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多变化因素就成了70年代中国新的外交战略形成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方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缓和代替了冷战。缓和时期东西方关系的基本特点是：政治气氛比较和缓，东西方各国领导人特别是美苏首脑频繁接触，达成许多协议，签订了一系列条约；经济关系普遍得到发展，贸易往来有了很大增长，签订了各种长期贸易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合作形式；军事方面举行了一系列军备控制谈判，美苏之间达成了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缓和局面之所以出现，首先是由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美苏实力对比的变化。侵越战争的失败使美国遭到伤筋动骨的削弱。尽管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耗资3000多亿美元，伤亡几十万官兵，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武器，但得到的结果却是侵越战争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这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维持侵略战争的基础。从1967年起美国全国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连美国统治阶层也不能不承认侵越战争的失败。由于巨额军费开支，美国的经济日趋恶化，财政赤字扶摇直上，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大，美国国际金融霸主的地位也被彻底动摇。相反，苏联则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之机，加紧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经济上，美苏两国的差距大大缩短。军事上，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全力发展军事实力，全面扩展军备，实力增长很快。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的军事实力已赶上（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苏联还利用美国陷入越战之机加紧在世界各地渗透，美苏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东西方缓和的基础。
越南战争长达12年，美军死亡5.6万余人，30多万人受伤，耗资3000多亿美元，给美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沉重地说：“预料要进行一场长期、激烈和令人失望的斗争。”其次，西欧、日本崛起，它们已不再是美国俯首帖耳的小伙计，而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戴高乐首先向“美国治下的和平”发起了挑战。联邦德国也提出了“新东方政策”。西欧在许多问题上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愿屈从美国，它们或批评美国的越南和中东政策，或违背美国意愿与苏联、东欧打交道。日本则在经济上同美国发生激烈的摩擦。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动摇了。
第三，中苏边境地区发生几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甚至有战争的危险，中国军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第四，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使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国家和人民需要安定和休养生息。
第五，第三世界的兴起。它们加强团结，联合行动，坚持反帝反霸斗争，使美国顾此失彼，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在亚、非、拉友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得到恢复，美、日等西方国家不得不主动谋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步倾向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由积极推动世界革命的进攻性战略转向注重国家实利的防御性战略，由反美反苏转向和美反苏。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外交政策调整转型。中美经过1971年的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和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与美国结束对抗关系签署《联合公报》，1979年元旦与美国正式建交。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迅速正常化（1972年建交）。经过长期接触和谈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先后与加拿大、奥地利等许多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5年与欧共体建立了正式关系。整个70年代，中国先后与近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79年年底，共有12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的外交局面有了根本变化，形成了力量不平衡的美、中、苏准三角关系。当然，中国与苏联、越南、印度的关系仍很紧张，没有得到缓和与改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全面调整。
中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转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并逐渐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导致这种转型的起始原因主要有两个事件：其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其二是如前所述的中国对待两极格局战略调整为“联美抗苏”。
当然，国际关系及其格局的调整是国际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单方面主动向世界表示的开放姿态并没有完全得到两极格局下世界各国的认可，至少，这种怀疑态度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1989年苏东剧变后这种矛盾变得相当明显，影响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新阶段调整。所以，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也经历了1989年至2002年的“韬光养晦”战略时期和2002年至2008年“负责任大国”战略时期两个发展阶段。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群众争相阅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中共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中共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会还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全会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中共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不仅使中共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更重要的是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在国家政策和领导人物的特征两个方面，都开始影响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时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分析，毅然决定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邓小平指出：“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只有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一心一意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他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他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那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全面贯彻外交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外交。外交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一，中国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逐步调整对美、对苏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高举团结反霸的旗帜，坚决站在和平一边，“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霸权和战争，我们就反对”。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发展了同美国、日本、西欧的正常关系，改善了对苏关系，全面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大为加强。
第二，中国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问题上，提出了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逐步改善和发展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此期间，中国为打开中苏长期对抗和僵持的局面而采取行动。邓小平还以消除“三大障碍”为条件提出与苏联谈判。中苏两国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举行了最高级会晤，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与此同时，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三，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处理中国与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域争端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缓解了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中国提出“和平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的原则，与印度耐心谈判，维持了边界的和平与安宁。中国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中国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有力地促进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第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在香港、澳门得以实现，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为妥善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中国同英国和葡萄牙经外交谈判，分别同上述两国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从而为雪洗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大胆决策，实行对外开放，增进国际间经贸、科技合作。中国彻底结束了历史造成的封闭状态，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科技交流。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116亿美元。在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中国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取得良好成效。
被中国称为“自卫反击战”的中越战争开始于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的1979年，中国军队惩罚了由苏联支持的越南企图在东南亚的扩张主义。这场战争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中国开始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现在看来，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转变，同时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世界历史潮流的全新判断和对当今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所得出的必然的结论。邓小平在1978年前后多次谈到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为在和平与发展潮流的推动下，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必然给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趋势，从而为中国确定国内国际战略问题确定了方向：抓住机遇，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加快发展起来，增强综合国力，顺应多极化的要求，并以推动多极化为己任。这样，就确定了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基本目标是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对外战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整，是在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下，与第二代领导集体一道进行的。这次战略性的调整，全面更新了中国对外政策和发展中外关系的思路，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对外发展关系的战略活动空间，打开了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进取的新天地，为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整个人类的和平进步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在20世纪90年代时期，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剧烈动荡变化，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在国际斗争的风浪中经受住了考验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21世纪的开端，按照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构想，驾驭国际重大事件与问题，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周边地缘环境的恶化等挑战，并且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的对外交往深度与广度，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强大崛起创造了积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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