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我在《资江农民报》当记者。三月初，在邵阳县志木乡采访中，有天晚上十点左右，在乡政府偶然见到了快板书《汪精卫是个大汉奸》的手抄本。这显然是抗战时期的演唱资料。我顾不得打听它的作者和保存者是谁，就饶有兴致地阅读起来。近三百行快板，文笔并不怎样，但概括了汪精卫从投敌到死于日本的全过程。快板搅乱了我的睡眠。一九四五年初夏，参加雪峰山会战的一支日寇部队，从隆回途经我们洞口赴黔阳时，沿途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把我家赖以为生的两头各百余斤的肥猪宰掉带走，母亲号啕痛哭和伯父被鬼子打成重伤的凄惨情景，历历在目，使我无法入睡。不知是受到哪一根脑神经的支配，突然想到要写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长篇小说。
我有这份能耐吗？尽管我当时是新闻记者，但毕竟是个只进了六年学校，初涉世事的青年，一棵墙上的芦苇。实在是自不量力。
人是要有信念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信念始终是促人迎难前进的动力。我想到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傅，因自学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奠基者的高尔基。我虽不肖，但愿意学；也懂得蜜蜂为了酿造一公斤蜂蜜，需要采集五万朵花的道理，愿以此自勉。我暗暗为自己立了座右铭：写作这部小说之前，应当是精通这段历史的史学家；一旦动笔，应当是能够用生动的文艺笔触，再现这段历史的文学家。我默默地朝着这个目标，迈出艰难的步伐。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几乎把一分钟劈成几瓣用。我一边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历史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一边在自学大学中文系、新闻系课程的同时，阅读了各种版本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阅读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古典的、各个流派的小说代表作，并练笔写小说和散文。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认识的提高，视野的扩展，进一步懂得中国的贫困和落后，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总根源，而近现代累遭侵略，又使中国在贫困和落后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也就越发被动挨打这一道理。如果能够把这部小说写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藉以激励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同心协力使祖国繁荣富强，不再受人欺凌侵夺，确有其重要意义。写作的目的更明确，战胜困难的信心更足了，不论是在《资江农民报》当记者，还是一九五六年后在《共产党员》杂志社当编辑，不管工作怎么忙，即使晚上少睡眠两三个小时，自学、写作和搜集整理资料，绝不能停止。经过六年的努力，搜集了近二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发表了小说散文和民间文学作品三十余万字。虽然写得不理想，但在文学创作上迈出了第一步。我想，这样坚持下去，再有十年积累，就可以写计划中的题材。
但是，世间的事情往往有悖人意。一九六二年，我因在“反右倾”中受到错误处理，下放到一个国管农场工作。从此，写作和搜集资料基本上中断。但写作这部小说的信念没有泯灭，学习没有放松。在农场十六年，我两次通读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反复阅读从长沙带去的有关抗日战争的书籍，读了当时能够借到或买到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仍在默默地准备着。三十多年来，不论人生旅途上的顺与逆，总觉得有个激奋的声音在呼唤着我。若不写出这部著作，就无法对得起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民族尊严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那段悲壮的历史，也无法结束我的生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人们带来了明媚的春天。一九七九年春，我与一批五十年代在写作上崭露头角，而又受到这样那样挫折的中年人一道，同时被前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同志指名调来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这为我完成多年的夙愿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我才真正开始广泛搜集资料和缜密思考写作计划。如果《汪精卫》能够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点地位，首先应归功于伟大的党的三中全会，首先应感谢胡真同志。这里顺便说一句，湖南的出版事业能够出现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与胡真同志的慧眼识珠，一批中年骨干编辑归队密切相关。
《汪精卫》的涉及面相当大。中国的抗日战争、重庆和南京两个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涉笔范畴。必须再现的将军级以上的历史人物，就有二百余人，比《水浒》梁山一百零八将还多。涉及面大，写作的难度也大。我越学习，越感到自己远远没有达到自立的那个座右铭的要求，不论史学根底和文学根底都很浅薄。从主观愿望说，真想再积累八年十年。但是，耽误了那么多年的好时光，年岁不饶人，大有老之将至的紧迫感，又感到非动笔不可。想到这部著作的卷帙浩繁，写成非一朝一夕之功，征得组织上的同意，于一九八六年一月提前退休。
现在，这部二百三十余万言的五卷历史小说，终于完成了。限于知识和水平，没能达到预定的写作目的。尽管前三卷陆续问世后，得到国内文学界、评论界和日本作家一柳胜之先生的好评，但我有自知之明，它不是成功的传世之作，只不过在百花园地里植上一株无名小花，虽说不香不美，也算是填补了一小块空白。
我写得很苦，也很甜。苦，因为劳累。几年来，我没有很好休息过一天，即使不动笔，脑子还在苦思冥想，感到活得很沉重。甜，因为自若。当我无拘束地把自己的感情赤裸出来，把自己的血放出来的时候，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欣慰，又感到活得很潇洒。
写完第五卷最后一句话，我放下笔，嘘口气，涌上心头的是对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谢中一同志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的关心和支持。那年，中一同志主编通俗文学丛书，出版了我的短篇集《贺龙的传说》之后，又约我写个中篇。为了说明我不能从命，在复信中向他透露了正在着手写这部著作的计划。半月后，意外地收到他寄来已盖上该社鲜红印章的约稿合同。正是这纸合同，给予我以鞭策和力量。能够满腔热情地给一件新事物的崭露提供机遇，是一种难得的美德。
生理上的青年人的优势和特点，已悄悄地从我身上消逝，但觉得我的心理结构还年轻。年轻的标志之一，仍然对周围的一切为之激动，为之颤栗，为之牵肠挂肚。我想，如果对生活无动于衷，水波不兴，那就的确老了。心老才是真老。
诗人歌德说过：“人到老年，应该比年轻时候做得更多些。”作家罗曼.罗兰也说过：“人生是艰苦的，对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了的斗争。”虽然我说不上什么雄心壮志，但愿意用先哲们的名言来自勉。我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己生活中的需要，并从中寻找到人生的乐趣。我将以古人说的“第一等襟抱，第一等知识，方有第一等真诗”来鞭策自己，孜孜不倦继续学习和写下去，把想得最多最深的东西，都直率地写出来，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和人生。我不在乎今人怎样评说，所考虑的是对后人负责，对历史负责。
这些，就是我今后的追求。
作者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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