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铅印技术的传入和书籍形式的变化
整套汉文铅字是英国人台约尔于1838年在新加坡首先制成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运抵香港使用，道光二十四年（1844）美国人谷玄（R.Cole）在澳门设花华圣经书房，利用台约尔的这套铅字印制中文圣经。次年，该书房迁至宁波改名华美书馆，并于咸丰九年（1859）迁至上海。该馆美国技师姜别利（William Gamble）改革汉文活字规格，定出七种标准，发明电镀汉文字模，提高了印刷质量。
与此相比较，我国固有的雕版印刷已逐渐不能适应当时中国知识界宣传和学习的需求。这样，西方印刷技术便陆续被采用了。最初铅印的书籍和杂志，在形式上仍完全模仿雕版书籍的传统模式，版面格式都与雕版印刷书完全一样，栏、界、中缝齐全，双页单面印刷；甚至装订也是线装。光绪五年（1879）英人克拉科（J.D.Clack，1840～1922）在上海开始用煤气引擎轮转印刷机，使铅印效率极大地提高，成为书刊的主要印刷方法。至于文字的排法，当时基本上沿用中国人的习惯做法，采取竖排。碰到数学公式版面需要横排时才出现了横排本，后来除包含数学公式的数理化一类的书籍一律横排外，直至1949年前，中国图书基本采取竖排形式。
随着铅印的普及，西方新闻纸和铜板纸的传入，出现了单页两面印刷的书籍，这种印刷方法，既能节省纸张，又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一印刷方法很快就普及了。由于版式的更动，传统的线装已不能适应这一变革，于是就采用了西式装订方法（即今天所谓的精装和平装）。正如李文祺在《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一文中所说，“晚近印刷大昌，所有书籍均趋重于所谓铅印，除刊版书籍尚需线装外，余则半皆改为包背装矣。其包背装之精者，则用厚纸面敷以皮或布，或烫金字，或印黑字，俗称为精装。次者不用厚纸面，仅以各式之书皮纸，或印就之封皮，作背装，俗呼之为‘平装’。”
最初，铅字印刷所大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铅印书籍多为宗教宣传品，如圣经、教义问答及各类劝善书，也有教会学校的书籍。其中多以美商美华和英商墨海书馆印刷最盛。光绪二十三年（1897）我国出版印刷业的巨擘——商务印书馆创立，继而成为外商印刷业竞争的对手。商务印书馆最初专营印刷，主要印制商用广告、账簿之类的用品，故名商务。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开始出版图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编辑教科书、杂志，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1902年创建的文明书局也有自己的印刷所（文明书局创立不久与中华书局合并）。中国新的出版印刷机构的创立，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的创立，逐渐取代外国人的书馆。例如美华书馆从1845年开始营业，前后50年，共出版图书40万册，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建立，该馆业务渐衰。
20世纪初，机械化印刷机构已在我国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各大城市纷纷创立，逐渐成为印刷业中的主流，从而为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二、清末民初文化教育的发展
康有为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国人目睹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西方的强盛，力图变革图强，主张“救国保种”。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思潮与主张：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梁启超以建立新式工业的方式挽救中国；维新派力主变法革新，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上取消八股取士，设学堂，办报纸，发展资本主义文化；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主张都不奏效后，出现了革命派，他们主张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伴随着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潮的迭起，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西书译介、近代报纸的出现、全国教育的发展三个方面。
（一）西方书籍的翻译与介绍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翻译西方书籍，对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沟通中西文化，打破封建桎梏，宣传新思想，有重要意义。从16世纪以来，先后有80多位各国传教士翻译过400多种著述，他们的翻译多为宗教图书。随着19世纪西方对华侵略的加强，我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类图书和哲学、政治、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图书也开始翻译与介绍。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开始在广州组织人员翻译西方书刊。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同治三年（1864）广州设广方言馆，既培养外语人才，也从事翻译活动。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专门从事译书工作。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律例》，由京师同文馆出版，是我国出版最早的国际公法。京师同文馆主要是培养外语人才，翻译并不多。林则徐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其间40多年只译出46部著作。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成绩斐然。据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其间译书178种。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译著主要是工艺、武器、船舶和自然科学，也有少量的史地、法律、医学图书，其中不乏著名的科学著作。如10卷本的《几何原本》、侯失勒的《谈天》等。
光绪十三年（1887）由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光绪十八年（1892）改名为广学会，为基督教新教在华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主张“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大量出版基督教和西学读物。
在翻译西学方面最有名的当属严复。严复先后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其中《天演论》的主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极大地震动了全国同胞。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总结出至今还为翻译界所遵循的信、达、雅原则。
除此之外，文艺小说的翻译也得风气之先，颇受欢迎，英、法、美、俄等许多国家的名著相继翻译出版。其中1895年译出的小仲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和1901年由林纾、魏易合译的《黑奴呼天录》（即美国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译本的出版，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林纾翻译的小说，依靠他人口述，用文言文写成。语言流畅、生动，颇具影响。仅他署名出版的就有167种，对我国读者全方位地介绍和了解西方是很有益处的。
（二）近代报刊的出现
有人说我国古代的“邸报”和“辕门抄”之类，就是近代报刊的先声，然而就其内容的深度、广度，就其版面形式、刊载方式和出版周期等方面来说，二者还有相当差异。
近代中国的报刊，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国人在华办的中外文报刊；另一类则是国人自己办的中文报刊。
外国在华最早出版的外文报纸是道光二年—四年（1822～1824）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出版的《蜜蜂华报》（A.Abelha d Chine）。在华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是1827年发行的《广东记录》（Canton Register）。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广的英文报纸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它创刊于1850年，原名为《北华捷报周刊》（North China Herald Weekly），1863年改名并变成日报的，直到1951年才停刊。至于德、法、俄、日各国在华都有外文报刊出版。
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中文报刊为数不少，咸丰七年（1857）英人韦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最早在上海采用汉字铅印的中文杂志是《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月刊。咸丰十一年（1861）英文《字林西报》出版了中文副刊《上海新报》。同治七年（1868）中文周刊《中国教会新报》（即《万国公报》）创刊。最著名的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当属同治十一年（1872）英人美查（Ernest Major，？～1908）创办的中文报纸《申报》，同年申报馆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文艺月刊《瀛寰琐记》和聚珍版丛书。光绪二年（1876）又出版了通俗版增刊《民报》，光绪十年（1884）还出版了我国最早的画刊《瀛寰画刊》以及儿童刊物《小孩月刊》。国人自办的中文报刊，以咸丰八年（1858）伍廷芳在香港创刊的《中外新报》最早，在内地则以同治十一年（1872）广州创办的《羊城采新实录》、次年在汉口由艾小梅主编的《昭文新港》及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港办的《循环日报》三家为最先。此后《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苏报》等报纸都很有影响。国人办的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儿童杂志》等最具影响。
（三）新式学堂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最早的新式学堂为外国传教士所创建。从1842年英人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港起，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宁波、上海、福州、北京、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天津、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杭州等地设立了教会学校。从道光七年至民国元年（1827～1912），基督教在华的学校，学生从5975人增至1912年的138937人。到光绪十六年（1890）出版课本84种、地图图表50幅，销售三万多份。
这时，国人创办的新式学堂也开始出现。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基本分成两个阶段：前期（指19世纪）是洋务教育时期，主要开办了外国语学堂（即同文馆）、军事学堂（水师学堂）和技术学堂（机器学堂、电报学堂）等三类；后期（即维新运动及其以后的时期），主要针对当时的书院和科举采取了措施。1904年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并以法令形式在全国推行。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民国元年（1912）全国学校由719所增到87272所，增加了121倍。学生由6943人增至2933387人，增加422倍。与此相应，1906年7月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的初等小学暂用书目102种，主要由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1912年高梦旦、庄俞、谭廉等人编纂中小学和师范各种用书，经教育部审定，各校纷纷采用，为民国第一套完备的教科书。
三、清末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中国古代官私藏书，总的看来，是供少数人阅读使用的，这一状况同专制时代文化事业为少数人掌握是相适应的。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维新变法时，维新派主张启迪民智，提倡新学，仿效西方国家，设立公共图书馆，允许公众借阅。并要求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外，收藏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
20世纪初，清政府被迫实行所谓新政，诸如废科举，办学校，设立公共图书馆等皆为其中措施。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浙江藏书楼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式开放。紧接着湖北、福建、湖南三省图书馆在次年开放。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在日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苏国学图书馆建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天津建立了直隶省图书馆（5月），在沈阳建立了奉天省城图书馆（9月）。宣统元年（1909）建立了陕西、云南、河南、山东、广西、吉林、黑龙江、直隶（保定）等省馆以及京师图书馆。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各省市建立了近20个图书馆，使我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辛亥革命后，1912年广东省图书馆、1913年安徽省省立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先后成立。随后各省都陆续建立了省立图书馆。甘肃1916年成立省立兰州图书馆，山西1920年成立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江西1920年成立江西省公立图书馆，绥远1926年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成立绥远省立图书馆，新疆1930年成立新疆省图书馆，宁夏1934年成立宁夏省立图书馆，青海1935年成立青海省图书馆，上海1936年建立上海市立图书馆，贵州1937年创建贵州省立图书馆，四川1940年成立四川省立图书馆，西康1941年成立西康省图书馆，台湾1946年4月成立台湾省图书馆，热河1941年成立热河省图书馆，察哈尔1947年成立察哈尔省图书馆。与此同时，1933年和1943年在南京和兰州分别成立了两个国立图书馆：一个是国立中央图书馆，另一个是国立兰州图书馆。中央图书馆1936年9月开放阅览。次年7月抗战爆发，该馆迁至重庆。1941年1月建成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抗战胜利后，重庆分馆将中西文普通图书与设备全部移交重庆罗斯福图书馆。1946年5月中央图书馆迁回南京，1949年改称南京图书馆。国立兰州图书馆于1944年7月开放，1945年4月停办，图书设备交西北师院代为保管。1946年9月又奉命恢复，1949年8月改名为西北人民图书馆。
此外有些省、市还在不同地区建立了若干个省立图书馆和市立通俗图书馆，它们依次是：南京通俗图书馆（1927）、天津市图书馆（1929）、天津市七个通俗图书馆（1929）、重庆市通俗图书馆、广西省立南宁市图书馆（1931）、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1932）、云南省立昆明市图书馆（1936）、江西省立九江图书馆（1939）。至1947年12月底我国共有国立图书馆三个，28个省共有省立图书馆34个，市立图书馆19个。
在各省普遍建立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上，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省份，开始建立县级图书馆。据1925年统计，全国公共图书馆共有259个，除了省级图书馆、市级图书馆外，其余大部分为县级图书馆。其中东南沿海各省图书馆数量较多，东南沿海地区，以江苏最发达。江苏省当时有56个县级图书馆，苏州、南通、无锡等地县立图书馆规模较大，以南通县图书馆为例，其藏书超过10万卷，大小馆舍达67间房屋，可谓县级图书馆之最。1935年普通图书馆903个。1936年增至1502个。应该说，清末和民国时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四、各种类型图书馆的普及
随着公共图书馆的普遍建立，其他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也开始创办，我国图书馆进入普及时期。
学校图书馆是仅次于公共图书馆的专门性藏书机构。
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创立，其章程第一章第六节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宏，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书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煦分别提取各省官书局或购买民间旧书、时务新书以及外文图书，归入藏书楼，正式建立京师大学堂图书馆。
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创立之后，各省相继模仿，公私大学图书馆的建立，如雨后春笋，十分迅速。清华学校图书馆于1911年成立，北京高师图书馆于1917年成立，厦门大学图书馆于1921年成立，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于1928年成立。1931年全国大学和学院约70所，还有专科学校30所，普遍建立了图书馆。当然各馆收藏图书数量不等，参差不齐，收藏20万册以上的有北大等三校图书馆，藏书在10万～20万册的有东南大学等六所图书馆，五万册以下的36所，一万册以下的13所。
教会大学图书馆虽为数不多，但注意图书管理工作，以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校的图书馆比较有名。
根据1933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全国中学图书馆1927年统计有92所，有些馆的藏书无论质量和数量皆属上乘，其中上海南洋中学、澄衷中学、浦东中学，北京的潞河中学、汇文中学，厦门的集美学校，天津南开中学等学校的图书馆，藏书量较多。这些图书馆馆藏各有其特点，如南洋中学的方志、潞河中学的中西善本等。而集美学校1933年馆藏达42917册图书，甚至比某些大专学校都多。
除了学校图书馆外，其他的专业图书馆也有发展，很多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新闻出版部门，都建立了很有实力的图书馆。如当时外交部、交通部的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平政治学会图书馆，浙江、江苏等省教育会图书馆，上海总商会图书馆，盛京时报馆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中华书局图书馆等，藏书都很多。这些图书馆有其特殊的馆藏要求，形成各自的馆藏特点，是不可小视的著名藏书机构。其中最有名气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根据商务印书馆的工作需要，东方图书馆古今新旧图书都收。东方图书馆是以1904年张元济创建的涵芬楼为基础扩大而成的。涵芬楼建立后，张元济不惜巨资广收善本秘籍，先后购置了江南几大藏书家的藏书，加上张氏刻意搜求，使涵芬楼在1932年遭战火之前，所藏善本已达50000册，其中宋本129种，元本179种，稿本718种，抄本460种，名人批校本达288种，所藏宋元刻本超过了黄丕烈，在近代私藏中无与伦比。1924年商务印书馆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层馆舍，决定将涵芬楼改名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1926年5月2日启用。该馆除收藏原涵芬楼的古籍外，1931年藏书总数为502765册，其中有中文图书398765册。善本3745种35083册，除5370册存于金城银行保险库中外，其余在新楼三层仍称涵芬楼的善本陈列室保存。西文图书约八万册，还有大量的日文书、教科书、地图、挂图、碑帖、报纸、杂志等。该馆聘王云五为馆长，另设副馆长和总务、中文、西文、流通、研究等部主任各一人。1926年开馆后，公开阅览，为社会服务。1928年还增设了儿童图书馆。读者只须交纳保证金后即可凭证阅览，并可借书出馆，1930年阅览人数大约36800人次，外借图书45517册。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是1925年成立的，1924年11月，冯玉祥所辖国民军将溥仪驱逐出宫，为此设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的物品进行清点。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下设古物与图书两馆。图书馆又分图书和文献两部。选定故宫外西路寿安宫为图书馆馆址，南三所为文献部馆址。图书部是以故宫原有藏书为基础加以整理而成；文献部则是明清档案馆。图书之中除文渊阁四库全书保存原处未动外，主要将散藏于故宫各处的图书集中于寿安宫，加以编目整理，分类移入各库。除汉文书外，还有满文图书362种12843册，其中有许多海内外罕见的图书，如《御制五体清文鉴》等就是其中一例。馆藏图书据1936年统计，总计有70705种331293册。藏书中有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其他善本1062部11150册，宋刻本5部854册，元刻本80部765册，写本184部1288册，殿本书808部35096册。经部1052部13293册，史部1316部28261册，子部1543种36877册，集部1951种27268册。
五、从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化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生质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步进行的，其主要表现为：
（一）从保存典籍的藏书楼向图书为大众使用的图书馆
转变清末一批仁人志士，在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之后，提出改革我国文化教育的主张。早期的如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都反映出利用公共图书馆启迪民智、洗涤人心、振兴中华的愿望。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在保存典籍传播文化方面起了它的作用。但古代藏书楼往往要求采集善本、孤本，束之于高阁，藏之于石渠，独占性与封闭性是古代藏书楼的特点。古代官藏虽富，布衣百姓无法窥见，只有少数士大夫使用，而公共图书楼的性质就在于普及国民教育，适应人民需要。浙江绍兴徐树兰（1837～1902）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就是这一转化的典型。在该楼《恳请奏咨主案文》中明确该藏书楼是“以备阖邦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之辅翼”。主张存古、开新。在这思想指导下把藏书按“学部”、“政部”分类，包括经史子集、声光电化各学之书和各种图画、学报、日报等馆藏七万余卷，提供读者阅览。
（二）藏书结构的变化
古代藏书楼入藏多以古籍为主，多以善本、孤本称奇，近代图书馆的馆藏则因图书馆的性质、任务不同其收藏也有所不同；或者依出版物内容、类型的不同及读者需要而有所侧重。例如像国家图书馆这样的国家级图书馆，由于是国家总书库，中文书刊要求收齐收全；又如1917年成立的天津儿童图书馆，1922年开办的上海商业图书馆都是向社会开放的，但又根据各自图书馆的性质任务收藏符合自己馆藏特点的图书。综合性大学图书馆，除一般新书外，配合学生吸收新知识的需要，尤其重视中外杂志的收藏，为开拓知识，增广见闻，裨益良多。
（三）管理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
由于社会的发展，印刷技术的改进，图书出版、印刷出现了一个飞跃，出版物大大增加。面对着大量出版物，图书馆管理必须规范化、科学化。由于新学、西学的引进和图书的出版，中国原有的四库分类已无法准确地反映书籍的类型，于是在图书分类上打破中国从西晋荀勖开创并经东晋李充修订而成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采用了多元分类的方法，即旧书和古籍仍用四库分类；新书依照学科分类，或是在经、史、子、集、丛书的基础上增加文、法、理、医、实业、杂志几个类目，后发展为中国人自己的分类法，如刘国钧、杜定友等的分类法。他们的分类法均以现代科学分类为基础，注明图书的著者、出版者、出版地、出版时间、版次、开本等内容，为图书管理和读者借阅提供了方便。1908年上海亚洲文化会中国支会图书馆，第一个使用卡片目录，方便了读者检索。各图书馆根据读者需要，逐步开展了开架阅览、图书外借、馆际互借等工作。
（四）读者层面的转化
古代社会的藏书楼，读者多为官吏、士大夫，近代图书馆建立后，其读者对象是全方位的，面向不同行业的男女老少读者。这一点在各地建立的通俗图书馆尤为明显。
六、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是中国的国家图书馆，是一座历史悠久、典藏丰富、闻名于世的文化宝库。它是1909年4月24日，张之洞奏请清廷筹建的。辛亥革命后由北京政府接管，并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称为京师图书馆。1917年确定为国家图书馆，接受国内出版物的缴送本。1928年7月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8月，隶属于中美庚款基金会的北海图书馆与隶属于北京北海之滨的文津街七号，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主楼建成于1931年，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教育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名称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由于原北平图书馆古籍善本多，北海图书馆外文洋书多，二者的合并，使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藏中外古今图书极大丰富起来。1931年建成的文津街馆舍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1933年南京中央图书馆成立，两个国立图书馆并存。北京图书馆的历届馆长，大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马叙伦、袁同礼、丁西林、刘季平、任继愈等。1987年北京白石桥新馆建成，占地7.42公顷，建筑馆藏为14万平方米，连同文津街分馆，共计17万平方米，目前馆藏居世界各大图书馆的第五位，亚洲图书馆的第一位。
北京图书馆自创办以来，作为国家图书馆在保存中国文化典籍、传播知识信息、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推动全国图书馆普及与发展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任何图书馆不能比拟的。
北京图书馆是世界上保存中国古籍最多的图书馆，馆藏古籍线装1633658册，藏有中外善本316955册，其中包括时间最早的北魏太安四年（458）的敦煌写经和数量可观的宋、金、元刻本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宝贵文献。
北京图书馆创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在我国启迪民智、革新图强、引进先进的理论学说和科学技术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今为止，外文书刊共有8368337册，为国内之最。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大师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北京图书馆密切地联系着，因而北图所选购的图书多为精品，反映了该时期学术和科学发展的脉络，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北京图书馆藏书总量，截止1995年已达到1959万册（件），辟有30余个阅览室，拥有3000多个阅览座位，日平均接待7000余人次。1995年全年共接待读者1443283人次，阅读书刊5228978册，外借书刊191376册。现在，它正在向现代化过渡，我们相信它将以新的姿态迎接更多的中外读者，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七、民国时期图书馆机构与管理
清末，图书馆的行政管理隶属于中央主管教育的机构——学部。
学部设大臣，下设左右丞，管理图书馆事项。清政府又在各省设提学使司，作为新式省一级的教育行政机关，上面受中央的学部和本省督抚领导。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公所下分六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图书课、会计课。各省图书馆统一归图书课领导。京师图书馆归学部领导。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次年临时政府成立。图书馆行政管理隶属于教育部。1914年7月颁布“教育部官制”，其中规定总务厅负责“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修建事项”。社会教育司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和“各种通俗博物馆、通俗图书馆事项”（见《第一次教育年鉴·甲编·教育总述》）。1918年12月《教育部分科规程》中，规定总务厅下属庶务科负责“本部所辖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修建事项”和“调查公立私立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设置”事项；社会教育司下属第一科（图书博物科）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项”。第二科（通俗科）负责“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事项”。正是根据这个规定，民国初期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对京师图书馆选址、调书等事项，才由周树人（当时为第一科科长）负责办理。
1928年6月颁布的《修正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取消各省教育厅，把全国划成若干个大学区，负责管理各地教育、学术机关。规定大学院直接管理国立学术机关，其中包括国立图书馆。各大学区设立教育处，负责公立图书馆事务。大学区取消后，恢复省教育厅制，规定教育厅第三科（即社会教育科）负责图书馆、博物馆事项，县教育局条例中，规定教育局负责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事业。
关于图书馆内各级机构的设置及职能范围，在1939年公布的《修正图书馆规程》及《图书馆工作大纲》里都有详细规定。一般说来有行政部门：负责处理文书、会计、庶务等事项；采编部门：负责选购、征集、分类编目等；阅览部门：负责庋（ɡuǐ）藏、流通；特藏部：负责善本、舆图、地方文献；参考研究：负责咨询、研究、辅导等。
总之，所谓隶属关系，就是归谁管理，归谁领导，谁拨经费的问题。
民国时期图书馆虽然发展很快，但经费不足，管理落后，始终是困扰着图书馆发展的关键环节。有人指出，当时政府用于教育的经费极少，用于社会教育者甚微，而社会教育中用于图书费者则更微乎其微。据四川省教育厅调查，1935年全省有图书馆138所，藏书共93万册，当年经费91182.6元，平均各馆为660.7元。青海省图书馆经费为1800元，西康省馆仅有260元。浙江金华县立孝顺民教馆图书经费竟少到16元。该馆藏书102册，且所藏多系从前书院旧物，多为不合时代需要之古书。
大学图书馆较之公共图书馆经费稍为宽裕一些，1931年教育部视察北平各校后，不得不承认“设备非常缺乏，图书馆大半有名无实，经费方面，薪金往往占预算8/10以上，而设备费则在1/10以下”。北京大学每年图书馆经费7.5万元，除工资外，其余图书设备行政费用仅有1.5万元，1933年交通大学图书馆年购书费为2.4万元，同济大学只有1.6万元，由此可见一斑！
八、民国时期的藏书
民国时期的藏书，大致可分成四种：一是清代及清以前遗留下的线装书；二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图书；三是国内出版及进口的外文书刊；四是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报纸。
中国的古籍有多少？民国时期没有统计过，但我们可以大致有根据地估计一下。这个根据是：一是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其子目共收38891种；二是根据孙殿起编的《贩书偶记》，该书收录清人非丛书的单刻本约有10000种；三是根据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所收录的山川、地理类的古籍共有7413种；四是根据20世纪90年代新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它记载了中国大陆各大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善本的经、史、子、集、丛书五类共55908种；五是根据中国古籍收藏最多的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古籍线装的刻本、写本、抄本、善本大约有30万种，其中同一内容而不同的版本就约有20万种之多。当然线装版本与现代版本的含义有所不同，只要刻本年代、地点、颜色、字体、装订、批注、序跋略有不同就视为不同版本，这样就造成同一内容版本不同的书很多。加上港、台收藏的古籍，可以大概地说，我们的古籍约不超过八九万种。这个估计虽不十分精确，但却有相当的根据。
民国时期出版了多少中文平装和精装图书，民国时期没有一个完整的出版目录，只有1935年11月出版、由平心编辑的《生活全国总书目》可供参考。《生活全国总书目》收录了从1911年至当时全国出版的图书20000种，作者是从全国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各大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私人藏书汇集而成。这也是民国时期收录最多的记载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书目，其中杨家骆所编《民国以来出版新书总目提要》（1936年5月由南京辞典馆出版）书目收书较多，该书也是收录从1911年以来出版的图书，但只收了8553种，与《生活全国总书目》相比，收书数量差距很大。再从出版社角度来看，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全国最大的两家出版社。根据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在《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总计》中记载，该馆在1911～1950年6月共出版图书26016册。据1987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总目》（1912～1949）记载，该局在此期间共出版图书5700种。
最为可靠的还是1978～1992年由北京图书馆编定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该书是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的馆藏为主要依据，将1911～1949年10月国内出版的中文图书编成一个总书目，该书目共分18类20个分册，总计收录124040种。
宗教4617种占3.72%
社会科学总论3526种占2.84%
政治法律19065种占15.36%
军事5563种占4.48%
经济16034种占12.92%
文化1585种占1.27%
教育体育14324种占11.53%
语言文字3861种占3.11%
文学21023种占16.85%
艺术2825种占2.28%
历史地理12029种占8.77%
自然科学3865种占3.12%
医药卫生3859种占3.11%
农业2455种占1.98%
工业2760种占2.23%
交通720种占0.85%
综合性图书3479种占2.80%
民国时期，上海是全国出版的中心，根据夏衍回忆，“上海在文化出版方面，不啻是全国的‘半壁江山’，而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见夏衍：《新的跋涉》，载1994年4月27日《文汇报》。其次是北京学府林立、学者云集，出版物之多仅次于上海。重庆则是抗战时的陪都，战时出版物先以桂林为枢纽，后以重庆为中心。《总书目》以国图、上图和重图的馆藏为主要依据，看来这个估计是差不多的。
民国时期中文期刊杂志有多少，国家图书馆联合目录组在1961年编成的《全国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共收全国50个馆的期刊19115种。该书出版后，又发现还有不少期刊没有收录进来，遂在80年代进行补编，补编收录16410种，这些都是过去联合目录中没有编入的期刊，二者共有35525种，其中清代末期约有几百种，多也不过千种。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期刊至少有34000～35000种左右。现在期刊馆藏最多的单位，依次为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民国时期中国版图内出版的中文报纸有多少，也很难查到准确数目。根据国家图书馆1981年编辑出版的馆藏报纸目录共收录中国境内出版的民国时期中文报纸1813种，这个数字应视为一个根据，就是说民国时期的中文报纸至少有这么多，实际数量可能比这一数字多一些。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收藏报纸在国内最多。
至于民国时期国内出版和国外进口的外文书刊有多少，始终未有一个可靠的数字，但是从1929年北海图书馆并入北平图书馆之后，北平图书馆的外文书在全国图书馆中所藏最多，至今国家图书馆的外文书刊总计8368337册，居全国第一。其中外文图书2711386册，外文期刊共有5656951合订册。由于国内很难找到一个完整准确的数字，故不再赘述。
就全国来说，1936年以前，图书馆事业是处在发展上升的阶段，据统计，1929年全国图书馆总计为1131个，1930年全国共有图书馆1428个，1931年为1620个，1935年为2935个，1936年增至最高峰为5196个（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抗日战争中图书馆事业破坏严重，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46年全国图书馆降至831个。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共有藏书140万册，国立中央图书馆共有藏书94万册。1947年全国26个省的市立图书馆收藏图书805676册。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47年全国公私大学及学院115所图书馆共有藏书6236220册。与此同时，全国60所私立专科学校总计拥有图书616380册。
九、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民国建立后，随着西方科学教育的传入，社会面貌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在外国资本的入侵、封建经济逐步解体的情况下，旧日的许多身为官僚、富商和地主大户的藏书家，在战争中濒于破产，已无力维持自己的藏书楼。正如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所述的那样：许多人由于“家道中落，以书抵债；或卖书以供挥霍；宦途失意，以书变卖充公或折求盘缠，造成藏书散出”。其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公共图书馆的出现，私人藏书已经失去原来的重要性。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民国以来的私人藏书日益萎缩。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藏书楼毁于日寇炮火之中。抗战之后，著名的藏书家已大大减少。
从清朝灭亡到1949年的几十年中，中国也出现过一些颇有名望的藏书家，他们为保存中国文化典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民国时期主要藏书家和藏书楼有缪荃孙（1844～1919）和他的艺风堂、李盛铎（1859～1935）和他的木犀轩、傅增湘（1872～1949）和他的藏园、梁启超（1873～1929）和他的饮冰室、莫伯骙（1878～1958）和他的五十万卷楼、刘承幹（1882～1963）和他的嘉业堂、周叔弢（1891～1984）和他的寒在堂、郑振铎（1898～1958）和他的西谛书库等。在上述藏书家中，以李盛铎、傅增湘和郑振铎最具代表性。
1.李盛铎及其木犀轩
李盛铎，字嶬（xī）樵（椒微），号木斋，原籍江西九江，生于北京。李盛铎的曾祖父李恕，系道光年间贡士，在九江建木犀轩，收藏图书10万卷。祖父李文（yù）为奎文阁典籍，专司宫廷图书管理。父李明墀（chí）为户部员外郎，先后任过湘闽两省巡抚，生平好聚书。李盛铎为光绪时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和京师大学堂总办，后出使日本、比利时等国。曾任过山西巡抚。民国后任过参议院院长、农商总长等职务。李盛铎从小遍读经史，酷好目录、校雠之学，染上嗜书之癖。李氏木犀轩原来藏书质精量富，后在湖南收购了湘潭藏书家袁芳瑛卧雪庐的大部分藏书。在出使日本时，因日本明治维新后，旧籍废弃，得日本岛田翰和岸田吟帮助，购得很多国内少见或久佚之书。任学部大臣时，敦煌劫余卷子运至北京，他挑选许多精品收藏。基于以上原因，李氏木犀轩所藏宋元善本有近300种，其中有南宋初建阳刻本《史记集解》、《汉书》，建安黄善夫刊本《后汉书》、《通典》、《说苑》、《论语》等一大批宋元刻本，多为海内外孤本；木犀轩另一突出特点是所藏不少为明清抄本，抄字规整，不少抄本保留了宋刻原来的面貌。还有一些名人抄本如汲古阁影宋本《谢宣城集》、钱曾述古堂影宋本《才调集》等，都是稀世之书；李氏还收藏许多稿本和名人校本。收有戴震、翁方纲、焦循、丁晏、缪荃孙等人的手稿。藏有钱谦益、黄丕烈、顾广圻、周锡瓒、李文田等人的校本。这些都是别的藏书家不能比拟的。
李盛铎斋号甚多，依照不同类型的书籍而分斋收藏；建初堂收藏李氏先人遗书；甘露簃（yí）收藏钦定图籍；庐山李氏山房收藏家乡图书；古欣阁和延昌书库专藏金石；俪青阁专收墨宝；麐（lín）嘉馆是其在京师的藏书处；凡将阁为保存本人著作之处。木犀轩是李氏藏书的总名称。记录李盛铎的藏书目录大约有十一二种，其中以赵万里、常芝英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三册最为有名，它记载李氏藏书9087种58385册，基本反映了李盛铎藏书的面貌。李氏木犀轩藏书大约有一万多种，在李盛铎晚年，曾与北京图书馆协商转让藏书，时因北图经费紧张未果。1935年李盛铎辞世，1939年其子将木犀轩藏书全部售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2.傅增湘及其双鉴楼和藏园
傅增湘，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沪州江安县（今属宜宾地区）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戊戌变法，他与维新派刘光第、杨锐交往密切。辛亥革命后参政，创办女子师范学堂，曾任王世珍内阁教育部长，“五四”运动中因抵制罢免蔡元培的命令，被免职。此后傅氏便专心从事收藏图书与校勘的工作，并进行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始于辛亥革命之后，他随唐绍仪南北议和团去南京时，生平第一次买到一部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此书为四库进呈本，曾被人窜易删落，十分可惜，遂激发他奋力购书。他家祖辈原有一部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又购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浙本《资治通鉴》，他把两部宋元本《资治通鉴》合称双鉴，并将自己藏书楼起名为“双鉴楼”。后来傅氏购得清朝宗室盛昱（yù）所藏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这是南宋宫廷唯一的最完整的写本，一直在内府保存，民初才流落民间，确系稀世珍宝。他在盛家见到此书的时间是在1917年。1928年初春，书商定高价出售，傅氏毅然将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去，购得此书。1934年傅增湘又以一万余元的空前的高价购得宋本《周易本义》一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双鉴楼每年平均买进宋本书大约有10部左右。1929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元善本约有180种左右。因而傅增湘成了京津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宋元刻本之多是双鉴楼的特点之一。
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和隆福寺书肆，也常涉足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甚至赴东瀛日本访书。每知善本出售，必求一得；倘若财力不及，必求一见。往往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常常绌于资金，被迫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他还与同时代的藏书家盛昱、张元济、董康、章钰、叶德辉、袁克文、陶湘、周叔弢、缪荃孙等密切交往，互通有无，代为访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记载了二人论述访书、收书、印书、借书之事，表达了他们高深的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及保护祖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堪称文苑嘉话。
傅增湘还有校书之好。去职之后，定居北京。新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命名藏园。正如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所说：“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kū）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由于傅增湘是专家，“生平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他规定每天校书30页，昼不敷则夜补上。从1943年开始，他对长达1000卷的《文苑英华》进行校勘，这时他已年过七旬，天天伏案校书，无论盛暑严冬，从不间断，不知老之将至。著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赞他：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傅增湘为了宣扬传统文化，还做了许多传布典籍的工作。他用自己所藏善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精本加以校雠后，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蜀贤全书》及《资治通鉴》、《周易正义》等书。他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提供古籍善本30多种。《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时，有相当多的底本取自双鉴楼，使这些善本广为流传。
傅增湘是现代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他每得一书，就撰一题跋；每见善本，必在所写书录中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伪误，集刻工之姓名，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傅增湘的目录学著作有：《藏园群书题记》20卷，580篇；《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著录1929年前所收善本1287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著录1930年所收图书51种；《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稿本），著录1931年后所收图书280种。还有《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稿本），著录名贵善本169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83年出版的《藏园群书经眼录》19卷，记录了作者几十年来访书、购书、读书中所见之珍贵藏书，计4500余种，上百万字，是目录学的一本巨著。
傅增湘一生爱书、购书、藏书、读书，但不以珍贵善本奇货可居而秘不示人。他认为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应由国家保存，1947年傅增湘将其藏书373部约4300册，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傅氏病重时，嘱其家人将其所藏宋、金、元、明、清精刻、名抄、名校及傅氏本人校本均捐给北京图书馆，通行本捐给家乡的四川大学。1950年傅氏长子傅忠谟将藏书480部，约3500册图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充分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中国文化的伟大精神。
3.郑振铎及其西谛藏书
郑振铎郑振铎号西谛，常署名纫（niǔ）秋，幽芳居士。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与耿济之、许地山等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入商务印书馆，曾主编《小说月报》等，1934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中留居上海，从事抢救文献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文学所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郑振铎自幼喜欢藏书，每见同学买到好书，便借来抄写，视藏书为人生一乐。成年工作之后，十分注意购书藏书，他洋书古书都藏，无论何地出书，只要他欲得者，“典衣节食不顾也”。至1932年他34岁时，藏书已有二万余册。他将大部藏书寄存于上海开明书店图书馆内。“一·二八事变”，寄存于开明书店的藏书毁于战火。目睹国家千年文献或毁于战火，或被当成废纸付之熔炉，或被外人买走，郑振铎强烈的爱国心被触动了。于是他隐姓埋名，蛰居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做收集与保护祖国文献的工作。头四年是以个人之力与敌周旋，后四年他参加了蒋复璁、叶恭绰等人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搜集图书工作。敌人四处搜捕他，而他毫无惧色，却大义凛然地说：“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担子挑在自己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求书目录》）有一次，他在旧书店看到70多捆古书，共有5000多册，被当作废纸卖给纸商时，他用自己仅有的6000元买下这批图书，郑振铎与高君箴“竟以一家十口数月粮款，作此一掷之豪举。”头四年，以他的名声和力量吸引南北书贾，保全了不少山西、平津、广东和汉口的古书和文献。他说：“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陈群，汪伪政府内政部长；梁鸿志，汪伪政府行政院长，二人都有大批藏书，当时全力搜集善本据为己有。在购书，但我所要买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求书目录》）
郑振铎在八年抗战中为民族搜集图书，的确买到不少珍贵的善本，如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其书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手抄和手校的，它包括340种元明杂剧，曾为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顾珊、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著名藏书家相继收藏过。1937年苏州沦陷，该书散出，书商限三日出万金成交，他四处借款，终于购得该书。
郑振铎就是以这种精神来收集中国古籍善本的。郑氏藏书，包括中外文在内，共计17000种，近10万册，其中古籍达7500种。
郑振铎不幸逝世后，其夫人高君箴及其子郑尔康将全部西谛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正好体现了郑振铎生前为祖国保存文献的伟大志愿。
十、日寇对中国图书馆的摧残和劫掠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不少日本人喜爱中国文化，十分珍惜中国典籍。其间也产生了一些文化强盗，念念不忘想把中国典籍文物弄到日本。历史上，中国是个世界大国、强国，这种觊觎往往不能得逞。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日本文化强盗便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掠夺中国古代的典籍。窃取敦煌经卷，购买宋楼善本古籍就是这一行动的发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采取了三种作法，以达目的。
首先，在日军占领区，以查封没收方式，疯狂掠夺我国的珍贵文物和图书。日军对沦陷区的出版社和图书馆的图书进行检查，凡见到好书，就以种种借口加以没收，如1941年在商务印书馆检查时，一次就没收图书21.3万册。当1938年日军占领南京后，除了进行令全世界震惊和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外，日本政府还派出各类科学家和版本学家对南京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等70多处地方进行搜查，动用卡车310辆次，将88万册图书劫往日本。这次抢劫的书刊当中，有1938年以前完整的中国各级政府的公报，当时中国产业调查和计划，还有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等文献。不少正直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一起“文化大屠杀”。
对于私人藏书楼，日军照样抢掠。日军命令中国藏书者“自动缴呈”，并以帮助缴呈为名进入私人藏书楼，按目索书，大肆掠夺。吴兴嘉业堂、常熟铁琴铜剑楼等著名藏书楼，经常受到日本文化特务的骚扰，不少图籍被抄去。
其次，对于数量很多一时难以搬运的图书文献，尽力焚毁。
江苏国学图书馆多藏宋元以来历代珍本书，抗战中为防日寇掠夺，该馆将这批图书寄存在苏北兴化县，被日寇发现，结果使这批木刻图书与方志6803册全被敌人焚毁。另外，该馆保存的清朝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代江南各官署的档案，已清理好的6486宗，未清理的60个大篓，全部被毁，片字不留。1944年日军入侵桂林，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的20万册图书全数被焚毁。
最后，日军在战争中还专门针对图书馆进行炮击、轰炸，焚毁图书典籍。“七七事变”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中不得对文化设施、学校、医院和平民采用武力的规定，放肆地狂轰滥炸学校。南开大学图书馆于1937年7月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1937年8月松沪战役中暨南大学图书馆在日军炮火下化为灰烬。1938年11月日军飞机对湖南大学连续投弹50枚，半个小时内有八万余册书的图书馆和整个学校变成废墟。最令人痛心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的被焚，藏书达50万册的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于1932年1月28日晚遭日军海军陆战队炮火攻击，29日飞机密集轰炸，日机在商务印书馆投下六枚炸弹，在得知东方图书馆没受到根本性破坏时，又派浪人潜入该馆纵火，一座设备现代化、馆藏十分丰富、且有许多稀世珍藏的东方图书馆毁于一旦。
当日寇侵略意图已经十分露骨的时候，我国图书馆界为了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开始了图书的内迁、疏散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紧接着日军指使汉奸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眼看华北将陷入敌人魔爪当中。1934年政府当局决定北京国宝南运，当时南迁的除有北京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外，还有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南迁的北图善本书籍，有原属甲乙两个库藏的善本书约5000余种，六万余册，另外还有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在运抵上海后，存放在公共租界的仓库里。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的租界日军尚未占领，成了孤岛。当时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与驻美大使胡适联系，欲将此批善本运往美国，托请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以避战乱损失。1941年初，袁同礼秘密赴沪布置安排，由徐森玉和王有三两人选出部分最为珍贵的古籍善本精华，计2954种20970册，分装成102箱。其中有宋刻本72种，金刻本12种，元刻本120种，交由北图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办理。为了躲避日人耳目，安全通过海关，箱子分成10批，每隔几日，便报关运走一批。最后一批运走的时间是1941年12月5日，事隔两天，即12月7日发生了珍珠港事变，美日宣战。多次启运一事虽引起日本华北兴亚院方面的注意，无奈书已运走，只有望洋兴叹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图曾有把书运回的动议，因国内战争又起，遂议暂缓。1965年2月，前北图馆长袁同礼在美病故，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cōnɡ）建议将这批图书运往台湾，由该馆代为保存。取得美国国务院、国会图书馆同意后，这批珍贵图书于1965年11月运抵台北。台湾中央图书馆发布消息，声明代北京图书馆保存，一俟条件成熟将返还北京图书馆。
抗战当中，许多图书馆为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将重要珍贵的典籍内迁。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7年8月15日，在日机袭击南京后，立即停止阅览，将重要图书装成263箱封存疏散。11月奉命西迁，由南京迁武汉，再迁长沙，最后迁至重庆。“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向华北进攻，7月30日，平津陷落。北京大学在城内，图书全部陷于敌人手中，清华图书馆抢运出来的图书文献，中途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南开图书馆已被日寇炮火焚烧殆尽。所以三校最初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之时，仅有中外文图书6000余册。与此同时，山东大学、唐山工学院、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武汉大学等校的图书馆都辗转迁徙。迁移当中有的损失是很惨重的，如中央大学图书馆40万册图书，1937年迁往重庆，途中民船沉没，损失不少，后遭敌机轰炸扫射，又焚毁了一部分。直至1948年该校藏书只有18万册，一直未能恢复原有数量。广东、安徽、湖北、湖南等8个省图书馆都进行了迁移，途中，由于雨淋、日晒、风吹、虫鼠为害，都损失了大批藏书。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我们的国土，枪杀了我们的人民，还焚毁了记录中国文明的典籍，然而华夏儿女胸膛中跳动着一颗中国心，始终为反对侵略战争和繁荣中华文化而奋斗。
1987年建成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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