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有一种不好的现象一天一天在发展，而今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态度严肃的作品销路不广，而谈情说爱，低级趣味的东西却颇为“风行”。据说甚至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同一作家的作品如果书名“香艳”，与女人有关，销路便能较好，而翻译的小说改题为“爱情，爱情”者，也确实可以多卖。

    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即使在这漫天烽火，物价高涨的时候，也还有不少人或“精力过剩”，或渴求刺激，或神经变态，而又有钱，他们就喜欢那些无聊的读物，花几百块钱买一本书，在他们是无所谓的，高兴时看几页，不高兴时丢开完事；几百块钱比起他们在另一消遣——打牌的进出数目来，那简直是九牛之一毛。像这一种“民族的畸形儿”，在我们这不健全的社会内，无庸讳言，只会一年年多，不会一年年少；政治的和社会的环境既然非但不能使此等“畸形儿”减少，而且助其滋长，而政府书报检查的鞭子也未尝落在那些无聊读物的身上，故在抗战七年多的今日而见此现象，实在只能说是无量数的大怪事之中一区区小怪罢了。

    但不能不说这问题是严重的。问题之所以严重，不在社会上有这些人喜欢看这些书，而在这一现象已经诱发了大部分书店的“生意眼”，并且又在引诱一些“作家”向这一方向投机取巧。不嫌说得夸张些，书店在这中间的作用实在不小，尤其在这所谓“非常时期”。出版家不愿意出版，这就根本拉倒，但即使出版了而贩卖商不愿多批，那也糟糕。战时寄运书籍非常困难，寄费又贵，出版家在发行方面依赖于贩卖商者较战前为多。印书成本太大，出版家希望销得快，这才资金可以周转。我们听说过，某书出版后不到一星期，五千部就销完了，这是近年旺销之佳话。然而这所谓已经销完了的五千部，并不全数到了读者手里，不，恐怕一半的一半也不到；这所谓“销完”只表示出版家已经将货脱手，这所谓“销完”应当说已经被贩卖商“批完”了。书是存在贩卖商手中。贩卖商为什么那样热心抢批？因为根据他们的生意眼，他们认为此书好销。这是贩买商的生意眼能够影响出版家。出版家为维持营业，也就不能不有生意眼，或跟着贩卖商的生意眼走，终至于动摇了一部分“作家”有意无意地做了书商的尾巴。从出版家、贩卖商，以至一部分的“作家”，可说都是受了环境的压迫，不得不以生意眼为重；正因为是“不得不”如此，故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大危机。年来颇有些议论，既斥责书业中人之唯利是图，复归咎于作家们之制造颓废与麻痹，而对于造成今天出版业的不景气以及畸形状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则不置一词；这样的议论其实倒是一种烟幕，把问题的真相弄模糊了。

    书业中当然不能说没有“唯利是图”或“利令智昏”的分子，然而大部分书业中人是认识了他们的事业的重要性的。他们的最大的愿望是，印出来的书有聊而又能销，营业蒸蒸日上；降而求其次，只能在文化方面打些折扣，而希望营业能维持现状。最后，除了少数尚能咬紧牙关，收紧裤带，苦撑下去，一般的倘不兼营别业，就只好迎合不良的风气，做低级趣味的尾巴。至于作家，亦不能一概而论。甘居下流，以制造颓废与麻痹为乐者，自然也有，而戴抗战之羊头，卖色情之狗肉者，亦复不少；但是大多数作家虽在精神与物质生活交受压迫之下，还能坚守岗位，不失故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这大部分作家如果有罪，罪在他们不能不吃饭，而为了要吃饭，又不得不在顾忌多端的夹缝中作微弱之呼声，不得不在饥寒交迫之生活中匆忙写作，生炒热卖；再进一步说，罪在他们还不能突破重重的阻碍，发挥能力，以击退文化界的颓风！而且客观上他们亦不被准许大声疾呼，一新耳目。

    当前的现实情形对于霉菌的生长特别有利：经济的困难压迫着出版家不得不走所谓生意眼，或至少减少生产；颓废的低级趣味的歪曲现实的作品未受应得的制裁，而在书市场挤走了正当的读物；如蝇逐臭的文坛投机家正在鼓扬颓风，而态度严肃的作家则或贫病交迫不能写作，或写作了亦不能出版。民族文化的危机难道还不算严重，不算深刻么？

    二

    我们再从另一方面看。

    读者购买力的薄弱，当然也是出版业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者有人作这样的推论：低级趣味的颓废色情的读物，它的读者对象是有闲而又有钱的阶层，严肃作品的读者群却是既不有闲亦无余钱，这一种情形如无改善，则文化的前途恐怕只有暗淡。这一个论调就等于说，即使严肃的作品有可能出版，还是没有读者的。

    事实恐怕未必尽然。一般读者购买力之低落当然要影响到书的销路，但这影响不会是绝对的。在书价尚平，读者购买力尚高的时候，一般读者购书的标准是要宽一点，他们选择书不十分严格，而在钱袋干瘪的时候他们买书当然不能那么痛快；然而真有打动他们心坎的好书，他们即使节衣缩食还是要买的。三五人组织小小读书会，平均负担，买了书来公有，这种互助的经济的办法，我们亦见过不少。虽然生活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青年的一代求知欲还是那么旺盛，正义感还是那么强烈，这表示民族的活力绝未衰退。再说，今天颇为风行的那些无聊读物的读者也未可一概而论。除了一小部分读者确是乐此不疲而且舍此更无所求，敢说大部分读者无非借此消遣。消遣的态度对于严肃的读物当然不好，但对于无聊的读物却正表示了读者心里有苦闷，而苦闷则远胜于麻木；他们和那些醉生梦死怡然自得之辈是有颇大的差别的。这一类的读者对于严肃读物的见解很值得玩味。他们觉得严肃的作品搔不着痒处，不够味。当然这种批评有时是由于他们认识的不足，但大体上也还道着了几分的。

    所以问题不在没有读者，而在作品之是否能够表现了现实的深广复杂，是否有血有肉，换言之，即是否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震撼着他们的灵魂，使他们痛快地哭，痛快地笑，提高他们的情绪至于白热。

    这样的作品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然而直至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产生这样的作品的客观条件。我们这时代是民族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的时代，在我们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在我们将来，当然有一个光明的远景，然而如何在今天的艰苦战斗中胜利地出来而到达光明的未来，这中间却横梗着无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人人所身受痛感、焦灼忧虑的。如果一个读者读完了一本书，却不见书中写到这些问题，或虽触及，亦只浮光掠影，宽皮宕肉，顾此失彼，那他当然会感到失望的，至少也是不够味了。至于那些歪曲现实，大言不惭，把读者当作低能儿的作品，自更不用说。一句话，作品不能反映时代，不能挖掘到现实的深处，倒提过来从里翻到外，给读者看。现在有不少作品态度够严肃了，然而触及现实之处却见得异常地踌躇趑趄，徘徊迂曲。作家即使不中用，照理是不应如此的。所以然之故，还在于作家没有选择题材和处理题材的自由。

    作品既要反映现实，就不能不触及现实中的问题，就不能只在问题的边缘徘徊，就得直薄问题的核心，这是很简单明了的。而简单明了的事今天之所以成为棘手的难题就因为连带引起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光明面要写，黑暗面是否也应该写的问题。

    这是一个老问题。我们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社会，故有所歌颂，亦必有所暴露；现实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故要忠实地反映现实就不能只写光明不写黑暗。问题乃在作者站在哪一种立场上去歌颂或暴露，去理解那光明面或黑暗面。但这在今天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今天作家们的共同立场是坚持民主，坚持反法西斯战争，以求建立独立自由的民主国家。在这一大目标之下，歌颂与暴露、光明与黑暗的问题，实在已经变得很简单。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抗战、坚持民主，为抗战和民主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及能促进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对抗战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违反民主的行动，都是暴露的对象。同样的，凡对抗战有利对民主的实现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

    曾有人主张多歌颂，多写光明面，以为这样才是积极性，才能提高抗战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如果有所暴露，那就是打击民心士气，就是失败主义和悲观。依这一个主张，作家选取题材的范围就缩小了一半，作家尽其全力也只能表现半面的现实。然而事实上，那另一面的现实是真实地存在的，是人民所目睹而身受的；人民既非因为作家描写了而始见此现实的另一面，当然亦不会因为作家之不写而就忘记了此另一面的现实。存在者始终存在，目睹身受者始终目睹身受，作家们奉命而不写现实之黑暗面，并不能转变事实，徒然使得作家在人民面前成为大言不惭的说谎专家，结果是会连他们所歌颂的真正的光明面也不被人民所信任的。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如果恐怕黑暗面的描写会影响到人民对于胜利的信心，那末，作家即使不写，人民早已身受目睹，倘将因此而有不良的影响，则亦早已有了，活的事实是最有力的雄辩。所以明智之举，不是讳疾忌医，而是抉露病源，使不至疑神疑鬼而减少不必要的恐怖心理。现实既有黑暗的一面，掩饰是徒劳的，唯有敢于正视而给以正确的探研，然后能杜绝破坏者的兴风作浪而消除人民的忧疑恐怖。所谓作品的积极性，应作如是观。讳疾忌医的办法，在作品上只能起相反的消极的作用，正如在实际生活上不会有积极的效果，只是把病症拖重罢了。

    道理是非常简单，但是在今天以前，作家们想要全面地表现现实而不使自己在人民面前成为一个糊涂虫一个说谎专家，事实上还是不被许可的。结果是态度尽管够严肃，作品却是贫血。

    现在没有人敢说那些制造颓废麻痹的作品是要得的，也没有人不觉得广大的读者群实在如饥如渴在要求够味的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有许多人只觉得作家们没有尽职，没有尽量反映抗战的现实，然而作家的选择题材处理题材之不自由，却还是受不到充分的注意。这譬如限制了厨子的调味作料，而又要求他做出好菜来。

    自然，光有了运用材料的自由也不是什么都不成问题了，作家还得加紧修养，加紧向生活学习。但目前第一切要之事莫过于要求解放材料的限制。换言之，即在坚决地反法西斯，坚决地要求民主的大原则下，作家应有创作的自由，凡是现实所有之事，应当都在他观照之下，应当都在他写作范围之内。

    这是击退颓风、开展新运的唯一关键。我们盼望这一时机也该到了，因为讳言缺点只有增加困难，这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

    1944年11月。

    （原收1961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茅盾文集》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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