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郁达夫为核心

    陈建宁

    摘要：在抗战时期，以郁达夫为首形成了一个客闽文人群体，成员包括董秋芳，许钦文，楼适夷等人。这个文人群体一方面以外来者的身份对福建进行观察和书写，另一方面又以开阔的视野启迪民智，在抗战爆发后又积极的团结本省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战救亡活动，为当时的福建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客闽；文人群体；郁达夫；书写

    所谓客闽文人指的是做客福建的文人，依据笔者的划分，这些文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赴闽为宦者，如南宋时的陆游、辛弃疾，晚明的冯梦龙，清末的郭嵩焘等人；一类是赴闽避乱者，如五代时的徐寅、韩偓等人；还有一类是赴闽游历者，如徐霞客等。福建的特殊地形--东靠大海，西枕武夷，北接雁荡，使得与西部（通往江西）、北部（通往江浙）的交通多有不便，所谓“闽道更比蜀道难”。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导致赴闽游历者较为少见，一方面却又使得闽地成为了战乱时天然的避风港，成为文人避乱的首选之地。历史上的赴闽避乱者层出迭见，晋室南迁、宋室南渡等重大历史事件都促成了大量文人来到福建。而在抗战时期，也有一批文化人来八闽，如郁达夫、许钦文、董秋芳、楼适夷、黎烈文、邵荃麟等人，他们或在政府内部任职，或出任出版社社长，或在大学教书。他们的到来使得本省的文化气象为之一新，为福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人群体，如果说前期主要以郁达夫为中心的话，那么在后期则是黎烈文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主要论述以郁达夫为核心的客闽文人群体，关于以黎烈文为核心的客闽文人群体将另文论述）。以往学界虽然对这些文化人多有关注，但少有人从文人群体的角度加以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此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

    1936年2月，郁达夫接到福建省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南下入闽，在与后者“畅谈多时”后，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参议，“欲以经济设计事相托”。[1]正当郁达夫踌躇满志，准备报答陈仪的知遇之恩时，却招致了上海小报的“无端猜测”，诸如某某人做了官，某某人竟把文学家的头衔卖去了，还只卖了二百元一月的小官薪，等等。这令郁达夫不堪其扰，[2]再加上与王映霞分居两地，没能及时沟通也产生了一些小矛盾。更重要的，随着交往的深入，他与陈仪之间也产生了嫌隙：陈仪认为郁达夫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3]而郁达夫本身虽然在东京帝大学的是经济学，却对经济学毫无兴趣，[4]而且他对陈仪所施行的经济统制也并不认同。[5]种种因素加之在一起，使他渐次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如3月5日日记记载：“……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6]3月12日日记又记载：“记得花朝夜醉饮归来，曾吟成廿八字，欲寄而未果：’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渐老，子规声里又花朝。‘北望中原，真有不如归去之想。”[7]

    然而，郁达夫却没有走成。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陈仪需要借重郁达夫的名声与人脉为己所用，为了安抚郁达夫，他又任命郁达夫担任福建省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负责编辑《闽政》与《公余》；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小报的传闻也渐渐平息，而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这时还没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则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而得到了缓和。而对于郁达夫本身来说，他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回击无聊小报的诋毁，证明他并非他们想象中的“官”的形象：“可以发财，可以摆官架子，可以打官话，可以指使小官，剥削百姓，可以杀人放火，可以……”；[8]另一方面，一直以来处于运动中心的郁达夫，也想有个地方放松一下身心，地处东南海疆的福建显然是理想之地。事实上，在郁达夫接受陈仪邀请之初，也颇有这方面的考虑。如2月2日日记记载：“始匆匆作一陈公覆函，约于过旧历年后南行，可以多看一点山水，多做一点文章”。[9]

    在福州，郁达夫作为现代少有的入闽名人，受到了名流、士绅及青年学生等的热烈欢迎，每天访问他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甚至一天之内达数十人之多，如2月6日，即他来到福州的第三天，因为报纸上刊登了他到闽的消息，就有39人来拜望他，这个月的25日又有30余人到访。然而热闹背后，郁达夫却感到烦恼和空虚。2月25日日记记载：应酬太多太烦，实在是一件苦事。4月1日日记记载：到福建之后，将近两月；回顾这两月中的成绩，却空洞得很。4月17日记记载：晨六时起床，疲倦未复，且深感到了一种无名的忧郁，大约是孤独得久了，精神上就有了Hypochondriae（疑病，笔者注）的阴翳。这主要是因为郁达夫身处异乡，每日所应酬之人除了少数人如蒋百里之外多非同道，所以才感到孤独和忧郁。随着时间的推移，郁达夫的逃遁之心渐无，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想法日益强烈。1937年3月9日，他寄信给董秋芳（托许钦文转交），邀请他来福建在自己手下任编译员。4月底，他又借迎接郭沫若回国之机绕道杭州，邀请许钦文到福建师范任教。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0月下旬，郁达夫又邀请楼适夷来福州任一个挂职的省政府咨议（后者最终任职于“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上述诸人，很早就与郁达夫相识，交情也比较深厚。郁达夫的邀请，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因为彼时的他们，要么失业在家，要么刚从国民党监狱被放出来，境况十分窘迫。因而他们欣然接受了郁达夫的邀请。

    二

    董秋芳等人的到来，改变了郁达夫单孑独立的局面，从而形成了一个以郁达夫为首的客闽文人群体。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群体的概念。依据《辞海》的解释，所谓群体是指由许多有共同点的人或物组成的整体。而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群体，也称社会群体，泛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不难看出，笔者所指称的以郁达夫为首的客闽文人群体，完全符合第一个定义。客闽，是他们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最主要的特征。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定义，如前文所述，郁达夫在董秋芳等人危难之际伸出援手，充分体现了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其实，董秋芳等人与郁达夫不止是朋友的关系，而且是老乡的关系。董秋芳与许钦文同是浙江绍兴人，楼适夷是浙江余姚人，皆属浙东，郁达夫稍远，他是浙江富阳人，属浙西，但从地域来看，均属环杭州地区，而他们所操的语言也皆属临绍片。因而他们既是朋友又是老乡的关系。除此之外，他们还因为同属新文学阵营，更是共同战斗的同志关系。所以我们说，郁达夫为首的这个客闽文人群体是按照同乡、朋友、同志等关系结合起来的。当然，如果仅仅以此标准来断定郁达夫等人形成了一个文人群体，显然过于勉强。支撑他们成为客闽文人群体的要件是他们在福州进行了共同活动。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我们发现，以郁达夫为首的客闽文人群体主要在福州进行了如下活动：

    首先，他们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对福州乃至福建进行了观察和解读。这其中，以郁达夫的作品最多最丰满。郁达夫来福州后，先后写下了《闽游滴沥》、《记闽中风雅》、《饮食男女在福州》和《福州的西湖》等等，褒赞了福州的风景、女子、物产及风俗，这些文字大多发表在《宇宙风》、《论语》等较有影响的全国性刊物上，对福建和福州文化是一个有效的传播。许钦文此前曾于1934年在厦门集美中学任教，这是他第二次入闽。他也写了大量有关福州和厦门风土人情的作品，如《厦门和鼓浪屿》、《到厦门去》、《鹭岛风味》、《过建阳》、《福州的妇女》、《福建新省会的素描》，等等。与郁达夫一样，许钦文对福建的印象也是十分美好的，在《福州的妇女》中，赞扬福州农家妇女“始终保持朴素的美德，以劳动为天职而享受富有”。在《到厦门去》中，赞扬“闽南的山水，更其是在厦门一带的，可谓壮观而亦不失秀美；罗列海滨，气势是够宏大的；形状与色彩都多变化，醒目悦神，也是够耐味的了”。与郁、许二人不同，董秋芳对福州的第一印象并不甚佳，在《福州的蚊子》中，他描写“不但多得不可思议，而且特别厉害”的蚊子使得他夜不能寐。其实这也是十分正常的，所谓众口难调，又有哪一个地方能使所有的人都满意呢？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董秋芳随后对福建的感观发生了改变，否则他又如何能够在福建生活了九年之久？[10]此外，晚来的楼适夷也写了杂文《福州有福》。

    其次，郁达夫等人皆受过高等教育，又走南闯北，对国际国内形势有较为深刻的观察与洞见。他们来到福州后，利用视野开阔、见多识广的特长，通过演讲、发表文章等形式，介绍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文化形势，从而拓展了福州各界特别是知识界、文化界的视野。如郁达夫来福建后就写了《新生活与现代生活》、《关于使用国货》、《战时教育》、《可忧虑的1937年》、《九国公约开会》等文章，发表《世界动态与中国--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防空自卫庸谈》等演讲；董秋芳则写了《战争，文学与战争文学》、《文学与社会建设》；许钦文写了《抗战胜利第一步》、《长沙与华沙》；楼适夷写了《九国公约会议的认识》、《目前抗战的形势》等文章（以上所收入的都是他们发表在福建本地报刊上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等地的文章则没有收入）。

    再次，积极开展抗战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在郁达夫、董秋芳等人的积极呼吁和奔走下，7月28日，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选举郁达夫、董秋芳、杨骚等人为理事。为了扩大影响，10月17日，藉由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改组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选出郁达夫、林炳康、林天宇等23人为理事。首次理事会选出郁达夫、魏然、许钦文、董秋芳、杨骚、姜琦等11人为常务理事，推选郁达夫为理事长、姜琦为副理事长、董秋芳兼秘书、魏然兼组织部长、许钦文兼宣传部长。为了发动群众，郁达夫等人采取了各种形式，如写文章，举办“演讲大会”，成立“歌咏团”等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楼适夷来福州后，也加入抗战救亡运动中来，他的任务则主要是负责编辑《文救周刊》（后改为《就救亡文艺》）。[11]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郁达夫等人共同组织、参加了很多活动，这使得客闽文人群体的称谓名副其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以郁达夫为首的客闽文人群体并没有画地为牢，而是与福建本地的文化界人士如杨骚等人亲密合作。

    可惜略显遗憾的是，郁达夫等人发起组织的“文救会”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不久即宣告解散。这也使得楼适夷心灰意冷，萌生去意。1937年末，他北上武汉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文抗”）。继楼适夷之后，郁达夫也离开了福州。他先是北上武汉参加“文抗”，后又下南洋宣扬抗战，最终惨遭毒手，客死异乡。以他为首的客闽文人群体也于无形中瓦解。

    结语

    虽然这个客闽文人群体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的意义却非同一般：

    首先，以郁达夫为核心的客闽文人群体的形成，犹如一束耀眼的烟花，照亮了稍嫌晦暗的福建夜空。众所周知，福建近代以来人才辈出，如林纾、严复、郑振铎、冰心、林语堂等等，不可胜数，但这些文人、学者多具宏图大志，不愿蜗居东南一隅而争相北上，在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却无形中使得闽省的人才培养少了大师的熏陶而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加之地处偏远，而多被世人所淡忘。郁、许等人的到来，通过著书立文，将福建的种种情形--政治的、经济的、风景的、民俗的--介绍给全国的读者，有效地提升了福建的知名度，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福建的文化形象。同时，也给予闽省青年一个近距离学习、交流的机会。正是在郁、董等人的鼓励和奖掖下，许多青年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其次，这个文人群体的形成，使郁、董、许、楼诸人互为奥援，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事业上相互扶持，在精神上相互慰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远比单个人为大。我们看到，在董秋芳、许钦文等人到来后，郁达夫再也没有抱怨过孤独和忧郁，而是振奋精神，积极投入到社会活动当中去。而当他赴日迎接郭沫若回国之际，董秋芳等人分担了他的许多工作，为他免除了后顾之忧。

    第三，这个客闽文人群体的形成，还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后，以黎烈文为首又形成了一个客闽文人群体，充分继承了前者团结战斗的精神，以“推重车上坡”的气概，与本省知识分子一道，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把永安建设成为了东南文化中心。

    注释

    [1]郁达夫：《闽游日记》，见《郁达夫全集·日记》，第40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2]郁达夫：《高楼小说》，见《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出版，第194页。

    [3]《民国文林》第189页，现代出版社2011年1月版。

    [4]《民国文林》第194页，现代出版社2011年1月版。

    [5]3月31日日记记载：晨起，至省府探听最近本省政情；财政不裕，百废不能举，福建省建设之最大难关在此。理财诸负责人，又不知培养税源，清理税制，都趋于一时乱增税收；人民负担极重，而政府收入反不能应付所出。长此下去，恐非至于破产不可……郁达夫：《闽游日记》，见《郁达夫全集·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29页。

    [6]郁达夫：《闽游日记》，见《郁达夫全集·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19页。

    [7]郁达夫：《闽游日记》，见《郁达夫全集·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22页。

    [8]郁达夫：《高楼小说》，见《郁达夫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出版，第194页。

    [9]郁达夫：《闽游日记》，见《郁达夫全集·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01页。

    [10]1946年5月，董秋芳因拒登福建省书刊审查处处长周世辅一篇反苏反共的文章而被驱逐出境。

    [11]可参见陈松溪先生的有关文章《楼适夷在福州的抗日救亡活动》、《董秋芳在福州》、《郁达夫与许钦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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