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耀南

    在香港即将回到祖国怀抱，举国上下欢庆于雪洗一百多年耻辱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深深缅怀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人物——潘汉年。到今年4月14日，潘汉年已离开我们整整廿年了。他的一生极其丰富、曲折、坎坷，充满着传奇和神秘的色彩。潘汉年和香港有着不解之缘，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潘汉年等一批共产主义战士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特殊斗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重点介绍他的七次香港之行。

    第一次是在1933年1月。

    1933年发生了“福建事变”。10月16日，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的潘汉年由周恩来派遣，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的名义赴福州与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领导谈判。年底，蒋介石围剿十九路军，事变失败，潘汉年在赖祖烈（中央苏区秘密派往福州工作的干部）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同赖祖烈一起登上一艘汕头的日本商船转往香港。潘汉年到港后逗留不久，就又经上海通过中央局的秘密交通线回到中央苏区。

    第二次是1935年1月。

    遵义会议后的一天，张闻天代表中央找潘汉年谈话：“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一起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接受任务后，潘汉年混在一支贩鸦片的广东商人队伍里，一路风餐露宿，经过贵阳、独山、柳州、梧州，到了广州，完成了一次神秘而危险的旅行。后又转赴香港，通过写信给在宜兴的表妹吕鉴莹，打听到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堂弟潘渭年，通过潘渭年，联系接上了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后陈云也到了上海。上海中央局决定他们两人直接去莫斯科向“国际”汇报情况。

    第三次是1936年5月。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6年1月的一天，王明把潘汉年找去向他传达中共代表团的决定，要他回国内去执行新的使命，一个任务是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等接洽两党谈判合作抗日问题，另一个任务是到陕北找红军和党中央。恢复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在莫斯科，他同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见了面，约定了联系办法。4月，潘汉年和胡愈之乘国际列车取道巴黎，再由马赛乘船到香港时，已是5月份了。到港后，立即执行回国使命，他首先按照邓文仪的办法给国民党陈果夫发出信件，要他派员到香港联系，同时派胡愈之到上海了解地下活动现状，以便进而了解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的情况。在香港，潘汉年拜访和约见了在港的各方面人士，包括救国会的邹韬奋、冉行知，原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驻港代表王公度、刘仲容等人。他会见了原先的一些情报关系，如梅龚彬、胡鄂公、钱铁如等，还会见了原已相熟的好友叶挺、柯麟等。潘汉年一方面向他们了解国内情况，另一方面积极向他们宣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写给陈果夫的信，不久也有了回音。1936年7月7日，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权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权安是潘汉年的化名，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的化名。潘汉年与张冲见面后，一起乘船到上海转赴南京。

    第四次是1938年1月。

    潘汉年到了南京之后，同国民党CC派上层骨干人物曾养甫（时任铁道部长）进行了会谈，向曾养甫转达了中共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8月9日，潘汉年经西安到达中央所在地保安，随即向中央汇报了他在莫斯科接受的任务和回国后到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联系的情况。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3月24日，潘汉年携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件，作为中共向南京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代表，离开陕北前往南京，去谈判有关国共合作问题。潘汉年身上还有毛泽东分别写给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信件。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松沪抗战爆发。4月21日，上海沦陷。潘汉年妥善安排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撤退香港。原“八办”负责人刘少文被决定留下来转入地下活动。12月中旬，潘汉年把各种应做的工作安排就绪之后，才和夏衍等一起最后撤离上海，乘坐一艘法国大邮船到达香港，稍事安顿，又于1938年2月初，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上海的工作。

    第五次是1938年3月。

    潘汉年在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之后。即动身取道广州回香港。在广州，会见了廖承志和夏衍，以八路军代表和中共统战代表身份参加了广州的一系列活动，不久和廖承志一起回到香港，在海外华侨中为艰苦战斗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募捐寒衣。潘汉年还参加了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应邀会见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除公开的统战工作外，潘汉年还继续领导着一部分秘密工作，通过两部电台，可以随时向延安和武汉方面报告工作。

    第六次是1939年4月。

    1938年8月，潘汉年奉命经广州、武汉返回延安，参加了9月29日到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4月，潘汉年忠眼痫，需要动手术，组织决定他去香港治疗。康生对他交代说，如果那边工作需要，就留在那里搞情报工作。潘汉年先到重庆，通过老情报关系梅龚彬找到国民党官员张冲弄到去香港的飞机票。不久，康生从延安发来电报，要求潘汉年留港安心养病，并“照顾一下小廖（承志）的工作”。10月间，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社会部副部长，直接在第一线主持情报工作。此后，他奔走于香港、上海以及淮南根据地之间，长达五年之久。1939年秋末，延安中社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潘汉年从廖承志那里调张唯一（外号称“老太爷”，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到情报局掌管内勤和机要，相当于秘书长。在张唯一的直接领导下，又新建了由陈曼云（负责对外联络）、梅黎、高志昂（负责电台发报、译电）等人的情报班子，这个班子后来成为潘汉年在港的主要工作据点。后又吸收了颇为得力的情报干部，一个是香港著名实业家简玉阶的女儿简竹坚，一个是张建良。张建良原名华克之，1935年曾因秘密组织刺杀汪精卫的活动，而受人注目，后来他与著名杀手王亚樵合作刺杀蒋介石未成而遭通缉，抗战后投奔延安，后又转辗到了香港，几经曲折，决心投身革命，由连贯介绍给潘汉年，被潘汉年吸收为秘密党员，从事情报工作。

    在大力加强香港的情报工作的同时，潘汉年又奉命着手建立敌伪统治的中心地区上海的情报工作据点，把从延安派出来的刘人寿和董慧从香港带到上海，通过于伶和地下党的刘晓取得了联系，建立了以刘人寿、乔犁青、孟述先等人为骨干的几处情报工作据点。通过袁殊将情报网络渗透到日本外务省在上海市的战略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后派情报骨干刘人寿到“岩井公馆”担任机要秘书，并把一部秘密电台架进“岩井公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成功地获取了日本不是北上而是南进的重大情报，及时报告延安，转告斯大林。潘汉年还同汉奸、敌伪特务机关76号头子李士群周旋，获取了日伪“清乡”的情报。

    第七次是1946年9月。

    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顺序上的第七次，而是第若干次，但却是潘汉年又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一次。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迎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潘汉年根据中情部的通知，南下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接受新的任务。他在上海工作了大约三个月左右，于1946年9月，便奉命向香港转移。周恩来给他的任务是：加强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对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上层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参加香港地方党的有关工作。中央决定建立上海分局和华南分局的领导机构，潘汉年被指定为上海分局委员。

    194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生历史性大转折的一年。香港作为一个特别中间地带，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加速崩溃，正面临着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局面。潘汉年做了大量的接待、安置、慰问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先后分别会见了何香凝、李济深、彭泽民、马叙伦、许宝驹、陈兆生、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萨空了等。潘汉年授意，通过农工民主党的一个成员杨建平组织了一个“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联络一批香港工商界人士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以后，潘汉年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方活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先后共组织了二十多批三百五十余人，没有一次失误。夏衍在回忆潘汉年时说，“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向南方进军，当天发动渡江战役。4月23日攻克南京，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的速度之快，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解放上海的作战时间也大大提前了。4月28日，潘汉年和夏衍、许涤新奉命离开香港，乘一艘巴拿马货船，颠簸了七昼夜赶到北京，接受接管大上海的光荣任务。

    （载《江南论坛》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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