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史钩沉-严复的近代化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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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芳

    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他翻译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原富》,并附加了约三百条按语,第一次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理论与中国的“便民”、“利商”等进步经济思想会通融合,形成了他的近代化经济思想。

    一、严复批判了封建社会“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农工商均衡发展的主张。

    他比较了中西方对农业、商业的不同态度,认为农与商本末之分,古已有之,但贵本贱末却是后人形成的错误观念。一物的本末并无贵贱之分,“而于生均不可废”,因此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是“不达于理者之言也”。在严复看来,重本抑末传统观念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与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席卷全球的时代,重唱这种陈词滥调,是不合时宜的。

    严复认为,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必须发展农业。但这种农业,不是亚当·斯密和顾炎武“民各治其田而足”的小农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大农业。在他看来,小农经济虽然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事以精,地力以进”,但小农经济不能使用机器,不能广泛采用新生产技术,因而不能提高产量,满足社会对于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小町散畦”必将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代替。

    中国的民族工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抑,发展相当缓慢。严复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在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同时,必须振兴工商业。他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经验,提出了发展中国工业的具体措施:一方面要使用机器代替人力,以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成本,同时要加强分工协作,以提高生产率。他指出:“一日不异人而事办,二日不异事而效收,三日人得各审其才之所当,四日地得各出其产之所宜。”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是自然经济向自由经济过渡的一个标志。严复针对中国“农工商三业之困”的状况,认为,“窃谓补救之施,在农工难而在商易。”他主张发展国际贸易,“国家于东西各国既遣使臣各居其国矣,及其闲暇,访求其国所可销售之华货,数年之后,自置轮舟,运销各国,”达到“祛他族之垄断,开无穷之利源”的目的。在国内,他鉴于沿海贸易被帝国主义垄断的实际,主张发展边疆贸易。此举不仅可以繁荣边疆经济,而且能够巩固边防,意义十分重大。同时,严复认为,要发展商业贸易,必须兴建铁路、邮政、电讯事业以“求通”,这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和条件。

    二、严复翻译的《原富》,其中思想是发展工商业和经济自由开放。自由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前提之一。在他看来,中国要富强,必须提倡经济自由。

    严复认为,经济自由首先是人民应有充分的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人民可以自由择业。“所谓业联徒限择业移工诸事,今亦听民自由,无为阻梗者。此可以见英国政令之日以宽广,与其富国之所由来。”其次,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垄断。他认为,在自由经济活动中,必须实行自由竞争。只有自由竞争才能调节商品的价格,“知物价趋轻,犹水趋平,道在任其自由,顾任物为竞”;自由竞争能使商品生产者千方百计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民物各任自然,地产大出,百倍于前”;自由竞争能够促进生产者两极分化,“物竞倒行,合天下而论之,强智终利于存,弱愚终邻于灭”。在主张自由竞争的同时,严复反对垄断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在交通日益发达的时代,垄断不利于经济自由发展,只能造成经济的停滞。但是严复并不反对邮电、创机、著书专利需要垄断,“辜榷专利之事,为斯密氏所深恶,诚哉,其足恶也。然而有时以通国公利而论,专之愈于不专。此如创机著书诸事,家国例许专利非不知专利之致不平也。然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励,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故宁许之。至邮政电报诸事,其利宜专以国家,尝有大益于赋税,不可一概而论也。”这就是说,严复的经济自由主张并不仅仅在于激发人们的经济活力,而是在于这种经济活力是否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只要对国家人民有利,可以自由也可以垄断。

    三、在对外贸易方面,严复既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反对保商权、塞漏卮;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

    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严复近代化经济思想的显著特点。他揭露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战争和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其目的“实以得之则人民有所殖,特产有所销”,即为资本家建立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掠夺中国廉价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他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尤其反对默写关税,严复谴责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关税,侵犯中国主权,垄断中国矿山、铁路、邮政事业,掠夺中国财物的罪行。他指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之患也。国家常以重之权利,付之非我族类者,初若不甚重惜而弃之,不及三十年,将在在皆荆棘矣。”

    严复反对盲目的保商权、塞漏卮,反对闭关锁国。在交通发达的近代,自由贸易是大势所趋。在严复看来,“君上之利,在使民进数均,而备物致用之权力日大。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贸易自由。自由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瓷商贾之为,竟以使特产极于至廉而已。凡日用资生性情睿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夫如是,而其君不富,其治不隆者,殆无有也。”他力介自由贸易,反对闭关锁国,认为闭关锁国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这种政策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资本主义经济席卷全球的形势下。中国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振兴民族经济,才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鉴于近代敌强我弱、敌富我贫的残酷现实,严复主张引进外资。他说,“一路之设,一矿之成,动需千万”,所以“路矿之事,必吾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一切自为”的主张只能是自欺欺人。为了防止中国引进外资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严复进一步提出了“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一是必须保持中国的主权,“立制防,画权限”,并设局征税,实施行政监督,以保证国家“应人之岁征”,杜绝“卤莽灭裂之为”;二是限期有偿收回,“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而国家收回之时,为缴所未摊还之股本,足矣。”上述主张,充分表达了严复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振兴民族经济,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爱国热忱。

    严复在他翻译的《原富》,“发凡”中说,翻译此书是为了“考国富之实,与夫所以富之由。”在该译著“译事例言”中,严复揭示了他的两个目的,一是温故知新;二是由于“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所以为了“拇斥当轴之迷谬”,“所谓从其后而鞭之”。因此,严复翻译《原富》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介绍传播西方自由经济理论;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严复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介绍传播西方古典经济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实现了中西经济思想的第一次沟通,首开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先河,在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严复主张发展工商业,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对外自由贸易,反对塞洞堵门;主张市场调节物价,反对行政控制;主张经济行为的自主权力和独立领域,反对官僚干涉。这些思想,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是对中国传统经济观念的重大变革。更重要的是,而且他的近代化经济思想,诱发了中国人的经济活力,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载《江南论坛》199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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