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缺少文献记载，特别是南昌所在的我国南方地区，未见有文字记载。从江西省出土的文物看，江西省远古农耕文化和青铜文化，与北方黄河文明的发展水平比肩。汉朝及其以后，中原地区称南方为“荒蛮服地”。当时南方地区的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以此推断，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
史前摧毁文明的战争
南昌地区最早的战争发生在什么年代？古代文献没有记载。但是根据社会发展史和战争产生的条件来分析，南昌地区最早的战争应该发生在奴隶社会的初期。这个时候已经产生了阶级和私有制，而战争是私有制的产物。
什么是战争？《辞海》是这样解释的：“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战争是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后才有的，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剥削制度的产物。”
我国幅员辽阔，境内被许多高山大川所阻隔，远古时期中华地域广大人口极为稀少，交通又极其不便，因此存在着多个文化中心。从出土文物看，以南昌为中心的江西地区，便是一个有别于中原、西南等地区的文化中心。它东有武夷山，南有五岭，西有罗霄山，北有大川长江，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有条件产生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江西省文物专家称它为“徐国”。
早在远古时期，在南昌西郊安义县潦河之畔的樟灵岗、凤凰山、上徐村就有古人类生活。考古专家们在这里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获得了37件刮削器、砍砸器等石器。石制品都具有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这一考古发现“把我省文明史从距今八、九千年提前到五万年前”。
江西与中原一样，在商朝时期就创造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南昌东面的万年县仙人洞，出土了一万年前的石稻。南昌西面的靖安县有一处春秋大墓，一坑47棺，棺木全部是用整段杉木剜制而成的。在南昌北面的瑞昌市铜岭发现了全世界开采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古铜矿，表明在商周时期，江西地区的古人就掌握了铜矿的开采、提炼和铸造技术。尤其是在南昌南面的樟树市吴城，考古发现这里有一座王国都邑遗址，说明这里是经济文化发达的都城，确实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中原之外的奴隶制国家。
1989年9月，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出土了铜、玉、陶器1478件，其中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以青铜器最引人注目，有礼器、乐器、兵器、酒具和杂器五类。这些出土文物证明，远在三千年前，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它是相对独立于中原殷商青铜文化之外的另一个青铜文化中心”。“夏、商、周时期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便处于当时中国的前列。”
《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离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吴城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原则。南昌距吴城仅一百余公里，是王国的邻近属地。当时王国的范围有多大，古代文献没有记载，但要创造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是需要广大的地域和千千万万的奴隶的，国土面积应该广及今日的江西省域。比如吴城的铸铜区，生产出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就需要从长江之滨的瑞昌市运来铜的原料，才能生产出这些青铜器物。
夏、商、周时期，中原人口较多，经济文化也比较发达。与中原地区相比，西汉初年以前，包括南昌在内的江西地区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许怀林《江西史稿》记载说：“过去有一种说法，江西在古代是荒蛮服地，直到南北朝以后才逐渐开发。”“有一种成见，认为商周时期江西和广大南方一样，是‘荒蛮服地’，处于不开化的野蛮愚昧之中。现在我们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可以理直气壮地否定那种论点，充分阐明江西地区的文明成就及其历史地位。”东汉晚期，徐孺子前往河南鲁山向著名学者樊英请教，樊英听了孺子的见解后，大为惊奇地说：“不意南荒乃有此秀！”
西汉初年南昌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应是事实。但为什么商、周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原比肩，到了西汉初年却落后了呢？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争；二是发生了一场大瘟疫；三是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只有发生了这三种情况，才有可能摧毁这里的文明。
《江西地质矿产志》记载：“全省岩浆……以燕山期最为强烈，与成矿关系也最为密切。省内岩浆活动终止于第三纪。”“江西近代地震频度烈度小，地壳具稳定陆壳特征。”并没有关于商、周时期有大地震的记载。如果发生大瘟疫，会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但却不可能摧毁这里的城堡、宫殿等建筑物。在这三个原因当中，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夏、商、周三代时期，这里可能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惨烈的战争。这场战争可能是与邻国的战争，也可能是国家内部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给江西（包括南昌）地区造成了空前的浩劫，进而又引发了大瘟疫的发生，不仅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而且导致社会文明的毁灭，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江西地区“先先进、后落后”这种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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