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好写字，每每看到自己的“瘦金体”，会禁不住沾沾自喜。《书史会要》对他的字评价甚高：“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他在绘画上的造诣更佳，精工细作，栩栩如生。据说他画鸟雀，常用生漆点睛，睛目如小豆般的凸出在纸绢之上，灵动非常，跃然纸上。他有一幅《芙蓉锦鸡图》，花枝和禽鸟动态十足，锦鸡把芙蓉压得很低，锦鸡在注意着翻飞的蝴蝶，三者如同对话，可爱异常。宋徽宗对画的细节非常注意，所以也容不得别人有半点差错。据闻一次宣和殿前的荔枝结了果，孔雀在树下啄食落下的荔枝。赵佶心血来潮，命画师们画一幅荔枝孔雀图给他评赏。他看完画师的作品后不满地说：“你们虽画得不错，可惜都画错了，孔雀上土堆，往往是先举左脚，而你们却画成了先抬右脚。”起初画师们不信，反复观察后，果如赵佶所言。
可以说，徽宗是个文艺大家，他喜欢李师师，不但因为这位美女的姿色，更爱的是她的才情。他好书画，喜美学，如果是一般人家的子弟，即便是柳永也行，他就可以流芳千古，而不是一个遭人谩骂的误国之君。他这个皇帝做到正值壮年，匆忙写了“传位于皇太子”几个字，就把一个烂摊子撂了出去，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借口烧香仓皇逃往安徽亳州蒙城。在面临北方游牧铁骑纷沓而来、攻城抢劫的时候，他就像那些井民一般，糊口就行，不用操心未来的大计。日薄西山的国家，在一个玩物丧志的皇帝手下，很难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徽宗当了太上皇，他的儿子宋钦宗只做了两年的皇帝，两人便被金人掳走，成了亡国父子皇帝。才华横溢、诗词书画无所不精的宋徽宗用了一首：“九叶鸿落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结束了自己的残生，这与百年前的李煜，是如此的相似。同为才子佳人，独不能为君也。
帝王不是艺术家或者学者，而是统治天下的盖世英才。徽宗的才气只能化作江山美景的纸上沉淀，至于江山本身何在，对他来说，恐怕不如一支笔、一首诗来得重要。他注定成不了军国霸业，但是他的书画和创办的画院却影响了整个北宋后期的文艺界，如果没有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会问世，如果没有他，许多文学家、书画家都将埋没在北宋的仓皇尘土中。宋徽宗在政坛上无所作为，而在文艺世界里，他为文艺拓开了更广的疆土，找到属于自己、可以自由呼吸的艺术天空。
一片玉里的精雕，音乐大家的风流
从来没有一个音乐家像他一样，只为女人写词曲；从来也没有一个音乐家像他一样，写出的词曲几乎沁人心脾。如果柳永生在他的年代，柳永会甘拜下风，但是柳永没有生在他的时代，所以名声比他要好听。他说：我不关心江山，我只关心美女，我就是这个样子，谁人对我的非议都是废话。这个很有个性的词曲乐家，就是周邦彦。
与北宋诸多名人年少时便是神童不同的是，周邦彦少时性格散漫，但是很喜欢看书，有用的，没有用的，他都爱翻一翻。宋神宗时，周邦彦正值少年，他写了一篇《汴都赋》，赞扬新法，洋洋洒洒几千字，辞赋韵味十足，格调风雅。后来的周邦彦，深入了音乐世界，成为当世最善于谱曲写词的人。他很风流，走过大江南北，凡是当时的名妓都是他的朋友，他给女人们写过太多的词曲，传唱中原、江南，连士大夫阶层的人，都是他的乐迷。
“纵情声色”就是周邦彦的个性。北宋的晚年是凄艳的，国力衰弱，内忧外患，在上者昏庸，在下者抗争，在外者犯境。周邦彦死时的前一年，正值方腊起义，他死后第六年，宋徽宗被俘，北宋沦亡。可以说，曾长期担任乐工的周邦彦是国家衰亡的见证者，不仅如此，他是国家音乐机关的主掌者，这位音乐大师的词曲本应充满着国仇家恨，但却恰恰相反，词作“艳科”在他的笔下，充分地显示出来。他沉浸于自己的润泽曲调中，尽管背后已是干戈，仍毫无所觉。
许是北宋末期的士风影响了他，因为非但士大夫纵情声色，连帝王也是如此。据民间传闻，当年宋徽宗去探访李师师的时候，还曾与周邦彦撞车。那次正值宋徽宗生病，周邦彦趁机来探望红颜知己李师师。二人正在闲叙，忽然有人报圣驾到来，周邦彦躲避不及，藏在床下。后宋徽宗因身体没全好，不敢留宿，急急走了。周邦彦这才出来，后来他作了一首酸意十足的词：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帏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筝。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谁想李师师在与宋徽宗饮宴时不小心唱了出来，宋徽宗一问才知是周邦彦。宋徽宗立刻明白那天周邦彦也一定在屋内，脸色大变，恼羞成怒，找了个借口把周邦彦贬出了汴京。后来李师师唱周邦彦谱写的另一曲《兰陵王》，流露了失意之言：“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侧”，“沈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宋徽宗一听，感觉罚得太重，就把他召回来，给了个闲职“大晟乐正”，即是国家音乐行业的最高领导人。此后，官场失意的周邦彦再不问政事，一心只管圣贤乐，而艳情与羁愁词，几乎占据了他诗词生活的全部，没有对事态的关注，却都化作了生活的无聊情趣。而那些痴缠婉约的词曲，正适合士大夫们的口味。
因为缺乏厚重的时代感，周邦彦的词显得肤浅、淡薄，所以他在艺术的技巧上争胜，把艳情妆饰得更加华美，辞藻之美、之艳无人能级，他成了婉约派之大成者。在软玉温香之中，他用上乘的辞藻，最佳的情思，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调动一切美化艺术的手段，创造了属于他的艳词乐曲国度。于是“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周邦彦字）词为可爱”。
与柳永相比，他把婉约派词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柳词多慢曲，为民间的新声，口口相传，常有缺失，一些乐师、名妓还曾自己谱曲调，自行发挥；不仅如此，柳词作品字数参差不齐，大多不规整。周邦彦是音乐大家，无论是他自己写的词作、曲子，还是在他领导下整理的，皆严格规范，字词公正，颇有格律。柳词多为一种宫调，词曲漏字多字可以自行添加，但是周词却有交响乐的效果，大调繁多，曲风多转折，因此每每唱起来，一个字都不能含糊，否则便跑调了。所以周邦彦的曲子无论读起来或唱起来，都是阴阳协调，曲折回环，悠悠扬扬，章法变幻莫测，几乎没有单独乐师能奏出他谱的曲子。周邦彦在音乐和词句锤炼上的造诣，恐怕已经登峰造极了。周汝昌曾这样评价：“薰沐往哲，涵泳时贤，宜其词中千门万户，集婉约派之大成，开格律派之宗风。”连当时同以婉约词作出名的秦观，也未能得到如此高的赞赏。
对于周邦彦的“不食人间烟火”，后人大多有很多非议。他未能从纷繁世事脱颖而出，凌空沉思时代的嬗变与苍凉，在末世还赋歌艳词，实为人所不齿。也有人为他开脱，国家忧困，压力太大，逼得他不得不逃避现实。不过在周邦彦的词中，难道就从来不曾有山河破碎的悲与怨吗？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
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
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金陵的土地，你是如此美丽。临水悬崖上的古树啊，依旧倒挂在那里。在赏心亭上向东望去，秦淮河水只留下一片沉寂。当年的酒楼戏馆今在何处？这里仿佛是东晋时王谢家族的乌衣巷。燕子怎知人事变迁，只管飞到寻常百姓家了。它们在夕阳里低低自语，似乎在冷眼诉说着朝代的更替。佳地、古树、秦淮河水、燕子、王朝的更替，都看在词人的眼里，写在诗里。
周邦彦感叹过，也悲伤过，但是他却从不在词中尖啸、疯狂。他只管他的绵绵情语，他不在乎别人怎样看他的低迷，让那些假道学、大仁义都见鬼去吧，只管调动自己擅长的音乐、善制的曲谱，驰骋开那本应忧国忧民的才情，专为青楼女子的歌咏，写音律严整的词曲，伴红牙拍板曼声低唱，艳丽华美口中出，缠绵细腻口中叙，把宋代的音乐文化发展到最顶端——词既然是唱出来的，就要唱到最美、最好、最精；如果要做音乐家，那么就做到全国最有名、最权威、最有水准的那一个。他的特立独行、婉约柔词，让他成为北宋末年的一株奇葩，不知怎的，也影响了后世一大批词人、诗人像他一样，宁肯沉溺在脂粉堆里，也不想为国破家亡而号哭烦恼。但是，真的能像他一样，在追求音乐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超越的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反而有许多人越陷越深，词词曲曲都变成了陈腔滥调。
“书”写乾坤：方圆不易，立世更难
所谓“文人”与“墨客”，就是一个作诗作词、作赋作曲，一个能写能画。宋朝的文人墨客数量太多，能说能写的人到处皆是，街边卖“名家”手笔的当然也多。有一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明代唐伯虎的字画和书法，随便几笔，就价值万两，如果是名作，就要上百万两之多，甚至只有皇家才能收藏。所以唐伯虎的家丁一开门，扔出的废纸篓都有人蜂拥而上一抢而空。据说一个人抢到了一张唐伯虎所写的完整字，差点没被其他人打成猪头三。宋代书法大家有很多，他们的字画虽然不至于像电影里演得那么抢手，但凡是懂点书法又喜欢收藏的人，看到他们的字，口水可能就够浇一盆花了。
飘若惊鸿，宛若游龙，逍遥往来，自在其中。上下翻飞，如若敦煌仙子，游于壁石之间，意欲乘风归去，却仍落入其中。如果一个人将文字写出了如此高超的境界，就不失为书法大家。古来能到达这个水准的人不多，偏偏宋代的几位书法家，大多都能达此境界。
古往今来，书画养性，众人皆知。书法习得好的人，人品自然信得过，宋代有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分别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人品和字画一样，皆是响当当的。不过，关于蔡襄却有争论，原来据闻当时的宰相蔡京的书法造诣甚高，“蔡”很可能指的是他，但是因为他的人品问题，使自己的美名落入蔡襄之手。究竟蔡京的人品为什么受到置疑，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熙宁变法改变了太多的人，王安石是革新党的代表人，失败之后就沦为“吴下阿蒙”，而司马光本来有巨大的历史贡献，因为反对改革，后世之人对其有诸多诽谤。苏轼虽然被归类为司马光等元祐旧党，但他还不是完全靠在旧党一边，摇摆不定让他沦落“江湖”。而蔡京，也被这场变法，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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