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

    改革是利益调整，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逐渐在国家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展开：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通过拨乱反正、纠正平反“冤假错案”，逐渐营造出一种宽松的政治生活环境，并开始以“党政分开”为主线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上主要是放开、放松对经济生活和新兴主体的“管制”，尝试在企业生产、商业贸易、购销流通环节等方面，在国家调控和市场化之间寻找平衡。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在坚持“真理标准”的主流意识引导下对过去历史和生活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并将其作为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期间，几位美国学者著作，如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纳斯比特的《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被翻译出版，并广为传播。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成分较重，许多新接触到西方思想的人宛然接受了一次思想的“启蒙”。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从参照东欧模式到明确效仿“四小龙”模式，再到学习和应用“自由市场”的渐进发展趋势。但是几个重大的改革却因为准备不足而引发了社会关系的显著变化，这就是阶级的两极分化，社会冲突的激化，造成社会不稳定。

    1984年起国营企业实行承包制的改革，带来暂时的、局部的效益提高，却深刻地改变了国企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导致工人和经理层之间的矛盾激化。多数职工感到主人翁地位下降，感到自己变为承包者的雇佣对象。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

    1985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实施，引发了所谓第一次“经商热”。在这次“经商热”中，产生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代富翁”，也是暴发程度最嚣张的一代致富者。这些人中不少是和权力人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其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利润。仅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巨，其中大约70%进入私人腰包。

    党政机关经商、“权力转化为商品”的现象，在1989年之前的几年里愈演愈烈，各类“公司”以每年10万家以上的速度递增。1985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32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1986年还有17万家。到了1988年6月，又陡增至40万家。而且这一次“大量是官办公司。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700多家。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经商热’的源头”。一时间“官商、官倒”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

    从1987年到1988年，中国实行“价格放开”政策。当时政府表示，物价关非闯不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这一措施在粮食等领域开始，对社会影响巨大。首先，闯价格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从1984年的2.7%，上升到1987年的7.3%，再上升到1988年31%的飞涨高度。物价上涨导致城市居民拥挤到银行去提款，并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潮”。1988年5月，4种副食品（肉、蛋、菜、白糖）的价格放开后，在短期内猛增了60%。这些对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水平的严重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受物价影响，1987年全国有21%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一位西方记者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毛泽东时代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他们回忆在毛泽东治国的27年中，从未提高物价。社会上还因此兴起了一股“毛泽东热”：唱革命歌曲、悬挂毛主席像章等。

    社会上的不公平、扭曲现象还导致了社会治安秩序混乱，国家不得不定期来一次突击性的“严打”活动。敏感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自觉承担起呼吁民众心声的责任，这就出现了从80年代中后期一直断续进行的“学潮运动”，最后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演变成了政治风波。而这一现象和国际格局及两极对峙出现的新情况直接呼应，这就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超越遏制”、“和平演变”的新手法，而“里根主义”则彻底拖垮了强大的苏联。

    国际总体形势则处于两极对峙出现新特点的重大转折时期，并且这一转变加速了世界格局的演变。

    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是“尼克松主义”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战略态势，苏联在全球发起攻势，一时间掌握了冷战主动权，美国处于守势，和中国寻求战略结盟对抗苏联咄咄逼人的架势。1975年安哥拉内战，苏联、古巴武装干涉，美国因无良策而采取的绥靖态度鼓励了苏联的扩张。1978年年底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年底苏军直接派兵入侵阿富汗，终于把美国逼到了战略防线的边缘。

    1980年1月，卡特政府出台了标志美国对苏强硬姿态的战略转折的“卡特主义”：警告苏联不要利用伊朗和阿富汗的动乱作为借口，谋求实现苏联长期以来企图获得一个温水港的目标。他声称：“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这一声明被称做“卡特主义”。它是对“尼克松主义”以来美国推行避免卷入局部的地区性冲突政策的一种修正。1991年1月爆发的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与伊拉克之间的海湾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卡特主义”的延伸。同时，美国宣布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北约也决定在欧洲布置新型中程导弹。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这一战略转折就完成了。里根时代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设想图。如果说美国前总统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只是一个大胆超前的战略构想的话，那么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则是第二个“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者。2005年5月，美国重拾“星球大战”计划，打算从地面到3万多公里高空，设置足以遮蔽、覆盖美国本土的“空间盾牌”，并具备攻防兼备的打击能力。号称“里根主义”的全球战略思想是保守主义的智囊人物制定出来的。1986年3月14日，里根向国会提出了《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和平》的咨文，把“里根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其要点是：第一，发展高科技，抢夺太空空间，重振美国经济军事实力，同苏联展开全方位的争霸斗争。第二，在第三世界全面遏制和对抗苏联。里根修正以往美国提供援助以是否反共为标准的做法，提出反对任何形式（不管它来自左的还是右的）暴政的政策。美国应采取对苏联强硬政策，“以低烈度的战争”方式支持亲苏国家中的反政府武装活动，甚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直接介入反政府活动不明显的亲苏国家，支持那里的“自由战士”，以便将苏联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政治和军事进展“有限地推回去”。对于第三世界中的亲美“独裁政府”，要施加影响，促其实行“民主化”改革，避免因内部动乱而为苏联所用。即“有限推回”、“低烈度战争”、“扶植亲美势力”，第三世界命运由此改变。第三，全面提升核武器和核军备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和“太空工业化构想”，到2015年分4个阶段耗资4000亿到12000亿美元完成对空间多层作战体系的部署。1981年到1985年，里根将军费开支增长了25%；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在当时被普遍视作一次逆转，改变美国在越战之后一度不愿卷入对外战争的态度。美国要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支持“自由战士”，作“友邦”的后盾，防止地区冲突的扩大，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1986年上半年向安哥拉的安盟和阿富汗抗苏力量首次提供几百枚美制先进武器——毒刺式导弹，先后两次动用美国军事力量打击在利比亚的目标，促使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垮台的做法，是“里根主义”的最初实施。

    与此相对，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内政政策主导下，对内实施改革，意识形态出现混乱；全球战略实施全面收缩，主动裁军，放松对原有势力范围的控制直至全面退却，这是导致1989年东欧剧变的重要外部因素。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实践。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附近，苏联政治家，从1985年至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为此他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他的改革政策也使得苏联解体。1987年他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1989年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长篇文章，阐发其“新思维”，并从经济开始推行其4个阶段的改革。

    第一阶段，1985年3月至1988年上半年，改革从经济体制开始，并重点在经济领域进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内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一是提出“加速”经济发展战略，一是提出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同时还提出了外交新思维。

    第二阶段，1988年7月至1990年年初，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中心内容是实行党政分开，使“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在当时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反而使经济改革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第三阶段，1990年年初至1991年“8·19”事件爆发，改革的方针和政策发生根本性转折—全面加速右倾。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完善社会主义”转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党的地位和作用上，放弃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实行多党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议会制和总统制；在经济体制上，赞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国家结构上，走向主权国家的革新联盟；在社会发展总目标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从“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转为实行西方“三权分立”政体。在实行“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过程中，苏共的作用被削弱，反对派得以进入权力机构，新的苏维埃成为争斗的场所，不能正常发挥管理国家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把目光转向西方政体模式，提出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并在1990年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上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戈氏企图通过效仿西方三权分立政体，扩大总统权力，来推动改革、稳定形势。

    在国家的组织结构上，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权力之争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对联盟国家的命运构成直接威胁。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把革新联盟变成了否定联盟。首先，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戈氏政治改革宣扬的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论，以及东欧国家的剧变，在波罗的海三国产生了要求恢复独立的强烈反响。1987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发生群众集会，要求废除1939年苏德条约。1988年10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要求共和国经济完全独立。1989年7月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主权宣言”。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国家独立。戈在政治解决和经济封锁无效的情况下，于1990年5月24日表示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其次，提出“主权国家联盟”构想。1990年5月叶利钦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获胜，6月12日俄人代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向联盟中央发起挑战；接着，其他共和国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也频起效尤。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认识这对联盟国家命运的严重威胁，反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的构想。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肯定了戈的构想，正式提出“走向主权共和国的革新联盟”，“党执行加强各共和国主权的路线”。最后，承认共和国主权要求的全部内容。在各共和国提出主权要求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与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特别是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之间，就主权的划分展开了较长时期的论战。戈尔巴乔夫抛开苏联人民，放弃就联盟前途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结果，搞“9+1”联合声明，企图与叶利钦等少数人来决定联盟的命运。最终戈以全面妥协换来条约的草就，在准备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中，联盟中央的权力大大缩小，特别是在经济上联盟已丧失赖以独立存在的物质基础。

    第四阶段，1991年“8·19”事件至1991年年底，改革失败，苏共被强行解散，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终见结局：苏共亡党，苏联亡国。

    在1991年8月20日正式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前夕，苏联爆发了“8·19”事变。苏共被强行解散，戈尔巴乔夫成为名义总统，事事仰息于叶利钦。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联盟条约进一步修改，联盟名存实亡。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明斯科会晤，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21日苏联11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会晤，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宣言，从此苏联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而终结。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首脑之间的对话日益增多。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举行了5次会晤。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减轻军备竞赛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时也想乘苏联稳定国内之机，用实力遏制和谈判的方式来阻止苏联核力量的增长。

    继续走保守主义的美国总统布什上台，则对苏联实施了“超越遏制”战略：积极同苏联发展关系，加强美苏合作，促使苏联逐渐实现“自由化”，把苏联拉进“国际大家庭”，使其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这一战略强调，今后美国和北约组织对苏政策的主要重点将转向更多地同苏联的公开性和经济改革打交道。在对苏保持警惕的同时，充分利用当时国际形势的缓和，发挥美国的相对优势，抓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机会，运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手段，特别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改变苏联制度的基础，使苏联同过去的政策彻底决裂。对苏联国内，促使其实现政治多元化和经济自由化；对外，使苏联采取不干涉主义，重新回到世界秩序中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正式成员。促使苏联的这种变化不受苏联某一个人的观点、权力和在位时间长短的影响，能长期巩固下来。

    老布什总统的“超越遏制战略论”。

    1989年5月12日，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提出其政府经过3个多月的回顾和审议所制定的新的对苏政策。布什称之为“超越遏制”战略，宣称它是“美国战后对苏政策的彻底改变”，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将进行哲学思想的变革”。

    美国老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超越遏制战略”是指：①在不放弃军事遏制的条件下，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和平演变”为灵魂，抓住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非军事手段，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模式，培养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亲西方的反对派，最终将苏联东欧纳入西方体系。②1989年年底，提出了建立欧洲新格局的“新大西洋主义”：主张把北约、欧共体、欧安会三大机制作为建立欧洲新格局的基础，其实质是要在重塑欧洲格局的过程中保持和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确保美国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利益。③对中国推行既维持美中关系的基本框架，又诱压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两手方针。④更加重视第三世界的动荡对美国的影响，加强美国处理地区危机的能力。如：1991年实施沙漠风暴计划，打击伊拉克。⑤提出美国“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实质是要在美国的领导下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

    这一战略是针对苏联、东欧国内出现的社会经济危机的特点提出的。它的主要内容是：在不放弃对苏联军事遏制的同时，抓住苏联、东欧国家实行“改革”之机，充分发挥美国和西方的优势，更多地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手段，同苏联展开全方位的争夺。其中突出的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将苏联、东欧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融合”到西方的经济、政治体系中。

    “超越遏制”战略并没有放弃“遏制”，但同过去的“遏制”战略相比，“超越遏制”战略所追求的目标更大。

    “超越遏制”战略并没有放弃“遏制”，美国仍竭力保持强大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后盾去适应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正在发生变革的新形势，采取更加全面的手段遏制共产主义。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在探索改革的路上艰难行进，社会矛盾反映到思想意识形态上来，政府和民间、领导人内部都出现了不同意见和分歧，自由主义结合“威权主义”在中国知识界酝酿新的思潮，同美国主导的西方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战略遥相对接，这是出现政治风波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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