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梁

    辛亥革命时期，分布在南洋各国的华侨约600万人，其中闽籍华侨约占40%。他们中出现一大批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仁人志士，在侨居地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筹捐革命经费，回国参加武装起义，贡献巨大。

    南洋地区一度成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闽籍华侨功不可没。在南洋各国从事商业贸易的闽籍华侨人数众多，其中不乏富商巨贾，他们原来多是当地华侨社团领袖，具有较强的号召和影响力。如陈楚楠、陈嘉庚、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郑螺生、李源水、庄银安、徐赞周、萧佛成等著名革命骨干，都属于这一阶层。因此，闽籍华侨在协助孙中山革命派建立发展革命组织和筹款助饷方面能有重要的贡献。

    闽籍华侨是福建侨乡地区辛亥革命的先锋力量。在海外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华侨志士，返回家乡积极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扩大革命影响，尤其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革命高潮中，闽籍华侨在福建光复运动中的积极作用更是十分突出，福州、厦门、泉州等地的光复起义，都有归国华侨参与发动和领导。这是南洋闽籍华侨与辛亥革命运动关系中的一大亮点。

    辛亥革命时期，华侨追随孙中山先生，纷纷参加革命活动，对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起过巨大作用。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1］，成为评价华侨伟大贡献的至理名言。福建是我国的主要侨乡之一。福建籍侨胞广泛分布于南洋各地，人数众多。他们不但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而且还返回国内进行革命活动，对福建侨乡的辛亥革命运动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前者，即华侨在海外侨居地的革命活动，已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鸿篇巨著不少。关于后者，即华侨与家乡革命运动的关系，不少著书虽有涉及，但到目前为止，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以南洋闽籍华侨为例，在论述他们在侨居地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也特别注意论述他们在国内家乡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南洋闽籍侨胞

    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的总人数约五六百万。据《东方杂志》估计，1907年华侨总数达6317389人。［2］又据清末官方估计，散处世界各地的华侨人数“不下五百余万”，［3］其中90%以上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其次分布在美洲、日本、澳洲、南非等地区。华侨籍贯几乎全为广东、福建籍，其他省籍的华侨人数所占比例极小。福建籍侨胞人数约占华侨人数的38%，［4］约2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菲律宾、缅甸、英属海峡殖民地（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榔屿、吉隆坡等地）、荷属东印度（现印尼）、婆罗洲等地，侨居在暹罗和其他地区的闽籍华侨相对较少，但也有一定数量。

    福建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悠久。宋代以来，福建人到海外贸易，由“行商”而“住商”，定居海外之事有所记载；明代中叶之后，沿海大批居民移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尽管封建王朝厉行“海禁政策”，但旅居国外的闽籍华侨已达到几十万人。［5］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福建沿海特别是闽南各县人民大批相率渡海去南洋。他们之中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内破产失业的劳动人民，因经济压迫或天灾人祸往海外谋生路，由亲族相互牵引协助来到南洋，也有大量的“契约华工”被贩卖到南洋做苦力。据统计，1880~1910年的三十年中，从厦门、汕头、香港三地出境的移民达到6327398人，其中仅从厦门出去的移民就有2107012人。［6］另一种是国内反清起义的志士及其后代，在反抗斗争失败后，逃往海外谋生。例如新加坡华侨、孙中山的同学吴杰模的父亲，还有爪哇糖业大王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等人，就是因为参加1853年的闽南小刀会武装起义，响应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往南洋的。［7］永春人林俊会组织红线会，起兵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其弟弟与儿子逃往印尼，又组织天地会，后合入于义兴会。辛亥革命前夕，新马地区的“三生馆”领袖戴炎、蔡永应等人，原来都是泉州的三点会（即三合会）成员，后来逃亡出国的。［8］总之，闽籍华侨中的大多数人，是因为经济贫困、政治迫害在国内无法立足而离乡背井的。他们移民海外的具体动机不尽相同，但是都有着不满现实的情绪和敢于冒险的性格。到了东南亚以后，他们披荆斩棘、流血流汗，对侨居地的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小部分华侨，通过多年的辛勤经营、刻苦奋斗，在经济上建立了基础，甚至跻身中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却长期遭受当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歧视、排挤和迫害，在居住地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二三等公民。清朝政府曾长期视华侨为“背弃祖宗庐墓”的“化外之民”，不仅对海外华侨的利益不予保护，反而对归国华侨和华侨眷属进行巧取豪夺。清末时期，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政策有所变化，有意保护海外华侨，以利用华侨经济力量，但却没有实力去真正做到“护侨”。

    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步步深入，清王朝的国势日衰，华侨在国外的处境更如江河日下，苦不堪言。因此，海外华侨对清政府的统治有着强烈的不满，迫切要求改变祖国现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靠山，改变寄人篱下的地位。他们的处境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容易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出的革命反满思想。著名的同盟会员黄乃裳（闽清人）在谈到自己入盟以前的思想状态时说：“回想自三十七岁至四十七岁十余年中，见夫外力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妄希效力于国家。”［9］黄乃裳曾是变法维新派，但是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猛醒，“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毙也。”［10］黄乃裳的思想有代表性，华侨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正是在内忧外患中思考用什么办法挽救祖国前途的。著名闽籍华侨、缅甸同盟会会长庄银安谈到自己投身革命阵营的原因时说：“年十八渡缅甸，耳目所及，始恶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余因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盖非革命不足以强国，非革命不足以唤醒侨民。”［11］华侨从爱乡爱国走向革命，对革命寄予无限希望，对革命党人宣传的革命反满思想自然比较容易接受。再加上华侨生活在国外，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较早，又处在清政府反革命暴力无法直接达到的地区，所以许多华侨在国内革命风潮的影响下，在革命派宣传教育下，成了辛亥革命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这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辛亥革命也在先。”［12］福建籍侨胞中，就有许多“革命在先”的志士，他们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建立的功勋永彪史册。

    二、发展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

    1894年，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之后又连续在日本横滨、香港、越南河内等地成立了兴中会分会。原籍海澄县（现厦门杏林区霞阳村）的港澳同胞杨衢云（飞鸿），早在1890年与友人谢缵泰发起建立了香港的“辅仁文社”，以“开通明智，讨论时事”为宗旨。1895年，孙中山先生自檀香山抵香港发展兴中会组织时，杨衢云等欣然赞成，且愿取消旧社名义，成为协助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分会的主要骨干，在1989~1900年期间，担任兴中会总会的首任会长。1895年，他协助孙中山先生筹划和领导兴中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即乙未九月广州之役），并积极为起义秘密准备武器弹药，“驻港为之转运，数月来未之或失”。［13］不幸的是，由于计划不周，举措不当，这次起义刚要发动就遭到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到广州参加起义的兴中会员不少人被捕牺牲，官厅通缉孙中山和杨衢云的告示贴遍广州城内外。在危险、残酷的环境中，杨衢云面无懼色，坚持革命活动，后来“乃家人及戚友苦劝离境，不得已奔赴南洋”避难。［14］不久他又辗转到了印度、南非、欧洲、菲律宾、新加坡、日本等地，“所至皆专向华侨为我们民族革命之鼓吹，”［15］同时也在这些地区的侨胞中发展兴中会组织。1901年11月，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政府派遣的凶手暗杀。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横滨，接到他遇害的电报后非常悲痛，随即通告在横滨的同志，集会追悼，印刷讣告，发寄中外，并在革命党人中募款以抚恤他的家属子女。孙中山先生在写信给兴中会员、杨衢云的战友谢缵泰的一封信中，说“先友杨君在港遇害之事，弟得接电者，即向同志周知，弟与各同志皆深为惋惜哀悼之情，有非笔墨所能尽者矣”。［16］可见孙中山及兴中会员们与杨衢云之间的革命感情。

    1905年，孙中山领导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同盟会，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06年开始，孙中山以及他委派的革命党人先后到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发展革命力量。在革命思想的教育启发下，有许多福建华侨投入到革命阵营中，成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的骨干和中坚。

    侨居新加坡的华侨陈楚楠（厦门人）是南洋同盟会的创建者之一，担任过南洋英荷两属同盟会会长，被誉为“南洋革命党第一人”。孙中山在南洋开展革命发动工作，他是得力助手，曾受孙中山的委派到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分会。到1908年，仅南洋英荷的殖民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和通讯处100多个。同盟会组织在南洋侨胞中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楚楠之力为多焉”。［17］另一侨居新加坡的闽籍华侨林镜秋（厦门人），也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之一，曾被举为南洋同盟会书记，以后又担任同盟会中的福建帮长，“对于革命进行，奋斗费懈”。［18］

    事实上，在马来亚各地，许多闽籍侨胞成为当地同盟会组织的领导人或骨干。槟城华侨吴世荣（海澄县人）被公举为当地同盟会会长，黄金庆（同安县人）为副会长。1910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支部迁往槟城，任命黄金庆、吴世荣为支部负责人。［19］马六甲华侨沈鸿柏（晋江人）是当地同盟会负责人。他在1907年发起组织的“救国十八友”华侨爱国团体，于1908年被纳入同盟会马六甲分会，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已发展为200余人。［20］此外郑螺生（同安人）是同盟会怡保分会会长，闽侨陈新政、邱明旭是槟城同盟会的主要骨干，李振殿（厦门人）是沙捞越同盟会骨干。

    在南洋其他地区，侨居缅甸的闽侨庄银安、徐赞周、陈仲赫、张友福、徐甘泉等人为在缅甸华侨中建立同盟会组织起过重要作用，庄银安被推举为同盟会缅甸分会会长。缅甸的同盟会自1908年建立后，仅一年多时间就在20多个城镇建立了分会组织。据统计，1908~1911年，缅甸华侨参加会组织的达到2343人，［21］其中许多是福建侨胞。菲律宾的同盟会组织成立于1911年春天，虽较其他地区为迟，但在此前几年，福建华侨郑汉淇、杨豪侣等人“均时常向侨众抨击清政，不遗余力，闽粤同胞多为感化”。［22］他们的活动已为菲律宾建立同盟会组织奠定了基础。当孙中山派人来发展同盟会时，郑汉淇等人马上响应，协助革命党人迅速顺利建立了分会组织，郑汉淇当选为会长。暹罗同盟会成立于1908年冬，由华侨报纸《华暹日报》社长萧佛成（南靖县人）任会长。

    为扩大革命组织，南洋同盟会通过各种渠道物色革命青年，吸收到基层组织中来，例如陈楚楠等人就曾介绍新加坡基督教长老会的闽籍牧师郑聘廷（惠安人）加入同盟会，而郑聘廷又利用传教布道的机会，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尽量介绍其教会中有名誉的信徒，如李镜仁、庐礼朋等多人入党。于是吾党中往往多为教会中人。”［23］南洋的闽籍华侨除了在海外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外，也十分关心家乡的革命发展。新加坡、泗水、马尼拉等地的同盟会组织，都曾派人回到福建沿海城市，联络归侨，发展组织。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的黄乃裳，曾经在厦门担任主盟人，福建同盟会负责人郑权就是由他主盟在厦门入会的。［24］泗水同盟会员王振邦（南安人）于1910年回到厦门，在挂着外籍招牌的万成客栈建立秘密据点，暗中进行宣传、联络，建立了同盟会组织，先后有30多名归侨入盟。［25］王振邦还设法通过关系，“联合厦门水口、禾里山、磐石各地炮台以及营盘防勇。”［26］，在驻厦清军中开展策反，扩大革命力量。新加坡华侨黄蕴珊回到厦门发展革命组织时，甚至到警察中开展活动，发展总巡官及分局巡长为同盟会员。［27］同安县归侨庄育才等人加入同盟会后，积极在灌口建立同盟会地方组织，并发动成立“公益社”、“农务分会”及“天然养生畜牧公司”，吸收200多人参加“革命军”，暗中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起义作准备。缅甸归侨陈仲赫、陈育才和印尼日里归侨李增辉，协助灌口同盟会，以立宪派在同安设立的“自治研究所”为掩护，成立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同安青年自治会”，发展革命力量。［28］泉州的同盟会组织也是在南洋的同盟会员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泗水同盟会员蒋以麟（泉州人）曾于1908年、1910年两次回国考察革命形势，1911年4月又受同盟会委派，秘密携带枪支回国，在泉州地区发展革命组织。他与当地的革命党人以及从南洋各地归国的华侨吴文楚、杨光练、庄汉民、盛九昌等人陆续取得联系，共同开展秘密工作，争取一般群众，于辛亥年九月初成立了泉州同盟会，设机关于泉州小开元寺西隅学堂，蒋以麟被举为会长。值得指出的是，闽籍华侨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相率加入同盟会组织，曾出现不少动人的事迹。例如泗水华侨蒋报策之子蒋以麟、蒋报科之子蒋德卿又都是同盟会组织的骨干分子。1911年，他们四人同时回国，在厦门、泉州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为了辛亥革命，毁家输将，兄弟子姪，同为革命健将”［29］，一时传为佳话。

    三、宣传革命思想的舆论先锋

    任何革命的发生，总要先造成革命舆论。在传播革命思想，揭露保皇派，启发侨胞的革命觉悟方面，闽籍华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7年7月，上海发生了“苏报案”，清政府向英租界要求引渡宣传革命思想的章炳麟、邹容两人归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海外华侨为此也同清政府进行了坚决斗争。陈楚楠、张永福等声援《苏报》主笔，用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驻上海英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章邹于清廷，以重人权”。［30］由于革命派的斗争，挫败了清政府引渡的阴谋。1903年以前，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十分活跃，他们的保皇主张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为了启发侨众的革命思想，陈楚楠等人自筹资金印刷革命书刊报纸。他们曾翻印邹容的名著《革命军》，改名《图存篇》，印刷一万册散发南洋各地，甚至带回国内广事宣传。1904年，陈楚楠、张永福出资5万元创办《图南日报》，这是南洋地区进行革命宣传的第一个言论机关。该报行销南洋英荷两属各埠，销售达2000余份。“由是革命思潮始渐传播于南洋群岛”［31］，在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05年，华侨冯夏威为抗衡美国禁止华工人入境、排斥华工的罪行，自杀于上海美国领事馆前。《图南日报》发起了追悼冯夏威的大会，到会的华侨达数千人。革命党人登台演说，广大侨胞情绪激昂。这次集会有力推动了南洋华侨抵制美货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华侨的爱国主义觉悟。《图南日报》受到孙中山的极大关注，他经常通过战友尤列了解情况，并且利用路过新加坡的机会，亲自与陈楚楠、张永福等人联络。1905年，《图南日报》刊印了宣传推翻清廷、预言革命必胜的月份牌，上书“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以及“忍令上国衣冠论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等震撼人心的字句，很受华侨欢迎，孙中山也很欣赏，特邮寄20美元购买20份作纪念。《图南日报》因经费困难等原因停刊后，陈楚楠等人又于1907年在新加坡创办了《中兴日报》，与康、梁等保皇党人所控制的报纸大开笔战，成为这一时期南洋华侨进行革命宣传的主要阵地。孙中山先生也常用“南洋小学生”笔名撰文刊登于该报，痛斥种种攻击革命的谬论。《中兴日报》最高销售量曾达到4000余份，“各埠侨众直接受到其感化，实非浅鲜”。［32］该报在启发华侨革命觉悟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此外，1908年时，闽侨庄银安、徐赞周等在仰光创办了宣传革命的《光华报》，“大倡革命排满，尤抨击康、梁，不遗余力”。［33］1910年，清政府勾结英国殖民政府迫害《光华报》，于是庄银安避难到槟榔屿，在当地同盟会员、闽籍华侨陈新政等人支持下重组《光华报》。该报继续出版发行后，也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革命派报纸，其“崇论宏议，与新加坡之《中兴日报》后先辉映”。

    除了办报纸外，各地华侨还利用书报社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党人，许多书报社本身就是同盟会机关所在。南洋各地的书报社可溯源于华人牧师郑聘廷于1903年创办的“星洲书报社”，革命派陈楚楠、张永福等人都曾利用书报社宣传民族主义与革命思想。1905年孙中山到新加坡时，肯定这种书报社可对革命作更大贡献，郑牧师后来也加入了同盟会，于是南洋各地革命派争相效仿，纷纷设立书报社。据统计，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前，新加坡、马来亚地区和荷属东印度地区各有50多家华侨书报社，［35］对于向一般侨众宣传革命道理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星洲书报社，郑牧师等人“利用该社为宣传革命之园地，陈列国内外报章暨革命群书，琳琅满目，任人阅览，以开通明智，唤醒同胞”。［36］该书报社还定期组织演讲会，请当时活跃于南洋一带的著名同盟会员胡汉民、黄乃裳等人到会演说，“以种族观念革命主义，灌输侨众，慷慨激昂，闻者感动，冠盖往来，一时称盛”。［37］民国建立以来，1912年3月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特地为该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以资表彰。［38］福建同盟会员还积极地回国回乡进行革命宣传发动。黄乃裳六十高龄时，不畏清廷的查禁，自告奋勇把5000本《图存篇》带回广东潮州及福建厦门、福州等地散发，足迹遍及潮州、漳州两府的10多个县，对开启闽粤社会的革命风气起了推动作用。新加坡同盟会的组织者之一张永福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黄君自是等到潮州与许雪秋、林受之两兄弟认识，送以《图存篇》引以革命宗旨，又因许而联及黄冈诸友，于是漫及潮中报界学界……革命宗旨全潮几为布满，黄冈起义君为之先河，启导之功，至大至宏，信不可没也”。［39］黄乃裳从潮州回到福州养病期间，利用同窗、故旧、师生等各种关系进行宣传和动员。他“家住省垣，闽中闻人萨镇冰、黄培松均为同寅，绅衿则故交，青年多门下士，故随时随地皆可自由散播革命种子，将所携之《图存篇》各密赠至罄，闽中有志之士相借传观，或手持一书以熟诵，弥漫全闽，人心一变”。［40］1911年“三·二九”起义之前，黄乃裳动员他最信任的学生们赴粤参加举事，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20位闽籍烈士中有半数是他的学生，例如著名革命烈士方声洞、黄忠炳、卓秋源等人。还有一些普通的华侨同盟会员回到家乡，直接深入到城乡基层群众中去发动革命。他们“有的是由当地同盟会组织派来的，有的是自告奋勇而来的”。新加坡同盟会员施明于1907年回到厦门，“因病住在鼓浪屿救世医院，结识医生，利用外国医院掩护进行活动，”［41］暗中宣传革命，发展王兆培等革命青年加入同盟会。王兆培后于1910年赴台湾入台北医学校学习，同时积极发展会员，为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的成立起过重要作用。［42］“漳州辛亥革命思潮，是从在海外工作和留日归国的青年传播的，同盟会的也是由他们推进的。”［43］1909年，菲律宾华侨庄玉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将在上海筹组华侨联合会，返经漳州时，与其妻共同筹资创办技术专修学校，另一革命青年郑无涯在他的影响下，创办了普及阅书报社和普及业余夜校，“作为宣传革命和教育青年的机构。”［44］在泉州、晋江一带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盛九昌（南安人），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是有名的牙医和摄影师。盛九昌认为革命应从家乡搞起，于是束装回国，以补牙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随身背带补齿、照相工具，走访安海、石狮、永宁、深沪等镇，遍及泉州南门外的大小村落，表面上是招揽生意，实际上是挨家挨户地进行革命宣传。他“随机应变，见缝插针，讲述满清王朝的黑暗历史，祸国罪行，兼及社会上的恶风陋习，如缠足、留辫、赌博等等，深入群众，启发民智，传播同盟会的革命思想”。［45］此外，厦门归侨仿效南洋华侨创办了阅书报社，购买新书刊，向各界人士传播革命思想，同时还设立“中华理发店”，免费为人们剪除发辫，并且散发传单，用这种方式宣传反清思想，扩大革命影响。［46］

    四、慷慨捐款助饷的重要贡献

    从经济上支持辛亥革命斗争，是海外华侨的主要贡献之一。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开始，发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进行各项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华侨。孙中山评价革命过程中各阶层所起的作用时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和会党。”［47］福建籍华侨在“慷慨助饷”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经在粤、桂、滇三省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如1907年4月潮州黄冈之役、7月钦州防城之役、9月惠州汕尾之役、10月广西镇南关之役、1908年2月钦州马笃山之役、3月云南河口之役等。每次起义，孙中山均令陈楚楠等筹款接济，“楚楠恒踊跃输将，惟恐不力”。［48］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大部分起义军将士退入越南境内，后又被转送到新加坡安置，孙中山“乃令楚楠等设法收容，各给相当工作，使免冻馁。楚楠于是开设中兴公司于蔡厝港，以安插彼等，且介绍槟榔屿、吉隆坡、吡叻（霹雳）、文岛各埠工厂、矿场、农场，使各得所，而众心始安”。［49］陈楚楠由于长期捐款革命事业，花费了巨额款项，以致发生了兄弟之间的分产案件。庄银安也像陈楚楠一样，不遗余力地从经济上支持各次武装起义，“当时同盟会军事计划，欲以云南为根据地。同志之由缅甸、越南潜入者，每就先生擘划一切”。［50］1908～1911年这四年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员到缅甸华侨中筹款，也是庄银安等人“每次均以数千元助之”。［51］1911年“三·二九”起义用款最多。为了购买武器弹药，革命党人分头到各侨居地向华侨募款，槟榔屿华侨陈新政（厦门禾山人）“即其中呼号奔走最力者之一”。［52］怡保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物郑螺生、李源水带头各捐叻币1000元，甚至变卖股票以充革命军饷。这次起义，南洋和美洲华侨共筹款187000元，［53］仅马来亚华侨就合计捐款47600多余元。［54］

    武昌起义爆发后，捷报传到海外，广大侨胞莫不欢欣鼓舞，随即出现了筹款支援各省光复斗争和革命政权的热潮。“马来亚广大的侨众投身于实际的反满行动之中，成千上万的人剪去了辫子，焚烧代表满清的龙旗，并蜂拥而出向革命军捐献款项。”［55］1911年11月，福建光复后，闽军政府建立，百废待举，需款孔急。军政府建立了专事筹款的“筹饷局”，由黄乃裳兼任局长；闽都督孙道仁发表“致南洋兄弟父老书”，请求南洋支持新政权，“更集巨款，克日汇闽”。［56］新加坡华侨积极响应，1911年11月有3日，新加坡福建会馆在天福宫召开群众大会，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选出以陈嘉庚为主席的20人委员会，并将会上当场捐得的2万元叻币汇往福建新政府应急。此后，陈嘉庚领导的保安会负责“筹款10余万元，汇交闽督作救济用途，并倡募民捐20万。”［57］马来亚怡保、槟城、雪兰莪、霹雳等地的同盟会也纷纷集会筹款，迅速汇款支持福建、广东和其他省市的光复事业。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连闻名的保守维新人物、锡矿大王胡子春（永定县人）也剪掉辫子，捐献了5000元叻币巨款支持革命。1911年10月11日～1912年2月12日，仅仅4个月时间，新加坡、马来亚华侨支援国内革命的汇款总数已达叻币（或港币）87万多元，其中27万元汇往福建的革命政府。［58］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仰光，缅甸华侨也于10月11日设立了“筹饷局”，举徐赞周为局长。缅甸同盟会发出“告全缅侨胞书”，号召捐款支援福建光复。庄银安还被推举为南洋华侨代表，回闽协助进行光复事业。据担任福建革命政府筹饷局长的黄乃裳记述，光复后的新政府共计“得华侨汇款70余万”。［59］除了汇款外，闽籍华侨还推派代表回到福建慰劳，并带回各阶层侨胞的捐款。陈新政“受同志推任代表回国，抵闽后，即电南洋各埠乞将伯，应者又收十万”。［60］庄银安、丘廑兢携带仰光华侨捐款来厦门主持临时筹饷局，协助地方财政。泗水派庄以卿、庄少谷、王少文带2万元到厦门，支援光复斗争。［61］武昌起义后，大笔捐款源源而来，华侨对辛亥革命经济上的支援达到了最高峰。据估计，福建光复前后得到的华侨捐款，总数“不下200万元”。［62］闽籍华侨捐献的巨款，不仅支持了革命力量光复全省各地，而且使故乡土地上刚刚诞生尚十分脆弱的革命政权得以稳定，从而有利于建立新的政权体系。

    五、参加光复起义的壮举

    闽籍华侨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们中有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光复福建各地的武装斗争。福州、厦门、泉州等地的光复起义，都有归国华侨参与发动和领导。

    在福州的光复起义中，黄乃裳是重要领导成员。早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乃裳就利用他担任福州英华、福音、培元三个书院教务长的机会，积极在学生中组织炸弹队，为在福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南洋的黄乃裳立即乘船返回福州以响应。农历九月十八日夜十一点，福州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的三十名学生炸弹队员，聚集在黄乃裳家里正装出发。十九日清晨，黄乃裳亲自举起“十八星大红旗”（当时革命军的旗帜，取十八省同时革命之意），率领他们和体育会百余人、商团百余人以及社会青年三十余人，由仓前山桥南公益社（即同盟会会址）出发开进城内，分守于乌石山、于山、越王山一带。下午，同盟会骨干身先士卒，驻闽新军革命派英勇进攻，几千名群众自发支援，终于占领道台衙门，福州庆获光复。1911年11月13日，在福州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府”，又组织临时参议会。黄乃裳积极参加了新政权的建设工作，任交通司司长，后又兼任都督府下设的政务院筹饷局局长，为新政权开辟财源，对于稳定福建光复后的局势立下汗马功劳。在福州光复不久，还有一支由革命热血青年自发组建起来的“福建学生北伐军”，成员有福州英华、开智等学校的学生及闽清县青年南洋华侨青年，计500余人，华侨许逸夫、廖国炎担任学生代表。黄乃裳关注和支持这支队伍的发展，千方百计筹款并个人捐款维持学生军的开销。1912年1月17日学生军出发北伐时，黄乃裳高举“祈战死”的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列。［63］厦门是福建华侨的主要进出口岸，一向是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在厦门的光复斗争中，南洋华侨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尼泗水华侨王振邦是辛亥光复厦门之役的主要领导人，负责组织联系和经费筹措。在光复过程中，“林衡可、施明、黄蕴山分别占领各机关，清吏皆逃遁，民众鸣炮鼓舞欢迎”。［64］陈天赐、黄金安、陈清池以及华侨炸弹队的杨有本、蒋赢洲、蒋德卿、蒋报安、蒋以钦、王克昌、蒋世春、陈子山等五十六位归侨，都参与光复厦门之役。此外，还有四十七位华侨青年自筹川资，分别从缅甸仰光、印尼日惹、马来亚的吉隆坡、槟城、太平以及新加坡返回厦门，为新政权效力，其中有二十六人前往湖北参加敢死队。福州光复的消息传来，归国华侨庄育才、陈仲赫、陈延香、陈瓞臣、庄惠然、陈少荣等带领同安县和灌口两地的同盟会会员，配合原先组织的革命军发动进攻同安县城，驻军反正，革命军顺利进城，同安知县投降缴印，同安宣告光复。［65］

    泉州的光复斗争也有华侨参加和领导。蒋以麟于1911年5月受泗水同盟会委派回泉州进行革命活动。他与当地革命党人许卓然、叶青眼和从海外回来的侨界同志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员，争取革命群众。福州、厦门先后起义成功后，蒋单身前往会见泉州防军统制唐万胜，晓以大义，喻以利害，劝唐起义。唐终于接受革命党人所提出的条件，宣告反正，泉州遂得光复。［66］

    在光复漳州的斗争中，同盟会员、华侨郑绍三等人曾暗中约集石码、角尾、福浒等地的农民百余人，各带刀、棍、鸟枪等武器，抵达漳州城郊支援。［67］

    总之，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福建沿海主要城市进行的光复斗争，既有南洋华侨直接参与组织领导，又有赖于他们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闽籍华侨对家乡辛亥革命运动的贡献是巨大的。

    六、几点看法

    （1）从南洋闽籍华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诸多表现来看，他们无论是在南洋侨居地或在中国故乡之地，都在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筹捐革命经费和参加武装起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武昌起义后革命高潮中，闽籍华侨对福建光复运动的巨大援助，更是十分突出。毫无疑问，南洋闽籍华侨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也充分表明了广大华侨的爱国主义热忱。

    （2）南洋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当然不能以华侨的省籍或方言集团所属来区别其热烈程度，总的来说，各省籍、各方言群的华侨，都对辛亥革命有所贡献。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南洋华侨在各地的分布与方言群体有极大的关系，华侨社会的地缘、血缘、业缘纽带十分强劲，孙中山先生及革命派在南洋地区发动华侨参加革命时，又与以“三缘”为主的华侨团体有密切关系，所以，不同省籍或方言群体的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又显现出某些特点来。就南洋地区福建籍的华侨来说，大多数人是说闽南方言的厦、漳、泉人士，少部分是属于福州方言、兴化方言和客家方言群体的人士，他们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缅甸和菲律宾，而新、马正是海外华侨支援辛亥革命的中心和基地之一，所以上述地区的闽籍华侨中出现了一大批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骨干分子。

    （3）闽籍华侨在南洋多从事于商业贸易，其中不乏富商，他们有的原来就是当地华侨社团的领袖，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如陈楚楠、陈嘉庚、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郑螺生、李源水、庄银安、徐赞周、萧佛成等著名革命骨干，都属于这一阶层。因此，闽籍华侨在建立革命组织和筹款助饷方面能有特别重要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华侨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注：

    ［1］张永福：《南洋与民国》，绪言，第1页，中华书局，1933年。

    ［2］《东方杂志》，1907年，第10期，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印；林金枝：《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第7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1-942页，三联出版社，1957年。

    ［4］［日］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第91页，东京岩松堂，1940年。

    ［5］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华侨志》，第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6］［日］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第64-70页，东京岩松堂，1940年。

    ［7］林金枝：《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第7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8］陈允敦：《辛亥革命前后的南洋华侨》（回忆录），油印本（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资料室收藏）。

    ［9］刘子政：《黄乃裳与诗巫》，第106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10］刘子政：《黄乃裳与诗巫》，第108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11］《庄银安先生七十晋三寿言·自序》，林金枝：《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第7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405页，1983年。

    ［1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10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

    ［14］［1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1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

    ［1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16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

    ［1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87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

    ［18］［36］［37］傅无闷，郁树琨主编：《南洋年鉴》，第100页，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1年。

    ［19］颜清湟，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26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20］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委会：《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0册，第227页，正中书局，1962年。

    ［21］［33］［51］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00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

    ［22］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18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23］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4］［27］孔立，等：《华侨与辛亥革命》，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第7页，1981年。

    ［25］厦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华侨志》，第124页，鹭江出版社，1991年。

    ［26］王振邦：《光复厦门漳泉永纪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泉州文史资料》第9辑，第36页，1981～1982年（禾里山应为胡里山）。

    ［28］厦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华侨志》，第124页，鹭江出版社，199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第14辑，第85页，1988年。

    ［2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泉州文史资料》第9辑，第94页，1981-1982年。

    ［3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84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

    ［31］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72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

    ［32］［54］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88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

    ［34］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87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

    ［35］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89-92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

    ［38］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华侨志》，第15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39］［40］张永福：《黄乃裳君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1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4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福建文史资料》第6集，第110-11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4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漳州文史资料》第2集，第7-8页，1982年。

    ［43］［4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福建文史资料》第6集，第120-12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4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泉州文史资料》第9集，第109页，1981-1982年。

    ［46］孔立：《厦门史话》，第1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47］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胡汉民：《总理全集》第1集（下册），第923页，上海书店，1990年。

    ［48］［49］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88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175页，1981年。

    ［52］陈宗山：《陈新政传》，刘继宣，束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第310页，国立编译馆，1934年。

    ［53］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17页，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

    ［55］颜清湟，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28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56］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委会：《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第389页，1963年。

    ［57］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陈嘉庚先生纪念册》：陈嘉庚先生年谱，1962年。

    ［58］颜清湟，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353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59］刘子政：《黄乃裳与诗巫》，第123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60］陈宗山：《陈新政传》，刘继宣，束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第310页，国立编译馆，1934年。

    ［61］丘廑兢：《辛亥革命在厦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2页，1963年。

    ［62］国立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南洋研究》第3集，第1期，第16页，1930年。

    ［6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福建文史资料》第6辑，第65页，1980-1981年。

    ［64］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委会：《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第249页，正中书局，1963年。

    ［65］厦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华侨志》，第125页，鹭江出版社，1991年。

    ［66］张希哲，陈三井：《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38页，台湾国史馆印行，1997年。

    ［67］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华侨志》，第1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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