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及伟

    文化是民族的根系，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特色，对于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自古以来，杭州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杭州2000多年漫长发展进程中，她的历史传统文化，不仅推进了城市的发展，而且赋予了这座名城以鲜明的历史文化特征。研究杭州的历史文化特征及其与新人文精神的关系。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推进新时期杭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迫切和重要的意义。

    一．新人文精神源于杭州的历史传统文化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不但铸就了杭州的千年文明，也成为塑造杭州新人文精神、推进大都市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新世纪发展中，杭州人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精致和谐的人文特色，弘扬大气开放的时代精神。”这是正确总结杭州的历史文化特征，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要求，对杭州新人文精神作出的科学结论。

    精致和谐，是杭州文化的优良传统，它不仅来源于“天工歼物”，所谓予杭州的自然山水之美，更承接着数千年人文历史所铸造而成的人文精神。

    我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三面云山一面城。一城山色半城湖，杭州的自然景观以精致和谐为特点，山水之间，湖、江、河之间，互相映衬，渐若天成。群山的天际曲线与西湖的波光水色，给人以和谐的感悟。西湖的柔和秀丽与钱塘江的波澜壮阔在反差中构成和谐的空间。雷峰塔与保俶塔南呼北应，跨湖相对，在对称中力求和谐的完美。奔腾的钱塘江畔侧立着巍峨的六和塔，在动与静的对立中追逐和谐的统一。山水在城市之中，城市在山水之间，每一处山水景观，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典故，每一处人文景观，又都坐落在美丽的山水之中，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精致和谐的文化景观。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雕上的“人、禽、兽三位一体”图案，非常明确地象征着人与万物和谐统一的人文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传统精神在古代杭州的生动写照。杭州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浑为一体，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从“保境安民”到“纳土归宋”是吴越国的基本国策，追求的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与统一。既敬仰岳飞、于谦的大义凛然，又推崇白居易、苏东坡的千古诗文，表达的是杭州对不同偶像的和谐崇拜。如此等等，杭州的先人们在天人合一的山水之间，寄托着和谐与共的理想与追求。千百年来，和谐的自然孕育了和谐的文化，和谐的文化又创造了和谐的自然。如此交替推进，构成了杭州历史文化精致和谐的特征。

    这种崇尚精致和谐的精神，历数千年而不失。不仅体现在千余年历史积累而成的杭州城市文化建设中，更体现在多数杭州人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中。这种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致和谐，是杭州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更是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最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大气开放，是21世纪全球化发展趋势所提出的时代要求，也是我们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但就杭州而言，它同样是我们历史文化传统的发扬，是杭州历史文化开放性、包容性特征的时代体现。

    开放，是杭州历史文化的特色，更是千余年来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杭州的城市发展，始于2000多年前秦国开始设置的钱唐县，然其时的钱唐县还只是一个三面环山、江南临水的山中小县，隋开皇年间改钱唐郡为杭州，开始营建城垣，后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使杭州成为贯串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的终点，杭州由此改变了山中小县的地位。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介两浙之间的要地，走上大都市的发展历程。五代时，吴越国定都杭州。吴越国王钱谬政治上反对闭门为天子。公元895年二月，董昌在越州自称皇帝，钱谬劝他“与其闭门为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为节度使，终身富贵？”他不但自己一生如此，临死前还嘱咐继承人元瓘要“善事中国（指北方朝廷），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钱镠反对闭门称帝，这种明智的战略，在唐末群雄割据的情况下是难得的，也为杭州开放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很好政治基础。钱谬及其继承人根据吴越国的国情，实行了“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使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以和平发展，并对战祸连年的北方地区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同时，吴越还相当重视对外开放。为开拓海上通道，公元918年，钱镠组织一批石工凿平钱塘江航道上的巨大暗礁“罗刹石”，拓宽了航道，使海运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开拓去中原的海运，船舶从杭州启碇，到山东蓬莱靠岸，转道去中原朝廷和北方城市。钱谬在北方沿海州城设置“两浙博易务”，自立刑禁，维护贸易权益。另一方面频繁和海外诸国交往，与日本、朝鲜、印度、伊朗等都有贸易和文化交流。对内、对外开放使杭州的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赶上和超过了浙东、浙西和苏南的其他城市，成为全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室南渡后，正式定都杭州，杭州成为南宋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随之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使杭州的人口急剧增加，达到创记录的120万人，成为真正的移民城市。在北方移民中，除了有皇室、贵族、官宦、富绅外，还有大批文人学士和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不但促进了杭州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使杭州传统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开放性对杭州历史文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使杭州的历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拥有了自由的空间，并保持着恒久的活力。

    大气，是杭州自古以来的传统，隋代杨素始建杭州城后，城市建设的大手笔，始自于吴越国的钱镠。公元887年钱镠任杭州刺史，就开始着手杭州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公元890年闰八月开始筑夹城。在隋城基础上，从钱塘北岸，环包家山，洎泰望山，穿村架险，建筑一道50多里的新夹城。公元893年闰五月，钱谬带领十三都兵，征集民夫20余万筑罗城（又称新城）约70里，大大开拓了杭州城范围，相当于现在南到六和塔，东到候潮门至艮山门一线，北到武林门，西到涌金门和清波门一带。公元910年，钱缪命七子钱元监工筑子城（又称王城），大兴土木营造地上天宫，使杭州成为“东南形胜第一州”。为制服钱塘江江潮泛滥，保护杭州城郭，围垦江堡良田，公元910年8月，钱谬修筑捍海塘，从六和塔筑到艮山门，外加土塘，内筑石堤，长338593丈，耗资一亿一千万钱。据史书记载，“筑塘以石，自吴越始”。净慈寺、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都是吴越国时期始建的，虽历经千年仍不失为大气之作。

    大气还表现在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上。从吴越起，杭州对全国所形成的兼收并蓄的开放格局，必然使其时的杭州文化形态表现为多元化。这种文化形态的长期存在，也必然使杭州的历史文化带有强烈的包容性特征。吴越在开国之时钱镠就十分重视广开才路，为了网罗人才还派画工数十人住在淞江，凡北方过居到南方来的人，画其容貌，选择清俊的加以任用，所以当时吴越国人才济济。吸纳天下英才，包容多元化，有力地推动了吴越经济文化的发展。史称“钱塘富庶，胜于东南”。

    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精致和谐、大气开放，是在总结了杭州历史文化特色基础上，采取“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扬弃态度，赋予了新时代精神和意义。这样，我们才能使古老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充满生机活力的时代精神完美结合，塑造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新人文精神。

    二．弘扬人文精神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1、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倡导民主、科学的人文精神和新思想、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在新时期，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社会实践，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引发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进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说到底，人文精神是人类为实现历史和现实的解放而在心灵深处提前进行的内部操演。其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

    2、有利于培育创业精神

    弘扬人文精神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创业。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人文精神是构成一个城市软环境的重要方面。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就创业环境而言，如果不注重人文建设，发展就没有后劲。倡导杭州新人文精神，有利于使政府机关以大气开放的姿态树立亲民、亲商的服务观念，自觉约束自由裁量权。淡化行使权力者的个人行为，尊重创业者自由创业的意志，支持和拓展创业自由度。这些自由度包括人才、劳动力的流动自身，和经营、融资、择业、转产等的扩张自由度。尤其是为创业发展服务的各职能部门，以精致的传统体现优质服务，以大气的观念实现创新服务，根据企业发展的要求，扩大延伸服务范围，吸引各方志士来杭投资创业。二是有利于培育促进创业的机遇意识。弘扬新人文精神，坚持大气开放的时代要求，就能使我们眼界开阔、胸襟开阔，自觉地吸纳新的信息，吸取新鲜经验，克服旧有格局、传统习惯束缚的思维定势，保持思想的敏锐性。从而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最新态势，增强机遇意识，发现和捕捉创业机遇。三是有利于构建推动创业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关注人的发展与进步是人文精神的本质要求。一方面要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严格制约监督。另一方面，也需要倡导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以此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此这就要求建立一套相应的激励机制，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形式，从正面鼓励为创业服务成绩突出的政府工作人员，充分发挥他们为创业发展提供最佳服务的主观能动性。对创业者来说，除了争取享受优惠政策以外，关键还在于构建一套激励机制培育激发内在的创业精神，使人和各种生产要素活跃起来，在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同时，使资金、信息、人才、技术得到合理流动，优化组合。

    3、有利于形成城市核心竞争力

    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由此而提炼的杭州新人文精神是杭州具有的独特优势。而被李岚清副总理誉为“硅谷天堂”的杭州则表明了这座城市所具有的发展高新技术的独特的环境优势。因此，根据杭州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发展趋势，我们可以把杭州的城市核心竞争力基本定位于“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信息生物医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成长力”。之所以要把人文精神强调到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地位，是因为最终决定一个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就在于它的人文精神。以精神论输赢，以道德比高下，以文化求成败，这将是城市发展和竞争的最终选择。

    4、有利于促进文化经济的发展

    弘扬人文精神对于文化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人文精神能够直接作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升华人们的灵魂，改造人们的观念，塑造人们的形象，支配人们的行为。因此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在经济生活中“感化”人。人文精神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资源，一种智力资源。二是人文精神作为一般文化的凝练和提升，必然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具有指导性功能。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文化产品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灵魂的文化产品是不能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是没有生命力的。三是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产品中注入人文精神，必然产生高附加值。而且随着文化经济的发展，人文精神附加值在产品价值中占有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5、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

    弘扬新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本，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发展人。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因此弘扬人文精神便成为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弘扬新人文精神应注意处理好几种关系

    根据杭州目前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对弘扬新人文精神应当注意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1、政府的倡导与民间的努力相统一，共同铸造和弘扬新人文精神。对于一个城市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既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精神共识和凝聚力，使人文精神真正成为全市市民的共同意志，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企业的产品中要突出人文精神的附加值，在城市的规划中要强调功能型向人文型的转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倡导用人精神规范自己的意识和行为。因此，有必要在全市市民中开展一场倡导杭州新人文精神为主线的大讨论，把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内化为全市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同时要动员全市作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创造一批以反映杭州人文精神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为主要内容的精品力作，在全市人民中广泛宣传。使之对人文精神的关注、思考、研究从领导层、学术圈走向人民群众之中，从而激发全市人民中蕴含的顽强的奋斗精神，形成推进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发展战略实施的共同力量。

    2、自然科学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相统一。20世纪，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人类重视科学技术教育的伟大成果。然而由于重理工、轻人文的片面认识，导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游离。江泽民同志在强调哲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著名论断，是社会历史发展经验的总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为了促进和实现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必须同样重视社会科学的发展。以科学的全面繁荣来带动人文精神的培育。

    3、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相统一，丰富和拓展人文精神含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杭州这样的名城，汇集了江、河、湖、山、泉、洞、江南园林、名人故居、宗教建筑、皇城遗址；岳飞、于谦、秋瑾的壮烈事迹；白居易、苏东坡、康有为的千古诗文，融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为一体，从而孕育了千百年的城市人文精神。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必须面对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好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二者关系。

    一是政府保护与民间积极性相结合，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调动民间和私人的积极性。二是保护和利用相结合。保护不意味着将其封闭，而应敞开大门，使之成为人们了解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窗口，从而更多地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三是保护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四是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保护文化遗产不排斥对其合理利用，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不仅能在积极保护中呈现原已蕴含在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而且能在合理开发中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人文精神的含量。

    4、继承传统文化与弘扬革命文化相统一，在新人文精神中赋予革命英雄主义品格。传统文化更多的是指由杭州的山水文化与人文历史融和而成的历史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则是由共产党人浴血奋斗创造的革命历史及其内含的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和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在杭州的土地上曾经孕育了一大批革命志士，有第一个在杭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徐梅坤，有在中国现代农民革命中第一个倒下去的英勇无畏的斗士，衙前农民运动的农民领袖李成虎，有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曾在浙江省第一师范校任教的陈望道。有协助陈独秀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的创始人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10余位杭州革命者。有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中慷慨就义的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徐英、卓兰芳、罗学瓒及14位省委常委，32位地县委书记。他们在狱中英勇顽强的斗争留下的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曾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为杭州的解放前赴后继。省委常委、共青团省委书记裘古怀在临刑前写下了豪言壮语：“胜利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们！”如此震撼心灵的英雄气概是革命先烈崇高精神的写照。这些也正是今天在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伟大征程中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在新人文精神中赋予革命英雄主义品格，将会更加激励今天的杭州人民顽强的拼搏精神和蓬勃的创造精神，为未来杭州的发展无私奉献自己。因此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高度关注弘扬革命文化。

    （载《江南论坛》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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