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无所事事地坐着，渐渐为使人慵怠的倦意所控制。在每一家真正的维也纳咖啡馆里，这种无形中散发出来的倦怠感都像麻醉剂一般令人昏昏欲睡。我心不在焉地端详着顾客们，由于吞云吐雾，灯光下他们一个个面色灰白；我望着收款处的小姐，看她怎样机械地帮侍者把糖和匙子放进每杯咖啡里；我无意识地、在似睡似醒的朦胧中读着墙上贴的那些乏味透顶的标语，这种昏昏然的感觉倒也不坏。然而，我突然从半睡半醒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仿佛感到了一阵隐隐的牙疼，但还不能确定是哪颗牙在痛——在上排还是下排，在左边还是右边；我内心感到隐约的不安，但还仅是一种混沌的紧张、精神上的骚动。因为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突然意识到，许多年前，自己肯定到过这里，某种记忆的丝缕将我同这里的墙壁、椅子、桌子，同这使我觉得陌生的烟气弥漫的屋子联系到一起。
然而，我愈是想努力抓住这种回忆，它就愈是狡狯地溜走；如同在脑海的最深处飘忽地、若隐若现地游动着一只闪光的水母，苦于无法捞起和抓住。我徒然地盯着屋子里的每件陈设；有些自然是我不熟悉的，比如放着叮叮作响的自动计算器的柜台、用人造紫檀木做的棕色护墙板，这一切想必都是后来置备的。但是，无论如何，二十年或更久以前我确曾来过这里，因为早已成为过去的我的某一部分，像钉子钉进木头里，潜藏在目不可见的某处，执着地存留于此。我用力调动所有的感官，在周遭，同时也在内心深处搜寻旧日的踪迹，但是真见鬼，我就是无法抓住那消逝了的、已经在我脑海中湮灭了的回忆。
我恼火起来，就像人们碰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从而意识到自己智力不够健全时往往不免恼火那样。然而，我并没有放弃最终还是要抓住这种回忆的希望。但我知道，必须抓住某个细枝末节方能循之继进，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奇特，它既好又坏：起先任性固执，如野马难驯，而后则又异常真切可靠。它往往把最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把读到过和亲历过的一切完全吞入遗忘黝黑的渊底，没有意念的执着召唤便一直隐而不露。但是，只要捕捉到一点蛛丝马迹，一张有风景画的明信片、信封上熟悉的笔迹，或者变黄了的报纸，顷刻，遗忘了的东西就会像上了钩的鱼儿一样，马上从漆黑的深渊里冒出来，栩栩如生，既生动又具体。我会想起一个人的每个细节，他的嘴巴、他笑的时候左边缺颗牙；我会听到他断断续续的笑声，看到他的山羊胡子颤动起来，而笑声里又浮现出另外一副新的面孔；在幻觉中我立即看到了这一切并且记起了这个人多年前讲过的每一句话。但是，为了生动具体地看见和感受自己追寻的东西，我还需要一种具体的刺激，需要从现实世界里得到那么一丁点儿帮助。我闭上眼睛，以便更好地冥思苦想，让神秘的思维钓钩现形并且将它抓住。然而完全是徒劳！那一切业已荡然无存，完全被遗忘了。我对自己头脑里的这架糟糕而又不听使唤的机器大动肝火，恨不得照脑门猛击几拳，仿佛人们拼命摇晃一架失灵的自动售货机，它却仍拒不抛出照理应当给出的东西。不，我不能再安静地坐下去了；这种内在的失灵使我焦躁起来，悻悻然起身离座，预备走出去换换气。但是说也奇怪，还没走几步，我脑子里就闪出第一线荧荧亮光。我想起来了：柜台右边应当有个入口通向一间没有窗户、靠灯光照亮的屋子。果然如此，就是那间屋子；不错，壁纸虽已经换了，室内的布局却一如当年——这是那间大体说来呈正方形的游艺室。我兴高采烈起来（我已经感到马上就能全想起来），本能地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两张弹子台闲放着，仿佛是长了一层水藻的绿色水塘；墙角立着呢面牌桌，其中一张桌旁坐着两个人，不知是七等文官还是教授，他们正在对弈。另一边，紧挨着通往电话间的地方放着一张小方桌。就在这时，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疾如闪电，我忽觉茅塞顿开：我的上帝，这不就是门德尔的位子吗？是的，是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的位子！二十年之后，我又来到他的主要活动场所，来到上阿尔塞尔街的格鲁克咖啡馆里！我怎么竟能把他给忘了呢？简直不可理解，我怎会如此长久地把这位奇人抛在脑后了呢？这位智者、这位旷世奇才在大学里和一小群敬慕者中间鼎鼎有名，这位图书经纪人整天从早到晚一动不动地坐在这里，我怎会把他，知识的象征、格鲁克咖啡馆的光荣和骄傲给忘了呢？
我闭目回想，顷刻之间，他那独特的形象就真切地、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面前。我又看见他坐在小方桌旁，那脏得发灰的大理石桌面上堆满了书籍和信件。我看见他坐在这里，顽强地、静静地，全神贯注的目光透过镜片入迷地盯着书本；他坐着，读着，用鼻音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什么，上身连同那暗淡的带斑点的秃头顶前后晃来晃去——这是在东方的犹太初等教会学校里养成的习惯。在这里，他在这张桌旁，总在这张桌旁诵读书目和书籍，用的是犹太学校传授给他的读书方法，轻吟浅唱，摇头晃脑，宛若一个黑色的前后晃动的摇篮。正如孩子们在悠悠然的催眠曲中进入梦乡、失去对世界的知觉那样，虔信宗教的人们认为，闲着没事儿，这么有节奏地催眠式地上下摇动身子也容易使人在精神上进入沉潜忘我的境界。的确如此，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雅可布·门德尔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在他旁边，玩弹子的人喧哗诟骂，记分员窜来窜去，电话机叮铃铃地急响，人们擦地板、生炉子，他都一概毫无觉察。有一次，从炉子里掉下来一块烧红的炭，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镶木地板已经烧焦，冒起烟来。当时有个顾客闻到刺鼻的气味后，冲进房里来，急忙将火扑灭；而他——雅可布·门德尔，近在咫尺，并且被呛人的烟气熏着，竟一点儿都没有发现。这是因为，他读书就像虔诚的信徒在做祷告，像狂热的赌徒在赌牌，像酩酊的醉汉死盯着空中；他读得那样入迷，那样忘我，使我从那以后总觉得任何其他人读书的态度都显得草草不恭。在雅可布·门德尔这个来自加利西亚的小小的旧书商身上，当年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我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叫全神贯注，正是它造就出艺术家、学问家、真正明哲行道的狂人，也看到了完完全全的沉醉造成的悲剧式的幸福和厄运。
领我去见他的是大学里一位年龄较我稍长的同事。我当时正研究即使在今天也还不大出名的帕拉切尔苏斯[1]派医生和催眠术专家梅斯梅尔[2]，但成绩不佳，可资参考的著作不够。我作为坦率的新手求助于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却很不友好地嘟哝道，应当由我，而不是由他来找出书目。就是在那时，我的同事第一次提起了旧书商的名字。“我领你去找门德尔吧，”他许诺说，“这个人什么都知道，什么书都能搞到。他能从德国任何一个无人问津的旧书铺里给你找到最冷僻的书。这是维也纳最有见识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怪人，一个老蛀书虫，但他所属的族类正濒临灭绝。”
于是我们来到格鲁克咖啡馆。旧书商门德尔就坐在那儿，戴着眼镜，一把乱蓬蓬的胡子，穿一身黑衣服，前后摇晃着，像是风中一丛幽暗的灌木。我们走到他跟前，但他并没有发现。他坐着，上身在桌子上面摇来晃去地读着书，像一座佛塔似的；他身后的衣钩上有一件破旧的黑色短大衣随着摆动，大衣口袋里塞着杂志和字条。为了向他通报，我的朋友使劲咳嗽了一声，但是门德尔把厚镜片紧贴到书上继续倔强地读着，还是没有发现我们。最后，我的朋友就像敲门那样使劲地敲了敲大理石桌面，门德尔这才抬起头来，把那副笨重的铜框眼镜扶到额上，一双惊奇的眼睛从挑起的、灰白的眉毛下盯着我们——这是一双黑黑的、警觉的小眼睛，像蛇芯子那样尖锐和敏捷。我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我便向他求教，而且——按照朋友出的计谋——我先是做出一副对不愿帮忙的图书管理员愤愤不平的样子。门德尔靠到椅背上，小心翼翼地吐了口唾沫，然后笑了两声，用很重的东方口音说：“他不愿帮忙？不，是不会帮！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是一头可悲的老蠢驴。我认识他足有二十年了，他还是半点长进也没有。这种人就只会伸手拿薪水！这些个博士先生们与其坐在那儿摆弄书，还不如去推砖头、卖气力的好。”
发了这一大通激烈的议论，坚冰也就打破了。他这才第一次用亲切的手势请我坐到小方桌旁，大理石桌面像记事牌一般，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字。它对我来说不啻一座陌生的神台，这位书林圣哲正是在这儿给人以启迪。我即刻讲了希望得到的书籍：梅斯梅尔的同时代人关于催眠术的著作，以及后人赞成和反对催眠术的著作。我说完后，门德尔有一瞬间眯缝了一下左眼，就像射手在射击前所做的那样。真的，他聚精会神地思索了不过片刻功夫，便立即像读一份无形的图书目录似的，顺畅无阻地列举出二三十本书来，每本书还带出版者、出版年代和大概的价格。我听得目瞪口呆，尽管事先听说过门德尔的事迹，但却没有料到竟然果真如此。我的惊叹显然使他高兴，因为他立即继续在自己的记忆之琴上就我的题目弹奏起令人惊叹不已的图书变奏曲。我不是想了解一点儿关于梦游患者和催眠术的最初试验情况吗？那么我是否也想了解一点儿加斯纳[3]、驱魔术、基督教和勃拉瓦茨基[4]的学问呢？又是一串人名、书名、资料。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在雅可布·门德尔身上看到了怎样无与伦比的奇迹般的记忆力啊！这是一部真正的百科词典，一部活的包罗万象的图书目录。我惊愕地看着这位装在加利西亚旧书商平淡无奇，甚至有几分邋遢的皮囊里的书业奇才，而他一口气举出了八十来本书名之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心里却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惬意，用一块原来大概是白色的手绢擦起眼镜来。为了稍微掩饰一下惊愕，我诚惶诚恐地问道，这些书中有哪些他可以负责给我搞到。“看看再说，看看能弄到什么，”他低声说道，“您明天再来吧，到时候我会给您搞到一些的；一个东西这儿要是没有，会在另一个地方找到的；谁会动脑筋，谁就会成功。”我彬彬有礼地向他道谢，但纯粹为了礼貌周全而干了一件大蠢事：建议他将我需要的书名记在一块小纸片上。我的朋友立即用肘腕碰碰我，以示警戒，但已来不及了！门德尔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这是一种怎样的目光啊！这是一种既得意又受辱，既嘲讽又居高临下、王公贵胄式的目光，这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威严的目光：麦克德夫建议麦克白不战而降的时候，所向无敌的英雄就是用这样的目光上下打量他的。他又笑了两声，大喉结很惹眼地上下滚动，显然，他把一句粗鲁的话费力地强咽了下去。心地善良、超凡出众的门德尔说出任何最粗鲁的话都不算失礼，因为只有陌生人、对他一无所知的人（门德尔称之为“亚姆哈拉人”）才会提出这种侮辱性的建议——把书目记下来，而且，这是向谁提出的呢？竟是向雅可布·门德尔！好像他是书店里的学徒，或者是旧书铺里的小伙计似的；好像他那无与伦比的强有力的头脑什么时候需要过如此笨拙的辅助手段似的。只是，稍后我才明白这种客气会使他受到多么大的侮辱，因为这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胡须蓬乱的驼背加利西亚犹太人雅可布·门德尔真真是记忆的巨匠。在他那肮脏、灰白、布满灰斑的前额后面有一册无名的魔书，每个人名、书名都印在上面，历历在目，就像当年钢模印在书籍封面上那样。他能一下子准确无误地说出任何一部著作的出版地点，不管它是昨天还是二百年之前出版的；他能说出它的作者、最初定价和旧书标价，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装帧、插图及其影印附件。凡是到过他手里，或者他仅仅从老远处向橱窗或图书馆里窥视侦悉过的书，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正如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历历如画地看见自己内心的、对外界来说犹未成形的图景。如果累根斯堡的某个旧书店的图书价目表上一本书的标价是六马克，他就立刻能想起两年前另一本这样的书在维也纳的售价是四克朗，并且还记得这本书是被谁买了去。的确，雅可布·门德尔从未忘记过任何一本书的名称、任何一个数字，他知道图书世界中的每一株植物、每一条小毛虫，对这个世界动荡不停、永恒变幻的天空里的每颗星辰都了如指掌。对于每一种专业，他都比专家们知道得更多；对图书馆，他比图书管理员更精通；他洞悉大部分商行的存书状况，远胜过这些商行的老板，无需查阅什么清单呀，目录卡呀，而是仅凭自己的奇才，仅凭自己无与伦比的记忆力。只有用大量的实例才能说明这种记忆力。当然，能把记忆力培养和发展到如此完美非凡的程度，只有靠聚精会神，这是完成任何精湛技艺的永恒秘诀。因此，这位奇人除了书籍以外，对世上的任何其他东西都一无所知，人世间的一切现象，对他说来，只有变成铅字，组成书本，才实际存在，仿佛这样才超脱了凡俗一般。然而，他读书也并非为了书中内容，并非为了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或事实；只有书名、定价、规格、封面对他才有吸引力。雅可布·门德尔那独特的旧书商的记忆完全是一张无限长的人名和书名清单，但不是像通常那样印在图书目录上，而是铭印在哺乳动物柔软的大脑皮层上，虽说这份清单既不能任意增添也谈不上独出心裁，但这种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就其炉火纯青的完美程度而言，同拿破仑对于人的外貌、梅佐凡蒂[5]对于语言、拉斯克[6]对于棋局、布索尼[7]对于乐曲的非凡记忆力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个大脑假如能被学校或其他社会机构利用，就会使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学者大吃一惊并得到教益，就会有益于科学，使那些我们称之为图书馆的对大众开放的宝库受益无穷。但是，这个小小的教养不高的加利西亚旧书商，差不多也只念过犹太初级教会学校，上流社会永远把他拒于大门之外。因此，他也就只能在格鲁克咖啡馆的大理石桌旁施展自己惊人的才干和被埋没的学问。但是，如果什么时候出现一位大心理学家（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还缺少这类著作），像布封耐心地、坚忍不拔地对动物的全部变种加以整理分类那样，一一描述被称作记忆力的那种魔力的种类、特点、最初形式和各种演变形式，那他就不应忽略雅可布·门德尔这样一位通晓书名、书价的天才，旧书这门学问里默默无闻的巨擘。
就职业而论，对于不知道的人说来，雅可布·门德尔自然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书贩。每个星期天，在《新自由报》和《新维也纳日报》上都出现同样的广告：“收购旧书，出价从优，取货及时。门德尔，上阿尔塞尔街。”下面的电话号码实际上是格鲁克咖啡馆的电话号码。他在各个书库里东翻西找，在一位留着皇帝式大胡子的跑腿老头的帮助下，每周把搞到的书搬到寓所里，然后从那里再转走。他没有做正式书商的许可证，只好做收入微薄的零星小买卖。大学生们把自己的教科书卖给他，经他之手这些书就转到低年级学生手中了。此外，他还帮人介绍和搜罗书籍，酌情收取少量手续费。在他那儿容易讨到好主意，他视金钱如草芥。人们总见他穿着那件破旧的常礼服；早晨、午后和晚上他都是只喝一杯牛奶，吃两个面包，中午则随便吃点餐厅送来的东西；他不抽烟，不赌博，甚至可以说并不活着——只有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活着，它们不间断地、孜孜不倦地用词汇、书名、人名供养他那奇特难解的大脑，而大脑这块松软肥沃之物，贪婪地吸收着源源而来的资料，犹如草地吸收着当空沛然而降的甘霖；他对周围的人也毫无兴趣，而在人的七情六欲中，他大约只占一条，而且是顶合乎人情不过的那一条——虚荣心：当某人跑遍无数地方而一无所获、疲惫不堪地来向门德尔求教时，问题在他这儿迎刃而解，仅此一点即足以使他感到满足和快乐，而且也许还会使他意识到，在维也纳城内外还有几十个尊重并需要他知识的人。每一座大城市都像一块硕大无比的多面巨岩，上面散见若干个平滑的结晶面，虽然极小，却依然具体而微妙地反映出同样的大千世界。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知情者，只有志趣相投者才觉得它们是宝贵的。所有的图书爱好者都知道雅可布·门德尔。同样，人们到音乐之友社去找奥伊泽比乌斯·曼迪切夫斯基[8]请教关于音乐作品的问题，他戴着灰色小圆帽亲切友好地坐在一大堆纸夹和乐谱之间，一望便知来意，谈笑间便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同样，直到今天尚且如此，凡是想了解旧维也纳戏剧和文化的人，都必然去请教无所不知的格洛西老人；同样，为数不多的维也纳正统藏书家们在遇到特别难啃的问题时，不言而喻地，都要满怀信赖地前往格鲁克咖啡馆向雅可布·门德尔登门求教。在这种质疑答疑的场合看到门德尔，使我这个好奇的年轻人感到莫大的享受。通常，如果有人拿来一本价值不大的书，他会鄙夷不屑地啪的一声把书合上，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两克朗。”但是，如果是看见一本罕见的珍品或海内孤本，他就毕恭毕敬地退到一边，在下面垫上一页纸——看得出，他突然为自己那双墨渍斑斑的脏手和黑黑的指甲感到惭愧；然后，他便含情脉脉、小心翼翼、怀着仰慕之情逐页翻阅起来。在这样的时刻，谁也甭想打扰他。确实如此，每逢遇上这种单项交易，他都仔细地查看翻阅、嗅来嗅去，按照礼仪和郑重的顺序进行，颇带点宗教仪式的味道。他的驼背耸来耸去，嘴里哼哼唧唧、念念有词，手挠着脑袋，发出一些让人不懂的声音，拖着长音“啊”“呀”“噢”地叫着，赞叹不已；随后，假如碰到缺页或虫蛀，他便吃惊地“哎哟”“哎哟喂”地大声叫喊起来；最后，他恭恭敬敬地在手里掂量着古老的皮装书，半闭着眼睛，吸着这本沉甸甸的方形古书的气味，无限陶醉，不亚于一个嗅着晚香玉的多情善感的女郎。当这种冗长繁琐的程序正在进行时，书的主人自然是必须保持耐性。考究完了以后，门德尔就会乐意地，简直可以说是兴致勃勃地对各种问题给予回答，同时还准确无误地讲一通漫无边际的逸闻趣事和有关该书价格的戏剧性报导。这时，他显得有朝气、年轻活泼；只有一点会使他火冒三丈——难免会有缺乏经验的新手想付钱给他作为估书的报酬。这时，他便委屈地躲到一边，就像画廊经理在过境参观的美国佬为了酬谢讲解往自己手里塞小费时感到屈辱那样；这是因为，对于门德尔来说，能够把一本珍贵的书捧在手里，就像其他人和心爱的女人幽会似的。对他说来，这样的时刻就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之夜。只有书，而不是钱，才对他有控制力。因此，一些大收藏家设法请他，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建人让他到自己的图书馆来做顾问和采购专员，都没有成功——门德尔谢绝不干。人们不能设想他到格鲁克咖啡馆以外的地方去。三十三年前，他，一位还留着软软的小黑胡子、鬓发鬈曲、其貌不扬的犹太小伙子，从东方来到维也纳，想做一个拉比[9]，但很快就离开了威严却单调的上帝耶和华，转而献身于图书世界光华璀璨、千姿百态的赫赫众神。在那个年代，他首次来到格鲁克咖啡馆，此后这里就渐渐地成了他的工作室、主要住宅和收发室，成了他的世界。就像天文学家每夜每夜独自在观象台上透过望远镜小小的圆孔观测星空，观察群星神秘运行的轨迹：它们纷繁交织，变幻不停，时而熄灭，继而重又辉耀于苍穹；同样的，雅可布·门德尔坐在格鲁克咖啡馆的小方桌旁，透过眼镜观察着另一个世界，书的世界——也是永恒运转和变化再生着的世界，观察着这个在我们的世界之上的世界。
门德尔在格鲁克咖啡馆里自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对人们说来，这座咖啡馆的声誉更多是和他那无形的讲坛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这个咖啡馆的创办人、大音乐家、《阿尔西斯特》和《伊菲姬尼在奥利德》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威利巴尔德·格鲁克[10]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门德尔成了那里的一部分财产，就像樱桃木旧柜台、两个草草修补过的弹子台和那把铜咖啡锅一样；他的桌子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保留席位，因为咖啡馆的人总是对门德尔为数众多的顾客热情招待，使他们只好每次都买点什么，于是，他的知识所赚的钱大部分倒跑到堂倌头多伊布勒尔胯上挂着的皮包里去了。旧书商门德尔也因此享受到多种优待：他可以随便使用电话，这里为他保存信件，代订各类书刊；忠心耿耿的老清洁女工给他刷大衣、缝纽扣，并且每周替他把一小包衣服送到洗衣店去；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隔壁的餐馆叫午饭；每天早晨，咖啡馆老板施坦德哈特纳先生走到门德尔的桌前，亲自向他问候（雅可布·门德尔由于埋头读书，自然大多并未发现）。早晨七点半，他准时来到咖啡馆，直到关灯打烊才离开。他从来不和别的顾客说话，不看报纸，对周围的变化毫无觉察。有一次，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客气地问他，在电灯下看书是否比在过去摇曳不定的煤气灯下舒服一点时，他惊奇地看了看电灯泡：虽然为改装电灯敲敲打打忙活了好几天，他却丝毫没有发觉。只有千千万万个字母像黑色的纤毛虫通过宛若两个圆孔的眼镜，通过那两片闪烁着、吮吸着的镜片，涌入他的大脑；其余的一切则不过是空洞飘渺的喧嚣，像流水似的从他耳边飘过。三十多个年头——换句话说，凡是他醒着的时候，都是坐在这张小方桌旁：一边读，一边比较，一边计算；只有黑夜把这种真正的、无止境的梦打断几个小时。
因此，当我看见门德尔宣喻箴言的大理石桌像墓碑一样闲置在那里时，顿有惊诧之感。现在年纪稍长，我才懂得，每当逝去一个这样的人，会随之失去多少东西啊！这首先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不可挽回地日趋单调化的世界上，所有独特无双的事物是一天天更加宝贵了。其次，尽管我当年年轻和阅世不深，却发自内心地喜欢门德尔。通过他，我首次接近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我们生活中所有独一无二和强大东西，都只能产生于不顾一切的内心专注、高尚的偏执和神圣的狂热劲儿。他使我看到，在我们今天，而且还是在电灯照耀下的、旁边又有电话间的咖啡馆里，也可能有毫无瑕疵的精神生活，以及像印度瑜伽论者和中世纪僧侣那样热烈而又忘我地服务于一种思想的精神。我在这位不出名的、小小的旧书商身上看到了这样一种服务精神的榜样，它甚至比我在当代诗人那里看到的还要光辉得多。尽管如此，我竟能把他忘了。不错，那是战争年代，我和他一样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可是现在，在这张空无一物的桌子前面，我感到有愧于他，同时重又觉得好奇。
他哪儿去了，他出了什么事呢？我把堂倌叫来询问。不，遗憾的是他不知道这位门德尔先生。咖啡馆的常客中没有这位先生。不过，也许堂倌头知道吧？堂倌头挺着他的大肚皮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想了一会儿——不，他也想不起一个门德尔先生来；但是，也许我说的是弗洛里昂尼胡同杂货店的老板曼得尔先生？一丝苦味涌上心头，我体会到什么叫人生无常：既然我们生活的一切痕迹，都会立刻被吹得无影无踪，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就在这儿的盈尺之地，一个人曾呼吸、工作、思考、说话，三十年，也许有四十年之久，然而只需过上那么三四年的时间——新法老一登台，就没有人能记得约瑟夫了——在格鲁克咖啡馆竟没有一个人能记得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了。我几乎是恼怒地问那堂倌头，是否可以见一下施坦德哈特纳先生，过去的老员工之中还有谁在这里。什么？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我的上帝，他早就把咖啡馆卖了，而且已经死了。至于老堂倌头，他现在住在克雷姆斯附近的庄园里。是啊，一个留下来的人也没有了——不过，也许，噢，还有！那个清洁女工斯波希尔太太还在这里。不过，她未必能记得个别顾客。然而，我立即又想到雅可布·门德尔是人们忘不了的，于是就请他把这个女人叫来。
斯波希尔太太从后屋走了出来，一头蓬乱的白发，沉重地迈着浮肿的两腿，一边走一边匆匆忙地用布擦着两只发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过脏屋子或是擦过窗户。我立即觉察到，她有些局促不安，突然把她叫到咖啡馆明亮堂皇的前厅来，她觉得很不自在；而且，维也纳的黎民百姓向来就怕警察局派来调查的密探。一开始，她怀着不信任和戒备的心情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圈：叫她来有何贵干呢？但是，我一问起雅可布·门德尔，她就震了一下，双目圆睁，兴奋地盯着我。“我的上帝，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还有人想起他？噢，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啊！”她大为激动，差点儿哭了出来，就像上了年岁的人在话题涉及他们的青春时代，涉及久已忘却了的陈年旧事时那样。我问她门德尔是否还活着，她说：“啊，天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去世已经五六年，不，已经七年啦。这样一个善心的好人，只要想一想，我认识他多少年啦——二十五年还要多哪！要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就让他那样死去——简直是一种耻辱！”她愈加激动，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要知道，还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没有人打听过他的情况——难道我还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吗？
是啊，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让她相信这一点，并且请她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但是这位好心的人却显得胆怯、有所顾忌，老是擦着她那双湿漉漉的手。我明白了：她，一个清洁女工，披着一头蓬乱的白发，系着脏围裙站在咖啡馆中间，感到很不自在；而且，她不放心地看着周围——堂倌中说不定会有人在偷听。于是，我就请她到弹子房，到门德尔待过的老地方去，在那里告诉我有关门德尔的全部情况。她感动地点了点头，感谢我明白了她的意思，然后就迈着老年人蹒跚的脚步在前面带路，我跟着她走去，两个堂倌惊讶地目送着我们。他们感到其中似乎有什么名堂；而且，在顾客中也有人对我们这不伦不类的一对儿颇为惊奇。在那里，在他的那张桌子旁边（有些细节我是后来从别处知道的），清洁女工给我讲了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的下场。
事情是这样的，战争爆发后，门德尔每天照常七点半来，像往常一样坐在那里。他仍旧从早到晚读他的书；咖啡馆里的人都觉得，而且常说，他压根儿没想到打仗的事。是这样的，因为他从不读报，和别人不共言语；当街头报贩大声叫卖号外，而大家都拥上去的时候，他也从未离开过座位，他压根儿没听见。他也没有发现堂倌弗兰茨不见了（他是在哥里兹附近阵亡的），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彼列梅什卡被俘了；他从来没说过半句话抱怨面包越来越坏，牛奶被换成了用无花果做的劣等饮料。只有一次，他奇怪为什么大学生们来得少了——仅此而已。我的上帝，那可怜的人从来没关心过别的事，他就知道书。
但是，不幸的日子来临了。有一天上午十一点钟，青天白日，来了一个宪兵，同来的还有秘密警察。他露出胸前的徽章，问常来的客人中是否有一个雅可布·门德尔。这伙人马上走到门德尔的桌子跟前，他一开始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是想卖书，或是想问什么问题。但对方马上要他跟他们走，就把他带走了。这件事对咖啡馆来说简直太丢脸了——大家站着围在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身边，他夹在那两个人中间，把眼镜扶到额头上，一个个地看着所有人，搞不明白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斯波希尔则立即对宪兵说，想必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碰的。那个秘密警察立即对她大声呵斥，叫她不要干涉公事，接着就把门德尔带走了。有很长时间——整整两年——他没有来。直到今天，斯波希尔太太还是不明白，他们当时要他干什么。“可是我敢发誓，”老太太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不会做任何坏事。我担保他是好人，是他们搞错了。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清白无辜的人，简直是犯罪！”
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斯波希尔太太是对的。我们的朋友雅可布·门德尔的确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后来我才了解到全部的细节），他仅仅做了一件昏头昏脑、值得同情、即使在那个荒唐古怪的年代也令人难以置信的傻事，唯一能够解释的是，他完全不问世事，他的行事之怪简直离世俗十万八千里远。事情是这样的：负责检查和国外通讯的军事检察机关一天发现了一张由一个署名雅可布·门德尔的人写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按规定贴足了邮票；但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却是寄往敌国的，收信人是巴黎市格勒内尔沿岩大街上一个书店的老板让·拉布尔泰；这个叫雅可布·门德尔的人抱怨自己没有收到最近的几期《法兰西图书通报》月刊，尽管他已经预付了一年的订费。那位下级检察官员原本是个体操教师，个人爱好则是寻章摘句、研究语言，后来才穿上了一身民军蓝制服。当这封信件到他手里时，他惊讶地想道：简直胡开玩笑！每周经他手查究有无可疑词句和间谍情报的信件不下两千封，但还从未遇到过如此荒唐的事：一个人竟放心大胆地由奥地利往法国写信，也就是说，顺手把一张寄往敌国的明信片那么直截了当地扔到邮筒里；仿佛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国境线上没有围上铁丝网，仿佛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不是每天厮杀，使敌对方的男丁数以千计地丧生似的。因此，起初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可笑的东西放进了办公桌抽屉，并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蠢事。但是，几个星期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寄往伦敦霍尔博伦广场约翰·阿尔德里奇书店，询问能否得到最近几期《古董商》杂志；上面的署名又是那个古怪人物雅可布·门德尔，他非常老实地写了自己的详细地址。身穿军装的体操教师这时不禁暗吃一惊，在这种粗鲁的玩笑背后到底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密码隐语？他站起来，一个立正，就把两张明信片放到少校的办公桌上。少校耸了耸肩：真是件怪事！他首先通知警察局，吩咐查明是否真有这样一个雅可布·门德尔，而在一小时之后雅可布·门德尔就被捕了。他还没有弄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怎么回事，就被带到少校面前。少校将那两张神秘的明信片拿给他看，问他是否承认是自己写的。这种严厉的审讯口气，特别是正当他阅读一本重要的图书目录时打扰他，使门德尔十分恼火。因此，他带几分粗鲁地嚷道：这些明信片当然是他写的；应当认为，一个人总还有权要求得到他付过订费的杂志吧。少校向坐在旁边桌子跟前的中尉转过身去，他们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真是个蠢材！然后，少校开始考虑：是把这个糊涂虫骂一顿赶走好呢，还是需要认真对待这件事呢？在这种犹豫未决的当儿，几乎每个部门都会决定先做个记录再说。有记录总归是好的，即便毫无用处，但也坏不了事；充其量不过是在堆积如山的公文堆里再加那么一张写满字的废纸罢了。
然而，这却给还蒙在鼓里的可怜人带来了祸害，因为在提出第三个问题时，情况就大为不妙了。少校先问了他的名字：雅可布，更准确地说，是叫亚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商贩（他的证件上是这样写的，他没有做书商的许可证）。接着，第三个问题就招来了大祸：出生地；雅可布·门德尔说出了彼特里科夫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竖起了眉毛：彼特里科夫？这难道不是俄属波兰，靠近国境线的地方吗？可疑！非常可疑！少校用更为严厉的声调，问门德尔何时取得了奥地利国籍。门德尔困惑不解地盯着少校：他不明白对方要自己干什么。真见鬼，那他有无证明，证明文件在哪里？只有一张小商贩营业执照，别的没有。少校愈发惊诧了，要他认真说清楚国籍问题，他父亲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门德尔泰然回答说：“当然是俄国人。”那他呢？噢，三十三年之前，他偷偷地越过国境线，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更加焦躁起来，问他是何时取得奥地利公民权的？门德尔反问道：“何必呢？”他从未管过这类事。这么说，他现在仍然是俄国人啰？门德尔对这些无聊的盘问早就感到腻味了，他冷淡地答道：“按说，是的。”
少校吓得猛然靠到椅背上，压得它吱嘎嘎直响。竟然有这种事！在维也纳，在奥地利首都，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在一九一五年年底，在塔尔诺夫战役和大反攻以后，一个俄国人居然在这里逍遥自在地游来逛去，给法国和英国写信，而警察局竟对此不闻不问。在报纸上摇笔杆的蠢货们竟然还对孔拉德·冯·黑岑多夫没有能够马上打到华沙表示惊奇，而在总参谋部，人们对于每次部队调动的情况都被间谍通报给俄国人还在那里惊讶呢！这时，中尉起身站到桌前；谈话顷刻变成了审讯。他为何没有立即声明自己是外国人呢？门德尔仍然毫无疑虑，用悠扬悦耳的犹太方言回答说：“我干吗又要声明一下自己是谁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回答是一种挑衅，就问他是否读过有关此事的命令。没有！他大概连报纸也不看？不看！
两位军官盯住稍微感到不安的雅可布·门德尔，仿佛听了海外奇谈，被惊得目瞪口呆。霎时间，电话机“咝啦啦”，打字机“哒哒哒”，传令兵来回奔跑，于是，雅可布·门德尔就被转解到卫戍区监狱，以便赶在下一批送进集中营。当被示意跟着两个士兵走时，他惶惑地瞪大了眼睛；他不明白人们要他干什么，然而，他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衣领上绣着金线，说话粗声粗气的人能对自己使出什么坏招儿呢？在他的那个崇高的世界——图书世界里，是没有战争、没有误解的，有的只是永无止境的认识，力求更多地认识那些数字、词汇、人名和书名，就是这样。因此，他夹在两个士兵中间迈着碎步走下楼梯时心情还并不算坏。只是在警察局的人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把书掏出来，并要求他交出装满几百张有用的字条和顾客地址的皮夹子时，他才勃然大怒，开始自卫。人们只好用强力制服他了。这时，眼镜不幸掉到地上，他那架窥望精神世界的奇异的望远镜被摔得粉碎。两天后，他就穿着一件单薄的夏季外衣被发配到了科莫伦附近关押被俘俄国平民的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两年中，雅可布·门德尔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书籍、身无分文地置身于一大群冷漠、粗鲁和大部分是文盲的人中间，究竟经受了多大的精神痛苦？像雄鹰被砍断翅膀再也不能翱翔长空，他脱离了崇高的、唯一心爱的图书世界，这给他造成了多大的折磨——对此已无从稽考。然而，当世界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后，便逐渐地开始明白，在这场战争的一切残暴行径和罪恶之中，最荒谬、最无聊，因而也是最不道德的行为，莫过于把那些完全无辜、早已超过应征年龄、在异国如在家乡那样生活了许多年的和平居民们逮起来圈进铁丝网。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及时逃跑，只是因为他们真心诚意地相信连通古斯人和阿劳坎人都崇奉的优待客人的法律。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在欧洲丧失了理智的每一块土地上，人们同样荒唐地犯下了这种反文明的罪行。在最后一刻，如果不是一个地道奥地利式的偶然机缘使雅可布·门德尔又回到自己的世界，那么他作为无数无辜受害者之一，也同样会变成疯子，同样会因痢疾、体力耗竭或心灵上的折磨而死去。情况是这样的：在门德尔失踪之后，寄来了一些有名望的顾客写给他的信件，其中有前施提里亚总督申贝尔格伯爵，纹章学著作的热心收藏家、前神学系主任、正在注疏奥古斯丁著作的齐根费尔特，八十高龄仍在反复修改回忆录的退役舰队司令埃德莱尔·冯·皮策克——这些忠实信托于他的顾客全都往格鲁克咖啡馆给他写信，其中某些信给这位失踪者转到了集中营。这些信件落到一位偶发慈悲的上尉手里，竟有些名流同这个矮小、半瞎、邋里邋遢的犹太人认识，使他颇为惊讶；这个犹太人自从眼镜被人打碎以后便没有钱再买新的，就像一只又老又瞎的鼹鼠似的，悄没声地蹲在自己的角落里。他既有这样一些朋友，恐不是等闲之辈！上尉准许门德尔回信请他的保护者为他说话。果然有效。几位显要和那位前系主任以所有藏书家共有的精诚团结的精神出面联系，联名担保，使得旧书商门德尔在被关两年多后，于一九一七年回到了维也纳；当然，还附有一个条件：每天到警察局报到一次。不过，他总算是自由了，又可以住到过去狭窄而又破旧的阁楼卧室里，又可以顺便欣赏橱窗里展出的书籍，而最主要的是，他又可以回到格鲁克咖啡馆了。
关于门德尔从人间地狱重返格鲁克咖啡馆的情景，斯波希尔太太，这位善良的妇人对我描述：“有一天——啊，圣母马利亚！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门开了，开法有点怪，您要知道，只开了一条缝，就像往常那样，他——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踅身进来了。他穿了一件褴褛不堪的军大衣，上面补满了补丁，头上简直不知戴的是什么，大概过去是顶礼帽，捡别人扔掉的。他没有衣领，像死人似的，脸色灰白，一头白发，骨瘦如柴——让人看着都心酸。可是他走进来，目不斜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也不问，一句话也不说，径直走到桌前，脱掉大衣，动作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捷灵活了，显得笨拙，呼哧呼哧直喘气。他不像过去那样带书来，而只是坐下来，只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只用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着前面。后来，当我们给他拿来一堆从德国寄来的信件后，他这才又读了起来，可是，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
是啊，和从前不一样了，不是那个Miraculum mundi[11]了，不是那个所有书籍的奇妙贮藏库了——当时见到他的人都伤心地这么说。往常，他目光沉静，看着书本时悠然神往，而现在仿佛有某种东西被破坏了、摧毁了：显然，可怖嗜血的凶煞星在疯狂般疾驰时，也闪击了图书世界这颗小小的和平的星辰。他的眼睛几十年来习惯了娟秀的、像昆虫纤足般的印刷字，但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人堆里想必是看到了许多可怕的东西，因为他的眼皮沉重地悬挂在眼睛上面；这双眼睛当年机敏灵活，闪射出讥讽的光芒，如今却昏昏然，无精打采，眼睑红肿，眼镜也是经过修理勉强绑在一块儿的。更加可怕的是：他的记忆已陷入混乱，仿佛本来妙不可言的艺术建筑，如今，某个支柱倒了，整幢建筑也随之坍塌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部由极其纤细的物质构成的键盘，这部我们认识事物的毫发不差的精密仪器是那样的娇嫩，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一根神经受到刺激、一个细胞疲劳过度，任何一个这类干扰因素都足以使精神上令人惊叹、无所不包、自成一体的和谐遭到破坏。门德尔的记忆，这架奇异无双的知识键盘，在他回来之后已经发生了故障。间或有人来向他请教，他用衰颓的目光注视着来客，弄不清对方的来意，听错或忘记人家的话。正如世界已不是过去的世界，门德尔也非复从前的门德尔了。他从前的那种专注精神没有了，看书时也不再陶醉忘情地摇晃身子了，多半是呆坐着，眼镜机械地对着书本，人们闹不清他是在看书呢，还是心不在焉地闲待着。斯波希尔太太说，他的头沉重地伏在书上，大白天打瞌睡，有时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对着刺鼻的、不习惯的电石灯光出神；当时缺煤，人们在他桌上放了一盏这样的灯。是啊，门德尔已经不是从前的门德尔了，不再是神奇的世界，只不过是还在苟延残喘的一把胡子和一件衣服，摊在当年的圣椅上。门德尔已经不再是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耀，而成了它的耻辱、污点，他身上散发着臭味，看了就叫人恶心，成了一个碍手碍脚、完全多余的食客了。
咖啡馆的新老板弗罗里安·古尔特纳也是这样看他的。这位老板是莱茨人，在饥馑的一九一九年靠搞面粉和黄油的投机买卖发了财。他说动老实的施坦德哈特纳将格鲁克咖啡馆卖给了他，价钱是不久便贬了值的八万克朗纸币。他用一双农民的强有力的手大干起来，他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很快就把这家老式的、受人尊敬的咖啡馆改得面目一新、高雅华贵起来：用大理石修了大门，因为隔壁的房子紧邻着酒馆，已打算扩建为奏乐的前厅。在这种急忙进行的改建中，这个从加利西亚来的、从早到晚独占一张桌子、向来又总共只喝两杯咖啡吃五个面包的食客自然非常碍事，惹他心烦。施坦德哈特纳倒是确实说过，让新老板特别关照这位老主顾，并企图向他解释，说雅可布·门德尔是一个非常出色和重要的人，他可以说是把门德尔作为咖啡馆应当承担的一项义务连同咖啡馆的财产一起交给了他。然而，弗罗里安·古尔特纳在购置新家具和闪闪发亮的铝柜台时，也多了一副那个唯利是图的时代的铁石心肠，他只消找到一个借口，便会把最后残存的这点郊区寒酸气从自己漂亮的咖啡馆里清除出去。合适的机会看来不用等很久。雅可布·门德尔的境遇很坏，他积攒下来的最后一点钞票也都进了通货膨胀时期的造纸场，顾客也都飘零四散了。在楼梯上爬上爬下地零星收购和转卖书籍，对衰迈的门德尔说来已力难胜任。无数细微迹象说明，他已穷困潦倒：他偶尔才叫餐厅给送午饭来，甚至少得可怜的一点咖啡和面包钱也要拖欠得愈来愈久，有一次竟拖了三星期之久。堂倌头当时就想轰他走，但好心的斯波希尔太太可怜门德尔，就出来为他担保。
在第二个月，不幸的事就发生了。新来的堂倌头已经好几次发现，结账时，面包之类总不大对头。每次他都发现出手的面包比报了数的和付了钱的多。他自然怀疑到门德尔头上，因为那个跑腿的老头不止一次晃晃荡荡地来抱怨，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工钱，连一个海莱[12]都不付给他。堂倌头开始格外留心门德尔，而在两天后他就躲在壁炉的隔墙后面，当场发现雅可布·门德尔从座位上站起来，偷偷走到前厅里，很快从篮子里抓起两个面包，贪婪地吞食了下去。可是，在当晚结账时，他却声称没有吃过面包。丢面包的事这下子清楚了，堂倌头立即把发生的事报告给古尔特纳先生。老板喜逢良机，便当着所有顾客的面对门德尔大声呵斥起来，指责他偷盗，并且还为自己不立即派人去叫警察而自夸了一番。他让门德尔立即滚蛋，去见鬼，永远不许他再来。雅可布·门德尔浑身颤抖，一言不发，颤巍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出去。
“简直可怕！”斯波希尔太太描绘着他被赶走的情形，“我永远忘不了他是怎样站起来，把眼镜扶到额头上，脸色苍白得像一块白布。他甚至连大衣都没有穿上，可外面是一月天气——您大概记得吧，那年头冷得厉害！他吓得连桌上的书也忘记拿了。我发觉后，本想追上去递给他，可古尔特纳先生就站在门口朝他背后破口大骂，使过路的人都停下脚步聚拢起来，简直是耻辱！我内心里惭愧死啦！要是老主人还在这里，就永远不会有这种事；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怎么也不会为了几个面包就把一个人撵走的，门德尔可以在这里白吃到死为止。可是现在的人没有心肝，竟把一个可怜的人从他三十多年天天坐着的地方赶走，真的，真真可耻，多大的罪孽呀！我不愿意在亲爱的上帝面前为这件事辩解，我不愿意！”
善良的老太太激动得厉害。她以老年人特有的那种唠叨劲儿不停地说，这是多么大的罪过，施坦德哈特纳是做不出这样的事的。最后，我只好打断她，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怎么样了，她是否再见过他。她立即全身一震，又继续说道：
“说真的，每天我一经过他的桌子旁边，心就像被刀戳了一下似的。我总在想：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他现在会在哪儿呢？我要是知道他住在哪儿就给他送点热东西吃；他哪里有钱买取暖和吃的东西呢？据我所知，他在世上一个亲人也没有。到后来，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可他连一点儿音信也没有。我就止不住想到：看来他是已经完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甚至已在考虑，是否应该让人为他做一次弥撒——要知道，像他那样一位好人，我认识他有二十五年还要多啊！
“可是，在二月里的一天，早晨七点半，我刚开始擦窗户上的铜插销，突然（我是说，我吓了一大跳），门开了，门德尔走了进来，您当然知道，他总是侧着身子心不在焉地从门缝里进来的。我立刻发现他有些不对劲儿，东倒西歪的，两眼红红的，而他自己，我的天哪，只剩下一把骨头和胡子了！我看着他，发现他情绪不对头。我立即明白了：他一点知觉也没有，大白天像梦游似的，忘记了一切——面包的事、古尔特纳先生、他被赶出去的事，都忘记了，连自己也记不得了。谢天谢地，当时古尔特纳先生还没有来，可堂倌头正在喝咖啡。我急忙跑到他跟前，想告诉他不要在这里停留，免得再一次被那个粗鲁的家伙赶出去（说到这里，她马上小心地向周围看了看，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我是想说——古尔特纳先生。‘门德尔先生！’我喊了他一声。他看了我一眼，马上就——我的天哪，真可怕——他大概一下子全都想了起来；他打了一个寒噤，就发起抖来，不单两只手抖着，浑身上下都哆嗦着；他转过身急匆匆向外走去，走到门口就跌倒了。我们往救济总会打了电话，他被带走了。他在发热病，晚上就去世了：大夫说是因为肺炎死了，还说他来我们这里时，可能已经昏昏沉沉，自己也不知怎么就走到这里，像做梦似的。三十六年来，他天天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这张桌子就是他的家呀。”
我们——了解这个怪人的最后两个人——又谈了很长时间。尽管他的存在是那样的卑微渺小，如同草芥轻尘，但正是他使当年作为年轻人的我初次知晓存在着一种完全自成一体的精神生活。而她——一个可怜的、终生劳瘁、从没有读过一本书的清洁女工，之所以怜惜这位苦难底层的难友，只是因为她给他刷了二十五年大衣和缝了二十五年纽扣。但是，在这里，在他的这张被遗弃了的旧桌子旁边，我们一起缅怀故人；回忆向来使人们相互亲近，而充满了爱的回忆则加倍地使人们相互亲近。她正说着话，突然思索起来：“天哪，看我这记性！还有一本书在，是他那时落在桌上的，还在我这里呢！我该往哪儿去给他送呢？后来，谁也没有来取，我就想：把它留下做个纪念吧。这没有什么不对，是吧？”她急忙从后面把书拿了来。我好不容易才没有失声发笑——命运之神喜欢热闹，有时还喜欢嘲弄人，它每每令人懊恼地给伤心触目的悲剧掺进一点滑稽的成分！这本书竟是海因的《德国色情和趣味文学书库》第二卷，是每位藏书家都熟悉的一本言情作品易知录。恰恰是这本糟糕的书成了那位已故的异人留在这双操劳一生、发红而又粗笨、大约除祈祷书之外从未拿过任何书的手里的最后遗物。我费劲地绷紧嘴唇，竭力控制住自己，因为我心里由不得想笑。我小小的犹豫使这个老实的女人感到惶然不知所措：莫非这竟是一件珍贵的东西，或者，我是否认为她可以保存下去呢？
我亲切地握了握她的手：“您只管留给自己吧，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如果能知道，在几千个因得到自己需要的书而感谢他的人中至少还有一个在忆念着他，他是只会高兴的。”
我走出了咖啡馆，在这位善良淳朴、以真正的人性对死者忠诚不渝的老太太面前，我感到惭愧。这是因为，她虽不识字，尚且珍藏着一本书，以便更好地纪念他；而我，本来应当知道，人们之所以写书正是为了在死后仍能成为世人的朋友，并以此保卫自己免遭众生之敌——归于幻灭和被人遗忘——的危害，然而，我竟有好几年没想起旧书商门德尔。
（薛高保 译 杜文棠 校）
注释
[1]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德裔瑞士医师、炼金术士。
[2]梅斯梅尔（1734—1815），德国医生、现代催眠术先驱。
[3]加斯纳（1727—1779），奥地利神父，声称自己能接受上帝的旨意驱除病魔。
[4]勃拉瓦茨基（1831—1891），俄国通神学家。
[5]梅佐凡蒂（1774—1849），意大利的一名红衣主教，能流利地讲三十八种以上的语言。
[6]拉斯克（1868—1941），德国象棋大师。
[7]布索尼（1866—1920），意大利钢琴家。
[8]奥伊泽比乌斯·曼迪切夫斯基（1857—1929），奥地利指挥家、音乐学家。
[9]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
[10]克里斯托弗·威利巴尔德·格鲁克（1714—1787），德国作曲家。《阿尔西斯特》和《伊菲姬尼在奥利德》均为他的作品。
[11]拉丁语，神奇的世界。
[12]奥地利铜币，约相当于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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