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湖水系灌溉、滋养的太湖地区古代农业社会，是和中国立国之本的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农业，是中国传统文明赖以生存、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太湖地区正是由于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农业为基础发展经济，从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使本地区的商业、手工业和近现代的工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来源的重要基地之一。这一特点，可以说是太湖流域历史发展的第二个特点。
太湖流域是我国最古老的农业文化遗址中的一个。太湖的三岛（属吴县）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工具距今有一万多年。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嘉兴市马家浜、青浦县崧泽、桐乡县罗家角和吴县草鞋山的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6000年）遗址中发现的籼、粳稻谷，证明太湖地区是我国古代栽培稻谷的重要地区。晚于马家浜文化的良渚文化（距今约4000～5000年），其地域在太湖地区分布十分广泛，已进入犁耕农业的时代。春秋时代的吴越两国，水稻种植业有所发展，经济作物有麻葛，还种桑养蚕和养殖禽畜。其时太湖地区有“稻田三百顷，……肥饶水饱”。吴越争霸，是两国以一定的农业发展为基础而成为经济上的强国，进而争夺政治地位的结果。秦汉的统一，使荆蛮、於越等族与华夏族逐步融合为汉族。东汉时，农业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已形成。东汉末年，北中国人民避乱南下。三国时吴国在毗陵（今武进）开辟吴国最大的民屯区，又在吴郡、海昌（今嘉兴）屯田，经济发展厚实，因此，吴人自诩：“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太湖地区已成为新兴的农业区。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272年问（317～589），是太湖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期太湖流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由政治中心的南移使三吴地区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由于作为南朝统治支柱的世家大族的形成而成长起来的庄园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太湖地区农业经济的增长。当时太湖流域已从火耕水耨逐步转入精耕细作，生产力有所提高，地区经济实力相当雄厚，可与北方的经济区媲美。这表明由社会危机引发的政治中心和人口向南方自然条件好的地区的迁移，会直接影响并带动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的变迁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多次被证明了的。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地处江南的太湖地区的经济，也因隋代修建大运河而得到发展。唐代统治者白开元元年（713）筑捍海塘，起自杭州盐官，抵吴淞江，长130里，这对发展农业、重工业，促进城镇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开创于东晋南朝，发展于唐代中期，完善于晚唐吴越的塘浦圩田制，依靠海塘和湖堤的修筑而得以巩固和完善。唐和五代的吴越在太湖地区修筑的大小墉浦有260多条，对沿岸圩田的排灌和运输都起了重要作用。唐代在太湖地区进行的农田水利建设有20多处，有力地促进了太湖地区的农业发展。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百业俱兴，经济繁荣。当时，韩愈就指出：“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白居易也说：“当今国用，分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可见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全国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政治因素和自然条件的结合，吴越王钱谬统治了太湖地区，他在唐代的基础上，对农田水利建设相当重视，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前代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农业生产的休养生息，推行了奖励农桑的政策，甚至具体到推广以河泥、湖草作为农田桑园肥料的措施（沿用几百年的太湖地区这一传统的积肥方法，却在现代因为广泛使用化肥而被废弃，并因此加快了河、湖的淤塞和土地的板结）。正是由于王钱缪方针正确，措施得力，吴越国时期的太湖地区因而“桑麻蔽野”，“岁常丰稔”。与此同时，手工业、商业、交通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吴越国因而成为五代十国全国大动乱中的一片绿洲，一个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国。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即使在大的社会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局部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正确的政策，得力得法的措施，也可能形成良好的小气候，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自然的恩赐，人类的创造，历史的积累，使太湖地区成为宋代的粮仓，每年上运的漕粮达600万石至800万石。“国之根本，仰给东南”，而吴中又为东南根基。但北宋由于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宋金战争的频繁对国用军粮的大量需要，导致围湖垦田、废湖造田等情况不断出现。加上塘浦失修，水旱灾害严重，基础很好的太湖地区经济又因此受到破坏。盲目围湖之风自北宋中期已见抬头。宋室南迁以后随着一批强宗巨族南迁，围湖日趋频繁，“隆兴、乾道之后，强宗大族，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以至“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结果是破坏了已有很好基础的农业经济。这说明人类既能在合理利用太湖自然条件的前提下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因为一味追求功利的盲目性而破坏了自己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经济基础。这种反弹的力量会迫使人类收敛自己的放纵性。在灾害频仍、荒欠连年，而直接影响到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时，宋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发布命令禁止围垦。从公元1158年到1184年之间，禁围诏令先后颁布过五、六次之多。1183年，甚至在每一围垦区设置刻有禁令的石碑。但围田者大都是“形势之家”（大地主），“其语言气力足以凌驾官府，而在位者每重举事而乐因循，故上下相蒙，恬不为怪。”统治势力为私利而损害社会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肆无忌惮地破坏人和自然的平衡与和谐，这是太湖流域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它又会激化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商品经济并不断得到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太湖地区由于具备了良好的天时地利条件，加上人民的辛勤劳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因而成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较早、发展程度也较高的地区之一。无锡曾是我国四大米市之一。著名的漕运将江南的赋税和粮食运往北方。松江是当时全国棉纺业的中心，有“衣被天下”之称。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规定夏税以布、绢、丝、棉交纳，说明棉、布可以作为商品交换。农副产品增加，可以作为手工业原料，因而又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元代欧、亚、非大陆交通发达，便于出口，也促进了农副产品向商品化方向发展。明代的经济作物和果木生产在元代基础上大有发展。上海、太仓、嘉定等地棉花种植广泛。与粳稻相等，“当不止百万亩”。嘉定、太仓等地都是三分稻、七分棉。吴中地区形成了大型的棉花市场，“陈花（棉花）富户积如山”，福建等地的商人都来大批采购棉花。种桑养蚕的发展导致缫丝织绢专业户的出现。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流通，推动了集镇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市镇，如吴江县的盛泽、震泽、梅堰，吴兴县的南浔、双林、菱湖，桐乡县的乌镇、濮院，嘉兴县的王江泾等，它们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万历年间，苏州、常州、松江等纺织业发达的城市，已有“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初级的雇佣关系。农业生产的专业分工导致多余的农产品必须投放市场，因此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开始征收商税。宣德四年（1429）又在运河沿线的杭州、嘉兴、苏州、常州、镇江等地设置钞关，征收关税。运河线上的钞关占全国钞关总数三分之一，这是太湖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
在封建社会里，经济的发展导致的后果是社会的失衡和分配的失均，从而催发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着农产品的商品化，也刺激着官僚、地主加紧掠夺与兼并土地，造成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太湖流域土地肥沃，土地集中的现象非常明显。苏州王永康有田3000多亩，这算是少的。松江华亭人大官僚徐阶有田24万亩，董其昌有田100多万亩，江阴梧塍徐霞客的祖上曾有田10万亩。封建农业社会土地集中化的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激化，“上农累资巨万，次农自足产业，下农无寸土一椽，全仰给于人。”顾炎武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佃作者十九。”一边是土地集中，另一边是租税特重。如，苏州一府担负着全国田赋的十分之一，比一般田赋高8倍。太湖流域的私租也在每亩一石左右。许多农民穷到今日完租明日乞贷的地步，致使农民卖儿鬻女，弃地逃亡。明英宗时，松江府荒田已达4700余顷。太湖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引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明代许多带政治斗争性质的运动，不是发生在其他地区，而发生在太湖地区，不是偶然的。如，东林党运动、苏州市民反税使斗争、太湖佃农的抗租斗争等，就是这些矛盾积淀的结果。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在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中，太湖流域的社会经济在二百多年间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历史的顿挫。明清转迭的民族矛盾导致清初社会经济的残破，繁华的江南处于“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的惨境。为了复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清统治者也不得不采取某些缓和政策和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如减免赋税，移北流民充实江南等。在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逐步松弛了清初的海禁。国外的玉米、甘薯、马铃薯先后传人太湖地区，丰富了江南地区原以稻米为主的饮食结构，充分利用了旱地、高亢地和山丘坡地等土地资源。在江南纺织业发展的趋势下，康熙五十一年（1712）废除了对机房织机数目的限制（原定每个纺房织机不得超过百张），并减轻了税额。太湖的基础农业在这个大背景下因一系列农业政策的实施而有了较大的发展。吴江、昆山、无锡的粮亩产量在14世纪中叶的明代为3～3．15石，清代迅速上升到4．5～6石。农业产品丰富导致农产品的商品化，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允许漕运船携带商人、货物，这对沟通南北物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式开放海禁，允许沿海港口对外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商业农业及其他各业的发展。
自鸦片战争以后，太湖流域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急骤加速了这一过程。屈辱的《马关条约》除强迫中国割地赔款外，还强制将苏州、杭州立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从上海驰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日本人还可以在中国口岸从事各项工艺制造、装运机器进口，并享受各种优惠条件。以太湖流域为主的长江三角洲成为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侵略中国的核心地带，相应地也带来了这一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上海成为列强侵华的据点，带动了苏、锡等地工商业的发展。清末民初，无锡成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摇篮，有“小上海”之称。无锡荣家代表的近代工业的发展及其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一个典型。解放后，太湖地区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太湖地区不仅成为我国农业的精华所在，也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它以不到全国土地面积的0．4％，人口的3％，上缴的税利则占全国的1／3，在全国的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这其间也有曲折和教训，急功近利，贪大求快，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冲撞客观规律，导致“大跃进”的失策，紧接着又是“文革”带来的灾难，都曾给太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失。党和政府总结了历史的教训，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太湖流域经济重新腾飞。集体的智慧和雄厚的实力，使太湖地区的人民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乡镇工业，促进了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体制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找到了一条农民致富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确道路。矛盾是对立统一的，有正必有反。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人们眼光的短浅，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等负面效应，这是可持续发展中必须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同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直接关联的，是太湖地区人口与劳动力发展的状况和特点，它直接影响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人口与密度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口有两重性，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并非完全“人多是好事”。太湖地区人口增长与集聚的过程，以事实印证了这些道理。太湖地区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90年代初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1000人。太湖地区人口的增长过程，是同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迁移，同江南地区的开发与经济重心南移，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兴起密切联系的。建国以后，由于1956年前社会发展较稳定，加上认为“人多是好事”的片面认识和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建议的错误批判，造成这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的高峰，人口出生率高达30％～50％。现在虽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密集的太湖地区人口还将进一步增加，仍处在快速的集聚过程之中。（估计）2000年本地区人口将达到3600万至3800万，即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4000人至15800人，这还不包括因改革开放带来的潜在人口移动增长即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流入。人口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涉及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对人口密度超值的太湖地区来说，要求我们必须一面严格控制人口，一面还要不断加强智力开发，提高劳动力素质，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业部分转移。同时大力发展有助于人与自然平衡的生态农业，不断向经济的深度与广度进军，使有限的土地容纳较多的劳动力，以解决太湖地区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必须持之以恒才能解决的问题。
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在古代，“有土始有财”；在现代，土地是农业和各项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资源。太湖流域所以能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就是因为这里肥沃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淡水资源构成了黄金组合，人类才因此有了以劳动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就是以土地为依托，农业才得以稳定发展。几千年来太湖流域的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开发水利，开垦土地而造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太湖地区的土地开发，是在向水争地和让地于水的矛盾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有时为了多得到粮食之利而围湖造田，有时又因为旱涝灾害造成的“得不偿失而不得不让地于水”。太湖流域是富饶的，但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而人口又占全国人口的4％左右，本来人多地少的矛盾就十分突出。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土地的主要功能是耕种。而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则导致土地利用的多样化，工厂、交通、旅游设施（如无锡的三国城、唐城、水浒城、欧洲城等）都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历史上的太湖地区，就是在占田和让田的不断起伏中解决人与地、人与水的矛盾的。近现代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而导致的耕地面积的减少，实际是人对自己生存资源的自我破坏。不要说房地产的开发和各种基建的占地，即使毁田取土、卖土烧砖，都是对人类生存之本的毁灭性的蚕食。这将直接影响太湖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而且还将贻害子孙后代。据专家预测，1984～2000年，太湖地区还可以扩大耕地面积约10万亩，但同期减少耕地可能达到275～310万亩，地球是不会长大的。太湖流域的土地资源是个定数。历史上太湖地区的土地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现代的土地问题的因素则变得多元复杂了。因此，强化土地管理，严格控制用地指标，切实保护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的母体——土地是刻不容缓的。现代农业文明是必然要以科技为推动力而发展的。但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能忘记，没有以土地为物质基础的农业文明，也就没有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追溯太湖流域发展的历史轨迹时，现代人不应忘记先人走过的路。
（载《江南论坛》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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