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试图在我自己面前，只为我一个人，再复述一遍整个故事的经过。大约在六年前，我的丈夫作为政府高级官员终止了他在殖民地的服务岁月。我们决定迁回英格兰一处安静的地方——我们的孩子都早已成家了——搞些生活中不费气力的小活动，像养花呀，读书呀什么的，来度过我们已近黄昏的晚年。我们选中了巴斯城附近一处小小的乡下地方。从这座古老的名城开始，有一条狭窄的蜿蜒曲折的河流穿过无数桥涵，对着永远一片葱绿的林普利-斯托克山谷奔泻而去，这就是肯尼思-阿旺运河。一百多年以前，人们就在这条水路上修造了许多极富艺术性的壮观的木制水闸和排水站，以便从加的夫向伦敦运煤。在运河左右的狭窄道路上，那些马迈着细碎的沉重步子，拉着宽大的黑色平底船，沿着宽阔的大路从容地走着。那确曾是座宏伟的设施，给一个时代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对现代已不很适用了。于是就出现了铁路，可以更迅速更省钱更方便地把黑色的货物运往首都。水路交通停顿了，水闸看守被解雇了，运河荒废了，变成了沼泽，但正是彻头彻尾的荒凉和无用使它在今天显得如此浪漫，如此迷人。在不流动的黑水里，从水底长出如此繁茂的水藻，使水面闪着孔雀石般的深绿色的微光，睡莲在光滑的水面上生动地摇摆着，那水面在熟睡的静止中像照相机一样真实地映照出开遍鲜花的山冈，映照出河上的桥和天上的云。间或有一只旧时代的小破船躺在岸边，半沉淤泥，处处长满各色植物，而水闸上的大铁钉也早已生锈，被厚厚的苔藓覆盖。没有人再关心这条古老的运河，从巴斯来的游泳者对它几乎一无所知，当我们两个老年人沿着河边那条早年骡马吃力地用绳索拖着平底船的平坦道路往前走时，常常几个小时都碰不到一个人，除非偶尔遇到一对情侣，那也总是在没有订婚或结婚之前为了避免邻里饶舌躲在这里亲热亲热罢了。
我们特别喜欢的，正是这气候温和、丘陵起伏、充满浪漫色彩的静静河谷。巴萨姆滕山以美丽茂盛的草野面貌亲切地向下延伸，就在这山上的空地中间，我们买了一块土地。在山顶上我们盖了一座小小的乡村住房，花园从住房向下延伸到运河边，园里有曲曲弯弯的小路，到处是水果、蔬菜和鲜花，坐在小小的空旷的花园台地上，我们便可以从水面的反照中再一次看到草地、房屋和花园。这座房子比我当时梦想中的还要宁静和舒适，我单只抱怨这里多少有一点偏僻，连一个邻居也没有。“只要他们看见我们住在这里多美，”丈夫安慰我说，“他们就会来的。”事实上，我们的桃树和李树还没栽齐，就出现了邻家建房的先遣人员。先是商务代理人，然后是测绘人员，在他们之后便是泥瓦匠和木匠；过了将近三个月，一座红瓦顶的小房子便亲密地矗立在我们的房子旁边了；最后，来了一辆装满家具的载重车。在寂静的环境里我们不断地听到砰砰啪啪的捶打声和敲击声，但一直没有见到邻居的面。
一天早上，有人敲我们的门。一位瘦削的漂亮女人，有着一双聪慧友好的眼睛，至多不过二十八九岁，自我介绍是邻居，请求借一把锯；那些工人忘了把自己的锯带来。我们谈起话来。她说，她丈夫是布里托尔一家银行的职员，但他们夫妻二人宁肯住在偏僻的地方也不愿住在风景区里，因而当他们在一个星期天沿着运河游逛时，我们的房子促使他们立即着手实现了宿愿。当然，这样一来，她丈夫每天早晚上下班就都要乘一个小时的车，不过他会在途中找到社交活动，很快就会适应的。第二天，我们回访了她。她还是一个人在家，她快活地说，等这里一切就绪她丈夫才过来。在此之前，她不需要他，所以也就不必那么急。不知道为什么，她这么冷漠甚至满意地谈及丈夫的缺席，我听了很不舒服。当我们单独坐在家里吃饭时，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意见，就是认为好像丈夫对她不怎么重要。我丈夫指责我说，不该老是过早地下结论，这个女人非常可亲、聪明、讨人喜欢；但愿她丈夫也是这样的人。
呶，没有多久，我们就认识他了。星期六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去散步，刚离开家，就听见身后传来急促、沉重的脚步声，等我们转过身来，一个壮实的男人已经快活地站在那里，向我们伸出一只宽大、红润、有雀斑的手。他说，他就是新邻居，他已经听说我们对他的妻子如何友好；当然，他在没有正式拜访之前，就这样衣冠不整地从后面追我们，是很不合适的；但他妻子对他讲了我们对她有多好，他一分钟也等不及要向我们表示谢意。这就是约翰·查尔斯顿·林普利，他的父母出于对林普利-斯托克的尊敬，预先给了他同这座山谷一样的名字，这也未必就特别好，那还是在他自己从没预料到会在此地安家的时候——是啊，现在他到了这里，而且希望待在这里，只要上帝让他活着。他认为这里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美好，他是想真心实意地向我们许诺，一定做一个有礼貌的好邻居。他说话那么快，那么活跃，那么流利，别人几乎没有机会打断他。这样至少留给我足够的时间去仔细端详他。这个林普利是个大块头的男人，至少有六英尺高，肩膀又宽又厚，就是在搬运工中这样魁梧的身体也是罕见的，简直可以作为一种荣耀。但像一般彪形大汉一样，他也表现出一种孩子般的善良：他那双独有的、略微湿润的眼睛跟微红的眼皮对人充满信任地眨动着；说话时一笑，总是不时露出雪白发亮的牙齿；他实在不知道那双笨拙的大手该怎么放才好，极力使它们安静下来，让人觉得他最好像对待同事那样用它们拍拍谁的肩膀，最后，为了释放他的力量，他只好把指关节捏得格格直响。他问像自己这样衣冠不整，能不能陪我们去散步？我们说完全可以，他就跟我们一起散步了，他天南地北地谈着，他出生在母亲的故乡苏顿，但却是在加拿大长大的；说话间他有时指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树，有时指着一座美丽的小山，说着这多美，无可比拟的美。他说说笑笑，心情兴奋得几乎没有间断。从这个强有力的、健康的、生机勃勃的人身上涌出一股给人以新的活跃力量和幸福的清泉，它不自觉地拨动一个人的心弦。最后分手时，我们俩仍然感到很温暖。“我确实好久都没遇到这样诚恳、这样满腔热血的人了。”我丈夫说，他呀，正像我以前指出的那样，在对人的评价上总是非常谨慎和保守。
但是没过多久，这位新邻居最早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便开始明显地减弱。在为人方面，我们对林普利提不出半点异议，他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人：他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但由于热情过了头，就弄得人们不得不经常拒绝接受他的帮助；此外，他很正派、诚实、坦率、绝不愚蠢，但他总以高声喧哗为乐事，这就弄得别人对他很难忍受了。他那湿润的眼睛总是闪着心满意足的光辉，他对一切、对每一件事都是满意的。凡是属于他的，凡是他遇到的，都是美好的、一流的；他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他的玫瑰花是最美的玫瑰花，他的烟斗是装着最高级烟草的最高级的烟斗。他用一刻钟的工夫就能说动我丈夫为他证明，人人都得像他那样填烟斗，而且他的烟草虽然便宜一便士，却比名牌的好。他总是对空洞的、无关紧要的、理所当然的事物充满旺盛的热情，他总需要详细地说明和解释这些庸俗的欢乐。他内心中那部喧闹的发动机就从来没有停过。不大声唱歌，他就不能在花园里工作；不大笑和打手势，他就不能说话；不在读到一个使他兴奋的消息时立刻站起身跑到我们这边来，他就不能读报。他那双宽大的有雀斑的手像他那颗广阔的心一样，总是带攻击性的。他拍打每一匹马，他抚摩每一条狗，不仅如此，就连我的丈夫，虽然大他整整二十五岁，在他们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时，也不得不高兴地让他以加拿大同伴式的无拘无束敲自己的膝盖。他总怀着一颗温暖充实而又经常感到火星迸发的心参与一切，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别人不得不想出各种招儿来防范他那惹人生厌的好心举动。他不尊重别人的休息时间和睡眠，因为他精力充沛，也根本想不到别人会疲倦或情绪不佳，让人简直暗自希望每天给他注射点溴化剂，使他那惊人的、几乎不可忍受的活力减缓到正常的程度。林普利在我们家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毋宁说他不是坐，而是不断地跳起来在屋子四处奔来奔去——我下意识地关上窗，于是房间由于有这个爱动到简直有些粗野的人在场而变得太热了，这时，我的丈夫也跟他在一起，这种情形我已经碰到很多次了。但是，只要你站在他面前，看见他那双闪亮的、美好的、简直可以说是充满善意的眼睛，就不会对他发火，尽管过后你会感觉到精疲力竭，真希望把他赶走。在认识林普利以前，我们两个老年人从来想象不到，像善良、热心、坦率和温暖这样一些真正美好的天性会由于惊人的超常把人驱赶到绝望的境地。
现在，我对最初感到不可理解的事也完全明白了。当初他妻子对他不在身边觉得那么快活、那么满意，绝不是因为缺乏对他的依恋。她正是他过火表现的真正牺牲品。当然，他是热烈地爱着她的，就像他热烈地爱着属于他或他所需要的一切。他那样温情地围着她转，那样操心地呵护着她，真叫人感动。她只要轻轻咳嗽一声，他就会立刻跑去给她拿外套，或是去捅一捅壁炉，让火烧得更旺。要是她进城，他就会千叮咛万嘱咐，好像她要经历一次危险的旅行。我从来没有听见他们俩说过一句不友好的话，相反，他喜欢夸奖她，赞扬她，直到弄得人感觉难堪。就是我们在场，他也忍不住去抚摩她，轻轻捋她的头发，列举他想到的妻子的一切优点。“您究竟看见没看见，我的埃伦的指甲有多么可爱？”他会突然这么问我。这时，尽管她羞答答地提出抗议，也不得不伸出自己的手给人看。随后，我们惊叹地看到她能多么熟练地把头发挽起来。随后，我也就只好去品尝她自制的各种小果酱了，照他的意见，这果酱比英国最有名的工厂的所有果酱都无可比拟地好。在这种令人难为情的场合，谦虚娴静的妻子总是慌乱地低下眼睛坐在那里。看来，她已经不想去抵御丈夫好似瀑布急流的装腔作势了。她任他说、任他讲、任他笑，至多淡淡地插进来说一声“啊哈”或“这样”。“她也不轻松啊，”有一次我们回到家，我的丈夫说，“但你也不能怪他，他确实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她跟他在一起会幸福的。”
“让他的幸福见鬼去吧，”我激愤地说，“这样卖弄的幸福，这样大言不惭地兜售感情，是不知羞耻。见到这样的放纵、这样的失态，我都要疯了。难道你就没看见，他卖弄幸福，魔鬼般地活动不止，把这个女人弄得万分不幸？”
“你不要总言过其实。”丈夫斥责道。不过，我的确是对的。林普利的妻子绝不是幸福的，确切地说，她从来就没有幸福过。她已经没有能力准确地感觉任何事物了，她简直被他过剩的生命力弄得麻木不仁、精疲力竭了。每当林普利早上去银行上班，他的最后一声告别在花园门口逐渐消失时，我观察到，她先是一屁股坐在那里或干脆躺到床上，什么事也不干，一味享受这不寻常的气氛，因为周遭已是一片宁静。然后，她干这干那，一天下来也觉得稍微有些累。跟她交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结婚八年以来，对她来说，话语已被荒废了。有一次，她对我讲了她是怎样结婚的。那时，她跟父母住在乡下，他在一次远游时路过那里，慷慨激昂地跟她订了婚，她甚至连他是谁、干什么工作都还没完全弄清楚就跟他结婚了。这位娴静可爱的女人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词暗示自己不幸福，尽管如此，我还是准确地从她作为妻子的闪烁其词上感觉到他们婚姻的真正症结在哪里了。第一年他们就盼望有一个孩子，第二年和第三年照样盼；后来，六七年以后，他们就放弃这个希望了，现在她的白天太空虚，晚上又由于有丈夫的喧闹骚动过分充实。“最好，”我私下里想，“她能领养一个别人的孩子，要么从事运动，或是找一点什么事情做。这样闲待着，非得忧郁症不可，而这又会导致她对丈夫那挑逗性的、使正常人都心力交瘁的快乐表现产生某种形式的憎恨。她身边必须有个什么人，必须有个什么东西，否则，她的紧张心情就太强烈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回访一位住在巴斯城里的女友，她曾在几个星期以前拜访过我。我们无所顾忌地闲谈起来；谈着谈着，她忽然想起要给我看看可爱的东西，便把我领到院子里去。到了谷仓，起初我在半明半暗中只看见什么东西在草里扭打、翻滚和野蛮地乱爬。那是四只哈巴狗，生下来只有六七个星期，它们张开前爪笨拙地摸索着，断断续续地试着小声吠叫。它们从筐里跌跌绊绊地爬出来的样子真迷人，那带着狐疑目光的肥实的母狗就躺在筐里。我从那堆在一起的柔软毛皮中捡起一只小狗；它身上有棕白相间的斑纹，那美妙的微翘的鼻子充分体现出高贵良种的光荣，这是它的女主人给我解释的。我忍不住跟它玩起来，惹它发怒，嘲弄它，让它笨拙地咬我的手指。后来，女友问我想不想把它带走；她说，她很爱这些狗，但只要它们能走进合适的家，能得到良好的照料，她就愿意赠送。我有些犹豫，因为我知道，我丈夫自从失去了他亲爱的施帕齐尔以后，就发誓绝不会倾心于另一只狗了。这时，我突然想到，这可爱的小动物能不能成为林普利夫人真正的游戏伙伴。于是我就答应第二天给她一个准信儿。晚上，我向林普利一家提出了建议。妻子没有做声，不发表意见已经成为她的习惯，但林普利却满怀惯有的热情表示赞同。他说，好的，这是他唯一缺少的东西。一个家没有狗，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家。依他那急脾气，恨不得逼我当夜就跟他一起进城，闯到女友家去把小狗抱来。但我挡了挡他的急性子，他只好依了我。第二天，那只小哈巴狗被装在小筐里，叫着闹着经过一次意外的旅行，给送到了他们家里。
结果实在与事先的料想完全不同。我的意图本来是想给那个整天孤独寂寞的娴静女人空寂的房子送去一个玩伴。但林普利本人却以他那无穷尽的温柔多情占有了那条狗。他对那个逗人的小动物的热情是无限的，总是显得过分，甚至有一点可笑。当然了，潘托——不知什么原因，他给小狗取了这个名字——是世界上所有的狗当中最美、最聪明的，每天、每小时林普利都会在它身上发现新的优点和天赋。凡是供四足动物使用的新奇化妆品啦，绳子、小篮子、嘴套、小碗、玩具、皮球和小羊拐子啦，他都不惜金钱地买来；林普利研究报上所有涉及养狗和营养学的文章和广告，长年订阅这类专业杂志，甚至订了一本养狗杂志；那些专靠养狗呆子活命的大工厂终于得到了他这么一个永盛不衰的新主顾，而且哪怕只有一点点小毛病他也要去请宠物医生。要想把所有这些总因新的激情而连续产生的过分表现描绘出来，那真需要写好多卷书。我们经常听到从邻居家里传来大声吼叫，但这不是狗在吠，而是它的先生趴在地上想通过对狗语言的模仿，激励宠物进入一种所有尘世之物全听不懂的对话。他为这个宠物饮食的奔忙甚于操心他自己的餐饮，狗的饮食总是小心翼翼地遵照宠物教授的饮食卫生规定来安排；潘托吃的比林普利和他妻子要讲究得多，有一次报上登了一则有关伤寒的消息——那是在另外一个省份——他就只给狗喝矿泉水了；如果有无礼的跳蚤胆敢跳来蹦去地造访和冒犯那咬来咬去的高傲的畜生，林普利就激情满怀地去干抓跳蚤的讨厌活儿，弯腰用消毒药水喷洒在衬衣袖子里和大木桶上之后，他用梳子和刷子顽强地给它梳理，直到把最后一只跳蚤碾死为止。任何劳苦在他看来也不为过，任何屈辱他也不觉得丢脸，还没有一位王子被照顾得比这只狗更体贴、更细心。在所有这些疯疯癫癫的表现当中，唯一可喜的情况是：由于他把一切感情都倾注在这个新的对象上了，也就减轻了加在我们和他妻子身上的负担。他跟狗一起散步，一去就是几个小时，他规劝它，厚毛皮的畜生四处嗅来嗅去的活动并没有因此特别受到干扰，他的妻子则毫不嫉妒地微笑着看丈夫怎样每天把偶像崇拜展现在这个四足的祭坛前。它从她感情里回收的东西，只是讨厌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精力过剩，而留给她的仍是足够的柔情蜜意。所以，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这个新的家庭伙伴还是使这对夫妇比以前更幸福了。
这期间，潘托一个月一个月地成长起来，毛皮上的那些可笑的褶子里满满都是坚硬、结实和肌腱横生的肉。它长成了一只大狗，胸很宽，牙齿坚硬，刷得干干净净的臀部也很坚实。它自我感觉良好，当它自知在家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因此平添了一副高傲的一家之主的态度时，那样子很是自在。这个聪明的目光敏锐的家伙没用多久就注意到，自己的统治者，或更确切地说，自己的奴隶，总是原谅它的无理取闹；于是，它开始只是不顺从，不久便采取专横的态度，原则上对一切被认为低三下四的事都加以拒绝。首先，它不能容忍家里有任何秘密。它不在，实际上，没有它明确表示同意，什么事也不准做。只要有人来，它就跳过去蛮横地堵住关好的门，等到完全确信是林普利下班回来，才给他开门；至于客人，它看都不看一眼就骄傲地跳上安乐椅，明白地显示自己是家里真正的主人，理应最先得到敬仰和尊敬。没有别的狗敢靠近篱笆一步，这是当然的，就连那些曾被愤愤地宣告嫌恶的人，像邮差和送牛奶的人，也只能眼睁睁地被迫把包裹或瓶子放在门外，而不敢到屋里去。林普利在他孩子般的爱的热狂中越是低声下气，这个狂妄的畜生对他的态度就越坏。渐渐地，潘托甚至想出了一系列鬼招（这听起来未必那么叫人相信）向他证明，自己虽然慈悲为怀地容忍他的爱抚和热情，但绝非理应对他日日如此的崇拜表示某种感谢不可；原则上，它在每次听到呼唤时都让林普利等待。这种恶魔似的装模作样逐步走得更远：潘托整天像地道的纯种狗一样四处奔跑，追捕小鸡，在水里扑腾扑腾地游泳，贪婪地吃在路边碰到的东西，沉浸在被疼爱的喜悦中；它无声地飞跑，狡诈地向下跑过草场，以炸药筒的冲击力直奔运河，野蛮地、恶狠狠地用头把立在河边的洗衣筐和大木桶撞到水里去，然后扯着嗓门胜利地嚎叫一声，围着那些绝望的妇人和姑娘张牙舞爪地跳来跳去，而女人们只好一件一件地从水里往外捞衣物。尽管如此，一旦预计到了林普利下班回来的时刻，狡猾的喜剧演员就收起了狂妄的态度，摆出一副苏丹似的不可接近的架势。它懒洋洋地靠在那里，等待它的主人，没有丝毫表示欢迎的信号。林普利往往在还没来得及跟妻子打招呼或脱外衣，便大喊一声“哈啰，潘托”，大步朝它走去。然而，潘托动都没动，不回答他的招呼。有时它会宽宏大量地仰面在地上滚，让人轻轻去搔那柔软的、丝绸般的肚皮，但即使在这些屈尊俯就的时刻它也加倍留神，生怕某一声急促的呼吸或满意的呼噜声透露这种爱抚使它舒适；依附于它的奴隶应该清楚地看到，它从他那里满意地得到这种爱抚也只能是一种恩赐。短短的一阵狺狺声大概是想说：“现在够了！”随后，它忽然转过身去，结束这场游戏。同样，它总让林普利一次次地恳求自己享用推到它嘴边的切碎的猪肝。有时它只闻一闻，不管怎样劝也不吃，它轻蔑地把食物丢在一边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两条腿的奴隶侍候自己时，它并不总是惠允的。同样，每当邀它去散步时，它也总是先翻翻身，伸伸懒腰，张开大嘴打呵欠，让你连它口腔深处有黑斑的咽喉都看得清清楚楚。每一次，它都顽固地以某种狂妄的态度显示：散步对自己本身关系不大，只是为了取悦林普利，它才从沙发上站起来。它被娇惯坏了，因此也就不知羞耻了，它使出各种花招强迫主人在自己面前采取请求和乞求的态度，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把林普利奴颜婢膝的激情叫做“狗性”。至于这只厚颜无耻的狗，它仿佛已经不再是动物，而是正以最伟大的演员完美无缺的表演艺术扮演着东方帕夏的角色。
我们俩，我和丈夫，对这个专制者的厚颜无耻简直看不下去。潘托倒很聪明，它很快就发现了我们对它的不尊敬，现在轮到它以粗暴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的藐视。它很有性格，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有一次，它溜进来时在玫瑰花花坛里留下了明显的足迹，我们的使女把它赶出了花园，从那天起，它就不再从那扇为我们的土地随便划定界线的篱门进出了，不管林普利怎么劝说和请求，它都不跨进我们的门槛一步。没有它的来访，我们倒也高兴；但令人不快的是，每当在街上或房前遇到林普利带着它，而好说话的人开始与我们攀谈时，这个专制的畜生总以挑衅的行为破坏任何时间稍长的友好交谈。两分钟后，它就开始愤怒地嗷嗷、汪汪直叫，向前探着头无情地轻推林普利的腿，好像明确地命令：“就此打住！不要跟这种讨厌的人闲扯！”我只好羞愧地讲明情由，而林普利总是很不安。起先，他试图抚慰那个无礼的东西，说：“就完，就完！我们就走。”但专制者不轻易受人摆布，于是可怜的隶属者只好——有点羞涩和慌乱地——与我们告别。它骄傲地撅起屁股，表现出明显的胜利姿态，向我们显示了无限的权威后就傲慢地小跑着走了。平时我并不喜欢暴力，但现在我的手老是发痒，真想给这个被娇惯坏了的恶畜一顿鞭子。
潘托，一只普普通通的狗，竟然能够如此破坏我们从前那么友好的关系。林普利显然也很痛苦，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跑到我们这边来了；他妻子也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她觉得，丈夫在我们大家面前竟对一只狗那么唯命是从，实在太可笑了。伴随着这样一些小冲突又过去了一年，这期间那只狗已经变得更狂妄、更有统治欲，由于林普利的卑躬屈膝而更加刁钻。直到后来，终于发生了令所有人震惊和悲伤不已的巨变，当然，只有一个家伙仍觉得快活。我不得不告诉丈夫，说林普利夫人最近两三周以来总是面带明显的羞涩，避免跟我长谈。作为好邻居，我和林普利夫人平时常常相互借这借那，每次来往都成为我们亲切聊天的机会，因为我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位安静谦虚的女人。但是前不久，我觉察到她在跟我接近方面遇到了恼人的障碍：当她有什么愿望时，宁肯派使女来；当我跟她打招呼时，她清楚地显得局促不安，压根儿不让人细瞧她。我丈夫对她也特别有好感，劝我干脆到她那边去，直截了当地问一问，是不是我们无意中伤害了她。“就不应该让这类小摩擦在邻里间发生。也许，跟你所担心的恰恰相反，也许——我甚至完全相信——她是有求于你，只是没有勇气说出来罢了。”我真心地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走过去，发现她坐在花园的椅子上，全身心地沉浸在梦想中，连我进了院子都没听见。我把手放在她的肩头上，诚恳地说：“林普利太太，我是一个老太婆了，不需要再有什么难为情了。就让我开个头吧。要是您对我们有什么不高兴，尽管坦率地说出来因为什么，为什么。”这位可怜的小夫人吃惊地站起身来。我想到哪儿去了！她没有来，只是因为……她没继续说下去，却立时红了脸，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但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是一种幸福的抽泣。最后，她对我说出了一切。结婚九年以后，她对做母亲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就在最近几周里，她越来越怀疑那意外惊喜的到来，尽管她已经没有勇气相信这一点了。前天，她偷偷地找过医生，现在心里有底了。但她还没有把这个事儿告诉丈夫；我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她可能是害怕他过分高兴。她只是没有勇气请我们帮忙，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由我们先向他透个信儿。我声明愿意照办；我丈夫也觉得特别开心，他特别满意地故意给这件事添了点笑料。他给林普利留了一个条子，请他下班回家后立刻到我们家来一趟。自然由于极端勤快，这位能干的小伙子连大衣都没来得及脱，就奔到我们这边来了。一方面，他显然是担心我们家里出了什么事；另一方面，他又很高兴证实自己是讲交情、乐于助人的——我甚至想说——他是很高兴来这儿纵情玩乐的。他气喘吁吁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丈夫请他坐到桌边来。这不寻常的礼节使他感到不安，他又一次不知道把那双沉甸甸的长满雀斑的大手放在哪里是好了。
“林普利，”丈夫开口说，“关于您，我昨天考虑了一晚上，那时我正在读一本旧书，书上说每个人都不应该有太多的愿望，而应该永远只想望一件事，只想望唯一的一件事。当时我想：比方说，如果一位天使、一位仙女，或一个这类可爱的东西问我们的邻居，那么他有什么愿望呢？林普利，你究竟还缺少什么呢？我只要求你说出唯一的愿望。”
林普利惊愕地抬起眼看。这件事使他很开心，但又不能完全确信应该觉得开心。他一直有这样不安的感觉：在这次郑重的传唤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特别的东西。
“林普利，现在您就把我当作那位亲切友好的仙女吧，”丈夫平息着他的惊愕心绪，“您难道什么愿望也没有吗？”
林普利一半严肃一半欢笑地抓了抓一头剪得很短的浅红色头发。
“真的一个也没有，”他最后承认，“凡是我想有的一切，我确实都有了，我的房子、我的妻子、我的稳定的职位、我……”我看出他是想说“我的狗”，但在最后一刻他觉得不合适，就说：“……是的，我确实一切都有了。”
“那么对天使或仙女也没有任何愿望吗？”
林普利越来越快活，他觉得自己无比幸福，简直可以说，百分之百的幸福。“没有，没有任何愿望。”
“遗憾，”我丈夫说，“太遗憾了，您竟然什么也想不到。”然后他就沉默不语了。
在那种审视的目光下，林普利觉得有点儿不舒服。他以为自己应该告退了。
“钱更多一点儿当然是需要的……一次小小的升迁……但正如刚才讲过的那样，我是很知足的……我不知道此外还能有什么愿望。”
“可怜的天使，”丈夫故作庄重地说，“这样，他就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去了，因为林普利先生压根儿提不出任何愿望来。现在，幸好他没有立刻回去，这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天使，他在此以前还需要问一问林普利夫人，好像他在他夫人那里能得到更多的幸福。”
林普利怔住了。现在，憨厚的小伙子睁大温润的眼睛，半张着嘴，看上去多少有点幼稚。他使足了气力，近乎恼怒地说——他真弄不明白，属于他的人竟然能够不完全满足——“我的妻子？她还会有什么愿望呢？”
“呶，说不定是跟狗完全不同的东西。”
现在，林普利明白了。这真好似一声霹雳：由于这欢喜的惊讶，他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别人只能看到他的眼白而看不见他的瞳孔。然后，他一跃而起，忘了穿外衣，也没向我们告辞，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像疯子似的冲进妻子的房间。
我们俩都笑了。但我们并不感到惊异，我们了解他是有名的激情过剩，因此没有任何别的期盼。
但是，另外一个家庭成员却感到很惊异。这家伙正眨着半闭的眼睛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等待着主人在傍晚时刻向自己表示的敬意，或者说表示它以为他欠自己的敬意——这就是浑身刷得干净漂亮的专横独断的潘托。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男人既没有向自己打招呼也没有抚摩自己就从身旁跑了过去，冲进寝室。于是它听到了笑和哭、说话和抽泣，这情景不断地持续下去，第一次没有人关心它，然而按习惯，第一个得到问候的应该是它呀。一个小时过去了，使女给它送来一盘饭食。潘托轻蔑地把饭食晾在一边，它已经习惯让人来请来催来喂了。它凶狠地朝着使女叫，要别人看看，自己还没受到过这样的冷遇。但在那个令人激动的晚上，压根儿就没有人去注意它怎样鄙视自己的饮食。它完全被遗忘了。林普利只顾不间断地跟妻子说话，没完没了地告诉她应该注意些什么，柔情蜜意地抚摩她；在过度充溢的幸福中，他对潘托看都没看一眼，而傲慢的畜生又太骄傲，不想向前靠拢以唤起主人的记忆。它蜷伏在它的角落里等待，认为这可能是一次误解，是虽然几乎不可原谅但却是唯一一次的忘却。但它白白地等待了。第二天早上，林普利无数次地提醒妻子怎样保重，几乎误了公共汽车，还是没跟它打招呼就从它身边急匆匆地走过去了。
这个畜生是聪明的，毫无疑问，但这次突然的变化却超过了它的理解能力。林普利上汽车时我正好站在窗前，我看到他还没有走，潘托就慢腾腾地——不如说是沉思着——从家里走出来，目送那已经开始滚动的车轮。它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待了半个小时，显然是希望主人能够返回，补上被遗忘的告别仪式。后来，它才慢悠悠地蹭回来，一整天都不游戏耍闹，而是沉思地慢步围着房子转——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动物的大脑里，各种各样的想象力是什么样的，能达到什么程度。也许它在思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够检点的行为，促使主人令人费解地抛弃了往常对它的崇敬。傍晚，大约林普利通常归来之前的半个小时，它明显地烦躁不安起来；它竖起耳朵一而再、再而三地悄悄奔向篱笆去窥伺公共汽车是否准时到来。当然，它也谨防透露出焦急等待的心情：刚好汽车没按惯常的钟点出现，它便悄没声地跑回房间，像平时一样躺在沙发上等。
但这一回，它又白白地等待了。这一回，林普利又是匆匆地从它身旁走过——如此这般过了一天又一天。有一两次林普利注意到了它，仓促地喊了一声“啊，你在这里，潘托”，一边走一边抚摩它，就过去了。但这只是冷漠的、心不在焉的爱抚，再也不是旧日的追求和服侍，再也没有亲昵的话语，没有游戏，没有散步，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然而，林普利这个好上加好的男人，对这令人痛苦的冷漠，真的几乎没有过错可言。因为事实上，除了他的妻子，他再没有别的可想，也没有别的可虑。刚一回家，他就陪着她沿着一条条小道散步，挎着胳膊细心地领她走着他们曾准确踱过步的散步路线，仅仅为了让她不迈出太匆忙或不小心的一步。他监视她的膳食，让使女报告每日每时的情况。深夜，妻子睡下以后，他几乎天天到我们这边来，从我这个有经验的女人这里讨主意、找安慰。他从各个商店为即将降生的孩子买了一切必备的东西。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充满激情去办的。然而，他的个人生活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他有时两天都忘了刮脸，多次上班迟到，因为他由于没完没了的叮嘱耽误了公共汽车。如果说他忽略了带着潘托去散步，或忘了去关照它，那也没有一点儿恶意，也不是不忠实；那只是一个过分热情、几乎达到偏执地步的人一时的思想混乱，这种人往往会为了一件唯一的事而忘记了他的一切意志、思想和感情。但是，即便是拥有预想和追忆的逻辑思维的人类都几乎不能无怨恨地原谅这种轻视，这个迟钝的动物又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待遇呢！潘托周复一周地更加神经错乱，更加备受刺激。它的自尊心不能忍受人们把自己这个一家之主如此简单地抛在生活之外，不能容忍人们把它降到次要地位。如果它明智的话，就会挤到林普利身边去请求和谄媚；然后，它的旧保护人肯定会记起对它的怠慢。但是，潘托太骄傲了，它不能匍匐爬行；迈出和解的第一步的，不应该是它，而是它的主人。所以，它决定施展各种花招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到了第三周，它忽然瘸起来了，左后腿像瘫了似的拖着走。在一般情况下，林普利会立刻温柔激动地给它检查，看是不是爪子上扎了一根刺；他会满怀同情地急忙打电话找宠物医生来给它看，无疑，他会一夜起来三四次去观察它的病况。但这一回，林普利也好，别的人也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喜剧演员的跛行，而潘托只有气愤的份儿！又过了一两周，它试图进行一次绝食。整整两天，它充满牺牲精神，不去触动任何饮食。但对它的胃口不好，没有一个人关心；要知道往常它专横地闹起脾气、不把汤舔干净时，林普利就会赶忙给它拿来特制的饼干或一片香肠。最后，还是饥饿战胜了意志，它偷偷把食物一扫而光，也不去管可口不可口了。还有一次，它试图隐藏一天，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它小心翼翼地蹲坐在附近的一个废弃不用的木棚里，在那里可以满意地听到人们关心地呼唤“潘托！潘托！”，但没有人喊它，没有人注意到它不在，也没有人为此着急。它的专制被粉碎了。它被冷落、被贬低、被遗忘了，但它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几周里这只狗开始变化的人。它消瘦了，走路的姿势也变了。它不再像从前狂妄地抬着屁股盛气凌人了，而是像被鞭打了似的蹑足行走，它的毛皮以前都是每天细心梳理，现在已失去了绸缎的光泽。你要是遇到它，它就低下头，不让你看到它的眼睛，慌忙打你身边溜走。尽管人们严重地贬低了它，但它往日的骄傲一直没被打掉；它在我们面前尚有羞色，可内心的愤怒无处发泄，于是只好去加倍攻击那些洗衣筐篓：一个星期里它把这些筐篓撞到运河里去总不下三次，它企图用暴力手段显示自己的存在，要求人们必须尊敬自己。但这对它也无所帮助，只惹得那些姑娘拿起棍棒来吓唬它。它的所有花招和诡计，它的绝食、它的跛行、它的隐藏、它的四处窥探，全都被证明徒劳无益——它那方形的沉重的头白白地受着痛苦的煎熬：在某一天，肯定发生了一件神秘莫测的事，但它一点儿也不理解；从那天起，在这个家里，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人身上，都发生了一点儿什么变化，潘托绝望地认识到，面对这个正在出现或已经出现的阴险的东西，它已经权力丧尽了。无疑，有人在反对它，那是一种外来的凶恶势力。潘托现在有了一个敌人了，一个比它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是看不见的、不可理解的；你抓不住他，撕不烂他，嚼不碎他的骨头，这个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的敌人夺走了它在家中的一切权力。现在，潘托在所有的门边嗅，窥探，耸起耳朵偷听，苦苦思索，细心观察，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个敌人，这个魔鬼，这个盗贼，它是看不见的。在整整一周里，潘托像疯子似的不停歇地围着篱笆转，想找到这个看不见的东西的踪迹，也就是这个魔鬼的踪迹，但它仅以兴奋的感官觉察到，家里发生了一件它不理解的事，它非跟这个死敌斗到底不可。首先是出现了一个不很年轻的女人，那是林普利太太的母亲，夜里睡在餐室里“它的”沙发上，平时当它在自己那个装了衬垫的大筐里呆腻了，经常到沙发上来玩。紧接着——不知为什么——又送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亚麻织物，有大大小小的包裹，不断地有人按门铃，多次出现的是一位身穿黑衣的戴眼镜的先生，他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一种非常人的刺鼻的药水味。通向夫人寝室的门不断地开了又关，它一再听到门后的窃窃私语，要么就是女人们坐在一起做针线活儿时发出的细碎的金属相碰的声音。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把它关在门外，剥夺它参与的权利？经过连续不断的苦思冥想，潘托的目光渐渐变得呆滞了，变得几乎像玻璃眼球一般无神了。动物的理解力与人的理解力的不同就在于，动物的理解力只局限在过去和现在，不能推想未来。而这里恰恰就有一件未来的、将发生的事，这个迟钝的动物也心怀绝望的痛苦感觉到了，这是冲着自己来的，是自己击不退、斗不过的。
骄傲、专横、被惯坏了的潘托为这场徒劳无益的斗争耗尽了精力。在它屈膝投降以前，事情整整持续了六个月。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它竟在斗争中放下了武器。在一个夏日的晚上，丈夫在房间独自摆弄纸牌的时候，我在花园里坐了坐；突然，我感觉到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轻轻地、怯生生地偎依在我膝头。那是潘托，自从那次伤了自尊心以后，它已经有一年半没迈进我家花园半步了。现在，当它惘然若失的时候，却又寻求我们的保护来了。前一阵子，在别人都怠慢它的那几周里，我总顺路喊它一声或摸摸它，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它在最后绝望的时候想起了我，它抬起目光朝我望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紧迫恳求的目光。甚至可以说，在灾难深重的时刻，动物的目光会变得比人的目光还要恳切，还要会说话，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感情和思想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动物则不得不把它们的语言全部挤压在瞳孔里表达出来。当时，在潘托的难以描述的目光里，是我在别处从没见过的绝望而动人的窘困，它一边望着我，一边用前爪轻轻抓我的裙边哀求我。它在请求我，我对它的理解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你给我解释解释，我的主人为什么跟我作对，他们大家为什么跟我作对？家里发生了什么反对我的事？帮帮我吧，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面对这样感人肺腑的请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情不自禁地抚摩它，压低嗓音喃喃地说：“我可怜的潘托，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正像我们必须习惯许多事，习惯许多糟糕的事一样。”我说话时，潘托竖起了耳朵，痛苦地紧皱眉头，好像要猜出我话里的意思。然后它就焦躁地用前爪来扒，这是一种催促的、急不可耐的动作，大概意思是：“我不明白，给我解释一下吧！帮帮我吧！”但我知道自己帮不了它，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摩它，为的是让它镇静下来。于是，它深深地感到我不能给它任何安慰，便不声不响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像来时一样无声无息。
潘托消失了整整一天一夜；忧虑紧紧抓住我的心，我想，假如它是人，它会自杀的。到了第二天晚上，它才突然出现，浑身是泥，饿着肚皮，像条野狗，身上有几处咬伤；它很可能是在气得发昏时在什么地方跟别的狗打过架。但新的屈辱在等待着它：使女干脆不准它进屋，她给它送来满满一盆饭食放在门外，就不再理它了。这样粗暴的伤害是由特定的情况决定的，未必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恰好碰上夫人的困难时刻到来，各间屋子里都是忙忙碌碌的人。林普利木然地站在一旁，无计可施，因为激动而不停地颤抖；助产士跑来跑去，有医生从旁协助，夫人的母亲在床边坐着安慰产妇，使女忙得两脚朝天；我自己也过来了，我坐在餐室里等着，为了能在必要时帮一把。事实上，如果让潘托进屋，那只能是令人讨厌的干扰。但这些道理那迟钝的狗大脑怎么理解得了呢？这只亢奋的动物只知道，人们第一次把它赶出家门——赶出它的家门——就像赶走一个陌生人、一个乞丐、一个捣乱分子；它只知道人们不怀好意地让它远离的那扇紧闭的门后，正在发生重要的事情。它的愤怒是难以形容的，它用尖利的牙齿咬碎抛给自己的骨头，好像这骨头就是那看不见的敌人的颈项。然后，它就四处嗅来嗅去，用灵敏的嗅觉闻到，有一些陌生人闯进了这所房子——“它的”这所房子，它在泥灰地面上嗅到早已熟悉的踪迹，就是那个穿黑衣、戴眼镜的可憎男人的气味。但还有别的人和他联成一气，他们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呢？异常兴奋的动物竖着耳朵倾听着。它耳朵紧贴着墙听到了细小的声音和很响的声音，听到了呻吟、喊叫和紧随在后的水的拍击声，听到了慌忙走路的脚步声，还听到一些东西被移动的声音、玻璃杯和金属相碰的声音——确实有什么事在屋里面发生了，而它却一点儿也不明白。但它的直觉告诉它：那是自己的敌人，就是这个敌人使它蒙受屈辱，使它的权利全被剥夺——这就是这个敌人，这个看不见的阴险的卑鄙无耻的敌人啊，现在，它真的到来了。现在，它是可以看得见的了，现在，可以抓到它，终于可以用猎刀刺捕它了。强壮的动物将肌肉紧紧绷在一起，由于感情受了刺激而全身颤抖，它缩脖俯身躲在屋门旁边，准备一旦门开了就箭一般地冲进去。这回可不能让它再逃走了，这个阴险的敌人，这个篡位者，它和平生活的扼杀者！
这一切，我们在屋子里一点儿也没有预料到。我们太激动、太繁忙了。医生和助产士不准林普利进入寝室，我只好去抚慰他，让他放心——这本来也费不了什么气力。不过他是一个异常有同情心的人，因此他在这两个小时的等待中忍受的痛苦恐怕比产妇还要大。终于传来了好消息，过了一会儿，又喜又忧的人就被准许悄悄走进寝室去看他的妻子和孩子了——如助产士预先告诉他的，那是一个女孩。他待的时间很长；我和他的岳母都是过来人了，我们单独留在外间十分友好地谈了许多往事。最后，门开了，林普利走出来，医生紧随在后。他双手托着襁褓中的婴儿，骄傲地让我们看，他那诚实的、略有皱纹的宽脸由于透着幸福的光辉而显得很美。他眼里不停地流着泪，也不知道去擦，因为两手托着那孩子，就像托着无法形容的珍贵而易碎的宝物。他身后的医生趁机穿好了大衣，这种场面在他已是习以为常的了。“现在，我的事儿做完了。”他笑了笑，跟大家打过招呼，就随随便便地朝门口走去。
但就在医生毫不在意地打开门的一刹那，有个东西从他腿边窜了过去，就是全身紧张地在那里又卧又蹲的东西，潘托站在屋中间，狂叫了一声。它一眼就看见了林普利抱着什么新东西，他爱抚地抱着一个它不认识的东西，是一个很小的红红的活物，叫起来像猫，闻上去像人——哈！原来这就是那个敌人，那个找了很长时间、隐藏起来的秘密敌人，那个夺走它权力的强盗，那个它和平的破坏者！撕碎它！嚼烂它！它张牙舞爪地扑向林普利，想夺走他的孩子。我想，我们大家是同时叫了起来，因为这强壮的畜生跳起来向前扑，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有力，矮胖壮实的林普利竟被撞了一个趔趄，倒在墙上。但在最后的一刹那，他本能地高高举起了襁褓中的婴儿，免得孩子受到伤害，而我，趁他还没倒在地上，便眼疾手快地接过孩子。那只狗立刻冲着我扑过来。幸亏医生听到我们的尖叫跑了回来，机警地扯起一把沉重的软椅对着狂暴的、两眼充血、口吐白沫的狗甩过去，把它的骨头都砸得嘎嘎作响。潘托疼得嗷嗷直叫，退缩了一小会儿，但那只是为了赶快重新狂怒地向我袭击。不过这一小会儿就足够林普利急速地站起来，同样狂怒地、凶猛地冲向那个畜生了。于是展开了一场恶斗。林普利肩膀宽、体重大、有力气，他把他全身的重量压在潘托身上，用他强有力的手扼住它的喉咙，双方像拧在一起的重物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潘托用嘴咬，林普利用手掐，一只膝盖压在那畜生的胸脯上，而对方也一再躲开他的铁爪。我们两个老妇人为了保护孩子，悄悄逃进侧室，这时医生和使女也向那畜生冲来。他们拿起一切手边摸得到的东西照着潘托狠打，木头和玻璃劈里啪啦地山响，他们三人一起对着潘托拳打脚踢了很长时间，直到它的狂吠变成微弱的喘息。最后，医生、使女和我丈夫把只能微弱地耸着肩喘气的筋疲力尽的狗四腿绑上，皮带子和绳索都是我丈夫趁乱跑回家取来的。然后，他们又用撕碎的台布堵住那畜生的嘴，它没有一点抵抗能力，几乎已经没知觉了，于是他们便把它拖出屋，像丢麻袋似的把它扔到门口。这时，医生才赶快回来帮助治疗。
在这段时间里，林普利像一个醉汉，踉踉跄跄地走进房间去看孩子，孩子没有受到一点伤害，用她那似睡非睡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夫人听到喧闹，从疲惫的沉睡中惊醒了，得知一切安然无恙，她淡然一笑，吃力地、含情脉脉地把脸转向丈夫，他轻轻地抚摩着她的手。现在，他才想到他自己。他的样子很吓人，煞白的脸上露出一双迷乱的眼睛，领子已被撕下来，衣服全是皱褶，沾满了尘土；我们吃惊地发现，水磨石地面上有一溜血迹，从他右边被撕破的袖子里还往外滴着血。他本人在激烈的搏斗中压根儿就没觉察到，被掐住喉咙的畜生在绝望的反抗中两次深深地咬了他的胳膊。大家给他脱了衣服，医生赶快给他绑上绷带，使女拿来了一杯白兰地。这个疲惫不堪的人由于激愤和失血已近似昏厥，大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抬到沙发上，让他睡下。他由于激动的等待已经两夜没有认真休息了，现在立刻就进入了深沉的梦乡。
于是，我们便开始考虑怎样处置潘托。“一枪打死。”我丈夫说，并想马上回家去取左轮手枪。但医生解释说，他的责任是一分钟也不耽搁地把这条狗送到检疫站去，给它验痰，看它是否得了狂犬病，因为如果是狂犬病，就要对林普利的咬伤部分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他打算立刻把潘托装到车里启程。于是我们都到屋外去帮助他。被捆绑的狗毫无抵抗能力地躺在门口——我永远也忘不了它的目光。刚一听到我们走来，它就用力地转动充血的眼睛，好像是想挣脱皮带跳起来。它格格地咬着牙，噎得一个劲儿吞咽，想把塞在嘴里的破布吐出来。与此同时，它的每块肌肉也像绳索一样缩得很紧，整个蜷缩的身躯都在不自然地颤抖。我要坦白地说：虽然我们知道它被牢牢地绑着，但都还犹犹豫豫，不想立刻动手。我平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类似的东西现出这样集中一切凶恶本性的疯狂的愤怒，在人世间的眼睛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在这充血和嗜血的目光中一样多的仇恨。恐惧不自主地掠过我的脑际，丈夫建议直接枪杀这条狗是不是真的没有道理。但医生坚持立即运走，于是已经无力反抗的狗便被拖进汽车运走了。
潘托以这样不光彩的下场从我们的视野消失了很长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丈夫得知经过巴斯检疫站的多日观察，证明潘托身上根本不存在狂犬病传染细菌，因为不准它返回原来的犯罪地点，人们就把它送给了巴斯城里一位寻找过强壮牛头犬的屠户。我们没有再去想它，就是胳膊上挎过两三天绷带的林普利也把它完全忘了。自从孩子满月以后，他的热情和关心就都倾注在小女儿身上了，不用说，他的行为像潘托时代一样的狂热、一样的夸张，甚至更可笑。这样一个笨重而强有力的男人跪在那辆躺着孩子的小婴儿车前，就像古意大利画家的油画上三圣王跪在降生的耶稣面前一样。每天、每小时、每分钟，他都能在这个红润可爱的造物身上发现新的可爱之处。而他朴实娴静的妻子见到他对孩子这样慈父的爱，总是露出微笑，那样子与以前他对那霸道的四足动物无意义地顶礼膜拜时相比，不知要友好多少倍。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美好的时刻，因为邻居家里完美无缺、没有阴云的幸福，无形中给我们的家罩上一层友好之光。
我说过，我们大家已经把潘托忘得一干二净了。只是，我在一天晚上意外地想到了它的存在。我和丈夫在伦敦参加了一场布鲁诺·瓦尔特的音乐会，深夜才回到家中，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也睡不着；是因为不自觉地极力回想《朱庇特交响曲》那悠扬销魂的曲调呢，还是因为那月朗星稀的夏日白夜？已是凌晨两点钟光景，我下床朝窗外看。高空的月亮像被一阵看不见的微风吹动，静静地穿过被银白的月光照亮的薄如面纱的云层，每当它露出纯净光亮的面孔，整个花园便被照得如同裹在白雪里一样。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我觉得，哪怕有一片树叶动一动，也休想逃过我的耳朵。我忽然发现，在我们两家花园之间的灌木丛围篱旁边，有个什么东西无声地活动着，那是个黑色的东西，从被照亮的草地上显露出来，它是那样的柔软，那样的不安。出于不自觉的好奇心，我朝那边看去。在那里活动着的，不是物体，不是活着的东西，也不是有形体的东西。那是一个影子，仅仅是一个影子。但那一定是一个活物的影子，它在围篱的掩护下小心翼翼、鬼鬼祟祟地活动着，不是一个人的影子就是一个动物的影子。我不知道怎样能正确地表达，但这个意志消沉的东西，这个隐秘的东西，这种潜行的毫无声息，却使人有些不安。女人总是胆小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小偷或强盗，心一下子就跳到了嗓子眼。但这时，影子已经从花园围篱来到上面高台篱笆开始的地方，现在正奇怪地缩成一团，沿着栅栏潜行，这个活物本身终于移到自己的影子的前面——哈，那是一条狗，我一眼认出了那是潘托。动作相当慢，相当留神，看得出，它是随时准备一听见声音便逃之夭夭。潘托窥探着走到林普利的房子附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闪念：它好像想要探察什么情况，因为那绝不是随随便便、无目的地搜索；从动作上看，它是想做某种禁止的事情，或是在策划某种险恶的阴谋。它没有把嘴巴贴着地面嗅，而是为了防备有人看见，肚子几乎挨着地，徐徐地、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像猎犬蹑足接近它的猎物。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想看个仔细。但是，我可能笨手笨脚地碰了一下窗子，弄出了很轻的声音，潘托悄没声地一跳便消失在黑暗中了。这一切好像是我做的一个梦。花园笼罩在月光下，空荡、雪白、光洁、静谧。
不知为什么，我羞于把这一切告诉丈夫，说不定那果真只是一个幻觉。第二天早上，我在街上遇到林普利家的使女时，顺便问了问她最近是否又看见过潘托。姑娘显得很不安，而且有点不自然；鼓了鼓勇气，她才承认曾经多次在很古怪的情况下碰到过它。她说，她简直说不清楚，但见了它，她很害怕。四星期前，她推着童车到城里去，忽然听到一声粗暴的狗吠，潘托从一辆经过她身旁的运肉车上对着她，她相信是对着童车里的孩子，拼命地嚎叫，而且又好像往后蹲缩，准备往下跳。幸亏汽车快速地行驶过去，使它不敢往下跳，但那愤怒的狂吠吓得她腿肚子直抽筋。自然，她没有告诉林普利先生。那只会徒增他的烦恼，她也确实认为，那狗在巴斯已得到可靠的照料。但在最近的一个下午，她想从旧木屋取几块木柴，发现暗处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这时她认出是潘托藏在那里，它见有人来，立刻穿过花园的篱笆溜掉了。从此，她就怀疑它经常藏在那里，而且夜间它也一定围着房子转来转去，因为前不久的一夜大雨过后，她在湿润的沙土地上看到过狗爪子的印迹，那些印迹清楚地显示，它曾多次围着整座房子打转。公开露面倒是一次也没有；无疑，它是在确有把握没人看见自己的时候，悄悄地穿过我家或邻家的围篱溜进来的。我是否可以这样想：它是想要再回来。林普利先生永远也不会让它进屋的，再说在屠户家里它也不至于挨饿呀，否则它早就跑到厨房里讨吃的去了。不管怎么说，它这样围绕房子潜行，总让人觉得可怕。我说是否应该告诉林普利先生，至少告诉他的夫人。我们左思右想，终于一致认为：如果它再露面，我们就告诉它的新主人，那个屠户，让他制止这不可思议的造访。我们根本不愿意让林普利回忆起这只可憎的恶狗的存在。
我想，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也许——谁说得准呢——我们本能够阻止在下一个刻骨铭心的星期天发生的不幸。那天，丈夫和我都到林普利那边去了，我们来到靠近山脚的一块平坦台地，坐在轻便的软椅上聊天，草地从台地开始顺着很陡的斜坡一直延伸到运河边。在我们旁边，同一块平坦的台地草坪上，放着婴儿车；我无须告诉你，那位可笑的父亲在谈话中每隔五分钟就要站起来，去逗逗孩子。说实在的，那孩子真是很可爱，在那金光灿烂的下午看上去也真是招人喜欢：在婴儿车车棚的阴影里，她眨着蓝色的眼睛对着天空笑，用纤细的、有点笨拙的小手去抓车棚上太阳的光圈——父亲竟欢呼雀跃起来，好像这样的奇迹还从未出现过，我们为了讨他喜欢，也跟着笑闹，好像也从未看见过这样好玩的动作。那一瞥，那最后的愉快的一瞥，永远留在我们记忆里。随后，林普利太太从房屋游廊的阴影中喊我们去喝茶。林普利抚慰着孩子，好像她能听懂他的话似的：“就来！我们就回来！”我们把车连同孩子都放在美丽的草坪上了，那里有繁茂的树叶遮挡着强烈的阳光，还很凉爽，我们溜溜达达地往上走了几分钟，就到了经常喝茶的地点——从下边的台地到上边也就二十米左右，由于隔着一座种满玫瑰花的凉亭，我们看不见另一边的情形。我们在聊天，不过没有必要细说我们都聊了些什么：林普利异常活跃，这一回，他兴高采烈的表现面对这样一片蓝缎子般的天空，面对这样一个礼拜天的宁静，在一所充满幸福的房子的阴影中，倒可以无阻碍地任意发挥了。这活跃的表现简直就是罕见的炎夏在人身上的反映。
突然，我们全都吓呆了。从运河边传来尖声的惊叫，有孩子的喊声和女人扯着嗓门的呼唤。我们冲下绿茵茵的斜坡，林普利跑在我们大家前面，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孩子。但使我们大惊失色的是，下边的台地上已经空无一物了，就在几分钟以前，我们还把婴儿车连同那快乐的微睡的孩子安全地留在那里。从运河那边传来的叫声越来越刺耳，越来越激愤。我们赶快下山。在河对岸，几个妇女挤在一起，指指孩子，向我们打手势，然后又呆呆地望着运河。水里漂着一个倒扣着的婴儿车，那是我们在十分钟前放心大胆地留在台地上的婴儿车。一个男人已经解开一只小船，准备去救孩子，另一个人已经潜入水中。但一切都太晚了。过了一刻钟，孩子的尸体才从浅绿色的海藻交缠、咸淡混合的水里捞出来。
我无法描述那对不幸的父母是如何绝望。确切地说，我是根本不愿意去描述，因为我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回想那惊心碎胆的一瞬间。电话报告警察局后，来了一位警长调查这可怕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是父母的疏忽，还是偶然事件，或是人为的罪行？人们早已把婴儿车从水里捞出来，现在按照警长的指示，精确地放回台地上原来的位置。然后，警长亲自进行试验，看轻轻一推能否让它从斜坡上滚下去。但小车的轮子在厚厚的高草里动也不动。于是排除了阵风使小车突然滚下去的可能。警长做的第二个试验是稍微用点力去推小车。它只滚了半步，就停了下来，而这块台地至少有七米宽，小车的压痕证明，它离掉下去的距离相当远，同时它又是牢靠地立在草坪上。只有在警长跑过去真的猛劲一撞时，小车才沿着山坡跑动起来，滚了下去。肯定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使小车突然运动起来的。但，是谁，或者是什么，这还是个谜。警长把帽子摘下来，露出汗涔涔的前额，越来越沉默地搔着蓬松的头发。他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是否有什么东西——可能只是一个球——从上边滚到台地上来了呢？“不！决不会！”所有的人都斩钉截铁地否认。会不会是一个孩子曾在近处或花园里逗留，忘情地玩过这辆小车？不！从来没有人！是否平时就有什么人待在那里？没有！什么人也没有！花园的大门是锁着的，河边散步的人当中没有谁看见有人进去。唯一真正的见证人是那个果断跳进水里救孩子的工人；他当时还全身湿淋淋的，心绪也很紊乱。他说，他只记得妻子和他正无忧无虑地在运河边散步，突然从花园的山坡上滚下来一辆婴儿车，越滚越快，一到水里就翻过来了，因为他隐约看见一个孩子漂在水里，就立刻跑过来，甩掉衣服，想去救人，但被乱成一团的水藻缠住了，不能如他所想的那样快地游过去。别的他就一无所知了。
警长越来越绝望了。这样伤脑筋的事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他简直想象不出那辆车怎么会滚动起来。唯一的可能，就是那孩子突然站起来，向一边栽倒，使轻巧的婴儿车失去了平衡。但这并不可信，连他自己也想象不出这样的情景。是否还有另外的推测？
我不由自主地望着那个使女。我们的目光恰巧相遇了，在同一时刻，我们俩想着同一件事。我们俩知道，它最近一再狡猾地藏在花园里。我们俩知道，它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恶狠狠地把洗衣筐撞到河里去。我看见使女苍白的嘴唇不安地颤抖着。我们俩都怀疑，是那只怀恨在心的丧家之犬终于看准机会可以报仇，趁我们把孩子单独留在那儿的几分钟时间，迅猛地把装着敌人的小车撞到了运河里，然后又像平常一样悄没声地逃跑了。但我们俩谁也没把自己的怀疑说出来。我知道，我脑子里只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林普利当初做得绝一些，把这疯狂的畜生杀了，也就救了他的孩子。最终，尽管有一切推理，但仍缺乏最后的事实的证据：我们俩也好，别的人也好，那天下午谁也没看见那条狗悄悄地进来或悄悄地离去。那间木屋，它最喜欢的藏身处，我立刻就去检查了，那里什么也没有，干爽的土地上没有一丝痕迹；此外，我们也没听到一声狂吠，以往每当潘托把筐撞到河里时总是那样胜利般地狂吠。因此，我们不能确定就是它干的，这只是一个折磨人的猜测，一个残酷地折磨人的猜测。这只是一个合理的、非常合理的怀疑。但是缺乏最后的、推不翻的定论。
但是，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掉这可怕的怀疑了。相反，这怀疑在以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强烈，几乎强烈到定论的程度。一周以后，那可怜的孩子已被埋葬，林普利一家离开了那所房子，因为他们不忍心再去看那条充满灾难的运河。这时，有一件事情在我内心深处不停地翻腾。一天，我到巴斯城去置办一些家用的零碎东西。忽然，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在屠户的汽车旁看见潘托悠然自得地走过去，在所有这些可怕的时间里我总是不自觉地想到它，就在同一瞬间，它也认出了我。它立刻停下来，我也照样停住了脚步。这时发生的事至今还使我毛骨悚然：在它被贬以后的数周里，每次我见到它时，它总是心绪慌乱，总是避开目光、斜身俯首缩背地含羞躲开；而这回，它却毫不拘谨地高高扬着头看我——我只能说——带着一种骄傲的有恃无恐的冷静表情看着我。一夜之间，它又变成了从前那个高傲的、盛气凌人的畜生了。这种姿态它保持了有一分钟光景。然后，它就四条大腿摇摇摆摆地，几乎是迈着舞步，轻快友好地穿过大街向我走来，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站住，好像是想说：“呶，我就在这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还是有什么要控诉我？”
我像瘫在那里一样，既没有力量赶走它，也无力忍受它那自负，甚至可以说自满的目光。我赶快逃走了。上帝保佑我吧，我没有控告一个动物的罪行！但从此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了这可怕的念头：“那就是它。那是它干的。”
（关惠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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