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政工室张清白主任也被俘虏了，以后也没消息了。
营长骆鸿武被俘了，一九五二年让他回家了，他老家在海南，估计不能回去，回家能干什么？从来没当过农民，当农民当得了吗？大约上香港或去台湾了。
一九五二年接到朱富华一封信，信寄到洪乃良的同学家，再转给我们，这封信他是在北京写的，还给我们寄来一张照片。
朱富华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很憨厚，他在哪一个朝代都吃得开，不调皮捣蛋，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什么更多的想法，属于这种人。
他在郑家屯解放团，很早就让他管理财务，虽然还是俘虏兵，等于解放了就地就业。一九五一年他要求回广东老家，被批准了。
从军之前，他在广东培英中学当职员，回到广东后他还想回培英中学，培英中学也不错，虽然他当过国民党军官，现在回来也留他，从当工友干起，很快入了党，又当了科长、区人民代表。
他入党了不是他告诉我的。因为我们一直通信，肃反的时候，我们单位找他外调我，外调人员很没有水平，他把我的情况介绍完，朱富华问他，你看我和黄耀武继续通信还有没有必要？外调是了解我的情况，至于我们两个人的私交，不应该过多干涉。他说我看哪，你们都没有必要来往。
我也不是反革命，怎么就没有必要来往？从那以后朱富华就再没给我来信。后来我想把这事跟党委谈谈，又一想：拉倒吧，外调就是随便说呗。
外调的人说这个话我没听到，但是我看出来了，外调的人跟我说，你的同学现在可不得了，入党了、当科长了，还是人民代表，我这才知道他入党了。从那以后朱富华再也不给我来信，所以我想到了，必然是外调的人说了这样的话。
一九八八年，我在广州待过两年半，打算去找他，但合计合计，还是算了吧。
朱富华给了我两个信息，一个是卓干成，一个是李子深。
卓干成被俘也去郑家屯了，我在丹东解放团，他是吉林郑家屯解放团，解放后回广东了。李子深是力行中学毕业的，他和卓干成一块儿回广东后在一个合作社工作。朱富华给了我他们俩的地址，但我没给他们写信，我说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军部的郑醒华和何家深被俘都去了郑家屯，何家深是力行中学毕业的，喜欢说怪话，在国民党那边这样，被俘了也这样，表现不好，郑醒华不咋爱说，但是因为总跟何家深在一起受到连累，在郑家屯俘虏营经常要参加劳动，别人劳动是种菜，他俩是下煤矿劳动。后来估计去了北大荒了。
跟哥哥是一九五一年联系上的。
这么些年，兄弟姐妹都找不到了，他们也不会知道我在鞍山，那年我就给老家写了封信。
老家还有几个远房堂侄子，岁数比我都大，就写信给他们。我父亲在老家挺有威望，因为就出来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留学生，又是同盟会会员，信誉很高，加上辈分也高，在家族里面我排行老六，所以老家也有人叫我六少爷、六叔公，大家一看信，就知道是六叔公来信了。
一九四四年年初，哥哥把我给他的不到十二斗米卖了以后，就回乡下去了，后来到广州投奔师傅去打工，他师傅有技术，结果美国飞机轰炸把他师傅炸死了。他又给人家修表，技术不是很高，就没站住脚。
抗战胜利，新一军去广东受降，他生活不下去就跑去当兵。
新一军开赴东北，他就在三十八师，我们兄弟两个，他不知道我就在东北，我也不知道他就在东北，尤其是后期，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都是防守沈阳外围。
后来从三十八师扩出来一个师，他的营长被调到新部队去，营长也是广东人，哥哥就跟着营长过去了，他的书法写得很好，过去以后做文书工作，文书是副排级待遇，但他没提拔到文书，小时候父亲逼着他练柳公权的字，这时候用上了。
他们部队有一次在辽中被解放军包围后就地起义了，到解放军里被作为副排级使用，打过天津、海南，也参加过湘西剿匪，升到连级参谋。又去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负伤，回来在长春十八陆军医院养伤，一九五五年集体转业到山东省公安厅了。
我有个侄子叫黄印标，享受军属待遇，这个军属待遇就是我哥哥给他的，哥哥找不到亲人，就把他作为亲人给他享受了军属待遇。
我的信写到乡下，他们一看我在东北，就把哥哥的情况写给我，我就给哥哥写封信。信发出去，哥哥的信也来了。
当时我在鞍钢搞施工预算，我就去长春看他，见面了我说你原来比我还小呢，你是文书我是指导员。
联系上哥哥也联系上两个双胞胎妹妹了。
哥哥跟部队南下打到广东惠州的时候，很巧，在路上碰到了最小的八妹。八妹在去香港的途中，走到惠州被人看上了，说你别走了，就在我这儿给我当媳妇吧。七妹在广州，解放了她就回香港去了。
大姐我没找，要找也能找到。
一九八八年我退休回老家支援建设，因为对工程比较熟，帮老家搞土建工程、施工预算，在广州的一个侄子告诉我，五十年代他在街上看到过大姐领着学生游行，那么她肯定在广州。但是我一直背着历史污点，就想去找人家是不是合适？是不是给她增加负担？就这么想。
抗战胜利前，二姐随丈夫到东莞税务局工作，一九八八年我路过东莞时，去税务局打听，说解放前他们跑台湾去了。我说这一找可能就找着麻烦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别找了。姐夫是解放前税务局的头头，再找到台湾去，不又多一个事吗？
八十年代时，思想还不敢放松。
那时候香港的七妹到沈阳来看我，居委会的人三天两头来，我们还没起床呢，她们就闯进来了，说是看你的电表，看看你的水表，其实她不是来查表，就是合计你发报呢，好来抓特务。
我要真发电报能让你看到？
妹妹的生活，都习惯了晚上睡得很晚，早晨不起床，她们来了，人还在屋里睡觉呢，就推门闯进来，啊，这个妹妹很漂亮啊，香港来的啊，挺好的。
我们单位有统战部，我属于统战对象，后来开会我就讲，谁还敢来啊？谁来你们都怀疑是特务，公安局不方便出头，让街道那些老娘们儿出头，今天来看电表，明天来看水表，看啥啊？你的目的不是看水表，是看她是不是发报了。
从军这五年，影响了我一辈子。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但社会上不这么认为，这段历史就总是抹不掉，历次运动我都没当回事，但“文化大革命”就没逃过去，腰被打折了，弄个特嫌，当然后来平反了，但总是不舒服。
我是比较单纯的，有正义感，到最后人家不那么看我。
我觉得，解放战争，正如那歌曲唱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种理论实际上没错。但是对我来说，这战争太残酷，这不是两个人之间，我打倒你你打倒我，两个人的事好说，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谁打倒谁，咱俩都没命了，还打倒谁啊？打倒谁也没用。老百姓要的是安居乐业。
我不愿意参加这场战争，是觉得当兵好像是战争工具似的，最后自己弄得怎么样都搞不清楚，可能就没有了。
二〇一〇年春天，这部口述历史，曾经以“1944-1948我的战争”为书名，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出版五年来，发生了很多故事。这就像一部小说，读者总是很关心结局，关心人物命运，把五年来有关这部书，有关姥爷的一些事情，借助新版图书的出版记录在这里，不仅给关心本书的读者一个交代，似乎让这部充满了残缺的口述史又完整了一点点。
因为这部书的出版，姥爷终于联系上了当年远征印缅时期的两位同学：黄树开和柯愈哲。要感谢全国各地庞大的关注抗战老兵的志愿者队伍，是大家的热心帮助老人实现了心愿。就在二〇一三年秋天，黄树开老人从香港，柯愈哲老人从大连来到沈阳，当年二十岁左右天各一方，再聚首，已经是九十上下了。尤其是从黄树开老人那里了解到，当年的同学仍有几位在世，有的在台湾，有的在美国。当年，黄树开老人在东北国共决战前离开部队，到香港考取了警察工作。柯愈哲老人则是在学生兵复员后，就考取了大学，毕业分配至大连中学教书。
如今，三老人经常相互电话问候，这也算是历史补偿给他们的一点晚年福利吧。
姥爷经常念叨卓干成和朱富华，我在天涯上发布了一个寻人的帖子：《亲人哪，有个远征军老兵找你们》，还是一位热心的朋友，提供了朱富华回到培英中学工作的信息，他参军前就是这里的职员。辗转联系到了朱富华的女婿，得知老人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又得知，卓干成早在此前，也过世了。要找的人已经不在了，可是不在的消息，也是一个交代。
凤凰卫视和崔永元的《我的抗战》剧组，看到本书后也分别派来了摄制组。《我的抗战》摄制组采访的地点是在我家里，中午休息时姥爷忽然心梗发作，晕倒在地，于是采访变成了抢救，姥爷是被救护担架抬到医院的。
姥爷常说，这几年是我这辈子过的最高兴的几年。我想最大的因素，就是他打开电视，经常能看到反映国军抗战的电视剧还有新闻，当年的付出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是这一群抗战老兵们最大的安慰，即便是在香港的黄树开老人，也是如此，他曾面对面地对我讲过这个感受。
再就是，这几年来，沈阳的志愿者们，时常地光顾他的卧牛之地，以各种方式关心着老两口儿，尤其是姥爷和姥姥每年都要很突然地住院，志愿者们的探望陪护，帮他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志愿者们甚至自费购买《1944-1948我的战争》，请姥爷签名后拿到沈阳街头义卖，把募集的有限资金作为老人的生活费。而沈阳当地的媒体，也时常报道老人的状况。公益性的基金会，也伸出有力的手，送来冬衣、轮椅和资金。
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着这个群体，一句话，因为他们曾经是国家英雄。
《1944-1948我的战争》这部书，是我全程采访并执笔写完的，前后结了几万元的稿费，每一分钱我都交到了老人的手里，对老人来说，这些不无小补，我不想让心里留下遗憾。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春天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姥爷说，这本书我打算出新版了，还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姥爷说有啊，见面了就跟我说，先说李大炮吧。就这样，这本书比上一版新增加了一万字的内容，多数是补充了印缅战场上的情况。又因为大家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在新六军的沉浮，所以删减了上一版中有关姥爷家世的部分。
还要真诚感谢深圳市越众历史影像馆和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图片，让历史在读者眼中，更加立体，更加丰满。更要感谢黄树开老人，他提供了许多当年的资料和图片，都是无比珍贵的记忆。
最后，我要感谢读完了这本书的读者，因为阅读，才有传承。
朱洪海二〇一五年六月七日于沈阳马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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