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考试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家位于北京胡同深处的画报社。当时在会议室答卷的时候，胡同里的鸽哨声、吆喝声都悠悠地传来。画报社所在的小楼空荡荡的，仿佛没几个人。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人都在外面撒着呢。
等来到画报社上班，我立刻和这里的同事亲热起来，毫无距离感。这是因为我认识了兰小池。初来乍到，我坐在属于自己的那张桌子前，拘谨得不敢乱走动。当时是夏天，所有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我看见斜对面的办公室有个女孩向我招手：“哎，你是新来的记者吧？过来坐坐吧。”她是一个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女孩，戴着眼镜，上身穿一件白色小T恤，下身配一条黄色真丝休闲裤，身材苗条。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兰小池，是新来的美编，来这里有半个多月了。聊着聊着我发现，我俩还是同一所大学毕业，这层校友关系使我俩在这陌生的环境中格外亲近。
画报社里的男性远远多于女性。我是唯一的女记者，其他三四个记者都是30岁左右的男的，两个编辑也是老先生，所有领导都是30多岁的男士。在这个画报社里，我和兰小池就像两朵盛开的花，格外醒目。和男同事打交道也非常容易，没过多久，我们就呼朋唤友起来，一出去一帮人晃晃悠悠，非常有趣。这是我格外喜欢的地方，有一种自由的生气。别的地方上班，都盼着周末休息，在这里却倒过来了，周末变得漫长难耐，我们盼望着上班再聚首。有时候实在思念得紧，大家就约好周末到东升家去聚会。
东升，东北人，一个人租住在北京城里的大杂院，他的房间十分有趣，位于大杂院的二楼——房主在平房上加盖了一层，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落地窗，外面还有个小平台，很像复式楼。
聚会也是冷拼，大家买来各种吃食和成箱的啤酒饮料，吃喝畅谈，议论着单位里的人和事，谈论着各自的理想。从他们的言语中，我渐渐明白，画报社很不正规，大家来这里也是暂时栖身，都各自准备着寻找新的机会。
摄影记者老李，一心想开个自己的文化公司或者工作室，他似乎更青睐后者这个叫法，对画报社的工作心不在焉，得到机会就揽点私活。记者小刘，图的是稳定，正在通过关系打点某国家大报的领导，时机成熟，就要随时离开画报社进那家报社。记者老张，则想通过画报社平台，做成几个有偿报道，捞一把……这只是暂时的萍聚，大伙儿都知道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骂骂人吹吹牛，畅想一下未来，因为大家并不是竞争对手，更像是江湖上结交的朋友，所以彼此都不设防。
兰小池是很现实、很灵活的人，她虽然没有他们的雄心壮志，但也有自己的心思，在这里熟悉熟悉美编的工作，为以后积累资本。她并不着急未来，而是稳健地过着当下的生活，虽然28岁了还没有男朋友，但也无妨。我则完全惊呆了，本以为到这里改变了命运，却发现上了一条破船。
不管怎样，我还是马上忙碌起来，每天忙着采访，去过河北、山西，甚至广东、海南。采写的文章被副主编称赞为鲜活。副总编是个部队转来的大帅哥，30多岁，仪表堂堂，很稳重，早已离异。后来，我们的摄影记者为他拍的结婚照，七八张制作成一人多高的巨幅照片摆在画报社里，引来我们的围观。照片上那个新婚妻子，高傲娇小，年龄大概不会比我和兰小池大。
编辑部王主任是另一种类型，邋里邋遢的风流才子。他经常对我和兰小池说：“你俩都应该找男朋友了。不过看起来，你比小池更应该找，小池能自得其乐，你过于忧郁了。”我藏在眉宇间的心事还是被他发现了！我问他：“要是一个人无法改变现状，该怎么办呢？”他说：“那就把当下每一天过好，快快乐乐的。”
这些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人，身上的气质明显有别于舒依哲身上的书卷气。我品味着这股新气息，想到人生其实应该有更阔达的气象，也许自己真的不该一叶障目。
女孩的心理是敏感的，我明显感到来自东升的好感。比如，搞活动时，我站在那里拍照，他的手臂从后面虚拢过来，围住我的腰。虽然瞬间就放开了，这却让我的神经被刺了一下。他很幽默，说话声音很磁性，个子很矮，长相很丑。但不管他长成什么样，他都不是我要找的人。有一次，我特地拿来一张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以及舒依哲三人的合影，假装无意间地让东升看到。他好奇地伸过头来，问：“这是你男朋友啊？”我说：“是啊，旁边这个是我未来的小姑子。”照片上，我站在中间，和两边的人各有半米的距离。这是我和舒依哲唯一的合影，想不到却在这个场合派上用场了。东升故意“哼”了一声，昂起头，装作不服气的样子说：“有啥了不起呀！”后来，他还特地私底下问兰小池，我是否有男朋友。兰小池说，不知道。事后她告诉我，东升的态度异常地严肃。
画报社的男性朋友们为我搬开了障目的那一叶，我已经能平静地对待舒依哲了，就像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虽然心灵的伤痕深刻，但也是可以当做纪念来回忆的。东跑西颠的生活，使我对书卷气已经不感兴趣，也许，我正是用这样的心理暗示来远离舒依哲的影响。舒依哲是个难忘的美梦，但也仅仅就是个梦而已。我正一点点感觉到，心中的火焰已燃烧殆尽，此时剩下的都是余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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