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的发明与纸书的出现

    无论中外，书籍大都是用纸张印制的。直到目前为止，纸张仍是印制图书的主要材料。因此纸张的发明是藏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提供了便于书写或印刷的材料，也便于收藏与管理。20世纪30年代以来，相继几次发掘出土了古纸，它们分别是西汉武帝、宣帝和东汉和帝时期的产物。据此，我们可以说，最早的纸张出自于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这些最初的纸张，质地粗糙，大都为麻类纤维所造，没有书写文字，这说明西汉时的纸张，还不能用做书写的材料。到了东汉，造纸工艺有了很大的进步，《后汉书·蔡伦传》记载：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又据《东观汉记》记载，蔡伦用树皮做谷纸，用鱼网做网纸，用麻做麻纸。蔡伦造纸经过很多工序。如用树皮造纸，要经过剥皮、沤烂、蒸煮、舂捣、漂白等工序，从而使纸张平整、光滑，适于书写。此后纸张使用和制造技术逐渐向西传播。公元2世纪西域一带开始使用纸张；5世纪中亚开始使用纸张；直到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唐朝与大食交战时，造纸技术才通过被俘的中国士兵中的造纸工人传给了阿拉伯人。后又经阿拉伯人，将造纸术传给了欧洲。公元1150年，西班牙人首先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造纸厂，这时距蔡伦造纸已有1000多年了。至于欧洲其他国家，造纸就更晚些，如法国1189年才出现了造纸作坊。之后，1276年在意大利、1391年在德国、1494年在英国、1564年在俄国，相继出现造纸作坊。

    由于纸的出现与改进，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形式从简、帛、纸并行逐渐走向以纸书为主。这个转变，可以从《三国志·魏文帝纪》的注里得到印证。注里讲到曹丕的作品《典论》和诗赋时说，他曾把其著作写成帛书与纸书二套，帛书赠给孙权，纸书给张昭。可见这时帛、纸并存。到了东晋末元兴三年（404）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楚。在他称帝后不过三四个月，就被刘裕赶出建康（今南京）。在这期间桓玄做了一件值得记载的大事，就是他下令废简用纸，诏令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初学记》卷二十一）从此以后，纸才取代了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过渡：公元二三世纪的纸张出土极少，出土以简牍为多。4世纪以后，简牍已不多见，主要是纸书了。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的现存最早的纸书——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就是公元4世纪的遗物。

    二、魏晋南北朝的藏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局变动较大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中西交通的发展，各个民族频繁地接触，加之佛教的兴盛，又推动了文化的进步。与此相应，便于书写的楷体逐渐取代了隶书，纸张作为书写材料也普遍起来。所有这些，都使藏书有了较快的发展。

    （一）魏晋的国家藏书

    东汉末，董卓进军洛阳，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又逼献帝迁都长安，皇家藏书要跟着搬运。因时局混乱，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所藏之书，散失很多。许多用缣帛写的书卷被军人用做车帷和口袋。余下来运往长安的图书简帛不过只有70余车。仅有的这些图书，在途中又丢失与损坏过半。运抵长安后不久，又遇战乱，使残存的皇家藏书丧失殆尽。

    曹操画像魏王曹操雄才大略，十分重视图书的收藏，他在征战中就注意收集图书。建安三年（198）曹军战败吕布，众官收集战利品，“唯袁涣取书数百卷”敬献曹操，深得曹操赞赏。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把袁绍的全部图书收归己有。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以后，御史大夫袁涣建议曹操收集天下图书。他“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裴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三国志·魏书·袁涣传》）。《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曹操询问蔡文姬过去家藏图书的情况，并准备派10名文吏帮助记录与整理。蔡文姬说，其父蔡邕有书4000多卷，她能诵忆的400余篇；并自己动手“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可见曹操是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工作的。

    咸熙二年（265），司马炎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西晋直接继承了魏的藏书，并注意收集天下图书。咸宁六年（280），晋灭吴时，王濬进建业（今南京）时，首先“收其图籍，封其府库”，运往洛阳。西晋除将原来魏、蜀、吴三国图书集中外，也获得各地不少献书，凉州刺史张寔（shí）就送不少经史图籍至洛阳。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西晋国家藏书分成四部：甲部为经部；乙部为诸子；丙部为史书；丁部为诗文集，共有29945卷。

    西晋后期，社会动荡，诸王相互残杀，文化遭到摧残。图书的损失比东汉末年还甚。公元317年，司马睿（ruì）建立东晋，设都于建康。他虽然注意收集散失的图书，但效果不大。东晋初，藏书只有3014卷，仅为西晋藏书的1/9。

    魏晋时国家藏书，私人可以借阅，这与两汉时期严格控制阅读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晋书·皇甫谧（mì）传》记载，西晋皇甫谧“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有人说他这样会损害身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曾上表给晋武帝，要求借书。武帝送了一车书给他，他虽卧病，依然披阅不怠。

    魏晋的图书管理机构，大体是继承了东汉的管理体制。曹操建秘书、中、外三阁为国家藏书处。设立了主管图书的官员秘书令（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校书郎等官职。担任过这些职务的有郑默、王象、薛夏、王肃等人。吴国孙权也努力搜集图书，建立了图书管理机构——东观。蜀国还任重臣郤（xì）正为秘书郎，吴国任华覈（hé）为东观令。

    晋袭魏制，国家藏书处有秘阁、兰台、崇文院，后又建石渠阁。晋惠帝司马衷恢复了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著作郎、佐著作郎等。当时图书分为经、子、史、集四部，晋武帝时为此设秘书郎四人各管一部。西晋的荀勖（xù）、东晋的李充都担任过秘书监。

    （二）南北朝的国家藏书

    南朝（420～589）包括宋、齐、梁、陈。与战乱不已的北方相比，南朝相对安定，也较重视文事。一方面，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随之将图书南移；另一方面，南朝统治者也注意收集图书，使图籍增加较快。

    宋武帝刘裕在任东晋大将军时就注意收集图书。元熙二年（420）刘裕称帝，接管了东晋全部藏书。据王俭编制的目录，宋的藏书在元徽元年（473）为15704卷。南齐时，在齐武帝萧赜（zé）永明年间（483～493），图书增加到了18010卷。梁武帝萧衍即位不久，下诏向民间收书，使国家藏书迅速增加，仅宫内文德殿就藏图书23106卷之多。梁武帝之子元帝萧绎（yì）酷爱书籍，多次收、抄、买书，遂使秘府藏书达10万多卷，为梁朝藏书之冠。

    梁朝图书曾遭两次焚毁。中大同二年（547），梁武帝慰问东魏降将侯景部队时失火，使建康城内“东宫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在此之后的第二年，侯景举兵攻占建康，逼死梁武帝。梁武帝的儿子湘东王梁绎平定了侯景之乱，在江陵（今湖北江陵）称帝，为梁元帝。元帝收罗文德殿及建康各处藏书，共有七万多卷，移至江陵。又从私人藏书者征购与缮抄所缺图书，使梁朝图籍得以恢复。承圣三年十一月末（555年1月），北朝西魏军攻占江陵。梁元帝投降被杀。在投降前，他感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在悲郁中下令侍从高善宝把梁朝所聚古今图书14万卷付之一炬。这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又一次巨大损失！

    南朝宋、齐、梁、陈四朝都设有秘阁典藏图书。梁朝由于图书较多，便采取分类收藏，佛教经籍收藏在华林园；经、史杂书放在秘阁；其他则藏在文德殿中。梁朝已注意到复本书的问题，他们将复本书藏在其他地方。

    南朝图书管理机构基本上由秘书省主持管理，设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著作郎等官职。这个时期门阀制度极为盛行，士族子弟多慕高官清职，所以秘书省的这些官职多为他们所担任。如谢灵运（385～433）、王俭（452～489）、任昉（460～508）曾经分别任宋、齐、梁各朝主管图书的官员。

    在北方，至北魏统一之前，为十六国割据时期。由于连年战争，藏书事业根本提不到日程上。个别统治者虽想收集图书，但因时局混乱，收效甚微。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延五年（439）统一北方。在北魏之后，北方相继出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连同北魏，共为五个朝代，是谓北朝。由于北魏注意吸收汉文化，道武帝、献文帝和孝文帝相继三次发起访书、征书活动。特别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改革，推行汉化。于太和十九年（495）下令“求天下遗书，秘书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偿”（《魏书·孝文帝纪》）。为了准确地搞清北魏缺书情况，他派人编制了一部《魏阙书目录》，按籍索书，并到南朝的齐朝借书令人缮抄，使秘府图书逐渐充实。北魏末年，尔朱荣叛乱，国家藏书又大批散失。之后国家分裂为东魏与西魏，接着东、西两魏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北齐国家藏书不过万卷，北周仅有5000卷而已。

    在魏晋南北朝的300多年里，国家分裂动荡，战乱不已，王朝更迭频繁。政局稍一稳定，国家便征集图书；一有战乱，图书就遭受损失。因此，这一时期国家藏书形成旋聚旋失的局面。

    （三）魏晋南北朝的私人藏书

    由于纸张的出现，书籍便于缮写与保存，所以私家藏书见于记载的比两汉为多。三国时期曹魏时哲学家王弼（226～249）藏书多达万卷，并著有《老子注》、《周易注》等书，为魏晋玄学的开创人物。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177～217）是一位著名藏书家，曾经得到蔡邕数千卷的赠书。蜀国最著名的藏书家是向朗，他“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西晋最为著名的藏书家是张华（232～300），《晋书·张华传》说他在搬家时“载书三十乘”。并说他“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文史溢于几箧”。在张华的藏书中，有不少“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以致秘书监选定国家藏书时不得不靠张华藏书的一些版本来校正。另外，《晋书·范平传》载，西晋的范蔚有书7000余卷，常有远近百余名读者前来他家看书，范蔚非常热情好客，还为他们准备饭食。南朝的国家藏书因政局动荡，损失很大，但私人藏书却受影响较少，以致出现了一些藏书达万卷的藏书家。如梁武帝萧衍的女婿张缵聚书数万卷，恐怕是当时最大的藏书家了。陆澄藏书也很多，《南史·张率传》记载“澄有书万余卷”，张率与其子陆少玄友善，常去陆家去阅读其书。《南史·陆澄传》说时人开玩笑称陆澄为“书橱”。他家多藏世之佚书，为人所罕见。另一著名藏书家为南齐的崔慰祖，在《南史·崔慰祖传》中记载他“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假借，日数十，亲自取与，未尝为辞。”此外，王僧孺、张缅、沈约、任昉也都是当时有较多藏书的藏书家。

    北朝的私人藏书比南朝少，范围也有限。颜之推、辛术、司马子端、李谧等都有较多的藏书。辛术不但雇人抄录自己没有的图书，而且还派人到淮南收集南朝的佳本，故使他的藏书突破万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社会动荡，连年战争，但不少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原因有二：第一，纸张产生，抄录书籍成风，遂使孤本书得有复本。史书记载了不少学者矢志抄书的感人事迹。南朝梁朝的袁峻早年丧失父母，家贫无书，但勤奋，好学，常向人借书手抄，每日抄15纸，纸数不足则不休止。《南史·沈麟士传》载，南齐人沈麟士，家贫，以织竹帘为生，常借书以背诵，织帘、诵书，口手不息。后隐居，讲经读书。其间，他的藏书被烧，他虽年逾八十，仍然抄书，矢志不渝，几年后，“卷满数十箧”。我国的许多古代典籍就是在众多的好学之士的尽力抄录之下才得以保存的。第二，不少藏书者十分珍视图书，注意珍藏，嗜书如命，遂使典籍保存完整。《南史·丘巨源传》记载，虞和家贫屋漏，恐怕雨水打湿了图书，便打开被子，将书盖上，结果“书获全而被大湿”。

    三、图书的分类与编目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了10余次国家校书。魏时的校书工作由秘书郎郑默负责，最后形成了国家书目——《中经》，此书现已遗失了。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派著名学者荀勖主持图书整理工作，他编有《中经新簿》，把当时中国图书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分别代表着经、子、史、集。《隋书·经籍志》总序称：

    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隋唐以后范围扩大，包括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四部分类法。很可能郑默的《中经》就是这样划分的，但它已不存世，无法确证了。值得提出的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中，把书分成六大类，历史类的图书只是放在六艺略的春秋小类当中，而荀勖把丙部确定为历史类并独立出来。这个改进并不是荀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反映了当时图书发展的现状。魏晋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史书，不仅有古代编年体的史书（如《春秋》），还有了纪传体的史书（如《史记》、《汉书》等），更有记载帝王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以及族谱、方志之类的史书，因而荀勖便把历史类变成一个大类独立了出来。

    东晋穆帝派李充去整理图书。《晋书·李充传》称：“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李充对东晋初年晋元帝征集各地的图书加以整理，编成《晋元帝四部目录》。这个目录仍本着西晋荀勖《中经新簿》的分类思想，把目录分成甲、乙、丙、丁四部，但却改变了荀勖乙为子部、丙为史部的次序，而以经、史、子、集为序。李充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从东晋起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图书编目的主要分类法。

    四、汲冢书的发现与整理

    晋武帝咸宁五年《晋书·武帝纪》作咸宁五年，《晋书·束皙传》作太康二年，而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作太康元年。（279），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盗发了战国魏襄王墓，其中有大批散乱的先秦竹简，晋政府将这些竹简装了数十车运往洛阳，竹简计有10余万字，均为科斗古文书体的一种，也称科斗篆，是战国时期通行于六国的文字。由于这些竹简是在汲郡墓中出土的，故称汲冢书。

    晋武帝司马炎对此十分重视，令荀勖与和峤加以整理。他们整理的办法是用相当于原简长度（约二尺余）的黄纸抄写竹简上的文字，这样容易发现与纠正错简，也可大致看出残简缺漏的字数，缺漏的字用□□代替。为了辨认文字，他们把简上的文字与洛阳学宫前用古文、篆字与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的《正始石经》核对，最后用晋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成书。经他们整理，汲冢书为15部87卷，并收入荀勖所编的《中经新簿》，划入丁部。

    晋惠帝时，秘书监挚虞精心校读汲冢书，编定官书一部。秘书丞卫恒从文字学角度研究汲冢书，由于战乱，卫恒被杀，未竟之业由好友束皙完成。束皙对汲冢书重新划分编定为16种75篇，与荀勖的分卷和篇名有所不同。汲冢书对一些史事的记载与已有的一些史书不同，对了解与研究历史很有意义。从汲冢书中整理出的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汲冢琐经》等书，丰富了我们的古代典籍，但遗憾的是除《穆天子传》外，其余各书，后又散失，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辑本了。

    五、各类书目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不仅有了综合性藏书目录，还有了专业性藏书目录。

    如前所述，荀勖的《中经新簿》是反映西晋藏书的综合性总书目，他的著录方法是只登录书名、卷数、作者，并加以简要说明。在简要说明中，他未像刘向父子那样对图书内容加以叙述和评论，但是记载了图书的存亡情况，这种目录对后代考查、辨伪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典籍丰富的文明古国是非常有用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私人编制的目录。最著名的私人编目是南朝刘宋王俭的《七志》和梁朝阮孝绪的《七录》。《七志》改刘歆《七略》六分法为七分法，即将各类中的图谱集中在一起构成第七类图谱。它开创了我国私人编目活动。阮孝绪则是梁朝的“处士”，他在过去目录的基础上编制了《七录》。《七录》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技；外篇有仙道、佛法。共收书6188种，44521卷。这个目录现已佚亡，只能从《广弘明集·七录序》及其他记载中了解一二。阮孝绪编制目录时很穷，住在寺庙里。他对“遗文隐记，颇好搜集”，使天下遗书和以前未见之书能在他的《七录》中看到。他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甚为感人。以致有一个叫刘杳的人得知阮孝绪在整理目录，便主动把自己收集的材料送给了他。

    这时编的专业书目，主要是佛经和道藏总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著大量问世。在此情况下，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高僧道安编制了中国第一部通录古今的佛经分类总录——《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道安之前的佛经目录，只列经名，不著录名类与年代。这个目录则根据当时流传的佛经分门别类，并标明年代与译者，便于辨别和整理。《高僧传·释道安传》说“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鉴别）品（评定）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不过这个《安录》早已佚失，原来的题目不详，《综理众经目录》只不过是后人给定的名字。梁朝的僧祐见过道安的目录，他的《出三藏记集》中的第二部分“经论本录”就是在吸收道安目录的基础上增补、扩大而成的。因此，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成为现在保存下来的最古的佛经总目。这个时期还产生了我国第一部佛家人物传记——梁朝慧皎撰的《高僧传》，收录了自东汉至梁450余名著名僧人传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也有很大的发展，道教书籍很多，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道士陆修静编制了道藏的第一个总目录——《灵宝经目》，包括经书、药方、咒、符、图等目录，总共222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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