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和平崛起利于巩固和拓展中共的执政基础，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新变化。一方面，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和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另一方面，党风、社会风气与社会信用程度下降、社会治安恶化等现象导致中共的公众形象和凝聚力不断下降，“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维护国家利益的效力也越来越低。在这种种复杂情况下，巩固中共的执政基础、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势在必行。“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而且对中共的执政基础的巩固、执政能力的提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不仅从根本上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和全国人民的富民强国的迫切愿望，有利于调整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从而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而且对中共的执政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使中共不能满足于只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中国人民的利益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有精神方面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最大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提出“和平崛起”就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体现，一个政府如果只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能提高人民的国际地位，那么这个政府是不合格的，因为它没能满足人民的两个最基本需求中的精神需求——国际尊重。中国人需要在国际上享有与所有国家（包括最强大的国家）同等的尊重。
2.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民族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在理想、目标和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其成员之间所表现出的亲和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力量，是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一面旗帜。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政治观点和文化观点有许多不同，政治信仰和文化思维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异，但都长期保持着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盼望祖国繁荣昌盛，团结统一。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不仅能赢得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拥护、爱戴和支持，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凝聚民族活力，而且对海峡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崛起”将使台湾不但从经济上融入中国，且随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而来的是台湾政治上向中国的靠拢。尽管目前“台独”势力在加速发展，但就两岸的经济关系、文化整合和长远观察，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将有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最终实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3.“和平崛起”的概念基本结束了中国自1990年开始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1989年以后，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策略，使中国有效地摆脱了国际孤立。但1994年之后，这一策略维护国家利益的效力越来越低，“中国威胁论”日益泛滥。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从强调“美国为重中之重”转变为“周边为外交重点”。以美国为重中之重，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对外政策都服从于改善中美关系。为了维护中美关系，只好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为了尽快摆脱1994年前受到国际孤立的状态，这一策略是有合理性的，但此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恢复了正常关系，这一策略的合理性就需要重新考虑。而“和平崛起”可以引导中国外交突出周边，推动区域化，注重与欧洲合作，有助于外交政策的平衡。其二，中国外交政策将从“融入国际社会”转向“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当目标是融入国际社会时，就得按照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提出的要求来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2001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标志着融入国际社会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加入国际组织了，而是如何在这些组织中扩大中国的发言权，即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就是“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平崛起”恰恰就是要求中国外交更主动地提高中国的影响力。其三，外交要服务于国家的综合性利益，而不能仅仅服务于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曾一度使得中国将经济利益视为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主导了中国政策，于是出现了为经济利益而放弃安全利益的现象。国家利益是综合性的，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不利于整体国家利益。“和平崛起”的提出，有利于维持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统一”，表明中国政府深知，国家要先有安全，然后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大局也要服从于国家安全的需要。
中国和平崛起是国际形势发展之所需。
第一，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它将使世界格局更为平衡，国际社会更为安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新崛起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有着明显的不同，与它自己历史上的几个盛世王朝也不同。历史上大国的崛起无不通过战争、征服、扩张、侵略、掠夺和列强之间的争夺来实现，整个过程充满了血腥和非正义。中国新崛起则完全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崛起采取的手段不是暴力的、军事的或者其他非和平的，而是和平的，例如外交、全球自由贸易等。中国这条发展道路是在总结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后作出的抉择。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决不做损人利己之事；强大了也决不威胁他人，永不称霸。中国和平崛起，是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机制和环境，调整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对外，则是国门敞开，大胆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勇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充实自己。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方针，维护世界和平，努力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平发展之路并不是只求埋头自我发展，而对世界事务不管不问。中国一向致力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一向伸张正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积极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化解地区纷争和危险，在亚洲出现金融危机时宁愿自己受损失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等等，处处表现出它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还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增大与整体力量的崛起，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与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进一步展现中国作为爱好和平的大国力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建立更为公平的世界新秩序，将使世界格局发生新的变化，更趋均衡。
第二，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作为一个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和平地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使世界人口的1/5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富裕文明，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贡献。中国发展不仅没有损害包括周边国家在内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还使它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不同程度地获益，这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虽然带有鲜明的中国个性，但具有世界的普遍价值和意义。它将进一步说明，国家自身的完善，社会组织和国民的素质提高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最大要素；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利用和创造条件适应国际经济的结构变化，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某种“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赶超。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证明，一个落后的国家，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实现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
第三，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以理智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之路，是基于对和平与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对当今世界脉搏的准确把握。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变革中实现的，战争和暴力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和平是人类的最大福祉和最大的愿望。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选择和平发展，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符合亚洲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受到国际上广泛欢迎。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基于这一文化传统，中国对强权政治、“零和博弈”等传统国际政治思路持某种批判态度，主张在世界多样化的发展中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
中国的和平崛起，靠的是开放价值与制度体系的形成，靠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不是靠战争掠夺兴起，这对历史上世界大国的兴起与战争掠夺相关大为不同，从而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崛起开创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将创造新的大国发展模式，给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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