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兆新

    黄乃裳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是农民兼木工，他少时半耕半读，从12岁开始每天要放牛割草砍柴或跟大人下地干农活。在农忙季节，他还要随大人出外打短工。由于他勤奋好学，除在私塾里学“四书五经”外，还借阅了不少其他经史子集之书，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教育。他18岁接受美国传教士薛承恩牧师洗礼，并跟随许扬美牧师学习和传道，而后在福州东街福音堂任职，后被年议会推举为书记，负责编辑年会录达五年。26岁黄乃裳与美国传教士武林吉共同创办《郇山使者》日报。他在教会工作期间一方面认真工作，一方面刻苦学习英文、历史、教育、法律、管理等知识，并开始把一些经典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或福州方言（共与他人合作翻译十一本著作）。经过艰苦磨炼，他逐渐成长为一名报社记者、编辑、政治评论者。

    29岁那年，黄乃裳考中“秀才”，31岁起任教福音书院，并兼职于美以美会，33岁参与创办英华书院，直到43岁，十多年都是从事教育事业。他46岁中举人，47岁赴京参加会试，并参加著名的“公车上书”，接受维新变法思想，48岁（即1896年4月28日），他创办了福建省第一张报纸--《福报》。1898年初，他与长男景岱同赴京师会考，并参加林旭等360余名福建举人的抗议活动，还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六君子进行维新变法活动。随后，慈禧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因被镇压而失败，黄乃裳归闽避祸。这时，黄乃裳在“爱国为民”的人生之路上遭到很大的挫折，感到非常失望。但是，因他为人正派，做事认真，在基督会务、新闻办报、文化教育、科学进取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得到社会的认可，在社会上有很强的影响力，成为知名学者、社会名人、绅士。他没有停下步伐，继续思索救国之路。为了给贫苦农民找生路，也为了暂时回避清庭的淫威，他率领福建闽清等县的农民到沙捞越垦荒。1904年垦场初具规模之后，他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黄乃裳一生“爱国为民”，做了许许多多难能可贵的事情，而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光复福建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功绩，这从他给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的汇报函中可见一斑，可见他当时内心是何等的喜悦。黄乃裳参加辛亥革命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全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1900年7月，在新加坡，黄乃裳由他大女婿林文庆介绍与孙中山见面。在短短几天内，两人四次晤谈，黄乃裳接受了孙中山的观点：中国要富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前提是推翻满清朝帝制，舍此而采取其他温和手段都不能成功。实际上，早在1898年黄乃裳就认为：“视察官场与社会及满洲人状态，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弊也。”也可以说他俩是“志同道合”。由于黄乃裳正忙于筹建马来西亚诗巫垦场，当时无法全力投入革命工作。四年之后，垦场已经初具规模，经济上也已能自食其力，再加上其他原因，他毅然离开垦场，投身民主革命。

    1904年7月，黄乃裳从新加坡回国时，冒险随带了当地革命者翻印的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函封用《图存篇》）5000册及其他宣传资料，在福建、广东、上海等地广为散发，传播革命思想。张永福在《黄乃裳君传》中写道：“他将所携《图存篇》密赠至罄，闽中有志之士相借传观，或手持一书以熟悉诵，人心之变弥漫全闽。他启导之功，至宏至大，信不可没。”同一时期，黄乃裳还在上海会见了许多他的老朋友与革命党人，其中有教会李乐知先生，两人深谈四次，受益良多。他还会见了蔡元培、谢由巳、陈其美、马湘伯、林森、汤尔和蔡怡宜，以及苏、杭、申等地报业主笔数十人，讨论革命党从何着手。闽中学生会以林森为首于英租界组织欢迎会。宋教仁由常州中学闻讯来到上海，他在家设宴招待。在上海四十多天的时间，他会见了各方名流闻人。

    二、积极投入民主革命，筹划武装斗争

    （一）参加同盟会，为起义做准备工作

    1904年黄乃裳离开“垦场”后，他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他与福建、广东的革命党人在漳州与潮州两府十几个县进行考查和调研，找了一百多人进行联系和交谈，宣传革命道理，最后选择福建与广东交界的饶平黄岗作为起义的地点，并开始进行筹备。1906年6月，黄乃裳应孙中山的邀请前往新加坡，在晚清园，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新加坡支会。期间，黄乃裳向孙中山汇报了福建与广东准备进行武装起义的情况，一起汇报的还有潮州的许雪秋、陈宏生。黄乃裳向孙中山推荐，潮州饶平县的黄岗可作为理想的起义地点。孙中山对黄乃裳的建议十分赞赏，并指示他继续筹划起事，同时发电东京同盟会会员加以配合起义。根据会议分工，黄乃裳负责福建方面工作，联络革命力量，策应相机举事。以他为中介，沟通福建、广东及南洋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5］。

    （二）参加组织潮州饶平黄冈起义

    黄乃裳从新加坡回国后，马上着手筹措黄冈起义。这时，陈宝琛在福建总督府当官，负责办理福建漳厦铁路，缺乏资金。陈宝琛知道黄乃裳在东南亚华侨中威望很高，就请黄乃裳去新加坡设法为铁路资金招股筹款。黄乃裳抵新加坡后，一方面进行招股筹款，圆满完成筹款任务；另一方面与新加坡的革命党人张继、邱叔园三人一起，与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大论战，打得保皇派溃不成军，大获全胜。1907年2月，黄乃裳带着百万元的筹款返闽，由于工作繁忙，精疲力竭，加上严重胃病复发，无法赶到潮州亲自参加黄岗起义。许雪秋等匆忙决定起义于2月19日举行，不幸当天遇上狂风暴雨，加上计划不周，前头抵达的队伍见无人接应，就自动撤走；后头来的起义军见空无一人也就解散了，第一次的黄岗起义也就这样流产了。黄乃裳与许雪秋、陈宏生等人又筹划第二次黄岗起义，决定5月22日举行，但由于泄密，清军提早破坏，加上革命党人内部不协调（指的是许雪秋与陈宏生之间），仓促举事，占领黄岗5天后，终因缺乏枪械弹药，起义又失败了。

    （三）为民主革命培养大量青年骨干

    黄乃裳德高望重，不仅处处受世人敬仰，他的言行对当时的许多革命分子有重大的启发和影响，为民主革命培养大量青年骨干。被誉为南洋革命党第一人的陈楚楠是黄乃裳的多年好友，其原来的种族观念改变多由黄乃裳启导之；黄岗起义的余既成、陈涌波、于通三位领导人，原是三合会的首领，是在黄乃裳的领导下参加组织、投身革命的。难怪张永福说：“黄君怂动其最信任之青年多人入粤。至黄花岗失事，闽人死义者占20位，其中为黄君之门第子在半数。黄君虽身不躬豫，其遥中声应束其爱徒为主义牺牲，厥功之伟，可谓不在烈士之下矣。”

    （四）为福建全局考虑，协调革命党人力量

    当时，福州革命群众组织已经普遍行动起来，厦门相对比较缓慢，但厦门离广东近，更方便于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为革命工作需要，黄乃裳亲赴到厦门开展工作，应聘任教于厦门“同文书院”，后主笔厦门的《福建日日新闻》。他利用学校与报纸两个阵地，向学生及社会传播革命道理，鼓励青年投身革命。在厦门时，他立场鲜明地积极抵制“美货”，受清政府的镇压，但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与同情。福建同盟会支会郑祖荫曾说：“黄乃裳是在厦门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是在厦门撒播革命种子。”

    另外，1905年成立的“汉族独立会”是以郑权为会长，郑祖荫为副会长，是福建省实力最强的会党。可是黄乃裳从全局统筹出发，把郑权邀请到厦门协助他工作，把郑祖荫晋升为“独立会”会长。由此可见，黄乃裳与福建当时最重要的革命人物不但保持密切关系，而且郑权还居然放弃重要职责答应去协助黄乃裳工作。1906年夏“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成立，“汉族独立会”全部成员参加。原“汉族独立会”会长成为“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会长，即郑祖荫为支会长。郑权在厦门由黄乃裳推荐并由黄乃裳主持参加“同盟会”。这一切都证明了黄乃裳在福建革命党人中的影响力甚大，不是一般的革命党人。

    三、根据孙中山指示，领导福建武装起义

    （一）福建光复是由“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领导

    黄乃裳是福建省资格最老的同盟会员之一。他表面上是英华、福音、培元三校的教务长，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教育、训练都是正常的事，没有引起外人的怀疑。所以，黄乃裳组织的“桥南社体育会”，其成员有学生、工厂的工人以及社会青年。后来这支队伍，成为由黄乃裳亲自领导的“桥南社体育会”青年学生组织的洋枪队、炸弹队，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

    （二）争取清军中的湘军参加起义

    与此同时，黄乃裳还通过同盟会的渠道，争取清军中的湘军参加起义，争取到的有粤籍许崇智、湘籍孙道仁和彭寿松等。当时，起义准备定在五个秘密地点进行：（1）仓山桥南社是同盟会发号施令的总机关；（2）城内花巷是国民革命军司令部；（3）泛船浦林泽人住所负责各种文告及起义宣传；（4）下渡李启藩管理的孤儿院，负责制造炸弹，并准备臂章（公权）；（5）对湖黄乃裳的住所，负责洋枪队、炸弹队组织，并具体分配各方面任务。

    （三）起义前的最高决策会议

    11月5日，同盟会与军界主要官员在泛船浦外江面上夹板船召开秘密会议，讨论起义日期、作战部署等重要问题。黄乃裳与郑祖荫、林斯琛、刘通、彭寿松，许崇智、孙道仁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于11月12日举行起义，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城内花巷，由许崇智担任起义前线总指挥，同时制定了具体的起义计划。黄乃裳负责组织学生炸弹队、洋枪队，维持治安，配合新军作战。起义成功后，孙道仁被推兴趣为军政府都督。

    （四）发动福建光复起义

    由于起义计划泄密，清兵企图提前包围桥南社同盟会总机关，破坏起义总司令部。当时清政府咨议局中的立宪派高登鲤、刘崇佑、林长民等，得知起义在即，忙促咨议局通过决定，要求总督松寿“交还政权”，企图抢在革命党之前攫取政权。清兵立即武装满营及其家属，组织“杀汉团”，扬言同归于尽，企图负隅顽抗。在这紧急关头，革命党人当机立断，提前9日起义。8日晚，许崇智带领高炮队占领于山制高点。夜里11点，洋枪队、炸弹队在李藩的带领下乘夜幕掩护，进驻于山战场等，全城进行戒严，口令是“女子”。9日凌晨，于山炮兵开始炮轰旗下街，命中清将军署（现地点在省立医院），开炮十余后因炮弹不继，一时沉寂，旗兵乘机组织反击。从观巷、九曲亭等地猛扑过来，企图上于山夺炮。在这临危之际，洋枪队和炸弹队员死死堵住要冲，奋勇掷弹，使旗兵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时，占据在鳌峰坊法政学堂楼上的六百多名捷胜营旗兵，用密集机枪扫射于山炮兵阵地。革命军阵亡十余人，情况十分危急，但仍用炸弹拼死保住炮兵阵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屏山北库的炮弹及时运到，马上继续开炮，把法政洋楼轰毁，捷胜营清兵死者甚多，四散逃亡。在于山激烈战斗的时候，由黄乃裳高举十八星红旗与郑祖荫带领另外部分炸弹队300多人由桥南社总机关向城内进攻，沿途受到广大百姓支持，浩浩荡荡入城。队伍先到花巷总司令部，又至武备学堂，把十八星红旗升起。在赶来增援的革命军和炸弹队员内外夹攻下，于山阵地终于稳固保住，革命军乘胜追击。闽浙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便微服出署至渡鸡口“吞金自尽”。清军统领朴寿见士兵毫无斗志，而且多处起火，革命山炮又造成很大威胁，便带家属逃到捷胜营和蒙古营，后潜逃到明玉家中，被炸弹队员培元学生李善进、刘德官发现抓到，在革命军焦子芳帮助下送到于山司令部。革命军给他以优待，“厚以饮食，处以洁空，给以役使”。但他乘机逃跑还要杀人。抓捕后，革命军宣布朴寿六条罪状，处以死刑。松寿、朴寿既死，旗兵彻底瓦解，驻防八旗副都统胜恩具禀投诚。至11日，革命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成立“民国福建军政府”。据统计，新军牺牲17人，炸弹队牺牲3人。

    （五）表彰炸弹队员的功绩

    为表彰炸弹队员的功绩，福建军政府都督孙道仁授给参战的炸弹队员勋章、奖状和奖金。队员们认为新政府刚成立，财政困难，只收勋章，奖状，不收奖金。都督后把奖金换成金牌，上刻有“闽省光复，将士同心，奖金不受，其志可钦”。学生炸弹队在福建光复中有此重大贡献，黄乃裳功不可没。

    （六）解决起义前后的经费问题

    福建临时军政府成立，黄乃裳受命出任临时政府“交通司长”，主管邮政、通讯、海军及其他基础建设。但是，他当时更重要更急迫的任务却是为临时的军队筹措军饷，此事关系到初生的临时政权。因为如无法解决，必然引起影响新政权与社会的稳定，军心不稳，导致军队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早在起义前夕与孙道仁谈条件时，对方就提出要先发军饷银元20万元，始能举义。同盟会员林斯琛请求总部李恢暂借10万元，款项于10月底汇到，另10万元革命党答应在起义成功后偿还，还答应起义当月要发双饷，并逐步还清清政府总共积欠的5个月军饷。为此，黄乃裳通过他在海外华侨的影响，全力筹款。起义前夕，新加坡张永福给黄乃裳汇来5000元，由他支配使用。福建军政府成立后第四天，陈楚楠、张永福又给黄乃裳汇来一万元。新加坡“保安会”会长陈嘉庚发电福州问黄乃裳：“闽省是否光复？都督何人？此间已成立‘保安会’，筹款救济。”黄乃裳即复：“全省光复，都督孙道仁，急需款，请速汇。”月余之间计汇20万元［9］。“黄乃裳接着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南台10余家巨商筹款，诸人以交谊不忍拒共筹措60万元”［10］，提供给福建临时军政府。在军政府成立之后，黄乃裳筹措到的所有款项都交给都督孙道仁处理。

    （七）向华侨汇报福建光复胜利

    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时概括：“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他还说：“华侨是革命之母。”福建光复是靠华侨全力支持的结果，具体落实是由新加坡同盟会会长陈楚楠、副会长张永福联系，起义前夕就汇钱来了，举事成功后应向华侨汇报胜利的喜讯。黄乃裳于11月15日致函陈楚楠、张永福：详细汇报举事过程，表达了胜利喜悦若狂，也告知汇来两笔款都收到了，5000元是作为起义时的费用。他代表全福建二千五百万同胞“望南泥首百拜，以谢同志焉，谈到黄花岗巨族子弟十三人，志士无数。书至此，吾口噤，吾鼻酸，吾不禁泪满衣衫”

    ［12］。

    （八）与孙中山等领导的关系

    孙中山与黄乃裳自1900年于新加坡第一次见面后，两人之间互相倾慕，相见恨晚。对国家命运前途的看法，黄乃裳完全接受孙中山的观点。两人第二次见面是1906年6月孙中山托张永福邀黄乃裳从厦门去新加坡的，主要是由黄乃裳向孙中山汇报福建省武装斗争的准备情况。孙中山同意他们的计划，委托黄乃裳继续进行。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从国外回来被十七省代表选为全国临时大总统，他俩人之间即发了五封电报，体现情深似海的革命情谊，肝胆相照的战友情。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十多年里，中国经历了袁世凯夺权、复辟帝制以及军阀混战，期间黄乃裳也经历受排挤、迫害、进班房坐牢等风风雨雨。1921年，孙中山终于在广州又成立国民政府，他首先没有忘记十年前的朋友、兄弟和战友，还邀请黄乃裳作为广州国民政府的“高等顾问”。这时黄乃裳已七十多岁，但他毅然到广州上任。福建省有哪一位与孙中山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在福建，林森、萨镇冰主政福建时，也分别邀请黄乃裳作为省政府“高等顾问”。

    在辛亥革命期间，福建省内外存在许多不同组织的革命力量，主要有“福建同盟会”，“新加坡同盟会”，“东南西华侨团体”、“基督教青年会”、“桥南社体育会”、“闽清教育会”、“福建省咨议局（指其中进步的力量部分）”等。尽管组织很多，但大家都能感觉到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把他们联系起来，而正是黄乃裳按孙中山的指示，在这张大网的中间运筹帷幄，为起义队伍的每个组成部分牵线搭桥。为辛亥革命成功，他奋斗了近十年时间。黄乃裳在当时许多革命同志中是个长者，广受尊重，他不是一般的一个民主革命党人，而是辛亥革命福建光复的主要领导人。

    注释：

    ［1］陈在正.随时代不断前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乃裳[A].见：辛亥风云在八闽[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292.

    [2]卢美松.黄乃裳的伟大拓荒精神[A].见：黄乃裳、黄乃模学术研究文集[C].2001：27.

    [3]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M].转引自：黄乃裳纪念画册[M].2004：103.

    [4]黄碧瑶著，朱晓祺译.黄乃裳[M].马来西亚：诗巫福州公会.2011：145.（注：黄碧瑶为黄乃裳曾孙女）

    [5]卢美松.黄乃裳的伟大拓荒精神[A].见：黄乃裳、黄乃模学术研究文集[C].2001：27.

    [6]黄碧瑶著，朱晓祺译.黄乃裳[M].马来西亚：诗巫福州公会.2011：146.

    [7]黄碧瑶著，朱晓祺译.黄乃裳[M].马来西亚：诗巫福州公会.2011：146.

    [8]王铁藩.辛亥革命福建光复史话[A].见：辛亥革命福建史料[M].58.

    [9]詹冠群.黄乃裳传[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58.

    [10]詹冠群.黄乃裳传[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63.

    [11]李颖.论福建华侨对辛亥革命的主要贡献.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第22卷，第4期.

    [12]黄乃裳纪念画册编委会.黄乃裳纪念画册[M].2004：60.

    [13]黄碧瑶著，朱晓祺译.黄乃裳[M].马来西亚：诗巫福州公会.201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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