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史钩沉-泰伯为什么要奔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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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学坤江凌云

    在讨论泰伯奔吴的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泰伯为什么要奔吴,而不奔齐,也不奔楚或其他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现从三个方面略抒己见。

    首先要搞清楚“吴”这个地名是泰伯奔吴前就有的,还是其后。答案是前者,“吴”在吴语中和“鱼”字同意。《吴越释名》:“吴字即鱼字。”吴地先民和中国诸多民族一样,最早都是渔猎为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吴地靠太湖之水,吴地先民以鱼为生活资料,进而以鱼作图腾,作为与别民族区别的标志,作为本民族之名,也就极其自然的了。由此可知,“吴”地之名,不是泰伯建立句吴国之后而有之,不是泰伯从岐山带来的,而是江南早已有的地名和族名。

    吴地之名既然早已有之,那么这一区域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是“蛮荒”之地,其人是否就是孟子所蔑视的“南蛮舌”之人呢?我看这也未必。句吴地域原指长江下游江南一带,地属扬州,夏代把这一地区列为九州中的“下下等”。《禹贡》称扬州“土惟涂泥”,可知在夏代或更远一些年代,吴越之地是洪水泛滥,地势低湿,海水倒灌,土地泥泞,人民只得“水行而山处”与“鳣鱼鳖为伍”,这些都记载于文献之中。但在《周官职方志》中却把扬州列为九州之首:“东南日扬州,其山镇日会稽,其泽薮日具区,其利金、锡、竹……其谷宜稻。”这一变化,起码说明了两点:吴地原本不是蛮荒之区,而其民也不是那种语言像鸟叫似的野蛮之人,证之于早些时候上海青浦崧泽、马桥等地发现的吴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稻米和农具等物,特别是河姆渡发掘出堆积的稻谷据说竟然达到120吨之多,在我们眼前就不禁展示出5000~7000年前吴越古地无比丰饶的稻作文化的景象。再如,最近在无锡鸿声镇彭祖墩遗址,发掘一大批距今约6000~7000年文化遗存,这一考古发现很可能改写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史。凡此种种证明吴地既不是贫瘠之地,吴地之民也绝不是文化落后之民,但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上古时有过一次或数次洪水之灾,唐尧、虞舜、夏禹都曾巡行天下,治理洪水。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海水倒灌,淹没了这一地区的大片土地,摧毁了这一带璀璨文化,使得鱼米之乡的江南平原成为泽国,这便是在夏代把这一地区列为“下下”等的原因,但是经过大禹治水,以及后来夏、商两代吴人的努力,终于改变了江南地区泽国蛮荒的局面,又恢复往日富饶的灿烂的文化图景,所以《周官职方志》把它列为九州之首。由此看来,泰伯奔吴并不是有意选择落后的蛮荒之区来自讨苦吃,而是有意选择大有发展前途的宝地以施展雄才。故我们认为泰伯奔吴体现姬周民族对东南形胜地域的重视,颇具战略眼光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泰伯奔吴,实际上做了周民族拓疆中国东南地区的先行者。

    然而,当江南地区成为泽国的时候,吴地先民是怎样应付这一劫难的呢?有的难舍本土,纷纷逃至山林,过着山居水行的生活。有的流落西南,我国云南的纳西族据说就是原先的吴人后代。据纳西族《木氏宗谱》记载,纳西族远古祖先前八代都娶吴女为妻。最近有朋友到云南丽江地区采访,据他说,那里少数民族的语言,仍操吴语而稍有变化,妇女服饰有的也与吴地相似。这位朋友在那儿还看到不少吴文化遗迹。还有一支航海技术熟练的吴地先民,则可能泛海奔走台湾和日本,至今日语与古吴语发音仍有其相近之处。巧得很。在东海彼岸的日本也有个“吴县”,位于日本本州岛西南部,属广岛,临濑户内海,是日本现在的大港——钢铁基地。

    另一支吴人则渡江北上,他们变渔耕生活为狩猎生活。这支吴人是十分剽悍的,因此北部先民就在“吴”字头上加上虎皮,写成“虞”字,“吴”人就成了“虞”人了。因此我常想“舜”的前面为什么要加上“虞”,而且在江南一带就有不少关于舜的故事和遗存。例如,在浙江就有上虞县,据说因舜居此避免尧的儿子丹朱而得名。在太湖边今有震泽县,震泽,古名雷泽。无锡的惠山古名历山。《史记》所称“舜耕历山,渔雷泽”,是否就在吴地,也值得考证。尧为什么要请舜治水,这与舜曾居山乡泽国也不无关系。又《风土记》中说舜曾在吴地江阴住过,这与舜曾在太湖流域居住过或活动过也许是分不开的。《史记·吴世家赞》就曾这样说过:“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电。”这支因避洪水而北上的吴先民,后来在中国北方成为一支极为强大的力量,虞舜还成了主宰中国的统治者。古时用图腾作为氏族的标志,虞舜及句吴都曾以鱼作为氏族的图腾,说明他们都是同一血统的氏族。都是黄帝的后人,黄帝因长于姬水而得姓。也有一种说法,黄帝是吴氏族之女吴枢所生,姬周是皇帝后人,由此肯定周族、吴族原本是亲族关系。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认为泰伯奔吴寻根问祖是有理由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史记》:“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这句话来分析。以前人有认为荆蛮所以“义之”,是由于吴泰伯凭借武力和周礼的道德力量,我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也太低估了当时“荆蛮”人的力量了。试想当时荆蛮人有“千余家”,“荆蛮”古吴人又刚强好斗。泰伯从中原千里迢迢而来,带得几个随从就可以镇服土著居民?至于“荆蛮”人如果是没有开化的土人,那么,什么“周礼”不“周礼”,对他们来说全是白搭,毫无用处,可以说是“对牛弹琴”了。在这种情况下,姬周来的两位贵公子不被杀害,那才是怪事哩!顺理成章的说法,当时吴地已有部落,已有酋长,而且也是懂得礼义的群体,当他们知道两公子不是带着武器来寻事的,而是怀着善意来寻根问祖,这样才会善意地接待姬周两公子,而且在以后相处中,这两位公子确实做到无保留地和他们交流生活、生产经验,又能谦虚礼让,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吴人才会“从而义之”,容纳他们为群体中的成员,进而拥立他们,这才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说泰伯、仲雍为了周的前途,顺从父意决定让位于其弟季历,但出奔何去何处,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这同样是关系到周的未来以及他弟兄俩命运的大事,而考虑问题的核心,无疑是既要有利于剪商兴周的大计,又要有利于他们能在很少阻力下而到达目的地以施展才干。基于此,笔者认为以下三点是他们所要想到的:第一,吴地对周来说是一块土地,也是殷商影响力薄弱的地方,能够抢先一步得到吴地,对周未来取得天下,是有战略意义的;其二。吴地洪水以后经过夏商两代休养生息,经济复苏,土地肥沃,是个大有开发前景的地方,有利他们未来事业的发展,以上二点显示他弟兄俩对故国关心的远大政治眼光。第三,东吴先民与周是同祖同根,自洪水以后与中原长期隔绝,他们以寻根问祖的名义来投奔东吴,估计不会受到敌视,容易为这个社会所容纳。后来事实的发展,果然也正是如此。

    (载《江南论坛》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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