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工缘何“下海”？
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工“下海”，与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同样都是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些“下海”的特工，确实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冷战结束后，法国、日本等国的间谍，陆续拥入美国的各大企业，一展身手，大肆搜刮情报。仅1993年，美国就遭受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有关专家警告美国政府：照这样下去，美国企业的损失每年将超过1500亿美元。忧心忡忡的美国企业界，纷纷建议政府下令，让美国间谍和反间谍机关的特工“下海拉企业界一把”。
实际上，美国的间谍和反间谍机关早已作出了战略调整，许多美国特工已经“下海”。1990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已确定，经济情报是美国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应占情报部门全部工作量的40%；美国联邦调查局也称，目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首要任务是全力开展和对付经济间谍活动，包括窃取企业科技秘密，通过非法手段猎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情报等。
美国国会对特工“下海”的方式和任务作出明确规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孔西尼1993年就曾指出：“如果日本三菱公司在生产三代以后的半导体技术产品，那么，我们必须搞到我们想要搞到的东西，即使通过秘密行动。那也是非常必要的。”他还为美国情报部门和反情报部门制定了三项任务：一是掌握国际经济重大发展动向，二是加强对国际高科技发展的跟踪，三是强化美国的反间谍活动，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主要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工们纷纷改行，大多干起了经济间谍和综合性间谍。中情局一位官员说，目前他们的情报经费，已有三分之一用于经济间谍活动，且这种趋势还在增强。
特工奋勇“下海”，其战果如何呢？据报道，他们由于“半路出家”，对许多业务不太熟悉，有时提供的经济情报价值不大，但他们时刻都在努力，固有的能力日渐得以发挥，令人不可轻视。
1994年1月，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踌躇满志地飞往沙特阿拉伯，准备同沙特阿拉伯签署一份早已商定的“世纪合同”：法国向该国提供价值60亿美元的“空中客车”客机。可是，法国总理的电话早已被美国间谍窃听，美国人据此调价，轻易获用。
1995年10月，日本新闻媒体将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美国人使用窃听手段窃取日方情报一事公布于世，并且正式要求美国白宫对此作出解释。至此，日美两国冷战后暗中进行的情报战，终于真相大白。
在1995年日美汽车贸易谈判的最关键时刻，美国贸易代表坎特身边一直有个中情局通商代表处派出的情报小组陪同，这个小组每天早上向坎特及其助手提供有关谈判内容的情报。这些情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东京站，由他们通过电子窃听装置收集，再发送到华盛顿交与专家筛选分析，最后将有价值的情报反馈给坎特的情报小组。
日本对美国中情局虽然也有防范，但美国中情局采用了一种比其更加先进的窃密仪器，导致日本的防范形同虚设。这种窃密仪器，只须向远处的目标发出激光，就可以窃听房间里的谈话。基于这种原因，美国的一些重要会议都安排在无窗户的封闭房间里举行，而出国谈判时所住的房间，事先都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排除在电话、墙壁、窗外安装高性能窃听器的可能性。
直到今天，日本公司也很少配备反谍报专家，而仅有的那些专家的意见又得不到上级批准，因为那些上级害怕采纳他们的意见会加大开支。
美国联邦调查局是世界有名的反间谍机构，过去主要处理与违反美国联邦法律有关的案件，包括国际恐怖活动、贩毒和吸毒等。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间谍活动的日益增多，它担负起了“使美国企业不受外来经济间谍侵扰”的重任。于是其特工人员纷纷走向企业，向广大员工进行反间谍的宣传和教育，以此提高企业的自我防护能力。同时，联邦调查局还加强了对外国人的监视，一旦发现可疑之人，便迅速展开反击行动。
联邦调查局在反经济间谍活动中，凭借其高超的技术、灵活的技巧四处出击，接连破获了一系列经济间谍案件。其中，破获法国工业间谍案就达十多起。法国对美国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的先进技术产品相当感兴趣。因此，法国驻休斯敦领事馆的有关人员开始对这家公司进行搜集情报活动。有一天，两名行动诡异的垃圾工来到这家公司清理高级管理人员的废纸。此事很快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原来，这两个人根本不是垃圾工，而是法国领事馆的一位领事及其助手。很快，他们以“不受欢迎”之名被驱逐出境。
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9个月里，联邦调查局发现的类似案件已达500余起。
美国最神秘的部门是国家安全局，由于其存在和活动都受到美国政府的严格保密，因此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冷战时期，其隶属于国防部，主要任务是收集苏联和东欧等国的党政军情报。
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局特工转入经济领域，对任何国家都进行情报搜索。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也将电子窃听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几乎覆盖全球。
1992年，印度尼西亚政府为了改善国内通信落后的状况，投入了大量资金准备扩充国内通信网。在确定这一工程的承包对象时，日本电气公司先下手为强，抢走了这笔诱人的生意。但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不甘示弱，利用白宫、商务部和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印尼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国家安全局乘机进攻，以秘密手段获得了日本电气公司的投标内容和具体办法，经过情报专家的认真分析和研究，向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提出了更佳的投标建议，从而把日本公司挤出圈外，同印尼达成了协议。
20世纪90年代，美国间谍退休有两种原因：一是由于年龄大而正常离职退休；二是美国政府为节约开支，一些间谍在情报机构减员中被减掉。
这些间谍解甲归田后，过着索然无味的生活，加上目前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加剧而经济间谍备受青睐的形势，他们中间的许多再也不甘寂寞，便重操旧业，开始投身商海。为了集中使用这批“间谍精英”，民办情报公司应运而生。
成立于1993年的派乌斯公司便是一家民办情报公司。公司总经理波克曾在国家安全局长期担任局长助理职务。他成立公司的宗旨就是让老间谍重返“战场”，“发挥余热”。波克还为公司制定了两大任务：一是为其他企业反经济间谍提供帮助，对付外来的经济间谍活动；二是协助其他企业收集情报，提供竞争对手的各种情报。此公司不仅为本国企业服务，还积极开展海外业务。例如，波克在莫斯科等地设立了办事处，为本国企业去那里经商提供安全便利的服务。
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工“下海”，与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同样都是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些“下海”的特工，确实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俄特工打入英国金融界
这些金融间谍们进入银行高级管理层后，既与上层保持亲密的接触，以便得到“保护伞”，又不断拉拢下层职员，作为利用的工具。
老牌的莫斯科金融学院是孕育俄罗斯金融间谍的基地。该院成绩突出的大学生常常作为“新血”被俄对外情报局倾力招募，精心培训，再派到海外，进行情报活动。
这些金融专业知识过硬、应变能力极强的精英人物，一个个风度翩翩、气度不凡。通常他们通过正式应聘的方式前往外国目标银行工作，起初作为一名小职员，通过脚踏实地工作，慢慢崭露头角，多半能成为银行的负责人。一旦爬上相当的位置，便充分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窃取银行有关机密情报和重要信息，同时尽力左右银行的投资政策，使银行作出有利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决策。
他们的能量巨大无比，常被誉为“俄罗斯金融007”。
1999年4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俄罗斯前间谍“Y”披露了俄罗斯情报机构从事秘密金融间谍战的内幕，并指出其目标是英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Y间谍是一位有着20年经历的前克格勃高级特工，他透露了俄罗斯间谍是如何打入英国在伦敦和驻海外的金融机构内部的，并提供了俄罗斯对英国实施金融间谍战的第一手内幕资料。同时，他首次向媒体披露了俄罗斯金融间谍渗入英国巴克莱银行驻莫斯科分行从事经营活动的过程。他曾奉命监视汇报该银行的一切经营活动，并充分利用机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决策。Y特工说，从克里姆林宫到英国巴克莱银行莫斯科分行很近，只须走两分钟就能到达。巴克莱是英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其莫斯科分行设在俄罗斯一座19世纪的建筑物内，从表面上看，这座建筑物漂亮而典雅，似乎与谍报活动毫无关联。实际上，最近几年，英国一些公司已有几亿英镑的资金通过该银行流入俄罗斯。英国巴克莱银行曾投入大量资金购买了俄罗斯政府的短期债券，以其作为投资战略的一部分。但是，1998年8月，卢布遭遇大幅贬值，巴克莱银行的经理们很快发现他们在莫斯科的巨额投资遭受惨重损失，估计有价值2.5亿英镑的债券变得一文不值，因为那是借给俄罗斯政府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后果，是因为俄罗斯金融间谍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实际上，给英国巴克莱银行造成2.5亿英镑损失的只是一个人。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它的确是事实，也确有其人，他就是俄罗斯金融间谍阿辽沙。阿辽沙拥有金融学博士学位。起初，他对巴克莱银行一个低级职员的招聘启事产生了兴趣。于是，略施雕虫小技便轻松过关了。录用后，阿辽沙从不以其与众不同的身份居高自傲，而是以谦虚、踏实、谨慎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埋头苦干。这位才貌双全的美男子很快在银行上下混得八面玲珑。上司欣赏他的勤奋，同事喜欢他的热情，特别是女职员、女秘书更将阿辽沙暗自当作心中偶像、梦中情人。鉴于阿辽沙出色的工作表现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银行很快将阿辽沙提升到一个重要部门担任主管。
从此，阿辽沙便利用一切机会偷偷翻拍银行的商业资料，或者利用笔记本电脑连接到银行内部的保密局域网中下载大量秘密的银行文件。
实际上，窃取金融情报只是阿辽沙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竭尽全力影响巴克莱银行的投资政策。于是，阿辽沙一看准有利时机就极力宣扬俄罗斯经济发展形势的大好前景，描绘大笔投资俄罗斯短期债券后银行将获得巨大收益的美好画面。阿辽沙的“吸引”做得非常到位，对他绝对信任的巴克莱某银行总裁投入大量资金购买俄罗斯的短期债券。于是出现了前面提到的1998年8月该银行2.5亿英镑变得一文不值的悲惨结局。
阿辽沙只是俄罗斯金融间谍的一个缩影，许许多多与他一样负有特殊使命的金融间谍，都是凭借自己丰富的金融业务知识、耀人眼目的金融学博士硕士学位以及聪明过人的头脑，悄悄溜进西方各大银行的重要业务部门，很多人成为部门领导阶层人物。在伦敦，他们关心诸如英国中央银行在利率、汇率，以及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协调金融政策方面采取的立场等各种情报信息。他们按例都会对包括中央银行行长在内的英国银行界头头脑脑的工作、家庭及私生活产生极大兴趣。当然，他们也时刻想着与银行职员们打成一片，使更多的人成为他们搜集情报的来源。
这些金融间谍们进入银行高级管理层后，既与上层保持亲密的接触，以便得到“保护伞”，又不断拉拢下层职员，作为利用的工具。在遇到争取银行为俄罗斯提供数量更多、条件更优惠的贷款政策上，平日的上下关系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正如俄罗斯一名金融间谍所说的那样：“游说向俄罗斯提供优惠贷款的活动，往往是由非俄罗斯职员在私下进行的，因此不会有人怀疑。支持给予俄罗斯经济援助的建议实际上是来自俄罗斯本国，这便保全了自己。”
俄罗斯通过这些金融间谍使本国每年从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获得的贷款总额高达85亿英镑，援助项目有100多个，几乎占其对外贷款的14。此前，该银行已经向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和俄罗斯的采矿、石油、电信、运输和食品加工业提供了几百万英镑的援助。由俄对外情报局派遣的间谍打入这家银行后，通过发展与权威人士的关系，成功地影响了银行的援助计划。更有甚者，该银行曾在一年之内额外又向俄罗斯国内提供了10亿英镑的投资。越来越活跃的金融间谍活动终于使英国政府意识到俄罗斯正在对英国开展大规模金融间谍战。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军情六处一名潜伏在俄罗斯情报机关的间谍发送回来的报告则证实了英国政府的推测。该报告是一份4页纸的备忘录复印件，它描述了莫斯科制订的与西方关系缓和后的经济情报战略。这份备忘录是由莫斯科对外情报局一位副局长起草的，标题为“关于经济情报”，由于内容极其重要，军情六处迅速将其呈送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
该文件概述了经济情报的必要性，并向海外所有的谍报站下达指令，要求集中精力招募最佳的人才（特工）。它给每个谍报站提供了一份莫斯科认为是最重要目标的名单。纽约和东京也在其中，而且是十分感兴趣的两个目标。波恩也在其中，负责欧盟对俄罗斯1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布鲁塞尔、海牙和卢森堡的办事处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但是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伦敦则是他们的关键目标。
报告中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特鲁布尼科夫将军，派遣了得力助手前往伦敦。这位年轻的间谍名叫安德烈·阿尔谢尼耶夫，是一位具有国际金融知识的学者。他被派往伦敦西部的俄罗斯大使馆经济处，其真实身份是对外情报局的一名上校军官。他的任务是在伦敦一些重要机构内招募情报人员，并且设法打入金融机构内部窃取情报。
令军情五处（英国保安局）感到不安的是，阿尔谢尼耶夫和对外情报局仿佛已经获得成功。接近俄罗斯侨民团体的消息灵通人士证实，莫斯科最少已经发展了一名情报人员，通过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进行谍报活动。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是此类市场中一个领先的市场，它每年成交的铜、铝、铅、锌、镍和锡的交易总价值达几十亿英镑。它同时也是世界上黄金、白金、银子和其他贵金属交易的领先市场。军情六处已经知道该间谍的身份。此人的表面身份是英国几家公司的董事，与以色列来往频繁。他的任务是搜集内部情报并且接触一些有地位的人物，主要是与能够提供有关对俄罗斯至关重要的贵金属市场情报的那些人进行接触。俄罗斯是世界上第六大黄金生产国，每年需要销售100多吨黄金来换取硬通货从事国际贸易。该情报人员一定会接触到这些十分敏感的期货交易情报。
据Y特工透露，俄对外情报局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戴维·鲁本，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商品交易商。他1998年被《星期日泰晤士报》列入大富翁名单，其个人资产已达5500万英镑，被授予俄罗斯铝制业“大王”的称号，在俄罗斯已有30多年经商史。当英国军情五处的特工对鲁本进行调查时，鲁本说：“我敢肯定我是俄罗斯情报机构一直盯着的目标。俄罗斯新闻媒体已经发表文章说我是军情六处的一名间谍，而且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有关我的虚假报道，并且向警方和其他机构通报，目的是要破坏我和我公司的声誉。”
英国情报机关称，鲁本是环球金属公司的主席，该公司是一家私营商品企业，在俄罗斯的铝交易中一直占垄断地位。这令一些大人物十分担忧。对此，1977年，当时的俄罗斯内务部长阿纳托利·库利科夫就表示，外国对俄罗斯工业企业的影响“注定要使俄罗斯企业陷入困境，并且造成数以万计的俄罗斯公民失业”。但是，鲁本坚决否认有关他接受英国情报机关的任务，破坏俄罗斯金属工业的任何指控，并称这样的指控是俄对外情报局故意制造的假象，以迷惑他人。为了对付俄罗斯经济间谍咄咄逼人的攻势，英国负责海外情报的军情六处已经组建了特别经济处，成员主要由驻总部和国外的间谍骨干队伍组成。尽管如此，军情六处对付俄罗斯的威胁仍然十分艰难。一位军官说：“俄罗斯在伦敦的间谍要比跟踪这些间谍的军情五处军官还要多，这是完全有可能的。”1985年叛逃到军情六处的前克格勃伦敦站站长奥列格·戈尔季夫斯基证实了特工所说的话——经济情报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目标。他说：“银行业务、贷款、利率和债务条款的调整是俄罗斯绝对需要的情报，甚至连黄金和钻石市场也被看成是对外情报局情报搜集的重要范围。”
★日本金融间谍，让你欢喜让你忧
金融间谍是柄“双刃剑”，它可凭借锐利刺穿敌手，但是“舞剑人”一不小心也会伤了自己。金融间谍令日本银行兴奋的同时，也令其大伤脑筋。
在金融间谍行列中，有一种特殊的金融间谍。他们既不是专门的情报人员，也不具有政府情报机关的背景，但他们却是专职的金融情报搜集人员。面对全球金融日益激烈的竞争，一些跨国性的大型金融企业，投入巨资设立了专门的金融情报机构，培养出专门搜集竞争对手金融情报的全职金融间谍，以使自己能在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当今世界，这一类金融间谍活动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活跃的当属日本各金融机构设立的金融情报机构。日本各大金融企业，纷纷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成立金融情报中心。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野村总研等金融情报组织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日本已经出现了设立“金融情报中心”的第一个高潮。这些组织的共同特点是：以政策研究和政策建议为主要目的。它们或者是由社会调查、情报处理或顾问咨询机构转化而成，或者是由官方或地方自治团体新创建的。接踵而来的是一些由少数人组成的金融智囊团或金融风险调研机构的涌现。1985年以后，日本又掀起了第二次设立金融情报中心的高潮，金融情报的搜集工作更加普及。此间成立的金融情报中心，几乎都是由当时日本的各大金融企业创设的各种“研究所”。
日本的金融间谍不仅在本国设立情报中心，还充分利用驻外机构，四处出击，大肆搜集别国的金融情报。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在中国台湾的分行是日本在台湾最大的搜集金融情报的工作站，对此许多台湾的金融界人士还蒙在鼓里，根本没有注意到日本人在台湾耍的花招，自然更不会了解第一劝业银行在台湾的活动状况。
该行除协助日本商人开立银行账户，负责全部日商在台湾有关金融的业务外，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向日本银行本部提供台湾的金融情报资料。他们的这种做法不单是给自己包揽业务，根本的目的是使本国企业在台湾能站稳脚跟，赚取更多的利润。
位于台北市南京东路的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台湾分行，一楼从事的是一般银行业务，二三楼则是他们搜集金融情报的中心。该行花费了大量资金，装备了全自动化的电脑网络系统，建立各项金融情报档案。一些台湾人被他们以职员名义雇用，实际从事的却是剪贴报刊资料，并将之输入电脑的情报搜集业务。
通过台湾分行，日本第一劝业银行获取了宝贵的金融情报，同时还获取了与银行业务有关的来自台湾四面八方不同行业的情报，包括政治、经济、贸易等各个领域。他们从事这一工作已有多年，经验丰富，技巧娴熟，对台湾的各种情况了若指掌，如数家珍，想要什么便可信手拈来。其完整和广泛程度令人难以想象。而且，通过不断的情报搜集工作，第一劝业银行可以在第一时间里了解台湾政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的变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为了能够全面掌握台湾的金融情报，日本还在台湾设立了一些金融投资咨询公司。这些投资公司当然也是日本金融间谍搜集情报的“保护伞”。有些金融咨询公司几乎都是由日本银行投资经营的。日本金融企业往往在决定是否可以在台湾投资前，先派人到台湾设立这类咨询公司，由他们搜集、刺探金融情报，掌握整个金融市场行情，再以“行家”的身份与台湾商人洽谈业务。由于预先获取了全面情况，因此无论是在台投资、合资，都会占据上风。可悲的是，这些日本公司在台湾招聘的当地员工，为他们赴汤蹈火，四处搜集金融情报，实际充当了金融间谍的角色，致使日本人在贸易谈判中常常轻松取胜。
市场出售的一些财经方面的报刊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它们却成了日本金融间谍搜集的目标，如台湾“工商时报社”出版的《四季报》、《就业情报》等，日本的金融间谍期期订购，并且认真细致地阅读，这样便可从中轻易地了解到台湾许多最新的金融情况，然后整理成情报汇报给日本银行总部。这些公开资料中搜集到的情报如此有效，以至于连一些在日本国内从事经商活动的金融业商人也长期订阅。
日本金融间谍不仅仅充当搜集金融情报的角色，由于银行常常会遇到一些居心叵测、伺机诈骗的客户，对此，日本银行便会派出自己的金融间谍去调查这些客户的底细，揭穿他们的阴谋，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
1976年5月，日本名古屋生产家具贴面的大型企业维尼公司宣告破产，并且留下了15亿日元的债务，同时还对与它有业务往来的1300多家公司造成了巨大伤害。在宣布破产之前，维尼公司一再隐瞒真实的财务状况，甚至作出一番“风景这边独好”的假象，妄图骗取银行信任，以便继续向它提供贷款。抱着这种念头，维尼公司苦苦支撑，坚持向银行借钱。银行虽感到其中有诈，却未掌握维尼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在是否为其提供贷款一事上犹豫不决。于是，银行重金聘用了几位颇有名气的金融间谍帮其弄清维尼公司是否具备还贷能力。
一天，维尼公司总会计师石田德川牙病犯了。金融间谍们获悉后心中暗喜，并牢牢抓住了这次良机。他们收买了牙科大夫，通过他在石田德川的牙根里安装了一个袖珍窃听器。没多久，银行便被告知，维尼公司已经资不抵债，财务状况非常糟糕，拒绝给它提供贷款。这次银行能够挫败骗子避免风险，金融间谍当领头功。
金融间谍是柄“双刃剑”，它可凭借锐利刺穿敌手，但是“舞剑人”一不小心也会伤了自己。金融间谍令日本银行兴奋的同时，也令其头疼。一旦对手派出的金融间谍利用高水平的专业知识窃取本银行的金融秘密，银行往往防不胜防。几乎所有的日本银行都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业务活动，如果内部网络被攻破，无疑会酿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既然有空子，日本金融间谍当然会不失时机地往里钻。他们经常运用“黑客”的手法在计算机网络和程序上大做文章。
1998年元月，一名电脑黑客窃取了日本樱花银行电脑信息库的机密。内容包括储户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在该银行1500万储户中，已有2万人的数据被窃走，并已确认至少有37名储户的资料被泄露给东京一家金融机构。作案者极有可能是利用樱花银行的附属机构樱花信息系统公司更换电脑软件的机会做了手脚，窃取了银行的秘密信息。虽然樱花银行怀疑是竞争对手的金融间谍下的黑手，但是没有证据，只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1991年4月20日，英国著名的金融专家巴里赖德在吉隆坡发出警告说，美、英、日等国，特别是日本的一些大型金融企业集团，近年来派出金融间谍，潜入马来西亚银行充当职员，企图窃取金融情报。他说，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金融人才，潜入银行长期埋伏，有的甚至长达18个月之久。为了对付这类间谍，一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纷纷采取了措施，如对自己的职员采取更为严密的监督和保安措施等。为了使金融间谍的阴谋无法得逞，一些银行甚至把本来由一个人承担的业务解体成许多部分，让几个人分别承担。
鉴于日本的金融间谍在世界范围内的窃密活动越来越猖獗，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应该密切关注金融间谍活动，并采取一些相应措施。例如应指派更多的人参与自动取款机的管理工作和保安工作，以减少只让少数人或者一个人负责的机会，不为金融间谍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法国间谍，贼眼盯向瑞士银行
就在交接的瞬间，突然传来一声大喝：“不许动！”两名法国间谍吓了一大跳，猛地抬起头，只见十几名身穿便衣、荷枪实弹的瑞士警察神兵天降般出现在面前。
瑞士虽然国土狭小，但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它与美国和英国鼎足而立，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金融业是瑞士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支柱，每年为瑞士财政创造约40亿瑞士法郎（l美元约合1.6瑞士法郎）的税收，仅次于商业，远远高于医药和机械制造业。瑞士的银行吸引了大量境外存款，据2000年初瑞士有关方面估计，瑞士金融业所管理的资产占全球私人总资产的13。这是因为，一方面瑞士长期奉行中立国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直到2002年才申请加入联合国；瑞士因远离战争威胁，为投资者提供了宽松安全的环境。另一方面，瑞士政府早就颁布了《银行保密法》，国内各大银行机构严格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同时绝对替储户保密，拒绝出于任何理由的针对本银行客户的查账行为，因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个人和机构客户的信任与青睐。
然而，如此一个极其严密的金融防范体系，也无法阻止金融间谍猖狂的脚步与疯狂的魔爪。
1980年4月上旬的一天，瑞士著名的金融城市苏黎世。联合银行的职员斯卓林早早就起床了，他拉开豪华的落地窗帘，隔窗远眺，城市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突然，自家院落中一个庞然大物闯入他视线，定睛一瞧，原来是一辆黑色的阿尔法-罗密欧轿车。他感到非常疑惑，这不是自己的车，自己又没约朋友来做客，可那车子怎么会在我的院子里？也许是警惕性不太高，斯卓林没有及时向瑞士警方报警。
第二天是个休息日，两名不速之客敲开了斯卓林的房门。
“你是斯卓林先生吧？我们是法国警察。”
“法国警察？请问两位今日光临，有何贵干？”斯卓林心存疑虑，一边上下打量着来人，一边客气地问。
“斯卓林先生，有人指控你盗窃汽车。你有什么可说的吗？”两个警察中稍胖的人说道。
“偷车？你们真会开玩笑！”斯卓林平静下来，他问心无愧地回答。
“不管怎么说，证据确凿，赃物就在你的家里，你明知这是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又没有及时通知警方，总之你是赖不掉的了。”另一个警察说道。
接下来，他继续威胁说：“你应该清楚，盗窃汽车是要坐牢的！希望你与我们合作，不然的话……”
“警察先生，请相信我，我从未干过那种事，这也许是有人想要栽赃陷害。”斯卓林一听要坐牢，心中有点慌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表示愿意竭尽全力配合警察的工作。
三天后，斯卓林银行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斯卓林抓起话筒。
“你好，我是斯卓林。”
“我们有件事要跟你面谈，确切地说，是想跟你做笔交易。”对方用嘶哑的嗓音生硬地说。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斯卓林说。
“你没必要知道我的姓名。为谈话方便，就在你家见面，时间是明天中午12点。”对方没等斯卓林回答，便“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斯卓林被这个身份不明而又非常蛮横的家伙搞得心神不安，一边思索着一边缓缓放下电话。这时，第六感觉告诉他，所谓的“汽车偷盗案”并非那么简单。
斯卓林的感觉是对的。第二天，两个陌生人准时来到斯卓林家中。他们说可以帮助斯卓林了结“盗车案”，但作为回报，他们要求斯卓林向他们提供瑞士联合银行的所有储户名单及各户头存款数额。斯卓林听后恍然大悟，所谓的“盗车案”其实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间谍讹诈活动。
斯卓林的推测是正确的。这正是法国情报机关策划的一次行动。它们通过潜伏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法国间谍获悉：瑞士联合银行职员斯卓林最近挪用公款秘密地在法国一个小城市购买了一座旧屋，以便在那里安度晚年。法国情报机关认为这是获取瑞士联合银行金融情报的一个良机。于是立即制订了一个通过敲诈手段，让斯卓林就范，让他提供有关客户储存在瑞士联合银行里的存款金额等秘密金融情报的计划。说干就干，法国间谍趁斯卓林不备，将一辆轿车放到了他的院子，接着便出现了上面发生的一幕。之后，两名法国间谍抛头露面，提出要与斯卓林“进行交易”。
“但是，我无法直接得到这种情报。不过我有一个同事，叫拉尔夫，他能轻易地拿到你们所要的东西。”斯卓林沉默良久后说。
“拉尔夫？……他肯与我们合作吗？”法国间谍疑惑地问。
“应该会的，我们关系很好。可是，这需要一笔钱，他提供情报需要报酬。”
“这没问题。”法国间谍同意了，随后留下联系电话，与斯卓林告辞。
又过了几天，斯卓林给他们打电话说，拉尔夫同意与他们见面。斯卓林建议在苏黎世的希尔顿饭店会面，法国间谍同意了。
斯卓林、拉尔夫和两名法国间谍如约来到希尔顿饭店的咖啡厅。寒暄过后，法国间谍对拉尔夫打量起来。只见他又高又瘦，两只绿豆眼睛放射出一阵阵诡谲的光芒，一脸络腮胡子又黑又密，让人看了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太舒服。
四个人边喝边谈。拉尔夫说：“你们要的情报我很有把握。我关心的是你们能给多少报酬。”
“两万法郎，对你来说也许少了点，不过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高的了。”法国间谍解释说。
拉尔夫寻思良久，说道：“就这样吧！什么地方交货？”
“最好在瑞士境外，请你们辛苦一趟，在法国的任何地方都行。”法国间谍显然担心瑞士的反间谍机关。
“到法国去绝对不行。两万法郎不值得我到法国冒险。”拉尔夫坚决反对。
法国间谍表示理解，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在瑞士边境靠近法国的巴塞尔火车站会面。
1980年4月15日上午10时，两名法国间谍准时到达巴塞尔车站餐厅，拉尔夫孤身一人已在那里等候多时。茶几上烟灰缸里的烟蒂足以证明这一点。
“你好，拉尔夫先生。让你久等了。”法国间谍与拉尔夫握了握手，然后问，“怎么就你一个人，斯卓林先生呢？”
“昨天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家里出了点急事，今天务必返回伯尔尼，让我向二位表示歉意。”拉尔夫平静地回答。
“他应该亲自和我们打个招呼。”法国间谍显得有些怀疑。但是考虑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拿到情报，因此他们不想让细枝末节阻碍更大的行动。
“让我们看看货吧。”法国间谍说。
“好！”拉尔夫从脚旁拎起皮箱，拨了几下密码，然后拿出一叠文件递给他们。
两名法国间谍提高了警惕，再次环顾四周，未发现任何可疑迹象，便伸手接过文件。就在交接的瞬间，突然传来一声大喝：“不许动！”两名法国间谍吓了一大跳，猛地抬起头，只见十几名身穿便衣、荷枪实弹的瑞士警察神兵天降般出现在面前。这下全完了！两名间谍意识到落入了瑞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中，内心又悲又苦，又恨又怒，但是无话可说。瑞士警察毫不客气地给两名法国间谍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原来，拉尔夫全名叫拉尔夫·艾尔斯纳，是瑞士联合银行安全部门的主管。斯卓林在遭到法国间谍的敲诈后，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如实向银行安全部门报告。他打电话找到拉尔夫，原原本本地报告了事情的真相。拉尔夫觉得事关重大，便向银行高层和瑞士政府的情报机关作了汇报，并且在上级机关的帮助下，设计了一次“将计就计”的行动。
瑞士警方没在两名法国间谍身上搜出任何可以表明他们身份的文件，只搜出了准备给拉尔夫的两万法郎现金。半个月后，瑞士当局向法国当局“遗憾”地通报了他们的间谍被捕一事。法国当局有苦说不出，只能盼着他们的间谍在以后的“行动”中更加小心谨慎一些。
实际上，不仅仅法国，许多国家的金融间谍都对瑞士的金融情报虎视眈眈。1999年11月，瑞士警方公开宣布，正式逮捕了4名向第三方泄露他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账目信息的金融间谍。没过多久，2000年1月9日，瑞士联邦检察办公室发言人多米尼加·雷蒙宣布，又有11名涉嫌从事刺探他人存款数据的“金融间谍”被瑞士公安机关抓获。
雷蒙说，这11名被捕的金融间谍中有7名是瑞士银行的雇员，全部供职于瑞士两家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另外4名涉嫌从事金融间谍活动者是私人侦探。这11人涉嫌从事了60起金融间谍案。瑞士检察机关已分别以非法泄露瑞士银行账户信息和违反瑞士《银行保密法》对他们提起诉讼。
在这起金融案件背后，有13名外国人涉嫌在这起金融间谍案中接受了瑞士银行职员提供的金融情报，他们分别居住在法国、德国、英国、以色列、荷兰、意大利、奥地利和美国等8个国家。虽然他们均违反了瑞士法律，但只要他们不在瑞士境内，瑞士当局对他们并不具备法律约束能力。因为瑞士法律的引渡条款里不包括金融间谍案。雷蒙说：“这些泄露银行秘密的职员和违反瑞士国家银行法的犯罪嫌疑人都将受到轻至罚款、重至判刑的相应处分。”
据一位以私人侦探身份刺探金融情报的“鼹鼠”透露，在他所从事的窃取情报与钞票的活动中，每得到一份银行文件，他通常付给瑞士银行中的金融间谍500到5000瑞士法郎的报酬。有趣的是，有些情报是银行职员自愿帮忙的，并未接受任何酬劳，他们的活动十分隐蔽。这一案件的破获，归功于苏黎世一家周报，这家周报上的一篇文章称，一位德国间谍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查到瑞士一名高级官员在银行的存款数额。因此瑞士当局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将这些金融“鼹鼠”一举抓获。
★英国财政预算泄密案
每当预算案公布前，财政部戒备森严，起草好的文件都锁在一个箱子里，然后整个箱子再锁进保险柜里，而且每一份文件交接时都有经手人签字。
英国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保密工作历史悠久，保密制度相当完善，要求极为严格。另外英国还拥有世界上最为神秘、精干有效的MI5（军情五处）、MI6（军情六处）和苏格兰场等间谍机构，可以说是为保密工作上了双保险。
但出乎意外的是，1996年年底梅杰政府本届任期内准备向议会提交的财政预算方案，这种涉及重大经济利益的高度机密文件竟然被泄露出去。好在获得此文件的报社顾全了大局，未造成更大的损失，但这件事本身已让梅杰政府和英国保密部门颜面丢尽了。
1996年11月25日19时，就在英国财政大臣克拉克准备在议会下院宣读政府的1996、1997年财政年度预算报告的前一天晚上，伦敦《每日镜报》总编辑摩根匆匆来到位于伦敦西区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向值班人员递交了30多份书面文件。摩根说这是26日下午财政大臣克拉克向下议院提出财政预算后将要散发的新闻材料。首相办公室值班人员听后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知道摩根的话如果属实，这将是一次特大政府秘密泄露事件，有可能在英国政坛上掀起轩然大波。情况被立即通知首相、财政部和特工部门。
夜里11点，鉴定结果出来了，证实这些材料都是货真价实的政府文件，从这些材料涉及的范围和数量来看，已构成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泄密案。万幸的是材料又都回来了，英国政府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混乱。对此，财政部对摩根感激不尽。首相办公室发言人说：“我们很高兴这些文件全部退还，若将之见诸报端，实在有违公众的利益。”
英国《每日镜报》是伦敦一家专事散布轰动性新闻的小报，如果《每日镜报》刊登这些材料，无疑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和影响，这对一家小报来说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许多英国报界人士对摩根的举动表示不理解，认为是十分罕见的行为。实际上，摩根的这一行为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结果。早在25日上午，《每日镜报》就拿到了这些文件，报社的许多高层人员都主张公开发表，最后还是摩根否决了这些提议。他认为如果发表的话太草率和不负责任，会对股市及国际货币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此外，这份报告还对执政的保守党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26日出版的《每日镜报》上，在头版用巨大字体写着：预算秘密泄露给了镜报。这也足够轰动的了。26日下午，财政大臣克拉克脸面无光地出现在下议院。
这次被泄露的文件共有36份100多页，其中33份与国内税有关，2份与关税和国内货物税有关，还有1份来自苏格兰事务部。如此大规模的泄密，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对于财政预算案，英国政府历来都采取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因为预算案一旦外泄可能引起政局的变化，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每当预算案公布前，财政部戒备森严，起草好的文件都锁在一个箱子里，然后整个箱子再锁进保险柜里，而且每一份文件交接时都有经手人签字。发送的文件都有两个封签，确保无关人员无法接触。对于知情人员，按传统做法，在正式发布预算的两个月时间里，财政大臣和参与起草的官员都待在财政部。在这种制度下，英国财政预算未泄露一丝秘密。因此英国特工部门把这次泄密的重点怀疑对象确定在财政部内部人员身上，他们认定窃贼就在财政部里。在摩根送来文件的当晚，特工人员原希望从他这里获知这些材料是怎样泄露及由谁泄露的，但摩根拒绝了。他说，我把它们送回来是不希望由此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至于我们是怎样得到的，不是我们应该解释的，那是政府的事，政府应该向公众解释它是如何让文件泄露的。
秘密只能由政府自己来揭开了。很快一支阵容强大的由内阁大臣直接指挥的调查队伍组成了，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担任了主要角色，财政部自己的安全机构也随同行动。
这一案件的严重之处在于，国家的高度秘密被大规模肆无忌惮地泄露出去，而且不是所有的资料最后都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因而调查人员从一开始就不惜一切代价从泄密动机和同文件有关联的人入手。对有关人员的排查更是浩繁的工程，虽然开头认为可以接触这些材料的人不会超出50个，包括财政大臣和他的高级助手。但是随着调查的展开，发现调查的范围要大大地扩大，因为在准备这些文件的过程中，前后卷入的有各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从打字员到高级官员甚至包括印刷工，这样一来需要接受质询的就将达到数百人之多，这些人都已被调查人员取了手印，但并未从中发现线索。
这次泄密案虽然没有在国际金融市场引起混乱，但对英国政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政治影响，使梅杰政府处境非常难堪。梅杰政府不断受到内阁成员涉嫌桃色事件和金融丑闻的困扰，加之经济形势不见好转，保守党内部在英国是否参加欧洲单一货币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反对党工党的严重挑战。
那时，英国大选将在次年5月1日举行，根据当时的形势，保守党政府在民意调查中落后于工党近25%。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同英国居民有密切关系的经济预算方案也许就成了保守党回天的最后一个希望，如果对这个希望施以打击的话，显然是符合工党意愿的。工党负责人在案发后，指责财政大臣克拉克连预算文件都丢了，没有任何人相信他有能力管理国家经济，实际上是在当众揭保守党和梅杰政府的“疮疤”。因此，案发后，工党内阁财政大臣布朗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不久前，克拉克还曾指责布朗向新闻界泄露同欧洲单一货币有关系的文件。有这层背景，布朗很容易成为调查人员的目标，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布朗自己也对外宣称，我也决不宽恕这种泄密行径。
但有舆论认为调查这起泄密事件难度很大，不是一般人所能为之，也许是梅杰政府为挽回败局施展的苦肉计，目的就是要嫁祸工党。实际上工党在胜券在握的形势下，没有必要搞这么一手，一旦事情败露反会弄巧成拙。
如此看来这起案件还是案中有案的！
不管怎么说，那年5月初，英国大选揭晓，梅杰的保守党政府惨败，工党取得胜利。执政长达18年的保守党统治宣告结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