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冷战结束过程中大国关系缓和的惯性，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合作局面自20世纪90年代一直在继续。期间，大国间的矛盾有一个重新排序和协调的时期，大国纠纷和斗争也有激烈的时候，但这也是大国间的战略信任逐渐聚积的过程。大国在国际事务的合作与斗争过程中相互战略摸底和试探，寻找各自对战略合作的动机。很显然，大国合作要远远多于大国斗争。然而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使过去10年的战略摸底过程趋于结束和明朗化，尤其在国际安全领域，大国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撞击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酿成惨案。

    “9·11”之前，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安全最有保障的国家。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起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日趋频繁，但美国所担心的主要是对其海外目标的袭击，至于国土安全，美国人则持比较乐观的看法。然而，“9·11”恐怖袭击打破了美国领土坚不可摧的神话。它使美国人痛切地认识到，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跨国威胁日益增多的时代，美国的“一超”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易受攻击，即使是一个拥有超强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也无法完全置身于每一个威胁或危险之外；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传统的民族国家，也不是来自中、俄之类的“潜在战略对手”，而是来自非国家角色——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朝野强化了对国土安全这一“生死攸关的利益”的重视，并把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视为这类利益所面临的最严重和最紧迫的挑战。与对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调整相适应，布什政府把“打击恐怖主义”和“制止谋求核生化武器的政权威胁美国和世界”确定为政府的两大“宏伟目标”，并将其提至“至高无上”的地位。

    于是，美国在全世界高擎反恐大旗，要求世界其他国家选择是否跟进，从此开始了美国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布什对外决策指导思想急剧保守化和右倾化。美国人的政治倾向历来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分，不过，在对外政策领域这两大派别的界限却很难划清，而是根据美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经常变化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主义以“美国至上论”和“美国例外论”为信条，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出发，主张要充分利用两极体制终结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和巩固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在谋求全球领导地位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并无原则性区别，他们的不同点只在于政策手段的运用上：前者侧重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和有选择的干涉主义；后者则强调权力政治、单边主义和全面干涉主义。

    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建立一个以美国的优势地位为基础、由美国的军事力量加以强制的世界秩序——即一个由美国制定规则同时又不对美国的行动自由构成制约的单极世界。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国际秩序起着关键作用，美国必须具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意愿，任何对于美国权力和行动自由的限制都必须予以排除。为达此目的，美国可以不受国际机制和舆论的制约，必要时不惜采取单边行动。军事强权色彩主要体现在对美国军事-安全战略的调整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核战略方面抛弃奉行已久的“消极安全保证”政策，扩大动用核武器的适用范围；其二是在安全战略上抛弃长期坚持的“遏制”和“威慑”战略，实行进攻性的“先发制人”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多年来，美国的防务战略虽历经调整，但都没有脱离立足于防御的“遏制”和“威慑”的轨迹。“9·11”后，受新保守主义安全理念的支配，布什政府力图谋借反恐战争名义冲破防御性战略的束缚。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演讲时称，“遏制”和“威慑”战略已不能适应对付恐怖主义威胁，今后将对拥有核生化武器的敌对者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9月20日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先发制人”定为新世纪美国防务战略的支柱。“先发制人”战略的实质就是布什政府不再将武力视为最后诉诸的手段，更确切地说，由于美国在军事领域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把军事力量作为发号施令的最有效的手段，美国不但要永远确保美国军事霸权还将利用武力重塑国际秩序。

    武装好了理论，美国在全世界开始指点“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失败国家”，用所谓“民主和平”去拯救世界，干涉主义和单边行动应声而出。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抛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巩固东亚韩日同盟、楔入中亚和南亚包围中国，美国的全球布局无不得逞。

    然而，大有大的烦恼。美国也不是万能的。

    “9·11”后，美国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已成大气候，以“基地”为中心的恐怖主义分子和网络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形成了能协调、指挥重大恐怖行动的世界恐怖主义领导中心，出现了恐怖主义战略家，恐怖主义组织有能力发起大规模的非常规战争。美国还把恐怖主义同大规模武器扩散合二为一，把打击无形的恐怖主义同打击它所谓的支持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结合起来。这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斗争的难度。美国深感反恐单靠其一国之力难以奏效，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尤需借重其他大国的力量。因此，反恐为大国提升关系、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契机和平台。于是，全球大国之间开始了“伙伴关系”的新模式。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和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其新著《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中宣称：美国是“无赖国家中的无赖国家”。该书认为，美国在推广民主时言行不一，它支持海外的民主国家是基于这些行动符合美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前提。而这些利益并非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企业精英集团的利益。美国无法“保障国民安全、维护国内外权益、维持民主制度运转”，因而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乔姆斯基认为，如果“无赖国家”的定义是指某国藐视国际法，那么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无赖国家中的无赖国家”。大国伙伴关系是冷战后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目前共有中俄、中美、中法、美俄、俄法、俄日6对。大国伙伴关系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是，伙伴国之间平等、不结盟、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与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结盟和敌对关系相比，它是国家关系的进步，有助于大国之间发展合作、稳定关系。由于大国之间的关系左右着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形势和基本结构，因此大国间的伙伴关系不仅对大国有利，而且还将促进世界的形势稳定、经济发展和走向多极化格局的进程。大国伙伴关系迅速发展原因是：吸取了冷战时期“将己方的安全建立在对方的不安全上”的教训；经济关系加深；相互制约、相互借重的趋势加强；在国际和双边问题上能找到许多利益汇合点；大国关系的互动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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