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

    《变形记》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于1912年创作的，它给读者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就是荒诞不经。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一天早晨，他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公司秘书主任为他没上班找上门来，父母和妹妹也急来询问情由，都见状大吃一惊。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终于受尽亲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细的写实手法，逼真地描绘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在言行习惯、饮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活画出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屎蜣螂”的丑恶形象。

    人，突然变成了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保留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这是一只地道的甲虫，却具有美好的人性。外形丑恶，内心善良，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虫形而人心，这是比加西莫多还要奇特的一个艺术形象，小说就是以格里高尔这样一个“怪物”为中心人物，写他变形后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基本情节神秘而离奇。

    但是，作者并不是为荒诞而荒诞，其中存有深意。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在《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这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与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瘫痪，或出了事故，成了残废，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药，或有了什么过失，出了问题，等等，那我们就一点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这样看，才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能说没从此得到启示。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变幻，纯出于偶然，缺乏社会的必然性内容；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

    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他们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图景。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其深刻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也料不到有什么无妄之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这种灾祸之来如同一场噩梦，等你清醒过来，人事已非，身同隔世。格里高尔之变形就是如此。这变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灾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作者只变格里高尔之形，而不改其受压抑的小职员的身份与性格，正是为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惨。

    再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个敌视他的陌生世界处于对立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小说借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格里高尔变形前，维持着一家宁静温饱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关系挺热火的；一旦变形，这种热度就急剧下降，以至冰结。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一具甲虫的躯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昨天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玻璃墙。生活在亲人之中却举目无亲，孤苦无合，这该是一种多可怕的孤寂！小说从格里高尔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切从他的眼中见出，通过他的心理活动的折光来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孤独感。诚然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希望他能够好转，但这主要还是怕他丢了差使，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丑”，有损他们的名声地位。及至好转无望，则视为祸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亦非死于他人的迫害打击，而竟死于自己亲人之手，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人们之手，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吗？作者以犀利的笔力，透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现实本相。骨肉至亲尚且冷酷如此，其他关系可想而知，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变形记》所提出的问题，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这些作品有的也极尽夸张之能事，但都采取了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为什么偏要用如此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严肃的问题呢？我想至少有这样的作用：其一，是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视为正常。直至有大跌宕，把涂在生活表层的粉饰剥落，才现出其全部荒谬性来。让人物变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饰、揭矛盾、表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的一种特殊手法。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怎能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极端虚伪性及其利己主义本质。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其次也是为了强调，使问题显得特别尖锐突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人的异化尽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在《变形记》中，由于这种不无怪诞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异化世界被置于使人们能够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人变成了甲虫，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唯其荒诞之中有真实，涵深义，才能使读者如此震惊，久久沉思。

    由于作者力图寓严肃于荒诞之中，《变形记》在艺术上相应地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现实与虚幻的结合。人变成了甲虫，这是虚妄而不可能的。甲虫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更是不可思议。然而就构成这样一个特殊甲虫的材料而言，又无一不是现实的，写得真实生动，活灵活现。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总的说来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用写实的手法叙述反现实的事件，让非现实的人物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现实的因素与虚幻的因素如此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构成《变形记》新奇怪诞的风格。（2）借虚妄写真实，于“正常”见反常。格里高尔不幸变甲虫而死，这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悲惨命运。格里高尔死于自己亲人之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各有不同，但随着格里高尔的病态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逐渐变得一致起来。这说明，不论什么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问题的严峻性就在这里。作者把这种冷酷的利害关系写得这么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为了揭露人们都已习惯了的“正常”关系的反常性，以引起人们的觉悟和思考。（3）叙而不议，含而不露。《变形记》是一个悲剧。可是作者在叙述格里高尔的不幸时，却采用了四平八稳的笔调，不动声色，不带感情，不发议论，也不作任何评价，这种客观冷静，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却使这篇小说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由是我想起高尔基致契诃夫的一封信，高尔基说：“您可知道，在您的戏中，我觉得您处理人物比魔鬼还要冷酷，您对待他们像风雪一样的冷。”可就是《万尼亚舅舅》这个戏却使高尔基感动得哭了。卡夫卡并不像有些作者那样重视作品的共鸣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唤起读者的思考，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作品中不倾注自己的感情。卡夫卡把自己的爱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银泻地，不露痕迹。他竭力隐蔽在自己所描绘的图画后面，用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体系给读者造成一种悲惨压抑的总印象。难怪我们读后就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似的。（4）鲜明强烈的对比。一是爱与憎的对比。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再是变与不变的对比。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这也是一种对比。通过这些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析。由于以上特点，使得《变形记》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当然，《变形记》也有不足之处。作者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然而他所注重的只是“结果”，却没有正面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原因，更没能指出摆脱异化的出路。这与卡夫卡在创作上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以及他世界观中悲观厌世的思想分不开的。他说：“我着重的只是进行写作的那些瞬间”，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帘的东西，都只是从半腰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视野的”。他对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厌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他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这些思想上的弱点，使他的作品蒙上阴沉灰暗的色调和神秘晦涩的迷雾。但是，卡夫卡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那个奇形怪状的社会现实，为被损害的孤苦无告的受难者呼唤着同情、怜悯和援助，提醒人们重视这些问题。

    判决

    《判决》是卡夫卡于1913年创作的一部小说，它是卡夫卡早期公开发表的代表作，也是卡夫卡自己喜爱的作品之一。

    小说一开始，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正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格奥尔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日益兴隆。他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迁居到俄国的朋友，还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的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儿子去投河自杀。于是，格奥尔格冲下楼梯，真的去投河了。临死前，他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这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的一篇传记。

    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精力充沛，性情无常；由于事业的成功，为人傲慢，对儿子管教颇严，尤其是对卡夫卡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志趣经常加以嘲笑。因此，卡夫卡从小对父亲既敬仰又畏惧。当他拿起笔来创作时，就写了这篇以父子冲突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不仅表现了对“原父”的恐惧感，也表现了对家长制的奥匈帝国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通过这个奇怪的故事，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荒诞、非理性。

    审判

    《审判》是卡夫卡于1914年~1918年创作的作品。

    《审判》常被看作卡夫卡的重要作品，并已拍成电影。小说写的是一个具有表现意味的荒诞故事，开头很富悬念：“一定有人诬告约瑟夫．K，因为他没做坏事，却在一天清晨被捕。”人们自然会问：谁是诬告者？K为什么受审判？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叙事线索扑朔迷离，具体描写犹如梦幻，悬念始终悬而未决。读者由此被吸引进入了一个虚构艺术的迷宫，发现主人公K不明不白被捕后，一方面确信自己无罪，一方面又在接受抽象法庭的抽象审判，同时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继续从事银行职员的工作，直到一年后引颈受戮。问题是，K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作品的主人公是个小人物。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命运抗争。他四处奔走，寻求帮助，竭力为自己申诉。然而律师对他讲了实话：所谓法院其实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法庭根本不看状子，“定罪往往是由于某一个不相干的人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然而法院一经起诉，“它就坚信被告有罪”。他为自己的案子上诉了20年，到头来倾家荡产，徒劳无功。K终于省悟了：“这个法庭的种种作为有强大的机构作背景。它所干的就是把无罪的人抓起来，进行莫名其妙的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这审判之所以是审判，只是因为我对它的承认”。就是说，“审判”能否成立要取决于K，以K的自愿为前提。于是，荒谬绝伦的审判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成为K对法庭这一体现类似父权力量的社会存在的审判。事情正如卡夫卡在别处所说：“您高高在上”，好像是法官：“其实是我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并且至今仍未离开”。K四面出击，处处表现出对法庭这一庞然大物的蔑视和厌恶。他称法警是“乌合之众”，法官是‘腐化堕落的黑帮”，说法庭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毫无意义”。国家机器作为类父权力量的扩展和延伸，在这里成为卡夫卡清算审判的主要对象。

    K在小说结尾束手待毙，只是表明了人物既不能也不愿在这种类父权力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继续生存的事实。K为自己曾活在这样一个根本谈不上公理与正义的世界而感到羞愧，为自己曾萌生贪生怕死留恋人世的念头而无地自容。

    事实上直到死刑执行，K仍然不知道“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有能够进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对这个法律形同虚设，迫害却如影随形的世界，K没有眷恋只有厌恶，甘愿引颈受戮。他临死前唯一的遗嘱，只是感觉不好，因为他觉得自己“真像条狗”。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对于荒谬异己的世界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独特审判。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法律的序文”里有一个怪诞的故事：乡下人一生试图进入法律大门，却始终为“看门人”所阻。弥留之际，看门人告诉他：此门专为你而设，现在我要关上它并离开这里了。小说人物对这一故事展开了讨论，并尝试做出种种可能的解释。他们最后认定，所有解释实际上都不成立。因为能够作为依据的，只有处在解释之外又决定着所有解释的一个事实：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法那儿去”。一切都要得到许可。法的本质就是颁发许可的权力。乡下人、看门人看来都不过是诚实、职责之类传统观念的受骗者。他们无冤无仇，却在毕生对峙中耗费了宝贵的生命，成为法的骗局的牺牲品。悲剧或许在于，谁都在等待来自外部的许可。谁也不敢去尝试许可范围之外的事情，哪怕它属于自己的内心。

    城堡

    《城堡》是卡夫卡于1922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最大的一部作品。堪称为典型的“卡夫卡式”小说。

    小说写的是主人公K为了进入城堡谒见威斯特——威斯伯爵而徒然势力的故事。一个冬夜，K来到城堡所辖的一个村子，投宿在一个乡村客栈里。按照这里的规矩，没有伯爵的许可证，是不准在村子里过夜的。K虽然自称“我就是伯爵大人正在等待着的那位土地测量员”，但又拿不出证件，于是就遭到了客栈的严厉的盘查。幸亏客栈电话询问城堡“中央局”，得到了似是而非的答复，K才被允许留宿。

    第二天早晨，K走出客栈向山上眺望，城堡的轮廓清晰分明。于是就向城堡走去。他走啊走的，虽然方向对着城堡，可是“一步也没有靠近它”。当他疲乏地转回客栈时，已是暮色降临了。

    在客栈里，有两个自称是他的助手的人向他报到。据助手谈，“没有许可证，外乡人是进不了城堡的”。他派他们去给城堡打电话，电话里回答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来”。K正在纳闷，一个叫巴纳巴斯的信使闯进来，并且递给他一封来自城堡的信。信的落款是“X部部长”，据来使谈，这个部长名叫克拉姆。信上指出，“你的直属上司是本村村长”，并指出，巴纳巴斯将负责城堡同K之间的联络通讯工作。

    K以送信为名，来到巴纳巴斯家里，结识了巴纳巴斯的两个妹妹奥尔咖和阿玛丽亚。K陪同奥尔珈到旅馆里去买啤酒，并打算在旅馆里过夜，不料却遭到旅馆老板的拒绝，因为据说，“这儿是专为城堡里的先生们保留的旅馆”。在旅馆酒吧间里，K遇到了一个叫弗丽达的年轻姑娘。据姑娘自称，她是克拉姆的情妇，而克拉姆就在旅馆房间内。K同弗丽达一见钟情，当晚就在酒吧间里私订了终身。

    第二天，弗丽达同K回到乡村客栈，客栈老板娘以弗丽达的保护人的身份训斥和劝诫K。两人话不投机，K愤然出走，去找村长，K向村长展示了克拉姆给他的信件，对于这个信件，村长作了模棱两可的解释，并坚持说村里不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K感到十分失望，但当他回到客栈之后却接到了村长的任命，要他去当乡村学校的看门人。由于处境尴尬，K不得不屈就此职，决定同弗丽达离开客栈，住进学校。

    在搬进学校之前，K到旅馆去谒见克拉姆，但等着他的是克拉姆在乡村的秘书摩麦斯。据老板娘谈，由于K打搅了克拉姆的生活，想会见克拉姆是很渺茫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是摩麦斯的审查式的“会谈记录”。然而，K不愿意接受秘书的“审查”就扬长而去。

    K在回学校的路上又遇见巴纳巴斯，后者送来克拉姆的第二封信。信中对K的土地测量工作加以赞许。K认为这是一个误会，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开始测量工作。他托来使带口信回去，要求克拉姆给他私人会见的机会。

    在学校里，K结识了一个名叫汉斯的小孩。由于孩子的母亲在城堡里呆过，就引起了K的兴趣，表示愿意去见孩子的母亲。这件事引起了弗丽达的猜忌，她对K抓住一切机会向上爬的行为十分不满，并揭露说，K同她订婚和同居，也无非是想利用一度是克拉姆的情妇这一点，来同克拉姆进行交易。

    K一直在等待着巴纳巴斯的消息。为了打听情况，他再度去到巴纳巴斯家。奥尔珈告诉他，不要在巴纳巴斯身上寄托太多的希望。因为巴纳巴斯在城堡里的处境也是很难堪的。巴纳巴斯送给他的那两封信，也不是直接从克拉姆手里拿到的，而是从一个录事手里拿到的。接着，奥尔咖向K诉说了他们家所遭遇的不幸。

    K从巴纳巴斯家出来，在路上碰到了巴纳巴斯。后者通知他，克拉姆的主要秘书之一艾朗格在旅馆等着接见他。K好不容易见到了艾朗格，得到的指令却是让他立刻将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送回来。其实，此时弗丽达已经回到旅馆里来了。当K同奥尔珈攀谈的时候，弗丽达出于忌妒就同她往日的情人私奔同居了，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近日来同K朝夕相处的两个助手中的一个。

    ……

    小说只写到20章。根据卡夫卡的知友布洛德回忆说：“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至精疲力竭而死。村民们将围集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就创作方法而论，《城堡》整体上是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城堡”既不是具体的城市，又不是具体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象征着虚幻的、混乱的世界，象征着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不可捉摸的现实，象征着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也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作家所着力描写的，不是这个象征物本身，而是主人公K对它的精神体验，即虚幻感和无能为力感。

    虚幻感。主人公K来到城堡领地，好像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又像处在梦境之中，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是朦胧的、突如其来的、不合逻辑的。主人公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空灵飘逸的虚幻感。

    为了造成虚幻感，作者将主人公活动的时间大都安排在夜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朦胧的夜的世界。小说一开始就从夜景写起。K深更半夜进入城堡疆界，他站在桥头眺望，映入他的眼帘的是“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此后，他在客栈受到盘问，在旅馆结识弗丽达，在学校安家落户，以及在旅馆会见部长秘书，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此时，烛光人影，影影绰绰，往往闻其声不见其人，呈现出来的多是人与物的轮廓。在夜的笼罩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不是睡意蒙眬，便是歇斯底里，不大像现实中的人物。有时，主人公也在白天活动，但作者总不会忘记给他的周围罩上一层帷幕。在室外就衬以雪景和暮色，在室内就蒙以蒸汽和烛光，把主人公活动的环境绘上童话般的色彩。除了时空上的装饰之外，作者还很注意人物的视角。比如，主人公观察城堡，视角是翘首远望窥视克里姆，视角是透过门上小孔。这样，奇特的视角下出现的是奇特的世界。作者进行时空装饰和视角选择的目的，无非是要制造出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所表达的乃是作者的笼统的主观印象，这种气氛带给读者的，是朦胧的情绪色彩。我们读卡夫卡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朦胧感，症结就在于此。

    我们还可以看到，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的行为，大都没有轨迹可寻，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和不可捉摸的。K同弗丽达的爱情，是唯一贯串始终的线索，可是，他们在旅馆中邂逅相遇，立刻就互相投入对方的怀抱，胡乱滚在地板上，当着老板娘的面挑逗，在克拉姆的门前睡觉，第二天就建立家庭，夫唱妇随。而在第三天，双方就发生分歧，弗丽达就不辞而别。他们的爱情像做梦一样，来去匆匆，忽即忽离。自始至终跟K在一起的，除了弗丽达以外，就是那两个助手。他们的来临是突然的，行动是诡谲的。K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摆脱不了他们，甚至在同弗丽达缠绵温存时也会发现他们凝视的目光。他们像幽灵一样忽隐忽现，像影子一样忽前忽后。主人公K个人的行动也时常出乎意外和适得其反。他去谒见克拉姆，却碰到了摩麦斯；他去会见艾朗格，却走错了房间，在布吉尔的床边睡了一觉；他解雇了助手杰里米亚，却给了后者以勾引弗丽达的自由；他接近奥尔珈，却失去了弗丽达；他寄希望于巴纳巴斯，而后者的境遇却更其不佳；他企图通过弗丽达的关系谒见克拉姆，却恰恰因此而永远见不到他。这一切偶然的事件，突现的事物，不可捉摸的遭遇，无不给作品涂上虚幻的色调。

    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不合逻辑的事情，一些前后矛盾的现象常常使主人公啼笑皆非。K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乃是他自己杜撰的，却竟然得到了城堡当局的认可；城堡给土地测量员派来两个助手，但他们既没有带来测量的工具，也压根儿不懂测量技术；K根本没有进行测量工作，但却得到了城堡当局的来文嘉奖，村里根本不需要测量土地，上司却派来了测量员，学校里根本不需要人看守大门，村长却派去了守门人……这一切都告诉人们，城堡生活是何等的荒谬混乱。这种荒谬和混乱状态，越发增强了主人公和读者的虚幻感。

    虚幻感是主人公对于城堡生活的内心体验，也是作者对于其时其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心体验。此书写于1922年，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经济和政治危机威胁着战败国的德国和奥国。人们好像从一场大梦中醒来，回味不义战争，感到幻灭；观察战后社会，感到虚无；展望未来形势，感到渺茫。《城堡》作者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

    无能为力感。为了进入城堡，K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是，他无论使用什么办法都徒劳无益，永远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小说有两处象征性的描写，把这种无能为力的体验表现得惟妙惟肖。一处发生在早晨，在光明闪耀的天空下，K看见城堡坐落在山上，轮廓分明，于是他迈开大步向城堡走去。可是当他走近城堡的时候，不禁大失所望，原来它不过是一座形状寒碜的市镇而已。他鼓起劲头，继续往前走，路长得仿佛没有个尽头。这条路只是向着城堡，可根本通不到城堡，仿佛是经过匠心设计似的，走着走着就巧妙地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每转一个弯，他就指望大路又会靠近城堡，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继续向前走着。他虽然没有背离城堡，可是一步也没有靠近它。另一处发生的黄昏，城堡的轮廓已经渐渐隐去，但是仍然静悄悄地耸立在那儿。K观察着它，“觉得自己好像在看一个坐在他面前凝视着他的人，这个人不是出神，也不是忘却一切，而是旁若无人，无所顾虑，好像并没有人在观察他，……可是一定知道有人在观察他”，结果，却是“观察者的目光往往无法集中在他身上，只能悄悄地转移到别处去”。由于暮色已经降临，因此，“你看得越久，就越看不清楚”。这两处象征性的描写，表现了K对城堡的无可奈何的心理。他的一切活动都不过是使他一再重复地体验这种心理。他到旅馆去寻找克拉姆，为了能见到这位部长，他像一个守住阵地的人那样守在门外套好的雪橇上，满以为只要克拉姆出来坐雪橇，就准能见到他。可是，一个下级官员走过来命令车夫把马卸下来，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这就使他下决心走进旅馆里去径直进见。而当他出现在旅馆内时，那个下级官员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地告诉他：“只要你一撤退，克拉姆就脱身了”，“就连他在雪地里的脚印也让马车夫给扣掉了。”老板娘劝他把谒见克拉姆的希望寄托在和乡村秘书会谈的记录上，但是，秘书却告诉他，克拉姆根本不可能去看这份会谈记录。他幻想利用弗丽达同克拉姆的关系去接近克拉姆，但老板娘却告诉他：“在你打搅了克拉姆的私生活以后，走通这条路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信使巴纳巴斯身上，可是后者又告诉他：“克拉姆实际上并不在等着听你的消息，每逢我到他那儿去，他就发脾气……拒绝接见我”。而当他从奥尔珈那里得知巴纳巴斯自身难保的处境之后，他简直是看不见希望了。的确，巴纳巴斯曾经给他带回过克拉姆的两封信，一度在他的眼前展现过一线光明。不过这两封信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从城堡的客人降为村长的下属，从土地测量员降为看门人。更其使他失意的是，信件并非出自克拉姆之手。

    K的确是焦灼地企待着，但等到的消息却是：必须立刻把弗丽达交出来。

    最使主人公难堪的是，他来到城堡辖地，好像踩在海绵上，落在无形的蛛网上，根本无从展施自己的手足。因为，在这里一切都是滑腻腻和模糊不清的。城堡像是镜中之物，似乎很近，却又很遥远；官员们的态度好像雾中之花，含含糊糊，仿仿佛佛；公文函件像是水中之月，似是而非，难以捉摸。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迈出一步都是困难的，达到一个简单的目的都是不可能的，人们被解除了武装，陷入了一筹莫展的悲剧局面。一个社会，如果生活于其中的人感到极端无能为力，感到丧失了起码的自由意志，那么，这个社会是多么沉闷和寂寞啊！是多么不适于人居住啊！作者对于戕杀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虽不能说有力，然而却痛切。

    卡夫卡青年时代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熏陶颇深，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影响的痕迹。在《城堡》一书里，我们便可以看到果戈理和狄更斯式的漫画、塞万提斯式的插曲。

    漫画。每当作者的笔锋转向对腐败的官僚政治的揭露的时候，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幅幅讽刺性的漫画。作者使用漫画式的夸张的艺术手法，比之传统现实主义大师，并不逊色。所不同的是，在现实主义大师笔下，讽刺性的漫画常常是大幅的、集中在一起的，而在卡夫卡那里，则是小幅的、分散在各处的。如果把这些分散的、小型的漫画拣出来放在一张平面上，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作者几乎讽刺了官僚政治的各个方面，而且讽刺得是那么泼辣大胆。

    我们不妨从村长数起。“村长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要是没有他那个老婆，他这个村长一天也当不下去，他什么事情都靠老婆给他办理。”村长老婆像保管自己的衣物一样保管着公文和档案。她用捆柴火的方式将文件都捆成圆圆的一束，然后一古脑儿塞到柜子里，每当打开柜门，文件捆就纷纷掉在地上，散开的文件铺满一地，人们在上面走来走去。为了寻找一张村长也记不起是多久以前下达的关于招聘土地测量员的公文，忙坏了村长老婆。虽然在K的两个助手的帮助下，将柜子背朝天搬倒，把文件全部倒出来，还是根本不可能找到它。村长将这种混乱状态归罪于文件太多。据他说，索尔提尼的文件还要多，多到房间四面墙壁都堆满了一卷卷摞在一起的文件，那些成卷的公文总是往地板上掉，“人们也正是从这些公文不断地倒在地上的一阵紧接着一阵的声音才能认出这是索尔提尼的工作室。”这些文件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一次，K碰巧在旅馆里看到分送档案的闹剧，侍从们用小车把档案推到各个老爷的房间，有些老爷为了向同僚显示自己接到的档案之多，就故意不开门，让档案堆在门口。有时，老爷们常常因为分配档案而发生争吵，致使“分送档案工作越来越不顺利”，不是名单不大对头，就是侍从对档案老是对不上号，再不就是那帮老爷为了其他原因提出抗议，到最后不得不把分错的档案收回来。一些老爷，明明拿错了档案，却赖着不退或者在一气之下把档案全扔到外面走廊上，扔得纸头乱飞，害得侍从要费好一番手脚才能重新整理好，而经过重新整理的档案，不免错乱百出。在这些小幅漫画里，官场的混乱和无能，文牍主义的恶习，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城堡官员们的工作方式也是很奇特的。他们拥挤在一张长桌上，桌上并排放着一本本翻开的大书，但他们并不用心看书，只是不停地交换位置。他们从不明确地发布命令，也不高声口授指示，有时只是低声说些什么，录事们就把这悄声细语记下来发出去。有些声音实在太低了，录事们就得跳起来，听清了口授内容以后，又马上坐下去写下来，然后又跳起来听，再坐下去写，就这样跳起坐下忙个不停。如此听到的指示，当然是不准确或者不确定的，“就像大姑娘一样羞羞答答”，因此也无法付诸执行。这就使城堡办事总是拖拖拉拉，下面也根本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下边要打电话询问点什么，那也不可能问出什么名堂。因为任何人打电话给城堡的时候，所有附属部门的电话机全都响起来，而电话里不是传来歌声，便是不知什么人的开玩笑式的一声回答。官僚机器腐朽到这般田地，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呢？作者在描写这些怪现状时，他的胸中是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的。

    插曲。小说第十五章用明显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了关于阿玛丽亚的插曲，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这个插曲寄托着作者对于人民的同情和对于当权者的控诉。在一次“救火会”举办的庆祝会上，克拉姆的秘书索尔蒂尼对穿着节日盛装的年轻姑娘阿玛丽亚产生了邪念。晚上，他派人给阿玛丽亚送来了下流的书信，信中威胁道：“你得给我马上来，要不然，我就……”。刚强的阿玛丽亚当场把信撕得粉碎，扔到送信人的脸上。残酷的惩罚就落到阿玛丽亚和她的家庭成员的头上。在城堡的操纵和影响下，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同她的家庭断绝了来往，顾客们都前来向她的补鞋匠的爸爸要走各自的皮鞋，救火会也吊销了父亲的会员证件。接着到来的是生活贫困和人们的鄙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恳求城堡的宽恕。他们把能卖出去的东西全卖光，让父亲拿了钱去到处奔走。为了在路上拦住过路的官员，父亲整日守在雪地里，因而成了瘫痪。为了找到那个秘书和信使，妹妹奥尔珈到旅馆里充当官员们的听差的玩物，甘愿忍受他们的摧残。为了养家糊口和寻找赎罪的机会，哥哥巴纳巴斯则到城堡充任差役，仰人鼻息。但是，到头来他们的悲惨状况注定是无法改变的。阿玛丽亚一家的厄运不过是由于触犯了官僚们的特权。他们得罪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秘书。至于部长克拉姆，那更是不能触犯的，因为他比索尔蒂尼还要凶恶。“克拉姆是以粗野出名的，他能够一连几个钟头像哑巴似的坐着一声不响，然后猛地冒出那粗野的话，吓得你禁不住发抖。”克拉姆是凌驾在女人之上的暴君，他开头传召这个到他那儿去，接着又传召另一个上他那儿去，他跟谁都搞不长，他撵走她们就跟找她们来一样随便。”没有一个女人敢于拒绝他。卡夫卡在揭露现代封建统治者的凶恶嘴脸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给那些奴性十足的市侩庸人捎带一笔。客栈老板娘垂涎欲滴地说：“当克拉姆的情妇是一个永恒的荣誉”，只这一句话就把一个女奴才的面目活画出来了。

    卡夫卡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恩格斯指出：“在家长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到了20世纪，奥匈帝国虽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其封建主义的劣根性并未革除。卡夫卡真实地揭示了这个带着中世纪野蛮气味的国家和社会中存在的封建特权和奴才思想，应当说，他同传统现实主义不是背道而驰的。

    迷惘

    《迷惘》是奥地利作家卡奈蒂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35年，是当代著名的德语文学作品之一，作者因此而获得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

    作品以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维也纳为背景，主人公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彼得·基思。他为与这腐败的世界隔绝而离群索居。基思爱书成癖，收藏了数万册珍贵的典籍，为此他雇佣了贪婪、狠毒的女人苔莱泽做管家。苔莱泽引诱基思同她结婚，霸占了他的全部财产，并把他打伤后赶出家门。基思流落街头后，又遇骗子菲舍尔勒，菲舍尔勒设下圈套，把基思的钱财掠夺一空。随后基思又落入残暴的普法夫之手，被折磨得几乎神经错乱。最后，基思在弟弟的帮助下夺回了失去的一切，但他对这个过去令他迷惘，现在使他绝望的世界已不存任何幻想，他放了一把大火，与他心爱的书籍同归于尽。

    作品思想丰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爱与同情

    《爱与同情》又译《心灵的焦灼》或《永不安定的心》，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

    小说主人公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偶然认识了贵族地主的女儿艾迪特。艾迪特是个下肢瘫痪的残疾姑娘。霍夫米勒对姑娘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艾迪特接受了这种同情，并误认为是爱情，使自己也爱上了少尉。霍夫米勒发现艾迪特对自己的想法后，惊慌失措，因为他这种同情弱者的侠义中，丝毫没有爱情。烈性、刚强的艾迪特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开始接受治疗。

    霍夫米勒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做出牺牲，与艾迪特结婚，要么拒绝姑娘的爱情，但这无疑是宣判了艾迪特的死刑。少尉在矛盾中起初答应同艾迪特订婚，后又十分后悔、艾迪特知道少尉悔约，自己又无康复之望时，痛不欲生，跳楼自杀，少尉亦抱恨终生。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之一。

    斯蒂芬·茨威格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奥地利作家，他善于从心理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生活遭遇，特别擅长刻画女性心理，塑造女性形象。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讲述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饱蘸着一生的痴情，写下了一封凄婉动人的长信，向一位著名的作家袒露了自己绝望的爱慕之情。

    小说以一名女子最痛苦经历，写出了爱的深沉与奉献。高尔基曾由衷地赞赏这篇小说“真是一篇惊人的杰作。”

    在这部茨威格脍炙人口的心理分析小说集中，一段段哀婉动人的故事、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一个个人物的喜乐、苦痛、迷惘和绝望都能悄悄渗入你的心灵，触动那最深处的一隅，而人类细腻的千百种情感，都带着独有的美丽，化成了似幻似真的现实。

    象棋的故事

    《象棋的故事》是驰名世界文坛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于1941创作的小说。

    作品沉痛地诉说了纳粹对人的心灵与才智的残酷折磨，情调抑郁而富有魅力。

    纳粹为了击破人在精神上的防范，获得所需要的口供，采用了比肉体折磨更加阴险、更为狠毒的酷刑——将犯人关进一个与外界严密隔绝的空无一物的房间里，制造一个仿佛没有时间、空间的虚无之境，企图利用虚无的折磨，使人精神崩溃，迫使犯人开口。

    《象棋的故事》就描写了维也纳的B博士，在德国纳粹所制造的这种处境中，如何忍受心灵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在他渐渐支持不住时，用偶然获得的一本棋谱来填补精神上的饥荒，抵御那透不过气来的空间与时间的挤压，以保持精神力量，战胜法西斯阴谋。3个月后，棋局失去魅力，于是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棋局——自己与自己对垒。这种双重的思维，造成了精神上的分裂，下棋变成了一种病态的疯狂。

    茨威格擅长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细腻的心理分析，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作家致力于人物的灵魂的开掘，着力展示蕴含在人物心灵中巨大的激情和感情的风暴，并且巧妙地通过人物精神活动，透露人的生活境遇和命运。相对而言，作家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不太注重，这使得人物悲剧命运的社会因素模糊空泛，人物的心理状态也就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于是人物的感情与命运就往往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

    天晓得

    《天晓得》是奥地利当代作家西默尔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77年。

    小说的中心事件是联邦德国保险公司职员卢卡斯前去调查“月光号”游艇在海上爆炸的真相。在调查过程中，他接触到控制国家财经命脉、左右国家法律权益的当权者，他们或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或相互勾结、投机倒把，为非作歹，灭绝人性，制造一起又一起的谋杀案，法律却对他们无能为力，道德几乎成为一句空话。

    卢卡斯尽管竭尽全力与之进行生死搏斗，历经百般周折，查清事实真相。但凶手受到各国政府的包庇纵容，证人一个个被害，案件得不到处理。卢卡斯找到公证人，将证据锁进保险柜，要公证人在他死后将一切公之于众。不久，卢卡斯遇刺，女友被谋杀，他被逼上死路。他决定以写自传的形式把只有“天晓得”的奥秘传诸人世，而后便自杀。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和见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丑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钢琴教师

    《钢琴教师》是奥地利著名女作家埃尔夫丽德·那利内克在1983在自传背景下创作的。

    埃尔夫丽德·那利内克于2004年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的小说和戏剧中，声音和与之相对抗的声音构成一条音乐的河流，以独特的语言激情揭露了社会庸常中的荒谬与强权。

    那利内克在所提出的疑问的框架之内，描写了一个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读者面对的是强权与压抑，是猎者与猎物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秩序。

    作品的主人公——那位钢琴教师艾丽卡——关于性的种种基本可以用“受虐狂”这个心理医学名词概括。很奇特的是，艾丽卡却呈现出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安祥状态。她熟练地在浴缸自残，神情自若地在成人音像店租带。甚至在拣起别人遗留下的沾有秽物的纸巾放在鼻下细闻时，她的神情也是安定自然，丝毫不见羞愧或仓皇。

    她已人到中年，尽管因为严苛的母亲，她可能没有恋爱过，但她在性方面却是一个已经寻找到平衡的女人，而这一切在年轻的学生到来后就完全被打破。像一个踩在钢丝上向前用力伸出手的人，她所有的平衡都被失去了。接下去她开始像所有陷入恋爱的人一样变得张惶失措，进退失据。

    这场恋爱其实是一场恋战。就像有论者论及本书时引述的名言：“爱只不过是两个人之间权力互动的关系。”失败的一方自然是艾丽卡，因为她在向一个正常的年轻男人要求一场变态的爱情。这是整个作品最令人哀伤的部分。

    虽然自觉心理尚算健康，可是大部分读者竟然不能抽身事外来旁观这个变态的女人的变态的爱情。她自给自足凌驾于那场恋战之上时，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变态的女人。而她开始仓皇失措，“降尊纡贵”，屈膝求爱时，却看到了一个正常的疼痛的女人。

    哪一场爱情不变态？爱如陷阱，一旦陷入，便万劫不覆。于是辗转反侧，于是奴颜媚骨，于是把自己的梦也奉献给他的黑夜，可是接着便有可能不是受虐而是真正的受伤。《钢琴教师》里学生强奸老师之前的那一记耳光，作为一个受虐狂，艾丽卡一定多少次幻想过这记耳光。可她怎么能想到原来事到临头，一切真的只是一厢情愿。她被爱人强奸后的那个深夜，当她抱着母亲恸哭时，终于明白了：爱如此艰难，竟然只能回到不会离开但却一直在伤害自己的亲人那里找回爱情。

    结尾，艾丽卡一脸止水，扎了自己一刀，然后平静地离开我们的视线。爱竟成死灰，绕了一圈之后，她重新回到自己的平衡之中去。从此没有波澜，没有跌倒，没有悲伤，没有爱情，没有生命。

    我们过得还行

    《我们过得还行》出自奥地利作家阿尔诺·盖格尔的笔下，是一部清朗明晰的家庭叙事小说。其故事梗概如下：

    35岁的菲利普·埃尔拉赫，以当自由作家为生，成就平平，很早就因“不幸的情况”，而与“亲戚之间通常的或者至少是并非不通常的代与代之间的信息传递断割”。对于前辈人的经历，他不想知道多少，更无什么刨根问底的愿望。直到那一天，他作为继承人继承了93岁去世的祖母的一幢别墅，于是同请来的帮工一起前去打扫。

    屋顶的阁楼上放满了纸盒、纸箱、木柜、木箱和皮箱，几层厚的鸽子屎、羽毛、碎壳、尘土、吃剩下的或吐出来的昆虫残余、蠕动的蛆、爬行的蟑螂、跑动的老鼠、病原体满眼都是——经过几辈人积攒遗留下来的，不让人产生任何“怀旧”情感，而是种种需要穿上保护服才敢去清理的废物、垃圾和负担。害怕沾染上细菌的菲利普，缩着头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从这里或那里拿起一张发黄的照片，或是将一捆当年信件抛进废纸装箱。笨重书柜的抽屉里满放着文书和照片，整个别墅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楚的悲哀的家具漆味、箱壁纸味和老人味”，厚厚浊浊的，不是打开门窗就能消散。

    菲利普越是叫帮工清理，读者越是随之深入其家庭往事。

    祖父理查德·施德尔克博士，上个世纪30年代的电站副站长，基督教社会党人，纳粹得势后被禁止从事政治；战后50年代当上了政府部长，在与苏联代表事关奥地利前途未来的谈判中曾扮演关键角色；60年代又被自己党派冷落在家，是个固执的主宰。祖母阿尔玛·施德尔克，其父追随纳粹，与丈夫恰恰是在奥地利与希特勒德国“合并”那年结婚生子，婚姻给外人看上去和谐美满，实际是冷清无语无情感交流，官员夫人的意识禁止她去想丈夫与其他女人的关系，她只能以读施蒂弗特小说来求得排遣和心宁。

    祖父与祖母的婚姻有两个孩子：儿子奥托——菲利普的叔叔——希特勒青年团团员，1945年初还刚刚是个14岁的孩子的时候，在抵抗苏军进攻的战斗中死亡；女儿英格莉特——菲利普的母亲——学医的大学生，几年后爱上彼得·埃尔拉赫这个当年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祖父这时政治生涯上正春风得意，因嫌这门婚姻门不当户不对而与之闹翻。母亲与父亲的婚姻也带来两个孩子，菲利普和他的妹妹西茜，处在进入福利社会的年代，家庭生活却开始变得不再温情和幸福，父亲耽于发明梦想，承受职业和家庭主妇双重负担的母亲不幸游泳淹死在多瑙河中。菲利普和妹妹也多争吵，西茜移居纽约。

    祖父、祖母、叔叔、母亲、父亲的故事构成板块，或按照历史时间顺序呈现，或跳跳跃跃联缀起来，成为家庭叙事。家庭故事布满瘢痕，1938年的奥地利“合并”德国，1945年的维也纳成为战场，1955年的奥地利成立，1989年的欧洲剧变——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的奥地利民族命运和国家侧影，蹭蹬波折折射其间。“生活在于妥协，与父母妥协，与苏联人妥协，与彼得妥协，与某个时候自己与彼得拥有的孩子妥协”，英格莉特的这段预感，道出了70年代左右的历史是对奥地利人道路的磨淬史。

    对历史侧影的展示，在《我们过得还行》中是通过从1938年8月6日至1989年10月9日期间的其中八天事由为契机，以家庭成员的视角来回望的。历史回望非常重要，因为谁不知道历史，谁就不懂得今天生活。同样，以八天事由折射的历史侧影构成角度，组成来龙去脉，让读者去认识在逝去年代中在时代背景下奥地利人的日常家庭生活，并以2001年4月16日起至2001年6月21日止这个时间段中的数天事由来展示当前，也是小说的核心内容。

    祖母阿尔玛，从年轻母亲到耄耋老人，先是丈夫不忠，后是儿女死于非命，再就是丈夫患上老年痴呆甚至想不起妻子姓名，孙儿们不问不管。面对种种世事困厄和人生负荷，她始终从容、泰然、坚强，散发着内心温暖，是作家笔下一个可感可思的形象。孙子菲利普，生活中的关系黯然，与女邮递员上床不知对方姓氏，有个女友已经成家结婚，没有朋友，不与邻居往来，想改善关系方法却幼稚，做事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是“过去”的受伤者，却不想接受“过去”，但“过去”总找上门来。他的形象不仅是新一代奥地利人观念的代表，在一定层面上还是对奥地利特别状况的隐喻。

    这样，历史与当前交融，配以透明、简净、朴素、有一定奥地利方言文化语言的《我们过得还行》，以其有别于当前德语文学中其它家庭叙事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成为奥地利为纪念二战后国家成立50周年发起的“思考年”在文学上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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