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骅

    摘要：教育城镇化伴随着人口城镇化而产生，教育移民是国内移民的主要组成。本文论述了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现象与特征，以及农村教育衰落的挑战，对人口城镇化引发的教育资源流转现状进行了剖析，并提出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举措，推进城乡教育的空间资源、人力资源、公共资源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优化配置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人口迁移；城镇化；教育移民；资源流转；应对措施

    21世纪是城镇化的世纪，也是中国农村居民大量进入以城镇为生活空间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于人口城镇化的现实，教育资源配置格局相应改变，并出现了教育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一、人口迁移与教育移民

    由于城镇地区率先进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阶段，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引发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之一，同时也对城乡教育格局造成显著影响。

    （一）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趋势与动机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历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的历史进程。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1.72亿，农村人口7.90亿，城镇化比率17.9%；而到了2009年，城镇人口则为6.22亿，农村人口7.13亿，城镇化比率46.6%。［1］城镇人口持续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出于各种动机持续从农村向城镇迁徙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工业的崛起，吸引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并转入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流转的主要形式是“务工不弃农”、“离土不离乡”，农民进城落户的数量不仅少而且短暂，大多数城市还是对农民进城设置户籍藩篱，甚至把流动的农民工人口当作“盲流”而给予驱赶。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资源配置倾向加大，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卷入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大批农民或在城市经商、务工、贩运，或在城市购房、安家、落户，大中城市涌现出众多的“民工村”、“租屋区”、“棚户街”，驱赶农民既不可能，也有悖“人权”，因而在户籍制度方面出现松动的势头，允许少数农民迁入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也为农村人口迁移提供了“暂住证”。进入新世纪之后，工业化在各种城市和小城镇中基本完成布局，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充当蓝领工人，甚至有数量可观的农民在城市中购房置业，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农民变成了市民。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动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就业动机。我国农村的显性与隐性剩余劳动力近2亿，这是因为农业机械化和产前、产后以及产中各环节的社会化服务的不断改善，大量农村劳动力由就业状态转为隐性失业状态，由隐性失业状态转为显性失业状态。季节性失业已经不再是农民进城务工的主要原因；尤其是80后、90后的青年农民，他们有着与上辈所不同的生活追求，更是把进城就业作为人生的理想。第二，收入动机。即为了体面的收入，同时分享城市的社会福利。城市不仅有较好的职业，而且还有较高的收入；农民即使打零工，也比农村的收入要高。2010年，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而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1690元，年均纯收入约为20280元，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产生诱导。第三，生活质量动机。城市使人生活美好，初入城市的农民工虽然口袋拮据，但城市的舒适购物、便捷交通、卫生环境以及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对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城市中丰富的信息、热闹的场景、美丽的风景也使农民工感到兴奋，进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第四，教育动机。即让自己的子女获得良好的教育。城乡教育巨大差距的现实条件促使不少农村家长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女迁入城市，更重要的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农民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优质教育而愿意作出背井离乡的牺牲。

    （二）教育移民的动机衍生

    如前所述，城镇新居民中较高比例的农民是出于教育动机而陪子女入城读书的，教育移民成为人口迁移的主导性动机之一。在这里，我们必须认真区别“教育移民”和“移民教育”这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前者特指为了子女享有更好的教育而迁徙，后者却是指出于各种动机而迁徙的本人及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但不管怎样，这两种类型的迁徙都会增加城镇的教育需求，减少农村的教育需求，从而引发教育城镇化的一系列问题。

    教育向城镇集中和人员向城镇集聚是相互依存的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也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大多数国家中，农村只能提供初等教育或小学教育，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力必备技能的教育或培训都必须到城市中获得。因此，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农村人口也将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进入城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教育所引起的人口迁移是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重要组成。即使是在东亚、南美和西非地区，为了争取受教育平等的权利而移民亦是农村和贫困地区人群改变命运的共同做法。中国古代早就有为了子女教育而迁居的“孟母择邻”的故事。今天，即使地位不高、收入不多、家产不丰的农民也有“教育引导人生”与“知识改变命运”的深厚情结，所以，作为世界上对子女教育有着最强动机的中国农民，选择教育移民自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三）教育城镇化的特征与趋势

    城镇教育资源的持续增加，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因此我们把教育资源的这种配置方式称之为“教育城镇化”。必须指出，教育城镇化的展开和人口城镇化的展开有所不同：

    第一，教育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都意味着资源向城镇的集聚，并且又都强调资源流转城镇的同时加强农村资源的合理布局与持续发展。但人口城镇化是各个年龄段、各种教育背景、各种职业和技能的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迁移，同时伴随着土地、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脱离农村并入城镇，因而引发的城乡关系、城乡布局、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资源结构的广泛变动，并且要比教育城镇化深刻的多；教育城镇化只是人口城镇化的一个从属方面，是农村众多资源向城市集中的一个侧面，主要表现为农村学校、师资、学生及各种教育设施向城市迁转或集中的进程。所以，这两个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大相径庭。

    第二，人口城镇化和教育城镇化是一个相伴相随、互为先后的历史与现实进程。从20世纪的改革开放至今，农民进城是个历史激流，既有收入动机、消费动机、享受动机，又有发展动机，而发展动机的最主要组成就是子女教育的改善以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进城主要还是为了打工、养家、学艺、攒钱，那么，从本世纪初开始已经在城市安家的农民工则把子女教育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是为了送子女到城市学校获得优质教育，从而为人口城镇化增添了动力。

    第三，教育城镇化将是人口城镇化的新契机。在“十二五”期间，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工进城，特别是农民子女作为常住人口在城市租房或投亲靠友的趋向将会加强，而与此同时，由于各个地方政府扩建了社会保障房和廉租房，这既为农民变为市民准备了便利条件，又为更多的农民子女在城市上学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此，近年来各地教育部门纷纷扩大了城镇学校的规模，为外来人口提供的学额与学位都增加了。

    目前，城镇为进城务工人员或“新市民”提供的教育资源主要有如下这几种：一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它是以民办为主，接受少许的公办资助，学生来源多数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教师一般自聘，经费收支自理，办学条件和设施都较为简陋。二是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当然，公立学校的多数并不十分乐意接受农民工子女，教师和城市出生学生都对农民工子女心生隔阂，除非那些在各方面表现出色的少数农民工子女。为此，公立学校只接收少数农民工子女，而且是指令性计划干预的结果。三是农民工接受各种教育培训。年轻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老一辈农民工不同，并不都集中于建筑、餐饮、保姆等传统的劳动密集行业，而是更多地分布在制造、驾驶、装修、中介、销售行业，而这些行业都需要不同程度的专业技能或知识。因此，进入城市的年轻农民工参加了不同行业的岗前、岗中、岗后培训，这些非学历教育为农民工获得熟练工人岗位乃至白领文职岗位提供了有效培训，部分农民工甚至获得了各种技能证书和职称，从而为提高农民工收入和各方面素质作了有力的铺垫。

    上述三种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的教育平台均在城镇获得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农村教育资源持续向城市聚集。2008年，有5918所普通高中位于城市，7526所位于县镇，位于农村的仅有1762所。农村学校的硬件、师资、生源无法与城市同日而语。2009年，城镇中小学在校生总数为10175.2亿，农村中小学在校生总数为0.7764亿，城乡中小学在校生之比为1.31∶1。其中城镇小学在校生4415.9万人、农村学生5656.6；城镇中学在校生5759.3万人、农村中学在校生2108.6。［2］从中可见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趋势。

    二、农村教育衰落的挑战

    当城市允许更多的农民迁入时，农村的村庄连同学校就开始走向衰落了；而当更多农民携带他们的勤奋又聪颖的子女到城市学校就读时，也就意味着城市学校持续走向了繁荣。

    政府方面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作出各种努力，企望扭转因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而引起乡村的衰落倾向。［3］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措施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衰落的趋势。一方面，城市继续发挥着“拉力”作用，把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拉到城市，包括农村中的土地、青壮劳动力、资金，甚至原先围绕在农村的生态环境如河水、绿树和石头都要变成城市的资源；另一方面，乡村仍然扮演着“推力”角色，崩塌的水库、寂静的村道、越来越贫瘠的土地都对年轻一代产生“离乡”的推力，更何况乡村的文化与精神生活远远不如城市。这些因素都推动着更多的乡村农民离土离乡。所以，尽管农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公共服务处于改善之中，但农村人口还是不断地向城市迁移，乡村教育的衰落仍然不可避免。

    农村教育的衰落主要表现为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生源显性减少。由于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势头迅猛，从小学到高中的生源都在减少。农村校舍现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置现象，班级生源不满、年段开设不全、学校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比比皆是；农村学生或中途转学、或小升初、初升高时转学，甚至一到适龄入学就迁往城镇，导致农村生源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处于下降趋势。2009年，全国小学在校生数10071.5万人，其中农村小学在校生数5656.6万人，占全国小学在校生数的56.15%，比1995年减少14.38%；全国中学在校生数7867.9万人，其中农村2108.6万人，占全国中学在校生数的26.8%，比1995年减少24.83%。［4］

    第二，生源隐性流失。所谓“生源隐性流失”是指农村在校学生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进城务工而无心在学，或处于从农村向城镇学校转学的过程中出现的学习注意力下降问题以及休学所带来的实际学习中断现象。当前，农村中留守儿童的数量处于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却把子女放在农村，这就使一些适龄入学儿童极其容易成为“流失生”、“辍学生”，这些儿童不仅不能充分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且还不能确保家庭教育。因此，留守儿童经常旷课、逃学，学习专注力和兴奋度都要差于其他学生，学习成绩和升学率自然也要低于父母都在农村的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把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学校生源隐性流失的最大主体是有客观依据的。

    第三，师资力量随之萎缩。由于生源减少，农村学校不仅学生规模下降，教师队伍也随之萎缩。一是每所学校的教师人数绝对量减少；二是农村学校的优秀教师往往通过考试、调动、借用而转入城市，师资水平也就处于相对下降的通道中；三是每所学校的教师同专业人数减少；四是每所学校的教师不同专业分布比例的减少，即每所学校不同专业的教师构成减少，教师专业的互补效应下降，从而使教师的整体实力下降。

    第四，学校经费严重不足。学校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财政拨款又是按照生均经费下达给每所学校，学生数少的学校，自然财政拨款少，而学校的开支却又由于“框架刚性”的存在难以压缩，这就使得农村中规模小的学校往往处于经费捉襟见肘的地步。

    第五，办学条件不容乐观。由于办学经费拮据，规模小的农村学校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图书匮乏、设备陈旧、设施简陋等硬件不足的问题，进而拉开与城市学校办学条件的明显差距，刺激更多农村在校生向城市转移，导致更为显著的“马太效应”。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得农村教育举步维艰，农村学校困顿不振，农民子女难以得到优质教育，因此出现了农村教育的整体衰落。

    三、人口城镇化引发的教育资源流转现状剖析

    （一）教育资源流向城镇，“反哺农村”机制整体缺失

    对于农村来说，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意味着乡村的部分发展机会被剥夺。在工业化、城市化、沿海化的资源配置大潮席卷之下，乡村的前途与命运终究是两极分化。部分乡村因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而获得发展机遇，它们甚至发展为小城镇或大中城市的卫星城镇，教育的资源自然不会减少，甚至还有改善和加强的可能；另一部分的乡村地处边远的地区、海岛、矿山，本来就人口稀少且教育资源不足，又因为替代性弱，整合难度大，成效不显著，撤并学校的可行性不强，不仅给予保留，甚至还会从经费、师资、设备诸方面予以加强，这部分学校、教师、学生“被城镇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所占比重也不大；还有相当部分的乡村教育资源处于城镇内部的村落如“城中村”地区、城镇的周边地区、离城镇不远的山区、海岛或矿山地区，或者是教育资源已经大量地自然地流失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就要因势利导地对这些地区的学校进行关停并转，让农民子女转到城镇地区相对优质的学校读书。那么，这部分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就将彻底转出，这对自古以来就有的尊师重教传统的乡村地区而言是十分痛苦的。一个繁荣或有人气的乡村从来就不该缺少两样建筑：宗祠和学校。所不同的是前者代表传统、规约和秩序，后者代表知识、文昌和未来。这两者都是乡村文化的核心价值，至今乡村的规范与激励仍在一定程度倚靠于这两种建筑所衍生出的文化，如果学校不保不存，众多村民将失去心中的希望，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村民迁出该所村庄，自发、分散的人口迁移将让位于强迫的规模的人口迁移。这部分乡村的最终毁灭促进了人口与教育的城镇化，表明了教育城镇化的消极一面。

    （二）农村实施撤点并校，整合教育资源

    目前农村学校的空间布局已经逐步形成“初小在村，完小进乡，初中入镇，高中升城”的趋势，农村学校规模越来越小，生源不断下降。福建省某市的一个区，原来有16所初中，师生比不到1∶8，教师超编将近600名，拆点并校之后，仅剩余7所，超编教师不得不采取转岗和离岗待退的措施来缓解教师超编的局面。农村教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村需要教育，学校是乡村中的圣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学校，在村民心目中也是奉若神明的地方，他们强烈希望能把学校留在农村，也希望子女上学后能学到适合农村发展的本领，能够为振兴农村而服务。然而，农村，尤其是大多数的山村，又很难承托学校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村民们有目共睹他们身边的学校的衰落，却无力挽救，他们当然也深知留住学校是很难的，更了解留住学校也无助于培养出好的学生，甚至有可能误了那些继续留在农村学校读书的学生的前程。所以，农村学校已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

    为解决农村教育困境，近年来在许多农村地区普遍开展的“撤点并校”工作。

    总体上是农村教育资源在空间布局形态上的调整，具有很强的利弊权衡取向和合理处置的实际要求。必须强调，把农村学校撤到乡镇以上的城镇空间中，不是教育资源调整目的，教育资源优化的最终目标仍然定位为让更多地民众享有优质教育。由于城区的人口比乡村稠密了许多，学校管理规范，生源数量和师资水平有了保证，学校的办学就容易达标，相对于农村学校，办学的质量有更多提升的平台。

    （三）城市的公立学校向农民工子女敞开了大门

    城镇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教育资源流转，教育资源流转既是城镇化的组成又是城镇化的衍生需求。应该肯定，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就是让千千万万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接受现代文明的陶冶与磨炼并使他们成为现在文明社会的组成，没有这个历史机遇，中国的亿万农民将仍然处于相对愚昧的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来说，教育城镇化扩大了农民享有优质教育的机会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与教育资源流转相伴相随的教育移民也具有一定的行为理性。

    诚然，人口城镇化使得城镇因此扩大范围，商业因此而繁荣，人气因此而兴旺，迅速扩大的生源使城镇学校措手不及，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学校生源爆满，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城镇学校的早年设计规模往往都不包含教育移民的成分。而今，它们需要全部接受来自农村的学生，这就使城镇学校的规模迅即扩大，特别是办学基础较好，品牌效应突出的学校，规模扩大更为显著，出现了“超级初中”、“航母高中”等令人瞩目的大型教育单位。由于征地和基建难以在短期内赶上，有的学校不仅班班人数爆满（班级规模通常在60～70人以上，年段设置班级居然在20～30个以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年轻教师的招聘与培养迫在眉睫，有的学校一年就招收30位新教师，才能满足正常教学运转的需要。操场、宿舍、食堂也都爆满，以致在天台开体育课、租民房住学生、让学生到“学生街”解决伙食问题都出现了。所以，教育城镇化面对的也是一个需要重新配置的教育资源格局，教育资源的供求均衡机制将不可避免地决定教育移民的步伐和教育城镇化的速度。

    （四）知识、技能型的农民工，容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

    教育移民的动力机制来自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基础设施配备差距、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持续扩大，以及因此引起的农村居民向往城市工作与生活的强烈需求，这是从宏观层面而言。同时，从微观层面上说，影响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徙以获得良好教育公共服务的动机还受到农村居民的家庭状况、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技能水平诸种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融入城镇的能力和就业技能较强的农民工，容易获得城镇的教育资源；这部分农民工如果恰巧拥有学龄儿童并且重视子女的教育，其教育移民的动机将是十分显著而理性的。

    此外，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也会经城镇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因素，譬如，农民将随其子女一道进入城镇，使得流动人口过多，甚至是同质化的流动人口过多，就会使低端的服务业迅速膨胀，也会使低端产品和低端市场充斥城乡结合部，甚至催生了大量伪劣产品，棚屋区和各种违章建筑也会持续泛滥，至少在短期内拖累了城镇生活品质提升的脚步。

    四、城镇化中教育资源流转的应对措施

    教育移民暴露了中国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下的公共服务的不足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差异状况十分严重。在急剧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浪潮冲击之下，城乡教育资源的配置出现了失控，即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匮乏与过剩并存、教育城镇化不足与过度并存的现象同时存在。改变这种局面既要各方面的稳步推进、又要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这就需要我们审慎而果断地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对城乡教育格局科学调整，采取如下措施：

    （一）城乡教育资源均质化措施

    我们的理解是，城乡教育资源要做数量均等是比较困难的，可行取向是质量均等，即均质化的教育资源供给或标准化的教育资源配置，至少在生均财政拨款、生均经费支出、生均硬件设施、生均师资配置诸方面都做到城乡一致，才能大体保证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质化。同时，必须强调，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公共服务严重欠债，义务教育条件与城市相比差距甚大，在一定时期还必须对农村教育资源配置采取倾斜政策，补偿以往的缺失，才能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质化水平的趋近到位。

    （二）城乡教育资源重新整合措施

    不能把教育城镇化笼统理解为教育资源一刀切地向城镇集中，因地制宜、统筹城乡应是教育资源整合的题中之义。一方面，教育资源更多地集中在城镇地区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城市管理者应更多地兴建学校、扩建学校，争取容纳更多的农民子女，促进农民的“市民化”；另一方面，部分农村地区仍有上述的需要而把教育资源留住，县一级的教育管理部门一定要对这部分农村学校给予扶持，并且周边可以整合、撤并的教育资源优先向留在农村的学校靠拢、集中，促进其做强做优，以期达到城乡教育共同发展的目标。因此，我们针对城乡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撤点并校”举措优化了“三撤三不并”的思路。“三撤”是指：相邻学校不远且生源分散减少的可撤；靠近交通要道且进城读书便利的可撤；生源绝对减少且多次恢复办学无效的学校可撤。“三不并”是指：虽不能办完小但可办初小的暂不并；边远山区、海岛、省界地带虽学生人数少但归并难度大的不并；少数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文化传统力量较强的地区不并。这样才能做到义务教育的城乡统筹，兼顾互利。

    （三）建立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交流机制措施

    农村中小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都远远落后于城镇，短期内农村中小学校又无法迎头赶上，城镇中小学校在短期内也不能迅速扩容以接收更多的农村中小学生，可行的短期措施应该是积极调整县域内部的城乡校际关系，利用教师“县管校用”的制度张力，构建城乡师资交流共享机制，规范城乡师资在县域内合理而有效的流动，解决农村学校师资不强和城市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同时，可以考虑城市学校的实验设备、体育设施与邻近的乡村学校共享，乡村学校空置的校舍和土地也可以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变通，成为城镇补充的教育资源。

    （四）扩大公共服务以消除城乡差异措施

    一方面，政府应从追求GDP转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像关注城市居民那样关注农村居民的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医疗提供、教育公平、住房条件、养老保障等民生改善的势态，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做到城乡公共服务的广覆盖、普受惠、“均等化”；另一方面，政府应着力降低乃至取消导致城乡分离的各种制度藩篱，包括户籍制、福利制、土地所有制所造成的身份差异、就业差异、社保差异乃至教育政策与待遇的差异，为农民进城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条件，使得农民在城镇中找得到工、安得上家、生得起孩、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养得起老，以城乡同质的制度设计推动农民变市民的真实城市化进程。

    （五）解决教育城镇化的相关难题

    教育资源集中城镇后，农村学生离家庭远了，相应产生生活开支增加，上学交通不便、生活便利性差等诸种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创新思路、加大投入、务实运筹、争取实效的系列举措。其一，交通用车难题，需要政府提供校车或购买交通外包服务，从而延伸教育城镇化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其二，住宿难题，需要解决学生宿舍的财政投入问题，建设标准化的学生宿舍，并创新学生宿舍的管理办法，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其三，免费午餐难题，需要对贫困生进行全方位的经济资助，对家庭经济收入达不到小康标准的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最后，更应当明确的是，教育城镇化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空前机遇。大量农村学生涌入城镇虽然给基层学校办学构成了巨大压力，但也给它们改善办学条件增强了动力，为它们提高办学质量增添了活力。城镇学校应抓住这个机遇对基础教育进行结构调整，应适时区分普高与中职、完中与高级中学、基础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办学定位，为农村优质生源提供优质学校，为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提供标准化的义务教育，为“新市民”提供合格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工和其子女都获得有效的教育，这才符合建设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发展目标。

    注释

    ［1］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22亿，城镇化比率46.6%》中国网http：//new.china.com.cn，2010-03-29/最近在报刊上读到的城镇化比率的数据为49%，尚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证实。

    ［2］数据来源：中国教育部网2009年教育统计数据http：//www moe.edu.cn/

    ［3］譬如，出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共进共荣需要，政府引导一些企业为农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业的产业化水平有所提高；又譬如，从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出发，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包括“村村通公路”、“户户通电力”、“家家通电话”以及修建市场、学校、医院、公厕等公共品的提供。在这些措施的实行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政府派出大量的驻村干部、挂职干部和科技服务人员，他们不遗余力地引进政府与企业两方面的资源，以改善农村的生产与居住条件，农村的面貌在他们的努力下也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

    注释：

    〔1〕范恒山、陶良虎.中国城市化进程〔M〕.人民出版社，2009.1

    〔2〕李伟.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4

    〔3〕蒋华东.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方法〔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9

    〔4〕黄家骅.推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经济学思考〔J〕.中国教师，2011.2.

    〔5〕黄家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公平、效率和质量〔J〕.教育发展研究，2010.9.

    〔6〕黄家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系列谈○1：以标准化办学推进义务教育区域均衡；○2：以一体化教育推进义务教育的城乡均衡；○3：构建共享学区推进义务教育的校际均衡〔N〕，福建日报.求是版，2010-07-20；2010-08-03；201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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