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19年5月4日：开天辟地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攻占中国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以北洋军阀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迫于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凡尔赛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郁积了无数年的耻辱与愤懑，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的通电。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参加。

    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蔡元培将外交失败的消息再次转报学生。

    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4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天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

    4日下午1时，北大学生在红楼大操场集合。2时，北京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从四面八方云集天安门，列队游行示威。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旗号，并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货币局总裁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驻日公使章宗祥。

    学生游行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便转至赵家楼曹宅，痛打正在这里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学生代表32人。

    当天晚上，北京十四校校长营救被捕学生，要求保释不允。北大校长蔡元培亲到警察厅交涉，愿以一人抵罪。

    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经多方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长沙、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19日，北京各校25000名学生再次宣告罢课，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并向各省的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广州、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的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游行示威，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日本、法国、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南洋华侨学生等也都展开爱国运动，表示声援。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四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因政府为曹、章、陆辩护，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演讲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反动当局又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至此，运动的主体由大学师生等知识分子变成了广大工人——“六三运动”，运动中心也从北京移到了上海。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6～7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

    面对强大压力，被捕学生被释放，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和会中国代表陆征祥从缓签字。28日，北京商学界代表再次请愿，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五四运动不但是一场爱国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滥觞。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毛泽东称他为“五四时期的总司令”。随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中国五千年文化的自然延续在这里发生巨变，开始呈现新的品质。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火，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

    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五四运动是里程碑式的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由近代迈入现代，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其精神和传统至今仍在激励人心。在迄今整整90年的历程中，学生运动始终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其所主导的思想、精神所赋予于后人的优秀传统，以及所传播文化内涵之深远和进步，都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一步步地走向辉煌，铺垫着民主、进步的思想和科学性的知识所凝结成的基石，并为创建共和、民主、科学、民族复兴的的大厦铸塑着精魂。

    其实，五四运功并只是北大一家的功劳，北师大等北京其它学校以及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也有功劳，但历史往往只记住最杰出者。

    [附文1]学生代表

    罗家伦（1896～1969年）：浙江绍兴人，字志希。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外文系（据说其录取考试作文满分，数学0分）。时为《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五四游行总指挥，并喊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事后又提出“五四运动”一词。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并撰文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但1950年“五四”31周年之际，又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真精神”一文，强调“五四”是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以爱护国家民族为骨干的）。后留学英美，归国任东南大学教授、蒋介石秘书、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后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武汉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等职，贡献卓著，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大学校长之一。逝世于台北。

    傅斯年（1896～1950年）：学者、教育家，研究历史语言。祖籍江西永丰，生于山东聊城，字孟真。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大文科。与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参加五四运动，是学生领袖和游行总指挥之一。此后入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1928年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29年兼任北大教授。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劣迹；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段锡鹏（1897～1948年）：江西永新人，字书贻。时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许德珩（1890～1990年）：江西九江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并领导五四运动，一说《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系他起草。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他被选为理事长。建国后任水产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病逝于北京。

    张国焘（1897～1979年）：江西萍乡人。北大理科学生，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邓中夏（1894～1933年）：中共早期领导人、理论家和工人运动领袖。湖南宜章人。1917年自湖南高师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五四运动时参与火烧赵家楼，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宣传股主任。1920年9月，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协助李大钊工作。

    高君宇（1896～1925年）：中共早期领导人、理论家。山西静乐（今属太原）人。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与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于方舟（1900～1928年）：河北宁河人（今属天津），原名兰渚，又名芳洲。时为天津大学生领导者之一。

    郑振铎（1898～1958年）：作家、学者。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

    闻一多（1899～1946年）：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湖北蕲水（今浠水）人。

    陈潭秋（1896～1943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

    [附文2]武汉大学“六一惨案”爆发

    1919年5月9日，国立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学生率先响应和声援五四运动。武昌各校学生齐集中华大学，决定以武昌学生团的名义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公推恽代英草拟《武昌学生团宣言书》。

    6月1日，湖北军阀头目王占元派军警封锁各校。下午1时，各校学生冲破封锁，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军警残酷镇压并逮捕学生数十人，殴伤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吴序宾等十余人，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六一惨案”。这也是武大历史上第一个“六一惨案”。

    6月13日，当地政府听闻北京被捕学生获释，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于是释放了武汉“六一惨案”中的被捕学生，警务处长崔振魁被迫辞职，保安队长被撤职查办。武汉三镇的商户全部开市。

    2、1919年：“学府北辰”

    南开系列学校指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原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即重庆三中）和重庆南开小学，它们都简称“南开”。它们的创办人都是张伯苓和严修（亦即严范孙）。张伯苓是中国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一，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10位教育家之一。

    今南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副部级、“211工程”与“985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中国名牌学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898～1976年）的母校。南开大学今年建校整整90周年。她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文理并重、基础宽厚、突出应用与创新的办学特色。她是目前全国仅有的一所可覆盖全部12大学科门类的研究型大学。

    “南开”的由来。1904年8月，严修、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即将严氏家馆和王益孙家馆合并，招收新生，并于10月17日正式成立中学。校舍在严宅偏院，规模狭小，当时校名初称私立中学堂，不久先后易名敬业中学堂、私立第一中学堂。此后得邑绅郑菊如捐城西南之南开洼地10亩，几经周折，起建校舍。1907年秋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学校因所在地名改称南开中学堂，后改称私立南开学校。卫津河蜿蜒流过，校园严谨、古朴、安静。

    南开校歌（1918年，张伯苓请音乐教员孙润生审定）：“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駸駸，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南开镜箴（容止格言，由张伯苓订立）：“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新南开校钟铭文： “河海泱泱，立学设庠；英彦蔚起，山高水长；翔宇负笈，邦国之光；七七事变，倭寇似狂；毁我校园，景钟云亡；今兹重铸，宫生喤喤；莘莘学子，济济堂堂；允公允能，蹈励发扬；日新月异，科教腾骧；猗欤南开，宏业无疆。”

    南开大学创建于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时名南开学堂，创办人是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1876～1951年）和严修（1860～1920年）。她刚成立时，设文、理、商3科，招收学生96人，周恩来为文科第一期学生（学号62号）。1920年增设矿科（1926年停办）。1927年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趋重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多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借重。

    1929年南开改科为院，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并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

    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以及投资所限，学校规模一直较小，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但师资力量较强，凌冰（教育）、姜立夫、刘晋年（数学）、饶毓泰（物理）、邱宗岳、杨石先（化学）、李继侗、熊大仕（生物）、蒋廷 （历史）、李济（人类学）、肖公权、徐谟（政治学）、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张彭春（教育学）、柳无忌（英文）、司徒月兰（英文）、冯文潜（哲学）、张克忠、张洪元（化工）等。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范文澜（历史）、罗隆基（政治）、吴大猷（物理）等也都曾在南开短期任教。

    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南开大学终以优越的学术环境、严谨的科学训练方针以及崇尚务实的精神而名驰南北，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她不断发展，实力攀升，被誉为“学府北辰”。

    1937年7月，正处于成熟发展时期的南开大学，不幸惨遭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他毕业于南开中学，是张伯苓的学生）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

    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南开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并招收研究生。1942年7月，南开在昆明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并出版《边疆人文》等刊物。联大期间，三校风云际会，艰苦创业，和衷共济，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校复员北归。1946年，南开大学迁回天津并改为国立。复校后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计16个系；另设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师资力量有了加强，一批学者如吴大任、卞之琳、肖采瑜、傅筑夫、高振衡、李广田、罗大冈、汪德熙、谢国桢、张清常、王玉哲、杨生茂、司徒月兰等来校任教。张伯苓在担任校长长达30年之后，于1948年离任，由 何廉代理校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南开大学开始了新的历程。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南开的发展，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3次回母校视察。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开大学由一所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一所仅拥有文理学科的大学，设有14个系，3个专修科。院系调整后，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 、李何林、朱维之、李霁野、季陶达、顾昌栋、温公颐、陈仁烈、江安才、曾鼎禾、杨宗磐调入南开；王赣愚、何炳林、陈荣悌、陈茹玉、陈天池、王积涛、严志达、崔等一批国外留学者纷纷回归，相继加入南开教席。

    1958年，南开大学的贸易、企业管理、会计、金融、财政、统计等系转入新组建的天津财经学院。1960年设立地质地理系（1961年停办）、物理二系（1961年转入兰州大学）和哲学系。

    建校90年来，南开大学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始于1934年，“允公允能”系借鉴《诗经》中的“允文允武”，“日新月异”则来自《札记·大学》），弘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与南开精神，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郭永怀、刘东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开大学不断强化学生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珍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以“注重素质、培养能力、强化基础、拓宽专业、严格管理、保证质量”为教学指导思想，实行弹性学制、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把“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作为育人的基本环节，以杰出校友周恩来为楷模，塑造学生健全人格、高尚品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附文1]南开名人榜

    一

    周恩来（1898～1976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至1924年在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建国后，历任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等职。

    本来，周恩来家境清贫，读不起学费较高的私立大学南开。可是，因为他成绩优异，有两位校长严修、张伯苓的青睐，对他格外开恩，对他屡屡减免学费，这才使他在南开的学业得以正常完成，而且后来还能去欧洲留学。

    二

    早在60多年前，著名文学艺术家老舍、曹禺就说过：“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年）：现代教育家，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张小辫爬竿最快”，连校长严复都知道；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参加过悲壮的甲午海战；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执掌南开系列学校至1948年止，长达40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他逝世时，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张宅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

    除了南开系列，张伯苓还担任过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等教职。他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应该爱国为公、服务社会。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张伯苓于1928年颁布的《南开大学方针方案》，明确提出以“土货化”为南开今后发展之根本方针。所谓“土货化”，他解释为“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的大学”。

    针对中国“愚、弱、贫、散、私”五大弊病，张伯苓提出南开的教育方针着重以下五点：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

    张伯苓说：“教育里没有体育，那是不完整的。”他重视学校体育课程与学生身体健康，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国竞赛活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同学生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学生制造器材，为学生聘请名家，率南开足球队胜天津租界队，被誉为“体育校长”。

    张伯苓是著名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

    张伯苓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伯苓还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早在1907年，他便明确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1909年，他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1928年，他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932年，第7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以他与王正廷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急电国际奥委会，为中国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报名，最终促成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参加短跑比赛。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三

    严修（1860～1929年）：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生于浙江慈溪，字范孙。

    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史，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

    严修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

    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将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培养出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修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馆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与滥觞。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

    严修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终于全部建成。作为校董，他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如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

    严修还非常赏识、支持周恩来，并在经济上对他大力支助。

    四

    何廉（1895～1975年）：著名经济学家。生于湖南邵阳。1919年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博士。1926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翌年，以“研究社会经济以促进本国学术的进步”为宗旨，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主张教学与研究相辅而行，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并组织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同时领导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20世纪30年代后期转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继续主持和关心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积极参与南开大学复校工作。1947年赴美，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问学者，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

    杨石先（1897～1985年）：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蒙古族，生于浙江杭州，祖籍安徽怀宁。1910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8年和1929年两次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化学，193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南开，任教务长。1949年至1950年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7～1969年、1979～1981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建国后，为南开大学的改造、调整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长期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培育了一大批科学人才，其中10余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钰生（1898～1990年），湖北沔阳人。14岁时进入南开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1919年在美国劳伦斯学院攻读文学和哲学，第二年又入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副修心理学，1923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被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为教育学教授，兼任南开大学大学部主任和秘书长。西南联大诞生后，任建设委员会建设长，为学校征地建校舍任劳任怨。同年秋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为云南的师范教育及基础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作为南开大学秘书长赴天津筹备复校事宜。

    端木蕻良（1912～1996年）：著名作家。辽宁昌图人。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著有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曹雪芹》等。

    臧伯平：教育家、作家。1913年生于河北唐县。早年就学于保定第二师范、北京民国大学国文系。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78年任南开大学校长，1979年任教育部副部长。

    滕维藻（1917～2008年）：世界经济学专家。生于江苏阜宁。1942年从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考入西南联大研究院南开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46年受聘于南开大学任教至最终。1981年10月至1986年1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母国光：光学家。1931年生于辽宁锦西。195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至今。1986年1月至1995年8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侯自新：数学专家。1941年生于天津。1967年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95年至2006年5月任南开大学校长。

    饶子和：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9年获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1992年任牛津大学研究员，199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 2003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2006年起任南开大学校长。

    [附文2]张伯苓二三事

    著名欧洲文学专家、曾任南开教授柳无忌回忆他对张伯苓校长的几次见闻：

    抗战期间，在渝郊沙坪坝的南开学校，我们的女儿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大校长去参观了她的教室。对于任何人，无论小学学生或大学教授，张伯苓是名符其实的“大校长”。一个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雄健，体格魁梧，他那样的高个儿，正如他那样的伟人事业，使在旁边与他一同走路的人不免相形见矮。可是他的强健的身材，只是令人肃然起敬，不是敬畏而远避之。

    张伯苓常对朋友说，有如胡适所引的：“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虽然他要为学校用去每一分钱，自己却度着俭朴的生活。在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址，就时常看见一辆洋车远远地从校门进来，沿着长长的马路，一直去到秀山堂的校长办公室。从天津城西南角南开洼（南开以此得名）他住的那所中国式校长住宅，到八里台大学，是一段有几里的路程，但是他不坐汽车，不管天晴天雨，他总是天天来校办公。在冬季朔风怒号，刮起阵阵“尘暴”的时候，他那辆包车就盖上一层深蓝色帐幕，而裹在厚厚的大棉袍内的大校长，也更显得十分巨大了。

    张校长有时请客，邀教授作陪，不在他家中，而在秀山堂改排饭桌的教室内。在那种场合，我们的食指并不蠕蠕欲动，因为校长宴客，饭菜简朴，但是大家心情愉快，为的是能与校长及贵宾在一席。有一次，我还记得司徒雷登来南大访问，负责招待的为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夫妇。黄太太是美国生长的，她就派我们请客人早餐，因为我们回国不久，还染有一些洋习惯，早上吃吐司与咖啡。虽然家中有厨子与老妈，作为主人的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看一下在会客厅内的那些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在我记忆中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着“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他终于无法把那束筷子摧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员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作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寡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

    3、1920年A：源远流长

    在苏州大学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所近代史上独具特色的高校，堪称国学大师的摇篮。中国传统学术的生命，与一个江南水乡连在了一起。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原名无锡国学专修馆，施肇曾和陆起于1920年冬创建于湖光潋滟、岚色秀丽的惠山之麓，1928年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我国著名教育家、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任校长，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其办学宗旨为：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该校当时在南京、上海、无锡3处招生，据说应试的达1000多人，结果只录取了正额24名，附额（备取）6名。以后每班也就在30～40人之间，最多一次招了50人。唐文治参照当时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规章办理，实行学分制，修学期3年。抗战前10年里，唐先生“挽狂澜于即倒”，在教学上的惨淡经营和苦心擘划，已培育出如唐兰、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蒋庭曜、夏君虞、毕寿颐、朱星预、魏建猷、陈钟凡等学有专长者，后期还有马茂元、周振甫、鲍正鹄、冯其庸、汤志钧、徐兴业、陈祥耀、朱星、江辛眉、沈熙泉、李孟矞、严古津、吴雯、杨康年、王绍曾、陆成侯、陆以鸿、翁闿运、周坚白、杨廷福等一代俊才。

    在学者谢泳看来，无锡国专实际上是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源头，无锡国专本来比清华国学院早创办数年，许多无锡国专的毕业生后来去了清华任教，如吴其昌和蒋天枢，这其实是一个系统，也是一个传统。甚至此后数十年，直到解放后，中国各大学里文科（文史哲）院系的主要师资，基本上是来自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如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就是我们人大中文系的老主任。

    1935年，学校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勘地50余亩，粗具黉舍规模。记得唐先生在奠基时，当场朗诵4句祝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这一年全校有300多学生，7个班，分甲乙6班，正科3年。另设1个补习班，凡学生程度较差的，先读补习班，再升入正科。这时可算是国专的“全盛”时代了。

    新式高等学校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教学、研究对象，无非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这是我国所仅有的。无锡国专学术空气浓厚，不同流派老师荟萃一堂，延聘辜鸿铭、陈石遗、章太炎、金松岑、李详、孙德谦、钱基博、顾实、陈柱、朱文熊、周谷城、王蘧常、周予同、蔡尚思、钱萼孙、胡士莹、王佩琤、朱东润、唐庆诒、郝昺衡、胡曲园、徐震、鲍鼎、张世禄、朱大可、赵泉澄、蒋祖诒、吴丕绩、葛绥成、许国璋、金德建、吕思勉、郭绍虞等名师（自然还有他本人，执教孔孟研究、周易研究），以教授为中心，将真正的学者当做“宝贝”，学风优良，科研上百家争鸣，对学生又要求严格，招生“少而精”，学习则“由博返约”、“循序渐进”，坚持首须过好古文、外语两关，强调读和写的训练，拔植隽才，被学林传为美谈。无锡国专办学十六字诀：“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

    抗战军兴，无锡沦陷，年已76岁、双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领学生数十人，含辛茹苦，转道至长沙、湘乡，沿途租民屋上课。1938年初，终于迁校桂林，先后借正阳街、环湖路民房，继续开学。入冬后，桂林屡遭空袭，便暂徙北流山围。学校在桂林时间最长，且处于鼎盛期。

    次年2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迈多病，返沪治疗。鉴于江浙学生纷请复课，遂改名“私立国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校舍先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后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学，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务长，而桂校则由冯振心先生负责。沪校三年制专科，自第二年起，分设文学、哲学、史地3组。

    1949年4月无锡解放，该校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改名为中国文学院，唐文治为院长、王蘧常为副院长。1950年秋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

    无锡国专办学30年，制度要求虽有其偏颇处，却自有其作用。因招生力求“少而精”，校友约一千七八百人左右，人数并不多，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相当一部分堪称国学大家。

    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一为国立、一为私立，而且都没有长期维持下来，它们的中断也预示了国学研究的最后命运。其前后兴起的时间恰好有一段学术上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延续了国学研究的生命。在他们以后，这一领域里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大学问家就很难了。历史在事后看有时很让人害怕，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中国后来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真不可以设想。

    自古创校者多为担当民族大任之人，唐文治则是其中的一位巨星。他从封建时代的士子起步，一生映照着时代的变迁，实践了济世育才的宏愿，足为千秋师表。

    唐文治（1865～1954年），江苏太仓人，国学泰斗，著名教育家。桐城派吴汝纶高足，1892年进士及第，清末曾任职外务部，官至农工商部署理尚书。1908年弃官从教，随后任上海实业学校（即今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学院院长，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教授，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工科专门人才，造就了一大批国学专家。王蘧常评价其为：“天生哲人，合精神物质文明为一冶；手振木铎，揭正心救民大义于千秋。”他为官14载，忧国忧民，才智超人，威名远播；后期投身教育，精研国学，道德文章，卓然垂范。

    4、1920年B：殖民与友谊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的全国重点大学，创建于1920年。哈工大的发展，始终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20世纪50年代初，哈工大是我国政府确定的学习苏联先进教育制度的两所院校之一（另一所为清华大学）。1954年，哈工大进入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6所高校行列，1984年再次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15所大学之一，1996年成为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1999年被确定为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的9所大学之一。

    1920年，哈工大建校，校名为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哈工大的创建，与帝俄在中国建设中东铁路（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称中长铁路）有直接关系。建校的宗旨是为中东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学校按俄国的教育模式办学。

    1920年10月17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设铁路建设和电气机械工程两个科。首届3个班共招收103名学生，实行学分制，学制4年，一律用俄语教学。直至1935年，日本用物资换取中东铁路苏联一方的产权，学校的教学活动开始向日本教育模式过渡。

    1922年4月2日，学校改名中俄工业大学校。学制由4年改为5年。原设铁路建设和电气机械工程两个科，分别改为铁路建筑系和机电工程系。毕业生经考试委员会答辩合格，授予工程师称号。

    1924年10月，中俄工业大学校有了首届毕业生。此年，铁路建筑系22名毕业生都顺利毕业，获得工程师称号。次年，机电工程系有了第一期毕业生，共25人，获得工程师称号。

    1928年2月4日，学校校名改为东省特区工业大学校。其隶属关系在这一年发生了变化，改由中华民国东省特区领导，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寰湘将军担任校理事会主席，东北政府国民教育部总长刘哲任校长，为学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校长。

    1928年10月20日，学校校名正式定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此后由中苏双方共同管理。双方按对等原则，共同派人组成理事会，双方各派5名代表。中方由张学良将军任校理事会主席。法政学院和商学院此时同时并入哈工大。

    193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

    1932年，教师队伍大变动。伪满洲国政府从中东铁路聘请26名工程师来校任教和充任领导工作；同时将12名苏俄教授和教员解聘。新组织起来的教师队伍对教学工作不够熟悉，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从这一年起，学校经费开始锐减。

    193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届中国籍研究生毕业，共有3人，分别为机电工程系的任栋梁，建筑工程系的王竹亭、夏树森。

    1935年，学校完全被日本人接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哈工大也不断被日本人所控制。在完全被日本人接管后不久，即改用日语授课，建立电机、机械、化学、采矿、建筑、冶金等6个系，指定招收中、日籍学生。

    1936年1月1日 ，学校改名为国立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不久，学校完全转入按日本方式办学阶段。日本人铃木正雄任校长，直至1945年8月离任。

    1938年1月1日起，学校恢复校名哈尔滨工业大学，从此一直沿用至今。

    至此，按俄式办学的哈工大共培养毕业生1267 人，其中中国学生382人，苏联及波兰学生885人。这些毕业生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苏联、澳大利亚、波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巴西等世界各地。他们普遍接受了西方早年的学制教育，获得了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其毕业文凭得到苏联等欧洲国家承认。解放前的30年，哈工大培养了许多在科技教育界享有声望的学者，也有的成为了社会活动家。

    1945年，学校进入中长铁路管理时期。抗战胜利后，哈工大由中苏两国政府共同管理，由中长铁路局领导。这时的办学宗旨是为中长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学制5年，一律用俄语上课。到1950年新中国接管前，设有土木建筑、电气机械、工程经济、采矿、化工和东方经济等系及预科。

    这段时期，哈工大不仅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有所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为新中国接办、改造和发展哈工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49年，哈工大开始从全国招收研究生。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国内最早培养研究生的院校之一。

    1950年6月7日，哈工大被中国政府正式接管，此后得到国家大力支持。

    1950年6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中长铁路已决定将哈工大交给中国政府管理”。并指示哈工大“应着重招收国内各大学理工学院的讲师、助教和研究生。主要学俄文，两年毕业即分配到各大学任教”。这是哈工大回到新中国怀抱并进入全面改造和扩建阶段的重要标志。后来，学校决定6月7日为哈工大建校纪念日。

    为办好哈尔滨工业大学，建国后，一批年富力强、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被派到哈工大担任领导工作；一批学术造诣高深的教授被招聘或被抽调到哈工大，成为办学中坚力量；67位苏联专家和3位捷克专家先后被聘请到哈工大，帮助学校建设国家急需的专业、培养教师和学生；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从苏联运回，使哈工大的实验室和实习工厂跃居于全国最前列。

    在国家的重点支持下，哈工大经过改造和扩建，获得了很大发展。

    经过80余年的建设，哈工大现已发展成为一所理工为主，理、工、管、文、经、法结合，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研究型全国著名重点大学。哈工大的学科建设以航天特色为主，突出通用性为准则，充分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形成了由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和支撑学科构成的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

    哈工大精神：铭记责任、竭诚奉献的爱国精神；求真务实、崇尚科学的求是精神；海纳百川、协作攻关的团结精神；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奋进精神。

    松花江、太阳岛，令人神往。哈工大被称为“工程师的摇篮”、“富翁的摇篮”，又以“理工科大学师资的摇篮”而享誉全国。建校89年来，哈工大以她悠久的办学历史、优良的办学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国家培养出了10余万名优秀毕业生。他们以扎实的理论基础、突出的工程实践能力、踏实肯干的工作态度和乐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精神品格，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

    在他们当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长春、王兆国、宋健、叶选平、邹家华、周铁农等；也有共和国将军、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李继耐、副总指挥胡世祥，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总指挥栾恩杰，神舟飞船总指挥袁家军，神舟六号与神舟七号飞船系统总指挥尚志、总设计师张柏南、副总指挥马兴瑞等；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有100余位大学校长和80余位两院院士毕业于哈工大；还有许多大企业家。中国台湾原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和朝鲜政务院原总理、国家副主席李钟玉，亦是哈工大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毕业生。也正因如此，哈工大在社会上有着“学在哈工大”的美誉，多年来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到这里深造，放飞着理想和希望。

    5、1921年A：“以科学名世”

    东南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之一，素有“学府圣地”和“东南学府第一流”之美誉。其前身是创建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1921年，经近代著名教育家郭秉文先生（1880～1969年，江苏江浦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博士）竭力倡导，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正式建立东南大学，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郭秉文先生出任首任校长，他周咨博访、广延名师，数十位著名学者、专家荟萃东大，遂有“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誉。

    1928年学校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设理、工、医、农、文、法、教育7个学院。学科设置之全和学校规模之大，为全国各高校之冠。当时，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是周仁。1931年～1932年，顾毓琇继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7年，因抗战局势转变，学校内迁，与重庆大学共同办学。1947年，学校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学生运动。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在前中央大学工学院的基础上，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等校的有关系科，在中央大学的原址建立了南京工学院。1956年，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一半师资力量西迁成都，支援建设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1958年前后，南京工学院先后分出食品、化工、农机3系，分别建立无锡轻工学院（今江南大学）、南京化工学院（今南京工业大学）、镇江农业机械学院（今江苏大学）。

    1988 年5月，为促进学校发展，学校复更名为东南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南京大学，与以理科为主的东南大学，因为同处古都南京，而成为中国高校诸多“双子星座”里最璀璨的一对之一。

    1991年，东南大学作为国家教委的改革试点，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进行校内管理体制改革。1993年，她又在全国高校中最先进行招生及奖学金制度的改革。2000年4月，南京铁道医学院、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与东南大学合并办学，南京地质学校并入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校歌（调寄《临江仙》）：“东揽钟山紫气，北拥扬子银涛，六朝松下听箫韶。齐梁余韵在，太学令名标。百载文枢江左，东南辈出英豪，海涵地负展宏韬。日新臻化境，四海领风骚。”

    东大百年，是不断探索办学、育人之道的百年，积淀了优良的历史传统。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理念，到“民族、民主、科学”的南高精神；从国立东南大学“止于至善”的校训，到国立中央大学“诚、朴、雄、伟”的学风，为发展科学、振兴中华而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激励着每一个东大人去创造辉煌的业绩。

    东南大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创业发展，如今已成为一所以工为特色，理、工、医、文、管、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东大被誉为“中国工程师的摇篮”，并与同一城的南京大学合称为古都的“双子星座”。

    东南大学校园环境优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建成于1930年的大礼堂，已成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是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各种会议和大型活动的理想场所。吴健雄教授当年就读的“健雄院”和新落成的吴健雄纪念馆交相辉映，不仅展示了华人科学家在世界科学领域中的尊崇地位，还将激励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发奋努力，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耸立在四牌楼校区的六朝松，古劲苍笼，傲骨峥嵘。千百年来，人们围绕这棵古松，嗟叹兴咏，留下许多趣闻逸事，是海内外校友心目中母校的象征。

    她旁边的“梅庵”，是为了纪念东南大学最早的前身两江师范的督学、清朝大书法家李端清（字梅庵）先生而修建的。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成立。

    东南大图书馆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图书馆之一，其前身是始建于1902 年的三江师范学堂藏书楼。1923年落成的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老图书馆，典雅端庄，比例匀称，构图秀丽，入口处爱奥尼柱廊及墙面装饰细部极为精美，是国内近代建筑的优秀作品，被称为中国20世纪初期图书馆建筑的代表作之一。

    承载着东南大学德智体三育并举办学思想渊源的体育馆于1923年落成，该馆外形简洁明快，内部设施俱全，配套功能堪称当时国内高校之最，除了作为师生体育健身之外，学校的诸多重要活动亦常于此举行，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印度诗人泰戈尔等均曾在此作过讲演。

    6、1921年B：“南方之强”

    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建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目前中国知名度最高、社会地位最高、排名第一的华侨大学，唯一地处经济特区和众多侨乡中的国家级“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中国名牌大学。与暨南大学媲美为“中国华侨类院校排头兵”、“中国华侨人才的摇篮”。

    厦大校歌：“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必其藏？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与无央。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谁欤普渡架慈航？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与无疆。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陈嘉庚，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中国民族教育事业的杰出开创者之一，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874年生于福建省同安县（今属厦门市）集美社（今为集美镇）。1913年在家乡创办集美两等小学，1918年创办集美师范学校，1919年至1921年继续创办水产航海、商业等职业学校，1925年至1932年增办农林学校、国学专科、幼稚师范、乡村师范等学校，此外还设立科学馆、图书馆、农林试验场、医院等，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校区，号称“集美学村”。

    陈嘉庚1919年开始筹办厦门大学，1920年邀请蔡元培、郭秉文、余日章、黄炎培、叶采真、邓萃英等人在上海开筹备委员会，举邓萃英为校长。1921年3月设立师范、商学两部，在厦门及南洋各埠招收新生98名。4月6日，厦门大学暂借集美学校开学。1922年2月，厦大由集美迁到新校址上课。不久，学校就发展成为设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的各方面都相当完备的闽南最高学府。

    在筹办厦门大学的时候，陈嘉庚亲自选择校址，参加校舍设计，多方物色聘请校长及主要教师等。现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风景优美，场地开阔，以郑成功演武场旧址为中心的有历史意义的校址，就是他亲自选定的。在校舍设计方面，现在仍然是全校中心的群贤、集美、同安、囊萤、映雪5座大楼采取“一”字形排列，就是他当时考虑到学校日后的发展，而修改了上海美国工程师设计的结果。此外，他还托人从国外买来许多图书仪器。

    1924年6月，厦门大学300余位教师和学生闹学潮离校到了上海，在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帮助下成立“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的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学。大夏学生何纵言，他的哥哥是何应钦，引得社会名流纷纷捐资。学校董事会成员包括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说到教授，更是囊括名家：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屡次帮助大夏。可见其盛况。20世纪50年代初，大夏大学与其他所有私立大学一样，都被取缔并归入其他院校。

    1937年学校改为国立厦门大学，1952年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1963年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大学，1986年试办研究生院，1996年获得批准。厦门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实力雄厚，台湾研究、南洋研究、华侨研究、经济研究、会计研究等领域居国内高校前列。

    建国后，由于台湾没有统一，特别是金门。毛泽东为持续内战，抵制美国分裂中国的险恶野心，而在厦门和金门进行炮战。当时厦门大学的实力比较雄厚，可谓屈指可数。国家以保护厦大的人才为名义，把厦大理工科大部分迁到全国各地。

    1951年5月，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3校的航空系并入清华，设立清华大学航空学院。由此可知，上述3校的航空系并非直接参与组建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1952年成立，时名北京航空学院，1988年改为今名）。

    1952年，厦大海洋系师生转入山东大学组建山大海洋系。在山大迁往济南时留在了青岛，后发展成为青岛海洋大学，2002年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

    同年，厦大电机、土木、机械三3个系各一部分并入浙江大学。

    同年，厦大工学院机械和电机两系以及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部分院系组建成南京工学院，即今东南大学。

    同年，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高校水利专业合并，在南京成力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河海大学。

    同年，厦门大学俄语专业合并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学生也转到该校外文系学习。

    同年，厦大土木建筑专业并入同济大学。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厦大企业管理系被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即今上海财经大学。

    1957年，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5所学校为主，国内十余所著名高校（包括清华、南开等）共同创建了内蒙古大学。

    今天的厦大，每个学生宿舍都配备有空调、免费校园网及宽带网接口，每位学生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固定电话。学校食堂免费供应米饭，教学楼和图书馆都有免费纯净水提供，充分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生活详细、周全、人性化的全面考虑，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88年来，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很不错的校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居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大学。建校迄今，已先后为国家培养了15万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厦大学习、工作过的两院院士达60多人。

    [附文1]厦大名人榜

    鲁迅、余光中、林峰、易中天、李敖、林语堂、卢嘉锡、陈景润等。

    此外还有：

    萨本栋：前厦门大学校长，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振宁等人的出国推荐信是他写的

    王亚南：前厦门大学校长，中国翻译《资本论》第一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谢希德：前复旦校长，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

    柯召：四川大学名誉校长，著名数学家

    邓从豪：山东大学校长，物理化学家

    曾呈奎：著名海洋生物学家，国际藻类学会主席，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曾融生：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

    阙端麟：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宜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葛文勋：第一、二届国际传感学会主席，CASE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李景昀：医学家、奥克拉荷马大学解剖学系主任

    吴伯雄：美国伯明翰大学电子计算机中心主任

    林幼：国际著名结构动力学家，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讲座教授

    庄汉水、邵建寅：菲律宾著名实业家、慈善家

    黄克立、黄保欣：香港著名实业家

    黄望青：曾任新加坡驻日大使

    徐世民：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悦诗：泰国华人实业家

    何宜慈：台湾新竹科技园区创办人

    沈觐泰：台湾“石油之父”，中油公司创办人

    陈振华：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

    刘诗华：台湾电信总局局长

    严启昌：台湾公路局局长

    夏荷生：台湾邮政总局局长

    傅百屏：台湾税务局局长

    杨延英：台湾公路局总工程师

    陈树勋、陈俊德：台湾中国钢铁公司创办人

    张克辉：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台联会会长

    孙亚夫：海协会副秘书长

    张高丽：天津市委书记

    张铭清：厦门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现任海协会副会长

    [附文2]滨海翡翠

    厦大校园依山傍海、风光秀丽，已成为公认的环境最优美的中国大学校园之一。“滨海风光，秀色可餐，建筑散落云雾之中，若蓬莱仙境；最妙海塘堤岸，红花绿影，仿佛珍珠翡翠，镶嵌于鹭岛之西。”可与武大、南京师大、北大、清华媲美。

    这是我最心仪、但尚未涉足的中国大学之一，将其列入“中国十大高校风景名盘”。校址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之岛南端，依山傍海，水天一色；风光秀美，建筑精佳；植被完好，空气清新；恬静优雅，气候宜人，堪称全国一流。背后是松声呼啸的吴老峰，身边是琴声悠扬的群贤楼，隔壁是钟声清越的普陀寺，对面是涛声起伏的鼓浪屿。校园内长满槟榔、凤尾葵、柠檬桉、刺桐、冬青、棕榈、木棉等，洋溢着浓郁的亚热带景观与情怀。你每天都可以伴着海潮声入睡，随着海鸥叫醒来。鲁迅先生当年曾在这里呆过4个月，体会着那“寂静得如同浓酒的厦门的夜”。不过在那样一个乾坤混乱的年代中，鲁迅先生在厦大的短暂日子里过得并不是很愉快。

    7、1921年C：燕赵遗风

    1921年，法国政府商请罗马教廷批准，由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的法国耶稣会士，在天津马场道清鸣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初名“天津农工商大学”，复定名为“天津工商大学”，在教会内部称为“天津圣心学院”，首任校长是于溥泽（法籍）。这是天主教在华办学的一项重要举措，填补了中国北方尚无天主教建立大学的空白，与南方的上海震旦学院遥相呼应。

    这是在古代燕赵大地上耸立起来的一所学府，堪称有“慷慨悲歌”的遗风。

    国民政府成立后，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报立案。1933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7923号训令，正式批准立案，因所设系科未达“大学”三院九系之标准，故将学校更名为河北省私立“天津工商学院”。

    1944年，学校通过改建大学的计划。1945年成立三院七系，初具大学规模。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申报改建大学。1948年10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将工商学院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刘乃仁为校长。

    1951年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51）高一字1170号令批准，津沽大学改为公立，将私立达仁商学院、天津土木工程学校分别合并入津沽大学商学院、工学院，并以津沽大学原有之文学院为基础，筹建师范学院。

    1952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将津沽大学工学院3系与前北洋大学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将津沽大学财经学院3系并入南开大学；以津沽大学师范学院为基础，又将天津市教师学院并入，在原校址改建为天津师范学院，梁寒冰任院长。

    1958年，天津改为河北省省辖市，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同年6月，河北省教育厅决定将天津师范学院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梁寒冰继任校长。1959年，天津师范大学改由天津市领导。同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确定天津师范大学为全省5所重点大学之一。

    1960年夏，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教五字第258号通知决定，将天津师范大学改为综合性的河北大学，成为河北省唯一重点综合性大学，隶属河北省教育厅领导。梁寒冰继续任校长一直到1963年。

    1969年10月，根据冀革（69）130号及津革（69）163号文件精神，河北大学隶属河北省管理。同年12月，河北大学陆续迁出天津。1970年，河北大学迁址至原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时为河北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定，仅在天津马场道74号设河北大学留守处。

    河北大学校训：实事求是，笃学诚行。

    河北大学校风：博学，求真，惟恒，创新。

    8、1922年：“灯火阑珊处”

    云南大学偏处祖国西南一隅，“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默默地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为培养本土的高层次人才而努力奉献。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学，也是一所发展势头强劲的边疆大学。

    云南大学具有80余年的历史，是中国西部建立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其前身私立东陆大学为当时的云南省都督唐继尧所创办，始建于1922年12月，1923年4月开始招生。云大刚创建时就有大学之名，而不像现在各地许多学校，不管实力大小，一窝蜂地将学院晋升为大学。1930年学校改组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又改为省立云南大学。

    1937～1947年，毕业于清华的著名数学家熊庆来（1893～1969年，云南弥勒人）教授出任校长，按照“清华模式”建设云大，云南大学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1938年，云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熊庆来的名言是：“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

    熊庆来在任期间，费孝通、楚图南、陈省身、华罗庚、严济慈、冯友兰、吕叔湘、刘文典、施蜇存等大批著名学者应邀到校执教，使学校逐步发展成为国内外影响甚大的综合性大学。抗战时期，云大与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唇齿相依，互为股肱。1946年，著名的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云大历史上烈士数目之多，在全国高校之林中仅次于北大。

    在施蜇存的回忆中，云大美丽而富有气度，是“群贤毕聚”之地。在他的《怀念云南大学》里，记叙了外地学生初到云大时的惊讶：如此一个边陲之隅，竟会有这般富丽堂皇的建筑？法国式的杰阁察楼，希腊式的圆柱和高而宽敞的教室。他说的是会泽院，这是以大学创办人唐继尧的家乡“会泽”命名的。

    到建国前，云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包括文、法、理、工、农、医等学科在内、规模较大、面 向全国招生的高等学府。1952年开始的高校院系调整，把该校法律、政治等学科，分别并入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等高校，农、医、工等学院又先后分离独立建校，由此成为一所以基础学科为主、较为单纯的文理科综合大学。1958年，云大由教育部下放云南省管理。云大1978年成为全国88所重点大学之一，1997年又成为全国首批61所“211工程”大学之一。

    云南大学位于昆明市区内，踞商山余脉的贡院坡上，前临翠湖，左依圆通山，校园内茂林修竹，绿草如茵，一幢幢教学大楼、图书馆、实验楼掩映在花团锦簇之中。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读书、研究学问的好地方。

    建校80多年来，云大六易校名，已为国家培养各类专门人才7万多人。以基础扎实、学风严谨、知识广博、务实进取而享誉省内外的云大毕业，生受到社会各界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

    云南大学办学指导思想：“立足边疆，服务云南，办出特色。”

    云南大学精神：“会泽百家，至公天下。”

    云南大学校风：“高远、务实、勤勉、卓越。”

    云南大学校训：“自尊、致知、正义、力行。”

    9、1923年：五月的鲜花

    东北大学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大学，是“一二九运动”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一所以工为主的多科性教育部直属国家重点大学，“中国工程师的摇篮”，首批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位于辽宁沈阳，校园南滨浑河，北畔南湖。

    1923～1931年：云涛日破

    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东北肥沃的黑土地孕育着富庶，也引得列强垂涎。日本以其地理条件的便利，将魔爪伸向东北，不仅进行残酷的经济侵略、资源掠夺、还进行文化控制。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局下，诞生了东北大学。

    1921年初，东北仍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而几位知识分子的内心却充溢炙热的激情。他们向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的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他们就是当时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和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对于他们的建议，奉天省议会于当年10月25日进行讨论，通过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备人才、振兴教育的议案。

    1922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次年4月19日，奉天省公署颁发“东北大学之印”，4月26日正式启用，东北大学宣告成立。在原文学专门学校旧址开办文法科大学，在高等师范学校旧址开办理工科大学。王永江为首任校长。王永江出任校长后，坚持他一向的严谨作风，聘名师、招学生、购设备，学校顺利起步。

    建校之初，东大呈请奉天省公署，拨地另建校舍。省公署很快批复，拨昭陵前白桩外陵地并毗邻民地共500余亩作为新校址。经1年多建设，1925年9月，理工大楼、教授住宅、学生宿舍及相应的附属设施在新校址竣工。理工科先行迁入，与仍在原址的文法科大学遥相呼应，形成南北两校区。1926年的《东大一览》曾对当时的校园环境进行这样的描述：“理科、工科校址，偏南一带地势高阜，土质坚厚，中建正楼一座，形如蛱蝶，南瞰城郭，北倚昭陵，而新开河环抱楼前洋洋西去，瞻眺环境爽垲葱茏，诚胜地也。”这方圣地孕育了东北大学蒸蒸日上的未来。

    学校按照现代大学的格局，设立理、工、文、法、教育等较为齐全的学科，各学科之学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文法科成立自治会、夏声社、社会科学研究社；工学院成立矿学会；理工预科成立英语研究会；孙国封院长为促进科学进步，发起科学教育协进会。这一时期，校内各种学术讲座开展得红红火火，主讲人不仅有国内名师、大家，还有来自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的学者、专家，所讲题目从“火山现象”到“教育的变迁”，从“东三省农业发展与中国民生关系”到“列国对华之联合政策”，内容涉及政治、人文、科技等多个领域。

    “知行合一”是东北大学当时的校训。为力戒纸上谈兵，东大建成工厂，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巩固所学。留学德国归来的杨毓桢任厂长。1926年11月，文法理工各科组织学生参观华北机械厂及纺织厂，以增长工业方面知识；同年12月，俄文系学生抵达哈尔滨实地考察；1927年，理工科学生参观奉海路、抚顺煤矿。实地参观考察、创建学会、开办讲座。刚刚诞生的东北大学，已经开始运用现代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启迪学生思想，丰富学术文化。这些传统延续至今，成为东大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27年11月，东北大学首任校长王永江因病逝世后，大学委员会公推奉天省省长刘尚清继任校长，踵事增华，历有建设。

    1928年8月16日，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刚刚过去2个多月，身负国仇家恨的著名爱国将领、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继任东北大学校长。一直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少帅，对东大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明确提出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求文化之发展”为办学宗旨，在学校建设和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东北大学从此进入发展的新时期。

    为改善办学条件，张学良校长先后共捐献180万现洋，建筑文、法学院教学楼各1座、可容数百人的凹字型学生宿舍1座、教授住宅38栋、化学馆、纺织馆、图书馆、实验室及马蹄形体育场等。时任建筑委员会技术部主任的孙国封曾言：本校此次建筑实为东三省伟大工程。

    对于东大的建筑，一位老校友这样深情回忆：“东北大学学堂的教室，建筑宏伟、工精料美，样式新异，斜阳夕照，辉煌美丽，眩目夺神，而我们得在这个教室里受课，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快乐！”

    东北大学的宏伟校园不仅留下了学子求学的脚步，也留下了众多名师辛勤耕耘的身影。张学良校长重金礼聘，广招良师，章士钊、梁漱溟、罗文干、冯祖恂、刘先州等一批名师执教东大，可谓英才荟萃，俊彦云集。

    1928年8月，结束欧洲旅行考察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张学良校长邀请来东大，着手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破除男女隔阂，并给予妇女界以研究高深学术的机会，张学良校长上任伊始，便极力倡导男女同校。1928年9月，各科共50名女生走入东北大学校门，从此开创东北大学男女同校之新纪元。

    张学良出任东大校长之后，对体育教育异常重视，增聘体育教员，组织学生代表队参加各类体育比赛。1929年，第14届华北运动会在东北大学举行。东大健儿大显神威，破数项全国纪录，夺得男子田径赛第一名。东大足球队、篮球队还远征日本进行比赛。东大学子以其强健的体魄，驳斥了“东亚病夫”的谬论。

    1929年7月1日，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张学良校长向120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各系毕业成绩第一的学生还由学校选送往英美德各国留学深造。同年秋，文法两院学生迁入北陵校区，东北大学羽翼渐丰。

    到1930年秋，东大有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舍宇壮丽，设备充足，经费充裕，良师荟萃，学风淳穆，极一时之盛。

    正当学校蓬勃发展之际，“九一八”的炮火，炸碎了东北大学的强校之梦。

    1931～1949年：风雨载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陷未几，日本南满公学学堂堂长来校，伪致慰问，劝照常上课，称经费由日本供给。全校师生悲愤至极，严词拒绝，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成为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东大师生先到北平、后迁开封、西安，南下四川三台，一路求学，一路斗争。

    1931年9月26日，东北大学大部分师生迁往北平。教授们组织“教授代表会”，推动学校复校事宜；学生也成立“东大临时学生会”，协助教授们工作。10月18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因条件所限，部分系科停办。同时添加边疆政治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

    1932年，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国东北合法化的阴谋，艰难办学的张学良校长出资8000现洋，资助我校学生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此举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有力的还击。1932年7月30日，刘长春手执中国国旗阔步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这是中国首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1933年，著名爱国人士、冯庸大学创办人冯庸先生，将冯庸大学9个系全部并入该校。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并准备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发动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

    在其他学校师生受军警围困、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东大师生冲破手持大刀的军警包围，孤军出动，从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郊民巷，他们冒着严寒，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和先锋。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紧接着又举行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斯诺曾这样评述“一二九运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

    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绍璩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斗争。1936年，阎绍璩以著名诗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为词，谱曲一首，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真实感受，化作悠远的旋律：“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争不惜……”

    这首从东大校园唱出的歌一问世，就在抗日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并被迅速传唱。而这首歌也连同那次振奋人心的爱国运动一起载入史册。而今，每到12月9日，东大校园里就又会传出那熟悉的旋律，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也伴着歌声走进年轻东大人的心里。

    “一二九运动”以后，华北局势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各大学于是纷纷准备外迁。1936年初，张学良校长在西安西门外选定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为校舍，东大工学院及补习班率先迁往西安成立分校。2月24日，西安分校正式上课。在这抗日的大后方，两度迁校的东大师生，渴望安宁的环境，渴望潜心治学。

    正在西安任职的张学良将军，为给东大创造适宜的发展环境，筹资15万元修建校舍。在修建大礼堂时，张将军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后国破校散的处境，在礼堂基石上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至‘九一八’，懆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辗转之中，东大师生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的洪流之中。1936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那天，西安1万多青年学生，举行了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中心内容的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等口号。

    在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他们冲出军警戒严的中山门，高唱救亡歌曲，向临潼进发，向正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得知学生们要来临潼的消息，蒋介石下令堵截学生，武装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校长深恐学生遭到伤害，驱车追上学生请愿队伍，劝阻学生返回校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但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校长却从此失去自由，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

    1937年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委臧启芳为代校长，根据国民党政府南迁东北大学的指令，在开封河南大学内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东北大学迁到开封。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臧启芳来西安接收西安分校。6月，开封学生迁到西安，集中办学。

    1938年春，日军轰炸西安，东大不得不再度迁校，由陕入川。他们暂借四川三台县旧试院和草堂寺及县属联立高中之一部分为校舍。工学院迁出，重点建设文、理、法、商学科。

    在东北大学当年的校址上，而今一所国家级示范中学——三台中学，已在川内声名赫赫。

    当时一批名师齐集东大，陆侃如、冯沅君、金毓黻、高亨、杨荣国、姚雪垠等先后来校任教。

    1940年，著名学者金毓黻到东大筹备“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尽管经费困难，物资缺乏，但在金先生的苦心安排下，极短的时间内研究所便初具规模。一批研究生追随先生不仅钻研历史，亦关注现实，成果颇丰。

    194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给予硕士学位。东大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发端。

    这一时期，东大编印的学术刊物《东北集刊》、《志林》收录了师生数百万字的论文，研究课题从“大学精神”到“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从“三台物价”到“东北人口发展的特点”，涉猎之广泛、调查之缜密、论证之严谨，令人叹服。

    学术研究欣欣向荣，学生活动蓬勃开展。学校通道两旁一直延伸到大门口的壁报，都是学生的创作，以宣传抗日救国、抨击腐朽政治、揭露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

    “学声”、“黑土地”等社团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成为进步学生成长的摇篮。学生剧团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走出校门举行义演，所得款物捐赠前线，支援抗战。

    在三台这座川北小城，东大度过了8年时光。在物力、财力两感窘迫的岁月里，师生们直面困苦，笑对艰难，追求学术发展，传播进步文化。那段日子因此而熠熠生辉，三台小城因而平添了万千气象。

    老校友刘黑枷在文章《歌声琴韵》中曾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我们那时在学校里最爱唱的歌，是东北流亡三部曲、在松花江上等，每次唱歌都心潮激荡，怀念故乡，遥想前线，对真正领导抗战的先进政党激起无限景仰。”

    半个世纪过去了，东北大学80年校庆之际，学校的记者赶往三台采访的时候，老校友们把记者领到了当时东大组织修建的防空洞里。在那里，老人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年的歌。

    1945年8月14日，东大师生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在这场战争中，有60位东大人奋勇向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授予烈士称号。

    当胜利来临，人们百感交集。陆侃如教授欣然提笔撰写对联：“万里流亡，尝胆卧薪，缅怀黑水白山，此时真个还乡去；八年抗战，收京降敌，珍重禹时舜壤，来日无忘守土难。”

    1946年东大师生从三台陆续返回沈阳，1947年2月在北陵原校址开学。1948年6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命令东北大学再迁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东北大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1949～1993年：力耕躬学

    东北全境解放后，为适应新中国建设对人才的大量需求，1949年3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以东北大学工学院、理学院（部分）为基础建立沈阳工学院，校址设在原沈阳奉天工业大学和市第二工科学校。

    次年4月，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决定筹建东北工业大学，包括沈阳工学院、抚顺矿专和鞍山工专。8月，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上述三校合组为东北工学院，校址设在长沼湖，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南湖，著名冶金专家靳树梁担任院长。

    1950年9月，东北工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暨首次开学典礼，当时学生2936人，教师417人。教师中既有原东北大学的教授，也有从全国各地招聘的专家、学者。广纳贤才，吸取各方专家之所长。受聘的教师来自天南海北，有的是高等学府的名师，有的是生产单位的技术专家。

    建国之初，在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这一举措为东工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刚刚成立的东北工学院，各项工作迅速展开，从招聘教师到招收学生，从专业的设置到基层教学组织的创建，为了让学校尽快走上正轨，大家只争朝夕。

    1952年，全国范围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的电机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采矿系、冶金系，山东大学采矿系均并入东工。东工的化工系各组，土木系的水利、路工两组，机械系的汽车组调到大连工学院；地质系各组、数学系、物理系全体学生及部分教师分别调整到长春地质学院、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等校。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成立，东工院长靳树梁教授被选为学部委员。

    1958年国庆前夕，中国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在东北工学院研制成功。

    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东北工学院获得长足发展。1960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东北工学院被列为全国64所重点大学之一。这为东北工学院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1978年，东北工学院首批被恢复为全国88所重点高校之一。

    1986年4月，国家教委批准东工试办研究生院。

    1988年，在时任东工院长陆钟武的倡导下，沈阳开始建立南湖科技开发区，确定建立“东北工学院科学园”。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以大学命名、并被世界大学科学园协会接受为会员的科学园。国内知名的东大软件集团，就是从这个科技园中成长起来的。

    1993年3月，国家教委正式批复将东北工学院复名为东北大学。张学良亲自题写校名，并出任名誉校长、校董事会名誉主席。

    10、1924年A：独步岭南

    白云山高，珠江水长。中山大学是一所有优良办学传统的名牌大学，中国南方文化与学术重镇。1924 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即今中山大学，1926年为纪念已经逝世的孙中山，正式改为今名）和黄埔军校。

    孙中山（1866～1925），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三民主义倡导者，中国国民党创始人，被中国人尊称为“国父”。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原名孙文，广东香山（中山）翠亨村人。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逝世于北京，安葬于南京中山陵。

    当时，广东大学还先后合并了国立广东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分设文、理、法、农4个本科（后增医科）；文、理、法、农、工5个预科。

    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溯源于光绪三十一年创立的两广速成师范馆，继办初级师范简易科，旋改为两广师范学堂，王舟瑶为监督。翌年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分设文学、史舆、数理化、博物4科，4年毕业。1912年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嗣归国立，黄锡干为监督，唐萱等继任校长。1915年增设图工体乐专修科，1921年附设国语传习所，并于文史、英语、数理化、博物4部外增设社会科学部。后邹鲁任校长。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大礼堂举行改组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

    广东公立法科大学，溯源于光绪三十一年广东课吏馆的创立，未几改为广东法政学堂。宣统元年建立新校舍，1912年改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分设法律、政治、经济等科。1923年8月改为法科大学，1924年2月归并为国立广东大学法科。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溯源于宣统元年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创立。翌年附设农业讲习所及林业讲习所。至1917年8月，始改为此名。1924年9月归并为国立广东大学农科。

    广东公立医科大学，溯源于宣统元年公立医学校的创立，由达保罗、钟宰荃等医生所办。1915年冬立案，改名为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1924年8月改为此名。该学校原处在帝国主义奴化统治下，经过师生的英勇斗争，于1925年7月归并为国立广东大学医科。

    1926年3月，大学者、文豪郭沫若（1892～1978年，四川乐山县人），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实行文科改革。

    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农、医、师等7个学院。1935年学校设立研究院，内分文科（分中国语言文学及历史学两部）、农科（分农林植物学及土壤学）、教育（分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两部）三研究所，开始招研究生。1937年推行导师制度。1938年接收国立广东法学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月，各学院研究所进行改编工作，所属文科、师范、农科及医科各研究所，分由文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兼办。同时，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改为中国文学系及语言学系；理学院数学天文系改为数学系、天文学系；文学院文科研究所改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暨历史学研究所；师范学院研究所改为教育学研究所；农学院农林植物研究所改为土壤学研究所；原有农林植物学部，分拨隶理学院，改称植物研究所；医学院研究所改为病理学研究所。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横渡长江，向华南挺进。9月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迫近广州，校当局想把中山大学迁到海南岛。校内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反对的，为保护校产，进步的员生作了护校斗争。10月初，将校本部公物运进广州文明路中山大学，封锁于大钟楼上下，严加保卫。而石牌各院系公物则秘密贮藏封存，轮班守护，使别人无法运出。因此，获得护校斗争的绝大胜利。

    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大成为一所以文理科为基础的综合性大学。

    中山大学建国前的领导：邹鲁、陈公博、戴季陶、经亨颐、朱家骅、许崇清、张云、金曾澄、王星拱与陈可忠等。

    中山大学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广州市，坐落于珠江之畔、南海之滨。各校区树木葱笼，绿草如茵，景色秀丽，各具风格，是陶冶情操、读书治学的胜境。“树影婆娑，鸟语花香，尽南国风光之妩媚；珠海校区，端庄大方，竭规划方案之成果。梁求琚堂、邵逸夫馆，中大是全国高校获馈赠最早最多者。”成为“中国校园最漂亮的10所大学”之一。

    中大校园里的重要建筑和景观：马丁堂（1906年落成，纪念曾向岭南学院捐款的美国人亨利·马丁）、黑石屋（1914年动工，原为岭南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钟荣光博士修建）、小礼堂（1916年建成，原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馆）、惺亭（1928年捐建，为史坚加、区励周、许耀章三烈士纪念亭）、孙中山纪念铜像（1933年冬奉置）、乙丑进士牌坊（建于1635年，20世纪40年代迁至此）、陈寅恪故居、永芳堂及十八先贤铜像（1990年兴建，孙中山、蔡元培、章炳麟、梁启超、康有为、邓世昌、黄遵宪、魏源、林则徐、詹天佑、秋瑾、谭嗣同、严复、冯子材、容闳、洪秀全等）、北门广场。

    目前，中山大学是一所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学、医学、药学和管理科学等在内的“211工程”与“985工程”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综合实力居华南内地高校之林首位，故被美誉为“独步岭南”、“华南第一学府”。中大又与同处一城的华南理工大学合称为“中国大学的双子星座”之一。

    2001年10月，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中大，成为高等教育的又一“航空母舰”。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是1866年创建于广东广州的博济医学堂，在医学遗传学、眼科学、肿瘤学、寄生虫学、内科肾脏病学、器官移植、传染性肝病、生物医学工程及分子医学等方面科学研究成绩显著，达到国家先进水平。

    中山大学的校庆日原为11月11日，1951年后则改为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

    中山大学校训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 年11月11日在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提写的。校训词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中国大学校训中比较好的一个。

    十字训词原文出自儒家经书《中庸》。《中庸》第20章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按《中庸》原意，是指人具有“诚”之本性，只要按“至诚”之本性从事修身，透过学、问、思、辨、行5个环节，便可以把自己修养成“君子”。实际上，以中庸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为指导原则，使封建时代读书人不违背封建宗旨，成为封建主义的接班人。

    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的变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发展传统《中庸》思想，强调“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即把做学问与立志结合起来，所以对“博学”做出新的阐发：“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顾炎武所指的“文”，已不是纯粹古代的经书文章，而是包括一切天下国家大事。他所指的“耻”，不是指个人荣辱，而是指全体人民的荣辱。博学的指导思想，从个人自身修养扩大到“当务之事”的社会大事，所以他提出学、问、思与立志的统一。顾炎武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爱国主义者，故他对传统教育能按照新形势需要而做出新解释。

    孙中山则处于伟大民主革命的时代，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一代振兴中华、再造文明的人才。1923年到1924年，他倡议在广东设立两所学校，一是黄埔军校，一是广东大学，以一文一武的学校模式，为造就“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服务”的人才。十字训词是他继承传统的教育形式而赋予时代的、革命的新的教育方针和内容。可以说是近代思想创新的里程碑。

    中山大学校歌创作于其建校初期，由中大首任校长邹鲁作词。根据时代的变化，今略有修改：“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中山手创，遗泽余芳，博学审问，慎思不罔。明辨笃行，为国栋梁，莘莘学子，济济一堂。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振兴中华，永志勿忘。”

    [附文1]中大精神

    中大精神：民主、务实、爱校。

    一所学校就是一部历史，它沉积着某个区域各个时期的校园文化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区高校的发展，可视为这个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开拓。中山大学地处岭南，与我国其他的重点大学相比，它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特色。

    中大精神是潜在的、无形的，它是由一代代中大人的共同价值观、共有的品格和气质表现出来的。在中大教师及校友们身上，人们得到更深的印象是：民主的精神、务实的作风、爱校的情结。中大的民主精神，体现在学术研究上的包容性、创造性，教师教学上的自主性，及学生学习上的选择性。在中大的历史上，学阀学霸作风鲜见，对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行政干预也不多。另外，从中大校友浓得化不开的爱校情结中，可以看出凝结着一种团结的精神，一种由对学校深厚的爱而形成的内聚力。中山大学属于每一个中大人，包括历史上的中大人或未来的中大人。

    中大80余年的历史，形成了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革命性、科学性和开放性。

    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革命人才而创办的。中山先生“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每一个中大人。在中大的教育传统中，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爱国教育和人格教育，强调民族精神，培养国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80年风风雨雨，中大人以中山先生为楷模，以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为办学理念，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了以国家兴亡和民族振兴为已任的优良传统。

    中大的历史是和一批大师级教授、学者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铸就了中山大学讲求“科学性”的优良传统。在中大的办学宗旨中，始终坚持以现代大学的理念指导办学，把发展教学和科研、办成名校作为目标。重视基础、重视质量、重视人才培养的科学规律。已成为中山大学的教学传统。教师们言传身教，严谨治学的科学作风和开创学术新领域的勇气，给中大这座科学殿堂留下许多精神财富。

    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精通十多国文字和梵文，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卓越成果，其《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名著就是在中大完成的。陈先生致力于做真正的学问，不图虚名，坚持学术研究中“三个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所讲内容必是在学术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思考。

    广州历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内地联系海外的桥梁。这是中山大学“开放性”传统的地缘背景。从筹办广东大学起，在35名筹备委员中，就有31人是从海外留学归来、通晓国际先进教育的专家。中山先生要求大学以“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实行开放性办学，向全国招聘名师来校任教，并在国外建立大学海外部。

    [附文2]中大名人榜

    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及学术传统。鲁迅、郭沫若、冯友兰、罗常培、傅斯年、赵元任、顾颉刚、周谷城、俞平伯、陈寅恪、岑仲勉、姜立夫、王亚南、黄现璠、马采、容庚、商承祚、王季思、王力、钟敬文、朱谦之、丁颖、蒲蛰龙等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都曾在中山大学任教。柯麟、梁伯强、谢志光、陈心陶、陈耀真、秦光煜、林树模、周寿恺、钟世藩、毛文书、陈国祯等著名医学专家曾在中山医科大学任教。学校名家大师荟萃，熏陶着一代代莘莘学子，形成了良好的学术风气，不少才华横溢的毕业生成为社会各界的杰出人才。

    中大名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尚安、苏锵、计亮年、曾益新；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长江学者：许跃生、吴仲义、汤子康等。

    建校80余年来，中山大学为社会输送各类英才10余万人，校友遍及海内外，已成为了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在当前人才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以“综合素质高、发展后劲大”著称的中大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附文3]鲁迅郭沫若在中大

    据当时在中大工作的周鼎培教授回忆：

    1925至1926年间，在北伐之前，革命的文化高潮在广东掀起。中山大学聘请大学者、文豪郭沫若（1892～1978年，四川乐山人）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文科学长。郭于1926年春间南来，实行文科改革。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云常湄等有名学者先后到校任教。当时办了不少革命文艺刊物，如《学艺》期刊、《五一》特刊等。浓郁的革命文艺气氛，对社会进步青年起了很大影响和鼓舞。

    中山大学由于郭沫若的介绍，聘请周树人（鲁迅）为文科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教务处主任，在1927年1月19日到校，住在校内大钟楼，把革命的文化高潮在广州重新燃起，得到当时广大进步青年极度欢迎和仰慕，认为他是思想的权威、时代的先驱和文艺的革命者。

    毕磊和周鼎培等，得校方同意，在中山大学发起欢迎会。鲁迅先生在会上曾说：我到这里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许多着手做的事还未着手，许多运动还未展开，特别感到文艺更是沉静得很。并说：我要问广州许多青年哪里去了？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在文艺方面他说，他愿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愿意从旁尽力协助。他认为开展文艺运动，不论对中国，对广东，对青年影响都是很大的。

    那时，周鼎培在校是负责编辑和出版工作，由鲁迅指导，特征稿编刊《中山大学改革问题专号》，以建立革命教育的基础。在鲁迅先生鼓舞下，中山大学员生对研究文学的热望甚为炽盛。周鼎培和林长卿等多人组织了一个南中国文学会，出版定期刊物，名为《南中国》，作为对抗当时反动派在文化领域上的斗争武器，并获得鲁迅的热烈支持和指导。3月14日假座惠东楼太白厅开茶会，出席人数甚众。由鲁迅将研究文学经过、运动、研究方法及国内文坛近况，详为叙述。与会者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兴奋。此会由于反动派的叛变，被迫无形解散了。

    1927年4月15日，反革命政府发动“四一五政变”。那时，中山大学学生毕磊等多人被捕。鲁迅挺身而出，召开各系主任紧急会议，坚决要求尽力做好营救工作。惟多持消极态度，终无结果。继之毕磊牺牲的噩耗传来，鲁迅于是坚决辞去一切职务，他感觉“深深尝到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从梦境放逐了。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死亡”。

    鲁迅在白云楼经过一个时期，还出外演讲过2次，一次是7月间去知用中学演讲，题目是《读书杂谈》。一次也是7月间，去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演讲，即著名的《魏晋风度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终于在9月27日离开广州，于是广州文艺气氛，重入黑暗时代。

    11、1924年B：军事家的摇篮

    她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头脑的现代军人的学府。中国国民党依赖她培育的人才，结束了自民国以来的分裂局面，统治中国20年；经历了漫长的抗日战争，赢得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民族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也是从这所学校开始，转入以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的道路。延续大半个世纪的国共斗争，直至如今的海峡两岸之争，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所以，黄埔军校被称为“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一。

    1924 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长洲岛），史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立的目的，是为国民革命军训练军官，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1946年，中国国民党移交军队于国家后，改称“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到现在。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与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都是始料所不及的。

    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一方面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并称为世界“四大军校”。一说战前世界四大军校为美国西点、英国皇家、中国黄埔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到1949年底迁往台湾高雄县凤山市，在大陆共办了23期，在台续办至今已73期。在大陆时期，其毕业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41386人。名将辈出，战功显赫，扬威中外，影响深远，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显赫地位。而昔日的黄埔军校旧址于198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3年9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访问苏联，学习建军经验。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命名新成立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28日选定广州长洲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堂和广东海军学校的旧址上建立军校。5月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随后任命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周恩来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此外还有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官及各方面负责工作。

    军校由6个部门组成：教练、教授、政治、管理、军需和军医；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宪兵、政治等科。

    1924年5月，从1200名考生中正式取录学生350名，备取120名，5月5日开始入学，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这一天后来就成了校庆日）。孙中山到会场给青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的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歌歌词。

    此年制定的《陆军军官学校歌》：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1925年2月，军校出师东征使用的校名为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以排斥共产党人在校内的地位。学校在当时集中了革命军中有才能的人。黄埔军校最初有许多从苏联来的教员，但在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破裂，所以这些苏联教员离开了。

    1926年，根据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于同年3月正式命名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此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先决定在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后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于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革命家宋绮云、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文学家谢冰莹都是武汉分校毕业的。郭沫若曾任政治部教官等职。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于是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分别出现了3所黄埔军校。

    在武汉，3月22日，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决定将武汉分校扩大改组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展讨蒋斗争。“七一五政变”后，黄埔五期学员被迫毕业离校，军校整体改编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兼任），成为后来广州起义主力，武汉军校便不复存在。

    在广州，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依然开办，1928年5月，由副校长李济深决定，将学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校只剩下718人坚持至毕业，其余散往武汉、南京等地，称黄埔六期生。1929年9月10日，校长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改称学校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第七期学生毕业后，1930年9月，学校被要求停办。

    在南京，1927年底，由蒋介石决定自行成立（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誓反共。1928年3月，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明令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建国后的海军少将张学思、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都是中央军校毕业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1937年8月迁至成都。在抗日战争中，该校成了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各期毕业生都一律开赴抗日前线参战。抗战结束后实行军校改制，该校于1946年元旦后改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改任名誉校长，由关麟徵升任校长。

    1947年，孙立人在台湾奉命训练新军，决定在凤山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直属成都本校。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学校停办，共办23期。蒋介石下令将台湾籍学生和国民党高官政要的子弟200余人空运到台湾。1949年12月，蒋介石及其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台北市。其后，1950年10月，黄埔军校在台湾高雄县凤山市维武路1号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名称被重新建立，并续办第24期作为黄埔军校的继续。她是国府迁台后，22座在台复校的大陆大学之一。

    2004年，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两岸官方同时举行庆祝活动。

    [附文1]黄埔名人榜

    一、创办初期主要教职员：

    A、中国国民党：

    蒋介石：校长

    廖仲恺：国民党代表

    李宗仁：校务委员，南宁分校总负责人

    陈诚：军事教官，校长办公厅特别官佐

    李济深：教练部主任

    邓演达：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教育长；武汉分校代校长

    王柏龄：教授部主任；教育长

    戴季陶：政治部主任

    邵元冲：政治部主任

    林振雄：管理部主任

    周骏彦：军需部主任

    俞飞鹏：军需部副主任

    宋荣昌：军医部主任

    李其芳：军医部副主任

    杜景祺：军医部主任

    何应钦：战术总教官；教育长；潮汕分校校长兼教育长

    胡谦：教育长

    钱大钧：参谋处处长

    石醉六：长沙分校分校校长

    顾孟余、徐谦：武汉分校校务委员

    方鼎英：教育长，代理校长

    张治中：武汉分校教育长；南京中央军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

    邵力子：校长办公厅秘书长；政治部主任

    程潜：黄埔军校校务委员，长沙分校校务委员会主任

    B、中国共产党：

    叶剑英：教授部副主任

    张申府：政治部副主任

    周恩来：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

    周佛海：政治部主任

    包惠僧：政治部主任

    熊雄：政治部主任

    聂荣臻：政治部秘书，政治教官

    鲁易：政治部秘书

    恽代英：总政治教官；武汉分校校务委员

    夏曦：长沙分校政治部主任

    项英：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阳翰笙：政治部秘书，中共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总支书记

    陈毅：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中共武汉分校党委书记

    董必武：武汉分校校务委员

    陈潭秋：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李达：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

    C、民主党派：

    许德珩：政治教官，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章伯钧：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郭沫若：政治部教官

    D、苏联：

    瓦西里·布留赫尔（加伦将军）：顾问团团长

    契列班诺夫：总顾问

    鲍罗廷：总顾问兼政治讲师

    白礼别列夫：步兵顾问

    嘉列里：炮兵顾问

    互林：工兵顾问

    喀扶觉夫：政治顾问

    二、主要毕业生：

    A、国民党指挥官（含起义将领）：

    杜聿明、胡宗南、张灵甫、郑洞国、宋希濂、毛人凤、关麟徵、贺衷寒、邓文仪、李仙洲、李默庵、陈明仁、康泽、郑介民、李延年、李弥、胡琏、唐生明、俞济时、黄维、戴笠、沈策、郝柏村、蒋仲苓、王升、黄珍吾、桂永清、谢晋元、刘勘、范汉杰、邱清泉、蔡文治、李桂丹、廖耀湘、郑作民、刘璠、王竣、黄翔、曾泽生、徐会之、赵子立、陈颐鼎、李以劻、肖赞育、戴安澜、萧作霖、唐生智、林伟俦、吕旃蒙、覃异之、贾伯涛、胡靖安、郑庭笈、陈修和、沈蕴存、李奇中、文强、杨伯涛、侯镜如

    B、共产党指挥官

    左权、陈赓、周逸群、萧克、徐向前、林彪、蒋先云、刘志丹、罗瑞卿、周士第、王尔琢、王良、陶铸、许光达、陈伯钧、宋时轮、杨至成、郭天民、陈奇涵、聂荣臻、程子华、廖运周、冯达飞、蔡申熙、曾中生、许继慎、赵一曼、赵尚志、宣侠父、阮山（越南）、李运昌、阎揆要、郭化若、陈毅安、王诤、谭希林、彭明治、曹渊、唐天际、张宗逊、刘畴西、卢德铭、李之龙、张学思

    [附文2]黄埔军校旧址今貌

    黄埔军校大部分建筑物于1938年被日本飞机炸毁。1965年做了一次较大修缮，基本恢复原貌。1984年建立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1996年，广州市政府按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原位、原尺度、原面貌”原则重建，6月16日奠基，11月12日落成，复原了孙中山、廖仲恺、周恩来及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各部的办公室和课室、师生的饭堂、寝室等，但由于赶工期而埋下了不少质量隐患。2005年又投入巨资进行全面修缮，严格按照“修旧如旧”和“不赶工期”两大原则。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评为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2000年又被评为广东省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有军校正门、校本部、孙总理纪念碑、中山故居、俱乐部、游泳池、东征烈士墓、北伐纪念碑、济深公园、教思亭等十几处建筑。

    黄埔军校大门风格非常朴实。中央上方横匾上“陆军军官学校”几个大字，是清末进士谭延闿所书。校门于1965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重新修建。在二门门口挂着一副对联：“杀尽敌人方罢手，完成革命始回头”。二门右侧墙壁上挂着蒋介石手书的“亲爱精诚”校训。军校大门彩楼两旁原挂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住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额为“革命都来”。孙中山逝世后，改为总理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黄埔军校校本部是一座日字形的二层砖木结构、三路四进、回廊相通的楼房。军校刚创办时，在原陆军小学堂祠堂式大门前面增建欧陆式大门。中山故居即“史迹陈列室”，原为清朝广东海关黄埔分关的旧址，称为学海楼。砖瓦混凝土混合结构两层，1950年重修。其中陈列有伴随聂荣臻数十年的皮箱、自己装了轮子的椅子、墨镜、墨盒，解放军中唯一外籍将军洪水使用过的手纺毛毯，抗日远征军名将郑洞国的私章等珍贵文物，及不少校友的捐赠。

    位于孙中山故居西边的学生俱乐部是欧式红色建筑，其礼堂讲台中央和两侧分别悬挂孙中山像、总理遗训、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和林则徐焚鸦片、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侵犯天津、沙基惨案和攻打惠州4幅大型油画；礼堂里悬挂廖仲恺、朱执信、史坚如等名人像。黄埔军校当年的“清党”便是在俱乐部举行。俱乐部西侧的游泳池原是小船坞改建。

    东征烈士墓园坐落在军校西南的平冈，是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为纪念因讨伐陈炯明等叛军而阵亡的将士修建的，安葬有国共两党516位烈士遗体，1926年6月落成。墓园前有1928年修建的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是一座凯旋门式建筑，上覆民族特色的琉璃瓦。1926年在墓园正门增建东征阵亡烈士纪功坊和码头，有“小黄花岗”之称。纪念坊后，由墓道、墓冢、纪功坊、入伍生墓碑群构成长数百米的中轴线。墓冢东侧有蔡光举烈士墓，西侧有17位出身军校的将校墓。墓园于1984年修缮，1991年新建了“东征史迹陈列室”。

    北伐纪念碑矗立在长洲岛平岗，是一座高10米的花岗石碑，为纪念北伐阵亡的军校生建立的。由军校代校务何遂撰写的碑文“平冈之石齿齿兮，黄埔之水淙淙；屹丰碑以万世兮，将以垂纪于无穷”。碑的正面刻“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生出身北伐阵亡纪念碑”。碑座的东、西、北三面刻有北伐阵亡的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等353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名字。但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大部分共产党员阵亡者的名字未能刻记。

    黄埔军校后山的八卦山顶建有孙中山纪念碑，碑顶塑有孙中山铜像。1928年孙中山纪念碑奠基，1930年9月26日落成，碑座高40米，孙中山先生铜像高达2．6米，重逾1000公斤，是孙中山当年的日本好友梅屋庄吉出资、牧田祥哉敬作、筱原金作工场铸造。碑正面为“孙中山纪念碑”6个隶书大字，背面为孙中山像，东面为孙中山遗训，西面为孙中山开学训词。从山底到山顶的阶梯，所在山壁用石材装饰，表面镶有校训“亲爱精诚”4个大字。

    此外还有中山公园、仲恺公园、黄埔公园（又称中正公园）、济深公园；张之洞倡建的大坡地炮台、白鹤岗炮台；中国海军的黄埔军港等景点。

    12、1925年5月30日：风起云涌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她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四大以后，工人运动迅速复苏和发展。

    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以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兽行。

    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上海工人阶级在总工会领导下，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6月4日，上海总工会与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共同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

    为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于6月4日创办了《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热血日报》及时向广大群众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约600～700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13、1925年：觉醒

    光华大学是20世纪中叶上海的一所私立民办大学，诞生于“五卅运动”的反帝怒潮中，1925年6月由退出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所创建，培养了大批有为学生。1951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被撤校。原校址位于上海市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东华大学校址）。

    创办伊始，学校设文、理、商、工4科。1927年工科停办。1929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3科为文、理、商3个学院。文学院设国文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社会系（内分政治组、社会组）、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理学院设数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学校还设有光华附中，附中为当时沪上三大知名中学之一。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各界纷纷走上街头。英国巡捕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黄昏，有个原圣约翰肄业、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学生聂光樨奔至圣约翰报告这一事件，全校的空气顿时震荡。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师生也组织罢课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美国校长卜舫济竟当着学生面降下并撕毁了中国国旗。于是6月3日，愤慨的553名学生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最后他们被校方列名开除（只有同是教会学校的沪江大学表示同情，愿意收容他们）。这一日便定为光华的校庆日。6月4日，离校学生教师集会商议另起炉灶，自行设校事宜，他们的举动受到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们的支持，出钱出地。

    经过各方协助，在短短3个月内就成立了新的“光华大学”。“光华”二字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此语象征着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与复旦大学同一出处。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格致诚正”（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为校训。租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杜美路（今东湖路）房屋为大学校舍，租新西区枫林桥房屋为中学校舍。1927年，光华大学搬到沪西法华乡（旧大西路底）王丰镐所捐的新校舍，还盖起了图书馆、实验室，可谓创业艰难，筚路蓝缕。其中出力、出资最多的是张寿镛（当时正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淞沪道尹）和王丰镐两位先生，还有许秋帆。

    从圣约翰大学辞职的19位中国教师作为光华初期的教学骨干，另有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当时的校长是张寿镛，大学教务长是朱继农，文学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主任是潘光旦。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周有光、钱钟书等专家、学者都曾在光华大学任教，是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云集的一所私立大学。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的师资以光华为首。教员多用英语授课。

    张寿镛（1875～1945年）：教育家、藏书家、财政经济家。浙江鄞县人，为明末抗清就义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煌言）的后裔。时任江苏省财政厅长、财政部次长等职，但很快辞退。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坚持不懈地把光华大学办好，以实现其“百年树人”的理想。他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是中举人，第二是娶贤妻）。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张寿镛办学“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光华大学的学生，也像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80多人，并有1位教授，于12月21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14人，包括诗人田间、作家周而复等。张寿镛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他还保护过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的罗隆基教授。这是很需要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丰寿堂等。可惜在抗战中，“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光华的校舍全部为日军炸毁。但学校转入租界，仍坚持赁屋上课，未曾间断。

    同时，张寿镛校长和校董事会商议，决定将一部分学校内迁入四川，成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他自己还于1938年亲自入川办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张校长毅然决定，在上海的本部不再公开招生，对外改为两个学社，一名“诚正文学社”，即原文学院；一名“格致理商学社”，即原理学院和商学院；“壬午补习班”，即原附属中学，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

    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该校交四川省地方接办，变更为“私立成华大学”。1952年9月，私立成华大学并入四川财经学院（现为西南财经大学），故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所在地得名“光华村”，即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旧址。

    在西南财经大学校内耸立着一株挺拔的铁树。光华铁树是1939年由当时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师生们种下的。那一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为表达对抗战胜利的渴望，校长谢霖带领师生们筹资买来一棵双株的铁树幼苗在校园内种下。这株铁树树形奇特，为“V”型，师生们以此来象征对抗战胜利的祝愿。

    光华上海本部于1946年复校，由于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军夷为平地，政府拨给欧阳路旧日侨学校为校址。

    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光华大学被化整为零。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而其它文、理科与大夏大学等的科系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光华附中则和大夏附中合并成华东师大附中。

    光华大学和附中从1925年到1951年间，先后入校学生有14000余人，毕业4000余人。曾就读该校的学生中，著名人物有邓拓、张允和、穆时英、姚依林、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等。

    14、1926年3月18日：无花的蔷薇

    “三一八惨案”即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10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

    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中俄大学校长徐谦以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

    18日，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及英、美等8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

    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事先作了布置和安排。是日清晨，在李大钊的主持下，中共北方区委又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准备的情况。赵世炎、陈乔年、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萧子璋、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分别报告了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和口号，以及游行的路线等。

    群众大会于上午10时开始。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首先由大会主席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段祺瑞政府17日对请愿群众的暴行。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8条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要求段政府立即驳复八国通牒。

    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军警竟疯狂开枪扫射，当即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人亲自参加了这次斗争。李大钊、陈乔年等由于掩护群众而受伤。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但此后，北京的反动统治却更加猖狂，党的活动更加困难。执政府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兆雄、易培基等5人。朱家骅、蒋梦麟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张作霖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学校停课，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三院大操场，在陈毅的主持下，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等7篇檄文，把3月18日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国务院“阁员总辞职”。但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

    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除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人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而反动分子的残暴行径并未结束，北京继续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代校长蒋梦麟等遁入六国饭店，后再秘密离京。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被查封。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刘清扬。4月26日清晨，著名民主记者邵飘萍被秘密处决。

    在“三一八惨案”中，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以笔为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然而，比较二人同一时期的文章，不难发现，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鲁迅得知悲剧后，一时拍案而起，在文章中无所畏惧，愤怒像火一样喷涌而出。面对“血的事实”与“墨写的谎说”、正直学生的牺牲与无耻奴才文人的流言，鲁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于恶势力他绝不妥协，主张“血债血还”。他敢于正面黑暗现实，严词批判反动当局的无耻行径，予以沉痛的谴责。

    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是不同的表现了。五四运动后一直进行反思的“知堂老人”，面对政府的暴行，虽然依然保持“火”的战斗和热情，然而变得内敛、谨慎多了，言语、撰文力求隐曲、晦涩，坚持其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曾几度携手并肩战斗，但到1927年后，两人终于愈走愈远。

    [附文]京畿多坟茔

    今天，在北京圆明园西南面“九洲清宴”遗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公墓”，这座墓园占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1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9米的六面体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左，镌刻时任北平市长何其巩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学校）和职业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坟茔，其余烈士葬于别处。这处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惨案”3周年时建成的，当时北平市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礼。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东北角，有一座3米高的三棱形石质墓碑。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这3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在1926年3月21日举行了祭奠仪式，28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和纪念碑奠基礼。这座纪念碑建立在西城区端王府夹道的工业大学校园。其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1970年代，工业大学早已迁走，当地因施工建设而将纪念碑迁到现址。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里曾是北京女子师大的校园。在校园的西跨院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两层方形碑座上是方锥形的碑身，碑座上刻着两位烈士的生平传略。碑身阴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杨德群曾在国立武昌高师肄业，后转入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当时也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的楼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汉白玉方锥形纪念碑，碑座正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写的“碧血丹心”4个字，还刻有3位烈士的生平。碑文叙述了建碑缘起。和平门外师大院内曾建有范士融纪念碑。

    在北京大学西部化学南楼后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烈士牺牲1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了这座方锥形的汉白玉碑。碑下的3层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纪念碑”。1982年3月，北大团委从原北大三院（在东城区北河沿）将其迁移来此。碑座高3尺，碑腰高1尺，碑身高8尺，暗喻“三·一八”惨案。纪念碑为方锥形，上面用篆书刻写着“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与此相对应的碑腰四面，分别刻着3位烈士的简历和铭文。

    在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建有“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纪念碑”。这是清华学生在1926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本校学生会同人立”。清华同学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3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八惨案”诸烈士合葬，于是在原墓址竖起断碑。

    在崇文区幸福大街汇文中学校园内，建有“唐耀昆、谢戡烈士纪念碑”。它是从汇文中学原校址建国门船板胡同迁至此地。碑铭全文是：“举幡伏阙，自古有之。惟义与此，匪党匪私。何渎于天，市朝陈尸？！舍生报国，千古同悲！”

    15、1927年A：因为一个人

    晓庄学院地处“六朝古都”南京，学校前身是由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27年3月创办并任校长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即“依据乡村实际生活，造就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辅导员”。同年10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任学校董事长，并在校执教，且亲书“教学做合一”校训。著名乡村教育家赵叔愚任第一院 （小学师范院） 院长，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任学校指导员及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

    晓庄学院的校训是：“教学做合一”。校风是“求真、求精、求新”。教风是：“教人求真”。学风是：“学做真人”。特色非常鲜明，是中国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确定得最精彩的高校之一。这些都出于陶行知先生自己的笔下。而他自己的座右铭即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先生说：“好的乡村教师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乡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这种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晓庄学院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

    陶行知先生当年的理想是：“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光。”

    1951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复办南京晓庄学校。1991年，为促进南京市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原南京市师范专科学校与南京教育学院合并。2000年3月，为进一步实施南京市“科教兴市”战略，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原南京市师范专科学校、南京教育学院、南京市晓庄师范学校组合新建南京晓庄学院，“实行省市共同建设、以市为主的办学体制，学校设置以师范教育为主，承担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任务，并适当发展非师范教育。”实现了陶行知先生“回国三愿”中创办“晓庄学院”的意愿。

    82年的风雨历程，晓庄学校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凝练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南京晓庄学院是我国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最早发源地和试验场，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即发轫于此。陶行知先生曾说：“晓庄是一部永远不会完稿的诗集。”原国务委员张劲夫等一大批知名校友曾在学校就读。

    82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晓庄学校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为社会培养输送了7万多名师资和各类专门人才，毕业生中涌现了上百名中小学特级教师。学校被誉为“中小学教师的摇篮”。

    晓庄学校设有陶行知研究所。“行知园”内的陶行知纪念馆，藏有大量珍贵的陶行知研究文物。陶行知墓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晓庄烈士纪念碑是学校光荣革命传统的象征。

    [附文]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年），中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安徽歙县人。原名文濬，因信王守仁“知行合一”之说，改名知行，后又易名行知。191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后赴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再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师从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学习。1916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等职。1923年，同晏阳初等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读本》，推行平民教育运动。1926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1927年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称晓庄学校）。1932年办生活教育社和山海工学团。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治心”。还提倡“小先生制”以开展民众教育，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生活。“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在实际斗争中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该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1939～1946年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培养出许多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去革命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他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劳累而终。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等。

    16、1927年B：临危受命

    1927年，我国人民的反帝如火如荼，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势如破竹，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统治。“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呼声震天动地，一向被称作“睡狮”的中国人民觉醒了。北伐军气壮山河，一举攻克南京，南京城内新旧交替，一时显得纷纷扰扰。市上盛传国共合作政府即将在南京成立，这使外国传教士心惊胆战，纷纷作离去的打算。

    校长美国人包文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形势逼人，也产生了辞职返美的念头。那时，原文理科长美国人夏伟斯已回美国，我正暂时代理文理科长职务。包文耳闻目睹，感到外国人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已不合时宜，认为校长一职，还是中国人出任为好。为此，他曾多次找我谈话。他认为我出身金大，留学美国，与金大源渊较深，对教会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我对行政领导素无兴趣，不善于应付人事，以前所以离开北师大来宁，就是因为怕挑行政领导的担子。因此，我婉言回绝了包文的邀请。后来，局势进一步变化，包文再次对我提起此事，我的态度一如既往。

    不久，金大所有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南京，包文正式辞职。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先由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至此，金大开始在名义上由中国人领导。校务会初设委员5人，由农林科长过探先，文理科长陈裕光，教授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公推过探先为召集人。后来出于需要，委员名额增加到11人。

    同年11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突然作出决议，推选我为校长。电报发来，局面已成，难以推辞。就这样，我当上了金陵大学的第一任中国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高等院校全面调整，金大完成历史使命时为止，前后共24年。

    在我还未正式担任校长之前，我曾主动向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国民党仿照法国的大学院制，实属教育部）联系有关学校前途与立案等问题。担任校长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当时具体立案条例尚未产生）。我认为在我国办校，理应尊重我国主权，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赞成我的看法，鼓励我的行动。次年即1928年获批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继金大立案之后，其他教会学校先后呈请，其中最晚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因圣公会主教、美国传教士持怀疑态度，一直拖到1947年涂羽卿担任校长后，始向中国教育部注册立案。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位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

    立案后，我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些调整与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共和”精神，如成立校务会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一两次集会，讨论、研究校务，并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这种共和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生有自己选课方便的学分制。她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概而言之，即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

    立案后，理事会改为校董会，增加了中国籍校董的比例，使中国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国人占三分之一；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实行这种措施，曾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全校师生支持下还是完成了这一改革。这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陈裕光（1893～1989年）：化学家、教育家。字景唐，生于浙江宁波。1905 年入南京汇文书院（金大前身）附中，1911 年考入金大化学系，1916 年因成绩优异由金大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攻读有机化学，1922 年获博士学位，本着“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国任教，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化学系主任，并两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1925年回到金大，1927年开始长校，在学校努力发扬以“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为本的“共和精神”。直到建国前夕，是金大历史上在位最久、贡献最大的校长。

    17、1928年A：废都怪胎

    1927年，北洋政府因为连年军阀征战，国库空虚；且因为各大学科系重复设置，资源重复浪费，便下令将北京9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

    年尾国民政府北伐完毕，南京教育部计划采取法国拿破仑时代的大学院制（拿破仑时代全法国只有一所帝国大学，该帝国大学除负责大学教育外，还身兼教育部功能，管理各级学校），将全国分为数个大学区，各设一所大学，先在北平、江苏、浙江、广州试办。在北平，除先前北京9所国立大学外，天津的北洋大学、河北保定的河北大学亦在合并之列，预定组成国立中华大学。旋因北京大学抗议，改为组成国立北平大学（1928年）。

    北京大学文学院、保定河北大学文科合并为“北平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大齐。

    北京大学理学院改为“北平大学理学院”， 院长王星拱。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法政大学、保定河北大学法科、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合并为“北平大学法学院”， 院长谢瀛洲。

    北京工业大学改为“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院长俞同奎。

    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院长石树德。

    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大学农科合并为“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崔步瀛。

    北京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医科合并为“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徐诵明。

    北京师范大学改为“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院长黎熙，后改张贻惠。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合并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徐炳昶。

    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改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徐悲鸿。

    另外，北京俄文专科学校改为“俄文专修馆”，北京大学预科改为“北平大学文理预科”。还有国学研究所，分别由段憩棠、刘复（半农）、沈兼士主持。

    不过北京大学师生持续反对，经过一两年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保定河北大学、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先后退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另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农科改为河北省立农学院、保定河北大学医科改为河北省立医学院，天津工业专门学校改为河北省立工学院，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改为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后于1938年被废）。至此，国立北平大学只剩下医、农、工、法、女子文理5个学院，国立北京大学则拥有文、理、法3个学院。

    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大学3所学校内迁，合办西北联合大学。伪政权在北平开设伪北京大学（有文、理、法3个学院）及伪北平大学（有医、农、工3个学院）。之后，伪政权将伪北京大学及伪北平大学合并为伪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医、农、工6个学院），抗战胜利后，伪北京大学被改组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理学院为第一分班，文学院为第二分班，法学院为第三分班，农学院为第四分班，工学院为第五分班，医学院为第六分班 （第七分班是伪北平师范大学，第八分班是伪北京艺术专门学校） 。

    1946年国立北京大学复校，接收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一、二、三、四、六分班，第五分班改为国立北洋大学北平部；1947年国立北洋大学北平部亦并入国立北京大学。

    另外，1949年以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演变为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农学院演变为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立医学院演变为河北医科大学（迁石家庄），河北省立工学院演变为河北工业大学。

    [附文]特殊年代产物

    上

    北京在曾经的文化古城时期，地名改为“北平”，而且成立了一个“北平大学”。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北平大学没有了，消失了。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人们了解北平大学的人已经不多。青年朋友看书遇到这些旧事时，常常会把北平大学和北京大学混淆起来。因而，介绍文化古城时期的大学概况，就离不开北平大学这一段。

    北平大学其实只是一个组合体，而且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合体。她不是一个学校，也不在一个地方，是在一个时期，隶属于一个校名的几个学院。

    当时的大学体制，每个能称作“大学”的高等学校必须要有3个以上的学院，且每个学院又必须有3个以上的学系。而对于一个毕业生来来，“大学文凭”与“学院文凭”不只是名义上的好听不好听，而且在正式薪金待遇的规定上也大不一样。因而，把几个学院组合起来，共同戴一顶“大学”的桂冠，而且又是“国立”的，这对学生、教员、校长来说也都是各有利弊的。对学生来说，利多些；对各校校长来说，就不免还有不便之处。

    北平大学是5个学院的组合体：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法商学院、女子文理学院。这5个学院各有各的校址，各有各的历史。

    工学院：校址在西北城北沟沿祖家街端王府夹道。光绪二十九年筹建京师高等实业学堂，翌年于神机营分所建校舍，绍英为监督，由农工商部直辖，分机械、电气、矿学、化学4科，学生先补习2年，再转入正科3年毕业。民国元年改为高等工业学校，改隶教育部，校长洪鎔，分机械、电气、化学3科，后又增机织科。民国十二年改组为工业大学，十三年开学，俞同奎任校长。民国十七年北平大学成立，改为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先为马君武，后为张贻惠。

    医学院：最早为前清医学实业馆，地址在和平门外虎坊桥西北，正门在后孙公园。民国以后，汤乐和创办医学专门学校，后门在八角琉璃井。有解剖实验室、化学实习室、病理组织实习室、内科检查室、助产练习所等。民国十三年改为医科大学，洪式辟为院长。民国十六年改名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医科，翌年改为北平大学医学院，徐诵明为院长。民国十八年拨背阴胡同审计院旧址筹办附属医院，是当时北平仅次于协和的一所设备较为完善的医院。徐任平大校长后，医学院院长吴祥凤继任。

    农学院：前清宣统元年，学部奏拨望海楼附近罗道庄官地一段，兴办农科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农科。民国元年校舍落成。民国三年改为农业专门学校，分农科、林科，有图书馆、林场；农科分农业经济学、农业化学、植产学、牧学4门，林科分林政学、造林学、利用学3门。民国十一年，购南口三岔峪等处土地1100亩，筹建第二林场。民国十二年改组为农科大学，制定组织大纲，设农艺、森林、畜牧、园艺、生物、病虫、农业、化学等系。民国十八年扩充，现在国宾馆的钓鱼台即为其院址。因为钓鱼台在辛亥后还是满清宫廷内务府掌管的产业，溥仪未出宫前把这里赏了陈宝琛，陈宝琛在此请过客，作过诗。如今一下子竟成了农学院院址。伪满时期，溥仪曾委托他的代理人要求收回，为此还闹过交涉。民国十九年农学院增加预算。时许璇任院长，后刘运筹继任。

    法商学院：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将大仆寺街进士馆改为法政学堂。民国元年合并法政、法律、财政3校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邵章首任校长。民国十二年改组为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江庸任校长。民国十四年拨顺城街虎坊桥参、众两议院旧址为校舍，大仆寺街原址设预科。民国十五年解散中俄大学，收编该校学生为俄文政法系。民国十七年北平大学成立，改为北平大学法学院，谢瀛洲任院长，设法律、政治、经济3系。民国二十三年合并商学院，改组为法商学院，白鹏飞任院长。

    女子文理学院是合并女子大学和女子高等师范而成，最初校址在石驸马大街原女高师旧址，后租朝内大街孚王府，俗称九爷府为院址。民国二十年改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二年后确定办学规模五系二专修科。5个系：哲学系、教育系、经济系、数理系、化学系。2个专修科：音乐、体育。

    另外，后来北平大学在李阁老胡同还有本部，也有不少学生。

    因此可以看出，所谓“北平大学”是庞然大物的多元复合体，但其组织又是松散的，矛盾也是很多的。在它由成立到结束的不到十年中，闹过许多学潮、新闻。

    中

    先引一小段文献。1931年8月31日，刘半农先生写的《五年以来》一文中道：

    “那时国立九校还没有合并，北平有九个国立大学校校长。私立大学也比现在多到一倍。却因国立大学的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私立大学本无固定经费，以致北平的大学教育，整个儿的陷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讲堂老是空着，即使有教员上课，听讲者也不过二三子而已。牌示处的教员请假条，却没一天不挤得水泄不通。现在的北平各大学，虽然还没有整顿到理想的境界，比到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那时是北洋政府的最后阶段，在武力上，皖系失败，直系疲敝，奉系较强。奉系军阀张作霖得势的时期，张学良为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宗昌为奉第二军团长。直系王怀庆为京师卫戍总司令，处决京报主笔邵飘萍、递捕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刘半农编副刊，为此也离家躲了起来……总之，文化事业奄奄一息，十分恐怖。

    所谓“国立九校”，就是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科学校。这9所学校都由教育部拨款，因而谓之“国立”。其时尚有以“庚款”为经费的清华、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交通部办的交通大学、财政部办的税务专门学校等。这些学校各有专款，只叫“公立”或“部办”，而不叫“国立”了。清华也是直到后来才加“国立”2字。

    张作霖于1927年6月自称安国军大元帅，从北沟治顺成王府设立大元帅府，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就职，俨然国家元首自居。因为他是想要作“大总统”的，先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先例，称为“大元帅”。潘复在张宗昌、孙传芳推荐下组阁，任内阁总理，外交王荫泰、内务沈瑞麟、财政阎泽溥、教育刘哲。

    这时张作霖下了一条特殊命令让刘哲执行，就是合并“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以刘哲兼任校长，以胡仁源、张贻惠、毛邦伟、孙柳溪、林修竹等为各院院长。他们宣布了一系列禁令：禁止使用白话文、禁止学生集会请愿、教员缺课要扣发薪金、处罚学生可用戒尺打手心等等。

    北京学界一时笼罩在武装力量压迫的阴云之下。著名学人纷纷离京南下，或出国考察。林语堂、鲁迅等人早在1926年夏、秋间已先后离京。胡适也已出国。

    顾颉刚1927年也已到了广州中山大学，4月28日写给胡适的信道：

    “从仰之处知道先生将于四月底到上海，此信到时，想来先生已归国了。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他们而累及先生。”

    可见当时北京学界的情况。张作霖作大元帅时，也正是北洋政府政治穷途末日、财政极端困难时期。他手下大将、“长腿将军”张宗昌霸占山东、直隶（河北）两省，1927年不到一年用去5000多万银元军饷，都是用公债、地亩捐、直鲁军用票从农村敲诈来的，只供他挥霍，而兵士们照样欠饷。张作霖的内阁只有80万行政费，他的总理兼财政总长把财政部人员裁撤到只剩下20人，成为笑话奇谈。

    在行政费这样紧的情况下，“国立九校”不合并没有钱，合并了还是没有钱。经费名义上有，但无钱发，只是“欠”着。这就是刘半农信中所说的“国立大学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的实际情况。

    经费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北洋政府后期，因军阀连年混战，官僚贪污，钱都被打仗和贪污弄光了，教育经费长期拖欠，丝毫没有保证。北伐胜利，军阀垮台，张作霖大元帅作不成了，匆匆离开北京回东北老家，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南京派阎锡山军队接管京、津，宣布北伐成功，全国统一。

    在此新旧交替之际，北京各学校的经费更无人来管。直到1928年七八月间才把经费来源具体落实，即李石曾与宋子文谈判商定：由天津海关和长芦盐务署按月拔30万元，经北平各大学作为固定经费。这样直到“七七事变”，北平几所国立大学的经费才得到较长时期的保证，但这是与北平大学的建立有直接关系的。

    在北伐军于长江流域节节胜利时，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即筹划，如何在军事胜利之后取得北方教育大权。他便与张静江、吴稚晖等仿效法国大学区的办法，在中国建立大学院、大学区。

    李石曾名煜瀛，“石曾”是字。他是清代同治帝老师李鸿藻第五个儿子，清末留学法国，加入同盟会。他在法国办过“勤工俭学会”、“里昂中法大学”等，在政治上、教育界，以及兴办各种事业上均有一定声望。北伐时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于1926年6月间，他先设立了“大学院”，以蔡元培为院长，请了一些只发干薪，不必上课、上班的教授，鲁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鲁迅日记》1928年1月31日记云：“下午收大学院泉三百，本月分薪水。”

    同年6月，李石曾与易培基提出建议，改北京大学为中华大学，分设文、理、法、工、农、农6个学院，北上接国立九校。后因北京大学师生坚决反对，通电抗争。李石曾又建议：因北京已改称北平，便应改北京大学为北平大学。后又确定全国划4个大学区：北平、江苏、浙江、广州。以北平、天津、河北、热河为北平大学区范围。大学本部总管全局，管理各高校，各校合并统一称为北平大学，下设学院。

    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校长李石曾，副校长李书华，先是萧瑜代理秘书长，后来由成舍我任秘书长，以上这些人选，不少都是留学法国的。

    以上是北平大学最早的组织机构和人选。但这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遭到强烈反对，不久就同大学区的实施失败一样，被迫取消。

    下

    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护校成功，脱离北平大学自去恢复各自的老传统。剩下其它一些学院，仍用北平大学的名称，但因各自原是独立的，自有其历史及人事基础，勉强合并在北平大学的名义下，是困难重重、矛盾百出的。其中有几件闹得比较严重的事。

    一是女子文理学院和法学院的争校舍案。

    1925年5月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因反对校长杨荫榆闹得不可开交。以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下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将其改设女子大学，布告云：

    “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业经令行停办，派员接收到案，本部现将该校改设女子大学，筹备处正在积极进行……”

    在女子大学开办的同时，一方面女子师范大学有教授和学生联合抗争，组织校务维持会，仍然继续其名称，一度在宗帽胡同租房子临时上课，后又回到石驸马大街原址。这时章士钊等人已下台。但另一方面女子大学又不肯让步，一些学生反抗女师大，两次呈请警察厅驱逐女师大，发表宣言要索回校址。

    这样在1926年、1927年之间，北京就有两所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到北平大学时代，女子师范大学后来并入师范大学去了，女子大学就成了问题。经过请愿交涉，也是一次风潮，最后取得不拆校、不并校，保持原组织的胜利。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在“女子学院”一文中记这一段史实道：

    “因为女子学院乃是后来改定的名称，它的前身实在即是章士钊、任可澄在女师大的废墟上办起来的那个女子大学。……北京旧有的学校也经过了一番改组……大学各学院长乃由李石曾派下的国民党新贵来担任。经利彬做了理学院长，张凤举做了文学院长，但是他们却不能一帆风顺地到任，因为政府取消了北京大学的名义，北大出身的都很反对，而且有些人在国民党政府里颇有势力，所以这种气势是不可轻视的。因此北京男、女师大及以农工各专科已经次第开学，北大的文理两院拒绝新院长去接收，一直僵持着，院长不能到院倒已罢了，中间却有第三者也吃了亏，这便是预备着归并到北大文理两院里去的旧女子大学学生了。因为当时有历史的关系，既然不能把她们并在女师大，只得将她们分为文理两组，并合到北大里边去，现在北大不能开学，所以她们也连带的搁了浅。新院长聘定刘半农为国文系主任，温源宁为英文系主任（余从略），预备先办文学分院，给她们上课，校址设在西城根的众议院旧址。但是刘半农辞不肯就，张凤举和我商量，叫我代理半农的主任职务，安排功课，我就答应了。随后半农给我打电话来，说女子大学是我们所一向反对的。怎样给他们去当主任？责备我不应该去；我当即答复他，从前虽然女子大学，可是现在改组了，我们去接收过来，为什么去不得？我还劝他自己去，可是他还是不同意，但是没得话说了。后来他究竟去做了女子学院的院长，可是并不固执原来的意见了。这个机关起头叫作文理分院，里边两个院主任，分治其事，随后在保存北京大学后，作为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又改为女子文理学院，但那时我却不在那里了。

    “文理学院的开设是在众议院旧址，那就是后来法学院的第一院，可能是一时借用的，可是法学院一再要求归还，因为难找到适宜地方，迁延下来到第二年春天，那即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也就是五四年的十年了。法学院终于打了进来，武力接收了校址，教员们也连带的被拘了小半天，给我有写一篇愉快的散文的机会。而学校却因祸得福，将破烂的众议院换得了一座华丽的九爷府，本是前清的旧王府，后为杨宇霆所得，女子学院由杨家以廉价租来的，至今岿然在朝阳门大街的北边，是科学院的一所办公地址。担任过女子学院院长的有经利彬、刘半农、沈尹默，那是以北平大学校长兼任的，最后是许寿裳，随后这学校即就没有了。”

    当时法政大学武力接收女子学院占用的众议院，似乎收复失地一样，是十分热闹的一件新闻。周氏有一篇“在女子学院被囚记”专记此事，写得十分有趣，无冲淡风而有辛辣味，是苦雨斋另一种风格的文字。当时被拘的教员除周氏外，尚有沈士远、陈达、俞平伯、沈步洲、杨伯琴、胡濬济、王仁辅、溥侗，以及唐赵丽莲、郝高资二女士。这些人因被无理拘留，还特地去质问过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但无论怎样逼，也没有一句负责的话。如同泥塑木雕的菩萨，客人种种责难，主人还是毕恭毕敬地陪着，到深夜而无倦容，涵养功夫是十分了不起的。年代久远，早成历史。当时被拘的人，现在均凋谢殆尽，鲁殿灵光。

    其二是，在女子文理学院被武力接收校址事件而外，尚有俄文专修馆的一次波澜。这原是外交部办的一个学校，并入平大，开始仍叫原名，学生反对，要求升为学院，且反对李石曾派来的段憩棠接收，也闹罢课，天天派代表请愿，闹到深夜，最终获得解决，改称为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后来也没有了。至1936年、1937年之际，只有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了。

    当时除军阀之外，还有学阀的名称，即凭借教育界的势力，掌握一些学校，操纵一些教员、学生，形成力量，兴风作浪，你争我斗。北平大学是几个不同学校的组合体，所以大小争斗的事件更多。

    1932年6月间，钱玄同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有几句道：

    “说也好笑：今午在一个地方吃饭，有人卒然问曰：北大闹学潮了吗？怎么忽然登《晨报》停止招生呢？我闻而大惊，索《晨报》阅之，果见大学广告，因有某君先入之言，竟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平’字熟视而若无睹，以至急急忙忙地打电话问你，岂不可笑！实在也因为这两天我心乱急了，愤慨极了。常常想：平大要轰沈尹默，干师大底事；师大要易寅村等人做校长，又干平大底事！师大要易与平大驱沈，又干北大底事！而他们竟联合战线的那样闹，实在可恨之至……我只希望北大永保其不牵入此无聊之学潮中……”

    从钱玄同的信中，亦可见当时北平大学之混乱了。这种情况到1934年、1935年之后，相对稳定一些了。当时在国立各大学中，平大比较好考一些，在1935年时，其在校人数是：李阁老胡同北平大学本部学生1600余名，和平门外后孙公园医学院120多人，阜外农学院220多人，国会街法商学院510多名，端王府夹道工学院280多人，女子文理学院人数不详。

    北平大学的几年中还是培养了不少学生的。“七七事变”之后内迁到西北，抗战胜利，未能复校。工、农、医三学院并入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作为北京大学先修班，文化古城和北平大学均已成为历史名称了。

    18、1928年B：不事奢华

    安徽大学坐落于全国主要科教基地之一的安徽省会合肥市，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校园景色秀丽、环境优美。学校不事奢华，就像黄山一样淡雅、低调。

    她原名安徽省立大学，在19世纪末敬敷书院和20世纪初创办的安徽高等学堂基础上，1928年创建于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市，8月开始招收预科生，标志着安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930年6月更名为省立安徽大学。1937年，因日军入侵被迫西迁，并曾一度停办。1946年复校，定名国立安徽大学。姚永朴、刘文典、王星拱、陶因、陈望道、丁绪贤、郁达夫、周予同、吕思勉、章益、周建人等均曾在安徽大学执教或主持校政。1949年12月迁至芜湖，与安徽学院合并，恢复校名安徽大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安大部分系科调往华东地区有关院校，同时调入一些系科，设师范、农学两个学院，并于1954年2月分别独立组建安徽农学院（今安徽农业大学）和安徽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学校建制取消。1956年起，在合肥筹备重建安徽大学，1958年恢复招生。重建以来，安徽大学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安徽大学以“至诚至坚，博学笃行”（挺不错）为校训，积极推进学分制改革，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努力探索以扎实的基本理论、较强的基本技能和良好的基本素质为内容的“三基并重，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建校70多年来，安徽大学已为国家培养了10多万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19、1928年C：“民无信不立”

    立信实业包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出版社、立信会计学院，形成“三位一体”的独特办学模式。

    “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立信创始人潘序伦先生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会计专家、教育家。潘序伦的一生，是为我国会计事业奋斗的一生。

    潘序伦，1893年生于江苏宜兴。1921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留学时，就选定了会计专业为终生职业。1924年，他怀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愿望，学成回国。

    回国后的两年内，潘序伦应聘担任国立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他大力引进和传授西方先进的会计知识和技术。

    1927年元月，潘序伦创办会计师事务所。他借用《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其名定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公正服务、建立信用为宗旨。他在业务活动中讲究信誉和公道的原则，加上他的文字、外语功底坚实，中西学兼擅，无论在承办会计和工商业的申请、咨询，还是受托申辩诉讼时，大多说理详尽，效率、质量皆佳，因而他的事务所很快声誉鹊起，工作人员逐步增加，所址多次搬迁、扩大。从1937年开始，潘序伦又先后在桂林、重庆、南京、广州、天津等地设立了分所。

    潘序伦根据自己从事会计师的体验，深感中国会计人才之匮乏和推广新式会计之紧迫。出于这种认识，他在设立事务所不久，就开始会计教育活动。从1928年开始，他先后创办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函授学校、专科学校和高级职业学校，向社会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会计人才。真可谓：“立信，立天下之信；潘序伦全力办学，十万弟子，桃李芬芳。”

    1937年，潘序伦正式创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后因日寇入侵，上海沦陷，他赴抗日后方，在一无办学经费、二无校舍的困境下，到处奔波，向社会募集经费，为会计教育事业历经艰辛。抗战胜利后，潘序伦重返上海，集资筹建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新校舍。解放后，在他的关心下，立信继续为上海和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财会人才。

    潘序伦后来回忆说，创办“立信”，一是适应社会需要，二是以“建立信用”为目标，并提出“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的口号，广收女性学生，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补习夜校，函授学校，晨校、星期日校，日校，专科学校，高级职业学校，训练班，广播讲座）、严格和实用的培训方针，精打细算，勤俭办学，立信会计学校乃至整个立信会计系统从小到大迅速发展。

    1941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潘序伦从商务印书馆收回《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和纸型，与生活书店合作筹资，同年6月成立“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除出版发行《立信会计丛书》外，还印刷账簿、表单，满足工商业之急需。以后，该社还在桂林设立分社，在成都、贵阳、昆明、西安等城市设立特约经销处。

    抗战胜利后，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从重庆迁往上海，业务更加发展，自己设立了印刷厂，在南京、天津、广州增设了分社，特约经销处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并向港澳、南洋群岛一带推销书籍。后香港自行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新编出版丛书20余种。

    到1956年初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结束为止，先后出版发行各种会计书籍不下一百五六十种，其中由潘序伦著作、翻译和主编的约有三四十种。潘老说过：“如果说我对我国会计学术有所贡献的话，当以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为最。”

    杨纪琬曾深情地说：“无论立信会计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和立信会计丛书，在我国会计工作、会计教育和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史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章。”

    潘序伦亲手创立的“立信会计事业”永存中国会计发展史册。他为发展立信会计事业含辛茹苦所做的贡献，也永远铭记在同行们的心中。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是我国唯一一所以会计命名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学院前身为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由潘序伦始创于1928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学校同上海其他财经类校系合并成上海财经学院。

    1980年10月，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经潘序伦等人倡议，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立信复校。2003年9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在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基础上建立本科学院。全国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是该学院最主要的实习基地。

    几十年来，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秉承“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24字校训，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重应用”的特色，坚持“立信为本，实践为衡，求是务实，报效社会”的办学理念，发扬“诚信、奋斗、创新”的新时代立信精神，“立足上海，面向华东，服务全国”，坚持“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已经培养了20余万能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财经管理人才。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在注重“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行业道德规范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学科建设，努力构建以会计学为核心，管理学、经济学为主体，法学、理学、文学为支撑，新兴及边缘学科适度的学科结构，保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色，与其他本科院校形成错位发展，成为有特色、有影响，位居国内先进水平的以应用型为主的财经类高等院校。

    20、30年代初：济南的秋天

    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当时的齐大文理学院院长兼校长林济青，从北平邀请来5位名人。齐大先进的办学模式、良好的教学氛围及公园式的美丽校园，先后吸纳和聚集了老舍、钱穆、顾颉刚、孙伏园等。

    1930年7月，著名作家老舍从英伦三岛归国不久，即衣袂飘飘入齐大，挟一股新文学清新之风，吹入这所洋教会大学。在这里，老舍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如《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大明湖》、《牛天赐传》等。身兼齐大“新文学教授”与“《论语》八仙”幽默大师双料头衔的老舍，操一口京腔，冷面妙语，纵横跌宕，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之讲课，大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轰动全校。除文学院国文系本班学生外，许多其他院系的学生也跑来旁听，教室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只好窗外站听。不仅如此，作为讲问读写、板眼韵腔、说学逗唱等等皆擅的行家里手，老舍还在国文系一年两度的师生聚餐联欢会上，表演过地道的京戏清唱和笑倒全场的单口相声，并打出了一趟正宗山东杨氏查拳。

    与老舍同在齐大文学院任教的栾调甫，是蜚声海内外的墨子研究专家，人称“齐鲁一大怪杰”，梁启超呼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甲骨文研究大家胡厚宣，在齐大被迫南迁的困难时期，到齐大任教。在这里他潜心钻研甲骨文，著述颇多，出版了《甲骨六录》等多部著作。建国后，胡厚宣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1932年加拿大人明义士被齐大聘为考古学教授，他将自己在河南安阳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运到济南，在校内建博物馆。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前几年明明德向山东大学捐赠了父亲留下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和文物。另外还有钱穆、张维华、孙伏园等一大批文化精英。

    1930年，根据文学院教授栾调甫的倡议，在文学院院长林济青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先后有老舍、顾颉刚、钱穆、严耕望、郝立权、余天庥、王敦化、范迪瑞等知名学者在所研究，齐鲁大学一时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重地。学校还编辑学术性校刊《齐大季刊》及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国学汇编》，影响国内外。

    1934年夏，老舍离济赴青岛大学任教，接替老舍而来的是青年剧作家马彦祥。马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乃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学者马衡的公子，虽年纪轻轻，但已在话剧界颇有名声。他著有《戏剧概论》，还与洪深合译过《西线无战事》，并导演过《鸡鸣早看天》、《雷雨》等名剧。马氏到齐大后，另开了《戏剧概论》和《文艺学》等新课程。当时马彦祥仅二十七八岁，青年英俊，风度翩翩，喜饰仪容，好近同学。因而每逢课余之暇，他所居住的齐大老办公楼二层单身宿舍，常常学生满座。

    如果说，老舍曾在齐大校园掀起一股“新文学热”，那么，马氏的到来，又在这齐大校园骤然兴起一阵新文艺春风。1935年春，在马彦祥的倡议组织下，齐大话剧社宣告成立，文理两院学生纷纷踊跃参加。

    21、1931年A：名师亮相

    苏步青（1902～2003年），中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浙江平阳人。以“步青”为名，即寄希望于将来能“平步青云，光宗耀祖”。1915年就读于浙江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1919年中学毕业时，获当时已调任的校长洪彦元资助，独自往日本留学。1920年至1924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电机系学习。1924年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1927年毕业后，入该校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1931获理学博士学位。

    1931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他的东北帝国大学师兄陈建功之约，苏步青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33年）、训导长和教务长（1950年）。期间，1935年任《中国数学会学报》主编，1948年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与与陈建功一起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

    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苏步青等一批数学系骨干力量调至复旦大学，他任数学系教授、系主任（1953年），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1956年）、校长（1978年）和名誉校长（1983年）。期间，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58年创办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文革”中，1972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上海江南造船厂。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保了复旦的4位教授（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1978、1984、1988年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1992年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初在陈建功约他去浙大任教时，苏步青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水准，为国家培养人才。”这兴许就是苏步青后来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不愿离开择浙江大学的情缘。

    在浙大走上工作岗位后，苏步青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光辉业绩，除做研究生时发现的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被学术界誉称为“苏锥面”外，后来他在“射影曲线论”、“射影曲面论”、“高维射影空间共轭网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等方面都取得了世界同行公认的成就。特别在著名的戈德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而被国内外同行称为“苏的二次曲面”。他还证明了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造（T4），被世界学术界誉称为“苏（步青）链”。因此，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盖称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欧美、日本的数学家称他和同事们为“浙大学派”。

    的确，自1931年到1952年间，苏步青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在国内10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解放后培养的3名院士，共有8名院士学生。后来在复旦数学研究所时，苏步青更有谷超豪、胡和生和李大潜等高足，形成了三代四位院士共事的罕见可喜现象。

    “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在这国难当头，举校西迁时，苏步青接到一封加急电报：日本仙台的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去日本见最后一面。苏步青把电报交给妻子说：“你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苏步青妻子松本说：“我跟着你走。”但因妻子刚分娩不久，不能随行内迁，苏步青把她送到平阳乡下避难，直到1940年暑假，由竺可桢校长特批一笔路费，才将妻子和女儿接到湄潭。

    他们在湄潭的生活十分艰苦。然而，困难总是吓不倒有意志、有毅力的人，浙大的教学和科研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苏步青也是带着困难走上讲台的。当他回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就会议论苏老师衣服上“三角形”、“梯形”的补丁，还有屁股上的“螺旋形曲线”。晚上，苏步青把桐油灯放在住所破庙的香案上写教材，终于用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完成了其主要著作之一《射影曲线概论》一书。

    据苏步青后来自述：“我和陈建功先生开创数学讨论班，用严格的要求培养自己的学生。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西迁贵州，我们被迫在山洞里还为学生举办讨论班。当年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了卓有成就的数学教授：张素诚，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正国，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吴祖基，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熊全治，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教授。1942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剑桥。’”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苏步青的复旦学生沈纯理回忆说：

    “1961年，苏步青先生给我们微分几何专门化四年级的大学生上‘现代微分几何概论’课。一次课后我和苏先生一起走出教学大楼时，苏先生问我有没有兴趣当他的研究生。能在这么知名的数学家指导下学习，我当然是受宠若惊了。不久，苏先生就专门为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萧尔健）组织了一个讨论班，由我们两人轮流报告。在冬天时，讨论班的教室里只有苏先生和我们两个学生，我有时冷得熬不住了，但苏先生照常坚持不误。在讨论班报告的休息期间及有时到他家去拜访时，苏先生经常和我们谈起他早年在日本求学时的故事、留学回国后在老浙江大学任教的经历，以及抗战时浙大西迁贵州湄潭时在煤油灯下、防空洞内坚持科研、艰苦奋发的往事。有时兴起，他还会将他早年以极工整的笔法抄录所读过的论文装订本给我们看。”

    1978年以后，苏步青又把代数曲线论中的仿射不变量方法，首创性地引入计算几何学科，在现代工业中得到应用。他和刘鼎元合写的专著《计算几何》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其研究成果“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苏步青不但是位数学大师，还是位文学行家，擅长撰文和写诗。他从小酷爱古诗文，古典文学功底很深，几十年笔耕不辍，写了近千首诗作。难怪他后来在执掌复旦时，非常强调录取高中毕业生必须语文一科成绩要比较理想。语文是自己的母语，也是百科之母啊！而且他还经常对后学谆谆教导，做学问就像建金字塔，基础很重要，文理要相通。可谓深远、睿智之见。

    22、1931年B：培养人，还是培养“机器”？

    上

    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校长时，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

    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30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从心理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3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很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衷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新民”，而是扰民。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与专”，方为上策。

    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

    这些话就是放在今天，仍大有意义，堪称空谷足音，振聋发聩。

    中

    在清华，潘是通才教育的又一重镇，“他的治学原则是通，而‘通’的原则又归究到人”，因此大家说他的“人文思想较他的优生学更有名”。社会学系是清华园一个大系，尽管系里有人与他意见相左（比如陈达教授就主张“专一”），但是该系还是享有“通才制造所”的美称。通才教育又称“自由教育”和“普通教育”。

    潘光旦撰文说，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个人要自由，社会也要自由，“不过社会的自由终究是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的国家里，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那怎样才能获得个人自由？这正是各级学校、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任务。但事实上我们的学校并不是这样，那些职业技术学校姑且不论，就连大学也成了造就高级匠人的场所。潘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举世全是匠人，而没有几个通人”，那种锱铢必较、乃至同室操戈的局面就在所难免了。

    无独有偶，爱因斯坦曾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严厉批判。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们是有能力避免弱肉强食的。不幸的是，有人仍然把竞争奉为社会生活的法则，这就使社会结构丧失弹性，人际关系极度紧张。近年来师生仇杀、父子相残等旷古未闻的悲剧时有发生，通才教育的长期缺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爱因斯坦还说：“……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用进步和变化。”这些观点与梅贻琦、潘光旦基本上是一致的。

    潘光旦在1948年又写文章说，“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分工合作”，这也是专业教育的主要依据。但是，人究竟是为了分工而存在，还是在此之外还有其独特的人的价值呢？为说明这个问题，他以蚂蚁为例，说蚂蚁的分工是一种本能，而人的发展却有无限可能性。假如我们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像蚂蚁似的，训练他的某一种能力，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非人非“蚁”的世界。

    潘文还说，普通教育的出发点是以每一个人为目的，如果过早地把学生纳入一个狭窄的专业范围内，就不仅不能顾及人的共性，还会扼杀人的个性。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为避免这种后果，普通教育所追求的是“共通基础”，它与工厂所要求的“同样标准”截然不同。前者是为了向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后者却是要把产品造成一模一样的类型。专业教育所造就的专家除了一技之长外，还有很多短处。但是不少人却因为有一技之长，就非常自负。于是这种人越多，合作就越困难，冲突也越多，“国家的和谐康泰越不可问”。

    潘文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就理工农医而言十有九是训练，就文法而言十有九是宣传，就学生本身而言十有九是模仿。这就像马戏班子训练各种动物，让它们模仿人的行为，是为了赚钱。如果我们的教师也干起类似的勾当，那就和马戏班的老板差不多了。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潘光旦十分强调在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中个人的重要性，他直截了当地说：“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他批评那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教育必须配合社会的需要”等说法，将“社会”、“社会需要”变为宰制个人的“半神秘的实体”，而将人变为被动的工具。因而，他强烈地批评“党化教育”、在大学进行“训导教育”、将“宣传”等同于教育等等做法，崇尚自由教育的理念。

    下

    这些讨论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提出过一个报告，题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哈佛学者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巨大威胁。

    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有机、自由的个体。惟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因为普通教育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大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应邀去美国几所大学讲学，对大洋彼岸学术和教育界这一动向比较关注。他1948年上半年回国，国内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清华园仍然荷花藤影，弦歌不绝。大概是受哈佛那份报告的影响，再加上梅贻琦、潘光旦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类似的呼吁也日益高涨。

    1948年2月20日，工学院20多位先生聚集在一起，讨论通才教育的问题。会议由陶葆楷院长主持，与会者有钱伟长、梁思成等国内第一流专家。会议认为：大学工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她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的有理想的工程师，因此“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此外，为使工科学生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各种问题，还应该“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

    5月份，《清华旬刊》发表署名晓宋的文章：《严重的工程教育问题》。作者指出：工学院教授会已经“一致指出了过度专门的不良倾向”，但如今大家还是“被压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下……累得连读报的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他问：我们的教育当局“是不是晓得糟蹋教育、把青年学生当成塑料是罪过”？

    6月，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有关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冯友兰在会上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说。他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

    关于前者，他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个处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即学术、教育必须自由独立。

    至于后者，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在这方面，大学与职业学校有明显不同。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冯友兰还对“人”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

    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冯友兰还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比如哲学。

    折中之后，实际的教育模式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教育为主，三、四年级以专门教育为主。

    在清华大学37周年校庆之际，冯友兰曾于《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中说：“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他还说：“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传统，向前迈进。”

    没过多久，清华园就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发生巨变。在此期间，冯友兰以校务会议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务。那时他恐怕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两三年，这座具有光荣学术传统的清华园竟变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那场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讨论，也以后者占据上风宣告结束。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与此同时，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尽管如此，清华大学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不归路。于是老清华的消失，包括清华传统的沦丧和通才教育的失败，也成了冯友兰等老清华人最大的一块心病。

    山西学者智效民反思道：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苦难。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开始，中间经过军阀统治、日军侵略与大规模内战，一直到50年代政治运动、60年代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有人说苦难使人思考，但假如面对苦难的不是“人”，而是“机器”或“工具”，是否也会有思考呢？

    总之，当清华大学已经走过90个年头之后，倘若我们仍然不能领悟通才教育的意义及其作用，我们就不能清除产生专制和腐败的土壤，整个社会的人格猥琐、思想委靡和精神委顿就会加剧。长此以往，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强国之梦，也只能是遥遥无期。

    23、1933年：“寒门子弟”何所求？

    “在旧中国，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是属于寒门子弟，这个阶层是没有政治权力的。他们毕业后大多数当教师，不可能居高位，从而很少有政治野心。五四运动时，北京高师学生虽然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但他们只表现着青年们天真的爱国热情，为学生团体努力工作，而很少挟此为政治资本，变成学生政客，这一点正是这个阶层的特征。此外，教育超越政治的思想，也还支配着北京高师，教师们大抵是不问政治的书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高师流行一种‘新教育思想’，称为自动主义、理想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提倡启发个性，以反对往日权威束缚；在目的论方面，高唱理想的社会，以表示不满现实。

    “这当然是吸收了20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在当年军阀横行、政客奔走权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可以保持教育界一定的干净。但他们企图以教育促进社会的改良，这就显出改良主义的空想性。他们对暴政忍受，而对革命却旁观，更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怯懦。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军阀官僚们是对教育不问不闻的，书生们还可以关起校门自鸣清高。而遇着国民党法西斯，便御侮乏术，只得饮恨吞声，无可奈何。况又有人因势乘时，卖身投靠，国民党便唾手而把师大置于他们铁蹄之下。”

    以上是林砺儒后来回忆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旧中国高等师范院校情形说的一段话。

    林砺儒（1889～1977年），著名教育家，广东信宜人。1911年到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开始决心献身于民族的师范教育事业。1919年4月到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大学任教，担任心理学和教育课程，保护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1922年兼任北京高师附中（前身是北京五城学堂，我国最早的一所公立中学）主任（校长），实行大力改革和整顿，效果显著。

    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并入北平大学，改称第一师范学院，林砺儒任临时院务委员会主席，着手改革，增设社会系，支持师生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他的这些做法不为当局所容忍。1931年，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对第一师范学院严加整顿，停止招生1年，并解除其职务，派来新校长。林愤然离开，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不久又兼任广州师范学校校长。

    1933年，广东省政府创办勷勤（古应芬字）大学，林砺儒应邀参加筹办工作，任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1937年该院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后又改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林继续担任院长，放手进行教改革，在课程设置上打破常规，增添一批公共必修课，如“新哲学”、“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说史”、“国际政治”、“世界革命史”等；先后聘请一批进步教授到校执教，或请名家来校举行进步演讲；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学生可以组织各种社团，探讨各种问题；带领师生下乡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国民党当局对其做法十分不满，派员到校寻衅，指责教育学院不应开设这些课程。林砺儒便将“新哲学”改为“教育哲学”，而内容不变。当局还要设立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分部。林便和进步教师商定，由一位教授兼任训导主任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并挂上这两个牌子，实际上并未开展什么活动，使当局无法直接插手学校的工作。

    1941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改组文理学院，免去林的职务。消息传开，全校震怒。师生们自发成立“挽林委员会”，召开声势浩大的“挽林大会”，派教师代表团前往韶关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收回成命，并通电全国。学生们还集体创作了《挽林战歌》。

    面对这场学潮，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慌，派去接替林砺儒职务的人也不敢上任。当局便采取高压政策，逮捕、开除了不少学生。但师生们毫不畏惧，坚持斗争达2个多月。

    1941年10月，林砺儒到了桂林，担任广西教育研究所导师；次年4月，改任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长。他自知已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密切注意，再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是不可能了，于是在家门口贴上一副“读书幸未成君子，学圃犹堪作小人”的对联，以著书立说的方式，继续宣传教育改革的主张。从1941年到1945年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指导青年，“一不是靠权威部勒，二不是凭笼络操纵”，而必须了解青年，和他们做真诚的朋友，共同参加社会实践。其文在《文化杂志》刊登后，刺痛了国民党当局某些人，致使《文化杂志》被迫停刊。在另一文中，他继续宣扬学术自由，求真理，明是非，认为学生要尊师，但对教师的学说、教义可以怀疑批判。他的这些言论，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特务多次用匿名信对他进行恐吓，但他置之不理。1944年，他写成《教育哲学》一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大搞独裁，发动内战。林砺儒再也坐不住了，投身到民主运动中去。1946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恐吓，毅然加入民主同盟。国民党反动派为控制桂林师范学院，决定将该学院迁往南宁，并撤换院长。林砺儒愤然辞职。1947年8月，他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49年4月，林砺儒离开厦门大学，取道香港赴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和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兼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2年起任教育部副部长。

    24、1935年12月9日：“贞德”被捕

    上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青年学生富有革命热情，敢于抵制黑暗与腐朽；关注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也敢于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和参与意识，都有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的爱国心。在中国民主革命中，青年学生起到了革命号角与先锋队的作用，学生运动往往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是整个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前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疯狂叫嚷“攘外必先安内”。1934年5月31日、1935年6月9日与27日，蒋日双方连续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将华北冀察两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拱手交给了日本侵略军。

    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则是清华大学。

    早在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1935年秋，山东发生大水灾，北平地下党组织发起开展救灾活动，召开北平各校救灾代表大会，成立“山东水灾赈济会”，清华学生姚依林（姚克广）被选为秘书长。在清华也成立了赈济会分会。

    党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形式，进一步团结了广大中间群众。同时成立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委员有黄诚、吴承明、陆璀、华道一、黄绍湘等11人。

    在此基础上，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的“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学联总部设在清华园。随后，学联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

    12月3日，清华举行全体学生大会，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辩，进步同学驳倒了国民党学生所说的“请愿游行就是反对领袖”的言论，一致通过“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

    同一天，北平学联也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市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决议案，并在组织上决定城里由东北大学和中国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率领。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北平各校通电》，呼吁“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12月8日，学联又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议定了请愿的具体时间和路线。此时，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草拟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正式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震撼人心的吼声，疾呼“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会后，各校学生自治会紧张地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

    中

    12月9日，天刚拂晓，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参加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的青年学生们，冒着零下十六七度的严寒，按预定计划行动起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在城外，清华同学7时集合，带着连夜赶制的旗帜和标语，徒步沿平绥路向西直门进发。9时左右到达西直门，与燕京等校学生汇合。但是当局紧闭城门，阻挠同学进城。领队决定留大部分人员在西直门外城墙边召开群众大会，向老百姓作抗日宣传。清华学生陆璀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宣讲了这次学生上街游行的目的和意义。其他部分人员转到阜城门，受到阻拦后转向广安门，又受到阻拦，再转到西便门，大门紧闭。同学们含着热泪高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傍晚，清华游行队伍回校，同学们义愤填膺地表示：“我们不能白回去，一定要用更大的示威行动来回答他们。”

    在城内，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6000余名爱国学生，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涌上街头。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

    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反对防共自治运动！”“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殷汝耕！”“武装保卫华北！”“为祖国自由而奋斗！”“中华民族万岁！”“立即向日本宣战！”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

    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

    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传单，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

    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杀气腾腾，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进行阻挠和镇压。爱国学生不畏强暴，步伐整齐，正气凛然，队伍仍然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30多人被捕，百余人受伤，他们流着血，但还在高呼抗日口号。游行队伍被打散，大街上晶莹的冰块里渗透着爱国学生的斑斑血迹

    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提出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

    清华大学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校内各种集会与演讲会，讨论国内外形势，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的真面目。清华救国委员会和学生自治会组织了纠察队、宣传队、情报队、广播队，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

    同日，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

    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上海、杭州、武汉、广州、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大中学校及工会等组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研究制订了组织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计划。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国民党当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决定在这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2月16日，北平城再次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由清华、燕京率领的城外大队拂晓即出发，8时左右到达西直门受阻，继又被拒于阜成门外，再奔到西便门，愤怒至极的爱国青年齐心协力，用钢铁般的双臂硬是撞开了紧闭的铁门，涌进城来。

    北平各校学生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领，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学生总计1万余人。他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军队南调！”“反对苛捐杂税！”等横幅，向天桥进发。上午11时左右，汇集到天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举行大会。广场上旗帜翻飞，口号震天。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

    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8个决议案。

    会后，游行队伍奔向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队伍走到前门，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队的拦截。经学生代表反复交涉，一直僵持到傍晚时分，军警才让游行队伍分批分别由前门和宣武门进入内城。在宣武门，爱国学生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伤。

    相持中，清华女学生陆璀贴着地面爬进了城门。她迅速跳了起来，把一根铁门栓抽下，又用手去拧动扣住门环的铁丝，向城外高呼：“冲呀，冲进来呀！”她立即就被赶来的军警抓去，并遭到他们一顿拳打脚踢。陆璀毫无惧色，大声质问军警：“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人？”当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正在现场拍照，他跟踪陆璀到警察所，并对她进行采访，当即发出一条新闻。

    第二天，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大标题是“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警察击倒60”，副标题是“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这篇报道中，把陆璀誉为中国的“贞德”。这个报道迅速传遍世界，引起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

    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下

    “一二九运动”如滚滚惊雷，震撼到中华大地，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香港的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也开展了募捐和宣传活动，并发表了救国宣言，成立了救国会。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12月17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29军军长宋哲元发表《告北平学生书》，称“有共党煽动利用学生爱国运动”，如仍有“轨外行动”，决予“适当制止”。

    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的倒行逆施的暴行。

    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的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各国青年学生组织也纷纷打电报声援，国际学生联合会号召：“中国学生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

    “一二九运动”之后，清华园沸腾了起来，绝大多数同学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清华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下，代表全体同学宣布总罢课，并召开全体学生大会。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全国爱国青年学生：“把抗日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的救国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及时地为“一二·九”运动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2月25日，钱伟长、凌则之等20多位清华同学出于爱国热情，组织“北平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奔赴南京，并在沿途宣传抗日。没过几天，便被军警押上火车送回北平。

    12月下旬，北平学联姚依林（清华）、郭明秋（女一中）等开会决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把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农民中间去。

    1936年1月，清华50余人联合燕京、辅仁等校学生一起组成南下宣传第三团，蒋南翔与燕京的黄花为团长。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宣传团的团员们一方面向农民群众宣传抗日和革命的道理，一方面也从农民群众那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感情发生了重要变化，使许多同学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中共中央1935年11月发布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的精神指引下，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与姚依林等人在“清华同学会”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正式成立，它是抗日民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成立分队。

    3月31日，为北平第17中学学生郭清死于狱中，北平各大中学生举行抬棺示威游行。

    1936年初，广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5月28日，北平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的口号是：“拥29军抗日”、“发扬29军抗日传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

    5月30日，宋哲元发表谈话，表示：“若日本仍然增兵华北，余将与29军将士实行抗日。”

    6月13日，北平学生举行第4次示威游行，反对日本继续向华北增兵。沿途军警对游行队伍不加干涉，并予以同情。

    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

    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采取“兵谏”，劝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取得成功。

    1937年春天，民先队建立了全国总队部，清华大学的李昌当选为总队长。民先队的成立及发展，把“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民先队日益成为党在这一时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得力助手，有力地推动了抗日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民先队清华分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清华同学，战斗在抗日救亡的各条战线上。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大力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回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显示了中国人民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魄，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教育和锻炼了中国整个的年轻一代。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为民族解放与独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青年学生同工农相结合，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25、1936年A：“浙大保姆”

    上

    竺可桢（1890～1974年），我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地理学家、物候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在相关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浙江上虞人。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科学社，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祖国，1920年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创办东南大学地学系并担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此前后又曾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开大学和中央大学。1934年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新中国成立。为婉拒蒋介石赴台湾的邀请，而辞去浙大所有职务。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波及全国，浙大学生最早响应。他们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宣誓大会，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冒雪上街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并准备赴南京请愿。

    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竟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此举非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反倒使广大学生积压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学生的行动得到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全体师生的共同呼声，罢课斗争持续了1个月。

    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于1936年1月12日亲自到校训话，但形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以外，同为浙籍的身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后来，蒋还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为他婉拒。）

    1936年1月28日，在一次私人宴会上，竺可桢碰上了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透露，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已经辞职，有人主张派他前往；对此，竺未置可否。2月11日，翁又登门造访，说陈布雷想提议让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竺在表达了相反的意愿之后，又补充道：“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2月16日，陈布雷托人给竺可桢捎来口信，说蒋介石约他见面。竺可桢随即去蔡元培处请教。蔡言，最好不去浙大，但蒋不可不见，可见面时予以婉拒。所以，当2月21日蒋介石召见他时，竺可桢并没有马上允诺，只说要与蔡元培商议后再定。

    竺可桢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以来他一直任所长，刚有起色，他不愿分散精力；其二是他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而自己又不善于也不屑于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科学研究上。因此，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

    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其夫人张侠魂（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却鼓励他出任校长；张的二姐、时任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如是言。她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一番事业。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也来函劝他：“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这句话让竺可桢心头懔然为之一动。

    经过再三考虑，竺可桢决定接任浙大校长职务。3月8日，他将此意告诉陈布雷，并提出3项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4月7日，行政院政治会议正式通过由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决定。

    4月25日，竺可桢正式走马上任，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领导浙大在困厄中崛起。他上任后重点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学校管理，二是吸纳贤才。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

    在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和之后，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者为人所熟知。因此，1936年受命担任浙大校长，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中

    竺可桢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养的人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知识分子。1936年4月25日，他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就表明了自己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

    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

    （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

    （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3）明辩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

    （4）健全的体格。

    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下

    1937年，浙大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633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6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遵义地处黔北山区，远离炮火和敌机的干扰），史称“文军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

    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曾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1944年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在重庆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知当时正滞留重庆的竺可桢。竺甚为吃惊，立即去找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救济总署的费巩留英同学高文伯，托他们打听费的下落。竺还和复旦校长联名，正式找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的下落。竺还带头浙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然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曾上书周恩来，建议查清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竺临终，此案仍未查清。文革之后，方才查证费已被害。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竺可桢还曾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3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为重要。

    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并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了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有高尚人格的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一位浙江大学毕业生曾说：“这种传薪播火、荜路蓝缕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们体悟了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是‘社会之灯塔’之谓。”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他一个人隐居上海，闭户谢客。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26、1936年B：军校之母

    她是一个独特的大学，没有教室、没有图书馆，甚至没有正常的教学环境，但是她吸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无数的知识青年。她在中国最苦难的时期，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时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所以，她被称为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一。

    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当时仍沿用江西时代“红军大学”的名称；后迁到保安，1937年1月迁到延安。芦沟桥“七七事变”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制定了著名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抗大”第一期学员约300人，他们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干部，其中有的担任过军长﹑师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从第二期起，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员人数激增（其中包括来自全国的几百名知识青年），汇成具有1000多名学员的学校。从第三期起，学校成立了军事队，加强了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随着人员的增加，校舍困难。三期学员自己动手，在半个月内挖掘了170多孔窑洞，开辟出近千人的校舍。第四期学员人数增加到近5000人。

    毛泽东在“抗大”成立3周年时说过：“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使“抗大”教育更能适应抗战的需要，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经过晋察冀进入太行山区办校。1939年后，抗大总校迁往东北，改建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在敌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抗大教职学员经常参加反对敌人扫荡的战争，并克服各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抗大，抗大，愈抗愈大”。在1938年底至1945年春，“抗大”先后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延安、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0个分校和太行、太岳分校。抗大有教职员共1000余人，其中包括校务部﹑训练部和政治部等各方面的干部。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有女学员1000多人。女生队除了一般的军事政治教育之外，还有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等科。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还提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全校师生都遵循这些原则，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抗大”的政治教育内容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基本理论，还有国内外形势以及统一战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育。

    政治教育是抗大教育的中心。“抗大”不仅重视政治教育，也同样重视提高学员的军事素养。根据不同对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近战、夜战和射击、刺杀、投弹等战术技术训练，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939年深入敌后办学之后，“抗大”各分校更是一边学习一边战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实际的锻炼，使许多青年入校之后，很快就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干部。

    “抗大”把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优良传统作风，作为教育训练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在敌人封锁，物质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抗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己动手，开荒种地。

    “抗大”的教育方法是：“少而精原则”、“理论与实际联系”、“军事﹑政治﹑文化并重”、“集体研究讨论”、“互相帮助学习”、依照“教育计画”学习，等等。

    “抗大”每期学习期限为 4～8个月。在军事队中，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军事操课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三分之二，政治课占三分之一。在政治队中，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抗大”先后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其中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这一大批将军和干部，对于中国人民子弟兵的发展壮大，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战后，各大战略区以抗大为基础，先后成立了军事政治大学，其中大都转为现在的解放军院校，即她是解放后诸多军事院校的母亲、源头。

    27、1919～1936年：处处开花C

    [甘肃省立兰州高等工业职业学校（1919年），兰州理工大学前身之一。山西大学医科（1919年），山西医科大学前身。广州市立师范学校（1921年），华南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23年），江西财经大学前身之一。河南大学理学院（1923年），河南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东北大学部分资源（1923年），四川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私立青岛大学（1924年），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1924年），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新疆大学前身之一。东陆大学工学院（1925年），昆明理工大学前身之一。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192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之一。上海东南医学院（1926年），安徽医科大学前身。燕京大学音乐系（1927年），中央音乐学院前身之一。国立音乐院（1927年），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国立艺术院（1928年），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安徽大学（1928年），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广西大学（1928年）。重庆大学（1929年）。湖北省立乡村师范学院（1930年），湖北大学前身。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1931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卫生学校（1931年），中国医科大学前身之一。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调剂班（1931年），沈阳药科大学前身之一。温州师范学校（1933年），温州师范学院前身之一。广西省立医学院（1934年），广西医科大学前身。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1936年）、福建省立农学院（1940年），福建农林大学前身。]

    1、1919年创建的甘肃省立兰州高等工业职业学校，1958年与兰州城建工程学校组建兰州工学院；同年甘肃交通大学并入，正式定名甘肃工业大学；不久取消此名。1965年，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和北京机械学院迁来部分专业，又从湖南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调来部分教师，再重新组建甘肃工大；2003年，该校再次改名兰州理工大学。

    2、创建于1919年的山西大学医科，是全国建立较早的医学院校之一，1946年成为国立山西大学医学院；1953年成立山西医学院，1996年改名为山西医科大学。

    3、华南师范大学在80余年办学历程中9易校名，数度迁徙，虽几经沧桑，却依然弦歌不辍，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充满生机的发展之路，这其实也正是整个中华民族高等教育所走过的创业轨迹：其最早前身可追溯到创建于1921年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1933年改组为勷勤大学师范学院；1935年改称勷勤大学教育学院；1938年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1939年改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并入）；1950年改称广东省文理学院。1951年改名华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华南联合大学教育系并入）。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岭南大学教育系、广西大学教育系、湖南大学地理系、南昌大学师范部、海南师专并入；1966年至1969年停止招生；1970年恢复，暨南大学部分专业并入，广州体育学院整体并入，并易名广东师范学院；1977年恢复旧称华南师范学院；1982年定名华南师范大学。

    4、今江西财经大学源于1923年建立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由原江西财经学院与原江南财经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

    5、始建于1923年的原河南大学理学院和始建于1951年的平原师范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先后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二院、河南第二师范学院、新乡师范学院；1985年始称河南师范大学。

    6、1923年成立的东北大学，抗战期间迁至四川办学8年；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迁返沈阳，一部分留川创建川北大学。1952年，政府以川北大学为主体，合并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部分专业和川东教育学院，在南充成立四川师范学院。1956年四川师院迁至成都现校址；1985年更名四川师范大学。

    7、始建于1924年的私立青岛大学，后经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等几个时期变迁，于1959年成立山东海洋学院；1960年被确定为全国13所重点大学之一；1988年更名青岛海洋大学；2002年更名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海洋类院校排头兵。

    中国海洋大学可能是国内大学具有西洋风格的最完美的建筑群。在毁灭性的新建筑风潮中，能保留一份这样的格调，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兼之海天一色，风景绝佳。被称为“中国校园最漂亮的10所大学”之一。

    8、1951年，在原大夏大学（创立于1924年，由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光华大学的基础上，调进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等院校部分系科而创办的我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学院，即今华东师范大学。近年还合并了上海教育学院、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上海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9、创办于1924年的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年成立新疆学院；1960年正式成立新疆大学；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97年进入“211工程”；2000年合并原新疆工学院。

    10、创建于1925年的东陆大学工学院，此后为云南大学工学院，1954年建立昆明工学院，后来改名昆明理工大学，1999年合并云南工业大学（原云南工学院）。

    11、今哈尔滨医科大学由原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前身为医学先驱伍连德于1926年建立的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和原兴山（鹤岗）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二分校（其前身为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合并组建，同时接收了原哈医大和军医学校。

    12、创办于1926年的上海东南医学院，1949年底响应中共中央华东局号召内迁安徽怀远，成为安徽省第一所高等医科院校，1952 年迁至省会合肥市现址，改名安徽医学院，1996年更名安徽医科大学。

    13、中央音乐学院建于1950年，其前身是20至40年代各具特色的几所高等音乐院系（建于1927年的燕京大学音乐系；建于1939年的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建于1940年的国立音乐院及其少年班；建于1946年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香港、上海的中华音乐院；建于1948年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等）；1958年由天津迁至北京；1973年更名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1977年恢复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类院校排头兵，中国音乐家的摇篮。

    14、192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在上海共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这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中国音乐家的摇篮。

    15、蔡元培先生于1928年创建的国立艺术院，是当时中国最高艺术学府，校址在杭州西湖孤山罗苑，以“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为办学方针，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学术目标，参照外国美术学院模式，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办学与育人。1929年，该校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始迁诸暨，后迁江西贵溪，再迁湖南长沙；与北平国立艺专在湖南沅陵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其后又内迁昆明、重庆坚持办学；1945年在杭州复校。此后不久，联合国建立之初，该校即列入其教科文组织，被视为中国艺术教育最高学府。1950年，学校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7年迁往南山路现址；1958年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1961年起被文化部列为直属重点高等美术学院；1963年增设书法篆刻科，为我国创始；1993年更为今名中国美术学院。

    16、安徽大学1928年建于安庆市，这是安徽省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也是全国建立较早的综合性大学之一，著名学者刘文典任校长。1929年改名安徽省立大学；1930年改名省立安徽大学；1939年因日军侵华，被迫停办；1946年复校，改名国立安徽大学；1949年迁校芜湖，安徽学院并入，改名安徽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其经济、园艺、法律3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同时调入复旦、南京、金陵3所大学的茶叶、蚕桑专科，改设师范、农学两院；1954年，两院分别独立建院，改名安徽师范学院及安徽农学院；1958年在合肥重建安徽大学，由复旦大学帮助建立数学、化学、生物、外语4个系，由安徽师范学院物理系帮助建立物理系。

    1935年安徽大学成立农学院，1952年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和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的蚕桑师资并入，1954年独立建院，1995年更名为安徽农业大学。

    国立安徽大学1949年迁至芜湖，成立新的安徽大学；尔后又经历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皖南大学等几个办学阶段；1972年正式定名安徽师范大学。

    17、广西大学肇始于1928年，其缔造者为现代著名教育家马君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入广西农业大学（原广西农学院）。

    18、重庆大学创办于1929年，1935年为四川省立大学，1942年为国立大学，当时已成为一所拥有6个学院（文、理、工、商、法、医等）的国内外知名综合性大学。周恩来总理及夫人邓颖超曾于1938年、1946年两度到此演讲。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重大成了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1960年被确定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2000年，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并入。

    19、1930年创建的湖北省立乡村师范学院，嗣后经历了湖北师专、武汉师专、武汉师院、湖北大学等历史时期。

    20、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系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曾先后多次更名，1958年迁址西安；1959年被列为全国首批20所重点大学之一；1960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1966年转为地方建制，改名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定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1、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建，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医科院校，也是我党我军创建最早的院校之一；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1940年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批准，学校定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6年学校奉命随军挺进东北，到达黑龙江兴山（今鹤岗）；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学校奉命进驻沈阳，合并原国立沈阳医学院（前身为满州医科大学，1911年由日本株式会社建立）和原私立辽宁医学院（前身为盛京医科大学，1882年由英国教会建立）；1948年在东北建立的4个分校，其后分别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延边医学院、承德医学院。1952年该校药学院独立建制为今沈阳药科大学。

    22、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调剂班，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药科大学；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41年命名中国医科大学药科；1942年独立为延安药科学校；解放战争时期迁校东北佳木斯，命名东北药科学校；1949年迁校沈阳，合并原国立沈阳医学院药学系，改名东北药学院；1955年后将浙江医学院药学系、山东医学院药学系、上海制药工业学校并入；1956年改称沈阳药学院；1994年更为今名沈阳药科大学。

    23、朴学大师孙诒让于1933年创建的温州师范学校；1951年改名浙江省温州师范学院；1956年改名温州市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升格为温州师范学院。1959年台州师专、瑞安师专、丽水师专全部并入。年底撤消温州师范学院，建立温州地区教学函授站。1971年成立温州地区师范专科学校；1974年改名温州地区师范学校；1978年温州师范专科学校重新成立；1984年恢复温州师范学院并易地新建校舍。

    24、创建于1934年的广西省立医学院，是全国建校较早的医学院校之一；1936年名为广西大学医学院；1937年名为广西军医学校；1939年名为广西省立医药专科学校，但很快恢复广西省立医学院；1953年改名广西医学院；1954年由桂林搬回南宁；1990年改名为广西医科大学。

    25、福建农林大学于2000年由原福建农业大学（福州）和福建林学院（南平）合并组建而成，其前身分别为创建于1936年的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和创建于1940年的福建省立农学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