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瑛

    最近，《江南论坛》杂志社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暨《江南》杂志创刊55周年，特邀请当年参与《江南》半月刊、《大众报》和《东进报》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一些老同志举行座谈会，这是一个回顾历史、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的好举措。作为当事人，我应邀参加了这次有意义的盛会，不由触景生情，半个世纪前的战斗岁月又历历在目，令人终身难忘。1940年4月，谭震林（化名林俊）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亲自指挥江南抗日义勇军（江南抗日救国军的前身）积极向东挺进，并迅速打开了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抗战的局面。5月初，中共东路特委为了加强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和管理，在常熟董浜镇成立了江南社，统一编辑出版发行《江南》半月刊和《大众报》。9月，谭震林同志又挥师西进开辟了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东路特委决定从苏常太地区调大批地方干部，由特委委员吴达人（顾准）率领，随军西进，并抽调了《大众报》的编辑林子平（徐庆云）和刻印工周汶随同前往办《电讯报》。以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及时报道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动员澄锡虞地区的民众迅速积极地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不久，特委又派顾克如（谢胥浦）来负责《电讯报》的出版工作。11月间，鉴于澄锡虞地区抗日形势飞速发展的需要，东路特委决定成立东进社，增加办报力量，将油印的《电讯报》改办为铅印的《东进报》（地方版）。

    顾克如原在上海主编过《职业生活》，经组织同意，他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到上海浦东大楼中华第四职业补习夜校（简称“四补校”）来动员一些进步青年去澄锡虞地区参加办报工作，“四补校”先后去澄锡虞地区参加办报的有夏公然、欧阳茂权（罗克）、冯双兰、黄月晶和我。记得是在1941年1月初，我从上海来到了无锡锡北地区的黄土塘一带。当年，这里是澄锡虞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抗日的党、政、军单位和领导都在这一带活动。到根据地后，我就被分配到东进社，担任《东进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当年我是个才16岁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从无办报经验，因此一切都感到新鲜，热情也极高。

    《东进报》有两份，一份是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后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师十八旅）政治部办的部队版《东进报》，另一份就是我们东进社办的地方版《东进报》。《东进报》（地方版）是八开两张的铅印小报，但由于当时报社随部队和地方机关一起行动，加上敌后游击环境的不稳定，移动频繁，报纸的出版工作也常受影响。因此，《东进报》的出版时间和印数是不稳定的，有时会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增减版面。《东进报》的版面，除国内外的一些重要新闻刊发在头版头条外，版面基本上是固定的。第一版主要是地方新闻；第二版是社论和国内外新闻，主要栏目有社论和国际简讯等；第三版是评论和专题报道，主要栏目有地方通讯和速写等；第四版是副刊。副刊有两个，轮流刊出，一个是“原野”，主要刊登小说、散文、故事等；一个是“大众戏剧”，由江南大众剧团编导部主编，栏目有戏剧信箱、演剧漫谈、剧讯等。

    我们东进社虽有一个印刷所，但仅有一架圆盘机和24盘铅字，标题字也仅有黑体和仿宋两种，如要排大标题，就需刻写人员临时手刻。这个印刷所原是国民党江阴县党部所办，设在江阴周庄镇乡下。在我军打开了澄锡虞地区的局面后，经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副司令何克希同意，祝塘办事处副主任于玲通过她的社会关系，将这个印刷所连人带机器全部争取过来，先由指挥部政治部领导，印刷部队版《东进报》和部队编印的一些教材书籍，后划归东进社领导，专门印刷地方版的《东进报》。印刷所的负责人是周汶。

    我到东进社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前方新四军部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敌后的斗争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坚持办报，我们东进社十来个人只得将所有的印刷器具分装成几副担子，随部队一起行动。那时办报的条件可差了。收抄电讯主要是靠全社惟一的那台破收音机，为了能清晰地抄收到延安和莫斯科的新闻，搞电讯的同志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同样，在生活条件上也十分艰苦，由于我们是随军生活，有时一天中就要转移几个地方，所到之处都是睡稻草铺。临时借用的睡被，又破又脏。这样没过多久，我们就染上了白蚤，身上长满了疙瘩。我们还美其名为“革命虫”、“革命疮”。大家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行军如遇晴天还可以，但要碰上雨雪天气，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记得有一次大雪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挑了担走在泥泞小道上，一走一扭，接连摔跌了十多次，在过小桥时，还两次滑跌到河里。那天大家满身都沾满了泥水，被寒风一吹，冻得直嗦嗦发抖。但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我们仍苦中有“乐”，坚持办报。我想，当时如没有那种为革命甘愿经受考验的自觉性，我们是坚持不下来的。

    《东进报》的出版工作，一直得到中共东路特委、江南抗日救国军以及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报纸的稿件一般都要经过东路特委委员、中共澄锡虞工委书记吴达人同志审阅后才能付印。吴达人的工作十分繁忙，经常要忙到深夜，但他对送去的稿子都及时逐篇审阅、亲笔修改，有时根据报道内容还亲自动手写些短评。谭震林同志对办报工作也非常重视，有些前方重要的战报以及上级发来的电报，凡是可以见报的，他都及时批转给我们发表。如1941年1月31日，新四军在锡澄路江阴青阳的桐岐战斗中全歼日军30余人，这是“皖南事变”后我军在江南全歼整股敌军的首次战绩，为此陈毅代军长特致电嘉勉。谭震林同志即将此电文批转《东进报》，于1941年2月11日的一版刊登，支持了报纸的新闻报道工作。当时，我曾接触过谭震林同志的手稿，其中有些写不出来的字，他就以圈圈来代替，可见他刻苦学习的作风。

    为了进一步办好《东进报》，1941年2月18日中共东路特委又从江南社抽调了肖湘、李浩澧、陈春等一批领导和工作能力较强的同志到东进社工作。肖湘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曾任《大众报》主编。李浩澧曾在上海编过《青年知识》杂志。他们到东进社后，对《东进报》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加强，报纸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3月，中共东路特委改组，吴仲超（吴铿）任特委书记，吴达人、何克希等人为委员。下旬，江南社随东路特委机关从常熟东塘市西移到锡北地区。这时，我们在澄锡虞地区办报刊的力量已较强，为了适应根据地建设的新形势，进一步扩大抗日报刊的影响，我们还在各县设立了办事处，由报社分驻各县的记者任主任，统一负责采编和发行工作等。当时我被分配在沙洲县负责办事处工作，办事处就设在后塍镇上，江南社还在那里开设了江南书店，专门出售《江南》半月刊和一些进步的书刊，在苏南根据地开设书店，这是第一家，影响很大，为此我曾作过专门报道。

    锡北本是澄锡虞的中心地区，比较安全，但敌后的斗争形势风云变幻，事态的发展往往非始料所及。4月30日上午，驻扎在锡北江阴长泾一带的江南社印刷厂突遭敌人奔袭，结果机器被毁，铅字被倒入河滩的淤泥中，排字工人宗励也被抓走并遭杀害。江南社《江南》半月刊和《大众报》的出版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紧急情况下，特委即派陆震、田朝沂、周复生、任凤栖等同志到东进社，借助东进社印刷所临时出版《江南》半月刊和《大众报》。6月，特委决定将江南社和东进社合并，停出《东进报》，恢复《江南》半月刊和《大众报》正常的出版工作。东进社社长顾克如调任中共锡北县委书记，肖湘和陈春等到新四军第六师八旅的东进社工作，我和林子平、夏公然、李浩澧、欧阳茂权等则调到江南社，参加《江南》半月刊和《大众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7月，天气越来越闷热，形势也越来越紧张。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办报刊，另一方面还要抓紧做好反“清乡”斗争的各种准备工作。不久，日伪先后在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在恶劣的形势下，《江南》半月刊和《大众报》被迫先后停刊，组织上决定江南社成员分批疏散转移，我和吴宝康、李浩澧、蔡修本等人，奉命随部队转移到澄西西石桥一带，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吴宝康任社长。临行前，我将锡北办事处所存的一批《江南》半月刊、《大众报》和其他书刊装箱，埋藏在一个小村的土坑内。当时，我想今后总会有一天再来取的，可惜以后却再也没有机会去过那个村庄，以至成为一大遗憾。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战斗在江南社和东进社，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作出贡献的同志，如今有的是白发苍苍，年逾古稀；有的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致意和深切的怀念，他们的名字和业绩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载《江南论坛》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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