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们在重庆打算编一种丛书，专印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我们和几个出版家接洽，他们都顾虑到销路，不愿意接受。可是我们也不甘就此罢休，索性把计划更进一步，专印“处女作”，试试广大的读者群是不是像一般书店老板所估计，买书是看作者姓名的。后来居然有人愿意出资来试验一下了，可是却又要求每书要有一二篇介绍（序或读后记），理由还是为了推销上方便些。

    不但出书，就是出一种定期刊罢，出版家也一定希望编辑人能够“拉”到若干知名作家的稿子，“以资号召”。

    这种“风气”，由来已久，我们戏称之为“明星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我们认为这种“风气”，对于青年作家或无名作家是十分不利的。我们曾经和一些思想进步的出版家讨论过，如何挽救这不合理的风气。在讨论中，我们得到了下列的几点认识。

    出版家印一本书，总须通过贩卖商，这才能够到达广大读者群的面前，而贩卖商批书的标准据说不外乎：一，看同类的书销路如何；二，看作者是不是知名的。而贩卖商的这两个标准又是根据了他们的经验而来的。比方说，某一类的书好销，贩卖商就愿意多批这一类。有一时，巴尔扎克很吃香，贩卖商看见巴尔扎克的译本就很欢迎；如果不是巴尔扎克而是别的外国的大作家，即使那译本实在很好，也很难说服贩卖商使他们多批。对于本国的作家亦是如此，贩卖商根据他们的经验有他们的取舍，不知名作家的书就难以得到他们的“选择”；即使你郑重推荐，他们也不大肯“冒险”试批几本去；即使批了去，他们也不大肯放在很显著的地位让顾客们一眼就看到。

    所以，“明星主义”的造成，贩卖商也有份的。

    书出版后当然有广告。按理说来，广告是读者借以求书的线索。但是，事实上广告总多说好话，甚至有吹得太过分的，这就使大部分读者不敢太相信广告。中国又没有权威的书评刊物，读者想在广告之外求得可以信任的介绍也颇不易，于是结果也只得根据经验来选择了；加以书价太高，读者购买力低，自然而然对于陌生面孔作者的作品不敢轻于试购了。而读者的这一种“习惯”，反过来也会对贩卖商起影响，形成了贩卖的“经验”，产生了贩卖商的批书标准。

    一般说来，在中国，青年作家或无名作家的作品在定期刊上发表的机会，还算是多的。因为定期刊的编辑人虽然为了老板的要求不得不“拉”知名作家的稿子，但亦可以全权发表青年作家或无名作家的稿子，不比出一本书，全权是操在老板手里。如果和美国比较，那么中国的出版界可以说是“生意经”还算少的。美国一位青年作家（或无名作家）想要在定期刊上投稿，几乎照例没有发表的希望，除非有人为他特别推荐。至于出单行本，那希望就少到没有，——可以说想也不用想。但是中国的出版家倒还不至于“认真”到这样程度，青年作家和无名作家的作品还不是绝对没有出版的希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出版家比美国进步的地方。盼望在这“美式”狂热汹涌可畏的时候，我们的出版界能够不为所“化”。

    从上面说的看来，可知现今俨然已成风气的所谓出版界的“明星主义”，还是可以挽救的。而挽救之道，需要出版家、作家、读者三方面的合作。上文说过，出版家（除少数例外）并非绝对不肯出版无名作家的书，而是怕亏本；贩卖商也不是绝对不肯贩卖，而是怕销不掉；读者呢，更其不是绝对只崇拜名人，而是购买力弱不敢轻于尝试。如果出版家肯多冒点险，而又和作家们合作建立起一种权威的书评刊物，在读者群中打出个信用来，那么，读者的“习惯”相信可以改过来，而贩卖商也会改变他们的“批书标准”了。自然，要建立一种权威的书报评介的定期刊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不过，如果要办，也非不可能。

    再说，今天中国的定期刊“拉”知名作家“以资号召”的办法，其势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定期刊实在也不能说多（和文化进步的外国比较），无奈中国的知名作家也不多，所以拉来拉去，被拉者固然忙于应付，而读者恐怕也觉得老是几个熟面孔，感觉不到新鲜了。感觉不到新鲜，那不是和编者“拉”的本意相反了么？

    最后，也得指出，如果民主不能实现，内战不能停止，那么，出版的前途就很少希望。因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先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已是常识，不用我在这里多加说明了。

    8月21日。

    （原载1946年9月1日《上海文化》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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