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精英勒鲁瓦
勒鲁瓦在谍报活动中大显身手，他们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处长勒鲁瓦，是西方谍报界公认的一位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间谍大师。内部统计数字指出，法国90%的谍报战果归功于勒鲁瓦领导的第七处。
勒鲁瓦是法国布列塔尼人，他生性倔强。他的特工生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当时，勒鲁瓦还很年轻，觉得战争来临并非是件坏事，投身其中，也许还能获得欢乐。至于饥寒交迫、亡国丧权，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能磨炼人的意志吗？
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不久，勒鲁瓦被任命为当地伪政府粮食管理局的稽查官。他的职责是“督促检查，确保装载粮食的车队顺利驶抵德国”。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破坏德寇劫运粮食的布置。
后来，勒鲁瓦接替他的顶头上司，一跃而成为地区粮食局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所有的检查员和职工。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这一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整个布列塔尼乃至周围地区建立一个真正的抵抗运动组织。在他的一生中，最初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日后从事特工活动很有裨益。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中坚力量第七处，就是按照他在布列塔尼组织的地下活动网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勒鲁瓦领导的地下活动遍及布列塔尼的每一个角落。刺探情报，监视德寇的军事部署，拍摄军用机场港口设施和铁路干线的照片，组织和协助自由法兰西战士乘坐渔船前往英国，总之什么都干。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建立一开始就陷入政府派别的斗争。筹备处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为争夺领导权而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不管怎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终于成立，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侦察来自国外的威胁，收集外国情报。勒鲁瓦在这新组建的机构里担任组织处副处长的职务。
1951年元旦，新局长皮埃尔·布尔西科即将上任，他准备在宽敞的局长办公室里召见各处的处长和副处长。突然，他看到站在第二排的勒鲁瓦，于是停下脚步，用手指着勒鲁瓦大声说：“噢，想起来了，我们在克拉马斯顿频耐琴街的别墅里见过面！”
勒鲁瓦点了点头，意思是说他没记错。勒鲁瓦也认出了他。那是在一次抵抗运动各特工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布尔西科始终站在会议主持人的身边，很引人注目。
布尔西科拨开第一排军官，急急忙忙地走到勒鲁瓦身边。他张开双臂拥抱勒鲁瓦，并情不自禁地用“你”来称呼他。而实际上，在地下斗争结束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对勒鲁瓦说：“见到你真高兴！你在这里干什么工作？以后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吧，反正我们有的是见面机会。”
这一不同寻常的重逢场面使那些军官们万分惊愕，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局长如此热情地拥抱一名30来岁的下级工作人员。从那天起，勒鲁瓦开始走运了。
在新局长布尔西科的支持下，使用现代技术和秘密手段获取对方机密文件的第七处成立，勒鲁瓦任处长。
勒鲁瓦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他先从布列塔尼开始，用了两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遍及全法国的秘密情报网。他的技师们曾发明过一种叫“窥探器”的新式工具，用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到锁内簧片和卡槽刻下的痕迹、制造钥匙。这是一种空心管，上面插满了钢针，使用时可以朝各个方向推动，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插满毛衣针的小毛线团。使用时先将空心管插进锁孔，慢慢地转动，然后将卡住锁内两个横杆的四个簧片的部位逐个弄清楚。
开始，窥探器在锁孔里转动时没有声音，碰到簧片时，勉强可以听到一种金属的响声。借助于一种非常灵敏的听诊器，这种响声可以非常清楚地辨别出来。听到这种响声时，说明已过簧片的位置，所以还要像专家那样巧妙地将窥探器慢慢往回转。重新找到发出响声的地方，直到准确地找到簧片的位置为止。这时便将窥探器停在簧片的位置上，把窥探器上牙签粗细的一根钢针往里推，很准确地卡在簧片上，用螺丝固定好。然后，再转动空心管寻找另外的三个簧片，每找到一个簧片的位置，就用同样的方法固定下来。等四根钢丝针都在簧片上固定好以后，只要转动空心管就行了——锁内横头被打开，保险柜门就开了。这样，空心管子就成了一把钥匙，而且是一把很好的钥匙。
因为最后还可以用它锁住保险柜而不会留下任何机械造成的痕迹。更妙的是，回到锁工房后，就可以根据窥探器上钢针的位置配制一把真正的钥匙，以后再开这个保险柜就不用摸索了。他们给这些使用窥探器的人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管子工。
没过多久，他们的实验室就用这种方法配制了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的钥匙50多把。他们有了可以打开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家航空公司保险柜的钥匙。
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很难。它需要灵活、老练和沉着。撬保险柜同拆封信件、跟踪术及其他技术一样，都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只有老手才能干得了。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在所谓的边界地区，即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大使馆就是他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他们总想潜入大使馆，窃取里面的信件、电码和秘密。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宾馆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法国政府感兴趣的秘密。后来，他们的边界地区还扩大到国际民用航空线和国外民航机场。他们的足迹遍及巴黎、柏林、莫斯科乃至整个欧洲。
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勒鲁瓦了解到在民主德国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人们俗称的“手纸”，民主德国的部长、将军、军官、高级要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副本纸轻薄适度、略带光泽，用过之后即被水冲进便池坑内。因此，勒鲁瓦交给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派特工小组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特制的小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运往西方。
那时，勒鲁瓦对雷尔和杜布瓦两人在战后不久共同设计的一种滑翔机即HD式飞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飞机机翼高大，装有两台发动机。它能够以极慢的速度飞行，飞行中几乎没有声音，可以在一块几百米长的跑道上着陆。勒鲁瓦搞到两架HD式飞机，决定把它们派往铁幕的那边去大显身手。毫无疑问，这种飞机成功地为他们取回了装满手纸的宝贝口袋，没有出任何故障。那些手纸经过洗净，字迹完全可以辨认，从而使他们得以复制出民主德国的重要文献。当时，任何其他盟国的谍报组织都无法打入极其封闭的民主德国政府机关，而勒鲁瓦不用进入警备森严的单位就可以“开发”这一意想不到的“宝库”，确实令他的西方同行惊叹不已。
勒鲁瓦在谍报活动中继续大显身手。他和他领导的第七处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总之，勒鲁瓦和第七处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已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其势力越来越大，触须伸得越来越长了。
与此同时，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已出现裂痕。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同美国的谍报机构走得太近。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结束。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勒鲁瓦被怀疑为亲美分子，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许多人已把他视为眼中钉。
1965年10月29日中午，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本·巴尔卡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秘密绑架，在这个世界上神秘地消失了。他的死至今一直是个谜。
本·巴尔卡在他领导的反政府运动失败以后被迫流亡国外，长期住在巴黎，从事国际政治活动。本·巴尔卡在法国受到戴高乐政府的保护，但他一到巴黎，就成了法国谍报机关的工作对象。
勒鲁瓦的一位手下涉嫌与这起绑架有牵连。当勒鲁瓦和阿迈尔正紧张地准备法兰克福的计划时，这位自命不凡、野心勃勃的家伙曾闪烁其词地向勒鲁瓦透露过一点消息。为此，勒鲁瓦曾用书面报告向他的上司反映过两次，但竟未引起这批官僚们丝毫重视。
这起绑架事件震撼法国朝野，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法国政府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法国政府准备大开杀戮，严惩肇事者，勒鲁瓦首当其冲地成了替罪羊。他们开始对勒鲁瓦进行严密的监视，但考虑到他在第七处中的威望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些非常的行动，最后把他投进了拉桑泰监狱，严格地监禁起来。
他们不是指控他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本·巴尔卡的活动，而是指控他虽然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这起事件本来是可以阻止的。
对此，勒鲁瓦据理反驳。但司法机关却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让他的律师对他上交的两份报告取证，也不让第七处的人出庭。
勒鲁瓦在拉桑泰监狱被囚禁了117天，经过一系列马拉松式的审理之后，最后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就在勒鲁瓦受审的同时，他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彻底瓦解，他要求重返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次事故，更是一次阴谋。不仅我被搞掉，而且我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瓦解，或许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勒鲁瓦气愤地说。毫无疑问，勒鲁瓦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在勒鲁瓦被宣布无罪释放两天后，他买了一张去地中海海滨城市科达尔祖尔的飞机票，他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把自己在那里的一幢别墅让给了他。他决定远离总部，远离巴黎，忘掉一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风流女谍赫尔加
赫尔加心花怒放，她的情欲之火又一次燃烧起来，一双渴望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位上司。当两双炽热的眼睛相遇时，赫尔加再也按捺不住狂跳的心……
赫尔加虽然不是非常漂亮，但也不乏女性的摩登。1966年3月的一个傍晚，她邂逅了一位中年男子，他的名字叫彼得。不久以后，赫尔加就很少在白杨树大街自己的寓所过夜，而经常去彼得的住地幽会了。他们如胶似漆，疯狂地走向了爱情之巢。彼得不久就向赫尔加正式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赫尔加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赫尔加的父亲请了一位私人密探对这个求婚者进行侦察，结果使他们一家惊恐万状：原来未来的女婿用的竟是假名！赫尔加要求彼得作出解释，彼得才向她透露“真情”：自己是英国情报处的间谍。然后，彼得逼迫赫尔加立即作出抉择：要么彼此分手；要么就成为一个英国间谍夫人，并协助他的工作。
赫尔加不舍得丢掉这位美男子丈夫。在一份东柏林伪造工厂制作的、印有英国徽章标记的表格上，赫尔加签上了她的名字。就这样，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在波恩又多了一名间谍，赫尔加在登记卡片上用的是假名——诺娃。
婚后的赫尔加以诺娃的身份开始了她的间谍生涯。她开始从彼得那里学习获取情况的种种手段，也开始了她风流的间谍历史。刚入谍界，诺娃并不以为自己有多大作用，也不知道她已成为民主德国的特工间谍，她以为自己从此加入了英国情报处。
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民主德国安全部在波恩的上司都要求彼得再投诱饵，牢牢地把这位新的成员巩固起来。按照上司的旨意，彼得·克劳斯串通另一名东方间谍设置了一个新的骗局。彼得告诉诺娃：“我们的上司已从伦敦抵达这里，他想同你会面，并向你表示祝贺。”诺娃半信半疑，在法兰克福国家旅馆的一套豪华的客厅里，诺娃见到了一位50多岁的绅士。他以上司的身份用德语对诺娃说：“伦敦方面对你非常满意。”他赠给诺娃一支英产金笔和其他许多名贵化妆品。
面对这位气度不凡的绅士彬彬有礼的款待和过分热情的招呼，赫尔加心花怒放，她的情欲之火又一次燃烧起来，一双渴望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位上司。当两双炽热的眼睛相遇时，赫尔加再也按捺不住狂跳的心。当晚，他们就住进了“美洲豹”大饭店，兴奋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从此以后，赫尔加尽力满足上司提出的种种要求，向他提供价值越来越高的实质性情报。
1968年春天，诺娃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她又一次来到华沙，任联邦德国商务代表处主任海因里希·博克斯博士的秘书。赫尔加百般卖弄风情，一有机会就挑逗这位60岁高龄的博克斯博士。博克斯博士尽管年岁已高，气力不足，且笃信基督教义，仍然难以抵制来自赫尔加这位女秘书的性诱惑。他也忘记了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在女秘书的“无限魅力与温柔”下跌倒在床上。
彼得在华沙租了一个小套间，他每月来两次。在这个小套间里，他有时连续工作几小时，拍照复制诺娃从商务处窃取来的大量文件。诺娃工作效率极高。她同博克斯博士这种亲近的暧昧关系使她免去了所有检查。由于她的出色工作，东柏林国家安全部和苏联的克格勃始终对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乃至整个联邦德国战略了如指掌。
1970年9月，诺娃回到波恩，在外交部担任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职位。在这期间，彼得又在别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情报网。他使用克罗斯·韦勒的假名，并以画家的身份在多特德安顿下来。他决定暂时停止同诺娃的联系，以便等待时机、缩小目标。在这段时间里，赫尔加以诺娃的假名继续活动。由于职务的原因，她只能获得一些价值低的情报。赫尔加便经常去博克斯博士的住所，在那里同博克斯博士一起娱乐。赫尔加这时仅30多岁，风韵十足，正是风流的大好时机。
每当夜色降临，她便走进五光十色的咖啡酒吧。1971年2月，赫尔加穿着时髦的服装，来到法兰克福国家旅馆的休息厅，等待她的是一位40开外、气度不凡的绅士。这位绅士就是彼得投向赫尔加的猎物，他要赫尔加打动这位绅士，因为从他的身上可以得到重要的军事情报。赫尔加走向绅士，彬彬有礼地问道：“先生，您看起来好像不是德国人，是英国人，是吗？”就这样，两个人热烈地攀谈起来，不久，他们便你来我往。赫尔加试图用自己的魅力把他拉下水。一日，赫尔加走进高级美容店，经过仔细地化妆，穿着一套艳丽呢绒上衣，来到了绅士的小别墅。她百般献媚，试图让绅士落入她的情网。当她提出有关绅士好友的军事工作时，这位绅士突然感到惊讶，立即穿上衣服。间谍习惯性的警惕告诉赫尔加，此人非一般绅士人物，她匆匆逃离，并再也没有出现在绅士的面前。此后，赫尔加更加谨慎行事了。两年多以后，机会又一次降临，这位年轻的女谍这时已当上了联邦德国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认为时机已到，开始频繁地约赫尔加去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会面，在拉布什里餐厅共进晚餐，在拉丁区的旅馆过夜。
赫尔加的校友，后来的同事格达·奥斯丹丽德也充当了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在巴黎阿力昂斯法语学校期间，由于她苗条的身材和美丽的眼睛，引来无数青年人的痴迷。后来，格达热恋上一位在阿力昂斯法语学校结识的德国同胞。事实上，这位自称是某汽车配件销售办事处总代表的男人也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名叫施勒特尔，专门引诱女秘书上钩。不久，他们结了婚。从1965年到1973年，格达先后担任联邦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和波恩外交部的秘书。她盗窃了3500多份机密文件，全部由她丈夫拍摄成微缩胶卷。这个女间谍因此获得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女英雄”金质勋章。
但是，间谍夫妻并不比其他夫妇更经得起坎坷的磨难。施勒特尔夫妇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格达心里开始猜疑起来，她再也不能忍受目前的生活。1973年的一天，她动摇了。她前往警察局自首，供认了自己的一切罪行，施勒特尔却逃之夭夭。
由于赫尔加、格达等众多“女秘书”间谍的出色工作，西柏林的大量情报迅速传向民主德国，这引起反间谍人员的疑心。反间谍人员靠来自计算机的名单顺藤摸瓜，首先对怀疑者进行监视，必要时再审查清理。首当其冲的是罗热夫妇，在经过一个月的严密监视后，罗热夫妇感到情况不妙，于是准备外逃。在他们准备乘飞机前往柏林时，警察拘禁了他们。侦察人员在罗热夫妇的寓所里搜查到了总理府关于筹备召开下届世界最高级经济会议的秘密报告副本，而这份材料只可能来自一位叫达格玛的女秘书的办公室。1977年5月4日，警察逮捕了达格玛。这位美丽的女郎由于热衷于爱情而堕落为间谍，初审被判处3年徒刑，后又受到加刑，改判为4年零3个月。联邦德国国内警戒局依靠“纳迪斯”计算机，成功地逮捕了达格玛、卢策夫妇等15名间谍。这台计算机被联邦德国国内警戒局的工作人员骄傲地称为“纳迪斯局长”。
“纳迪斯局长”的本领，使许多间谍走投无路。随着一对对间谍夫妇和间谍的落网，联邦德国反间谍机构开始全面反击。1976年3月6日，赫尔加和彼得在多特蒙德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这一天，彼得精神紧张，他怀疑赫尔加已被人盯上。他们来到多特蒙德，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彼得一扫往日的疯狂，显得忧心忡忡。赫尔加从彼得神态中多少感觉出了点什么，她一再追问，彼得总是转移话题。3个多月以来，这位年轻妇女已被波恩反间谍机构监视，由于间谍的屡屡落网与变节，赫尔加也被告发，并处在“纳迪斯”的监视之中。彼得极力想摆脱这种烦恼，想让自己与赫尔加的这一夜过得更好、更充实一些，但是，职业性的反应和心理的恐惧使他难以入睡。他辗转反侧，内心的矛盾与对赫尔加的爱相互交织。他既担心自己会很快落入法网，又对自己长期利用赫尔加为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提供情报感到内心不安，因为至今赫尔加还以为她在替英国人卖命。思考再三，这位间谍老手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并施展间谍行业的惯术，丢卒保车，舍人为己。第二天，彼得乘火车逃往东柏林。一抵达目的地，他就给赫尔加打电话，告诉她说：“我出了点事，请你不要担忧。”赫尔加听到电话，神情立刻紧张起来。她明白，彼得的电话在告诉她，她的上司已经暴露，并且逃遁，留她只身一人。赫尔加也试图逃离联邦德国，但是无法与上司取得联系。要在一夜之间改变生活的环境和命运，她似乎还缺少勇气。
5月5日清晨，赫尔加刚刚吃过早点，便听到一阵阵急促的叩门声。听着叩门声，她心跳加快，她希望是彼得，又害怕不是，在思路混乱、步履慌张中她打开了大门，迎面来的不是她渴望的彼得，而是全副武装的警察。
虽然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赫尔加还是有些茫然无措。走进警察局，赫尔加遵循从前得到的指令，矢口否认自己所做过的一切。然而，面对自己叛变的种种证据，她显得狼狈不堪、语无伦次，她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叛国？直到最后一刻，诺娃还以为她在替英国情报处效劳。她悲愤，为自己被捉弄感到耻辱，为彼得一直欺骗自己的感情和人生羞愤不已。她不曾想到，10年来，她一直被蒙在鼓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霎时，“叛国、英国间谍、民主德国间谍”等词语在她脑海中闪现出来。
1977年11月2日，迪塞尔多夫法庭作出判决，赫尔加将在监狱中度过5年的漫长岁月。至此，赫尔加的风流女谍生涯宣告结束。
★双重间谍斯狄巴尔
斯狄尔巴是个捷克间谍，但他瞒着捷克秘密警察，成了克格勃在法国的特别间谍。他加入了法国军队，迅速得到周围人的喜爱，连军官也对这个“爱国”的士兵偏爱有加。
斯狄尔巴1938年出生于北波希米亚的利比利克镇。10岁那年，被送进布拉格一间由苏联控制的学校读书，接受多国语言的教育，包括德语、俄语、法语和捷克语。
1952年夏天，他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接受特别训练。以后3年，他在由捷克秘密警察严密守卫的特殊学校受训。斯狄尔巴是学校最优秀的10名学生之一，经常受到校方的夸奖。
1956年1月，最后考试通过了，斯狄尔巴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被分派到捷克秘密警察布拉格总部工作。从此，他就开始了捷克间谍和苏联间谍的活动，同时为两国谍报机关工作。
斯狄尔巴在布拉格受到上司的信任，被派到谍报机关的档案中心工作，然后转过多个部门，包括运输部、通信部、密码部，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干过，为的是要他熟悉各种谍报工作。由于他比其他人的法语说得流利，后来被派到对外谍报局的法国处工作。捷克秘密警察头子非常器重斯狄尔巴，把他委任为副指挥官，参与所有指导在法国进行谍报活动的工作。
1956年夏天，捷克秘密警察局决定将斯狄尔巴派往法国活动，为此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他们物色了一个法国人，作为特别教师，专门训练斯狄尔巴法语，使他的法语说得与法国人毫无区别。
1957年，斯狄尔巴一切准备就绪，捷克谍报机关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使他安全进入法国，而不采用克格勃那样弄一份真的法国护照，让他到法国驻布拉格的领事馆去。斯狄尔巴向法国领事交出一份法国名字的假身份证明书，要求取得法国的合法公民权返回法国，他还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法国领事随即着手例行的调查。布拉格秘密警察作好应付准备，所以处处都对斯狄尔巴有利。1958年，斯狄尔巴这个假法国人，就通过法国领事馆，合法“返回”法国。
斯狄尔巴是个捷克间谍，但他瞒着捷克秘密警察，成了克格勃在法国的特别间谍。他加入了法国军队，迅速得到周围人的喜爱，连军官也对这个“爱国”的士兵偏爱有加。
他的长官发现他精通德语、俄语和捷克语，不久后就将他调到联邦德国法管区的法国占领军总部去，在监听部工作，以充分发挥他精通多国语言的优势。在这项新工作中，他表现得更加优秀，很快就同各种级别的法军人员混熟，窃取到重要情报，又利用在监听部工作的方便，及时向布拉格和莫斯科递送情报。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他服役期满后，以一个优良的鉴定离开军队，再加上他同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军官和文职官员交往密切，获得保送，成为法国反间谍机关的职员。
直到1962年，这个双重间谍一直潜伏在法国反间谍机关里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工作方面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得上级领导赞赏，便被派去深入到机要部门中去。他有规律地将刺探到的情报送交克格勃。由于他在反间谍机关中工作，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知道反间谍机关采取什么行动来打击苏联间谍，也知道法国间谍在苏联的活动。这种情报既使法国的情报人员遭到打击，又保护了克格勃间谍，对法国的情报和反间谍活动极具威胁。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法国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发现了一种秘密电波，于是开始暗中追查，终于在斯狄尔巴的寓所搜出了证据——强力的短波发报机、高速电讯转变器、捷克和俄国的密码、密写的隐形墨水，以及其他间谍器材。这些东西都非常细心地藏在公寓中不易发觉的地方。法国反间谍机关花了四年时间才将这个间谍捕获。
法国反间谍机关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但竟让一个假法国人骗得晕头转向，由此可见克格勃间谍确实胆大包天且手段高超。
★震惊世界的大间谍汉森
汉森本人就是反间谍专家，抓贼的人去做贼，自然精于此道。为此，他精心准备了一袋生活垃圾，将一个内存绝密文件的计算机软盘藏在了袋中的一本废旧汽车说明书里，并作了精心伪装和防水处理……
汉森出生于芝加哥，在弗吉尼亚州一个中产阶级的郊区定居，家中有6名子女，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奢侈。其住宅是一栋高低结构的砖木房子，带车库，价值30万美元。他还拥有一辆福特轿车和郊游用的一辆小货车，车道上设有小型篮球场。联邦调查局的同事认为汉森是个固执、平庸、不善交际的人，背后叫他“落伍者”，因为他总是穿着深色而不入流的西装。在大家看来，汉森沉默寡言，一心顾家，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汉森的妻子贝娜黛特在当地的天主教学校业余教授宗教课。一家人定时参加街区的活动。他的邻居认为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有人抱怨他任由家里的狗到处乱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得知他被捕的消息时，其街坊邻居和同事无不惊讶道“弄错了吧”。
汉森1966年在盖尔斯堡的诺克斯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后在西北大学攻读牙科专业直到1968年。1971年他获该校会计硕士学位，1973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71年至1972年之间在芝加哥一家公司任初级会计师。当时他加入了该市警察局的一个反贪特别小组，担任调查员，监视警官。1976年1月加入联邦调查局，开始在印第安纳州供职，后接受任务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总部两地之间。由于精通俄语，他在联调局中很吃香，很快连升数级，专门负责间谍及反间谍行动。1985年，他被派往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两年后升任苏联部门副主任。由于职务关系，能够接触有关美国对苏联进行谍报工作的全盘资料。他的老上司大卫梅尔说：“汉森能够接触所有的资料、方法、技术以及目标；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中仅有少数人必须知道所有的事情，汉森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能够接触几乎所有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其他情报机构的反情报文件。1995年2月～2001年1月，汉森为联邦调查局驻国务院外交使团办公室的高级代表，负责反间谍的工作。曾在国务院二楼设有办公室，负责代表联邦调查局监视外国外交人员在美国的活动，并与国务院进行协调。国务院给予他不受检查的特权，允许他接触有关外国使节官员活动及身份的机密资料，直至自由进出国务院总部保安禁区。据说，汉森“能翻美国的家底”。联邦调查局总部也对他进行调动，以便监视他的日常活动。
汉森双重间谍生涯的第一宗交易是这样开始的。
1985年10月1日，他主动把一封信放在苏联驻美大使馆情报人员的住宅前的信箱里。这封铅字信中，一名署名“B”的人提出在短时间内向苏“提供美国情报机构的最高机密档案，所有档案皆为原件，要求报酬为10万美元”。信中声明，为安全起见，绝对不暴露身份，只用代号“B”或“贝克”等化名与苏方官员联络。由于汉森精明过人，不仅美方十多年来无法得知其身份，就连苏联方面在逮捕他之前还不知道其真实姓名和在联邦调查局的职务和级别。在交易活动中，为避免露出蛛丝马迹，他拒绝与苏方人员作任何面对面接触。
汉森有一套极其高明的“接头会面”方式。他要求苏联官员需要情报时，只须在《华盛顿时报》刊登一则修车广告，内容为“道奇汽车1971年出厂，外交家系列，须作引擎维修。有兴趣者请于下周一、周三或周五下午电话联络。”双方在联络时还须说出暗语，汉森在电话中自称是“拉蒙”，而对方则要说：“对不起，车主不在，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汉森自编的一套密码系统别出心裁：在通信中，把所有年、月、日及时间数前加上6。例如，4月15日会写成10月21日，下午2时变成8时。
双方进行交易的地点通常是在华盛顿郊区的森林里。汉森拟定了一套看似简单的办法：
“我给你的暗号是：在路标的侧面直贴白色胶带，表示我已经准备好可以取的包裹。”
“你给我的暗号是：横贴白色胶带，表示东西已经放好。”
“我再给你的暗号是：直贴白色胶带，表示东西已经收到了。”
汉森认为“容易的方式反而比较保险”。有一次交换情报后，苏方抱怨所取的磁盘是空白的。汉森回答：“只有使用正确的密码才能够读出磁盘的内容，使用第40模式。”
汉森认为，他平生最能开怀畅谈的事情便是给苏方“主人”和“密友”写信。其中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他对自己工作的不满，便这样写道：“你必须了解，我没有可以帮忙解决困难的伙伴。对我来说，通信中断是最艰难而且最有压力的事情。”信中还道出他缘何“叛国投敌”，那就是对高妙的间谍技巧的狂热追求，对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调查局的鄙视，还有对苏联情报单位“忠贞不贰”的决心等。
汉森十分崇拜一位著名的双重间谍，喜欢双重间谍的“神圣职业”，时刻想成为一名“神通广大”的双重间谍。实际上，汉森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他与苏联合作六个月后，曾向苏方表明自己做间谍不仅仅是为了钱。他在信中写道：“太多钱反而麻烦，花不了，储蓄也不合算。”信中还说，他十分仰慕著名的英俄双重间谍菲尔比：“我14岁看了菲尔比的回忆录后，便下决心走这条路。”
苏方“老板”写给汉森的回信也是情深意重。他们曾在汉森升职后致祝贺信，也曾写短诗鼓励他好好把握人生机遇，还多次强调，“你的安全高于一切”。汉森常在信中嘲讽美国，同时提醒苏方不要轻敌，“美国是个十足的身材魁梧的弱智儿，不成熟又易受人操纵。不过千万不要被其外表所欺骗，它可能突然间变得足智多谋”。苏联解体后俄方曾长时间没与汉森联络，为此，汉森写信给俄罗斯当局说“我愿意牺牲性命来帮助你们”，但你们“却把我浪费了”。另一封信说：“我马上就送去一盒子文件。它们当然都是美国知识界最敏感和高度机密的东西……为此，我觉得你们起码得付10万美元。”
2000年深秋，一本神秘的卷宗被带回了华盛顿。厚厚的卷宗内，记录的是一个代号为B的美国人向前苏联的克格勃和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出卖情报的详细情况。一石激起千层浪。但翻遍卷宗，却没有“鼹鼠”的真实姓名，如采取拉网式搜寻，仅联邦调查局的在编人员就超过28000人，查证工作之浩繁无异于大海捞针。
恰在此时，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派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的秘谢尔盖特列季亚克夫和夫人伊丽娜暗中改换门庭，投靠了美国。此人向美国和盘托出了他所知晓的情况，并将十几封“B”写给俄国人的亲笔信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B”竟然是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专家——罗伯特·菲利普·汉森。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发现，2000年12月12日，汉森4次驾车通过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某公园一交通指示牌，此处系俄罗斯间谍的接头信号点。至此，联邦调查局高层才确信汉森就是代号“B”的俄罗斯“鼹鼠”。
很快，联邦特工迅速出击，秘密搜查了汉森的汽车和家，发现了瑞士银行的存折、一支步枪、便携式电脑、两封密信……
2001年2月18日，汉森与以往并无不同，他甚至有些兴奋，因为他今天又要与俄国人交换情报。冒险，总会给喜欢它的人带来刺激和满足。十几年来，他与俄国人进行过几十次情报交接，从未出过问题。
今天汉森把交接情报的地点选在他家附近的狐石公园里的一座行人木桥下。汉森本人就是反间谍专家，抓贼的人去做贼，自然精于此道。为此，他精心准备了一袋生活垃圾，将一个内存绝密文件的计算机软盘藏在了袋中的一本废旧汽车说明书里，并作了精心伪装和防水处理……而这一次汉森却未能逃脱，成了瓮中之“鼠”。
汉森想到自己终究有暴露身份、大祸临头的那一天，他给俄方上司的信中还说：“美国法律作了一些修改，我给你们提供的帮助是可以被判死刑的。所以，我确实承担一些风险。”同时，他还向俄方面表示，太多现金只会为他带来麻烦，因此提议以钻石作交易：“或许有一天，我的孩子们能用得上。”还要求俄方提供逃走计划，“因为没任何东西是永恒的”。汉森熟知事物的发展规律，但是他不幸被自己言中。
在检察部门长达113页的起诉书中，汉森被指控窃取国家6000多页文件和26个载有敏感情报资料的磁盘，并分20多次交给苏联和俄罗斯，获取140万美元的现金和一些钻石。
汉森已承认十多年来曾向俄罗斯泄露了无数名同僚的身份、联调局针对俄罗斯的反间谍技巧以及大量机密资料。他还涉嫌曾向俄方供出至少三名替美国办事的美俄双重间谍，导致他们先后被俄方拘捕，其中两人被处死。还将许多美国尖端电子侦察技术，如精密电子窃听及长距离情报信号收发等资料交给俄罗斯。
从汉森落网一案不难预测，今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间谍大战恐怕会愈演愈烈。
★英国情报第一女谍
斯蒂拉在军情五处飞黄腾达，固然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但她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她和丈夫愈来愈疏远，最后走上离婚之途。两个女儿则仿佛被抛弃似的，长年生活在缺少母爱的环境中。
年过花甲的斯蒂拉在英国曾经是魅力四射的响当当的名人，她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出任情报机关首长的女性。
斯蒂拉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利物浦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训练成一位档案管理员。管理档案需要心细而有条理，这对她日后从事情报工作有相当大的助益。1963年，斯蒂拉嫁给一位外交官里明顿，并随他前往印度工作。外交官风光十足，但外交官夫人往往无事可做。在印度期间，斯蒂拉闲得发慌，因而主动要求在英国大使馆兼差，替军情五处派驻当地的一位官员处理各种杂事。斯蒂拉在管理档案时积累的经验派上了用场，她工作细腻而有条不紊，所以颇得上司赏识。1969年她返回英国，便在上司的引荐下顺利加入了军情五处。
斯蒂拉进入军情五处后，先后在几个部门工作，且升迁迅速，当年英国爆发煤矿工人罢工风潮，她安排特工进入工会卧底，对后来平息这起罢工风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还曾负责对付苏联克格勃、东欧各国以及爱尔兰共和军对英国的渗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斯蒂拉之前担任军情五处处长的帕特里克·沃克爵士认为斯蒂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情报天才，所以在他即将退休时，极力支持由她继任，这成了她升任军情五处处长的关键因素。
斯蒂拉被任命为军情五处处长之后，英国舆论大哗。因为一是女间谍本来就少，斯蒂拉却成了第一位统辖军情五处的女性。再者，过去情报官员总把自己搞得神神秘秘，外人根本不清楚他们长得什么模样，而斯蒂拉却公开在报纸上曝光自己的玉照。斯蒂拉接掌军情五处大权之后，采取远比过去更透明、开放的政策。她认为，让英国人更多地了解军情五处究竟从事哪些工作，以及拥有哪些权限，其实并没有坏处。她还破天荒地接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采访，甚至就情报工作举行公开演讲，出版介绍军情五处的小手册，军情五处这个一向神秘的机构逐渐赢得了英国人的好感。相形之下，其他情报机构就神秘多了。
斯蒂拉的开明作风，当然对其他单位形成不小的压力，英国情报首脑们对她颇有微词。此外，斯蒂拉在担任处长期间，和军情六处、苏格兰场（英国警方）激烈竞逐，成功争取到与北爱尔兰共和军作战的主导权。这件事颇令这两个单位颜面丢尽，无奈斯蒂拉在对付北爱共和军的工作表现上确实出色，他们也只能在一旁咬牙切齿。
对斯蒂拉来说，在军情五处能平步青云，最后执掌大权，固然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但她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工作繁忙使她和丈夫愈来愈疏远，最后走上离婚之途。两个女儿则仿佛被抛弃似的，长年生活在缺少母爱的环境中。
斯蒂拉对此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承认自己是一位称职的情报处处长，但不是一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因此在卸任后，她觉得既然无法挽回已经离去的丈夫，就应该多对女儿们作出一些精神补偿。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女儿解释她抛家舍业、献身情报事业究竟是为了什么。于是，她决定写一本回忆录，题为“献给两个女儿”。军情五处第一位女处长写回忆录的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出版商蜂拥而至，争相叫价。其中一名出版商愿意出价100万英镑来买斯蒂拉的故事。
但斯蒂拉一再表示，她绝不是为了钱才写回忆录，她只是想通过这本书告诉两个女儿：“妈妈是为了国家，不能照料你们有很不得已的苦衷。”严格讲起来，斯蒂拉的回忆录没什么机密可言，其中叙述的事情几乎都成了陈谷子、烂芝麻，即使全部抖出来也不见得会引起多大波澜。整部回忆录的重点是在讲她投身情报工作的心路历程，用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她写的是她为什么从事这些工作，而不是她做了哪些工作。
不过，斯蒂拉回忆录中有些章节谈到英国国内面临的一些威胁、俄罗斯在英国的间谍活动以及英国各情报机构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事实。这些内容，哪怕只是轻描淡写，也足以令英国的情报首脑们头皮发麻。
既然如此，为何不把这些敏感的内容删掉？其实问题不在于此，英国情报首脑们真正担心的是，斯蒂拉的回忆录一旦出版，将在英国情报界创下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今后每个情报员如果都像她这样，退休后就写回忆录卖钱，那这些情报机构以后还玩什么？情报还有啥搞头？因此，英国情报界立即召开紧急情报首脑会议，商讨对策。在会上，过去与斯蒂拉有过节的军情六局官员们甚至扬言不惜“破门而入”，也要将斯蒂拉逮捕法办。有的官员反对这样做，担心效果适得其反。于是只好放弃了动粗的念头，另寻打击斯蒂拉的途径。反对斯蒂拉出版回忆录最坚决的就是军情六处，该处已和一些街头小报取得联系，准备把当年搜集到的斯蒂拉“黑材料”交给他们发布。
然而，“黑材料”尚未发布，斯蒂拉的书稿却突然失窃。
一天，英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小报《太阳报》收到了一份338页长的匿名手稿，并认为这就是斯蒂拉的书稿。当时《太阳报》把手稿交给了首相府。
政府安全部门的首脑立即对斯蒂拉的手稿进行认真检查，看其是否能以任何形式出版。现任军情五处和六处的处长再次表明态度：坚决反对出版。在这种情况下，连斯蒂拉本人对自传能否出版也怀疑起来。2000年年年底，英国军情五处、军情六处以及政府通信局三个部门的领导人在劝阻无效，而且英国舆论逐渐站到斯蒂拉一边的时候，终于决定听之任之。英国内阁也因此决定授权出版斯蒂拉回忆录。随书一起发行的将有一份内阁大臣声明，表明不支持《惊奇一生》出版的态度，意在阻止将来类似回忆录的出版。
★间谍“女沙皇”
安琪娜是一个非常聪明、精力充沛、美貌动人而且举止迷人的女人。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15岁，一副娇嫩可人的美人坯子。
意大利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引以为骄傲的著名跳伞家安琪娜·里纳尔狄竟然是克格勃的女间谍。1967年3月，意大利反间谍机构破获了一起最大的间谍案，证实了这件事。
意大利举国一片哗然。
安琪娜·里纳尔狄在意大利以至整个欧洲，都是个风头十足的人物。而且谁也想不到像她这样一个出名的人物竟是个阴险异常的克格勃女间谍负责人。
安琪娜是一个非常聪明、精力充沛、美貌动人而且举止迷人的女人。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15岁，一副娇嫩可人的美人坯子。
克格勃的领导相信她一定能胜任这一工作。1954年，克格勃决定派这个38岁的女特务到意大利负责欧洲间谍网。
安琪娜到了意大利后，在她的领导下，整个特务机器运转起来了。
她手头有莫斯科交给她的一份名单。这批人都是克格勃经过长期考察研究，认为适合于招募收罗作为特务的人选。
她最重要的特务之一就是她的丈夫，意大利著名跳伞运动家乔吉奥·里纳尔狄。
她结识他时就已参加跳伞俱乐部，成为正式会员，会员证亦“证实”了她的“年龄”。
他根本不知道他那位漂亮娇美的妻子其实比他年纪大15岁，他还以为她比他年轻一两岁呢。
乔吉奥作为一名跳伞家，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意大利其他空军基地请作跳伞技术指导员，因此可以接近军事重地。
他利用跳伞的机会，以高超的现代化摄影技术，包括微型摄像机，拍摄了在示范表演跳伞时经过的所有秘密基地的照片。
他一有机会同“知名人士”谈话时，就利用隐藏起来的、电线如同头发丝一样细的录音机，将对方讲的每句话都录下来。
乔吉奥还是个拍快相的能手，凡是他有机会经手的重要计划、文件和蓝图，他都拍成微型胶卷。
安琪娜的外号叫“女沙皇”，这是她手下所有的间谍对她的“尊称”。
“女沙皇”确实无愧于她的这个称号，她将所有获得的情报，通过特别的方法送返莫斯科。她不只有她丈夫供给的情报，她的情报网遍及欧洲各地及非洲地区。
她递送情报的方法五花八门，除了派专人递送外，还使用隐形墨水写信，用高频率电信密码拍发，微粒胶卷贴在邮票后面，或安装在最无法引人注意的容器中传送。
“秘密信箱”也是传递情报的重要手法之一。安琪娜选择“秘密信箱”的地点也出人意料。她的收信地点不仅有土伦动物园、意大利王冢附近、瑞士幽静的风景点，而且有都市最热闹的中心。
这些地点隐蔽得那样完美，竟没有人发现过它们，甚至专门去检查也不容易被识穿，在土伦的华伦亭公园中那座“中世纪村”，竟是她传送情报的一个地点。谁会想到她这样的主意呢？
1956年，克格勃为了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决定将乔吉奥召到苏联去接受间谍训练，但乔吉奥是不能正式到苏联去的，这样做容易引起军方和反间谍机关的注意。为此，克格勃作了精心的安排：乔吉奥先到法国去旅行，然后由巴黎用假护照秘密飞往莫斯科。而在他本身的护照上根本看不出他到过苏联。
乔吉奥在莫斯科经过短期训练后，又潜回巴黎，仍以自己的护照飞回意大利。这秘密的行程，始终没有引起法国或意大利的怀疑。
过了不久，乔吉奥由于同一个苏联军官会面而开始引起意大利保安人员的注意。不过安琪娜立即接到潜伏在意大利保安机关的内线通知，知道出现了危险。
为了不使乔吉奥暴露，安琪娜命令乔吉奥不再同那位苏联军官见面，并且停止同一切可能引起怀疑的人物见面。这样一来，尽管意大利保安人员对他监视了数月，始终没有挖出他活动的真相，于是就撤消了对他的监视。
他们暂时认为乔吉奥同那位苏联军官的见面只是偶然的交往，认为这其中没有什么阴谋，因为乔吉奥是个著名的跳伞专家，很多盟国的军官也慕名同这位意大利最高级的跳伞家交往。
在以后的几年中，安琪娜、她的丈夫以及其他手下的间谍，都没有引起怀疑。重要的战略性秘密情报一直源源不断地送往克格勃总部，苏联当局也因此掌握了许多美国及其盟国的重要情况。
1963年，乔吉奥作为掩护谍报活动地点而开设的一间古董店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但他仍然有很多钱。他的钱是哪里来的？于是，反间谍机关再一次对乔吉奥产生了怀疑。
反间谍机关再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不过这次跟上次不同，知道的人不多，而且十分隐秘，所以连内线也无法得知，因此就没有通知安琪娜。
虽然这次监视仍然毫无结果，但反间谍机关决定不管怎样，要继续对乔吉奥实施监视。他们相信，总有一天狐狸会露出尾巴。
果然，他们的调查有了收获，派往巴黎查核他过往行踪的探员发现了乔吉奥秘密飞往莫斯科的神秘活动。但他们不急于去起诉他，因为还没有抓到实证。他们要放长线钓大鱼，甚至故意使他相信这次神秘行踪未受过注意。
这种故意的放纵，使乔吉奥信以为真，自动送上证据来了。
他又作了经巴黎往莫斯科的几次“旅行”，这次意大利反间谍人员跟准了他，对他是一个苏联间谍已经是确信无疑了。
经过长期的等候，1967年3月中旬，克格勃间谍终于现出了原形。
那是因为当时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得到柯西金批准到印度去探亲。虽然她的儿女都留在莫斯科作人质，没想到她却跑到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脱离了苏联。
安琪娜接到克格勃总部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要她设法探清这个“危险的叛徒”的行踪，将她绑架回国。
接到这个重大命令，“女沙皇”立即出动所有人马，准备绑架斯大林女儿。
这次不止她丈夫出动，她自己也出动了，连另一名重要间谍——充当她司机的阿尔曼多·吉拉特也出动了。
斯大林的女儿在飞往瑞士之前在罗马逗留了几天，安琪娜设法跟踪她的一切活动。但当他们准备行动时，斯维特拉娜已飞往瑞士首府伯尔尼。安琪娜当机立断，立即组织力量赶到伯尔尼去进行绑架。
然而这个时候，已不只是乔吉奥一个人受到监视，因为最近的频繁活动，已使安琪娜和阿尔曼多都一起被监视了。
阿尔曼多奉“女沙皇”之命，先赶到瑞士去，就在他驾车要越过瑞士边境的时候，渔网收拢了。
被捕后，发现他还带有几卷微型胶卷，拍摄了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的秘密，这令意大利反间谍机构大为震惊。
下一步就是在土伦逮捕“女沙皇”和乔吉奥了。在这次搜捕中，反间谍机关想不到竟意外地搜获了一部极端强力的短波收发报机，还有密码本，很多拍摄了在意大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地和美国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基地的微型胶卷。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很特别的谍报器材。
“女沙皇”并不束手就擒，她先是对侵犯她私人住宅的警探提出抗议，声称要将他们告上法庭。在搜出间谍活动器材时，她不作声了，但仍不供认任何罪行。她的丈夫乔吉奥就没有她那么强硬，经不起警方刑讯，供出了几个克格勃间谍收取情报的“秘密信箱”。
反间谍机关立即派人监视了这些“信箱”。四天后，他们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收获。
1967年3月20日夜里，一辆苏联大使馆的黑色轿车，由驻罗马苏联使馆武官尤里·巴甫伦科驾驶，载着他的妻子娜塔莉亚，停在罗马市郊的布拉西安斯路的一个秘密收藏点附近。
正当巴甫伦科从“信箱”取出一卷微型胶卷时，保安人员冲了过来。巴甫伦科叫声不妙，立即钻进他的汽车去，开车欲逃。然而已经晚了，两辆警车已一前一后堵住了去路。
巴甫伦科被当场捕获，但由于他有外交豁免权，因此意大利官方未能奈何他，只能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驱逐出境。两天以后，巴甫伦科和娜塔莉亚带着他们的儿子，坐上一架捷克航空公司的客机离开罗马，飞回莫斯科。
而“女沙皇”安琪娜，还有她的“皇夫”乔吉奥、司机阿尔曼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都被意大利官方控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只能在监狱度过后半生了。
★级别最高的间谍
由于特洛菲莫夫“出色的表现”，他获得了克格勃总部为其颁发的“红旗勋章”！就连克格勃的高级军官一生中能获得此种殊荣的也是屈指可数。
2000年6月1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诱捕了一名向前苏联克格勃出卖情报长达25年的美国陆军上校情报官，从而惊曝美军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外国间谍案。这名美军上校为克格勃充当间谍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对美国军方的情报能力造成致命的打击，也使美国陆军的形象蒙羞受辱。
6月14日，美国国防部军情局反间谍部门向有关媒体紧急通报了陆军前上校特洛菲莫夫落网的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反间谍处在探清特洛菲莫夫上校的间谍真面目后，立即制定了一套天衣无缝的诱捕方案。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扮成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一名间谍负责人，用过去的暗号与特洛菲莫夫上校接上了头。“俄罗斯间谍”骗特洛菲莫夫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现在决定对过去曾为克格勃情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有功人员进行一定的补偿，还清一些欠给他们的情报经费。疑心颇重的特洛菲莫夫反复盘问了联邦调查局特工许多问题，在得到满意的答案后终于相信了这名“俄罗斯间谍”。满心欢喜的特洛菲莫夫来到了接头地点，正准备收钱的时候被早就埋伏在两旁的特工一举擒获。
乔治·特洛菲莫夫，美国陆军退役后备役上校，出生于德国，父母是俄罗斯移民，后来随父亲移居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正式公民。1969年至1994年间他一直任驻德美军“纽伦堡联合审讯中心美国陆军分部”队长。这个位置可谓是位高权重，因为该中心多年来一直负责审讯从苏联及华沙集团叛逃出来的难民、克格勃间谍或者官员。身为该中心最高长官的特洛菲莫夫上校有权随意调阅发往该中心或者由该中心发给美国陆军军部的所有绝密情报和保密资料。
1994年，德国政府因怀疑其在德国从事“与身份不相符的间谍活动”而将其逮捕。然而，由于美军在德国的特殊地位，加上德国政府没有掌握特洛菲莫夫对德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确切证据，所以不得不立即释放了他，但宣布其五年内是“不受德国欢迎的人”。获释后的特洛菲莫夫上校自然无法继续在德国工作了，也为了避免给美国军方的形象造成不利的影响，特洛菲莫夫于1995年提前离职回国，结束了35年的军旅生涯。
特洛菲莫夫1969年调任驻德国纽伦堡联合审讯中心当年便被克格勃相中。根据克格勃驻联邦德国情报站的分析，特洛菲莫夫是“可争取的最好对象”。这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特洛菲莫夫是俄裔人，父母是俄罗斯移民，所以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有一定的感情，加上其少年时代成长在德国，所以有不少的俄裔德国好友。二是特洛菲莫夫家境并不宽裕，本人对金钱看得比较重。三是特洛菲莫夫有权接触大量的绝密情报，所以肯定能为克格勃弄到“会对苏联造成潜在威胁的情报”。
克格勃在对特洛菲莫夫进行仔细研究后，当即指派克格勃秘密间谍伊戈尔·弗拉基米诺维奇·苏塞米尔出面招募特洛菲莫夫。伊戈尔此时的公开身份是俄罗斯东正教牧师，先后在维也纳和奥地利任过大主教。克格勃派伊戈尔出马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伊戈尔和特洛菲莫夫都是俄罗斯移民后裔，都出生在德国，并且是孩提时代的好朋友，伊戈尔甚至一直被特洛菲莫夫视为好哥哥。
克格勃的分析与判断准确无误，特洛菲莫夫对重逢的“旧友”毫无防备之心，并且公然流露出其手头很紧的不快和对美军薪金制度的不满，甚至还表达了浓重的俄罗斯情结。伊戈尔把他与特洛菲莫夫初次会面的情况迅速向克格勃驻柏林站负责人进行了汇报，克格勃总部不久就拍板：此人可用！第二次见面时，伊戈尔单刀直入地希望特洛菲莫夫提供部分资料，并表示可给以重金。特洛菲莫夫没有吱声，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第三次见面时，他给伊戈尔带来了“货”，并且问道：“这值多少钱？”
就这样，特洛菲莫夫上了克格勃的船，成为一名隐藏甚深的间谍。克格勃先后为这名得力的间谍取了许多代号：“安特伊”、“马基兹”和“科苏尔”，而与他接头的伊戈尔的代号是“埃克尔”。克格勃随后开始定期给特洛菲莫夫发工资、奖金和特别奖励，一步一步地将特洛菲莫夫拖向深渊。特洛菲莫夫与伊戈尔这对孩提时代的好伙伴在此后的25年间成了间谍界的一对“黄金搭档”，他们这种绝密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99年伊戈尔因病去世为止。
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特洛菲莫夫先后执行过大大小小32次秘密窃取情报的行动。有的时候他把绝密情报悄悄地带出联合审讯中心，与克格勃间谍秘密接头后，让其拍照，然后把原件带回中心；有的时候他亲自动手，把绝密情报用间谍相机翻拍下来，然后到德国某地或者奥地利把胶卷交给伊戈尔或者其他克格勃间谍。
特洛菲莫夫出卖情报纯粹是为了钱。他在25年的间谍活动中先后从克格勃那里领取了25万美元的报酬，其中最大的一笔报酬是9万马克。
在长达25年的间谍生涯中，特洛菲莫夫无所不卖。他出卖的情报包括：情报搜集目标，也就是美国当前最想搞到的外国情报目标；制订战略计划的情报优先顺序，也就是美军当前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以及需要这些情报的轻重缓急。所有的这些情报都是美军的战略性情报，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军队的总体建设。这些情报的泄露势必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
持有“绝密”许可证的特洛菲莫夫，借用职务之便从纽伦堡联合审讯中心窃取了大量美国和北约盟国掌握的华沙集团和苏军的作战文件。这些被特洛菲莫夫“返销”回克格勃的情报不但使苏联摸清了美国人对其了解的程度，更使苏联的反间谍机构以此为线索逮捕了许多潜伏在苏联境内的美国和北约间谍。特洛菲莫夫出卖给苏联克格勃的情报包括与美国国防安全有关的绝密文件、图片、照片、表格和情报。特洛菲莫夫还向克格勃出售了大量的联合审讯中心的情报信息报告，这些报告是联合审讯中心在审讯了难民或者叛逃者后汇编成的最后情报资料。
由于特洛菲莫夫“出色的表现”，他还获得了克格勃总部为其颁发的“红旗勋章”！能得到这种特别荣誉的人着实不多，就连克格勃的高级军官一生中能获得此种殊荣的也是凤毛麟角。
乔治·特洛菲莫夫是美军有史以来被控间谍罪级别最高的美国军官。实际上，早在几年前，美国各方就开始在国内和欧洲对特洛菲莫夫进行秘密调查，但进展却异常缓慢。
该案将在佛罗里达的坦帕审判。坦帕的大陪审团正式指控后备役上校特洛菲莫夫：在纽伦堡任情报部门负责人期间偷窃秘密情报，售给前苏联克格勃，充当外国间谍。如果特洛菲莫夫的所有罪行得到证实的话，那么他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担任国防部部长的“间谍”
随着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深受器重的埃尔尼，也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掌管法国的核政策、情报机构和战略防务等与法国安全和利益休戚相关的事务。
夏尔·埃尔尼是法国总统密特朗的最忠实战友之一，1981年至1985年期间曾任法国国防部部长。1992年秋天，法国反间谍机构国土保卫局局长雅克·富内尔向密特朗总统递交了一份文件：夏尔·埃尔尼是苏联及东欧国家的间谍。文件还详细披露了埃尔尼被上述国家招募的经过和收取巨额酬金的详细经过。
总统从震惊中清醒后，果断地说：“埃尔尼已于前年去世，他再也不能为自己辩护。我们不能改写历史。局长先生，请把此事列为国家机密！”
从此这一文件便被打入冷宫。当时在法国政府和反间谍机构的最高层，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机密。后来，巴拉迪尔总理和帕卡内政部部长在获悉这一机密后，也都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时间到了1996年，巴黎《快报》闻到了蛛丝马迹，便派记者在法国和东欧国家先后调查了几个月，最后还是在该报的显著位置，以醒目的标题，把这一间谍案捅了出来。
埃尔尼充当“鼹鼠”始于1953年，当时他刚29岁，风流潇洒，喜欢锦衣玉食，更迷恋漂亮女人。但他当时只是个全国贸易中心的小小职员，位卑薪低。他深知仅靠工资这点“死钱”，既无法大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更无力满足自己花天酒地的生活。
由于他的精明干练和诸多弱点，他早已成为苏联东欧国家情报部门的涉猎对象。
1953年3月13日，保加利亚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首次提到了埃尔尼的名字。一天，一位保加利亚的年轻外交官“偶然”和埃尔尼相遇。此人说自己的名字叫维诺格拉多夫，而实际上他的真名叫莱克·尼柯洛夫。他的公开身份是保加利亚驻巴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实际身份却是一名间谍。
当时苏联东欧国家的情报部门正在注意招募一些身居要职、能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秘密情报的法国人，尤其是把赌注押在那些颇有发展前途、将来可能在法国政界担当要职的年轻人身上。
维诺格拉多夫可谓是马到成功。他第一次下网，就有重要收获。埃尔尼用钱心切，欣然同意合作。精明的维诺格拉多夫此后趁热打铁，紧紧地“钓住”埃尔尼不放，迫不及待地向这位新结识的朋友一再交代任务。他首先让埃尔尼提供一些有关法国政治形势的、乍一看来像是无关宏旨的简要情报。后来开始让埃尔尼提供一些有价值、有分量的情报，特别是有关“雅各宾俱乐部”情报。最后则一竿子插到底，让埃尔尼通报有关密特朗等法国政界最高层的各种情况。真可谓是步步紧逼、步步深入。
这样，埃尔尼便渐渐落入保加利亚情报部门设下的圈套。1954年至1956年，埃尔尼领取的酬金是每月2.5万旧法郎（相当于2750新法郎），后来由于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酬金又增加到5万法郎（相当于5500新法郎）。在保加利亚情报部门的档案里，埃尔尼的化名叫“安德烈”。
埃尔尼果然不负保加利亚情报部门的重托，很快成为法国政界的一颗明星。1956年1月2日，埃尔尼以共和国阵线党人的身份当选国民议会的议员。真是水涨船高，此后埃尔尼所提供的情报，其价码也一路上涨，最后涨到每月15万旧法郎（相当于1.5万新法郎）。埃尔尼的钱袋子一下子鼓了起来，令他欢欣不已。
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上台执政并解散了国民议会，开始了法国第五共和国时期。
此后不久，埃尔尼在巴黎的一个区参加选举。克格勃感到机不可失，觉得这可是操纵法国政坛的大好时机，立即在他身上进行巨额投资。
为了资助埃尔尼竞选，1958年11月，克格勃一下子付给埃尔尼300万旧法郎（相当于30万新法郎）。
300万！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目。
但埃尔尼在这次选举中名落孙山，惨遭失败，克格勃这300万旧法郎的巨额投资，也打了水漂。克格勃不禁大失所望，此后与埃尔尼的联系便逐渐减少。
促使联系减少还有另一个原因。埃尔尼的住处离爱丽舍宫只有一步之遥。1961年7月26日，法国秘密组织在埃尔尼寓所的楼梯间安放了一颗炸弹。埃尔尼虽然幸免于难，但这件事却使他受到警方的严密保护，令他的行动大为不便。于是他不得不请求苏联情报机构停止和他的接触。
虽然克格勃暂时中断了与埃尔尼的联络，但“社会主义大家庭”情报机构的小兄弟们是不会轻易放弃老大哥用重金培养的“鼹鼠”的。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埃尔尼又“意外地”碰到了另一个东欧国家情报机构的一位间谍。
这个情报机构就是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当时它在法国的情报工作正开展得红红火火，令人刮目相看。自1958年12月起，罗马尼亚在法国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就是它驻法国大使馆的首席参赞米哈伊·卡拉曼。
卡拉曼当时是苏联东欧情报界的骄子，在法国任职数年，与法国各界人士交往十分广泛密切，在吸引猎取“目标”方面，无人能与他相匹敌。
卡拉曼发现埃尔尼十分健谈且善交际，但常常囊中羞涩，无法应付他的奢侈开销，便派手下的一名间谍与他联络。结果双方一拍即合，皆大欢喜。于是埃尔尼又投入罗马尼亚人的怀抱，而罗马尼亚人给他起的新化名叫“迪努”。
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1962年12月14日起草了一份关于埃尔尼情况的报告，详述了他过去与苏联东欧国家情报部门的渊源和他在法国政界的广泛关系，建议利用他收集法国的政治情报。在这方面，罗马尼亚人可谓独具慧眼，选得相当准：埃尔尼刚刚参与了法国统一社会党的创建工作，并开始接近密特朗。
1963年3月，克格勃见埃尔尼提供的情报油水越来越大，便决定把埃尔尼从小兄弟的手中抢过来，自己直接操纵，不再让罗马尼亚插手其间。从那以后，无论是保加利亚，还是罗马尼亚都不得不忍痛割爱，与埃尔尼断绝了来往。
1981年，随着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深受器重的埃尔尼，也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掌管法国的核政策、情报机构和战略防务等与法国安全和利益休戚相关的事务。
苏联东欧国家的情报机构得知后，皆欣喜若狂，觉得这回可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了，纷纷想经由日内瓦与埃尔尼建立新的联系途径。但因风险太大，最后只好作罢。
然而埃尔尼的心里此时也不平静，被苏联东欧国家情报机构精心保存的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记录，尤其是有关酬金的记录，始终像悬在这位新任国防部部长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宝剑，令他心惊胆战。更令他寝食难安的是，这些国家的间谍机构都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无论它们为谁支付了酬金，对方都要出具一张收据。而且每次接头的情况，也要记录在案，供这些国家的情报部门相互传阅。这就等于明确无误地告诉埃尔尼，你要是敢对我们三心二意，我们就会翻脸不认人，通过贵国之手把你送上断头台。
巴黎《快报》对埃尔尼间谍案的调查，尽管貌似言之凿凿，但它仅仅涉及1963年3月以前的情报，对埃尔尼1963年3月出任国防部部长后十几年的情况，则不甚了了，留下一大片空白。
这就不能不给人们留下一大串问号：埃尔尼在1963年后，是断绝了同克格勃的联系呢，还是继续秘密为他们效力？如果他继续为克格勃效力，那么他一直持续到何时？法国的最高国防机密是否一直为苏联东欧国家的情报机构所掌握？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令法国人不寒而栗。而法国情报机构和密特朗提交的那份著名报告，对此只字未提，《快报》的调查也是到1963年戛然而止，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极大的疑惑。
前国防部部长让·皮叶尔·塞弗曼说：“如果埃尔尼是什么间谍的话，那他只能是密特朗总统的间谍。”1985年接任埃尔尼的国防部部长波尔·凯尔则愤愤不平地说：“人们有理由质问，这些臆造的揭发材料为什么会偏偏现在才发表？”而绝大部分持怀疑态度的人都一致指出，《快报》的调查材料为什么没有一份文件提到1963年以后的事情？
曾与埃尔尼接头的那位克格勃高级官员在获悉《快报》对他的指控后，遂于1996年11月13日致函俄《消息报》，断然否认他与埃尔尼有任何来往。保加利亚的那位外交官尼柯洛夫，则只承认他认识埃尔尼，但否认他与埃尔尼有间谍联系。
美国人的出面，更使埃尔尼一案扑朔迷离。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华尔特不容置疑地说：“我绝对不相信《快报》对埃尔尼的这些指控！”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埃尔尼是第一位获准参观美国战略核潜艇的外国政府高级官员，中央情报局的人亲切地称他是“美国的伟大朋友”。而埃尔尼入阁后，极力推动社会党人靠拢北约，反对苏联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于是美国人认为埃尔尼是一个铁杆“亲美派”，对他绝对信任。如今有人说埃尔尼是苏联间谍，在充当鼹鼠挖美国和盟国的墙脚，这让美国人的脸往哪儿放？
面对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和激烈的指责，巴黎《快报》却显得泰然自若：本刊的调查事实俱在，不容置疑。至于你们那么多疑问的最后答案嘛，对不起，它们全在莫斯科克格勃的绝密档案里。苏联不是已解体了吗，听说秘密档案开始公开了，你们可以去查呀。
现在的问题就这样摆着：埃尔尼已撒手人寰，死无对证；法国政府对那份绝密档案守口如瓶，丝毫不透；整个案情若隐若现，扑朔迷离；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克格勃再不出来作证，恐怕此案永远也别想理清了！
★在美国隐藏30年的间谍
利普卡自以为他过去为克格勃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不会有什么意外。他万万没有料到，某人的一纸诉状会把他打入大牢……
谍海风云，诡奇难测，当今世界，美国尤甚。轰动全球的埃姆斯间谍案刚刚尘埃落定，扑朔迷离的尼克尔森间谍案方才开始审理，如今又冒了个更加神秘的间谍利普卡。此人原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办事员。但早在1965年，刚20岁的利普卡就与克格勃搭上了关系，一直到1996年才东窗事发……
1945年，利普卡出生于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城，1963年应征入伍，同年年底被派往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担任办事员。当时国家安全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侦听全世界军事、政治通信线路的情况，一向被认为是美军要害部门。
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冷战处于剑拔弩张的时期。当时克格勃处心积虑地欲将自己的一些“地下人员”安插到美国从事间谍活动。1965年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利普卡与费舍尔夫妇邂逅相识。这样一来二往，利普卡欣然同意与这对夫妇合作，间谍生涯自此便正式开始。
作为国家安全局办事员，利普卡整天埋在绝密文件堆里，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他每天都要收到信使们交来的大量秘密报告。这些报告分别来自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海陆空三军情报机关及国家安全局各个分局。凭借这近水楼台，利普卡要出卖什么情报，简直是易如反掌。
利普卡前妻戴维丝向联邦调查局详细叙述了利普卡间谍活动的情况。
1966年，利普卡与来自巴尔德摩市的戴维丝小姐坠入爱河，并很快结为连理。婚后，小两口恩爱有加，感情甚笃。利普卡对娇妻也就毫不隐瞒，无话不说。一天晚上，他对戴维丝说，近两年来，他一直在向苏联人出卖秘密情报，为此已经接了不少钱。时隔两个月后，利普卡带妻子去马里兰州游玩，中午他们在一家餐馆就餐。实际上，他是要借此行，去位于该餐馆附近的密林深处中的一个联络点送情报。与他联络的是一个自称叫“伊万”的克格勃间谍。
该餐馆距首都华盛顿25英里，当时这是允许苏联外交官从苏联使馆出行的最大距离。利普卡每次从上述联络点回到他们在巴尔德摩的寓所，都要带回“伊万”事先放在那里的赏金。小两口常常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一张一张地数钱。每次通常都是500美元或1000美元，有时还更多些。有一次，利普卡兴冲冲地向妻子展示三架微型照相机，其中一架还是“旋转”式的。这种照相机是苏联间谍专门用来拍摄秘密文件的。利普卡有时还借在公园下棋之机与“伊万”会面。他时常在戴维丝面前吹嘘一气，说“伊万”教他学会下一手好棋。
1968年11月，利普卡结束了军旅生涯，遂携妻回到故乡兰开斯特。不久，费舍尔前去找过他。同年12月，费舍尔夫妇离开美国。后来戴维丝对联邦调查局说，利普卡从国家安全局退役时，曾偷偷带走一大捆秘密文件。返乡后，利普卡继续从事间谍活动，但到1974年，他同克格勃突然中断了联系。
时光如水，斗转星移，转眼到了1996年年底。利普卡蓦然回首，发觉自己已为克格勃充当间谍30多年了。自从1974年突然与克格勃“断交”以来，他在家乡一直过着平静的、默默无闻的生活。周围人也不把他当“人物”看。更有甚者，这个世界上原本就像是没他这个人似的。这也正好是利普卡所希望的，因此他内心不禁窃窃自喜。利普卡自以为他过去为克格勃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不会有什么意外。他万万没有料到，某人的一纸诉状会把他打入大牢。
某人（美政府官员不愿透露此人的真名实姓）向美国当局控告利普卡在多年前从事间谍活动。这个熟悉本案情况的人说，前苏联的一个间谍向美国提供了苏联谍报机关的一批文件，其中许多文件都提到利普卡和费舍尔的名字。30多年前，中情局内一些间谍曾对苏联间谍活动进行跟踪。在这些人的协助下，联邦调查局开始清查那些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变黄的克格勃间谍的档案。这时，有的退休间谍自然就联想到费舍尔于1968年年底前去兰开斯特会晤利普卡那档子事。但时过境迁，如今要去搜集30年前的证据绝非易事。联邦调查局官员绞尽脑汁，最后决定按如下办法行事：让联邦调查局间谍德米特里·德任斯基身藏录音机，扮作苏联间谍谢尔盖·尼基金前往兰开斯特会见利普卡。
尼基金奉命立即赶往兰开斯特。在几次会见中，利普卡说他之所以断绝了与克格勃的联系，是因为他们支付的赏金不仅数额不足，而且还屡屡拖欠。利普卡抱怨说，他冒险提供了那么多情报，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总共才拿到2.7万美元。利普卡声称他起初是与费舍尔夫妇保持接触，每月向克格勃间谍提供两至三次情报。每当利普卡见克格勃给钱很不痛快，他的气便不打一处来。当初他就是奔钱才找上门儿来的，不赚钱的买卖他不干。见克格勃出手如此小气，所以他就留了一手，没将从国家安全局偷带回的文件全给克格勃。在同“尼基金”的最后一次会见中，利普卡说他还保存有几份文件，待“尼基金”付钱后，他才交出。后者满口应承。之后，联邦调查局给利普卡汇去1万美元，但并未收到什么文件。
“尼基金”与利普卡几次会见后，联邦调查局审问了利普卡的第一任妻子戴维丝，至此认定利普卡为克格勃充当间谍证据确凿。联邦调查局征得司法部意见后，决定立即采取行动，逮捕利普卡。
1996年年底的一天，利普卡正坐在家中看电视，突然听见敲门声。他以为又是朋友来找他打牌，便满心欢喜地起身去开门。谁知门刚开了条缝儿，联邦调查局几名全副武装的特工就强行闯了进去，并不容分说地死死铐住了登时吓傻的利普卡。一旦间谍罪名成立，利普卡就将被处以终身监禁。
★间谍大师拉菲·伊坦和他的助手
作为以色列情报机构一名资深探员，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世界各地走南闯北，积极促成对以色列政府有利的武器交易，破坏对其不利的军火合同，从来都是万一无失。
1989年11月3日晚，夜色一片漆黑。阿里·本·梅纳什正在洛杉矶一位朋友家里尽情地沐浴，这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他还没来得及去开门，敲门人就已经破门而入。不一会儿，他的眼前出现了美国联邦警察，并命令他立刻穿上衣服跟他们走，被弄得一塌糊涂的梅纳什就这样被警方拘留了。他被指控违反了《美国武器出口控制法案》，企图利用伪造的文件向伊朗出售3架C-130“大力神”军用运输机。
虽然已成事实，但梅纳什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被捕了。作为以色列情报机构一名资深探员，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世界各地走南闯北，积极促成对以色列政府有利的武器交易，破坏对其不利的军火合同，从来都是万一无失。
梅纳什被捕之后，以色列官员立刻意识到，本·梅纳什掌握的情况将对以色列情报活动的安全和国家荣誉构成严重威胁。当时以色列极富传奇色彩的间谍大师拉菲·伊坦向政府汇报说，梅纳什曾经参与过几项极其重要的行动，包括美国和以色列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等，这个武器销售网络的触角遍及世界各地。如果梅纳什将掌握的信息透露出去，将对美以关系造成严重影响。
被捕之初，梅纳什没说什么，他坚信这是一场误会，美国人很快就会将他释放。所以当被转到纽约市联邦监狱后，他一直耐心地等待以色列政府将事情摆平。可是梅纳什很快就发现以色列政府毫无插手此事的迹象，政府将他孤零零地扔在了一边，于是他决定向美国透露自己知道的一切。他向他们讲述了一个复杂的国际武器走私的阴谋，其中牵涉以色列和美国的许多高级官员，但最具轰动效果的还是他宣称在1980年10月看到布什在巴黎与伊朗人秘密会谈，企图破坏卡特总统为解救52名被伊朗极端分子扣作人质的美国人而进行的谈判，这是共和党为了赢得当年大选而制定的一个极其狠毒的招术。
此外，梅纳什还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密，如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的高层，美国媒体大亨麦克斯韦尔是以色列间谍，以及以色列情报机构使用做过手脚的软件从别国政府中窃取机密文件等。这简直是对以色列和美国情报活动的大曝光。
梅纳什的举动终于激怒了美以两国政府，两国决定联手出击，使他身败名裂。以色列高级官员纷纷出面对记者说梅纳什是个“冒牌货”，他所宣称的各种身份都是编造的。1990年3月27日的《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位“权威人士”的发言称，“国防机构从没与阿里·本·梅纳什和他的活动发生过任何关系”。然而，一位名叫罗伯特·巴里的记者通过秘密渠道获得了以色列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披露梅纳什在1977～1987年间曾为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外部关系局”效力。“人证、物证”俱在，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梅纳什确实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服务过，但他创造的“利润”一文不值。
1990年11月28日，纽约市一个联邦陪审团宣布梅纳什无罪，因为他的工作是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服务，这又使得美以两国政府陷入尴尬的境地。1991年年初，两国政府向美国新闻界的朋友求援，希望借助记者之笔使梅纳什名誉扫地，让读者认为他所透露的内幕只不过是哗众取宠、挑拨两国关系。
斯蒂芬·艾默森是《新共和》杂志的记者，与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有着密切联系。他应邀来到特拉维夫，当局向他出示了一些诋毁梅纳什的材料。回到华盛顿后，艾默森就开始在杂志上嘲笑梅纳什是一位“不合格的翻译”，经常将外宾的话译错。不久以后，其他美国媒体也呼啸而上，对梅纳什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一时间，舆论界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梅纳什发动了猛烈攻击。然而，也有例外之人相信梅纳什的说法。譬如，以专门写调查性报道而闻名的记者西摩·赫什就利用梅纳什提供的素材于1991年写成了一本介绍以色列核计划的书，书中详细介绍了绝密的以色列核武库的情况，以及媒体大亨麦克斯韦尔为以色列充当间谍的内幕。然而，该书出版后，一直在业内德高望重的赫什遭到了同行们的鄙视。
1999年，英国作家高顿·托马斯出版了一本新书《吉迪安的间谍：摩萨德的秘密历史》，进一步证实了梅纳什的可信度。该书是根据高顿对以色列间谍大师拉菲·伊坦的采访记录写成的。伊坦是以色列情报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曾于1960年指挥逮捕了流亡阿根廷的重要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还担任摩萨德负责行动的副局长长达25年之久。
伊坦坦诚地说，梅纳什是他的得力助手之一，两人曾在20世纪80年代联合成立了一个美以秘密武器网络，专门采购武器销往伊朗。除此以外，两人还合作过另外一项绝密计划：使用PROMIS软件搜集别国的敏感情报。伊坦还说，两人曾在绝密的“伊朗——以色列关系联合委员会”中担任要职。这是1979年伊朗国王被推翻后摩萨德与“外部关系局”建立的联合机构，目的是重新在伊朗国内培植亲以势力。梅纳什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生在伊朗，会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对伊朗国情也较熟悉。
20世纪80年代，伊坦负责LAKAM，这是一个专门搜集科技情报的军事情报机构。伊坦自认为是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在他的间谍生涯中，最令他引以为自豪的是一项从其他国家的计算机档案中窃取情报的计划。一位名叫艾尔·布里安的美国商人偶然间向伊坦谈到一种名为PROMIS的软件。PROMIS是一套先进的数据管理软件，美国情报机构将它稍加改造，加入了一个秘密的间谍程序。只要运行该软件，计算机内贮存的数据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发送出去，被情报人员接收。
此言一出，伊坦立刻意识到PROMIS的巨大情报价值，决定把它变成网络时代的“特洛伊木马”，从约旦等国的政府档案中搜集关于巴勒斯坦民兵和政治领导人的秘密材料。
1983年2月，伊坦化名约瑟夫·本·奥尔博士前往华盛顿。通过美国政府的关系，他轻易便从那家公司得到了一份该软件的拷贝。回国后以色列研究人员很快设计出了间谍程序，梅纳什也参加了这个计划。
伊坦的下一步计划就是找一家公司向约旦出售这种做过手脚的软件。由于约旦人不信任以色列公司，伊坦就通过艾尔·布里安的公司做成了这笔买卖。不久之后，约旦军事情报指挥部便安装了这套软件。如此一来，约旦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发送到以色列。以色列掌握了恐怖分子的一切活动，伊坦在以色列情报界的地位从此一步登天。
初战告捷之后，伊坦决定实行一项更加“宏伟”的计划，将PROMIS卖到全球，无论是盟国还是敌国。为此伊坦要找一家知名的国际性公司，后来他找到了媒体巨头罗伯特·麦克斯韦尔。麦克斯韦尔的报纸很有影响力，许多政府首脑都和他很熟，他还与摩萨德有正式关系。没多久，麦克斯韦尔就通过他收购的以色列计算机公司DEOEM向全球销售这种间谍软件了。
伊坦之所以透露这些情况，是因为他觉得PROMIS计划是情报史上一项杰出成就，他的成绩应该得到认可，他应该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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