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氏诗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因为他的爱国诗中不但有范仲淹的忧思，苏轼的豪情，辛弃疾的激愤，更有超凡脱俗的才情。乱世也许是一个国家最不期待的日子，却偏偏成了文化空前繁荣的历史机遇。陆游有一位庶人妾氏曾写下两句诗：“一枕凄凉眠不得，挑灯起作感秋诗。”诗作韵味浓厚。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子，就有诗家的风范，更惘论那些受过教育的文化阶层。陆游生在这个时代，是他诗作能够登上宋诗顶峰的原因，这同时也是一个毁了千万人幸福生活的时代。可能所有的人都在怨恨，错生红尘，然而红尘不能选择错生，怪只怪人自己，未能改变这红尘。帝王臣子犹在过着“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逍遥日子，而陆放翁却在病榻前抬手临死一语，以“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千古遗憾，作为最后一句激励整个时代之语，就是希望后人能够努力改变这红尘世道，使其尘落生新。
逝者长已矣，死去本就知万事皆空的。生不能安生，死也不能痛快。但是陆游留给后人的，不是遗憾，而是更强大的精神力量。也许陆游并不是一个好词人，却有一首《钗头凤》，令千万喜爱词的人刻骨铭心。作为一个诗人，陆游做得太好，有太多的名句留给了后人，点燃了无数爱国者曾经灰冷的心。面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陆游几十年如梦般的文化生活也许是这数千年文化的冰山一角，但是这一角，足以颠覆任何沉溺于歌舞升平的“时代巨轮”。
田园内的叹息，小桥流水别样红
古人的一生中最快意的事，除了四大喜，估计也没什么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干渴要命的时候有水喝，在外面流浪的时候碰到以前的朋友，好不容易娶了老婆嫁了人，最后再学业有成，一个人如果能四项全摊上，恐怕嘴都要乐歪了。不过有喜就有悲“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公主面，下第举人心。”如果丧夫丧妻、丢尽面子、情场一败涂地、事业一事无成，那真是生不如死。众生相里，无外乎这些得意与失意的人，所以在宋王朝的“百面一生”，大多也都是这样的人。
南宋是个苟且偷安的王朝，边境没有一刻消停，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的心，为复国而奔走疆场，未能上疆场的人就在背后壮势呐喊，用诗词鼓励，而另外一帮人，虽然皆是爱国知识分子，在行动上忠于国家，可思想上想避风头，因而一头扎进了田园菜圃当中。
扎进菜圃最深的，就是范成大。范成大生于南宋，早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了进士，最后官拜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奉命出使金朝。为了改变接纳金国诏书礼仪和索取河南“陵寝”地事，任金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还差点被金人一刀砍了脑袋，终于不辱使命回来了，写成了使金日记《揽辔录》。后来他升任参知政事，这个位置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做过，相当于宰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偏偏范成大非要跟宋孝宗较劲，朝政意见上不统一，两个月不到就辞职了，然后跑去隐居。
如此倔强的范成大，可能因为仕途比之陆游、辛弃疾这种文官武将要顺利得多，所以他的诗词里，“我愿为千秋佳话”的冲动爱国情感虽然也有，但更多的是乡土风情。晚年他曾一口气作了《四时田园杂兴》60首，写农村景物、风俗人情和农民生活。“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饷开；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这首《春日（其二）》里皆是民家芳草郁郁，新绿嫩笋发芽的时刻，风格清新明快，优美流畅，韵味十足，可以称得上是一首民歌，颇有《诗经》的风范。后人皆认为，在田园诗这方面，范成大是大成者，其诗不仅描写民间生活，同时也有很多诗诉说百姓之苦。杨万里在《石湖居士诗集序》说：“（范成大诗）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僒。清新妩媚，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支字之陈陈，一唱之呜呜，不可得世。”对于杨万里这种田园诗大家来说，对范成大如此夸奖，足见其成就之高。
一面爱国，一面爱田园的人岂止是范成大。南宋四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四人齐名，诗风各有千秋。陆游的爱国诗词闻名居多，另外三人则大多以描写民间生活著称，尤袤的诗清新如水，范成大的明快流畅，而杨万里则是活泼自然、意义新巧。当时的南宋，战事萧条，国家政治面临危机，可是因为南部有优厚的经济条件，支撑着国家的财政收入。收入大多数来自对百姓的盘剥和对外贸易。不过，尽管农村的生活艰苦，但寻常百姓家却大多依然充满小桥流水、海棠春睡、花红柳绿的景象。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蜻蜓点水，微波不惊，泉水、树荫、荷花，皆是清新可爱的自然情景，娇俏可怜，让人不忍踏足破坏这份景致。杨诚斋的诗，总是充满了“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初夏睡起》）的雅致，“竹边台榭水边亭，不要人随只独行”（《春晴怀故园海棠》）的优哉。他自创了“诚斋体”，是把握自然万物和日常生活中常人难以发现的或容易忽视的、富有情趣与美感的景象，以稍显泼辣俏皮的手法融入诗中。
其实民间生活的好与坏、悲与苦，诗人又怎会不知道。杨万里、范成大之辈的爱国诗篇，虽然不像陆游那样奔放、直露、热情，但是压抑在胸中的万丈狂澜、千层熔浆，便做了深海、冰石中的暗涌，深沉愤郁，含而不露。杨万里的《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中之一有：“两岸舟船各背驰，波浪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本来是宋王朝内河的淮河，如今已是他乡、成了天涯，诗人对此感到深深的悲愤，长叹鸥鹭不知悲，无拘无束地在南北两岸飞来飞去，可人却只能偏居南岸，渡河不得，这天涯何时才能再次归家。如果说陆游的爱国诗是一把冲上战场的利刃，杨万里的诗则是战场上迎风飞舞的旌旗，立在大地上，迎风“唱”出猎猎大风歌。
酷爱田园生活，是诗人、词人的一种生活情趣，也是民间百姓希冀的生活氛围。南宋的词人也有许多像杨、范等人爱山水田园，例如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四人，因为他们同出永嘉学派叶适之门，其字或号中又都带有“灵”字，故称作“永嘉四灵”。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爱写婉约华丽的市井世态、生活情趣。例如姜夔和吴文英二人，游走于富贵之家，言情咏物，措辞高雅，有柳永、周邦彦之风。后来姜夔参与了“江西诗派”，得杜甫、黄庭坚的诗风，融入词中，冷峭如出水白莲；而吴文英则学了晚唐的华丽风格，如洛阳牡丹。可是，姜、吴大多不知愁滋味的词，表现的是社会浮于表面的歌舞升平，却没有揭露出现实百姓的苦楚，与那些关心国家大事、探讨民间疾苦的诗人、词人，的确是略逊一筹。
诗也好，词也好，一方面有情趣，一方面也得切合现实。前有写农村生活的词人王禹偁，他的眼中农村的渔市呈现的一片“佳丽”景象；也有在学习中医、济世救人，在中药的运用中感怀人生的诗人陈亚，“尝着药名诗百余首行于世”。越发现实的文化作品、文明载物，就越能展现一个时代，为后世了解前尘起到巨大的作用。
不过，君也好，臣也好，布衣也罢，在灯火中寻欢作乐，亦不能被责怪，因为人家有闲情，也有条件；那些选择投入田园、远离尘世的人，是他们的生活志向选择，也不能责怪；而乐于关心国家大事，满腹惆怅心更苦的人，是其情操高尚，有雄心，存壮志，值得赞扬，但是也不能把他们的情怀强加施诸于那些愿意沉湎在如烟繁华世事的人。
历史是由一些画面剪辑而成的电影，人们在扮演不同的角色，阐释不同的历史性格和侧面。如果所有的形象都一面倒，都倾向于某一方，这部电影就不会有意思了。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角色，或欢喜、或悲愁、或歇斯底里，才让宋王朝变得如此吸引人。面对一个文化历史特别悠久的国度，对于它的文明财富决不可能从某一方面就清晰明了，所以爱它，就要爱它的全部。
汗青最后一笔，尘埃落定不若归去
遥远的古国，有一位善良的皇帝杜宇，人们叫他望帝，很爱他的百姓。死后，他的灵魂变为一只杜鹃鸟。每年的春季，杜鹃鸟都来唤醒老百姓“快快布谷！快快布谷”！喊得喉咙撕裂，嘴中泣血，滴滴鲜血洒在地上，染红了漫山的杜鹃花。杜鹃花开改变了宋王朝的命运，然而它们的凄美，却是用南国最后几位真心人以其丹心泣血装点而出。
公元13世纪初，蒙古族勃兴于漠北，悍勇的蒙古军在几十年间，灭掉了宋人最忌怕的女真人，继而进攻的重点集中在南宋。200年前，宋朝放弃国家统一的同时，也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澶渊之盟后，辽与宋获得了平等的地位。接着，宋朝又数度窘迫于西夏，北宋灭亡于金。南宋希冀蒙人能够牵制金人，然而金人似狼，蒙人似虎，一个除掉了另一个，转而南宋就成了待宰的羔羊。宋王朝的“养患”，是最失策的一次，也注定了它的灭亡。然而在这个国运难以逆转的危急时刻，却仍有一大批志士仁人，他们不惜“慷慨轻身”，以“百炼丹心涅不缁”，“英雄未肯死前休”的气概，百折不挠，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作殊死地苦斗。他们在苦斗的同时，留下了无数的诗文，书写了自己的丹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状元宰相文天祥。
“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这是后人对文天祥的评价。“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肯定他主要不是因为他是名相，而是因为他的气节。
南宋晚年，元朝将主攻方向转移至襄阳，公元1273年，襄阳被元军所破，元军顺江东直下。苟安于一隅的南宋朝廷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宋朝的幸运在于造就一批批奸佞的同时，也涌现一批批的忠良。成熟的儒家文化培育出的忠臣良将，成为南宋在窘迫中艰难生存的支柱。六亲不合有孝子，国家混乱有忠臣。文天祥应运而出。少年时代的文天祥，以欧阳修、杨邦乂、胡铨为偶像。欧阳修以才德、杨胡二人以忠烈赢得了少年郎的“倾心”。“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迟。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在崇拜同朝前人时，文天祥也以晋朝刘琨和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剑心”。
文天祥在朝廷几次担任要职，负责与元军谈判，多次受到性命威胁，后被宋端宗赵昰任命为右丞相。他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张弘范将其押往厓山，还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叫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屡次逼迫他。文天祥满怀愤懑，落笔写下《过零丁洋》一诗交给张弘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话充满了铁血丹心，张弘范看了都禁不住感动。
南宋的挽歌在爱国忠臣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投入江海的一刻气绝，文天祥却被押往元朝大都（今北京），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是文天祥在狱中所写《正气歌》其中的两句。元朝的大臣没能劝动他，元世祖亲自见他，希望他归顺，文天祥却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在押赴刑场之际，文天祥也向南一拜再拜，了结心愿，舍生取义。
丹心于汗青之上，会留下任何时光都难以磨灭的刻痕，宋王朝的末年，像文天祥一样留下了泣血笔墨的人，不计其数。以辛弃疾为偶像的南宋后期诗词家刘克庄，大骂元人“干戈满地”、不顾百姓死活的萧立之，“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的诵模爱国诗人郑思肖，他们无一不是爱国者、思国者，他们或行动、或诗文来写忠歌。北宋的爱国志士，诸如杨家将、狄青、岳飞等，他们用最完美的战斗生涯照亮了汗青，而南宋的辛弃疾、文天祥等人，既以行动、又以诗词阐释了自己的血性人生。
英国大批评家安诺德说：“一时代最完美确切的解释，须向其时代的诗中求得，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想要了解一个时代，就要从它的诗歌中求得，时代不同，人的心境就大不相同，写下的诗当然也就风格独特了。宋代经济虽繁荣但国势之盛，远不及汉唐，外患频发，只求苟安，因而重文轻武，少了悍将骄兵造反的祸患，重内敛而不外发，重深微而不重广博。人心温婉，所以即便诗词文书当中充满了铁血丹心，但气力凝而不发，声音不贵响亮而贵清冷。但是，正是凝而不发、贵在清冷的王朝性格本质，使许多的忠贞爱国者发不出声嘶力竭的呼声，而是用更沉郁、更凝练的语言，道出了宋王朝的凄美生涯。
自古谁无死，在宋王朝最后的时光里，有金戈铁马的声响，也有铿锵有力的呼声，还有田园戏水中无奈的叹息。在内忧外患中挣扎了300多年宋王朝无法摆脱“盛极而衰”的悲剧命运，凄美地沉没在历史的烟波，而它最后一抹文化的光彩，也烟没在爱国志士和诗人的逝去红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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