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一．南方调查的契机：七千人大会

    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张闻天遭到了错误批判，1960年11月到经济所当特约研究员，党中央的活动几乎与他无缘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1961年的岁尾，他接到了要他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1962年1月11日开幕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出席会议的共有7781人，包括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还有重要厂矿、高校的负责人。取其参加人员的约数，通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这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在召开会议的通知中，党中央就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错误和缺点，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并讲话，检讨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指标过高、比例失调，瞎指挥；要求过高，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线；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严重滋长等主要缺点和错误。总结了十六条基本经验，并分析产生缺点和错误的主观原因，是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上讲话，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发扬民主，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党中央纠正错误的决心很大。会后又召开了西楼会议。进一步研究调整措施。同时还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中央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对错误的自我批评，给了张闻天很大鼓舞。他从中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机和希望。对于甄别平反，张闻天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这时他的目光集中在农村经济与市场、物价问题上，他想集中对集市贸易问题作比较深入地调查研究，为中央克服困难的决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会后，他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外出作一次调查。不久，他的要求取得了中央的同意。

    张闻天这时为什么对集市贸易特别关注、特别倾注心力呢？

    首先，是实践迫切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问题。当时，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度过非常时期，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头等大事。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报告中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其中第九条就是“必须充分发挥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问、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显而易见，七千人大会对缺点错误的概括和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及庐山会议前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中央的转变，给张闻天观察与研究集市贸易问题提供了机会，他以为，他的一些主张也许有可能对克服当时经济困难和趟出一条路子起到一定作用。因而力图寻找出更为客观实际的办法，供中央决策参考。

    其次，在理论上，流通问题也是一个存在很多误解而又给实际工作带来了不良后果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生产决定流通，因而轻视以至否定流通过程。苏联有的经济学者甚至认为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本身没有流通，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遗迹，因而不注意流通过程的理论研究，还想用行政手段来代替流通。我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取消一些必要的流通渠道，更是不尊重等价交换这个流通过程的重要法则，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表现。“流通是经济生活中最敏感的环节”。“大跃进”以来，流通方面的错误对工农业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可低估。从香山讨论会起，流通理论就是张闻天关注的一个课题。香山讨论会后，他参加了6月22日经济所召开的等价交换座谈会。在准备的发言提纲中，他提出“应该研究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动向”，认为“计划价格，只能逐渐接近价值。正确反映价值，不可能一下即等于价值。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交换的结果，不断调整。这件事情不容易。要研究与计算工业品价值与农产品价值，加以比较。原则：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工农联盟。”可见，对集市贸易的调查研究，是张闻天对流通问题理论研究同现实生活情况相联系的一个具体的结合点，既运用流通理论，又丰富对流通理论的认识。

    二．戴着“帽子”搞调查

    张闻天这次南方调查，可谓处境特殊。虽说七千人大会后国内政治环境同庐山会议后已经不大一样，但张闻天毕竟没有甄别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这两顶“帽子”仍然戴在头上。这就给调查带来不少困难。张闻天一行4月18日离京，取道徐州进入苏北，经宿迁，抵淮阴，过洪泽、淮安，一路“走马观花”。每到一地，听党政负责人谈生产、财贸情况，看农村集贸市场，参观水闸、苗圃、拖拉机站等农业设施。4月24日，到达扬州。

    扬州地委比较热情，派地委书记处书记王大林汇报工作和陪同参观、考察。地、县两级提供了许多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财贸方面的资料。张闻天在扬州逗留两个星期，看了市内荷花池、文昌阁、西门三个农贸市场，还到高邮、邗江、江都几个县，深入到公社、生产队，不仅听汇报，还看集市，看商业网点。还到田头，到农民家里，与干部、群众交谈。

    在调查中，张闻天特别关注流通问题。他说流通促进生产，对发展经济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谈到集市贸易时他说：我看自由市场虽然现在商品不多，但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很有前途，是要发展的。在谈到统购统销政策下，农民完成任务后拿些农产品卖高价时，张闻天指出：农民别无办法，只能这么做，搞点补偿。这是农民自发地要求平衡的表现。目前农民卖点高价和黑市暴利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扬州调查收获颇丰，张闻天的兴致也高涨起来。5月7日过长江到了江南古城镇江。镇江地委书记只是约略介绍了当地一般情况。5月10日沿沪宁线东行至常州。11日到著名的陶都宜兴参观、考察了两天。随后在无锡、苏州各调查了一个星期。

    张闻天在无锡、苏州两地，比较全面地了解工农业生产，着重调查了市场财贸的情况。在这个素称鱼米之乡的地区调查14天，给张闻天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点是，“大跃进”、公社化中的错误和三年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太大了。另一点是，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对自由市场限制过多，影响生产的发展。调查中普遍反映，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用品，国家都供应不足，但对自由市场又限制过多，管理上不太灵活。各地以行政区划为框框，对生产、供应、流通作了不少规定，对外协作不能超出限定的范围，影响了正常的商品流通。张闻天了解了这些情况，反复讲，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用行政的办法卡死。

    5月27日离开苏州前往上海，途中经过太仓。县委书记袁锡记向张闻天反映：农民对按国家牌价卖出（农副产品），按黑市价格买进（工业品），意见很大。张闻天听了很受启发。到上海，交际处安排张闻天一行住余庆路市委招待所。同江苏各地相比，上海的态度可以说冷到极点，出面接待的只是市委工业部办公室主任，市一级的领导一个也不沾边。

    隔了一天，6月1日。张闻天回家乡南汇进行调查。

    集市贸易问题是张闻天这次南方调查的重点，他特别关心市场情况，在家乡调查期间，他向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询问现在的自由市场上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买卖，粮食是否可以交易。

    到会同志反映：自由市场只有点蔬菜、鱼鲜买卖，粮食不准上市了。

    张闻天略带不满地说：管得太紧不好。社员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完成了国家的统购任务，多余的拿到自由市场互通有无，有什么不好？粮食、油料等农民卖了，这边也有了，不是很好吗？

    6月4日，张闻天一行由上海到杭州。张闻天在杭州市和余杭县作了调查。

    6月16日离杭州赴湖南，18日抵长沙。当天下午就同长沙县委负责同志座谈，结合该县实际就市场问题交换了意见。第二天，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和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前往拜访，交谈中讨论了积累与生产的关系问题。第三天，张闻天一行到韶山冲参观毛泽东故居。21日，到长沙金井公社作调查。6月24，张闻天一行离开长沙，结束了这次南方之行。

    三．“集市贸易意见书”

    在两个月零七天的时间里，张闻天调查了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的20个县市。6月25日回到北京，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张闻天回到北京以后，顾不上休息，就着手写关于发展集市贸易问题的考察报告。7月上旬，他就把题为《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的调查报告写就。7月10日，应张闻天的要求，经济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张闻天在会上宣读了这个调查报告，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会后，张闻天把报告又作了一点修改。7月1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这个调查报告一起送去。

    这篇调查报告后来被简称为“集市贸易意见书”。在这篇意见书中，张闻天首先对集市贸易的发展趋势作出估计。他指出，现在的集市贸易市场有扩大成为地区性市场并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的趋势，它要求突破妨碍物资交流和商品周转的一个地区内或各个地区之间的各种人为的限制和障碍。这是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发展过程中，在市场和物价方面，必然要产生的客观趋势。这就首先从客观情况的分析上打破了传统集市贸易的框框，为提出突破小集镇范围的受地区限制的“大流通”、“大市场”的观念，奠定了客观基础。

    怎样突破人为限制和障碍，进一步实行发展集市贸易的方针？张闻天在意见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他认为，在集镇市场上进行物资交流活动的成分可以扩大，各种渠道都应畅通。“不但可以容许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的买卖活动。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买卖活动。”张闻天对个体工商业户在流通领域中作用的肯定和重视，是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实际情况的。

    张闻天提出，集市贸易的活动范围应该扩大，“可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超出本地区范围，而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关系，”“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指出，在集镇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应该扩大，国家应该明确宣布，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包括完成一类物资的征购任务和二类物资的派购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张闻天还建议：除配给的东西按配给价格出售以外，国家的所有商品，不论是哪一种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产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国家用这种出售所得的货币，在集市上依市场价格购买农民自由出售的剩余农副产品。这是从农民那里取得多余的农副产品的有效方法，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正确方法。这些建议，体现了张闻天对市场作用的重视，他对扩大、发展集镇市场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

    与此同时。张闻天指出，对集镇市场贸易应加强管理。但管理不是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同小商小贩和一部分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包括征税，加以诱导和利用。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应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的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

    张闻天在报告中还谈到了关于集市贸易发展的方向和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问题。张闻天认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自由市场”、“自由价格”，“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这里，“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国家在集市贸易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要及时地调整”，“富有伸缩性”。他提出了比价适当的一个大体标准，即一种商品的价格，只要有利于产、供、销三方面，就大体上可以认为适当。因此，“应该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

    张闻天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曾经颇有信心地预测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如果采取以上提出的一些办法，则今后我国市场和物价的发展趋势，大体可以预测如下：随着国家财经情况的好转、工农业产品的增多、通货膨胀的消除，市场物价会逐渐下降。那时，国家就会主动采取逐渐降低物价的措施。同时，随着城市职工工资的逐渐调整和提高，配给制度也就成为不必要了。两种价格的局面，就会逐渐消失，而为一种价格所代替了。”他的预言虽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进程，但从中可以看到，张闻天的目光不仅注视着集市贸易这个具体问题，他还想通过这个问题的论述，贡献自己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路径的意见。

    但是，由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经济工作也被违背客观规律的“突出政治”所指导，张闻天的“集市贸易意见书”自然无法逃脱没完没了地被指责的命运。

    （本文选编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传》<修订本>中的一章，经作者和出版社同意，载《江南论坛》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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