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大洋洲土著并不是一个人种而是分属两个人种：澳大利亚土著人，与生活于非洲的黑人是同一个种族，但不是直接从非洲而是间接从古印度来的，古印度人是黑种小矮人，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是其进入澳大利亚陆地的桥梁或跳板；而生活于大洋洲其他各岛屿的人类，则是蒙古利亚种而非黑种，是很早以前从中国东南沿海逐步迁徙而至的。这些人迁徙的路线大致是：自台湾南下到菲律宾，再经所罗门群岛或斐济群岛向东到了波利尼西亚，并散布到其他太平洋诸岛，甚至远至夏威夷，并发现“复活节岛”。有趣的是，生活于东非沿岸的马达加斯加岛的土著，在人种上也与大洋洲各群岛上的土著同源，可能是从波利尼西亚或其他岛屿出发，向西渡海而来的。这些人是人类文明史研究中常常被遗忘和被忽视的部分，而他们的文明与历史有着不应当被遗忘和忽视的价值。从文明发展和研究角度看，大洋洲和黑非洲及新大陆一样，是人类学资源的巨大宝库，不了解和认识他们，人类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认识自己。
据研究，在欧洲探险者和殖民者到来之前，在大洋洲土著居民中既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国家，各土著和部落尚处于原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少数岛屿上被称为所谓“君主国”的组织，基本上还是建立在部落和族群基础上的，可能连当今流行的说法“酋邦”也称不上，低于黑非洲文明，也低于印第安文明，但在一些岛民中已出现了私有制，甚至阶级的分化。以密克罗尼西亚人为例，在他们之中已有了私有财产、社会不平等及世袭贵族政权，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可以看到奴隶的使用，显然已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边缘。但据前苏联民族学家A。M。佐洛塔寥夫研究，密克罗尼西亚人的社会发展模式似乎是在母系氏族逐渐解体的条件下，直接向阶级社会转变的，连父权制阶段也被越过了，被称为“晚期母权制”。该岛的居民分为不受地域限制的母系氏族和母氏家族公社两类，后者以从妻居和走婚为基础，每个公社由三四十人组成，在一个年长男子和年长妇女领导下从事共同的经济活动，继承问题严格遵循母系原则，妇女保持着平等和自主，甚至享有婚外的性自由，离婚时孩子总是归母亲。大洋洲土著的社会发展水准，由此可见一斑。“父权制”在大洋洲土著人中的不发达，直接影响到该文明中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形成，而造成这种不发达的原因则是男性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的偏低。
这是因为，大洋洲的土著人，是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交来到当地的，岛屿的极度分散和活动范围的相对狭小，使这些人基本只能靠狩猎和采集过活，很难发展到大规模游牧和征战，而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相反却较早地进入定居和农耕生活。而他们的邻居东南亚人在农业中又很早就发明了根栽作物种植，并很快传入地理和气候都比较适宜的大洋洲各群岛，并继而成为大洋洲土著农耕活动的重要而突出的特征，而农事劳动主要是由妇女承担的。此处所说的“根栽作物”，主要是指甘薯、马铃薯、香蕉、甘蔗、椰子等，它们很早就脱离了野生状态，而被栽培化。而且，根栽型农耕经济，与麦作型和杂谷型农耕以及“稻作文化”相比，对环境及土地整理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要求较低，掘棒成了唯一的农具，也不用犁。这种在热带雨林中发展起来的农耕经济，一般尚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在伐木、烧荒后种植1年—3年作物，然后弃之他徙，令土地轮休10—15年。还有，与种子栽培型农耕不同，根栽型农耕的祈神、谢神等农耕礼仪形式又很不发达，因而也缺少产生特殊祭祀阶层的契机，进而影响到政、祭合一的古代王权的形成。这是造成大洋洲国家形成缓慢的另一原因。然而，也必须承认，根栽型农耕的发展，是大洋洲土著文化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这些土著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由于农业主要是根栽型的，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掘棒”，也影响到大洋洲土著手工业的发展，手工艺主要体现于石制工具过程中。尚未发现使用铁的情况，陶器的制作也受到原料的限制。为了补充饮食的不足，他们家养了鸡并发展了捕鱼业，因为大洋洲群岛虽多，但可游猎的动物却有限。不过，澳大利亚土著发明的“飞去来器”却很有名，此器用“＜”形樽木板制作而成，使用时执其一端飞掷而出，画一直径50米左右的圆圈，然后再回到手中。这是一种捕杀小动物和鸟类的工具。
大洋洲土著人主要以独木舟作航海工具，但在人类航海和文化交流史上却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他们不仅驾舟在各岛之间穿梭，运送各种食品、物品和石料，并用以在各土著部落之间交换，还远航至马达加斯加岛和复活节岛。据考察，第一批定居于马达加斯加岛的居民，所说语言马尔加什语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该岛上居民今天所说的语言与遥远的婆罗洲居民的语言更为相似，而与毗邻的非洲语言的关系则比较松散。而复活节岛只不过是大洋中的一个小圆点，距离最近的人类居住地1600公里，这里的居民讲波利尼西亚语，但岛上留下的600座石像却不是完全出自波利尼西亚人之手，在在显示出大洋洲其他土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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