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谱的种类和内容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房谱、世谱等，系以特殊的形式记载同宗共祖的男性亲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也是记述血缘集团世系的载体，其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风俗人情等。家谱与国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
我国家谱数量众多，类别多样，主要分手写成册或印制成册。这些成册的家谱不少收藏在私人手中，还有多数散藏在海内外大小不等的公藏单位，主要是图书馆。全国收藏家谱数量最多的就是上海图书馆。据统计全国收藏家谱近2万册，占全世界存的家谱1/3以上。
除成册家谱外，尚有非成册家谱，尽管数量不多，其品种也不多，但颇有特色，有些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考其品种主要有口传家谱、结绳家谱、甲骨家谱、青铜家谱、碑谱、塔谱、布谱、神轴图谱等。
明清以来家谱，内容丰富，编写形式各有不同，收载内容亦有多寡，综观完整的家谱、大概包括以下内容：
（1）谱名：谱名一般包括里籍，如（埔头，黄氏紫云族谱）有的还加编修时间和次数。
（2）谱序：内容涉及修谱缘由、姓氏渊源、家族迁徙、修谱理论等。
（3）凡例：阐明修谱的原则和体例，少则几条，多则十几条，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4）遗像：刊载祖公像及族中重要人物遗像、赞语，在谱中对重要人的功绩和政绩再举实例。
（5）恩荣录：登载皇帝对家族中官员、系属等的勅书、赐匾、赐碑等。
（6）姓氏源流：考述本族姓氏来源，本族历史、始祖、家族迁徙经过，各支远近关系等。
（7）族规家法：各家族自己制定的约法，教化族人的宗族家规。
（8）祠堂：记载祠堂建筑图案、修建经过、规模、地理位置、祠堂内祖先牌位排列次序。
（9）世系，世传：记载始祖至选修族谱时本家谱各世代成员的姓氏、生卒年月、科第、妻室、子女、葬地等，是家族谱最重要的内容，往往占到家谱的3/4的篇幅。是寻根的主要依据。
（10）记传：又称行状，行述等，记载家族中重要人物的事迹。
（11）族产：家族中的集体资产，过去如坟地、祀田、义庄、学田、山林、房屋等数量、位置以及管理办法。
（12）契约：登记与族产有关的契据，文约宗族内部关于承嗣、分家等契约。
（13）坟墓：包括墓园、坟向、祖坟及各支派祖坟的地理位置等文据，便于后人祭祖扫墓，不忘祖先。
（14）艺文：收录族人著述、诗词等。
（15）字辈、排行、行第：记载族人世系人名的排行。
（16）伶谱字号：家谱是祖内发行，各房伶谱，并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并有记录，到时检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家谱具有以下特点：记载范围的宗族性，所录系本族人的事迹，由本族人所选写；记载内容的广泛性，实是本家族的一部百科全书；记载体例的多样性，具有史、表、图、志、传，图文并茂，包容兼蓄。
二、家谱的沿革和功能
根据家谱的编修体例、内容、功能和编修方法等要素进行历史分析，中国家谱发展沿革，大概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起源阶段。中国古代典籍，如《帝王世纪》、《山海经》等，记载了文字产生以前的家谱世系。这些家谱首先是通过世代口传面授流传下来。进入商代，我国出现了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家谱和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青铜家谱。
（2）诞生阶段：自周代至汉代。周代的《世本》、汉代的《史记》既是我国古代集各家族世系谱牒于一书的总结性谱学著作，也是后代谱牒的宗师、祖述显贵的开山之作。
（3）兴盛阶段：自魏晋南北朝至唐朝。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之风兴起适应世家大族的需求而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显荣，国家也专门设立谱局和设置谱官，家谱作为重要资料保存在谱局中。进入唐代，中国家谱学发展达到新高潮。从唐太宗开始，在大力加强科举考试的同时，就一直注意用谱牒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改革以往衡量族姓排列作为衡量政治地位的标准。唐代官修谱牒巨大，而私修家谱亦发展迅猛，并出现了一批谱学名家。
（4）转型阶段：家谱的功能由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的社会政治功能，变为尊祖敬宗，收族明伦的道德功能；编修方式由官修发展为私修；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更加完备欧阳修编的《欧阳氏谱图》、苏洵编的《苏氏族谱》，创立了新体例，后人称欧苏体，成为后世修谱的基本体例格局。
（5）完善阶段。进入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重视编修家谱，并以朱熹“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为修谱宗旨，促使明代编修家谱有了新的发展，族谱数量大增并出现了规模巨大的会通谱、统宗谱。
（6）普及阶段：历清代及至民国时期，中国的谱量之多、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卷帙之浩繁，堪称为我国家谱的高峰时期，基本内容、体例与明代相比，则基本是一致的，只是明代家谱的延续而已，编修家谱已成为全民性的一项文化习俗。
（7）新修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海内外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民间自发掀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次修谱热潮是中国修谱史上的继续与发展，延续与创新。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
我们知道，家谱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载体，是根植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又反过来为一定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服务，回顾5000年来，中国家谱对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约可分3个时期：
在家谱萌芽起源时期，其对当时社会的作用，主要是优生功能。大量的考古资证明，中国人在100万年之前，就在自己古老的国土上生活栖息，但早期的原始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生产力低下，过着浑浑噩噩的蒙昧时代的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类的认识水平逐步提高。因发现同一血缘交配不利于后代，于是发展为氏族之间通婚，出现了心记口述的口传家谱和结绳记事的结绳家谱。因为关系到家族后代子孙的健康繁衍，人们对这种口传家谱和结绳家谱非常重视和尊敬。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最原始口传家谱和结绳家谱，是随着中国血缘集团的形成，适应家族健康繁衍子孙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优生优育的社会功能。
在家谱诞生、兴盛时期，其对当时社会的作用，主要是政治功能。周代宗法制度建立在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基础上，因此国家对记录血缘亲疏远近的家谱十分重视。在魏晋南北朝，编修家谱主要担当佐选仕官的政治功能，是世家豪族垄断仕途和把持朝政的重要工具。到了唐朝，编修谱牒则成了新建的唐王朝培植新士族，压抑旧士族所采取的重要政治措施。唐代初期修谱牒的过程，就是培植新士族，压抑旧士族势力的过程，也标志着中国谱学所担当的社会政治功能，到了唐代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在家谱完善普及时期，家谱对社会的作用，主要是伦理功能。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这是中国家谱经宋代的转折、元代的过渡、发展到明代的必然趋势，又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代政治、经济及文化有密切关系。明清时代编修家谱以“三纲五常”为宗旨，并千方百计引用朱子的伦理思想，其目的就是维护封建统治基础，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从而达到巩固宗法制度，加强封建统治的目的。
从5000年来家谱功能的嬗变可知：家谱作为文化观念形态载体，其功能作用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紧密相联的，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是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三、家谱的重要价值
中国宗法封建的家谱，必然打着深深地封建主义的烙印，存在着不少的封建糟粕，如封建纲常伦理、封建迷信。但不能因此而对家谱这一历史文化现象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置于不屑一顾。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息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家谱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进行认真的整理、开发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按新的观点进行家谱续修。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在1984年11月以“国档会字〔1984〕7号”文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人物传说、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的某些工作也有着重大作用”。由此看来家谱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是文物价值。存世的中国家谱，其中不少属于珍本，现存最早的书本家谱《仙源类谱》，系宋代内府抄本，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家族不仅种类多样，而且数量巨大。据最近编纂完成的《中国家谱总目》统计，散藏在世界各地公藏和私藏的中国家谱7万余部，扣除副本，计52401册。这仅是现存编目的中国家谱，实际数量当远超过此数。这是一笔极为珍贵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是资料价值。20世纪初，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就认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代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史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两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不为人所知者。”显而易见，收藏宏富的族谱资料，对于广泛范畴的社会科学研究，诸如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都是个巨大的文献宝库。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时，最初认定中国与世博会结缘于1867年，根据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吴县文人王韬在巴黎参观了当时举办的世博会时写下的《漫游随录--博物大观》一文。但后来发现广东中山北岭徐氏宗谱（清光绪十年），详细记载了其先祖徐荣村于1851年向伦敦首届世博会提供“荣记湖终”展品并获金、银大奖的史料，从而将中国与世博会产生联系的时间提前了16年。这生动地表明中国家谱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第三是道德价值。家谱中一般都载有家训、族规、家法三大内容，其中固然有不少如“君臣父子”、“三从四德”等封建伦常，但如敬长老、孝父母、崇简朴、恤孤寡、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规范，都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2009年4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一行时，说：“我了解杭州的钱王祠《有钱氏家训》，其中说‘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也，天下为公，是一个道理。”这令钱复相当感动。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辩证统一，现代文明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传统文化也只有被赋予时代精神才会有生命力。
第四是寻根价值。家族渊源和世系图表是家谱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这是当代人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而且只有家谱才能提供征信资料。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自1996年底对外开放以来，接待海内外读者10万人次，咨询5万余件次，其中不少都是为寻根问祖来查询家谱的。当他们在家谱中查到自己的祖先时，其兴奋之情真是难以形容。这种寻根的心理，在长期漂泊海外的侨胞身上表现尤为突出。1988年4月，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到中国访问，第一件事就是到福建漳州鸿渐村访亲谒祖，到许氏宗祠进香，并称我是鸿渐村的女儿，此事轰动中外。《鸿渐许氏十八世许渊家谱》在确定阿基诺夫人的血亲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年9月，他的儿子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华，带着其母遗嘱，又到鸿渐村谒祖认亲，通过家谱寻根问祖，对于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促使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有着重要意义。
第五是文化价值。从广义上讲，文物、资料、道德、寻根等内容皆可纳入大文化的内涵。选正史、编方志、修家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无论在过去的宗法封建社会，还是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家庭始终是社会最基层的单位，只有家庭和睦、文明、稳定、兴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繁荣才有深厚、坚实的基础。冰心老人，在1986年6月7日为家乡《横岭谢氏族谱》作序时指出，“族谱是承上启下的家庭历史。对家史的注重和关怀，是爱国爱人民的起点。”实践证明，族谱的功能确实达到了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效果。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的编修新家谱的活动，既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功能，又担当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社会功能。这对于弘扬中华历史文化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族谱的认识和开发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千里水流必有其源。国有史，县有志，族有谱，家有兼，这是构成中华历史大厦的重大支柱。编纂家谱、族谱、宗谱，是弘扬中华历史文化的活动，是深受海内外华人欢迎和关注的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家谱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是贯穿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由于历史原因，如今人们对家谱已经有些淡落，特别年轻人更为冷漠，视为陈列在图书馆的藏品。其实，家谱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化和学术价值，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和开发。
编修族谱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深受海内外华人的殷切关心和大力支持，各地在开展编修族谱的同时，加强了对原来留在海内外零散的家谱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抢救。对破损的家谱，进行整理、修补，以免文献进一步地损坏。各藏谱单位和个人也加强了家谱的收集与征购，使大量散在民间的族谱得以发掘与集中收藏、研究。
近年来，收集、整理、编印族谱受到政府和社会充分关注，新闻媒体及时报道。不少海外华人奔走相告信息，他们或主动捐赠自己多年保存的家谱，或积极提供有关家谱和资料，或寻找族谱与自己对接，或来电、致函姓氏研究会要求帮助他们寻找自己根。有的华人离乡上百年，还惦念自己的祖先的生养之地，特别闽台两岸族人更加关心祖地编修族谱，台湾族裔常组团回乡寻根问祖、参与民俗文化等活动。这有力的促进了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振兴，是当今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我们修谱、寻根，发挥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海内外宗亲的共同愿望。
“公益·创新·发展：’十二五‘时期的图书馆与社科信息事业”分论坛综述
福建省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福建省社科界2011年学术年会“公益·创新·发展：’十二五‘时期的图书馆与社科信息事业”分论坛于2011年10月16～19日在大田县召开。本次分论坛由福建省图书馆学会和福建省社科信息学会联合承办，共收到论文165篇，经专家评审，共评出大会宣读论文28篇，交流论文137篇。全省公共、高校、党校、社科院、中学、中专、医院等系统图书馆馆长、论文作者代表等113人出席会议。
10月17日上午在大田县均溪镇政府礼堂举行分论坛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领导有福建省图书馆学会理事长、省图书馆馆长郑智明，省社科信息学会会长、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省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刘传标，中共大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章玲，大田县文体局长林春忠，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泉州市图书馆馆长许兆恺，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市图书馆馆长林丽萍。开幕式由省社科信息学会会长、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刘传标主持，郑智明、章玲二位领导分别致开幕词和欢迎词。郑智明理事长在讲话中指出，福建省图书馆学会和福建省社科信息学会作为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图书馆工作者和社科信息工作者之家，承担着团结全省图书信息工作者、促进学术研究、推动事业发展的光荣使命。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不断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充分发挥学术社团的学术研究和行业指导作用，当好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和社科信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和社科信息事业的发展再立新功。他在讲话中还特别介绍了本次大会特邀代表、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的马辉洪主任。章玲部长在开幕式讲话中介绍了大田县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文体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县委县政府坚持把文化和图书馆事业作为关系民生的基础工程来抓，大力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向广大读者免费开放，不断拓展公共服务领域，让图书馆在提升市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两位领导对出席学术年会的各位来宾和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对本次学术年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开幕式后，全体来宾和代表合影留念。
上午9：30，大会进入主题报告阶段。分别由福建省图书馆学会理事长、省图书馆馆长郑智明作《文化共享工程与基层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建设》专题报告，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泉州市图书馆馆长许兆恺作《全新理念与全面服务--访美国俄勒冈州图书馆见闻与感想》专题报告。两位专家精彩的报告使与会者受益匪浅，博得阵阵掌声。其间还由本次会议赞助商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张丽美经理、福州云锐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罗恒经理分别简要介绍了各自公司的主要业务及产品特点。
下午，大会首先进行论文作者代表宣读论文，由福建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市图书馆馆长林丽萍主持。分论坛特邀代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马辉洪主任、厦门大学图书馆苏海潮副研究馆员、漳州师范学院图书馆赵立红馆员、福建省图书馆肖宏飞助理馆员、厦门市图书馆叶雅云馆员、厦门理工学院图书馆林水灿馆员、漳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徐雅丽助理馆员、集美大学图书馆林建清助理馆员8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马辉洪主任阐述香港首次进行的学校图书馆应用Web2.0现状调查与分析，首先简介调查的目标及方法，然后分析调查的结果，最后指出调查的局限。苏海潮副研究馆员以厦门大学图书馆区域研究资料中心的实践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指出阅览室可以成为一个大舞台：调整社会网络就能创新；联合专业人士能更有效地完成专业服务；图书馆在动态中谋求发展。赵立红馆员阐述了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基本手段和重要途径，阅读经典已成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客观要求。图书馆应积极参与经典阅读推广，使读者的专业知识与人文知识相结合，培养民族道德与提升个人健康素质相结合。肖宏飞助理馆员结合福建省图书馆为“两会”服务的实践，指出公共图书馆为“两会”服务是图书馆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供决策参考信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图书馆信息咨询工作的新领域。此项服务开展十多年来，各公共图书馆在服务模式、运作机制、资源配置、服务方法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对这一服务工作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叶雅云馆员根据本馆工作实践，指出RFID技术提高了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但也存在拒借、漏借、漏还现象，以及图书污损、调包违规行为无法识别等，分析了厦门市图书馆引进RFID系统后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及应注意的问题。林水灿馆员从分析建设车辆工程专题数据库的意义、目的入手，介绍了利用清华同方TPI系统建设专题数据库的可行性，重点结合本馆的建库实践，详细介绍了车辆工程专题数据库的建设过程。徐雅丽助理馆员阐述了Web3.0的定义与特征，分析在Web3.0时代应如何利用Web3.0的理念与技术来进行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并阐述了Web3.0在图书馆的应用前景。林建清助理馆员从独立学院及其图书馆建设迅猛发展的现状出发，探讨了独立学院与母体大学如何有效地实现图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问题。
下午5：00，大会举行闭幕式，由省图书馆学会理事长、省图书馆馆长郑智明主持。首先由省图书馆学会、省社科信息学会的4位理事长、副理事长为本次学术年会宣读论文作者代表颁发论文证书。接着由省社科信息学会会长、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刘传标研究馆员作会议总结。他指出：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已成为全省广大会员和图书馆工作者交流学术、沟通信息的平台。本届学术年会征文紧密联系福建省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与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不少新观点、新建议、新对策，既有针对图书馆人才培养、政务信息服务、文献信息资源共享、3G时代图书馆发展策略等问题进行探讨，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对业务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有结合各系统图书馆管理与业务创新进行深入探讨，对全省图书馆事业和社科信息事业的发展与业务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次年会上，省图书馆馆长郑智明副研究馆员、泉州市图书馆馆长许兆恺副研究馆员所作的专题报告使大家深受启迪，具有指导意义。本次学术年会征集的论文数量为历届年会之最，内容丰富，紧紧围绕“公益·创新·发展：’十二五‘时期图书馆与社科信息事业”这个总主题进行探讨和交流。同时本次会议也是省图书馆学会和省社科信息学会首次联合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达到了本次学术年会的目的，会议开得圆满成功。今后我们要继续深入探索，勇于创新，让学术年会成为学会的一个品牌，永远充满活力。大会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本次学术年会期间，于10月16日晚上在大田县龙山宾馆会议室召开了省图书馆学会八届三次理事会。龚永年秘书长向到会理事作学会秘书处2011年开展各项工作的汇报：（1）传达厦门市图书馆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为2010年度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和省图书馆学会被评为2010年度全民阅读优秀组织奖的情况；（2）介绍本次学术年会的筹备经过及有关情况；（3）福建省入选2011中图学会年会论文情况；（4）今年福建省学会工作情况；（5）增补理事（因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理事陈颖调离该院图书馆，该馆推荐副馆长林玉盈同志增补为理事并表决通过）。
本次学术年会得到了大田县县委县政府、大田县文体局、均溪镇政府以及大田县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考察了正在积极准备申报世遗项目的大田土堡。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本次学术年会自始至终充满热烈的气氛，代表们充分利用会上会下时间交流工作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沟通信息，都感到收获颇丰，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厦门大学图书馆人文社科实验室的实践与启示
蔡剑文苏海潮
摘要以厦门大学图书馆区域研究资料中心的实践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得出几点启示：①调整社会网络，实现服务创新；②联合专业人士，更有效地完成专业服务；③在动态中谋求发展。
关键词图书馆阅览室社会网络分析
2010年10月，厦门大学图书馆区域研究资料中心被因地制宜地改造为“人文社科实验室”。该馆的实践，既可供图书馆特别是中小型图书馆借鉴，也是社会网络分析的经典案例。
一、厦门大学图书馆区域研究资料中心的实践
组建于2010年3月的厦门大学图书馆区域研究资料中心（下文简称为区域研究中心），主要收藏研究闽台、港澳、东南亚各国及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等跨学科资料，提供图书资料在室阅览。该中心同时被定位为“基于网络和实体，公开、开放、自由的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播活动的人文社科实验平台”。从2010年10月8日开始，该中心特地辟出周五、周六和周日的下午与晚上为读者互动时间，内容包括：（1）周五“文化讲堂”：旨在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直接与读者见面的宣传文化、传播知识的平台，鼓励学有所成、研有所得的读者利用这个开放的讲堂，将自己的心得和收获传达给其他读者，也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定期前来举办公益讲座。至2010年12月31日共举办19场。（2）周六“观点论辩”：支持有思想、有观点、有想法的读者前来坐坛辩道，亮出观点让大家检验，至2011年1月8日共举办12场。（3）周日“学会活动”：旨在为各种学会提供开放的活动平台，扩大社团的对外影响力，至2010年12月26日共举办11场。
场所方面，除了该阅览室，如遇特殊情况，区域研究中心可以充分利用馆内学术报告厅、会议室等。而且该中心对这些活动的所有原始文字、图片、视频都予以记录、传播；大幅增加存储空间，加强对图片、视频文件的元数据标引工作，充分利用网络免费相册与视频网站，开展网上视频点播，进行开放获取，如开设“厦门大学人文社科实验室”博客（.
6OCLC.清华大学图书馆OCLC-2007年报告翻译小组译.网络世界中分享、隐私与信任［J］.数字图书馆论坛，2008（3）：104.
7张甲.社员与社会：春天里，蓝天下的绿色梦想[EB/OL].F00Z的日志，书社会.2011-03-03[2011-03-04].
公共图书馆服务“两会”的实践与思考
--以福建省图书馆“两会”服务为例
刘煦赞肖宏飞
摘要公共图书馆为“两会”服务，是图书馆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供决策参考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图书馆信息咨询工作的新领域。此项服务开展。多年来，各公共图书馆在服务模式、运作机制、资源配置、服务方法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经验。笔者结合福建省图书馆的“两会”服务实践，对服务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两会服务参考咨询
一、国内外图书馆为立法服务的基本概况
图书馆为立法机构服务由来已久，美国国会图书馆下设有国会研究服务部，独享国会图书馆经费的一半，专为国会议员服务，包括接受国会议员的委托，对一些法令草案进行评议；为国会提供各种专题报告或资料；承担国会特别任务的信息搜集（在48小时内对世界新发生的重要事件及时做出准确的反映，写成简报，每天清晨送给有关部门参阅）；回答国会议员经常性的一般咨询……
我国国家图书馆于1998年在全国图书馆界率先推出为“两会”服务的新模式，至今已持续服务十余年。2008年国家图书馆设立了独立的立法决策服务部，专门为“两会”服务；2010年建设“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实现了由“两会”期间的阶段性服务向全年常态化服务的转变，这标志着国家图书馆为“两会”服务由传统服务模式向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服务的根本转变。
自国家图书馆启动为“两会”服务之后，多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如天津、湖北、山西、江西、新疆、云南、贵州、陕西、福建、江苏以及一些地市级公共图书馆也纷纷跟进，开始为当地“两会”服务。
福建省图书馆于2010年、2011年先后派服务小组入驻“两会”驻地，为省政协会议和省人大会议提供服务。2010年的服务较为简单，主要提供书刊借阅、发放电子阅读卡（可凭卡访问馆藏电子数据库）、协助资料打印等。在2010年服务的基础之上，2011年的“两会”服务工作更为深入细致，更加注重决策参考咨询方面的服务。会前参考咨询部精心编辑了一套《决策信息参考·两会特刊》（以下简称《特刊》），向委员们免费发放3000余份，引起很大反响；“两会”服务小组还根据会议进程及代表与委员们关注的话题，随时搜集整理新的专题资料；此外还在“两会”驻地各提供了一台触摸屏电子报刊系统，实时更新《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厦门日报》等200余份国内主流报纸。福建省图书馆这些新的服务方式受到省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的一致好评。
二、为“两会”服务的方式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要求图书馆不仅要提供一般的传统服务，还要提供个性化、差别化的服务。
（一）传统文献借阅
文献借阅服务是图书馆的传统服务，可提供图书、期刊、音像资料供代表、委员们借阅。由于会期短、日程紧，代表、委员们喜欢在会议之余翻阅一些休闲性的书刊以调剂放松，加之有些代表、委员在撰写提案时需要一些当地社会发展的资料，所以图书馆宜提供一些地方文献及休闲、知识性的书刊及音像资料。在图书的选取上应注意与专题资料结合，如福建省图书馆在2011年提供的《特刊》里有低碳经济的内容，服务小组特意挑选了最新的低碳方面的图书一并推荐给代表和委员。
有些代表、委员也是爱书之人，借阅书籍之外还想买书，图书馆可以通过本馆采编部门协助代购。
（二）开放数据库使用权限
形文数据库使用权限，即开放图书馆馆藏电子资源、数据库，如同方、维普、万方等，方便代表、委员自助查找资料。福建省图书馆在2010、2011两年的“两会”期间免费发放了3000余张电子阅读卡，代表们可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只需登录福建省图书馆网站，即可以自由浏览、下载电子资源。
（三）决策信息参考咨询
决策信息参考咨询是图书馆为“两会”服务最核心的内容，不论国家图书馆，还是各级公共图书馆，都很重视为代表、委员提供参考咨询服务。目前国内各公共图书馆主要是向“两会”提供二三次文献以及课题咨询、专题咨询。
福建省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在2011年“两会”前，搜集了国内外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政策法规、民生关注话题等相关方面的资料信息，精心编撰了“两会”《特刊》。《特刊》涵盖了国家“十二五”规划产业发展研究、公共交通立法、新能源、低碳经济、教育体制改革、农村垃圾处理等7个民生热点，得到与会人员的肯定，3000余份《特刊》被一取而空。不少委员还意犹未尽，不时前来探问是否有新的《特刊》推出。为此，服务小组根据“两会”焦点话题，现场搜集、整理了交通拥堵、新农合等专题资料。委员们纷纷赞扬省图书馆的《特刊》办得好、办得及时、办得到位，为他们撰写提案、参与讨论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撑。有些委员还主动留下联系方式，预订今年的《决策信息参考》以及2012年的“两会”《特刊》。
有感于此，九三学社丁瑜委员还特地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充分利用省图书馆资源提高参政议政质量的建议》的提案，并为省图书馆如何进一步做好“两会”服务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政协委员赖钟雄教授在接受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省图提供的这些资料对我们委员参政议政，特别是撰写提案，建言献策很有参考价值。这些材料比较齐全，针对性也很强。”《特刊》的推出，让委员们了解了图书馆不仅提供书刊借阅，更重要的是能提供有序化的专题资料。基于此，不少委员纷纷委托服务小组查找专题资料。会议期间，服务小组共接受委员们课题咨询十余项，提供资料三百多篇，如家政服务标准、海洋文化等；同时还现场为委员们搜集相关资料，进行有序化整理后制作成专题资料汇编（如为某委员制作了《闽台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专题资料汇编），为委员们的建言献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撑。
服务小组工作认真负责，主动热情，对政协委员的咨询反应迅速，反馈及时。一位委员需要福建省家政服务业行业标准，而网上无法搜索到相关资料，工作人员马上与省家政行业协会联系，亲自到省家政行业协会领取纸质版行业标准，第一时间送到委员手中。某委员需要有关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合作方面的资料，工作人员仅半天时间就为该委员制作了长达300余页的资料汇编，并按每篇文章内容精心制作了目录页。当这叠沉甸甸的文稿交到委员手中时，他十分感动，连连称谢。
三、为“两会”服务的思考
（一）与人大、政协构建有效的合作机制
与人大、政协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福建省图书馆与福建省政协有多年的合作关系，还共同建立了福建省图书馆政协分馆。在省政协会议期间，省图书馆服务小组的工作得到了省政协的全力支持，其工作人员不时主动地向委员推荐省图书馆的“两会”服务内容。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继续保持与人大、政协机关良好的合作关系，要建立联络员制度，有专人负责，主动沟通，密切联系，跟踪服务。
（二）制作专题资料汇编
代表、委员需要撰写提案、建言献策，而公共图书馆负有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职能，拥有相应的检索平台，也有海量的数据库以及专业的检索人员，可为代表、委员们整理各类资料汇编。
（1）确定主题（选题）。2011年1月福建省图书馆在省“两会”上推出的《特刊》之所以引起省领导、代表、委员及媒体的关注，正是因为选题切入时政，都是民生热点，为委员写提案、讨论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撑，选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进行选题时，可先设计一个选题框架，规定选题的内容、范围、对象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搜集：一是国家、地方的政策与发展规划；二是媒体报道的社会热点；三是分析上一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总结他们关心的话题；四是关注人大、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各级社科院和媒体（包括其出版的报刊、网站）所透露的工作动态、重心；五是关注“两会”期间讨论的分主题内容。
选题时还要注意选题的前瞻性、高端性、参考性。①前瞻性：提供前瞻性、预测性、趋势性思考的话题。②高端性：提供具有一定高度观察思考的问题，具有较开阔视野思考的问题。③新颖性：注意提供新的话题、论题，给代表、委员思考。不只是社会热点，还有人们尚未注意到或还不为多数人关注的问题；注意发现、搜集有影响、制约、引导全局性或宏观性或贴近民生的问题，包括有些问题现在还属小问题，但会发展成制约、引导全局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从本省各地报导或信息中提炼，从外省的相关信息中或国外同类问题的信息中筛选，或征询与会人员思考的问题……
（2）资料搜集。当选题确定后，下一步是根据主题搜集资料。搜集时应注意除了对该主题有关本地情况概述外，还需要外省、外国相应的经验、做法和发展策略，这样对代表、委员们才有借鉴作用。对政府部门已经有比较清晰思路的发展规划、政策、措施，而代表、委员讨论时还需要辅助参考资料的主题，图书馆要设法收集资料以满足代表和委员的需要；对于政府还没有清晰思路、明确方案的发展规划、政策、措施等，图书馆更要设法提供相应资料。
例如福建省图书馆《特刊》里的《新能源》专题，不仅概述了各种新能源的发展情况，还涵盖了国内各省及世界各国发展新能源的概况、政策、经验、做法。又如《低碳经济》专题，提供了各省及世界各国的政策、发展策略、经验以及此主题馆藏图书目录。
（3）有序整理。面对搜集到的丰富信息，需要进行有序整理。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对资料进行提炼、归纳，撰写该主题的概述性报告，通过报告让大家了解该主题的发展现状，包括本地、各省、各国各方面发展情况，彼此之间的异同；二是把资料编成资料汇编，并提供目录，资料有序化后才方便查阅。在制作资料汇编时，可按内容或地域等标准对资料进行归类，并按一定规律来编排。如福建省图书馆《特刊》里的《农村垃圾处理》专题，把本省在不同时期出台的政策按时间排序，以显示政策的演变。将这些资料按顺序编排好后，再编制作目录，标上页码，从而形成完整的资料汇编。
（三）充分开发利用政府公开信息
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这为公共图书馆搜集、收藏、加工、整理、开发政府公开信息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全省在与代表、委员的沟通中了解到，他们在获取政府公开信息方面并不一定会比普通百姓更有优势，所以公共图书馆应打造政府信息公开检索平台，方便代表、委员们查找相关的政策信息。
公共图书馆应对政府信息进行科学组织、加工整合、深度揭示，其主要工作包括：基于统一的元数据标准，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形成当地政府信息公开的分类体系；对政府信息作出深度标引，设计多途径、多角度的检查途径，形成方便检索的政府信息检索平台或数据库；借鉴外国经验，不定期地就某些重要问题、热点问题，整合或编纂专题性的政府信息汇编，或形成累积性的专题资料数据库，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议会官厅资料室”在积累政府信息资料的基础上，编纂了《内阁决定文献目录》、《日本未批准的国际条约一览》，开发出了“日本法令索引数据库”、“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等。
在搜集、整理政府公开信息时，搜集的范围不应限于本省，省外的资料也应搜集，以方便与会人员查找。如要制订某一项政策时，可以利用政府公开信息数据库查找其他省份这方面的政策作为参考。
（四）积极使用新技术
为了让代表、委员们能更快捷、方便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新技术提升服务。福建省图书馆2011年首次在人大、政协会议驻地设立触摸屏电子报纸阅读机，该机实时更新《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厦门日报》等200余份国内主流报纸，代表、委员们只需用手轻点，即可在42寸电子屏幕上获取新鲜资讯，足不出户就可浏览天下事。读报机一登场便牢牢吸引住了委员们的眼球，让他们感受到了数字图书馆的魅力，同时展示了图书馆运用现代化网络技术和海量信息资源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省政协委员陈作良在接受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很便利，很有新意，全国报纸一翻就知道。”还有委员评价：“友好的界面，便利的操作，每天实时更新的新闻信息，让我们更为便捷地了解’两会‘进程和获取相关资讯。你们的服务很有创新，与时俱进。”
另外，随着移动通讯、物联网技术等泛在技术以及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的不断发展，信息传送更加便利。图书馆可为两会开通专用的QQ号、QQ群、微博等即时交流方式，及时向代表、委员们发送信息。
（五）参考咨询服务常态化
服务“两会”，不应只在“两会”期间，而应是一项常态化的服务，在会前、会中及会后都要为代表、委员们服务。因此，图书馆可与人大、政协机关合作，建立一个交流平台，让代表、委员与图书馆员之间可以直接交流。2010年国家图书馆面向全国人大、政协推出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从而实现了由“两会”期间的阶段性服务向全年常态化服务的转变。该平台集信息采集、加工整理、内容分发于一体，具有内容采编、文本挖掘、数据发布、全文检索、虚拟参考咨询等功能，它不仅能让代表、委员们与馆员在网上实时沟通、交流，馆员还可以利用平台随时发布新开发的二三次文献和各种专题资料，把有针对性的资料主动推送给相关人员。
（六）培养复合型图书馆员
代表、委员来自社会各阶层，需求多种多样，这就要求图书馆员既要精通传统图书馆的业务知识，又要具备网络信息技术，同时还要具有深层次的信息加工整合能力及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需要有复合型的图书馆员来为代表、委员提供服务。
公共图书馆参与“两会”服务，既是新形势下图书馆转变观念、创新服务、参与社会重大政务活动的一项有力举措，也是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公共图书馆利用这一契机不仅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还与政府机构建立了长效交流机制，将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1唐绍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国会服务工作［J］.图书馆，2000（1）：42-43.
2张红琳.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及思考［J］.情报杂志，2004（2）：125-126.
3中国经济网.国家图书馆2010“两会”服务呈现新亮点[EB/OL].http：//first.sznews.com/jsxw/jsxw_read.aspx？id=13103674，2010-08-23.
4韩小亚.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模式初探［J］.图书馆论坛，2010（1）：101-103，96.
5.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2011年“两会”信息服务专[EB/OL].http：//www.sxlib.org.cn/2011lhxx/index.htm，2011-02-03.
6.贵州省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第四次走进“两会”[EB/OL].http：//www.gzlib.com.cn/ViewNews.aspx？id=401，2011-02-03.
（作者单位：福建省图书馆）
武夷论道：2011海西首届老子文化论坛综述
海涛海香
10月26～29日，由福建省社科联主办，省老子研究会承办，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道学研究中心、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中华老子研究会为指导，长乐市人民政府、武夷山市委宣传部、省老子道文化图书馆等为协办，海南、广东、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省老子学研机构为支持单位的“武夷论道：2011海西首届老子文化论坛”，如期在风景秀丽的世界双遗产地福建省武夷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香港、澳门、新加坡、美国等地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长乐市老子研究会、闽清县老子研究会、南平市老子分会、福建老年大学老子学说讲习班、长乐市老年大学老子文化研修班等福建省群众性老子学研团体也派出学员代表、会员代表出席了论坛。
这是一次以推动老子大道工作为主、老子大道研讨并重的盛会，形成了福建、海南、广东、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七省老子学研机构的横向联系工作制度会议纪要（一年轮流一次，2012年承办单位为安徽省），成立了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老子文化普及委员会（简称“中国老子文化普及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一致推荐李德建会长为组长），推动了上海、江西、浙江、广西、云南、湖北、湖南等市省老子学研机构的筹备工作。会议收到论文56篇，形成《武夷论道：2011海西首届老子文化论坛论文集》分发与会嘉宾，40余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中华老子研究会秘书长徐辉和福建、海南、广东、河南、安徽、四川、甘肃七省会长分别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大会研讨、大会闭幕式、26日晚预备会议、27日晚两场专题学术报告、28日晚的书画笔会，以及欢迎、欢送宴会。
27日上午开幕式。首先，全体起立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然后宣读福建省社科联，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先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名誉会长陈可冀教授，北京大学道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中共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福建老年大学校长黄瑞霖，福建省人大原副主任黄贤模等的贺信、贺电。接着，福建省社科联全委会委员、中华老子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老子研究会执行理事长、大会主席李德建致欢迎辞。首先，福建省老子研究会《道德经》合唱团表演合唱了五首歌曲，精彩的表演受到了与会领导和嘉宾的热烈欢迎和高度好评。接着，省政协副主席、省老子研究会名誉会长陈家骅和中华老子研究会会长萧鸣在会上作了讲话。陈家骅在讲话中说这次武夷论道老子文化论坛，探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的老子大道哲学、道法自然的和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进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对接问题，进而树立学习研究宣传普及老子《道德经》是炎黄子孙神圣的使命，主题好，喻意深刻，对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是一次积极的实践，意义重大。开幕式上，《武当》杂志社社长刘洪耀、甘肃老子文化研究会画师杜守忠、广东省老子文化学会副会长柯可和西安市老子研究会李伟女士等向福建省老子研究会赠送了书画、老子像章等纪念品。
全军优秀政治教官、南昌陆军学院哲学教授曹志成作了题为《从老子到严复》的学术报告；访美学者、《帛书〈老子〉破译报告》一书作者肖钢先生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讲话，并作《帛书〈老子〉研究的新发现》专题报告；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朱晓鹏教授作《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贡献及其展望》报告；27日晚安排的两场报告：中华老子研究会创会会长邸振兴《谈谈老子的“无”对养生的重大意义》和肖钢教授的《老子的超级养生法》，为论坛的学术含金量和大道理论境界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上，甘肃省老子文化研究会蔚振忠会长、海南省老子文化研究会李养国会长、广东省老子文化学会柯可副会长、安徽国际老子文化交流协会刘生会长、福建省老子研究会林镜清副会长、四川省老庄学会魏明生常务副会长等七省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中华老子研究会副会长李锋朗诵了《老子正向我们走来》长诗。
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张端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陆继宗教授、安徽大学哲学系钱耕森教授、江西省老学专家张东宝、福建省老子研究会副会长张金泰、福建省老子研究会副会长邓文金教授、中国武当文化研究会理事罗耀松、《武当》杂志社社长刘洪耀、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沈素珍、中华人龙网原站长董延喜、西安市老子研究会陈永利、湖北省宜昌市委党校副校长王平等专家学者，就老子大道与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老子大道与21世纪的科学发展、老子大道与生态伦理及其未来展望、老子大道与书画艺术、老子大道与廉政思想、老子大道与兵道思想，以及对老子之“道”、“无为”、“和谐之维度”、“民生幸福观”、“无我境界与高峰体验”等的研究作了发言。
会上，还分发了福建省十五规划立项课题研究成果《老子教育思想的现代实践》（李德建著编）150本、《东南周末讲坛选粹2》40本、《武夷活源》（丘理真著）20本、《老子思想与人类生存之道》（赵保佑主编）30本、《圣人不病学》（张道缘著）、《和老子学管理--老子的组织传播智慧》（谢清果、郭汉文著）、《李氏文化资存》（第一、二、三辑，李儒科、李贤浚主编）、《中华国学·广东文化强省的理论与对策》（上下册，柯可著编）、《中国老子道德经抒写第一人》（任法融题）、《为了〈老子〉原貌客观地再现》（刘鼎华著）、《老子古今》（河南洛阳老子学会刊物）、《道范》（中国鹿邑老子文化研发中心刊物）、《周易原本》（黄远葆著）、《帛书〈老子〉破译报告》（肖钢著）等书刊。
论坛组委会还安排了展览、笔会和现场治病。安徽国际老子文化交流协会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的书法展（从全国三千多幅征文作品中挑选出的精品），甘肃省老子研究会画师杜守忠先生老子出关图的书画表演，安徽国际老子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刘生、副会长程传水等的书法表演，四川省老庄学会常务副会长魏明生的“寿”字，华山二十七代道长（华山仙医）王理守等的医术表演，深受与会嘉宾的欢迎与好评。28日一天会安排参观学习，登观武夷山天游峰、一线天等景点。
闭幕式上，中华老子研究会荣誉会长邸振兴作了讲话。李德建作了《神圣的使命：努力推动老子大道科学理性时代的到来》专题演讲，并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安全、文化觉醒、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等思想谈了学习体会。
为了配合这次论坛，在大会主席李德建的家乡长乐市还举办了“武夷论道：长乐分会场千本老子《道德经》版本百日展”，和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原文（引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的黄友敬《老子传真》）上墙雕刻在长乐市金峰镇上张厚德堂大理石上。10月31日，李德建先生还陪同中华老子研究会创会会长邸振兴和秘书长徐辉，对以上两处和吴航书院作了实地参观考察。中华老子研究会会长萧鸣在开幕式上说“本次论坛，既有质又有量，这是一次高水平的老子文化盛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原副局长董京泉在参观“老子《道德经》版本展”时说，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版本老子的书，很震撼。
论坛亮点一：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老子道学文化事业工作进程。七省老子研究会的横向联系工作制度，开创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机制，提升了上海、江西、广西、浙江、湖北、云南、湖南等省市筹建老子学研机构的热情。中国老子文化普及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的成立，必将调动更为广泛的力量，开创老子大道科学、大道哲学、大道生态、大道文化的普世化进程。
亮点二：学术上有新的突破。如大会主席李德建提出意见，推崇1998年1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当代中国著名老学专家黄友敬的《老子传真》，此意见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北京和一些省市专家学者当场就请教并求取《老子传真》一书；全军优秀政治教官曹志成教授的论文《从老子到严复》和《“从老子到严复”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比较研究》，开启了研究老子、研究严复的新途径；访美学者、《帛书〈老子〉破译报告》作者肖钢教授的发言《帛书〈老子〉研究的新发现》，以极深的功力（28年习老，10年研帛），推进了帛书《老子》研究之进程；以及《独异于人的老子天人合一观》等论文，深化了老子道学研究，开辟了老子道学研究的新途径、新境界。
亮点三：福建省老子研究会《道德经》合唱团表演合唱的五首歌曲，让专家学者、领导嘉宾耳目一新，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开创学习宣传普及老子《道德经》的新途径，很受与会嘉宾的欢迎，多个省的骨干纷纷前来请教取经。同时，《老子》五千言上墙雕刻在长乐市金峰镇上张厚德堂大理石上深受好评，一千三百种老子道学之书在分会场福建省长乐市赋苑展出亦广受欢迎。
从老子到严复
--以老子“安平太”同严复“自由平等合群”的对接为线索
曹志成
摘要：本文认为，“从老子到严复”是中华元典传统转向现代的道家文化模式。严复用“自由平等合群”解读老子“安平太”，重新发现摩尔根、马克思“氏族社会的根本原则”的古典文本，改写了马克思的长城预言。严复的两大贡献，成为老学史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
关键词：老子“安平太”、严复“自由平等合群”、“氏族社会的根本原则”、马克思长城预言1905年12月，严复所注《老子评点》，在日本东京印刷发行。他评点《老子》第三十五章“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的批语是“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在《译〈天演论〉自序》中，严复深切指出：“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竞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面对文化断裂的深重危机，他以纵贯古今，融通中西，作为中华文化复兴和重建的历史使命。用“自由平等合群”，解读老子的“安平太”，这是以“自由平等合群”为中介，将西方启蒙思想家“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念，同老子“安平太”的中华元典传统加以互释和对接。“从老子到严复”，是中华元典传统转向现代的道家文化模式。对老子“安平太”的现代解读，可以作为考察这个文化模式的个案研究。
严复在第二章篇首，对一、二、三章作了总评。严复认为：“《南华》以《逍遥游》（自由--笔者注，下同）为第一，《齐物论》（平等）为第二，《养生主》（幸福）为第三。《老子》首三章亦以此为次第。哲学天成之序也。”在1916年批注的《庄子评点》中，严复对内篇的总评同《老子》前三章的总评是一致的。严复的总评强调：“尝谓内七篇秩序井然，不可棼乱。”然后他对前三篇逐篇加以评述，指出：“是故开宗明义，首告学者必游心于至大之域，而命其篇曰《逍遥游》。《逍遥游》云者，犹佛言无所住（自由）也，必得此而后闻道之基以立。”“其次，则当知物论之本齐（平等），美恶是非之至无定，曰寓庸，曰以明，曰因是，曰寓诸无竟，曰物化，其喻人也，可谓至矣。”“再进则语学者以事道之要，曰《养生主》。《养生主》者，非养生也，其主旨曰依乎天理，是故有变境而无生灭，安时处顺，薪尽火传，不知其极。”可见，用“自由、平等、合群”解读“安平太”，同老庄两书前三章总评的基本精神是相互联贯的。也可以说，“安平太”作为道治的三种状态，充分体现了两书总评的基本精神。
如何解读“安平太”中的“安”？一种是解“安”为“乃”。这是王引之《经传释词》的解释。一种是解“安”为“安宁”。这是奚侗等学者中较为普遍的解释。一种是解“安”为“自由”。这是严复《老子评点》的解释。三种解释中，解“安”为“乃”属古文虚字说，解“安”为“安宁”属古文实词说，解“安”为“自由”属实词引申后的哲学范畴说。在这里，严复去虚字说、认实词说、主哲学范畴说。解“安”为“自由”，是二十世纪老学解释学历史上的独创。老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是十分正常的。陈鼓应的《老子注释及评介》，持王引之的虚字说，认为实词说“非是”，严氏解读“以今人所习用之新名词，强合之《老子》，更非。”皮后锋在《严复评传》中认为：这是“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欧阳哲生则确认“这是西方启蒙思想家自由观的移植”。（国学大师丛书《严复评传》）
严复以西释中，涉及解读的西学背景；又坚持以今释古，体现了解读者的国学立场。所谓西学背景，主要是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念。1914年2月，严复对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导师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进行评议时，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遗产，称为“八十九年之大义”，充分加以肯定。他指出：“八十九年之大义，如平等、自由、博爱之属，革命家所奉以为主旨者，史家谓之八十九年之大义，依法革命于千七百八十九年也。”（《〈民约〉平议》）马祖毅认为，严复翻译的哲学、政治著作“即当时所谓’西学‘，宣传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中国翻译简史》）“八十九年之大义”的理论表述，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功利主义》三书中得以展开和完成。密尔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突出代表，被称为“自由主义之圣”。《论自由》的发表成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最后完成的标志。严复的《群己权界论》，突出《论自由》所划定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权利界限，彰显了“八十九年之大义”中启蒙思想家自由观的核心内容。深厚的西学背景，为严复的哲学解老学提供了可靠的学术支持。欧阳哲生指出：“严复开始运用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来分析和阐述《老子》。因而他的《老子评语》不是传统注疏经义工作的重复，而是中西文化学术汇通、交融的产物。”（《严复评传》）解“安”为“自由”，只是产物之一。
所谓国学立场，即严复的道家文化取向。吕思勉将先秦的事加以比况，认为康有为近于儒家、阴阳家；梁启超近于杂家、纵横家；严复、章炳麟近于道家、法家。他指出严复“对自然的演变，看得最明白；而也最尊重这种力量，凡事不主张强为……这是近乎道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严复为什么评点《老子》？从一个重要侧面，表现出康、梁贬斥老学与严复弘扬老学的不同学术取向。康、梁把中国积弱之由归罪老子，康拍案顿足曰：“如老子生于今日，吾必以手枪击毙之！”（《长兴学记》）梁则“叹老氏之毒天下，未有艾也”。（《饮冰室自由书》）1906年严复指责“近世新学之士，一边于西国之学，深表同情；一边于本国黄老之谈，痛加诋毁”。（《政治讲义》）其中“近世新学之士”，即指康、梁师生二人。严复曾说：“平生于《庄子》累读不厌，其因说理，语语打破后壁，往往至今不能出范围”。（《致熊纯如》）他又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致熊纯如》）此外，深厚的桐城派传统、名医家学的陶冶、保守的文化性格，也对严复更近于道家的文化取向，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评点《老子》五章时，严复说：“太史公《六家要旨》，注重道家，意正如是”；也可以说：“评点《老子》，注重道家，意正如是。”
“从老子到严复”，是中华元典传统转向现代化的道家文化模式。这是元典传统同现代理念的对接，也是轴心时代（前800～200年）的道家始祖同近代道家传人之间的对话。道学史上两个阶段的对接与对话，话题与论题是十分广泛的，可从多方面展开研究。对老子“安平太”的现代解读，所以作为这种对话的一条线索，有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安平太”是老子大道文化的三大元典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是体现西方普适价值的法国大革命三大义，“自由平等合群”是严复贯通古今中西文化的三个逻辑中介。第二，作为逻辑中介的“历史接合点”，既可以将三要素的组合作为对接的入口，又可以将组合中的个别要素加以分解，成为这种对接的若干个接口。这样，从“安”解为“自由”，可推出：轴心时代自由神的老子，同转型期中国自由主义先驱严复，在自由理念层面的对接。此其一。从“太”解为“合群”（或“民主”），可推出：老子的第一部政治哲学书《道德经》，同严复的清末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政治讲义》，在政治学说层面的对接。此其二。从“平”解为“平等”，可推出：作为元典哲学之父的老子，同启蒙哲学初祖的严复，在调适智慧（和谐哲学）层面的对接。此其三。
关于“安”与“自由”在自由理念层面的对接。首先，我们要确认老子是轴心时代的自由神。郭沫若称蔡元培为“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蔡元培称孙中山为“中国自由神”。胡适弟子称胡适为“自由男神”（有别于自由女神）。作为“中国林肯”的孙中山是共和自由神。崇拜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的胡适是民主自由神。他们发现了轴心时代的古典自由神--老子。胡适指出：“中国思想的先锋老子与孔子，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孙中山将《击壤歌》称为“先民自由歌”，强调“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亦是表示人民极自由的意思”。（《孙中山全集》第5卷）郭沫若认为“老子与庄子尤极端反对三代之宗教思想，憧憬于三代以前之自由思想与自然哲学，而奉为自己的学说之根底”。（《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叶秀山说：“老子书中似乎未说’自由‘，但却多次提到’自然‘，都是’自由‘的意思。”“在老、庄思想中，’自然‘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然‘。”（《漫谈庄子的“自由”观》）宫哲兵指出：老子“信仰在天之道，人之道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自然性的神--道。”“老子就是道，老子就是神，道就是神。”（《道是自然性的神》）自然即自由，自然神亦即自由神。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邓正莱确认“《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人间的自发秩序就是“天道自由主义政治秩序”。（《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其次，再来分析严复为什么成为转型期的中国自由主义先驱？1977年，李泽厚提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论严复》）黄克武著《严复晚年思想的一个侧面：道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之会通》，文中说：“严复是以传统的心灵架构为基础，来了解米尔式自由民主思想，同时他也以得自西方的进化论、自由主义等观点来批判、诠译传统”，强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老庄思想与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相会通”。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有过专门研究的胡伟希明确指出：“在中国近代，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与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是严复。”作者的结论是：“20世纪中国的自由思想家们尽管仍会从西方近现代引进各种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但无一能绕过严复的思想。在这种意义上说，严复堪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再次，严复作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先驱，在自由理念层面对接上，进行了开拓性的译介、梳理与会通。他发现并译介了赫胥黎《天演论》的自然自由，弥尔《论自由》的个人自由及其权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孟德斯鸠《法意》的政治自由及法律规范，等等。他分辨并梳理了若干个自由范畴及相互关系，如古今对比的自繇（古典）与自由（现代）；周秦对比的自由（多行）与不自由（多病）；汉高、唐太同秦、隋之君的自由（无事）与不自由（欠无事）；中西对比的不自由（行常病）与自由（行常通）。他解读并会通了“安”与“自由”，实现了哲学范畴层次的对接。严复重视“安时处顺”，又重视“依乎天理”，认为“安时处顺是依乎天理注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养生主》评语）刘笑敢将“安命论”与“逍遥论”作为庄子人生论两个方面，“在庄子看来，安命必无为，无为则安命，两者是合而为一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安时处顺是依乎天理注脚”，亦即“安命”与“无为”的合二为一。孟德斯鸠说：“政治自由是要有安全，或是至少自己相信有安全。”（《论法的精神》）爱默生说：“生活是安全的，个人权利也是安全的；没有安全，有什么自由？”（《英国特色》）蔡元培的“自给自管自卫”（即博爱平等自由）中的“自卫”，也是从“安全”考量的“自由”。可见，严复会通“安”与“自由”是近代自由主义先驱同轴心时代自由神之间的神交与对话，必将成为自由史话中的精彩篇章。
关于“太”与“合群”（或“民主”）在政治学说层面的对接。（1）严复指出：“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主客评议》）又强调：“盖因外患，而求合群并力，而立政府之机关。”（《政治讲义》）雷海宗将“三大义”中的“博爱”归纳为：“（a）国家主义--反对地方思想；（b）国家富强之目标。”（《西洋文化史纲要》）这里，既解答了“合权”、“治群”之事，“谓之民主”；又看出“合群并力”抗击外患的救亡图强，同“博爱”的关系。严复将“太”解为“合群”，既突显了“民主”，又不背“博爱”求“富强”的本意，而且隐含着严复政治哲学“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以富强为体，以自由宪政为用”的两个基本点。（2）严复说：“老子言作用，辄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点评〈老子〉》）胡适说：“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中国哲学史大纲》）沈善增提出一个明确的命题：“《老子》是站在民本立场上专门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还吾老子》）这同严、胡、郭三人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严复考察英雄来刻谷士治理斯巴达的经验，“则知其作用与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云，黄老为民主治道也。”（《点评〈老子〉》第三章）李世东等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与田齐称霸、西汉黄老政治与文景盛世、垂拱而治与唐初贞观盛世、明初休养生息与仁宣之治、轻税减赋与康乾盛世，统称“道家理论与中华五大盛世”。（《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商原李刚将老子的政治文化，称为“道治文化”（与礼治、法治相比较），它“是中国古代文化比较典型的民主、自由理念及行为取向模式”。作者将汉初休养生息政治与魏晋败亡，作为分析道治文化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这以后，“作为潜流和支流继续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道治与自由》）也就是说，只有文景的休养生息同黄老关系较为直接，也十分成功。（3）萧公权用两个第一部来评述严复的《政治讲义》，即“中国人自著政治学概论之首先一部”，“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严复同老子的政治学说层面的对接，是通过《道德经》和《政治讲义》在最高层次进行的最高水平的对话。“《政治讲义》证明宪政为政治演化之最高境界。”（《中国政治思想史》）这种“政治演化之最高境界”在严复政治学说的两个基本点中展开：一是自由与民主的体用关系。严复多次讲：“周人多行，秦人多病。”“所谓行者，当是自由之意。”这是说“多行”、“多病”即自由、不自由之分。不过这是唐虞三代至今所谈自由的特例，“舍此而外，不概见也。”（《政治讲义》）对比西方，“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论世变之亟》）什么原因？“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他强调“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凡可听民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为自由”。（《庄子·应帝王》总评）因此他以政治自由的有无，作为区分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标志。“吾欲以国民所享自由多寡，因之区别国家。”（《政治讲义》）有政治自由即民主国家，无政治自由即专制国家。自由在上位，自由先于民主。这是严复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深层原因。二是富强与宪政的体用关系。严复强调，民主宪政代替专制独裁是历史潮流。“天演者，时进之义也。”“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又说：“有历史即有科学……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政治讲义》）他认为“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政治讲义》）同样是依据历史经验作出的结论，即“谓国家治权轻重，因自由多寡，常与国之外患内忧，比例而立”。（《政治讲义》）近代中国处于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之中，因此在富强与宪政的两难选择面前，严复也只好坚持富强在上位，富强先于宪政，采取“富强为体，自由宪政为用”的运作思路。这也是近百年来，经由外患内忧的折腾，使中国的宪政迟迟不能诞生的重要原因。
关于“平”与“平等”在调适智慧（和谐哲学）层面的对接。这个层面的对接，是元典哲学之父老子与启蒙哲学初祖严复，两位大道哲学的智者之间的对话；也是玄同齐物的元典理想，同群己权界的启蒙要义，坚持以平等为中介，调节自由（个人）与博爱（群体、合群）之间的关系。
第一，老子作为元典哲学之父，胡孚琛认定“老子是中国的哲学之父，也是世界的哲学之父。”（《再生的老子·序》）（1）从智慧形态看。原始道家类型是唯一未中断的典型的原生态生存智慧，有别于欧的次生态、美的再生态文化。（《新道家文化战略》）（2）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看。张远山认为：“从伏羲到老聃，中国实现一元论的哲学突破”，“未被先秦收复失地”。希腊、印度在哲学突破后，“很快就被宗教收复了失地”。（《书屋》2011.7）（3）从中西方哲学之父相比较来看。叶秀山指出：老子“要比秦利士（西哲之父--笔者）、阿那克西曼德深入和丰富得多。”（《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4）从“纯智性工作”来衡量。韦政通认定：孔、孟、荀是思想家，墨是行动家，老子“是一个具有冷静理智的哲学家”，“作为中国最早哲学家的老子，在纯智性的思想方面”有特别建树。（《先秦七大哲学家》）（5）从诸子之间的关系看。李宗吾认为：“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却不能出于老子的范围。”（《中国学术之趋势》）吕思勉同样认定：“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先秦学术概论》）陈柱说：“道家出于史，史为道术之总归，故道家可名为道。诸子之学为道家之支与流裔。”（《诸子十六讲》）
第二，梁启超在《广诗中八贤歌》中称严复为“哲学初祖天演严”，意为创立启蒙哲学之初祖、译著天演论的严复，将严复定位为中国近代启蒙哲学之初祖，即启蒙哲学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理念最早的播火者，又是将道学复兴作为启蒙使命的第一人，这是客观的、可信的。（1）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秦晖反思启蒙时强调：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的划分，“启蒙提倡的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一个分界。”他又说：“这一点中国人一开始接触启蒙的时候就已经理解得很透彻，就是严复讲的那个’群己权界‘。”（《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2）“平等”是调试“群己”关系的逻辑中介。杜威坚持以平等为中介调节“八十九年之大义”的内部关系，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群己关系。他认为自由偏重个人，博爱偏重社会，平等是包括个人、社会两方面的。（《胡适全集》42卷）（3）严复用“群己权界”对接老庄的“玄同齐物”。张岱年将“道先天地、逍遥悬解、玄同齐物、全生贵己”四项，作为道家玄旨。（《道家玄旨论》）后三项与老、庄书的前三章（篇）相对应。张氏认为老的玄同，庄的齐物，是追求一种无差别境界，“对于社会上贵贱区分是持批评态度的”。（《道家玄旨论》）严复评点老、庄，总评均写在第二章（篇）的篇首，说明他对于体现“平”与“平等”的玄同齐物的关注。严氏认为“《齐物论》之和以天倪”，“由是群己之道交亨，则有德充之符焉”。（评点《庄子》）黄克武所说“严复认为群己平衡也是道家的真精神”，（《严复思想新论》）这个判断不无道理。
第三，道学的“中和之德”是弘扬调适智慧的和谐哲学。严复关于《齐物论》之“和以天倪”，是调适智慧的点睛之笔。（1）从和谐哲学的原点看。胡孚琛认为：“母系氏族公社的礼仪是一种协和万邦的礼仪，是道学文化’中和之德‘的体现。”（《新道学文化战略》）可见，和谐哲学的原点，可追溯到协和万邦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礼仪。（2）和谐哲学是道者的哲学。此处“道者”即“得道者”。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孰能损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谁是“道者”？奉天道的圣人即是。“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章）因此，“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老子》第六十六章）“民不重”，不受重压。“民不害”，同“利而不害”的“天之道”相吻合，也同“执大象（即大道），天下往，往而不害”相一致。不压迫民众，不伤害民众，就实现了圣人与民众之间的平等与和谐。（3）道学的“中和之德”，不是斗争哲学，不是霸道哲学，而是以德报怨、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和谐哲学，具有普适价值的调适智慧。“中和之德”不仅提倡不争、知足，而且是大爱无疆的道者情怀。它反对“仇必仇到底”的仇恨哲学，主张“仇必和而解”的和谐哲学。这样，以“平和”为中介，“安平太”的道学三境界必将立足中华，走向世界，普及全球。
马克思摘录过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社会的根本原则”这段话。马克思也曾预言，在中国万里长城的大门上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5卷；第2版10卷）严复重新发现并解读的老子“安平太”，就是“明确表达出来”的“氏族社会的根本原则”（以中华上古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为母本）。它是现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古典文本。这可看作老子和严复的第一个贡献。我们还可以将马克思预言改写为：“中华共和国安（自由）、平（平等）、太（合群）”。它必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纵贯古今、通融中西的新道学文化宣言。这可看作老子和严复的第二个贡献。“从老子到严复”的文化转型，“安平太”与“自由平等合群”的对接，有这两大贡献，应视为哲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作者单位：南昌陆军学院）
独异于人的老子天人合一观
李德建
本文认为老子《道德经》是言道之书，所一以贯之于全书的核心是老子的天人合一观。老子深邃地回答了天与人源于何处、天与人为何会合一以及如何合一等人类关心的永恒命题。这是老子伟大的创造性贡献，标志着以人之道合天之道的成熟完善。老子天人合一观是独异于人的，尝试概括为宇宙天人万物的“五同性”思想，即天人万物的“同源性”、“同构性”、“同归性”、“同律性”、“同一性”思想。
老子天人合一观五同性同源性同构性同归性同律性同一性
李德建，1962年12月生于福州长乐，1983年毕业于南昌陆军学院，1984年入党，中共长乐市文联党组书记，福建省社科联全委会委员，中华老子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老子研究会执行理事长，负责完成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课题一书《老子教育思想的现代实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发表文章30余篇，1999年起在厦门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作老子大道科学、大道哲学学术报告逾五百场。论文《老子兵道观》获“李耳文学晨光奖之一等奖”，《老子大道哲学规律论初探》（4.3万字）被认为是有突破性意义的好文章。
通讯地址：（350211）福建省长乐市金峰镇建设路100号
联系电话：138095372380591-2867330811
年磨一剑，当代中国著名老学专家黄友敬的《老子传真》，全文54万字，由原文、校正、注释、今译、解说五个部分组成，1996年3月，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为之题辞“阐明为道日损玄旨，深研长生久视之道”，1998年1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经面世，就深受老学界的高度好评，1999年获“李耳文学晨光奖之特等奖”。本文是这一明师明作习研之心得。
“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这一观点，在2003年12月26、27日于福建省长乐市冰心文学馆举行的福建、江西、安徽、广东、河南、上海等六省市二十余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老子学术机构的百余人专家学者参加的“2003福州·长乐老子《道德经》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长乐市老子研究会主办）上形成共识，并对“老子是世界哲学之父何以可能”（全军优秀政治教官、南昌陆军学院哲学教授曹志成论文）展开了讨论，进行了初步的论证。本文作者是这次研讨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
老子《道德经》是言道之书。《道德经》说的是宇宙中自然之道，乃中华上古流传迄今之道。“它究天人之际，察万物之情，通古今之变，应人生之事，证大道之真。”［1］它所一以贯之于全书的核心就是老子的天人合一观。老子深邃地回答了天与人源于何处、天与人为何会合一以及如何合一等人类关心的永恒命题。这是老子伟大的创造性贡献，标志着以人之道合天之道的成熟完善。深入探讨老子的天人合一观，把握“合一”的精髓，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的题为《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演讲中指出：“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和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者学习老子《道德经》（以1998年1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黄友敬《老子传真》为本），思考老子天人合一观，深深感到它是独异于人的。
一
老子“天人合一”观中相关概念的含义
（1）“天”的含义。老子的“天”是指宇宙自然之天。无限性是其显著特征，是无限小和无限大的统一，“可名于小”，“可名于大”（《道德经》三十四章，以下只注明章次）；又是无始无终的，“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它内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这是老子的大道宇宙观，它有别于现代物理学意义上的宇宙。现代物理学所理解的宇宙，它是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天文学的不断进步发展而逐步地扩展它的有限范围，包括向内扩展和向外扩展。但是，它永远没有极点，永远达不到无限。有限性是现代物理学所理解的宇宙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老子的“天”是无限的，是无限大与无限小的统一。
（2）“人”的含义。老子所论述的“人”分为自觉的以道莅天下的“真人”、“圣人”和修真证道的“上士”；世俗的“下士”，即“俗人”、“众人”、“百姓”；以及介乎两者之间闻道而“若存若亡”的“中士”；另外，是严重异化的如“强梁者”、“盗夸”。老子要求“上士”闻道而勤行，“中士”、“百姓”反俗而修炼，通过“涤除玄鉴”（十章），修持心灵之境，能够逐步自觉地把握大道规律，掌握人生命运，从而修真证道，与“天”合一，达到“天人合一”的真人、圣人境界。“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这里老子所讲的“四大”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由自发自在进入自觉自由，达到高度觉醒的伟大标志。人要成为“四大”之一的人，具有自主性，才不再是芸芸众生，苦海无边，而是自觉地把握大道，以人之道合乎天之道，认识宇宙，认识自我，唯道是从，无往不利。
（3）“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含义。老子的“天之道”是指宇宙自然之道，即宇宙自然的客观规律。老子的“人之道”是指世俗之道及其处理事情的观点和方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以道修之于身、修之于天下的真人之道、圣人之道。
（4）“合一”的含义。“合一”就是不二，就是浑然一体，就是与道合真，就是一切能“唯道是从”（二十章），一切按自然规律办事，遂心所欲而不逾道。
二
老子“天人合一”观，尝试归纳为“五同性”即宇宙万事万物的“同源性”、“同构性”、“同归性”、“同律性”和“同一性”思想。
（一）天人“同源性”思想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
这是老子的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化论。老子认为，宇宙有一个客观自然、永恒不变的先于天地万物的“道”。这个“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二十五章），这是老子伟大的创造性贡献--宇宙大道本体论的建立：他认为存在一个先天地生的万物母亲--道。这个“道”是自然而然的，是天然的。这个高度抽象的用数学表达的宇宙生化公式，可以理解为由自然客观永恒的“道”，即是“道”处于混沌无序的原始状态，然后运动变化到了某个度（适度）而产生了一，即道生一（指未分阴阳的浑沌气）；然后，一生二（指阴阳两气），二生三（指阴阳冲和之气），三生万物，由随机性的阴阳冲和之气而生万物。宇宙的化生过程，老子以简明深刻的公式予以表达：“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迄今“独立而不改”（二十五章）。道生一，此处的道，是处于虚无状态，看来无声无色无形，却是似无而实存，不是一无所有的绝对真空；此外的道，虽然恍惚不可捉摸，但其中有“象”、“物”、“精”、“信”（二十一章），不是“本来无一物”的“空”，而是具此“四有”；此处的道，不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绝对精神，它只能是作为宇宙万物之本体的始源的客观存在，用老子的话讲，就是“万物之宗”、“象帝之先”（四章）、“先天地生”（二十五章），是万物恃之以生的原始物质（借用现代的概念）。天人同源于“道”的这一原初物质。
老子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一章）
处于“无名”状态的道，是万物的原始；而有名状态的道，是孕育万物的母亲。万物源于“有名”状态的道，而有名状态的道是源于“无名”状态的道。老子把“道”的原初本体称之为“无”--虚无，是从其本体论来说的；称之为“无名”，是从认识论来说的。其实质皆指浑沌无序状态的道。“天”与“人”同源于“无”、“无名”，即同源于“道”。
（二）天人“同构性”思想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
老子说：“道之为物”，明示处于本体阶段的道，是“为物”，不是凭空的虚构与天才的猜想之类出于纯意念的产物，而是“物”，姑且译之为基本的物质存在。这个“物”，就是“有物混成”之物，老子将此“物”“强字之曰道”（二十五章）。由此可见，老子认为道是“物”，但不是具有特定形象的具体的“某物”，而是“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的“物”。此“物”恍恍惚惚，看来仿佛隐约，似有似无，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好似一无所有。然而，恍惚之中，却似虚无而实含妙有，“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一章）之际，是可以窥见，可以感知，是含有“象、物、精、信”的，也就是道之本体--“物”中的“象、物、精、信”是产生万物的基本物质存在。
这个“象”，是道处于本体之象，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十四章），尚未形成具体的万物时，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具体实物的形象。这个“物”是道处于本体之物，是无物之物，所以“无名”，但却是生成万物的基质（基本物质性存在）。这个“精”是道处于本体之“精”，它是生育万物的精气，是万物内在的生命力。它非常纯真，没有丝毫的渣滓。所以说“无名，万物之始也”，万物之所以“始”，便是由于“其中有精”。这个“信”，是道处于本体之“信”。信者，一、周期，如潮信，为道周行不殆规律的显现；二、信验，有规律可寻，无差爽；三、信息，或嫌它过于“现代化”了，但道为万物之母，自然含有万物的生命信息，其理自明。“象、物、精、信”此四者，内在于“道之为物”之中，为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老子又说：“视之不见名曰微，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夷。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十四章）
道之本体的“象、物、精、信”，其外现是“微”、“希”、“夷”。虽然颜色“微”到看不见，声音“希”到听不到，形象“夷”到摸不着，是常人感官所无法感知的，却是无形无色无声之中的实际存在。老子认为，这“微、希、夷”三者，不可能追问它们的究竟，是“混而为一”，是浑然一体而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老子认为：道之本体之“物”中的“象、物、精、信”以及它的外现“微、希、夷”，是万物、天人同构的根本内容。
（三）天人“同归性”思想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十六章）
我用身体这部工具，在一种高度的虚极静笃状态中，无欲观妙，有欲观徼。观察万物的“并作”和“复归”。“观”者，不是观之以目，而是观之以心。以“观”之一字，作用玄妙深远，为老子认识论中精微所在。在用心灵的“玄鉴”来观察宇宙万物，于此着重观察万物的并作，使它复归于其根，而不放任自流，更不流离失所。唯有归根，才能“不失其所者，久也”（三十三章），才能复命。“根”者，道之本体也，万物、天人同归之于道之本体--“道根”。
老子又说“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十四章）
泯泯茫茫啊，不可以名状，复归于无物的状态。这是叫做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物体的形象，这是叫做惚恍。“道”在周行不殆中，无中生有，为宇宙万物的母亲，然后又“复归于无物”。台湾著名学者陈鼓应说：“’无物‘不是一无所有，它是指不具有任何形象的实存体”［2］。道化生出万物，万物又复归于无物。一种是顺向运动，一种是逆向运动。顺向是道化生万物；逆向是万物复归于“无物”。“天”与“人”均将复归于道的“无物”的“惚恍”状态。
老子又说：“……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六十八章）
这叫做不争的品德，这叫做用人的力量，这叫做配合了天道，古代至高无上的准则啊！我国哲学中最深奥难知最广博精深最内在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理论，其源头即是老子《道德经》，即是本章（指六十八章）的“配天”，以人合天，而绝非以天合人。是天人和谐，而绝非人定胜天，人类只能依照自然界（天）自身存在的规律，去适当地选择与“改变”自然，去适应自然，而绝不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对大自然予取予夺，随意改造。老子“配天”思想的深邃处，在于高度理性自觉地进而自然地以“人之道”配合于“天之道”，即以人合天。“配天”的结果，使人与天从相分、相抗流转而与天合一，天人一体，天人和谐。“天”、“人”同归大道的至高境界。
老子又说：“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二十八章）
复归到人生之初的赤子、婴儿状态，复归到万物的本初--无极，复归于大道的始初--纯朴。善为道者，由于能把握大道的整体，从而实现自觉的人与天合一的理想效果，实现“天”、“人”同归之功效。
“归根”、“复归于无物”、“配天”、“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等，论述的是同一种思想--同归性思想。万物、天人将同归于道，不论出之于道，或入之于道，皆道体变化流转，周行不殆。
（四）天人“同律性”思想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
宇宙的罗网恢恢然宽广，稀疏而不会失漏。“天网”者，自然客观规律也。“天”与“人”同受制约于“天网”--客观规律。“天道无亲，恒与善人。”（七十九章）宇宙自然的大道，没有亲疏，永恒给予善为道的人。这是道的一体两面，均将天下万物视为一体，一视同仁，万物只有唯道是从，只能辅其自然而不敢妄为。妄为了，谓之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终将受到客观规律的制裁。这是老子的万事万物同律性思想。
（五）天人“同一性”思想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三十九章）
天得到了一，因而清明；地得到了一，因而安宁；神得到了一，因而灵妙；谷得到了一，因而盈满；侯王得到了一，因而天下走上正道。“天”与“人”都得到这个“一”，才能“以清”、“以宁”、“以灵”、“以盈”、“以为天下正”。“一”者，即朴，即太极，是道从无生有的开端。“道生一”（四十二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十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抱一无离，就是“得一”。道的本体虚无，无不可见，一为有之始，序数之端，为朴，为太极，举一以况道，是以得一，就是得道。“一”在道的化生全过程中，居于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具有无穷之妙用。因为“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三十二章）守朴，即守一；返朴，便是归一。老子历举自然界天地和人类历史精神和侯王“得一”的典范，来明证天、地、神、谷、侯王之所以能够清、宁、灵、盈、正，不但得以生存，而且有充沛之生命活力，欣欣向荣，皆由于“抱一”有成，而为“得一”的必然结果。此乃古之善为道者、善摄生者唯道是从，知和曰常，从而得道的体现。得一就是得道，然后同体而同质，因而同一。善为道者唯道是从，与天合一，与道合真，视为同一。这就是宇宙的同一性亦即“整体性”思想。“天”与“人”的同一性、整体性，当然不是指具体事物现象的同一性，而是从宇宙、从大自然的究竟的终极的方面来说的。
老子“认为人生不是孤立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属于自然界的，但同时又是属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而整个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他把人类的思考范围，从人生扩展到整个宇宙，将个人与社会与天地宇宙都置于’道法自然‘这样一个整体的巨大系统中来；把有限的人生、社会、人类放到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来；更将有形的万物放到无形的妙无中来；并将此两者有机地和谐统一起来。”［3］这是老子“天人合一”观所具有的宇宙视野和胸怀。它既否定了利己主义，否定了自我中心主义，又进而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老子《道德经》中深邃而丰富、有机而完整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跨越时空的，卓越高超的，它将历千古而常青，有待于我们不断地深入探讨和求索。
三
当前，世界范围的“老子热”，似乎可以看作是人类复归于自然，探索实现“天人合一”的一种历史必然性的表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被污染和破坏，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生态状态已一再向人类敲响警钟。面对新的世纪，人类需要一种真正的生存智慧。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极其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一生存智慧，许多有识之士，尤其是中国科学院董光璧教授所推崇的“当代新道家”，如李约瑟、卡普拉和汤川秀树等著名的科学家也都于老子之“道”、老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找到启示与方向。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我国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在《当代新道家》（董光璧，华夏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的序中，进而为这种“复归”从哲学高度指出它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法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以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5］1989年9月“21世纪科学与文化：生存的计划”国际研讨会，发表了《关于21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它严正指出：“地球的生存已成为人们所关心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它要求更新思想：“在当代科学中，机械的僵化的旧的宇宙模式已被一些新概念所取代。这些概念展示了一个不受任何机械规律硬性限制的、具有持续创造力的宇宙形象。人本身成为这种创造力的一个方面，与整个宇宙有着直接内在联系。”“对一个恢复了生命节奏的大宇宙的认识，将有助于人回归自然界，并理解自己与一切生命及物质世界之间的时空关系；承认人是造就宇宙的创造性过程的一个方面，会扩展人对自身的看法，并有利于其超越利己主义；克服过分注重其中某个方面而造成的身体--精神--灵魂这一统一体的分裂，人就会发现宇宙及其至高无上的统一性原则在自己身上的反映。”20世纪科学家的宣言，其中心思想不正是与老子的天人合一观不谋而合吗？时空相距2500年，却遥相呼应着啊！
在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6］“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7］恩格斯也曾经充满深情地预见：“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成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8］这种“天人合一”的人类生存模式，是老子“道莅天下”、“修之于天下”的大道理想社会，它与马克思的人类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实乃人类世代相承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追求啊！
此时“人类在精神领域完全实现了自己，从而变成了完全的人，并且完成了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宇宙与人生的统一。此时，思维的解放，精神的自由，也得到了实现。”［9］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可以这样理解：这正是复归于自然、大顺于自然，正是“道法自然”的理想的结果！
这不是历史的偶合！它正是宇宙自然发展的必然性的显现，它正是人类走向和谐与发展时代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它正是中华传统文化--老子“天人合一”观对人类走向21世纪、走向未来所提供的时代反思！1994年6月24日，江泽民同志在参观泉州清源山老子石雕座像时曾说：“要多宣传老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要把民族传统文化的精萃整理好、宣传好，使’三胞‘和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魅力。”［10］高瞻远瞩，寓意深远。历史呼唤高度，人类需要老子。复归自然吧！实现天人合一。这是炎黄子孙对面向21世纪的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所应负有的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
注释：
［1］黄友敬《老子传真--〈道德经〉校·今译·解说·前言》第3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
［2］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5月，第115页。
［3］黄友敬《老子传真·前言》第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
［5］《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旧序》。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8］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80页。
［9］萧昆焘《自然哲学》第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10］李德建《老子研究--2003年〈老子〉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页，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3月。
福建省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情况综述
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
一、基本情况
根据福建省社会科学界2011年学术年会（第八届）组织方案，经我会研究，确定了“传统与现代”分论坛的主题：革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方案于4月份上报，经省社科联组织专家评定，入选为2011年学术年会的分论坛之一。这是我会自2009年以来的第三次入选。按照省社科联组织方案要求，本论坛与龙岩市闽粤赣边老同志联谊会合作，后又扩大到与龙岩市社科联和龙岩市新四军研究会参与协办。11月5日上午，论坛在龙岩市新罗区政府会堂召开。龙岩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晓英莅临会议并致词；龙岩市闽粤赣边老同志联谊会会长廖国伟主持会议，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苏俊才，龙岩市社科联主席兰尚进，省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廖开助、皮效农等，以及龙岩市闽粤赣边老同志联谊会，龙岩市新四军研究会老同志，古田会议、闽西革命博物馆和才溪乡调查纪念馆代表，龙岩市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和龙岩学院等单位师生360多人参加了会议。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王东炎作主题报告。当日下午，又召开了本次学术年会分论坛主题学术研讨会，与会同志紧扣主题，研究讨论了主题报告提出的论点和观点，提出了很多想法和参考意见。本次论坛开得顺利、圆满。
二、主要做法
（一）主题选定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在多年研究中，我们感到，革命传统文化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物，他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成分。当前，中国社会已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只有传承与发展革命传统文化，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升华，才有可能探索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因此，本次学术年会分论坛，我会结合福建省实际，选定了“福建省革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这一主题开展深入研究。本次分论坛主题的选定和主题研究报告，最终获得了参与者一致肯定和好评，普遍认为具有前瞻性和实际性，完全符合刚刚召开不久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二）地点选定
这次论坛，我们第一次选择了在龙岩市举办。为什么要在选定在龙岩，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龙岩地区是福建省革命传统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二是龙岩地区是福建省“红土地”文化情结最深的地区之一；三是龙岩地区是福建省传承与发展革命传统文化最好的地区之一。这次论坛举办最终结果证实，这是我会举办过的三次分论坛中，收到征文最多的一次（共13篇，福州地区4篇、龙岩地区9篇）；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上、下午会议共近400人次）。论坛有规模、有质量、有影响。
（三）专家咨询
在本次分论坛召开之前，我会专门召开了两次主题报告专家咨询会。召开咨询会，是使专家们有充分的时间对报告内容加以思考，提前提出意见和建议，以加强报告论点和观点的正确性，并丰富报告的内容。第一次邀请了省委党校党史教授蒋伯英、福建师范大学原政教系教授陈天绶、原福建省军区党史办主任廖开助、福建省南下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副会长顾方侯（讨论稿）参加；第二次邀请了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苏俊才、龙岩市新罗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符维健等对主题报告的论点、观点提出看法和意见，为主题报告质量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四）集体讨论
本次分论坛的主题报告，还多次在省新研会新一代委员会学术组内讨论，并交付省新研会老同志审阅，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作了系统的修改。由于主题报告经多次修改，本次论坛主题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论理有据，深入潜出。陈天绶、廖开助等专家给予了书面肯定的评价，廖国伟会长、苏俊才副主任、符维坚主任等及与会同志都给予了口头良好评价。
三、论坛特点
（一）联系实际
这次论坛的主题报告，是从理论先切入，但不是仅空泛地议论。而是联系当今社会实际，按六中全会指出的“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主题报告全篇都在结合当今社会文化现象，以有力的论据来论证正确或失误所在。因此，参会有老同志和学校学生两类年龄段相差甚大的对象，在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中，都聚精会神地聆听。会后调查，与会的新老人员一致认为主题报告讲得好。
（二）紧跟形势
分论坛会议召开前几天，恰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主题报告又根据全会精神加以修改。由于报告原稿的基本论点和观点与全会精神完全吻合，以至六中全会精神融合于报告中比较顺利，使原先论点和观点大为升华，无形中使参会者又获得了六中全会精神的一次传达，大大促进了对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
（三）注重效果
这次论坛，针对过去论坛大会议程常用的数人轮流发言方法，使会程过长；发言良莠不齐，主题报告不突出，参会人员疲劳，收听效果不好；注重过程，效果注重不够的情况作了论坛议程改变。大会发言只安排主题报告撰写者发言，上午用一个半小时，突出主题报告，使参会者有限的精力，可以集中到论坛主题精华部分的吸收和理解。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种变化提高了论坛会议的视听效果。下午再用两个小时，在一定范围内召开主题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可尽情发言阐述。这样就突出了重点，也照顾了一般。
（四）政府支持
这次论坛，得到了龙岩市党政领导大力支持。龙岩市委组织部长林晓英是受龙岩市张健书记和黄晓炎市长委托莅临论坛会议的。市政府领导专门批款支持论坛举办，这使我会能有二十五人前往龙岩参会，并当场给与会者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这使得论坛会议气氛比较活跃，参会者劳逸适度，精神饱满。
四、主要收获
（一）研究出了有价值的主题报告
本次论坛主题报告最重要特点，一是将六中会全精神融合进报告中，论点和观点完全符合六中全会精神；二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革命传统文化，为什么要传承和发展命传统文化，怎样传承和发展革命传统文化；三是清晰地阐明了革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明确地指出了传承和发展革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四是联系了福建省实际，明确地提出了福建省传承与发展革命传统文化几点建议。
（二）取得了比较良好的学术成果
取得良好会议效果的主要标志是从专家学者、老同志、在校学生、本会领导和老同志后代等多个层面，一致接受主题报告的论点和观点。龙岩市闽粤赣边老同志联谊会廖国伟同志认为：“论坛的主题报告可以到龙岩各地作巡回报告。”福建师范大学原政教系教授认为：“相比有关论述而言，大作不仅在论文主题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富有新意，而且在谋篇布局上有相当的系统性，独具匠心，可见作者的理论功力。大作有很强的针对性，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省委党校蒋伯英教授、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岩市新罗区党史研究室主任符维健等，都对主题报告的主要论点和观点结论没有疑义。
五、若干体会
（一）面向社会办论坛才能产生社会效益
历史研究会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将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研究的学术活动上，这是历史研究会的自然属性。但是只是在本研究会内研究学术，在本研究会内进行交流和传播，那就失去了历史研究会的社会属性。历史研究会的学术成果，要向社会进行传播，才可能产生社会效益。因此，这次我会与龙岩市闽粤赣边老同志联谊会合作，除了共同在学术上进行研究外，还注重邀请龙岩各界人士参与本次论坛。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龙岩市新罗区党史研究室、龙岩市社科联、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古田会议、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等单位都参与了论坛活动，并动员了龙岩学院、龙岩技术学院的师生参加论坛报告会。这次论坛参会人数是自2009年以来三次论坛中最多的一次。主题报告历时一个半小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注意力高度集中。会后，不少同志感慨地说：“多少年都见不到如此安心专注的会场了。”这句话足可说明这次论坛报告的社会效果了。
（二）长期不懈研究才可能实现理论升华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福建省革命传统传承与发展。革命传统文化又称红色文化。这个主题我们在2009年第一次开展论坛活动时就开始研究了。从今年研究的结果看，在理论认识上比前几年大大上升了一步。定义阐述更加明确，内涵理解更为深刻，外延界限更为清楚，时间界定更为明了。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联系起来，探索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成分就是革命传统文化。只有传承与发展革命传统文化，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社会思潮。革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没有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不可能在这次论坛中获得这样的理论认识成果。
创造中央苏区形成红土地文化的时代价值
张惟
八闽文化，是华夏文化南下百越故地，经过数千年来融合而产生的中华文化中极具地域特质的文化。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指出福建的7项特色文化是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朱子文化、船政文化。其中的5项文化都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近代船政文化也有一百多年，若上溯龙岩漳平人王景弘同郑和到长乐修船招员，率船队远航出海则有六百年；而红土地文化不足百年，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庄重地出现。
多年来社会上习惯有红色文化之称，这里定名红土地文化，两者之间是否有差别呢？
中国存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近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所谓红色文化，应是指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并引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产生的崭新文化。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一个准备期，这就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和李大钊完成2.6万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应是红色文化在中国的发端。按照胡适当时的说法：“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这里还可追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立共和，放开各种思潮的闸门，红色文化得以脱颖而出。
如此说来，当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出现了陈独秀、李大钊的著作，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十里洋场”上海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均可视为红色文化在中国大地的发轫，但不能称作红土地文化。
红是一种象征，对先进的思想理论文化称为红色文化是形象的、鲜明的。红色加上土地，即红土地文化，作为文化形态在整个地域社会的存在和形成，它应该具备如下特征：（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命地域，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2）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和各种社会组织；（3）实施了土地改革和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势力；（4）创造了具有人民性的典章、法规制度，形成适应新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形态。
以上特征存在于福建的革命老区，包括闽西、闽北、闽东、闽中、闽南老区，其中有原中央苏区县22个，占全国中央苏区县的58.8%，所以国务院文件把红土地文化列为福建的7项特色文化之中。现在的龙岩市，与延安同为全国仅有的两个辖区全部为苏区县的地级市，红土地文化形态的表现最为完整和鲜明。所以本文着重剖析闽西红土地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特色。需要说明的是中央苏区时期的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辖地合龙岩市的龙岩（今新罗区长汀、上杭、永定、连城、武平、漳平（宁洋并人），三明市的宁化，清流、归化（明溪），漳州市的平和、南靖。故在历史的回顾中是作为一个区域表征叙述的。
一、闽西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代替陈独秀担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提出“创造革命地域”的思想。1929年3月朱毛红军自井冈山入闽，在长汀创建了未来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县级政权。一年后的1930年3月，闽西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6县及平和、漳平、宁洋、宁化、清流、归化的局部地区，遂在龙岩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又逾两年，即1932年3月18日，在长汀举行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
福建建立省级工农民主政府，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1931年11月7日，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通知出席的有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等根据地的代表（有的未到），而赣南、闽西形成的中央苏区已拥有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主力红军将近8万人。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闽西是中央临时政府统辖下，建有省级、地级、县级、乡级苏维埃政权，是名副其实的完整的红土地，红色文化在这里成为主流文化、主体文化。
二、实行土地革命，摧毁封建土地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却未能触动它的基础封建土地制度。这个任务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身上。毛泽东率红四军入闽诗云：“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红旗所到之处是一番什么景象呢？“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从《井冈山土地法》到闽西吸纳了邓子恢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使“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更臻完善。据张鼎丞在《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回忆，很短的时间内“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这就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土地，解放了农民，解放了生产力。也就如毛泽东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所指出的，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了新的工农大众的苏维埃文化，简称苏区文化。
在中国革命漫长曲折而残酷的斗争中，堪称奇迹的，是在中央主力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党领导的三年游击战中开展保田斗争，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在岩、永、杭地区，苏维埃政权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仍有27万亩保持在农民手里。闽西被称为“忙22年红旗不倒”，指的就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果实，在龙岩始终存在，当然红土地文化也始终存在。
三、在红土地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形态，当时是居于时代前列引领潮流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在文化上是拿不出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与新文化对抗，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代表的左翼文化大军，不仅是苏区文化的同盟军，也吸引或影响着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流派的文化人，闻一多从自由主义者到民主战士就是例子。在红土地上产生的新文化形态，也是未来新中国文化构建的雏形：
（1）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党建军的纲领，也是最早提出的党和军队的文化工作纲领，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13年，文化工作开始被列为党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的组成部分。
（2）苏区基层建立的文化夜校、列宁文化室、俱乐部、宣传队、蓝衫剧团、各类学校，以至整个新文化、新风俗活动，构成了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文化雏形，也是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
（3）在普及文化的基础上，红土地文化产生了自己的文化高峰，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峰。毛泽东率军入闽登临上杭临江楼所写的两首诗词，陈毅的行军诗，邓子恢、阮山的革命山歌，瞿秋白到苏区领导的艺术活动，李伯钊、石联星等的舞蹈话剧演出，当然都是苏区文学艺术的精华。古田会议刚结束后的新年晚会上，陈毅、林彪、罗瑞卿、萧克等将帅同台演出，更是迄今的中国艺术史上也罕见的千古佳话。甚至毛泽东离苏区北上途中，1936年所作《沁园春·雪》，实是在中央苏区十年蓄势而喷发的巨作，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那种雄视天下的大气概，后在重庆发表时惊服了国统区词坛大家。
（4）红土地文化还产生了引领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现在公认，闽西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中央苏区的实践和斗争中逐渐生长。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打击的“罗明路线”，就是以罗明为书记的福建省委正确执行毛泽东主张的产物和生动表现。我们现在提倡继承弘扬的古田会议精神、才溪乡调查精神、苏区精神，都是诞生于中央苏区红土地文化的土壤。它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于今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从历史的实践和理论上说，列为福建7项特色文化之一的红土地文化，是始于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创造革命地域，建立苏维埃政权而产生的，福建属于中央苏区的22个县有其最完整的表现形态。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历史形成的红土地文化，成为全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先进雏形和核心部分。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不可忘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创造中央苏区时代的文化探索和伟大实践，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萌芽。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了，对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方式和途径是不断拓展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红土地文化无疑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历史文化的核心部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现代化道路与中华传统文化自觉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闽西继承红土地文化传统，具体提出打造红土先锋、红土政风、红土清风、红土青春品牌，以及红土地文学创作风格和流派的出现和形成，正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推进红土地文化的创新发展。作为福建7项特色文化之一的红土地文化，是在过去特殊年代在中央苏区的形成和存在，其必将在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与时俱进发挥更大的优势和特色。
论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浅议福建省革命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与发展
王东炎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上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大报告第七大点）指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这说明，在当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向上的有效途径还正在积极探索。本报告就是为了探索这个途径，做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革命传统文化的理论释义
革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革命传统文化（又称红色文化）主体反映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及其表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又称中国古典文化）的产物。该定义内涵如下：
（一）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族精神文化体现
旧民主主义革命开端，是1840年反抗英帝国主义的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先后反抗了五次较大的帝国主义侵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起因于1919年维护中国主权、反对当时卖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五四运动”。期间，为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最终获得了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的独立，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所以，革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在民主革命斗争中，中国人民一直在苦苦探寻着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的封建王朝，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直至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才真正使中国社会得以进步。所以，革命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推翻封建统治，争取社会进步的民族精神的反映。革命传统文化是民主革命期间，凝聚中华民族人心，引领中国社会进步，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流文化。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碑文，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周恩来同志题写的：“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段碑文，揭示了革命传统文化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共同铸造的。中华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革命传统文化群体，不是局限于中国共产党人，而是全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仅是革命传统文化形成的主导者和代表者。
（二）革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时形成的中华民族是由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迈进的
孙中山先生早期成立兴中会时，提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是指满族）。这时的中华民族只是客观存在，中华民族的概念还是潜意识的。直至五四运动兴起，全国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第一次联合反对当局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才得以展示。这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继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最终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的思想精神文化。革命传统文化萌发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三）革命传统文化延续、吸收并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革命传统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还融合了封建性质的中华传统文化优秀部分。例如，为人民服务价值观，是革命传统文化主体精神之一。他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的表现。又如，前赴后继的长征精神，也是革命传统文化精神之一，他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所反映出来的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在现代革命战争中的升级版。儒家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这也反映了中国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并最终取得政权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是与儒家思想这一精华部分的一种吻合。革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思想的集合，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最优秀的政治文化。
二、革命传统文化为什么要传承
（一）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基础
革命传统文化包括的主要内容：
（1）观念：共产主义崇高信仰，反帝反封建坚定信念（最高层次）。
（2）精神：革命首创的井冈精神，前赴后继的长征精神，民族统一的抗战精神。
（3）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制度：党是领导事业的核心力量，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5）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6）意识：革命英雄主义，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
显而易见，上述这些意识形态文化虽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但仍不失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文化素质。这如同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的：“在全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失去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高层次的革命传统文化基础，就无法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继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中华民族精神就要“断根”，失去产生强大物质力量的精神动力源，社会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形成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没有主流政治文化的社会。
（二）失去革命传统文化传承维系中国统一局面就会崩溃
凡多民族的国家，特别是有各自的语言、文字、宗教、习惯等文化传统的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要维系国家的统一，主要靠最高形式的政治文化来维系。前苏联所以能组成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的国家，就是由政治文化来维系的。后来出现国家分裂，也就是因为国内社会条件发生变化，维系统一的政治文化消亡所致。这已被历史所证明。
清王朝时，为什么蒙古纳入到清王朝的版图，主要原因是“满蒙一家”，文化相通。所以满族统治一终结，蒙古不久就脱离了中国的版图。西藏，从吐蕃王朝灭亡的842年到1246年，一直是分裂割据，没有建立过国家政权。从1246年起，西藏宗教代表与元朝协商，就彻底归属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统治了。虽然元、明、清都没有向西藏派遣官吏，由于藏传佛教与中国内地佛教文化相通（11世纪佛教文化在印度基本绝迹），故西藏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新疆，从汉到唐，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虽然从五代到清中期，不在中央王朝的控制下，但大部分时间处于无国家政权状态。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连续用兵，新疆复归中央政治和行政统治之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衰弱，沙俄势力入侵新疆，左宗棠挥师入疆。之后，新疆建省，直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程度比前苏联要强的多。
但是要看到，当代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还是建立在党统一领导下，进行社会政治改革，实行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当民族统一的政治文化削弱，让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取代，我国边疆地区轻者就会出现政治分裂，重者就会出现国家分裂。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根基文化，所以革命传统文化这一政治文化的传承是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三）失去革命传统文化传承教育中华民族又会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快要消亡的时候。民族精神文化消亡了，就是民族灭亡的时候。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都是因为入侵者将被入侵国的文化消亡导致被入侵国民族灭亡。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危险不仅是日寇占领了半个中国，也不仅是因为日寇的大屠杀，也不仅是因为日寇掠夺了中国大量经济资源，还因为日寇在战争中正在消亡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以达到其灭亡中华民族的根本目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之所以民族灭亡，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入侵，民族文化消亡了。某学者在“浅析抗日战争中的汉奸”一文中，分析了抗战时期曾产生大量汉奸的原因主要有四个：（1）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2）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3）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4）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其中第三个原因应当引起当代的高度重视。当代文化教育如果失误，革命传统文化得不到传承，中华民族又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危言耸听。
三、革命传统文化为什么要发展
（一）没有赋予时代内涵沉湎于历史的革命传统文化没有生命力
革命传统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不管有多么的辉煌，毕竟是历史文化，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在当代中国多元文化社会中仍然处于辉煌的地位。当前许多人认为革命传统文化处于弱势的地位。应当说，这种认为不无道理（这是根据有关调查材料论定的）。为什么成为弱势，原因很多：
其一，当代，反映革命传统文化的纪念馆、纪念碑等已具规模，革命传统红色历史周年纪念等例行性活动也很多，但物化成果如果只停留在历史的回顾和追忆上，难以创造引领当代社会思潮向上的新思路、新思想。
其二，反映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影视作品等在当代出现的精品不多。有的是粗制滥造，对青少年没有吸引力。甚至将某些历史负面的细节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再通过媒体传播给青少年而产生副作用。
其三，在学术研究上，将历史问题展开无休止的争论，甚至对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味地追根寻源，去所谓地“还历史本来面目”，然后，再去贬低革命领袖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功绩。
其四，存在着将学术研究成果束之高阁，埋藏在书本杂志中，难以面向社会大众，特别是向青少年传播。
其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讨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问题，缺乏把与当代实际联系的更紧密的历史教育内容提供给青少年吸收。当代不乏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模范事迹和社会优良风尚等，这都是革命传统文化向时代精神文化升华的源泉，但挖掘创作不够，难以产生引领社会思潮的精神动力。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没有赋予实践、民族、时代特色的革命传统文化也是难以传承的。
（二）发展革命传统文化才可能产生引领当代社会思潮有效途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容就是革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成分。所以，发展革命传统文化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才可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升华，才可能以“八荣八耻”引领风尚。
总而言之，当代社会思潮的多元性，是当今不同文化共存所决定的，要做到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只有发展革命传统文化才能做得到。因为历史证明，当代诸多文化中，只有革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他在形成的过程中，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先进思想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体。当代发展革命传统文化，同样可以继续“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将多元文化下的多种社会思潮，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行为力量上来。
（三）革命传统文化能不能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升华
改革创新时代精神内容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其内涵：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基础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在本质上与革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建国六十多年来，虽然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革命传统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广大人民群众仍保持着深厚的底蕴（他比起中华传统文化要深厚的多）：
（1）建国六十多年来，革命传统文化中蕰含的主体精神，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纪念和颂扬，并作为判断当代行为是非的真理标准。
（2）建国六十多年来，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忘记那英雄辈出的年代。没有忘记为新中国诞生英勇牺牲的人民英雄和为建设新中国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
（3）建国六十多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仍旧喜欢那百唱不衰的革命传统文化精品歌曲，百看不厌的革命传统文化精品电影和电视剧，并认为是最健康、最富有激情、最能够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
（4）建国六十多年来，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十几亿中国人和海外侨胞，为香港、澳门回归欢呼歌唱，为自己的同胞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欢欣鼓舞。
（5）2010年“中国文化符号调查报告”揭示，当代大学生对汉语/汉字、孔子、书法、长城、中医、故宫、兵马俑所代表的我国古典文化传统高度重视和热爱；另外大学生对五星红旗、毛泽东和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政治文化也高度认同。调查人介绍，根据分析，性别、地域、家庭城乡差异、专业等，对调查结果都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对文化符号的感知惊人一致。革命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广大青少年中是大有市场的。
四、革命传统文化怎样传承
（一）要将革命传统文化教育上升到国家层面
中国封建社会时，为维持和巩固封建统治，将儒家学说作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将“独尊儒术”上升到最高形式，作为政治文化，使儒家文化处在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位置，以至封建制度维持了两千多年。革命传统文化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是民族解放和独立建国的文化基础。当代，革命传统文化要真正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位置，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上去弘扬。
当代，我国的大、中、小学都属于国家层面的教育。但当前，在小学的教科书中，革命传统文化课文很少；中学早已经将“中国革命史”的课程取消；大学至今也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有效地恢复起来。这可以说革命传统文化教育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想想日本，为什么总是在中小学教科书上篡改历史，其原因就是要将被歪曲的历史上升到国家教育层面，可以达到使青少年永久地不明历史真相，而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当今在青少年中，革命传统文化传承正在出现“断代”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革命传统文化教育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一个不懂得革命史的人，肯定不会具有革命传统文化素养，这也就不可能树立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要创造有利于革命传统文化传承的良好环境
文化传承是一个“熏”的过程，如同大白菜在泡菜坛的环境中才能变成泡菜，这个过程就是“熏”。传承需要成人世界的言传身教，活着的传统才有传承的生命力。如果传统文化精神在某一代人身上已经死了，传承就无以为继了。成人创造了怎样的文化环境，后人就接受怎样的文化。当代，革命传统文化传承的良好环境能不能形成，关键取决于处于承上启下的一代（36～70岁）。如果在这一代，革命传统文化传承的良好环境创造不出来，在青少年一代中（35岁以下），就不可能受到革命传统文化的熏陶。古今中外，依法治国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国策。法是道德的底线，我国没有有利于青少年革命传统文化熏陶良好文化环境，法治的本身是提高不了爱国主义精神和道德文化水准的。例如当代中国足球界改革为什么如此失败，关键就是没有将革命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到创新中去。中国足球界的改革，是全盘西化的改革，即单一的俱乐部制，将原来优良的传统做法全部丢弃，造就了一个在精神上是“钱文化”为主导的环境，以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基本丧失。多年来，在中国足球界受法律制裁的不乏其人，如果不改变当今无灵魂、没主题、缺基础、充满“铜臭”的环境，这只能使腐朽文化进一步得到蔓延。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紧密协作的教育网络，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这是对传承革命传统文化要创造良好环境深刻的揭示。
（三）摆正革命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位置
中华传统文化起源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封建立国的根基文化。革命传统文化起源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产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根基文化。两种文化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但革命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融的。但是，革命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对立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其可取之处，但毕竟是封建文化，只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革命传统文化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两者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革命传统文化是在反对封建文化中产生的，是先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
当前，在青少年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意识淡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减退、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漠视、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意识不强等现象，也出现了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勤俭自强精神淡化、和谐相处能力较差等问题，这与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教育不够是有关系的。但是仅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开展教育，涵盖不了当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需要，臆图就以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教育来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是无法做到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对于革命传统文化而言，只能位于配合教育的地位。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现代化，并融入到革命传统文化发展之中，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才能在当今社会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五、革命传统文化怎样发展
（一）要在传承革命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开放、吸收、创新
革命传统文化要取得发展，就要将新时期改革创新时代精神升华。开放、吸收、创新就是发展革命传统文化的基本做法。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区别是有些是向下的发展，有些是向上的发展，开放、吸收、创新是事物螺旋式向上向下的临界点。当代，革命传统文化基本处于弱势地位，有呈现出向下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当代青少年，对革命历史知之甚少，传统道德水准下降，理想、信念、信仰缺失……（有社会调查数据给予佐证）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某些改革不是建立在传承革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改革，某些创新不是在革命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坚持不了四项基本原则，开放、吸收、创新只会走向歧路。（中国足球界就是鲜明的例子。）这也如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所指出的：必须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高度，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革命传统文化教育要联系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
革命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今社会问题相联系，才可能发展革命传统文化。例如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电视剧、动漫等，如果大多是反映打仗、谍战的故事，这对加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深度和强度上是不够的。革命战争年代有许多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掌握革命政策和策略、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事迹，有许多涤荡社会污泥浊水的故事……这些都是与当代社会存在的脱离群众、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相对立的，是有直接的针对性的教育内容。革命传统文化中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展现，才能对青少年思想觉悟的拓展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当代，经济发展已呈全球化，世界各类文化相互渗透竞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在增强和提高本民族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做法就是加大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观念含量，也就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提升本民族文化软实力，一方面保护本民族青少年不受外来不健康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其文化价值观向外输出，以达到在他国建立文化殖民地的目的。所以，革命传统文化的教育要与当今社会现状紧密挂起钩来，才可能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抵御外来不健康文化对青少年思想的腐蚀和破坏。例如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就是在宣传当代正确的婚恋观的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节目中虽然没有马克思怎么说，也没有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若为革命故，两者皆可抛”，但有着周、陈夫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寓意。这对当代青年持有健康的婚恋观有着普遍教育意义。
（三）革命传统文化研究要产生引领当代思潮的新思想
对革命传统文化发展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历史问题的争论上，开展创新型的研究，才能够创造引领当代社会思潮向上的新思想。例如党指挥枪的原则，是产生于八十多年前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建军思想。当代，革命战争年代的条件早已不存在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产生立足于现代条件下还要坚持党指挥枪的新思想。又如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完全公有制、物资条件匮乏的情况下曾经得到过发扬。当代，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物资条件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又该如何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肯定是不能丢的，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行为方式在当代，又怎样与时俱进呢？再如新时期如何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当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就值得骄傲，那是十分渺小的。当代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引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难道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二步”？这些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还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只有新思想、新思路产生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才能产生出来，革命传统文化才能向改革创新时代精神升华，多种社会思潮才会被健康的思潮所引领。
（四）发展革命传统文化要将其他健康文化精髓吸收融合
历史证明革命传统文化的特点：一是民族性，二是不排斥并与其他健康文化共存，三是能吸收其他健康文化的精髓以创新。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正确处理革命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关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引领社会思潮非常重要一环。中国乒乓球队曾经是在革命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壮大的，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还以“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改革开放中，中国乒乓球队继续为国争光，长盛不衰。中国乒乓球界也在体制上实行了改革。但他的改革不是全盘照搬西方俱乐部制，而是在坚持传统的“举国体制”和以传统思想作风进行管理的前提下，实行“逐级选拔”制（学校--省队--省国家二队--省国家队）和引进西方国家的俱乐部制相结合的“双轨制”。国家队员没有一个是从俱乐部中选拔出来的，国家队员只能有单一的竞技目标--“为国争光”。所以，在中国乒乓球队这一“顶尖”群体中，新技术得到不断创新和运用。引进西方俱乐部制在这过程中仅是作为辅助手段，为国家优秀运动员进入市场经济开辟一个渠道，使人才不致外流，并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乒乓球运动，同时吸纳全世界乒乓好手到中国参加联赛，即推广了乒乓球运动，又学习了各国运动员长处。中国乒乓球队在体制上的改革创新，是革命传统文化向改革创新时代精神升华的一个典型例子。
（五）发展革命传统文化必须做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在社会上各种文化只要存在，都会产生社会价值。只是有的是正面价值，有的是负面价值。但某些文化的存在，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经济价值。从古今中外来看，即有社会价值，又有经济价值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文化的经济价值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如佛教文化在我国生命力之长，不是因为他直接可以出售商品，而是长久以来，在一部分人群之中形成的信仰或精神需求，以此给予的财力支持而形成的经济价值。
革命传统文化属政治文化，其本身也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但革命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生命力，要求得发展，也必须要有间接的经济价值。现在全国各地，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的纪念馆、纪念碑、博物馆、原址、旧址、烈士陵园等，虽然都是免费瞻仰的，但这些物化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红色旅游产业，为当地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商品、红色题材的文学作品等开拓了商机，间接地使革命传统文化产生了经济价值。革命传统文化通过红色旅游产生间接经济价值，还不能说其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了完全的统一，也不能说明革命传统文化有长久的生命力。因为革命传统文化是由物化文化形态、制度文化形态、作品文化形态和精神文化形态组成的。物化文化形态要长时期地保留下来，最终要看精神文化形态能否长期存在。任何一座“庙”没了香火，就要败落。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要“抢救”，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文化，没有关注青少年群体，从而失去经济价值濒临消亡所至。这就是说，要看在今后几代的青少年中，能否形成坚定信仰的群体，这种群体形成不了，革命传统文化物化形态的象征也难以永保人间。
（六）发展革命传统文化要求传播的产品要有品牌效应
品牌是一种文化，文化要求品牌。品牌就是文化运作，文化运作需要形成品牌，才有生命力。无论国内外，政治文化传播都不以创收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传播的产品不要创造精品，不能够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我国电视剧《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优秀政治文化作品，会引起文化产业界的广泛注意，从而投入大资金制作革命传统的文化产品。凡是能取得较高经济效益的革命传统政治文化产品，他的社会价值必然也是高的。当前，影响革命传统文化发展传播难以出现品牌的主要原因，是文化表现形式上单调乏味。中央电视台（三频道）《星光大道》栏目中，在台上表演的都是业余演员，为什么收视率很高，主要原因就是节目表现形式新频多样，比专业舞台表演更使观众喜闻乐见。所以要取得革命传统文化发展，就一定要加强创意，做艰苦的努力，面向市场和面向群众，这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所必需的。
（七）党政领导要带头将革命传统文化创新并内化为源动力
革命传统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为主导，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所以革命传统文化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文化，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文化基础。当今，“50后”出生的人有的已进入党和国家领导岗位，“60后”出生的人有的已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70后”出生的人有的已进入地厅级领导岗位，“80后”出生的人有的已进入县处级领导岗位。这批党政领导干部，现在已经是担负革命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播和践行的主要责任人。党政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将革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在组织中创新内化。在党组织内形成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健康的文化氛围。
胡锦涛书记七一讲话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干部自身只有将革命传统文化创新内化，才可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办好中国的事情。
六、福建省革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几点建议
福建省是一个红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现定为中央苏区县的就有二十一个，纪念馆、纪念碑、革命旧址纪念地等已经遍布全省，红色文化物化文化层已具规模。近几年福建省革命传统文化作品创作获得一批五个一工程奖，重点反映闽西中央苏区的《红色摇篮》电视剧更是作品中的精品。最近反映福建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专题片也已问世。还有一批与现实海西改革开放实际相联系的文学作品也在不断涌现。革命历史研究和纪念活动广泛开展，重大历史纪念已成为例行性活动。福建省革命传统文化传承正在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升华，正在创建赋有时代精神的海西文化。要继续发展这种良好的势头，我们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应将革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作为当今要务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中严肃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所以要把革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摆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中，在各级党委要设立有关的研究机构，专心致力于研究如何摆脱当前党所面临的“四个危险”，真正实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同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整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建设一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一批具有专业优势的思想库，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
（二）注重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革命传统政治文化素质
当今党政领导干部的学历都比较高，专业文化素质也较高，但这不意味着政治文化素质也较高。党和政府的内部，决不能只是一个有利于发展经济的环境，决不能形成一个商业环境。要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党政干部提高政治文化素质内部氛围，只有做到这一点，反腐形势的严峻局面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好转。
（三）在国民教育中增加革命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
2004年省关工委抽样调查13697位中小学生，调查问卷获得80万个数据，结果是82.78%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17.06%感到“自豪感不多”或“没有什么自豪感”；学习是为祖国为民族多作贡献只有42.16%；“有钱就能办到一切”的观点认为有一定道理的占49.22%；“信仰是虚无渺茫的，不会带来什么实惠”和“信仰与个人生活无关，没有必要信仰什么”观点占45.33%。20世纪90年代，福建省在校生和独生子女犯罪占省刑事案件总数6%和3.2%，21世纪前几年，上升到21.6%和19.3%。农村部分未成年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四失”（失学、失教、失业、失足）、“四少”（爱国情怀少、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少、艰苦奋斗精神少、法制观念少）。中小学生不懂得革命历史知识，就不可能具有革命传统政治文化素质，也就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广泛建立革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群众性组织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是把政治文化作为最高形式，并以此为重点来增强本国的文化软实力。同时，他们利用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将他们政治思想、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等意识形态的“私货”，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要保证我国文化安全，就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承与发展革命传统文化，才可能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净化并创造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所以，应当大力提倡开展群众性的传承与发展革命传统文化的活动。
（五）下大力培养革命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的师资力量
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只有群众性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能取得最新成果。但现时福建省中学和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所以，在中青年中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已经是时不我待。
（六）专心致志从事革命传统文化精品创作集体
革命传统文化精品主要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两个时间段之所以革命传统文化精品产生的较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集中了那个时代进步和优秀的文化工作者，抛弃无谓的论争，专心致志地进行优秀文化作品创作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虽然存在时间只有五年，但创作的精品直到现在还展现出灿烂的光辉。要创作革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精品，集中当代优秀文化工作者，面向市场与面向群众统一起来专心致志搞创作，是肯定能创作出许多划时代的精品的。
（七）进一步厚实革命传统文化的物化文化层
我们不可能将福建省每一处遗址都建成纪念地，但是，在红色文化资源较少的地区，每一处遗址都是极其珍贵的，应该给予保护和修缮，使其起到纪念先烈、教育后人的作用。福建省福州市就是一个红色文化遗址很少的地区，因此，应当高度重视已知遗址的保护。当今在省会所在地的福州市，还没有建立起一座省级的纪念人民英雄的标志性建筑，还缺少一个能容纳各界人士，隆重向革命先烈祭奠敬献花篮的场所。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非常需要回望福建人民的光荣革命历史，这对当今海西经济建设的发展，无疑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严复思想与社会进步”分论坛综述报告
苏振芳
由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会、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福建省社会科学界2011年学术年会“严复思想与社会进步”分论坛于11月12日在福州召开。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黄瑞霖在大会主旨发言，省社科联副主席冯朝华出席大会并做指导性发言。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就“不断提高国民素质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专题发言，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会长杨华基传达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有关精神。论文作者许维勤、朱人球、林怡、李清华、陈友良、甘满堂、谢宏忠、杨济亮、段善君、彭俊桦等在小组讨论中进行交流发言。
大会主要围绕如下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一、关于如何看待严复国民素质的有关思想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代表了这一新的探索方向。他把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介绍到中国后，正在寻求民族自强的中国进步思想界就把它视为“经典”，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说看成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成为鼓舞国人奋发图存、自重自强的思想武器。他在介绍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时，提出中国要富强、要发展，必须按照斯宾塞的主张，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造就一代新人。按照斯宾塞的说法，“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这就是说，人类群体是和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的社会有机体，而生物有机体的质量取决于单元细胞的质量，人类群体的质量也是由个体的质量决定的。这样就把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所需要的人的素质问题提了出来。
二、如何看待严复的文化批判和文化自觉
建设文化强国，说到底就是立足民族本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关键因素有二：一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二是在继承发展中融入现代性和普世价值，并使之具有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多数注重的是表达或表现层面，但更实质的应关心文化的核心层面，即要构筑以信仰、思想、价值观和道德情操等为内涵的精神家园。其实，在改造中华文化，构筑现代精神家园方面，近代以来先贤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许多我们争论不休的东西，先贤们早已有了明确的解答。
严复对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孔孟之道的“回观”，都是围绕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文化更新和国民精神重塑而展开。他以学贯中西的素养和广阔的世界眼光，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缺失和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望的系统见解。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中华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重构精神支柱，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严复教育伦理观及其对转型期的道德带来哪些启示
严复是中国近代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其教育伦理观至少有三：一是教育救国思想；二是德育重于智育的主张；三是“励德行”的见解。严复的教育伦理观对于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我国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教育（首先是德育）依然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基本手段，转型期人们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下尤为如此；革除“怀诈相欺”的恶行，培养人们守信、奉公的道德品格，是转型期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严复的教育伦理观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一、教育（首先是德育）依然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基本手段。当今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国民素质的提升是保障这一宏伟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教育尤其是德育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意义重大。二、培养人们守信、奉公的道德品格，是转型期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当前中国正值社会深刻转型，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与完善，由急功近利带来的诚信缺失已成社会公害。倡导守信的道德观，进行诚信教育并辅之以信用体系的制度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此外，克服苟利、自私等国民文化劣根性，倡扬奉公品格，对于今天加快公民道德建设步伐有重要作用。
四、严复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思潮，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子和热忱的爱国者，严复站在中西比较的高度，力倡“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真正提高国民素质。严复虽未在其论述中使用“国民性”的提法，但他强调从制度与思想文化变革的根本出发，培育国民的德、智、力，树立自由民主观念，消除国民“恶根性”，改进思维方法，进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思想，在近代史上无疑是极为深刻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是说，严复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其最大历史贡献乃在于将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变革器物的表层引向变革制度、变革思想文化的深层，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真正理解并处理好物质的、经济的变革同制度的、思想文化的变革的辩证关系。要进行制度的、思想文化的变革，归根结底又在于培育个体的德、智、力，树立民主自由观念，剔除恶根性，改进思维方法，进而达到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目的。
今天，科教兴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现代化的路途中，人们对科教兴国的理解更多侧重于为经济建设培养更多人才上。而对于人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素质以及文化建设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当前，党中央提出了要提升“文化软实力”，要培养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事实上讲的是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问题。回顾严复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放眼今天的现实，开民智、兴民德，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五、培育现代国民素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国民素质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基础，更是我们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民素质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阐述，不仅为我们认识国民素质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为我们认真推进现代国民素质教育提供了实践依据。
我们看到，严复强调国民素质是强国之“本”，这一思想有诸多合理之处，并给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少启示。但是，马克思曾辩证地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因而，严复国民素质教育思想的局限就在于单纯强调“教育救国”，而没有重视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制度因素对人的发展的制约作用。总之，人的素质的提高与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发展离不开具有一定素质的人的实践推动，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则需要社会为之提供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各种制度、法律和规范。正如有学者所言：“形成着的现代人创造形成着的现代社会，这才是现代化进程的实质。”
六、关于“严复定位为中国第一位现代思想家”的理由
有的作者指出，严复是中国第一位现代思想家。其理由有三：一是严复是中国近代文化观，即“中体西用”观的批判者。二是严复用西方作为现代性最根本价值的自由观念改铸中学之体。三是严复比较系统、创造性翻译和介绍了西方著名现代思想家成熟的各种思想和代表作。
七、当前要为国民素质的提升创造必要的环境
有的学者指出，当前要为国民素质的提升创造必要的环境主要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1）党要管好党，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2）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以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上解决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切实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3）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要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防止商品交换原则侵蚀政治、思想领域，一切向钱看必然导致社会的堕落；（4）要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对主旋律的动摇，要防止文化庸俗化、低俗化、虚假化对青少年的侵蚀作用。
八、当前提升国民素质应当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民素质的界定，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不在这里过多讨论。就我个人的认识，国民素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有自然属性层面的，也有社会属性层面的，有人类社会共性的方面，也有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方面。就自然属性来说，有心理素质、生理（身体）素质；就社会属性来说，有理想、道德（社会道德、职业道德、伦理道德等）、文化科学、能力等层面的素质。当前我国出现的国民素质问题，是在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的新的社会制度下，是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文化教育有了比较全面提升的情况下出现的，因而要根据这种情况来思考问题，研究对策。（1）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真正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这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基础；（2）要在全社会提倡公共道德，发挥模范人物的示范作用，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要有切实的党和政府的公信度的引领作用；（3）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要互相协调、互相配合，充分发挥教育的机能；（4）要切实解决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维护好他们的权益，切实解决工农群众和他们的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5）要在全社会提倡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九、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在讨论中，与会者还提出一些问题需要进步讨论：
（1）如何区分严复国民性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2）如何看待当前国民素质存在的问题。
（3）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中，如何把文化建设与提高国民素质有机结合起来。
（4）提高国民素质与破除封建迷信的关系、民间信仰与迷信活动的关系。
（5）文化自觉与国民素质提高的关系。
严复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自觉
许维勤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目前的文化软实力与我国国际地位显然不相称，与商品贸易长期顺差形成鲜明对照，文化贸易逆差很大，全部海外商业演出年收入（不足1亿美元）还比不上国外一个著名马戏团。人才匮乏、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文化实力滞后的突出表现。
建设文化强国，说到底就是立足民族本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关键因素有二：一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二是在继承发展中融入现代性和普世价值，并使之具有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多数注重的是表达或表现层面，但更实质的应关心文化的核心层面，即要构筑好以信仰、思想、价值观和道德情操等为内涵的精神家园。其实，在改造中华文化，构筑现代精神家园方面，近代以来先贤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许多我们争论不休的东西，先贤们早已有了明确的解答。严复的文化批判和文化自觉，就具有极强的启迪意义。
一、严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严复是近代中国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的第一人。他以学贯中西的洞察力，对中国社会变革转型的方方面面提出深刻见解，其中关于社会文化特性和国民精神改造，尤其具有深远影响。
（一）中国社会缺乏个体自由权利意识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开篇就对中国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时所表现出来的宿命历史观提出批判。中国人总是把治乱盛衰看作“天行人事之自然”，认为历史是循环的，并把循环的规律归结为不可捉摸的“运会”；而西方人则把“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当作“学术政化之极则”，这是中西事理“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许多人认为西方强大只是“善会计”、“擅机巧”，殊不知他们的坚船利炮都只是形而下的“粗迹”，即使是天文、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也只是表面的长处，并非命脉之所在。导致其强盛的命脉，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也就是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公平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这两者，与中国“理道”的出发点并无太大的区别，在儒家的理想政治和学术价值观中，并不缺乏“天下为公”和求真务实精神，但“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人类历史现代性的发展，端倪于人的价值的发现和人的自由解放。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人与生俱来具有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无权侵损别人的自由，而中国传统文化从不提倡个人自由，自由一词，“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理道”与西方自由之间，最接近的原则，是儒家的“恕”与“絜矩”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这种对他人的尊重，与西方对个体自由的尊重之间，说相似可以，说相同则不可。因为，儒家“恕”道仅仅是就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而言，而西方尊重他人自由，实际上是寓意使自我的自由得到保障。严复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都由对自由的不同态度而产生，比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1］字里行间，表现出严复对自由精神的向往。
（二）中国社会缺乏群体合力
在严复看来，中国缺失自由的“教化学术之非”，造成了中国“人心之浇薄自私与百执事人才之消乏”。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下，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都是“国之公仆隶”；而中国专制体制下，亿万人民都是“臣妾”。既如此，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2］
中国虽大，人数虽多，但社会组织程度却低，人心涣散，缺乏公共意识和同力合作一致对外的精神。严复认为这是中国民性最可怕的积弊，“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相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3］。中国民性之所以自私，是因为无权，“社会之事，国家之事也；国家之事，惟君若吏得以问之”，老百姓无权过问；谁敢图谋社会事务，就被视为不安分和“危法”。于是，“吾侪小人，舍己私之外，又安所恤？且其人既恤己私，而以自营为唯一之义务矣。”［4］
中国民性的另一流弊，是不讲诚信。严复观察西方教会礼拜活动，人们自主到教堂听牧师讲教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自己对言行自由负责，“故贵信果”。而儒家道德教育，是“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则唯尊长之命是从，自己负不了责任，“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循，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5］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平民泯乱之至术”，“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人们思想受到禁锢，“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6］
不尊重个人权利，不讲究诚信的社会，必然是一盘散沙。严复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任何变革社会和推动进步的努力都将徒劳，“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当务之急，唯有从教育入手，培养现代国民的基本素质，也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在此基础上实行宪政民主，才能实现富强的目标。
（三）中国社会缺乏科学思维和科学理性的素养
严复所期望的现代国民素质，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国民的科学精神。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有重大缺陷，那就是过于依赖“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中国人知识来源，多取之先验或经验，而缺乏实验精神，其学术末流，至于繁琐考据和师心自用、强物就我，沦于“无实”、“无用”的境地。在思维方法上，中国古代典籍并不缺乏“外籀”（演绎）、“内籀”（归纳）之术，但实际运用中多采“外籀”而鲜有“实测内籀归纳之学”，而“外籀”所依据的大前提，又“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哉，言之似成理”，却很少“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佞”［7］，所推演出来的结论也就往往“去事理甚远”；在知识价值上，中国人“急功名”而“轻学问”，不像“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因此，严复提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8］
在严复看来，讲求西方科学，不仅仅是追求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在于培养国人的科学理性精神，这种精神是现代公民的重要品性。国民科学理性的养成，关键在于教育，“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也。”
（四）社会变革和文化更新中体用不可分离
严复对于“体”、“用”关系的阐述，是基于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批判。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是要在维护专制体制和传统纲常名教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结果一战输于法国，再战输于日本，30年苦心经营的成果毁于一旦。在严复看来，这恰恰是“体”、“用”不能相得的结果。
严复认为，中学有中学的“体”与“用”，西学有西学的“体”与“用”，犹如牛有牛的“体”与“用”，马有马的“体”与“用”。有牛之“体”，才有其负重之用；有马之“体”，才有其致远之用。不可能以牛之“体”，而强求其有远途驰骋的作用。洋务派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业管理移植在封建专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之上，只能得到“淮橘为枳”的结果，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之所以富强，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要强种兴族，“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就是说，中国的变革，不能局限于“用”的层面，也必须触及到“体”变革，“体”、“用”结合形成一种“道”。这个“道”，就是在改造国民德、智、体的基础上，改变人民无权的状态，建立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各私中国”，关心国家大事就像关心自己的私事一样。只有这样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国民精神都改变的基础上，才是真正“体”、“用”相得的发展进步。
二、严复的文化自觉
严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基于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急迫性而发，因此对洋务派所汲汲维护的“中学”，多取批判态度；同样，大力提倡“西学”也是基于文化救急的选择。至于全面评价中西方文化，他始终持慎重态度。他在首次提出中西文化差异对比时即表示，“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当时他认为，“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以服其为不可易也。”［9］后来他觉察到自己前期的一些言论有失之过激之处，在致力于翻译西方名著中，每每注意西方各种学说中有与中国圣贤之说“不期而合”之处。他认为，中国旧文化“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因此，要建立新的民族文化，必须“阔视远想，统新旧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10］
清末民初思想界空前活跃，各种变革主张层出不穷，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与此相应的却是社会乱相丛生，民族危机并不稍减，民主秩序未见建立，民生状态每况愈下。这种现状是一向主张有序渐进变革的严复所不愿意看到的。由此引起他更加深入的思考。其思考的重点，转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维持自身传统和文化特色。他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政治的民主化，不可脱离中国实际，“法制必不可徇名而不求其实”［11］；而文化的改造，既不可“枯守其旧”，也不可“盲随于新”。中国未来的转机，仍将有待于数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他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12］
这就是说，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虽免不了要向西方学习，但绝不是照搬西方制度和文化，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还是要依赖固有文化的”矿藏“资源，在传续传统文化主体的基础上寻求更新；将来的民族复兴，也必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当前提倡”西学“，只是让它发挥一种”新式机器“的”发掘淘炼“作用，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之下，能够更有效地淘炼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富于世界眼光的严复相信，中国文化”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推斫而不可灭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复对西方文化大感失望，认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以尽“，”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13］
那么，在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矿藏“资源中，究竟有哪些禀赋，使得严复可以寄托如此之高的期望和信心？对此，严复没有做过系统细致的阐述，但在其散见各处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对如下优秀传统的推重和身体力行。
（一）修齐治平之道
严复指出，”儒者之业，莫大于修己治人。“欲有序治理社会，必从修身做起。欲修其身，必正其心，欲正其心，必诚其意，欲诚其意，必致其知，致知在于格物。身修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事者率先垂范，”以佐国家化民成俗“。严复认为这一事理，”其为序至明“，即使是西方国家，其治理理念也是如此。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之群学，就是”宗天演之术，以阐人伦治化之事“，”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14］只是他们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才收致了更好的效果。所以，在严复看来，只要吸收西方科学和社会学方法，修齐治平之道可以获得现代生机。
（二）人伦道德之本
严复认为，国家强盛不衰，离不开国民精神的培养，国民精神也就是”国性“，是由道德凝成的，”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中国道德之本，在于”忠孝节义“，道德教育若脱离这一特性，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严复主张从儒家经典中发微旌扬适合现代社会的”忠孝节义“，而不是固守没落的”礼教“。他解释道：“盖忠之为说，所包甚广，自人类之有交际，上下左右，皆所必须，而于事国之天职为尤重”；“孝者，隆于报本，得此而后家庭蒙养乃有所施，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主义所由导源”；“节者，主于不挠，主于有制，故民必有此，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至于义，则百行之宜，所以为人格标准，而国民程度之高下视之。但使义之所在，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15］在这里，严复实际上已经在做“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传统道德规范的尝试。
（三）崇真尚实之学
严复认为，中国真儒之学，本不缺崇真尚实的价值，中西文化区别，不在虚实之间，中学有中学的虚与实，西学有西学的虚与实。从先秦诸子，到宋儒和明清经世致用思潮，都有崇真尚实的精神，只是理学末流的道学先生们师心自用，“侈陈礼乐，广说性理”，“所托愈高，去实滋远”，才造成伪学“无实”。分清真伪的标准，唯在事实，“一切要当以事实为衡”［16］。提倡西学是因为在当时西学“最为切实”，“使教之学之得其术，则人人尚实心习成矣。”［17］心习养成之后，中国固有的崇真尚实精神才能得到弘扬。“使神州黄人而但知尚实，则其种之荣华，其国之盛大，虽聚五洲之压力以沮吾之进步，亦不能矣。”［18］
（四）适时达用之术
严复认为，“求才为学两者，皆必以有用为宗”。他指责汉学“无用”时，曾说明其并非“真无用”，而只是不切合当时救弱救贫救危亡之用，待将来国富民强之后，还是有用的。同时，古圣经典之书，对于国民道德修养有重大作用，所以在师范教育中应别立“读经”一科，以“严古尊圣”；“至于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课本之中，所以达用适时”［19］。也就是说，先儒之教，既可以为培养现代国民精神之用，又可以在国民道德实践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扬光大。
儒家学术，最重“躬行”、“践履”和经世致用，严复一生的学术实践，都在追求审时度势，适应时代潮流，适应世界变化，讲究实用，讲究适当，讲究适度，讲究推进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实际效果。可以说，他已经用实际行动，演绎了儒学适时达用的优良传统。
三、几点启示
严复对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孔孟之道的“回观”，都是围绕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文化更新和国民精神重塑而展开。他以学贯中西的素养和广阔的世界眼光，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缺失和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望的系统见解。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中华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重构精神支柱，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尊重个体是现代文化的价值基础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体现到政治理想上就是行“仁政”，其基本内涵是“以民为本”，“民”被视为国家存在的基础。朱熹更把“人道”解释为“天道”，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也就是说，“天道”是通过“人道”来体现的。这些基本理念，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树立了关注人性、关注世俗民生的优良传统。但“以民为本”思想的观念主体是官本位，其实践的目标指向是维护君权，因此，其所关注者，仅是作为群体存在的“民”的层面，对于社会个体的“人”多所忽视。现代社会是个体“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在扬弃资本主义自由观的基础上，重建了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而在价值观上同样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原则。因此，现代文化的价值基础，应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体“人”的权利之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从“以民为本”到“以人为本”，是理论上的必然发展和时代的现实要求，一字之差，既体现了中国优良政治传统的继承，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现代价值取向。这里的“人”，包含了群体和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尊重个体，营造宽松自由的环境，充分释放个体的创造力。
（二）集体主义的提倡应更加注重公共意识的培养
儒家讲“克己复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求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自觉维护和服从群体秩序，通过个人努力善尽社会义务。但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体制缺乏对个体权利的保障，造成基本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公德意识淡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扭转了人民的无权状态，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得以建立。集体主义的提倡，不能以牺牲个体，泯灭个性为代价；同样，尊重个体，释放个体的创造力，也不能助长不关心公共事务、不遵守公共道德、对他人对社会冷漠麻木不仁的现象。在文化建设中，应大力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在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基础上，弘扬“天下为公”、“自强不息”、“仁者爱人”的优良传统，建构既有中国特色，又体现现代价值的集体主义。
（三）要大力发掘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提炼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适应当代文明新发展的产物，其中显然已经吸收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这一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它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种丰富和发展有两种趋向：一是作为整个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二是从这个博大精深的价值体系中，锤炼产生精练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核心价值观。长期以来，普世价值观一直为西方所主导，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种状况不利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软实力的形成，从而越来越关注民族文化遗产的弘扬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体现出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经过科学与民主的“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之后，儒学文化丰富“矿藏”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必将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面对全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人口、环境、资源和文化冲突等普遍性问题，占全球人口最大比例、具有五千年生存发展经验积累的中国人，理应贡献自己的智慧为人类造福，中华民族不但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要提出简明响亮，能够让所有文化背景的人听得懂、易接受的核心价值观。被严复称为“量同天地，泽被寰区”的儒学“理道”，应成为我们提炼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四）要建立更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表达系统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由于近代的民族沉沦，中国人经历了上百年“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这给了我们文化反省的机会，对于弄清传统文化中该发扬什么、该抛弃什么很有帮助。但也因此极大地打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长期以来，中国人已经很习惯于用外来语言和理论表述现代思想、现代观念，而对固有文化的诸多表述语，反倒持有过度敏感的警惕，宁作“食洋不化”之浅薄，不沾“食古不化”和“开历史倒车”之责难；即使致力于阐发中国传统学术，也是“带着镣铐跳舞”，处处渗透着西方观念。这导致我们的精神文化，存在着精英层面与俗民层面的隔膜，文化建设的草根性也大受影响。民族文化的复兴，不仅要求我们更加准确、严密、系统地阐释、论证、弘扬自己的文化遗产，而且要求我们更加善于用固有的文化理念，表述现代思想，表述现代价值观念，表述现代道德规范。面对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精神迷茫和心理问题，面对扑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和文化冲突，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等世界性难题，面对我们所躲避不开的个体、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当下和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有怎样的心灵？这些都是文化建设所要回答和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只有用符合中国人心灵和行为习惯的文化话语，才能引起更加广泛的共鸣，也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现代魅力，从而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注
［1］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1-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
［2］《严复集》第一册，第35-36页。
［3］《严复集》第一册，第18页。
［4］《严复集》第四册，第994页。
［5］《严复集》第一册，第31页。
［6］《严复集》第一册，第54页。
［7］严译名著丛刊《名学浅说》，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8］《严复集》第一册，第29-30页。
［9］《严复集》第一册，第49页。
［10］《严复集》第三册，第560页。
［11］《严复集》第四册，第1020页。
［12］《严复集》第三册，第661-662页。
［13］《严复集》第三册，第690-692页。
［14］《严复集》第一册，第6页。
［15］《严复集》第二册，第343-344页。
［16］《严复集》第三册，第618页。
［17］［18］《严复集》第二册，第282页。
［19］《严复集》第三册，第615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