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市侩和奇璞虽然地位很低，但却是宋朝经济命脉之一。他们与商贾从事的工作几乎一样。有人道商贾要四处奔波，以大资本赚小利，风险莫测；牙侩却稳坐一地，不管商贾是盈是亏，他都有佣金可取。这话其实是不对的，市侩也一样要奔波，不仅如此，他们奔波得比商贾还频繁，只要人们能想到的东西，只要告知一下市侩，多出一点钱，肯定能得到。市侩是民间经济的“交通要道”，倘使没有他们的存在，光凭商人往来于全国，宋朝的商品经济绝对不会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可以说市侩在宋代从事的是高级经济活动，作为社会流通的润滑剂而存在着。国家的财产既然来自于民，市侩少不了要摊到一大份税，所以他们也是强有力的纳税人。
因为有了诸如商人、摊贩、牙侩、农民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纳税人存在，国家的财政比较稳定且丰厚已是必然。北宋尚且如此，南宋当然也是紧随其后。唐代李华的《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有记载，他形容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家”，然而杭州真正实现了“开肆三万家”还是在南宋。所谓“临安开肆三万家”，指的便是杭州了。
临安城就是杭州城，北宋以前的杭州商业街区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官巷口至羊坝头一带，但是南宋时就沿着御用街道分别形成了北、中、南三个商业街区。100多家大店铺林立，宋代社会学家灌圃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市井》里讲到：珠玉珍异、花果时新、山珍海味、奇器美陶、丝绸娟缎，凡是人们想要买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临安找到。按照耐得翁对杭州的形容，再比照《清明上河图》中所描述的北宋汴梁河畔情景，回想起那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形容，简直要抚掌称妙了。北宋、南宋一前一后，江山剧变，都城却惊人的相似，而且惊人的富裕，能不叫人奇哉？
前文讲到酒肆由于服务态度好、气氛典雅，所以吸引了无数骚客前来，而茶坊、歌伎馆、名园也是吸引客人的众多去处。如果没有汴州、杭州的迷人城市风光，又怎么会创造出这么多的娱乐场所，又怎么能有这么多人慕名而来呢？非但如此，又会有多少人因为享受不到生活的美妙与乐趣，失去了泉涌的文思呢？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桃花美景描述的就是当时的汴城和杭州，来来往往的人留下了诗词、书画，描绘了它的各种侧面，可人去楼空，人来了再去，也许人面是陌生了，桃花却依旧年年盛放着。
再见西湖六月风光无限好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在写西湖六月的时候，恐怕不是想着如何去修饰西湖的美景，而是思考如何才能把美景说尽。有人说，西湖是一首诗，一幅天然图画，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阳春三月，莺飞草长，苏白两堤，桃柳夹岸；秋霜月下，掩映三潭；冬雨浩渺，细水楼台。水波潋滟，游船点点，远处山色空蒙，青黛含翠，偶见高塔，如临仙境。在这里居住的人，从不对它的风光感到厌倦，外来客在游览它时，总为它的美景所迷，驻足不走。此等美妙，并不是现代才有，早在一千年以前，杭州与西湖就已经无限风光了。当马可？波罗将已经破败的杭州描写出来之后传到欧洲，仍然引来西方人的淘金热，足见杭州有多富有、风景有多华妍。而西湖，就是临安最为亮丽的明珠。
相传南宋时期，西湖奇景引来无数游人，格外热闹。当年西湖名景甚多，不可胜数，官宦游人为了一表西湖之盛，“册封”了十处景观为美景之至，包括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十景各擅其胜，组合在一起又能代表古代西湖胜景精华，所以无论杭州本地人还是外地山水客都津津乐道。清代学者陆以湉在随笔漫录《冷庐杂识》当中称赞：“天下西湖三十又六，惟杭州最著。”也就告诉人们，各地叫“西湖”这个名的湖有很多，但杭州的西湖可是哪里也不能比拟的。宋代学者吴自牧为了记录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写下了一本《梦粱录》，其中称赞西湖：“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四时之景不同，而赏心乐事者亦与之无穷矣。”此等良辰美景，若是不来看上一看，就妄活一世了。所以，宋朝的皇帝们也喜欢到此处游上一游。
据闻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80年左右），皇帝到西湖游览，乘坐大龙舟游湖，各司各府均乘坐大船舫跟随在后，一时间整个湖面上百十来艘船，格外热闹。皇帝并不喜欢这种官家的排场，更倾向于与民同游同乐，于是命令西湖边做生意的百姓不得走避，买卖照常进行，可以无所顾忌。所以即便帝王出巡，西湖边上也一样到处可见买卖果蔬羹酒、戏具、花篮、画扇、彩旗、鱼干、胭脂水粉、花、泥娃娃、糖人、风筝、饰品，总之能想到的生活用品和娱乐事物，目不暇给，无所不有。偶尔还有歌舞伎表演，吹拉弹唱、起舞弄水。西湖三堤上还常有投壶、蹴鞠等游戏提供。史载皇帝最喜欢到西湖名景中的先贤堂、三圣堂、四圣观等处，然后找个有名的小店，吃点西湖醋鱼等美食，饱餐一顿之后打道回宫。这是皇帝的娱乐生活，对于百姓来说也是一种娱乐，毕竟皇帝是很难见到的，所以百姓们都会争相观望，把皇帝当成稀世珍宝，即便站在酒旗杆、趴房顶，也要瞅瞅。一时间到处都是令人捧腹的好笑场景
说到西湖，就不得不提钱塘江。钱塘江过杭州而不急，西湖恰恰就是钱塘之水憋坝而成。人们围湖造景，才使得当地如此漂亮。再说那钱塘江，中国著名江水之一，钱塘大潮更是享誉中外。古时的钱塘江从富阳鹳山入海河口只有一般的潮汐涨落，天长日久，北面的长江从上游挟带泥沙在杭州湾北岸形成太湖冲积平原，与相对稳定的南岸形成独特的河口形状，使得每日的潮汐中有更多的海水汇入杭州湾，推动湾口附近泥沙向湾内移动，形成沙坝。每每天体变动，引出大潮，潮波进入湾口遇到沙坝阻碍，便涌出水面，滚滚向前，数米之高，惊涛骇浪间海市蜃楼隐见，奇景斗出。当真是“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钱塘江大潮白天有波澜壮阔的气势，晚上有诗情画意的境界；观潮是一种意趣，听潮是一种修养。所以才有人说：“钱塘郭里看潮人，直到白头看不足。”
大文豪苏轼在观潮之后，都禁不住震撼，写下一首《瑞鹧鸪》：“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敧。侬欲送潮歌底曲，尊前还唱使君诗。”
西湖与钱塘江大潮不过是宋代美景的一隅，却可令人从这一隅中，了解宋人的生活状态。无论是当世人的诗词还是有关宋代城市生活的记载，都表现了一种热闹繁荣的景象，而非晚景凄凉，所以后人才说，宋人是历朝历代最会玩乐和享受生活的人，从皇帝到百姓，都存在不知歌舞几时休的惰性。不过以东京（今开封）之繁华、临安（今杭州）之胜景，此等能令人拥有极端消费心理的城市，也难免叫人享乐，是宋代的一喜，也是一悲。不过人们爱宋朝，可能也是爱在此处吧。
梦笔生花，雕版里的时代
1965年2月，默默地在时光隧道里漂泊了近一千年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在浙江省温州市郊白象塔内露出了斑驳的面孔，在专家的鉴定下，几乎已看不清的残页被认为是北宋的活字印刷本。对照了同处发现的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墨书《写经缘起》的残页，认为此经很可能是与之同年或相近年代的刊印，而残页成为最早见证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历史遗物。
在活字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出版一本书籍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有时候还没等发挥完作用，版片已经被蛀虫“消化”了。如果遇到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只能作废。不但如此，版片上一字错，整版都要作废，成本大大地加大，收入却不能增高。随着社会对书籍的需求增加，信息流量与流速都在加快，老式印刷办法已经逐渐脱离时代。尤其到了宋代，印刷业更加发达，全国上下忙着出书刻书。成都印《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国子监印经史方面的书籍，刻板十多万块。文化的交流和商业的兴起，人们的沟通量和阅读量大增，光宋朝雕版印刷的书籍，现在知道的就有七百多种。
需求可以暴露许多商业问题，一方面出版商忙得不可开交，供稿方又一再催书。一本书有时需要推迟数年才能“首发”，本来当时代应该可以成为“畅销书”，但时间一拖，连“长销书”的边儿都搭不上。而毕昇的闪亮登台，解决了这个问题。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也就是每一个字都有印章，可随时拼版，印完后，可以把版拆卸下来，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这项技术归功于一个叫谷腾堡的德国人。但仔细对比一下，他们大约是公元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毕昇大大提高了印刷术的进步，同时也引领了宋王朝的科技风尚。
台湾学者孙隆基曾说：“宋代中国是前现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纸、印刷、火药、罗盘虽然多发明于前代，但至宋代成为大规模制造业。在这段期间，中国与回教世界是世界文明的两个顶峰，文教和科技发达。”宋王朝向世人展现的不只是高超的印刷术，也不只是四大发明在这个时期改良得有多么好，而是一个全方位科学文化发展的蓬勃盛世。不仅如此，这一切，都在沈括的“梦笔”之下，开出了灿烂之花。
沈括本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一人失势，“全家”遭殃。王变法失败后，沈括受到连累，先是被诬劾贬官，出知宣州，后来戍守边疆，好不容易小有成就，却又遭诬陷。三番两次，已至晚年的沈括干脆躲到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里闲居，闲来无事把自己的科学实践与平生见闻整理一下，著成了《梦溪笔谈》。如果形容一个人的武功高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那么沈括这本梦溪园里的著本就是十八般“手艺”样样载。
《梦溪笔谈？技艺》里正确详载了“布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成为世界上最早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深受国际文化史界的重视。而在这本书里，还详载了许多重大科技发明和重要人物，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农学、工程技术、文学、史事、音乐与美术等多个领域，可谓宋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是集整个时代科技成果于一身的精华之作。而沈括本人也是天文地理样样知的人。他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天文历法理论。熙宁七年（1074年），他向朝廷奉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浑仪》指出了前人天文测量仪器浑天仪的不合理性，还提出制造新仪的方案。《浮漏》讨论观测时刻的铜壶滴漏，《景表》讨论观测正午时太阳影子的设备，针对这两样的错误，都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沈括是我国第一个发现指南针并非指正南、而是略偏东的人。其实他地处中国东部，而地磁的偏角不过二三度而已，却能让他一眼看出，非同凡响。也许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没有成功让许多积极分子大失所望，但它就像姜太公的一杆钓竿上所系的无钩之钩，让一大批出色的文人才士跳出了政治染缸，自动咬钩而出，看到一个新的世界。
《梦溪笔谈》是北宋王朝科技发展的缩影，也是宋代人们思想之花处处开的情景绘本，但它却不能作为一个王朝的全部。韩公廉等人制造的水运仪象台，苏颂的《新仪象法要》、王怀隐主编的《太平圣惠方》、贾黄中等编纂的《神医普救方》、《开宝本草》、《嘉本草》、《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同样见证了宋朝天文、医药的发展。后世一百二三十年，科技的新景也在不断涌现。时间公平地分给了每个人，所以沈括没有机会发出“向天再借五百年”的壮语豪言，他虽然没有机会被南宋王朝的科技缩影投射给后人，但是他在小小梦溪园中，已经圆了所有想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人的梦想。
硝烟四起，烽火冲天，战场上灼烧的火药所闪耀的光芒照亮了宋王朝的身影。海上指南针给这艘庞大的航船指明了远航的方向，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雄风正是从这时候刮起，虽然看不到威扬四海的壮举，但已经听到了四百年后激荡的浪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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