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些东西可信也有些不可信，但是有些作品写得那么真实，你读着读着会改变你；脆弱和疯狂、邪恶和圣洁以及赌博的疯狂性，都摆在那里由你去了解，就像你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了解那些如画的风景和大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了解部队的调动、地形、军官、士兵和战斗等等。托尔斯泰使斯蒂芬·克兰那部写美国内战的作品[55]变得仿佛是出于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只读过一些我曾在我祖父母屋子里看过的战役记录和编年史并且看过那些布雷迪[56]拍摄的照片的患病小孩的才气横溢的想象而已。我在读到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之前，从未读过有关战争的真实描述，除非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而司汤达关于滑铁卢战役的精彩的记述是这部颇为沉闷的小说中一个出乎意外的片段。发现了这个文学作品的新世界，在一个像巴黎这样有很好的适于工作的生活方式的城市里，不管你是多么穷，你总有时间可以读书，就像拥有了一个给予你的大宝库。你出外旅行时，也能把你这宝藏带在身边，我们到了瑞士和意大利，住在山区，直到我们在奥地利的福拉尔贝格州高地上的山谷里发现了施伦斯，那里总是有许多书籍，这样你就生活在你发现的这个新世界里，那里有雪、森林、冰川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冬天的问题，而在白天你待在那村子中鸽子旅馆的高高庇护所中，到夜晚你可以生活在俄罗斯作家们给你的另一个奇妙的世界里。起初是俄罗斯作家；接着是所有其他作家。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读的是俄罗斯作家。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埃兹拉从阿拉戈林荫大道的球场上打了网球一同走回家去，他邀我上他的工作室去喝一杯，路上我问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怎么看的。
“老实告诉你，海姆，”埃兹拉说，“我还从没读过罗宋人的作品。”
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而埃兹拉再没有在口头上给我任何其他说法，但是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正是我当时最喜爱最信任的评论家，他深信mot juste——就是说要使用唯一正确的词儿——他教会我不要信赖使用形容词，正如我后来学会在某些情况下不要信赖某些人那样；而我正想听听他对一个几乎从没用过贴切的词儿然而有时却能做到别人几乎无法做到的使他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的作家的意见。
“集中精力读法国作品吧，”埃兹拉说，“你可以从那方面学到很多东西。”
“这我知道，”我说，“我可以从各方面学到很多东西。”
后来我从埃兹拉的工作室出来，沿着大街走回锯木厂，从两旁高楼夹道的大街望去，望到大街尽头的空旷处，那里可以看到有些光秃的树木，后面遥遥可见比利埃舞厅的门面，就在宽阔的圣米歇尔林荫大道的对面。我终于推开院门走进去，经过堆放着的新锯好的木材，把我那放在夹子里的网球拍搁在通向楼阁顶层的楼梯旁。我向楼上呼喊，但是没有人在家。
“太太出去了，保姆跟宝宝也出去了。”锯木厂老板娘告诉我。她是个很难弄的女人，长得过分肥胖，一头黄铜色的头发，我向她道了谢。
“有个年轻人来找过你，”她说，她用jeune homme（年轻人）而不用monsieur（先生），“他说会在丁香园等你。”
“真是多谢你了，”我说，“要是我太太回家来，请告诉她我在丁香园。”
“她跟朋友们一起出去了。”老板娘说，把紫色的晨衣裹住身子，趿着高跟拖鞋，走进她自己的领地的门洞，没有随手关门。
我在两旁高耸着沾有条条点点污迹的刷过白粉的房屋的大街上向前走去，在开阔的向阳的街口向右转弯，走进幽暗中有缕缕阳光的丁香园咖啡馆。
那里没有我熟识的人，我便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发现埃文·希普曼[57]正在等我。他是一位很好的诗人，他懂得并且喜欢赛马、写作和绘画。他站起身来，只见他身材高高的，脸色苍白，两颊瘦削，他的白衬衫领口很脏而且有些破损，领带打得很端正，一身又旧又皱的灰色西服，他沾污的手指比头发还黑，指甲中有污垢，带着可亲的表示歉意的微笑，但不让嘴张大，免得露出一口坏牙。
“很高兴见到你，海姆。”他说。
“你好吗，埃文？”我问他。
“有点儿沮丧，”他说，“不过我想我把那匹‘马捷帕’给镇住了。你一向都好吗？”
“我想是吧，”我说，“你去我家时，我正跟埃兹拉出外打网球去了。”
“埃兹拉好吗？”
“很好。”
“我太高兴了。海姆，你知道，我看你的住处那儿的房东太太不喜欢我。她不肯让我上楼去等你。”
“我会跟她说的。”我说。
“别麻烦啦。我总是可以在这儿等你的。现在待在阳光下非常舒服，是不？”
“现在已是秋天了，”我说，“我看你穿得不够暖和。”
“只有到了晚上才冷，”埃文说，“我会穿上大衣的。”
“你知道大衣在哪儿吗？”
“不知道。不过准是在什么安全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把那首诗留在大衣里了。”他开心地笑起来，嘴唇抿紧遮住了牙齿。“请陪我喝一杯威士忌吧，海姆。”
“行啊。”
“让，”埃文站起来唤侍者，“请来两杯威士忌。”
让端来酒瓶和杯子以及两只标有十法郎字样的小碟，还有苏打水瓶。他不用量杯，径直往杯里注酒，直到超过了杯子容量的四分之三。让喜欢埃文，每逢让休息那天，埃文常常跟他一起到他在巴黎奥里昂门外蒙鲁日镇上的花园里料理花木。
“你可别倒得太多了。”埃文对这个身材高大的老侍者说。
“这不过是两杯威士忌，不是吗？”侍者问道。
我们往杯里加了水，埃文就说：“呷第一口要非常小心，海姆。喝得恰当，能让我们喝一阵子哪。”
“你能照顾好自己吗？”我问他。
“是啊，确实如此，海姆。我们谈点别的吧，好吗？”
在平台上就座的没有别人，而威士忌使我们两人都感到身子暖和，尽管我穿的秋天衣服比埃文穿的好，因为我穿了一件圆领长袖运动衫作为内衣，然后穿上一件衬衫，衬衫外面套上一件蓝色法国水手式的毛线衫。
“我弄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么搞的，”我说，“一个人写得那么坏，坏得令人无法置信，怎么又能这样深深地打动你呢？”
“不可能是译文的问题，”埃文说，“她译托尔斯泰就显出原作写得很精彩。”
“我知道。我记得有多少次我试着想读《战争与和平》，最后才搞到了康斯坦斯·加内特的译本。”
“人家说她的译文还可以提高，”埃文说，“我确信一定能，尽管我不懂俄文，我们可都能读译本。不过它确乎是一部顶呱呱的小说，我看是最伟大的小说吧，你能一遍遍地反复阅读。”
“我知道，”我说，“可你无法一遍遍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有一次出外旅行，带了《罪与罚》，等我们在施伦斯把带去的书都读完了，尽管没有别的书了，我就是无法把《罪与罚》再读一遍。我看奥地利报纸，学习德语，直到找到了几本陶赫尼茨版的特罗洛普作品。”
“上帝保佑陶赫尼茨吧。”埃文说。威士忌已失去了火辣辣的效果，这时兑上了苏打水，只给人以一种太烈的感觉。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坏蛋，海姆，”埃文继续说道，“他最擅长写坏蛋和圣徒。他写出了不少了不起的圣徒。可惜我们不想重看一遍他的作品。”
“我打算再看一遍《卡拉马佐夫兄弟》。很可能我当初看得不对头。”
“你可以把它的一部分再看一遍。它的大部分吧。不过这一来就会使你感到愤怒，不管这作品多么伟大。”
“是啊，我们有幸能有机会第一次读到它，也许还会有更好的译本吧。”
“你可别让这种想法诱惑你，海姆。”
“我不会。我只是试着看下去，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看进去，这样你越看就越会发现它意味深长。”
“唔，我以让的威士忌向你表示支持。”埃文说。
“他这样做会碰到麻烦的。”我说。
“他已经碰到麻烦了。”埃文说。
“怎么回事？”
“他们眼下正在更换资方，”埃文说，“新的老板们想招徕一批愿意花钱的新顾客，因此打算添设一个美国式的酒吧。侍者都要穿上白色上衣，海姆，并且命令他们思想上准备要剃去小胡子。”
“他们不能对安德烈和让这样做。”
“他们应该是办不到的，但他们还是会这样干的。”
“让一向蓄着小胡子。那是龙骑兵的小胡子。他在骑兵团服役过。”
“他就要不得不把它剃掉了。”
我喝下了杯里剩下的威士忌。
“再来一杯威士忌，先生？”让问道，“希普曼先生，来一杯威士忌？”他那浓密的两端下垂的小胡子是他瘦削而和善的面孔的一个组成部分，光秃的头顶在一绺绺平滑地横贴在上面的头发下闪闪发亮。
“别这么干了，让，”我说，“别冒险啦。”
“没险可冒啊，”他对我们悄声说，“现在一片混乱。很多人要辞职不干了。就这样吧，先生们。”他大声说。他走进咖啡馆，端了一瓶威士忌、两只大玻璃杯、两只标有十法郎的金边碟子和一只矿泉水瓶走出来。
“不要，让。”我说。
他把玻璃杯放在碟子上，把威士忌斟了几乎满满的两杯，然后带着剩有余酒的瓶子回进咖啡馆。埃文和我往杯子里喷了一点矿泉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识让，真是一件幸事，”埃文说，“要不然他可能喝得醉死。”
“我们怎么解决这两大杯酒？”
“把它们喝了，”埃文说，“这是一种抗议。对抗雇主的直接行动。”
接下来的星期一早晨我去丁香园写作，安德烈给我送来一杯牛肉汁，那是一杯兑了水的保卫尔牌浓缩牛肉汁。他长得矮小，金发碧眼，原来蓄着粗短的上髭的嘴唇，现在光秃秃的像牧师的样子。他穿着一件美国酒吧招待的白色上衣。
“让在哪儿？”
“他不到明天不会来上班。”
“他怎么样？”
“要他搞通思想得花长一点的时间。整个大战期间他都在一个配备重武器的骑兵团里。他获得了战斗十字勋章和军功勋章。”
“我不知道他原来负过重伤。”
“不。他当然负过伤，可他得的是另一种军功章。是嘉奖英勇行为的。”
“请转告他我向他问好。”
“那当然，”安德烈说，“我希望他不用花太长时间就能自己搞通思想。”
“请你也向他转达希普曼先生的问好。”
“希普曼先生正跟他在一起，”安德烈说，“他们在一起搞园艺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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