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六十四团团长周九皋战死了，是在最后阶段保护廖耀湘突围时阵亡的。
新六军军部还留在沈阳，最后我们在军部机要室的同学说，其实呀，廖耀湘就错了，很聪明的人，要是我就往营口撤，起码能撤十万八万，保全实力。廖耀湘就犹豫不决啊，今天想，明天想，后天想，六七天过去了，解放军部队打完锦州都围过来了，他还没想透彻，最后该走哪条路还没想好呢，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贻误战机。
廖耀湘最后的失败也在于他驾驭不了自己，蒋介石两次来沈阳指挥，又派杜聿明坐飞机在空中指挥，卫立煌要他先回沈阳，蒋介石说你必须把锦州收复，廖耀湘自己想南撤营口，当时三种思想在矛盾，统一不了。
如果蒋介石听廖耀湘的，结局不会这样，如果廖耀湘要真听蒋介石的，结局也不会这样。廖耀湘老想着怎么把这四个主力师带回去，卫立煌已经被架空了。
不光是军事指挥官，就是任何人，犹豫不决都是非失败不可。要当机立断，错了我也那么走。
最后的结局廖耀湘已经估计到了，但是不由他了，最后杜聿明在空中用无线电通话命令你往南突，就是往营口突击，最后关头杜聿明说出这个话了，那已经晚了，锦州已经丢了六天了。
解放军什么时候回师截断辽南这个道路的？二〇七师二旅和五十二军都已经撤到营口了，他的部队才赶到沈阳南，他都来不及堵截撤退这条路，如果当时廖耀湘不犹豫，立刻往南向营口撤，就没事了，原因就是他们几个思想不一致，统一不了。
蒋介石用兵不行，每个战役他都去指挥。应该把权力放下去，听听指挥官的建议。他不是，前方打仗战况瞬息万变，眨巴眼情况就有变化，你老是高高在上，到处指挥，一会儿坐飞机来了，一会儿坐飞机去了，他不来就让杜聿明坐飞机指挥，今天来一趟明天来一趟，瞎指挥一顿。
毛泽东就不是这样，东北战役，原则给你下来，具体作战计划、部署你们自己搞，搞完以后他批准，那林彪就宽松得多了，指挥打仗就可以随机应变了。
锦州已经没了，廖耀湘说，我攻也没用了，锦州都失守了，我还攻什么攻？蒋介石不听，非要把锦州拿回来。你有这个实力吗？有这个可能吗？范汉杰一个兵团守锦州，一天半就让解放军打下来了，你要收复锦州，得付出多少兵力？他不管，就是你要给我拿回来。
结果解放军打完锦州，所有纵队拉回来把你反包围了。
这时候已经是兵无斗志了，这个斗志就是，上面首先要统一思想，要抱着大家一块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才行，实际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解放军能打胜，思想工作做得好。
国民党的派系很重，黄埔系里面还分呢，前六期的和后来的都不一样，黄埔的也不是都行，保定军校的也不都是饭桶，谁能打胜仗就应该用谁，蒋介石做不到，对谁都怀疑。
廖耀湘最后的想法是，谁出不来也不要紧，我要把新一军的三十八师、五十师，新三军的十四师，新六军的二十二师撤走就行，剩下的都可以不要，因为这四个师都是从缅甸回来的。
这些情况我们在沈阳都知道，那时什么机密情况都知道，大家经常在一起议论。
当初廖耀湘给卫立煌建议，为稳定周福成，把二〇七师给周福成指挥，固守沈阳，剩余部队撤往营口，卫立煌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蒋介石不同意。所以他没办法，你不同意那我必死无疑，我还有什么斗志？我都死光了也没办法。一个指挥官的战略意图不能得以实现，他又认为这个战争是打不赢的，失望了、绝望了，这个战争还怎么打？没法打。
辽沈战役就跑了几个将军，新六军副军长刘建章跑了，给我讲治国平天下的熊杰在兵团部当副参谋长，坐飞机跑了。廖耀湘的兵团指挥所在辽西，司令部在沈阳，前面败了，后面就坐飞机跑了，没跑的就当俘虏了。
第八节 第三次脱离部队
十月初，命令下来，安全圈缩小，二〇七师放弃抚顺，守卫沈阳，一旅负责守卫虎石台，二旅守卫浑南，命令我们输送连立刻开赴虎石台。
这仗已经看得清楚了，没法打了，已经败了，最后就是只有投降举手当俘虏一条道。
我问连长何觉：“怎么样，你走不走？有什么想法？老弟是要走了，我不干了，往虎石台去我不去，我说你是去还是下来？”他犹豫，当时没表态。我说：“去虎石台白扯，没用。你要走，现在就跑，不跑你就是俘虏，去了也白搭，补充到上面，打两个子弹就给你消灭了，还打什么打？廖耀湘领西进兵团那么多人都报销了，廖耀湘被俘，郑洞国也完蛋了，你那么几个人你跟谁打啊？沈阳守不住，你不走我走。”
那绝对不是说上级没有命令你们敢走？我不管那个，把行李捆好放在自行车上，骑自行车回家，离开部队不干了。
这是我第三次脱离部队，也是最后一次。
那时候南站的房子已经卖了，也是五十斤高粱米卖的，战事很紧张，洪乃良搬到小东门的姑姑那儿去住。她姑姑没工作，兵荒马乱的就在家里做家务，开杂货店做小买卖，解放后小商店合作化，杂货店不让经营了，她是伪满“国高”毕业的，就做小学教员。
结果何觉也没到虎石台，我脱离那天他也脱离部队了。
我跑出来，是知道非败不可，没的打。尽管我不是高层指挥官，只是下级军官，但凭我掌握的军事知识和这两年东北战况来看，这样打肯定是要输的，虎石台我不去，回家了，从此以后我当老百姓。结果也没行，到了后来那些运动，说我不干了当老百姓也不行。
回来后我和洪乃良住她二爷爷在小东门的房子。
二爷爷在伪满时期是本溪县政府财务股长，因为有过职务，伪满时日本人抓政治犯说他政治有问题，就举家搬到沈阳来，眼下东北局势不稳，就搬到北京去了。
房子很像样，一个大院，东西屋，中间是厨房，有锅炉可以烧暖气，院里还有一家也是洪家的亲属，他们住一半，我们住一半。
那几天我有时出来上太原街一带转转，新六军军部这时已经从昆明街搬到中正大学，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委所在地，兵团部在东北旅社斜对过的一个大楼。正好碰到军部机要室一个姓苏的老乡，他当时正在楼上擦窗户。我说老苏你怎么还擦窗户呢？他说，告诉你，共产党解放军来的那天，我也要把窗户擦得干干净净，谁来我都擦。我说擦得干干净净也是俘虏啊，你不擦不也是俘虏吗，还挨累干啥啊？他说，咳，那要不干啥啊，一听战况心烦。我说你擦吧，别从楼上掉下来。
廖耀湘一被俘虏，我们部队就都知道，整个沈阳城部队的状况都不一样了，到处乱糟糟的，城外面四处有枪响，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就这个状况。
当然了，作为一个军人来说，应该与阵地共存亡，可以死在阵地上，但绝不能跑。可是我们这个战争的性质不一样，我对这个战争从开始就有看法。
第三天，何觉来家里找到我了，他知道我住的地址，那时沈阳还没解放，二〇七师正在打。他在我这儿住了几天，我说老兄啊，不行了，我要走了，上鞍山我岳父家去，你上哪儿去自己考虑吧，这里也留不了你。
就这样分手了，以后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肯定也是当俘虏。
十一月二号沈阳解放。
二〇七师在浑河打了一阵子，十一月一号重机枪还响着呢，这个重机枪是国民党的，我听出声音来了，离得很近，就在城里附近响，听得很清楚。
二〇七师有三个旅，一旅在沈北，想和解放军谈判要投降，解放军没理睬他，冲过去了。解放军进沈阳就是从北面虎石台和东面最先进来的，据说就是从黄汗杰那个连进来，他放开一个缺口，解放军很简单地就进来了。后来没有听到黄汗杰的下落。
这个旅就被歼灭了，一个旅的完整编制也就七八千人。
三旅跟廖耀湘西进去了，旅长许万寿原来是十四师的团长，这时三旅已经没了。
二旅在沈阳南部守浑南、苏家屯，旅长姓王，原来也是十四师的团长，副旅长就是周中锋，他们看情况不好，二〇七师师部和二旅就开始撤，从营口跑了，周中锋后来到台湾做到了军长。
一个旅跟一个师部就能撤到营口去，廖耀湘的大兵团那是多少人马？早点儿撤很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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