后，才会感到体内连每一根神经末梢上都袭来的汹涌欢日本投降了……
中国的神圣抗战，8个年头刚刚过去，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能不说是险胜。
非险胜之胜是胜，险胜也是胜。
两者都确切地指向“二战”中的日本必然要走向玩火者自焚的结局。
一个国家再无法无天，再高唱邪说，与世界深沟高垒，贻历史万世之羞，但总有一天它会消停下来，它会气焰散尽，拆垒填沟，洗刷羞辱，承认并追随起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这其实是宁宙问无可更改的第一铁律。
许多日本人对此总有些不明白，仿佛不是中国的险胜，日本就能抵挡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946年，对日本有深入研究的《大公报》总编辑、着名报人王芸生到日本考察后，他发现许多日本民众中有一种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即“以为中国人不是自力战胜日本的，竞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满心不佩服”。此外，时下中国人并没有享有和平，更没有重建国家，鸽子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在哪棵树或阳台上打个盹，天上又是战云密布，“时间过了一年多，听听中国国内还陷于战乱，看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又轻视中国人了。”（见王芸生着《中日关系七十年》）
或许，这正是日本至今未肯向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低头认罪、虔心谢罪的深层原因之一。
对于一向奉行实力崇拜的日本来说，它只心口一致地承认、屈从强者，而在骨子里鄙薄、歧视弱者。
真正的强大
要使日本对“二战”中的侵华失败服输、认罪，可能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中国与日本再打一场战争，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日本彻底打趴下了，日本方能变得老实起来。
虽然此岸有“愤青”们在网上排兵布阵，横刀跃马，直嚷着要杀过东京湾去，彼岸也有右翼分子在靖圉神社门口吹吹打打，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1日梦，但中日之间再燃战火，肯定不符合两围人民的愿望与利益，此说只能作罢。
二是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这便成了唯一的途径。
若强大只意味GDP总量的增长，比起亚洲、非洲不少国家，中国肯定强大无疑；比起20多年前的自己，中国也强大无疑。但若要日本惊慑于中国的强大，中国必须与日本比。恰恰是与日本的比较上，中国的强大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仅说一个方面——
日本的许多产品驰名世界，若人无人之境：丰田、尼桑、日产、五十铃、松下、索尼、夏普、日立、NEC、两铁城、精工、本田、铃木、雅马哈……即使在这10余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与许多国家相比，日本也有着强劲的出口产品竞争力。而在这10余年的中国经济的一片繁荣景象之中，中国有什么世界知名的品牌呢？唯一一个是海尔，据说是打进了美国市场，在日本市场上却没看到。今天遍及许多国家的中国商品都是没有品牌的大路货，在日本市场上总是和越南、印度尼两亚的商品摆放一起……
这还是一个小的方面。就大的方面而言，中国其实面临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沉重、艰巨得多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一个只有少数人、少数地方为之欢呼并可以纵情享用的盛世。
当盛世的颂歌如蝉雨般扑打着我的耳膜，我却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感知，当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感受到的矛盾、艰难与忧患，并不亚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前后。只不过那时更多地系于民族的兴亡，时下则更多地体现在阶层与个体利益日益扩张的消长上。
现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是先富起来了，但这个“富”是不是可以经得起道德的叩问？如果经得起道德的叩问，是不是又能被广大的下层民众所接受？
倘若这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仍在为“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潮流同步”而洋洋自得，睥睨天下，他们和它们并没有成为带动更多的人、更多的地区富起来的外部条件，情况却可能相反，前者成了后者难以富起来的现实原因，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变得十分可怕了——眼下一场社会剧烈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便表现于我们民族的又一回“一盘散沙”，其触目惊心，肯定尤甚于抗战之时；其病人膏肓，即使是华佗再世，也回天乏术。
诚如茅于轼先生忧虑的——
今天中国的百姓有没有进步？再碰到战争、天灾人祸、金融危机、政治运动这些意外，我们能否处惊不乱，团鲒起来战胜困难？
杀人越货，借钱不还，假冒伪劣这种种坏事是少数人做的，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但是在红灯面前抢行，随地扔脏东西，排队夹塞却是经常能见到的。事情虽小，但到了紧要关头，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坏大事情……
（《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
在2003年，中国成了一口热油锅，从来没有如此多地弹射…社会各层面种种质疑的“豆子”：诸如为什么国家经济增长迅猛，却有那么多的人贫困不堪？为什么物质文明常表现得结实显赫，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却总显得滞后，或者说有几分空洞？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凡涉及老百姓的改革总是大刀阔斧，轻舟驶过万重山，凡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所在，比如精简机构，公车改革，却总是瞻前顾后，手足失措，或由终点回到了起点，由其沉疴日深？
2004年，香车宝马在暗淡，灯红酒绿在剥落，关于盛世的涨潮般的合唱在退潮。
与此同时，连田野上的热风也在呼唤公平，连站在电线上的麻雀也有了哲学家般的沉思。
当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第三次思想风暴的冲击：第一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次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次风暴，“公平”终于被提到突出的位置。
或者换一种说法，让中国自觉地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更多地将好处惠及于社会底层——
请看看马路的尘灰中那些擦皮鞋的妇女，这里有着中国当今本质的真实，有着时下这方生方死时代郁重而又悲壮的气质。请看看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让客死他乡的同乡遗体安葬故土，他千里背尸，屡闯门关，其信义与忠诚可谓感天地，泣鬼神，这里更有一个物质上日愈强大起来的中国日愈疏远，其实却缺失严重的精神之钙。
切不要抓“发展”时，社会底层总是被遗忘的角落，而一旦抓“稳定”，社会底层便成了惕惧的人群。
发展，唯有社会各阶层普遍受惠的发展才成奔腾澎湃的江河。
稳定，以全体国民幸福与快东为基石的稳定才是郁郁苍苍的山脉。
中国的每一次挪动都曾经那么艰难，从阶级斗争的“火线”上转过来，从现代迷信的“教义”上转过来，从计划经济的“威权”下转过来，从国有经济的“图腾”下转过来……现在又一次将自己庞大的身影从对CJDP的崇拜下掉转过来。每一次转向，都付出了几代人的聪明才智，
乃至身家性命。但每一次转向，中国在放弃了什么的同时，又有了一回新的跨越。这一次转向算是快的，确也耗去了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大部的经验教训。
天晴风暖，山光树影，秀蔚天成……
中国的这个新高度，在2005年的“两会”上已清晰可见——这就是“和谐”。
因为这两个字的出现，往年在“两会”上必定站出来为富人们讲话的一位经济学家，这次却成了富人们的导师，他告诫他们说：你必须让别人活好，自己才能活得更好。往年怎么也拉不住的那架冲向两极分化、几近疯狂的马车，这次却有可能被一股坚韧的合力给拉住。
有社会学家如是描绘这个高度——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阶层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身份歧视，每个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阶层关系融洽，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讲诚信、守法度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有序的社会。
倘若有一天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任沧海横流，天下板荡，却始终标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就切实地在实践着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白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中国必然拥有了真正的强大——
这是一种大音稀声的境界，静水深流的力量，从容不迫的气度。
无须任何炒作与包装，她将对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进程透射出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只要文化的根脉不断，不管政治上经历怎样的天崩地坼，经济上如何地撕肝裂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便依然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长。
上世纪60年代的冷战时期，在与中国发生最激烈论战的苏联，在斯大林铁腕统治的阴影远没有驱散的莫斯科，仍可看到法国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听到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演奏会。仍有30多家剧院提供丰富多采的剧目，从果戈里、契诃夫到布莱希特的剧作……
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一名日本记者注意到，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挤在一个座位，他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用一张票子进来的。一个女孩正飞针走线，给膝盖上的布娃娃缝上最后几针。音乐会结束时，她推开众人冲向台前，把布娃娃作为礼物献给了走上台的作曲家……
窃深深以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当年飞针走线的，并不是一个布娃娃，而是近半个世纪后浴火重生、依然英气逼人的俄岁斯！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则是这个精神家同里最幽深也最生动的部分。
倘若没有俄国早期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英勇地倒在枢密院广场的血泊中，又无畏地踏上去西伯利亚漫天风雪的流徙之途，就很难展现俄岁斯文化本质的特征——博大沉雄而又蕴籍典丽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丰沛的人民性传统。
倘若抹去被德寇围攻了900个日日夜夜，一副焦黑的身架没有哗然倒地成炭，却锻打为钢筋铁骨的列宁格勒，当年柴可夫斯基音乐厅里就不会出现那今走向台前的女孩，以及她手里飞针走线、虽饱经折腾却总在不懈地寻觅再生之途的俄岁斯…
中国人的精神家同呢？
经过革命铁与血的洗礼，多年里威力不亚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武器，又走过“文革”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再顿然进入时下红尘万丈的商业化社会，我们还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传承？
远些的历史，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几乎就只剩一片帝王们的停尸场了。不过这些帝王们都被从棺椁中请了出来，秦始皇，汉武大帝，明太祖，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雍正皇帝……一个个经涂脂抹粉后，大都变成了宵衣旰食、席无暇暖、兢兢业业、文韬武略，为人民打天下为百姓坐江山的好公仆。
近些的历史，亦幽明难分，时有剪裁，屡见空白。
16年前，我的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外甥女，问老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老师回答说：学生斗老师，坏人整好人，林彪、“四人帮”欺骗毛主席。
一场人神共愤、浩歌长哭、长达10年的举国动乱，就这样被颠覆为三句话，二十几个字——几近对口词，还有一个答后便可以置于脑后的幽默。
许多时候，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不过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则沦为隐恶扬善。而且，因掺和了太多的政治功利和伦理意图，有些属于“功”和“善”的部分也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一笔勾销。
于是，有着太多太多的鼎鱼焦烂、暮燕倾危的中国历史，却未能在自己白发万丈的岁月里培育出深刻的悲剧意识，以至于总在不断更迭的悲剧中重复着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
于是，许多年里，对抗战的宣传与评价，以及相应的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调查与清算，总显得有些低调与游移。我们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似乎太专注民族的苦难，反而对胜利抱着谦谦君子的态度。曾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馆馆长王新华曾对记者说，应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再加上一点，就是胜利教育。他说：“我们在近代就这么几个大的胜利，为什么不纪念呢？”
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重庆，扰战胜利后在市中心树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一解放即被改建成“人民解放纪念碑”。当年志士仁人风集影从的陪都，还留下了大量的抗战遗迹，但有许多都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被毁掉了。
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案。据说其他两地的纪念馆不但是国家级的，而且都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时下，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却仍不是国家级的纪念馆。
孙立人、薛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日名将，只是漏网之鱼，逃去了台湾的国民党战犯。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只是“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盖棺论定时则有可能变成“着名的爱国人士”。最不济的，是死了的戴笠、张灵甫等在抗战中声名也不小的人物，他们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特务头子戴笠的“青面獠牙”就不必说了，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这样提到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但自己被打瘸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我们的历史就这样几十年地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多少年中，一些抗战的先辈们，因为既是抗日战争中血战沙场、气壮山河的猛将，又是国共两党对垒中杀得天昏地暗、最终投诚或被俘的败将，在自己的国家并没有过上本该衣食无忧、神采飞扬的日子——
去年经凤凰卫视采访、播出后才广为人知的仵德厚老人便是如此。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二）
在台儿庄战役中，原为西北军军官的仵德厚，率领均由中校军官组成的敢死队，和三营官兵一起杀人台儿庄城内，与日军展开了逐街、逐巷、逐房、逐墙的争夺战，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日军龟缩到城西北角等待增援，两军形成对峙。次日，李宗仁将军下达总攻命令，仵德厚手舞大刀片，腰束手榴弹，率敢死队向日军发起最后冲锋。这场战役打下来，歼灭日军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计划，但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死伤20000余人的惨重代价。在仵德厚的敢死队里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三营官兵也损失过半。
八年抗战中，仵德厚率部与日军血战数十次，由于功勋卓着先后被授予：甲种一等嘉禾勋章、贵胄荣誉勋章、宝鼎二等勋章，升任少将副师长。
1948年7月，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对山西太原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先后七次总攻，1949年4月攻破太原。时任国民党三十军二十七师少将师长的仵德厚被俘。8月，仵德厚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押送到山西太原市第一监狱服刑。
期间，他参加的主要劳动是做鞋底子。以后又在厨房里做了一年零七个月的饭。昔日扛大刀片子的肩，如今打一袋180斤的米，倒在一个4尺的大锅里，再使铁锹捣平，加水做饭。劳改人员都反映他做的饭好吃。
1959年，仵德厚10年刑满释放，被指定到山西太原东台堡太原砖厂当了一名就业工人，犹如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样，他并没有获得彻底自由。直到1975年，毛泽东签署发布“现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一律释放，与家人团聚”的命令，16岁当兵离乡的他，时隔半个世纪，已年届65岁，才踏上了返乡之路。
在这前一年，仵德厚的父亲离世，紧接着，妻子因患子宫癌去世。两个亲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归西，仵德厚都不知道。当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小包，回到陕西泾阳县的家乡，看到两个来车站接的儿子都穿着白鞋，一见到他就失声痛哭，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从火车站到雒仵村，30多公里路，三个人默默地走，一路无语。
回到家乡，仵德厚成了一个普通、纯粹的农民。他和大儿子生活在一起，一家人主要靠种地、养羊为生，地里没有什么收入，就是能吃一点不拿钱买的粮食；养几只羊是为了卖一点奶，一天换几毛钱，买点盐、灯油、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可能的话，再买一把蔬菜。如此清贫的生活，仵老汉没有什么抱怨，他说只要能吃饱就好。
近年来老人已经不能下地十活了，他坚持十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还洗自己的衣服。他说他闲不住，一闲下来，就会想起自己这一生，没有没遭过的罪，没有没受过的苦，一辈子没有跟妻子在一块儿过过年。这一生，自己对得起国家，就是对不起妻子——仵夫人是个地道的大家闺秀，她的爷爷是翰林院的院士，清朝皇帝的老师。他们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由孙连仲将军介绍认识并喜结连理，婚后一周，他就上了抗战前线，以后又劳改就业27年。结婚30午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年。自己也对不住孩子，当将军时自己就两袖清风，解放后就别提了，给孩子没攒下一点积蓄，他一下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从1976年释放到1986年，他没有领到过国家一分钱。现在政府每月给他发300元钱的生活补贴，这让他非常满足，仵老汉说他感谢共产党的恩情。
仵老汉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过去没有钱根治，他一直吃一种很便宜的药，吃完总得昏迷几个小时。因为路途远，加上身体不好，仵老汉已经好多年没有去妻子坟上看看了。采访结束，凤凰卫视的记者特意从泾阳县要了一辆J出租车，和老人一起去看望他的妻子。
老汉在坟头对妻子说：今天有香港凤凰卫视的几位记者把我带这儿来，我今生没有再拜你的时候了，这是最后一次。我到你坟上来看你，我对不起你，一生也是30年的夫妻，能在一块儿才几天，孩子们是你养大的，我没有照顾你们一天，你临走，我连面都没有见，我对不起你，也很伤心…
凤凰卫视记者离开时，尊敬地称仵老汉为将军，他赶忙说：实在不敢称将军，我实在担不起这样高尚的名称，你们说我是抗日战争一个幸存的老兵，这就够我光荣的啦。
凤凰卫视播出这次采访节目后，世界各地的许多华人打来电话。托凤凰卫视向这位抗战老兵转达敬意。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寄来两万港币给老汉治病，还有几位海外观众不辞万里，找到泾阳县看他，老汉对他们说：“受之有愧，所有的荣誉都应属于那些死难的英雄。想到当初和我一起参加抗日的兄弟，几千人跟着我十，最后只有几个看到抗战的胜利……”
屈指数着为国捐躯的先烈，95岁的仵老汉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作家方军也挖掘出了一个名字叫张家福的“出土文物”。
1942年，张家福到中国远征军200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在滇西的楚雄他被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200师人缅甸作战后，在一场恶战中，200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200师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的剩我们18个人。战场上月黑风高，硝烟弥漫，冷枪不断，篝火丛丛。我们和师长一起突围，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三枪。负伤。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我们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面走，由于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戴安澜师长两天以后就牺牲了。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和戴师长一起踏上祖国的土地那一刻，我们都放声大哭，我们回来了！那时，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了，一路上，我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身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在云南省的腾冲县，由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我们200师的官兵。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可爱的祖国，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土地，我还要上前线！”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三）
1946年，张家福和一位云南姑娘结婚，姑娘当时20岁，他当时已经42岁。两人感情非常好，生有一子一女。女儿两岁时，他被逮捕，此后女儿从没见过父亲。直到1963年上初一，她在介水县的劳改队看见有七八个人在劳动，在他们当中一眼就认出了父亲。她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不信，10来年里音讯全无，她认为丈夫早被枪毙了。实际上是张家福本人在押期间从不给家里写信，他担心连累家人。
张老汉的后半生很简单：1976年释放，这年他已72岁。分去个旧冶炼厂当工人，年年是先进工作者，82岁退休。现在每月退休费420元。
方军问张老汉在劳改队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老人说是1958年去文山州修水库，从元月到8月，130人里只回来30个。那时的劳改队一顿饭只吃6两红薯片……
方军和张老汉父子三人照了一张合影。方军说要在照片下面加上这样的说明文字：
1957年参军的张老汉退休金420，1965年参加工作的张云蜀退休金500，我的退休金1560。我们三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够贪官污吏们吃一顿饭。
张老汉大笑，说：“你不应该当作家，应该回北京说相声去。”
从“二战”结束迄今，犹太民族一刻都未曾停止过对纳粹德国罪行的揭露、控诉、索赔以及对纳粹罪犯的追缉。这一努力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力度之大、成效之高，令人叹为观止。犹太人决心让全世界都知道纳粹德国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知道得越详细、越具体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为此，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所有文化载体上，从小说诗歌到电影戏剧，从报章杂志到教科书，对纳粹罪行的揭露与控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其效果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都会激起公愤。加州伯克利是美国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祥地，素以包容各种异端言论着称。几年前，一个否认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曾经发生的英国历史学家应邀前往伯克利如州大学演讲，终因学生团体的强烈抗议和示威警戒而未能进入校园。亲纳粹言论在言论白由圣地尚且成为禁忌，可见犹太人反纳粹宣传的声威之大。即使“二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犹太人还在不断推…《辛德勒名单》这样的鸿篇巨制，让全世界继续为犹太民族苦难的历程流泪。
60年里已经几代人过去，但各地的犹太墓园里总是碧拥红倚，粉追黄躲，一派生机。犹太人从未厌倦，也从不敢有半点懈怠，他们知道这事关自己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死存亡。
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像法国在去年6月隆重纪念了诺曼底登陆60周年、像俄岁斯今年5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请来世界有关各国元首参加恢宏气势的纪念活动，并隆重宣传我们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周年。对于今年的胜利纪念日，俄岁斯总统普京做出指示“采取一切措施，使庆祝活动的规模与事件的意义相符”。他并亲自担任此次约有50多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的“胜利庆典”的活动组织委员会主席。
俄岁斯不愿意让这场庆典仅变成红场上空令人惊叹的、缤纷的壮丽烟火，让世界免费观赏一把，可放完了就完了——
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曾说过，在俄岁斯及其他国家近40000座阵亡将士公墓中总共埋葬了700万俄岁斯的保卫者，但核实造册的仅有60%，在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墓中，这一比例甚至不是50%。在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伊万诺夫提议成立专门机构，由政府拨款，将战争失踪者的身份确认与残骸处理的工作进行到底。目前，约有12000名青年参与了相关工作，有关团体也已发现有8000人以上的军人墓地225个。俄岁斯联邦各主体也成立了临时工作小组，以期在胜利日之前尽可能地将英雄奖章送到老战士或其家属手中。
对参加战争的那一代人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正由政府的神圣职责逐步演化为全社会自觉酌道义担当：除了改善老战士们的住房、医疗、交通、通讯等条件外，俄岁斯政府还拨款15.77亿卢布对残废军人、老战士及其遗孀们实行一次性补助；联邦各主体也拨款奖励这些老战士；对老战士们的优惠生活服务，打折20%-30%的“老战士商店”，政府拨款1.5亿卢布制作的“胜利60周年”奖章等措施，都受到了老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俄岁斯人更看重的是在精神上的积淀。
俄岁斯政府强调：对老战士们而言，除去那些物质奖励，还要让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到，他们的功勋将世代永存，他们的后代将续写祖国光明的未来。几个月来，俄岁斯许多媒体都在宣传——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但是整个俄岁斯军事史，也是俄岁斯精神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凝聚了俄岁斯世世代代的传统。因此，不管是宏观上、战略上的经验与教训，还是老战士们个人的体验与感受，都是一笔极为丰富而宝贵的世界珍品与教育资源。
显然，俄罗斯朝野都希望借本次庆典之机，通过老一辈人现身说法，创造与年轻一代相互交流的新形式，掀起一轮新热潮。（见吕志英《胜利日的“胜利”庆典》，2005年4月14日《南方周末》）
韩国人的执着与自尊也令我感动。只举两个例子——
一是战后韩国朝野一直在清查“日据时期”的亲日派所为，去年，执政党总裁辛基南凶查出其父当过日本宪兵而不得不辞职。
二是韩国慰安妇自己站出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道歉。面对提交的罪恶事实板上钉钉，无奈之下，日本政府准备动用民间捐款（即国民基金）赔付。慰安妇们却不答应，称“这是对我们的第二次污辱”。对此，韩国国民未袖手作壁上观，社会各界纷纷捐款，其数目最后相当于日方原打算支付的国民基金。这帮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此后冉无生活之忧，每周二不管刮风下雨，都到日本大使馆前抗议示威，一定要日本政府赔偿、谢罪，至今已坚持七八年了。她们说：不这样，我们就没有解放，没有真正的白由！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四）
很多年里，从建国之初，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日友好的岁月，日本侵华战争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仿佛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依稀恶梦，而远不是今天精神上仍在隐隐作痛的一道伤疤。
那时，国人知道南京大居杀的也不多，没有几本教科书深入提到这件曾经惊天动地的大出案。虽然有《地道战》、《地雷战》、《狼牙山五壮十》、《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一批文艺作品，但宣传的价值远甚于认识历史的价值。在许多孩子们的眼里，日本侵华战争简化
成了方化、陈述先生扮演的日军少佐、中佐，一个“猪头”小队长，一个胖子翻译官，以及日本人爱吃鸡，进了村子暴土飞扬，到处抓鸡，还有“米西米西”、“八格牙路”、“统统死了死了的”口头禅。倘若要问日军具体在中国犯下那些罄竹难书的罪案，如同问起孙立人、张自忠、戴安澜是谁，孩子们不知道，十有八九，他们的老师也不知道……
中华民族在清算日本战争罪行方面的作为，当使每一个国人汗颜。
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保守统计，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军队方面为321余万人，民众方面为2000余万人，约是犹太人被害人数600万的3倍，可是中国人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控诉却不及犹太人努力的1/10。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进行过系统、全面、彻底的调查，以致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日军暴行未被曝光，许多暴行虽有记载也不够详尽确凿。中国人也从未像犹太人对纳粹那样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将中国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日本兽行的残暴有效地暴露于世界面前。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当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经日本人铺天盖地渲染成“世界末日”，终被列为“二战”中人类的三大惨案之一，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是否发生，是否遇难者真有30万之众，在许多世人心里却还成了个问号，这正是驱使大洋彼岸清丽如花的张纯如女士写出《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一书的动力，也因为写作此书时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创伤，这朵花以一种令人扼腕的方式过早凋谢了……
相形之下，在国内有多少专事写作的衮衮诸公，能像远在天涯的张纯如一样对此充满义愤充满血性，乃至欲罢不能、喋血方休？他们张纯如的丈夫道格拉斯吻别爱妻中有不少人写得很聪明，任江上潮涨潮落，总是锦上添化，赞歌入云；或是写得很实惠，自诩为“白领”与“小资”，这是两个自觉地把自身与社会底层对立起来的称谓，以示与穷人以邻为壑，并炫耀与富人比邻而居；或是写得很生猛，换一种时髦说法，那就是善于下半身写作……
如果对民族创痛最该有本能反应的一部分人都淡漠、麻木了，还怎么指望这个民族能永远不忘曾经的奇耻大辱呢？
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民族，便只能在荒芜的精神原野上如吉普赛人般流浪。
一个遗忘了历史或者不尊重历史的国度，再枝叶葳蕤也不过是舞台上一棵没有根系的大树。
越来越多的声音在激情呼吁，当日本朝野念念不忘朝拜靖国神社时，中国应该给今天的人们一个给抗战英烈们下跪的地方——在上海，在湖北的西瓜洲，在湖南常德，在台儿庄，在太行山，在平型关，在云南腾冲，在重庆北碚，在川东小镇李庄……
不管是国民党方面的将士，还是共产党方面的将士，不管是拿枪的，还是握笔的，只要是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今天还有以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应该向他们的英灵顶礼膜拜！
报载，已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有关方面提出，应将中国抗战胜利日或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重要日子定为国家级的公纪（祭）日。
越来越多的身影在忙碌地打捞历史、修复历史——
仵德厚、张家福老人那烙满历史事件与社会变革的脸上，有了豁齿的笑容。也许正因为豁齿，那笑容更显得像深秋经霜后的金菊。
尽管这一切在静悄悄地进行，但据说，上海的陵同里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业已修葺开放。湖南衡山在“文革”中被捣毁的、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也在恢复。
不仅是王选女士和凤凰卫视，现在还有不少血性公民站出来，着名的有民间组织“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10年来孤身奔走于中日两国之间、为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搜寻并提供证据的哈尔滨律师苏向祥……
报端上也屡见这方面的文章，今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报道说起，1994年春天，侯冬娥老人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一个最破烂的窑洞里。她的一生只留下记者记录的一些片段：“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冢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一个雨天，她重重地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有人肯过去扶她。”
记者为之诘问到：如果对自己的受害姐妹都如此冷漠，又怎能指望施暴者忏悔、道歉、赔偿呢？
昔日一个狭隘得几近难找一块方寸之地给先烈们下跪的历史，如今经变革时代的开拓，正变得开阔起来。
昔日单调得只剩一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的历史，如今在求是之风的吹拂下，渐渐有了血肉。
历史大相无形，却又高耸人云。
历史宏大叙事，又细枝末节地反映在一个民族的心理框架与精神生活中。
倘若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能像犹太民族一样自强白重，不屈不挠，像俄岁斯一样从政府到民间都如珍惜眼睛一样珍惜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民族走向再生之途的丰沛动力。
倘若中国青年在若干有关民族尊严的事件中有更多的人能像韩国民众一样做些切实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大学生今天游行扔石子砸美国大使馆，次日在使馆门口排队等签证的学生却比满地的石子还多……
那么，日本打量中国的眼光将一定会少去些狡黠、虚与委蛇的东西。
唯有在一个正视历史并以历史为镜的国家面前，一个在历史上销赃灭迹的国家，最终才有可能在道德上白惭形秽。
绕不过的门槛（一）
在巾国近现代历史谱系巾，无庸质疑，“日本”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
一旦点击了这个谱系，与此直接间接相联系的——“明治维新”、
“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巾日关系”、“巾日人民友好”、“天皇”、“武士道”、“右翼势力”、“靖国神社”、“汉奸”、“台独分子”等词语，便层层叠叠、带着各自的历史记忆排山倒海般地向国人涌来，并大厚度、大面积地搅动自近代以来国人总与东北边那个岛国一种揪扯不断、欲理还乱的情感。
犹如很多女人的一生，兢是对付男人的一生。
是否可以这样说，打明治维新起，至少在民族情感与国家利益上，这近140年以来，巾国主要便是在应对日本？
文化血脉上相融最深、历史交往最多、在彼此近代化、现代化路径上都起了重大作用的两个国家，近代以来却厮杀最烈、摩擦最频、阻隔最远，彼此间最缺乏信任，目光中密布着猜疑与警觉……在人类发展史上，似乎还找不到与此相类似的另外两个国家。
是文化同质又不同构的排斥性？
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地缘冲突？
真是过不去的仇山恨海，仇恨就像沙林毒气，销毁它远比制造它困难得多？
或者，两个临近的板块都要隆起，必然会在此时发生的碰撞的轰裂？
或许，亚洲文明不如欧洲文明成熟？历史上曾被德国几次占领的法国，如今和脱胎换骨的德国如胶似漆，成为了欧盟内最具稳定性的力量。
我不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没有精湛的专业学识。我更不是政治家，没有必要像政治家那样含蓄而又周到地说话。
我只是平民中的一个知识者与思考者，无妨说说当下自己的认识与感受。
在日本，极端有翼势力，或者说极端仇视中国的日本人，远不占日本社会的主流；同样，真正对中国友好、热爱中华文化的日本人，也不是主流。大部分的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只限于活色生香的中国菜，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在日本逐年大幅度上升的犯罪率等。他们对美国的兴趣和崇拜，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关注。
出于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精神文化传统，日本的主流意识认定中国“崛起”必将改变东亚秩序，日本人当然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但在达个充满国家利益矛盾的星球上，谁希望别国强大？俄岁斯希望中国强大？印度希望中国强大？菲律宾、越南希望中国强大？或者中国愿意看到亚洲再出现一个世界宪兵式的美国？
忧心忡忡于中国“崛起”，却并不等于要与中国再度兵戎相见。广大的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珍惜和平的。当今的日本，是一个民主和法律健全的社会，任何政治主张，只有得到大多数议会议员支持后，才能上升成为国家意志，任何个人或团体企图玩火，都不可能成为国家意志，这和“二战”时代军国主义的日本已是泾渭两河。
再有，阻扼战争发生的一个强大存在是美国。
对美国，多少中国人抱着一种复杂的感受——
可以称之为天堂，可以称之为地狱；
既是上帝怀抱里最得宠的小子，又是地球村里无事生非、狗拿耗子的邻居；
世界上每天有无数人在仇恨、咒骂美国，乃至针对它制造恐怖事件，可世界上每天又有无数人为进入这个国家或得到美国绿卡而望穿秋水，呕心沥血；
一方面，美国看起来像不远万里来中国支持抗战的白求恩同志，那么多的美国人在为某些国家由蒙昧走向开放、由暴政走向民主而流汗流血，另一方面，在白宫的椭网型办公室里，绝对有一把周扒皮的算盘，汗毛茸茸的手下，总要敲打出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无论心底里你是亲近美国，还是排斥美国，你都无法摆脱当今它几乎无所不在的影子。
美国是当今世界多极力量格局中最重要的一极。
她的强大当然在于其超级的科技与军力。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正在美国空军开始服役的F-22型战斗机，F-35垂直起降直升机，可能是未来30年内的最后一代有人驾驶的作战飞机。此后，美国无需派出一兵一卒，只要在国内的某个空军基地里点击鼠标，即可指挥这些飞机去国外参与某场战事。因为不会再看到血流成河，昔日在越南战场心理创伤累累的美国大兵们，从仳将告别心理治疗所，走进了“电脑游戏室”……
她的强大更在于立国200多年来一直坚如磐石的民主制度，还有保证可以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很快纠正过来的决策体制。邓小平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国性规模的动乱，若发生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争取与美国和平共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
绕不过的门槛（二）
许多中国人往往只看到美国在亚洲只有一个潜在的对手，其实美国在亚洲有两个潜在的对手：中国和日本。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实力、军事潜力，以及经本尼迪克特描绘的“菊花与刀”的民族性格了然于胸。别看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会面时，一方总是春风拂面，一方肯定点头哈腰，俨然师徒兄长，彼此心里却明镜似的清楚：“靖国神社”里供奉的亡魂，有一大半是美军的枪下鬼。列岛上的某些右翼势力，不仅反华，也
反美，远在中国的革命青年写出《中国可以说不》之前，石原慎太郎就说出：日本必须对美国说不！而珍珠港那恶狠狠血淋淋的一口，至今仍在让美国的孩子们惊悚……
美国必然要警惕日本。日本的和平宪法、民主制度是美国设计与推行的，60年过去，天地玄黄，很难不作修改，中国的宪法不也修改了多次？但倘若要做伤筋动骨的大动，美国肯定不会处之泰然。在经贸关系上，两国间一向存在大量的摩擦与纠纷。1985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5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促使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对美元一下升值38%，这正成了历来坚挺的日本经济高墙上的第一道豁口，引发了阴霾至今尚未退尽的金融危机。
时下，美国昆然有提升日本军力之居心，以根据其在亚洲的利益应对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可能骤变的风云，但这并不意味美国要将日本这头东亚虎放出笼子。倘若真如此，日本可在一星期之内就会成为核大国，它的千万辆汽车产能的制造能力，不过几天就能将防守本土的自卫队变成耀武扬威于海外的冲锋队……
在《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一文里，小林史郎实实在在讲出了埋藏在大和民族心底里的几句话——
日本的唯一的对手是美国。我们目前的低调不是因为日本弱小，而是因为日本内敛，内敛是日本的优秀传统，只有内敛我们才能在那些大国吵吵嚷嚷的时候发展自己的力量。有一天，当我们集聚了足够的力量，那么即便是美国也只能和日本平分世界的利益。这不是梦想，这正在变为现实。
美国深谙借力打力，在冷战时期的美、中、苏三角关系上，就已运用白如。基辛格当年游说那些不同意与北京联手制苏的参议员时讲了一句着名的话：“如果我们去不了北京，那么我们也去不了莫斯科。”当今在遏制日本上，一个正崛起的中国，无疑是美国的所借之力；而在遏制中国上，一个迫切要做“正常国家”的日本，在屡屡给中国添堵的同时，大概也让美国人一边偷着乐……
换位想想，从美国，或许还从欧洲的立场来看，一个二虎相争的亚洲力量格局具有内在制衡性，双方力量互为冲抵，比一家独大对欧美有利。甚至连东南亚诸小国，从心理上也会希望看到中日两国互为制衡的现实，以为他们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问。在未来的亚洲发展前景中，避免中国超霸或日本超霸，保持一种和平状态下的动平衡是中日两围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其他非要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愿望或冲动，则必将引发丧失既得利益的沉重后果。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民族性格及当今国际地缘政治来看，中日两困难以成为友好伙伴，但必须和平相处，两国各自都有许多缠头的难题需要解决。对日本来说，如何彻底摆脱经济萧条的阴影；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日愈激烈的摩擦、冲突，并卸下亚洲国家对其普遍的不信任感；如何全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不但在物质上强大，也在精神上强大，不但在制度上先进，也在文化上先进，而不像当今这样被许多外国人也被本国的有识之士视为一个跛脚的、孤独的二流大国。
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在授奖仪式上，如是说——
我觉得，日本现在依然在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暧昧的进程使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就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许金龙译《我在暧昧的日本》载《世界文学》1995年2月号）
对中国来说，除了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面临着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要沉重、艰巨得多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国要真正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世界性大国，还必须成为比日本更为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东亚地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中国还须将与美国的或明或暗的对峙与角力，更多地转换为彼此的谅解与互信，这些都需要一个和平状态下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海龟一样趴在太平洋风涛里、似乎总令人琢磨不定的日本，中国当然得有高度的警惕。但最现实、又有着最深用心的图谋，却可能来自岛内，也可能来自岛外——即促使两国民族主义过激反应，在很多问题上纠缠不清，从而转移中国国家注意力，加重中国现代化的成本，大大迟缓或停顿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谴贵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
我深深以为中国欲一扫近代以来的耻辱与颓唐，走向民族的全面复兴，非得通过日本这道心理门槛；
在很大程度上，这道门槛将考验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
日本要洗去孤独与暖昧，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更是绕不过中国这道道义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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