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给美国人的印象很能打，很能吃苦。能打能吃苦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当兵的谁是有钱人？谁家是百万富翁？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农民，抽兵抽到头上，不想当就拿八百元钱让别人顶替你，家里穷拿不出来就得去当兵。当兵后慢慢就懂得，把日本鬼子打完了就能回家团圆、能种地，这是最大的奢望。这些人也是挺勇敢的，很单纯、没有更多的想法，没想要当什么大官，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日本鬼子打掉，所以大家都能吃苦，外国人做不到这点。
第十节 打到东京去
我给师长李涛、副师长刘建章、参谋长熊杰都站过岗，没有给副师长傅宗良站过，他经常在前沿的师指挥所，由前卫团的特务排负责。
有一次站岗，参谋长熊杰给我讲过“四书”。
那天轮到我给参谋长帐篷站岗，熊杰从里面出来，我给他打个立正，行个持枪礼。熊杰是大高个，大胡子，参谋长这个位置他是接刘建章的。他站在我跟前问：“学生大队的学生啊？”我说：“是的，我在给参谋长站岗。”
他说：“好啊。”就开始讲了，先从家常聊起，哪里人，多大了。然后就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个人要有志气、有目标，不能稀里糊涂，当兵也得当个好兵。国难当头，你们凭什么出来当兵啊？还有生命危险，在家里待着好不好？所以必须有个志向，明白为了什么当兵。当好兵也有好多要素，要提高作战素质，为什么老练打靶、实弹射击？就是要你把枪打好，闭着眼睛也能拆卸枪支、排除故障，都练熟了打仗更有把握。鸿鹄之志是说动物都有目标，人就应该更有志气。
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听得似懂非懂。一个是因为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我过去跟外省人接触少。再一个，修身、齐家可能还听得明白，治国、平天下对一个大头兵来说，就离得太远了。我们也不能治国，也不能平天下。
二十二师的三个副师长都是黄埔六期的，蒋介石的军事人才有的是，解放战争失败了，原因很多，人才使用不当也算是一个。
我认识刘建章、傅宗良这些二十二师的军官，除了有时跟他们上前面去要负责保护之外，再就是经常站岗。
上校炮兵总指挥是游公弼，整个二十二师所有的炮都归他指挥，比一个团长还要管事，有一次他们吃饭时我被派过去站岗。老游指挥炮，那时候一个军就有一个榴弹炮团，在东北是一个兵团才有一个榴弹炮团。榴弹炮能打出几十里地，都是靠前方观测手负责校正。
我接触到的廖耀湘、李涛、傅宗良、刘建章、赵霞还有熊杰这些远征军将领，都不是大老粗，他们受“四书”“五经”熏陶很深，个个都能讲一番。他们对抗日战争的结局是有抱负的，不是认为我们肯定不行肯定完，而是要跟敌人拼到底，到底是鱼死还是网破，要到最后才能有个结论。熊杰后来在东北当了兵团参谋长，赵霞在淮海战场当中将军长，印象中赵霞对共产党了解多一点，但我们那时在下面，谁也不知道共产党，也没听说过游而不击。
我回来跟卓干成说参谋长今天给我讲“四书”了，他说当官的就是卖弄，回头他们该干啥还干啥。
卓干成原来在乡政府工作，算是政府机关，懂得比我多一些，学识也比我多，字写得很好，对乐理很通，乐感很好，给他一个乐谱就能唱，很多歌都是他教我的。他唱两遍，不拿词我就能唱，我俩行军走在路上就唱：奴隶们，快快起来，奴隶们，起来……
空余时间我们经常到各部队去唱歌，有个星期天师政治部搞活动，我和卓干成、李自成几个去合唱，见到了在师部当干事的吴启光，过了不久就听说他跑了。他的家境很好，还有个未婚妻，战争又很艰苦，他在美国、印度都有亲戚，估计是去美国了。吴启光是我们到印缅后第二个跑的，第一个是在印度雷多趁星期天休息跑的，姓冯，他有亲属在加尔各答。
担任主攻八莫任务的，是孙立人的三十八师。
日军在八莫的防守配备比较合理，工事两层到三层，地堡一层，中间一层，上边是架，做得非常坚固，大炮轰也轰不垮。工事前面是开阔地，进攻没有隐蔽，对防御比较有利，有的敌人阵地设置得比较有欺骗性，观察的时候没发现，部队有时就攻进火网里回不来了，打得很艰苦，三十八师伤亡很大。
但制空权已经在我们手里了，不像第一次远征的时候，全是我们被日本飞机轰炸，没有一架是我们打他的。
美国给中国的装备尽管不算好，但是跟日军比那是压过他们了。打八莫时，天上飞机轰炸、重炮打纵深，山炮、迫击炮、榴弹炮打前沿。当时一个连的战斗配备就有六门小炮，两挺重机枪，九挺轻机枪，冲锋枪都不算，光算炮，一个连发起进攻，火箭筒、反坦克炮、六〇小炮、八一迫击炮、四二迫击炮、山炮，整个都帮着这个连打敌人前沿阵地，平射炮打坦克、战车好使，打碉堡也好使，炮摆平了瞄准发射，速度很快，瞄准了一炮打过去碉堡就给掀开了，效果很好。
打八莫时，战车还没上来，如果有战车、坦克掩护，炮火把敌人火力压住，部队可以跟着坦克往上冲，没有战车就打得很困难。
敌人有坦克、装甲战车，但没多大用，我们一个营就有一个战防排，有反坦克武器，子弹比较大，打出去就转，击中目标燃烧爆炸，挺好使。火箭筒还可以打坦克，一炮一个，没跑，我们实弹射击时试过，在山边瞄准山上的大石头，一炮过去石头粉碎，周围的石土都滑下来了，力量挺大。火箭筒后面不能站人，打完以后火往后喷，几米远的草都着火。我刚用时觉得这很轻啊，六七斤重吧，比我扛的轻机枪轻多了，但它有一个缺点，必须用干电池，补充不上就废了。
廖耀湘跟孙立人通无线电话，那个意思就是我把马拉关拿下来了，下面看你的了。我们离八莫很近，只要那边需要就可以派部队过去支援。孙立人的个性也很强，我用你帮？你能打孟拱，我也能打八莫，我打给你看看。后来到底打下来了。
高级军官里面也互相较劲、互相忌妒，你比我厉害，我比你更厉害，互相不服气。
在缅甸，廖耀湘讲过一句话：我们不但要把日本人打到海里去，还要打到东京去，将来我们还要进军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离我们挺老远，这里都还没解决，还考虑那问题？当时大家都笑，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但他说的这个话就值得探讨了，西伯利亚就是苏联，后来回想，这些高级军官当时就有一个意识，将来的敌人不光是日本，还有苏联，更具体的就是共产党，但当时我们下面还意识不到。
我们基层对国内形势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国共正在合作搞统一战线，我们跟第十八集团军两部分怎么合作？怎么打日本？不大知道。
在宣传抗战的大照片里，经常会看到毛泽东、林彪、朱德、刘伯承、贺龙、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这些高级将领，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中国高级将领，我们唱歌也是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谁是共产党的谁是国民党的没有区分，营级以下的下级军官都不懂，当时的政治思想教育还没做到这一步。
共产党就不是了，解放战争时，一个士兵都知道要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但国民党军的营长都未必知道打这场战争的目的，政治教育很薄弱。廖耀湘对整个形势的认识，用后来的眼光看，是军事素质很好政治素质不行。
但廖耀湘反对赌钱，下部队看到有赌钱的就逮起来。廖耀湘有几个特点：不准赌钱、到城市里不准下小馆、不准上妓院，饿了下小馆吃饭都不行，要回部队里吃。我后来就没少执行这个任务，背着枪巡逻，上饭馆吃饭的都是军官，没有当兵的，军官手里有些钱没地方花，去吃碗面条现在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不行。遇到了就上去行个礼，请他回营。那些军官都老老实实的，刚吃了一口甚至还没吃呢，就得走人，不走是不客气。
廖耀湘对这些问题很重视，他老婆也到过印度，坐小飞机过来探亲。他老婆就说，我这个瞎子啊，他当指挥官管得严点，你们体谅点。不然部队怎么有战斗力呢？这个不良习惯要改掉，不改就影响战斗力。
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文化人说的话让人信服。
远征这场战争，在战争史上是不多见的，环境太恶劣了，此前对这种战争环境都没有经验、没有准备。尤其在第一次远征，从头到尾我们都处于劣势，太不容易了。加上和你共同作战的友军实际上是你半个敌人，那英军比敌人还可怕，起码我知道敌人是敌人。
侵华日军的计划，就是要把缅甸拿下来，卡住物资通路，迫使中国投降，日军已经把东南亚的泰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都占领了，进一步占领印度、缅甸、老挝后，要把大部分部队拉到欧洲跟德军会师，野心很大。所以中国就是要把日本军队全部拖住，让他放不下、走不了。最后把缅甸日军的五六个师团全部消灭了。
当时大家也很思乡，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很强，但是思乡就得先把战争打赢了，才能和家人团聚，那时候光荣啊，那多有面子啊，你当亡国奴什么样啊？不能打败，打败了我们国家就完了，必须打胜，就是这种心情。
远征的胜利就算不是为中国人奠定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也可以说是有贡献。没有这场胜利，当时的中国抗战就要更艰难。
当时卫立煌领着国内三十多万远征军已经收复云南腾冲，就要和我们在畹町、芒市会师了。
大家就议论下一步往哪儿去？那时有这个说法，缅甸的日军残余不能往云南跑，必须往东面泰国跑，大家估计会继续进攻腊戍、南坎等地，然后向老挝、泰国、越南追击逃敌，上面的将领可能也有这个意思。
十二月中旬，三十八师攻克了八莫，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奔赴八莫新开辟的飞机场，飞行一个多小时到了密支那。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在密支那机场又上飞机，大家不理解为啥老坐飞机，就议论这是要上哪儿去？有的说是不是要追击日军？也有人说了，是要回国吧。飞了两个多小时后，看明白了，我们是回国了。
缅甸的日军还没投降，追击残敌愿望落空，大家心情挺不好的，就觉得不能让敌人喘息。日军跑到泰国还可以重新组织有生力量，元气慢慢恢复，将来还是个祸害。滇缅公路已经打通了，油管也接上了，但必须得保卫，靠英国那些饭桶部队能行吗？就只能靠美军了。这时史迪威已经被调走了，好像是跟蒋介石搞得合不来。
大家再转念一想，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抗日也好，当时没想那么复杂，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政治派系斗争。
调我们回国是为了压龙云。云南的形势不大安定，云南王龙云不大听蒋介石的，阳奉阴违。那时有很多地方势力老蒋也不是能控制得了的。另外日军在中国已经攻陷贵州的独山，要往重庆进攻，云南沾益距离贵州很近，必要时可前往阻击日寇的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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