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实

    一、大陆海商首先发现台湾本岛的重要性

    从元朝末年起，日本倭寇就开始残害我国东南沿海居民，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在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防御倭寇，采取消极抵抗的措施，禁止沿海居民入海捕鱼，并把一些濒海及孤岛的居民迁到内地。明洪武二十年（1387），福建地方政府下令把居住在澎湖的居民迁回泉州和漳州，使澎湖人口锐减。

    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以强制的方式改变沿海居民的传统生活习惯，因此也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与抵制。一些人由于生活所迫，或追求利益，冒险下海打渔或经商。这些人在海上要抵抗官兵和倭寇，也把自己武装起来。有的与倭寇交往，对抗明朝官兵，成为亦商亦盗的海上武装集团。而澎湖是闽、粤民众长期生产生活的地方，一直有人不顾明朝禁令仍在那里居住，因而也成为海上武装集团出没的场所。

    明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命郑和率领远航船队下西洋，一直到宣德八年（1433），共远航了有七次。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著有《郑和航海图》传世，被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在郑和影响下，当时中国人对台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航海图上有台湾北面的钓鱼屿（钓鱼岛）、彭家、花瓶屿，台湾本岛的鸡笼头山（基隆）、北港、沙马歧头（猫鼻头），以及台湾东南海域中的红豆屿（兰屿）。

    从明朝中期起，就有福建居民移居台湾。据族谱记载，约在1460年，就有福建南靖人丘国旺兄弟三人，迁往台湾淡水定居。嘉靖三十三年（1554），漳州人陈老在澎湖建立据点，组织海上武装集团。后来明朝都督俞大猷追击流寇至澎湖，在澎湖筑暗澳城。然而，明朝政府与官员一直没有认识到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台湾为海外武装集团所利用。最早以武装力量驻扎台湾的是林道乾，又名林悟梁，明代广东潮州澄海县苏湾都南湾村（今湾头镇）人，有计谋，善机智，从事海上武装商贩活动达30余年，足迹遍及台湾、安南、吕宋、暹罗、柬埔寨等地区和国家。林道乾年少时为县衙小吏，因得罪县官，亡命天涯，投靠海盗吴平，后来自己拉起了一支队伍，自立山头。嘉靖年间，海禁更严。林道乾与朝廷抗衡，以武装掩护进行海上商贩活动，冲破禁令而获利。嘉靖四十五年，林道乾率众驾船五十余艘到南澳岛，占为据点。都督俞大猷领兵进剿，林道乾率众转移，航海到澎湖，因俞大猷率官兵紧追而来，林道乾船队驶往台湾北港。林道乾船队泊舟打鼓山下（凤山县西南），在打鼓仔港造船，扩大船队，以图进取。随后林道乾从台湾航海往勃泥进行贸易，在勃泥与潮州之间往返贸易。

    还有一种说法，见于俞正燮《癸己存稿》卷五。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在一次与明朝官军的抗争中，林道乾被都督俞大猷所追逐，遁入鸡笼（今台湾基隆）。后林道乾退往台南，遂以此为据点，取名北海。虽然林道乾后来离开台湾，但他已发现台湾本岛在海上武装活动中的重要性。

    继林道乾之后在台湾建立海商根据地的是林凤。林凤又名林阿凤，广东饶平县人，19岁就参加海上武装泰老翁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有武装商船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明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二年（1574）六月，林凤在广东兵败，退至福建沿海。十月，遭福建总兵胡守仁袭击，林凤从澎湖退到魍港（今台湾嘉义县与台南县交界河八掌溪河口）驻扎，建立据点，休养生息。不久，林凤到南澳岛，修书议和求抚，广东总兵殷正茂不予接纳。为避官兵进剿，十一月，林凤率战舰62艘、5500余人，扬帆向吕宋进发，当月二十九日抵达马尼拉湾的马里斯，后转移到北面彭家施兰（Panggsinan）的林加延湾（Lingayen玳瑁港）建立据点，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万历三年三月，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派兵进攻林凤，明朝政府乘机联合围攻。林凤苦战4个月，于八月四日夜，率40余艘战舰突围，直抵台湾魍港休整。后林凤以台湾为基地，在闽粤沿海从事贸易，对抗明朝官兵。万历四年，福建总兵胡守仁追击林凤至台湾淡水洋，林凤20多只船沉没。林凤只好离开台湾，不知所终。此后，大陆与台湾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强，海上武装集团也从以粤籍为主转为以闽籍为主。闽海商林锦吾、李旦、袁进、李忠、阮我荣、黄育一、林辛老、颜思齐、郑芝龙、刘香等，都先后以澎湖和台湾为基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

    在海上武装集团与明朝的斗争中，海商首先发现台湾本岛的重要性。虽然明朝军队也到达台湾，但由于海禁政策，台湾一直没有得到朝廷应有的重视。而且朝廷还利用西方殖民者共同对付海上武装集团，导致台湾受到外国殖民者的侵略。

    二、海商在台湾建立根据地及与明朝政府妥协

    明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初二，一股倭寇由浙江流窜到福建万安卫所，从乌邱出海到澎湖列岛，又流窜东蕃（台湾）。倭寇在大员（今台南安平）建立据点，四处劫掠，并向东南沿海前往台湾的商人、渔民收取“报水”（保护费）。

    对于倭寇侵入台湾的行径，福建巡抚朱运昌密令浯屿偏将军沈有容前往台湾讨伐。沈有容统战船24只前往征剿，在过澎湖时遇上了飓风，船队飘散。等候了三天，飘散的船只才归队，只剩下了14只船。沈有容再向台湾前进，十二月初八与倭寇相遇，沈有容率诸将士殊死战，倭寇大败，被斩者15人，许多人投水焚溺。沈有容击沉倭船6艘，救回漳泉渔民300余人。在明军登陆台湾修整的时候，受到台湾土著民的欢迎。随行的陈第将台湾见闻记载下来，写成《东蕃记》。沈有容此次军事行动是明廷在台湾显示主权的一次重要行动，但是没有在台湾开府设县，也没有留下驻军。

    广东海商林道乾、林凤占据台湾而后失败的经历，以及明朝政府抗击日本入侵台湾的军事斗争，给后来福建海商两点重大启示：第一，要在台湾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长期打算；第二，要与明朝政府联合，才能巩固和发展势力。在这两点上，福建海商颜思齐、郑芝龙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颜思齐，字振泉，福建海澄县（今龙海）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生。颜思齐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并精熟武艺，以裁缝为业。万历四十年，因遭势家凌辱，愤杀其恶奴，下海逃亡，辗转到日本肥前平户避难；初为缝工，后从事中日间海上贸易，若干年后渐有家产；与经常到长崎贸易的晋江船主杨天生结下深交，结识了一批流寓日本，从事海外冒险的闽南同乡；因仗义疏财，广交朋友，遐迩闻名，是旅日华人中众望所归的头领，被日本平户当局命为管理华人的甲螺（头目）。

    当时，日本德川幕府为恢复战后经济，鼓励华人前往长崎贸易。幕府制订吸引外商的优惠政策，促使中国沿海一带海商、船主不顾明廷禁令，竞相与日本贸易。

    明天启四年（1624）六月，颜思齐与在日本的闽南人杨天生、陈衷纪、郑芝龙等28人结为兄弟，立下誓言：“生不同日，死必同时。”众推举颜思齐为盟主。颜思齐等人同情日本人民的艰难处境，不满幕府的专制统治，决定参与日本农民、町人的政治斗争，准备于中秋节上午起事。因盟员李英醉后回家失言，走漏风声，不得已先于十四日下午分乘13艘帆船逃离日本。驶至九州西海岸的外岛洲仔尾，陈衷纪建言：“吾闻疏球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同年八月二十三（10月5日），船队在台湾笨港（又称北港）登陆。

    颜思齐见岛上地肥水美、大片荒野未辟，决意在此开疆拓土，建立根据地。当时，“土番”以为外敌侵犯，聚族攻击。颜思齐遣人加以安抚，商定疆界，互不侵扰。于是以诸罗山为根据地，安寮设寨，着手大规模垦荒活动；同时将部下分为10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各寨设寨主，建立寮寨管理制度。颜思齐还组织海上捕鱼和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他派杨天生率船队赴漳、泉故里招募移民，其闽南的亲戚故旧，及一些为生活所迫的乡人，陆续奔往投靠，赴台人数多达3000余人。

    颜思齐手下不乏精熟航海技术、经商贸易和农业生产的能手。他们致力于开发山海，发展经济。颜思齐挑选有经验的船民、渔民，用原有13艘大船进行与大陆的海上贸易，以解决岛上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又在笨港东南的平野建设“井”字形街道，分成9区，号称“首都”。中区筑大高台，为“开台王府”，东区设读书楼，西区立天妃祠，南区、北区设仓库。

    明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颜思齐往诸罗山打猎，豪饮暴食，不幸染伤寒病，数日后一病不起，英年早逝，年仅37岁。临终，他召众人告之：“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颜思齐死后葬于诸罗东南三界埔山（今嘉义县水上乡与中埔乡交界处）的尖山山巅，其墓犹存。台湾人民在云林县北港缜兴建了“颜思齐先生开拓台湾登陆纪念碑”；在嘉义县新港乡妈祖宫前，兴建了高达五层的“思齐阁”和“怀笨楼”，供后人凭吊纪念。台湾民众还尊称颜思齐为开台王。

    颜思齐故后，众推郑芝龙为盟主，在台湾继续发展。郑芝龙，原名郑一官，号飞黄，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生。郑芝龙生性荡逸，不喜读书，好耍拳棍。天启元年（1621年），因家庭生计艰难，偕其弟芝虎、芝豹赴广东香山澳（澳门）依舅父黄程。黄程从事海外贸易，他留下郑芝龙在身边做帮手。郑芝龙学会经商贸易，到过马尼拉，并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受其影响，接受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称他尼古拉·芝龙；两年后为舅父押货到日本长崎，寄身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门下，帮助李旦做生意，并与海澄人颜思齐等结义为兄弟，还同日本女子田川松结婚，翌年生子郑森，后改名成功。

    明天启四年（1624）春，颜思齐率郑芝龙等驾船到台湾，以此作为海上贸易根据地。郑芝龙一面充当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一面随颜思齐等劫掠海上，亦盗亦商。次年九月，颜思齐病故。十二月，众推郑芝龙为盟主，树旗招兵，下设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代统一寨众目，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郑芝龙所到地方，只收保护费，而未尝杀人；对十分贫困的人，还给以钱、米。因此，海上流民纷纷归附。郑芝龙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他将部下分为十八先锋，结为“十八芝”，并从此改名为“芝龙”，而不再称“一官”。起初，郑芝龙只有船数十只，到天启六年便拥有船120只，天启七年猛增至700只。

    明天启六年（1626），闽南发生严重旱灾，遍野赤土，许多村落连草根树皮都被吃尽。二月，郑芝龙乘机率船犯漳浦，进泊金门、厦门；三月，又犯海澄。所至官兵莫能抗。福建巡抚朱钦相以蔡善继曾有恩于郑芝龙，特命其为泉州巡海道，令蔡继善作书招降郑芝龙。郑芝龙想得到官职，以便发展海上贸易，接书后即到泉州投诚。其同伙陈衷纪等不愿降，仍率船回台湾。因蔡善继“待芝龙颇倨，且促其缴报战船、兵器”。郑芝龙之弟郑芝虎认为朝廷没有诚意，于是鼓动郑芝龙等马上离开泉州，兄弟便连夜乘潮引船离去。

    同年秋，郑芝龙船泊铜山（今东山），新任福建巡抚朱一冯、檄都司洪先春率把总许心素等进剿，双方战于将军澳。洪先春败绩，逃回金门。郑芝龙胜而不追。是冬，朱一冯又令金门游击卢毓英同洪先春合剿，双方战于陆鹅，卢毓英战败被擒。郑芝龙待之以礼，表示非敢抗拒官军，不得已耳；如果得到朝廷官职，当为朝廷效死力。卢毓英许为荐扬，获释。卢毓英回厦门后，向都督俞咨皋报告郑芝龙情况，俞咨皋主剿，责令卢毓英回省听候处理；随后遣千户马胜、百户杨世爵率船出港剿捕，二人皆战死；又遣副总兵陈希范进剿，也被击败，陈希范临阵先逃。

    明天启七年（1627）六月，俞咨皋亲督舟师讨伐，在陆鹅被击败，郑芝龙追至厦门，号令所部不许登岸扰掠，旋即收兵回铜山。

    同年十月间，郑芝龙又在铜山击败受俞咨皋勾引前来进攻的荷兰船队，俘其大帆船一艘及其他一些船只。为保证海上商路畅通，郑芝龙很快又同荷兰人妥协，归还所获“西卡佩尔”号快艇。

    明崇祯元年（1628）七月，泉州知府王猷向新任巡抚熊文灿上条陈说：“郑芝龙两次大败洪都司而不追，获卢游击而不杀，败俞都督师至海门，约束其众，不许登岸，实有归罪之萌。不若遣人往谕，仍许立功赎罪。熊文灿采纳王猷建议，遣卢毓英前去招抚。”九月，郑芝龙到泉州请降，明政府授予海防游击之职。从此，郑芝龙以明将身份，讨伐海盗山寇，不断壮大实力；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同年，闽南大旱，郑芝龙向熊文灿建议，用海舶载饥民数万人到台湾垦荒，每人给三金，三人合一牛。而从事垦荒者在其衣食之余，纳租郑氏，因此郑芝龙愈发富有。

    明崇祯二年（1629）四至六月，郑芝龙在金门先后击杀海盗李魁奇和杨六、杨七，吞并其众。崇祯三年季春，郑芝龙在晋江安海镇建置豪华府地，历时3年又2个月告峻。安平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郑府位于安平桥以北，西从西埭抵西港，北达西垵头，南临安平桥头，直通五港口岸，占地138亩。主构为歇山式五开间十三架，三通门双火巷五进院落。两旁翼堂、楼阁，亭榭互对，环列为屏障。东有“敦仁阁”，西有“泰运楼”，前厅为“天主堂”，中厅为“孝思堂”，规模宏耸。大厝背后辟有“致远园”，周以墙为护，疏以丘壑、亭台、精舍、池沼、小桥、曲径、佳木、奇花异草。崇祯四年春，郑芝龙歼海盗钟斌于大洋；九月擒山寇钟凌秀于广东平远，以功升参将。

    郑芝龙一面剿平海盗，一面抗击荷兰侵略。明崇祯六年（1633）七月，荷兰派船队在海盗刘香配合下袭陷厦门。九月，郑芝龙奉命率部反击，在澎湖的遭遇战中，焚毁荷船一艘，生擒荷将一名，溺死荷兵数百。十月，郑芝龙带领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9艘、刘香船50多艘。郑芝龙使用铁钩钩住敌船纵火焚烧战术，共焚毁荷兰快艇一艘，并捕获另一艘快艇。刘香临阵败逃，荷兰人退回台湾。崇祯八年四月，郑芝龙于田尾洋焚毙海盗刘香，尽收其众。至是，郑芝龙控制了整个福建洋面。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在湄洲洋面，郑芝龙率部又击败郎必即里歌所率领的荷兰船队，焚其战舰5艘。从此，荷兰侵略者再不敢轻窥闽境，郑芝龙以功于崇祯十三年秋晋升为总兵，开府泉州安平，海舶直通其内，贸易丛集，繁华不亚于省城。

    三、海商的政治意识及影响

    明朝后期粤、闽海商的政治意识取决于这些海商的社会状况。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第一，看重经济利益，敢于冒险，不惜触犯法律，与政府对抗。第二，文化水平较低，民族意识薄弱，私欲强烈。第三，组织性差，容易分化瓦解。因此这时期闽台两岸的海商大致呈现三种类型。由于个人素质不同，大体有三种政治意识：

    第一是反政府意识。组织海上武装集团，违反海禁政策进行走私贸易，这是亦盗亦商普遍存在的反政府意识所决定的，这在林道乾长期坚持反政府的海上武装斗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明隆庆元年（1567）十二月，林道乾率众攻澄海县溪东寨，官兵海上追剿，疲于奔命，劳而无功。潮州官兵无力对付，想到招安林道乾。林带队驻扎潮阳县境，表面上已被招安，实际上仍在沿海收购货物，从事海上商业活。他还开辟澄海县河渡门港口，使之成为商船往来的热闹港口。他在这里屯集货物，兴贩海外。明朝在万历初年调集众多兵力围攻林道乾所部海盗武装，于是林道乾转移到柬埔寨、暹罗等地贸易，使明朝无可奈何。

    明万历八年（1580），两广总督刘尧诲联合居澳葡人来对付林道乾。由于林道乾在东南亚的发展直接对葡萄牙人的贸易利益起了冲突，所以葡人对于参与战事十分积极。明朝还要暹罗同时发兵联合进击。万历九年明朝使者再次赏谕柬埔寨，令与暹罗并攻道乾。林道乾打败包括葡人在内的各国敌人，掠走了暹罗国大批船舰扬长而去。

    第二是投靠外国势力意识。一些没有军事势力的海商，投靠外国势力，谋取利益。在明代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活动中，就有许多海商混在倭寇中牟利。在荷兰殖民者入侵澎湖的事件中，李锦、潘秀、郭震三名福建奸商就是投靠外国势力的典型代表。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派韦麻郎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他们的舰队首先停泊在大泥（今泰国南部北大年），韦麻郎在此地结识了李锦、潘秀、郭震三名中国海商。李锦得知韦麻郎的意图之后，竟然出卖祖国，劝荷兰人侵占澎湖。韦麻郎担心福建地方官不许。李锦献计说，只要向税使高宷行贿，就可达到目的。李锦还伪造大泥国王书，让潘秀、郭震带回国。漳州守将陶拱圣得到潘秀送来的求贡的文书后，马上向上司报告，并把潘秀下了大狱。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十三日，韦麻郎带三艘战舰抵达澎湖。这时正好是春汛之后，冬汛之前，明军已经撤回大陆，荷兰人占领澎湖马公岛。李锦也潜入漳州查探通商之事，福建的官员把他与郭震抓获，让他们与潘秀一起劝韦麻郎离开澎湖。但他们三人并未劝韦麻郎离开。福建政府又派遣了詹献忠等人去让韦麻郎归国，詹献忠也是奸商，乘机带了许多货物去卖。韦麻郎见此，又派通事林玉去贿赂税监高宷。林玉到福州后，被官府抓获。福建巡抚徐学聚将驱逐荷兰的事交给了参将施德政与都司沈有容。通过沈有容的努力，韦麻郎撤离澎湖。此后，福建政府将李锦、潘秀、郭震三位汉奸斩首。

    还有不少海上武装集团与荷兰殖民者勾结，侵犯中国主权，大海盗刘香就是典型代表。明崇祯六年（1633）六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企图用武力强占大陆沿海，在刘香的帮助下，不宣而战，派出8艘战舰，对厦门港内的郑芝龙部明朝官兵发动突袭，击沉、烧毁和弄沉港内二十几艘战船。

    第三是与政府妥协意识。在明朝政府的镇压下，海盗式海商都有与政府妥协的愿望，只不过他们不愿放弃亦盗亦商的经济利益，对招抚阳奉阴违。隆庆年间，林道乾曾受招抚。明万历二年（1574），林凤也曾修书议和求抚，但是广东总兵殷正茂不予接纳。到了明朝末年，明朝实力衰落，招抚海盗成为主导手段，于是郑芝龙受福建政府招抚，在为明朝政府剿平海盗，抗击荷兰侵略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崇祯十四年（1641）夏，郑芝龙商船22艘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的商船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他把海商的势力发展到新的高度。

    然而，海商缺乏民族精神的政治意识在明末清初的民族斗争中，充分暴露其弃义求利的本质，对海峡两岸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清朝入关后，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海商势力，在政治上仍采取投机获利的策略。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四月，福王朱由崧立，改元弘光，封郑芝龙为南安伯。弘光二年（1645）五月，南都失守，郑芝龙同弟郑鸿逵、侄郑彩与巡抚张肯堂、原礼部尚书黄道周等迎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平国公、郑鸿逵为定国公、郑彩为建国公，军事大权全归郑芝龙。但是郑芝龙只顾发展自己实力，并不想抗清。不久，隆武帝集诸臣会议，讨论战守。郑芝龙与黄道周等人争位置，抢站东班。大学士何楷以“文东武西，太祖定制”，责郑芝龙违制。郑芝龙不听，从此文武不睦。何楷愤而辞归，被郑芝龙遣人割去耳朵。隆武帝拜郑鸿逵为大元帅，领兵出仙霞关，图复浙东；又拜郑彩为副元帅，领兵出杉关，同江抚杨廷麟、楚抚何腾蛟会合。但两人出关后皆以缺饷为由逗留不前。黄道周愤而自请往江西募兵，郑芝龙拒给粮饷。隆武二年（1646）四月，隆武帝责郑芝龙揽权扣兵。而此时郑芝龙已接清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及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招降信，称降清可获授“三省王爵”。郑芝龙为保家财和权位，决心投降，借口“入海取饷”离开隆武帝，并密谕仙霞关守将施天福等尽撤关防。

    八月，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率清军越仙霞岭入闽，随即遣将追杀隆武帝于汀州。郑芝龙以封议未定，又担心博洛将罪其立唐藩事，率船回泊安平。博洛在占领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地之后，遣人持书再招郑芝龙称：已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希望郑芝龙尽快归清。郑芝龙得书大喜，立即呈上降表。郑成功、郑鸿逵和许多部将都不以为然。郑成功跪哭苦谏，劝郑芝龙“三思而行”。郑芝龙不听，单骑到福州会贝勒，握手甚欢，并以为从此又可依恃清朝势力纵横海上。几天后，郑芝龙即被挟北去，从行500人皆被拘置别营，不得相见；到北京后，被授为精奇呢哈番，隶汉军正黄旗。

    由于郑芝龙降清，使南明在福建的抗清力量受到重大损失。郑芝龙长子郑成功自小学儒，深明春秋大义，以微弱兵力奋起抗清。他以民族大义为号召，以郑氏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依靠杰出的文韬武略，得到民众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最后实力超过了郑芝龙。

    这时候，郑芝龙成为清朝牵制郑成功的工具。明顺治九年（1652）十月，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命其作书招降郑成功。次年八月，郑芝龙差李德、周继武持手书到厦门，告诉郑成功：清廷已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并让以泉州一府之地安插兵将；要郑成功“移忠作孝”，归顺清朝。郑成功答道：自古大义灭亲，不能从命。顺治十一年六月，郑芝龙遣次子郑世忠随清使叶成格等，持四府（即泉、漳、惠、潮四府）安插兵将的敕命来闽，又劝郑成功归降，也无结果。清廷看到郑芝龙已无作用，于顺治十二年正月革郑芝龙封爵，收之入监。顺治十四年，郑芝龙及其眷属被流放到宁古塔；顺治十八年郑芝龙被杀，其子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等同时被诛。

    综上所述，明朝后期的海商冲破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发现台湾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得不到明朝政府的谅解，台湾地位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明朝末年，以颜思齐、郑芝龙为代表的海商对两岸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然而由于郑芝龙在政治上缺乏远见，难免以悲剧收场。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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