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流别，只是说有这些种评法而已，其实并无严格的界限，评者参用几种方法是常有的事——自然也有专主一法的，但少些。照我看，中国文评可分五大类。这里姑不确定类名，只标出他们所论的主体；因为借用外国名字，苦于不贴切，自定名字，又嫌闭门造车，怕不合式。
（一）论比兴
这只限于诗词。《毛诗正义》云：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言“如”的是直喻（例：有力如虎），托物的是借喻（例：《诗·谷风》《毛传》：阴阳和而谷风至，夫妇和则室家成，室家成而继嗣生），一显一隐，一个只是形似之辞，一个却寓言外之意。所以《毛诗传》只说兴而不及比。孔颖达这一番话说比兴的分别最清楚，也最合于《毛传》原意（《文心雕龙·比兴篇》举例也有此分别，但未明白说出）。但近年来讨论比兴的似乎都没有引这一节。日人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里独引它（孙俍工译《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上卷二八、二九页），可谓有见。
比只是修辞的方法，兴却不只于此而关于全诗的用意。用意既不明见于文义中，所以不妨各说各的。历来解《诗经》的异说纷纷，以及后来人好谈比兴，都是为此。其实只是兴的问题，与比无干；只因一般弄不清比兴的界限，所以老是牵连着说。论兴诗的异说虽多，就传统上看，却也有些共同的趋向。一是教化的，二是历史的。《诗大序》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可作“教化的”一语的注脚。因为是教化的，所以都是有为而作，于是乎必求其时地以实之；这便是历史的。所兴的是朝政或风俗，固然可以这么看；所兴的是个人失志，也还可以这么看。因为个人的身世与性情也可以见出教化来。《诗经》里无主名的兴诗可以这样看，后世各家的诗可以认作兴体的（如李商隐之作），也未尝不可这样看。
这种看法实在出于春秋时代的用诗；那时不管诗的原来用意如何，只断章取义地用在政教方面去（参看顾颉刚先生《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见《古史辨》三下）。因为全篇诗往往不能整个儿合用，所以只得断章取义。后来说兴诗的虽未明言，却也采取此法。《毛诗传》里解释兴诗的话常常只能说通两三句或一章的意思，极少能全诗毫无扞格的。注李商隐的也多处如此。再说张惠言《词选》里解释温庭筠的《菩萨蛮》十四首，也是好例子。但也有能自圆其说的，如鲖阳居士说苏轼的《卜算子》词（见黄昇《花菴词选》），端木埰说王沂孙《齐天乐》咏蝉词（似见四印斋所刻《花外词》），但真是少极。就凭这断章取义一层，我们可以看出比兴论所论的并不是原诗本来的用意，而是傅会上去的效用。自然也有例外，作家受了比兴论的影响，确有用兴体作诗的，如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一绝（通常以为是比，但照《毛诗》的说法，应该是兴）。可是这种例外太少，无妨存而不论。
（二）论教化
比兴论从修辞论到用意，而以教化为主。起初还只是解诗的标准，后来渐渐成为评诗的标准。理论上有比兴的诗高于无比兴的诗（实际上建安以来就没有多少真可以称为兴体的诗）。再后来索性连本来是修辞方法的比兴都不谈，只谈教化。这么着这个标准应用的范围便扩大起来，连文也包括进去。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说：“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正用这个标准。宋代“文以载道”之说既盛，这个标准自然更有力些。王柏《诗疑》甚至要重删郑、卫的诗。清代陈祚明《古诗选》以情与辞论诗，颇有佳见；但论《孔雀东南飞》，以为焦仲卿妻“不闻孝道之微”，而仲卿“刑于之化犹有未尽”。他说：“论诗本不宜言理。然此有系于风化，故偶及之。”不过这种极端的议论到底不常见，而“主于论理而不论文”的真德秀《文章正宗》，“虽所持之理甚正”，“自宋以来罕有诵习之者”（见梁章钜《退庵论文》）。也可见极端的教化论是行不通的。教化论有力的中心思想怕只是“诗教”。《礼记·经解篇》：“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就是《诗大序》里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情感的节制之意。《文章正宗》纲目“诗赋”下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义与此同。这虽说是诗教，可也用作评文的标准，应用是很广的。
（三）论兴趣
严羽《沧浪诗话》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又说“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兴趣可以说是情感的趋向，羚羊云云见得这种趋向是代表一类事，不是代表一件事，所以不可死看。苏轼所谓“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就是此意。金鳷云云以见李、杜兴趣的一端，也不可死看。兴趣的兴是比兴的兴的引申义，都是托事于物，不过所托的一个是教化，一个是情趣罢了。比兴的兴是借喻，兴趣的说明也靠着形似之辞，是极其相近的。兴趣二字用为论诗之语，虽始于《沧浪诗话》，但以兴趣论诗，晋朝就有了。钟嵘《诗品》论潘岳诗，引李充《翰林论》，说他“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纹”。又引谢混的话，“潘诗烂如舒锦，无处不佳。陆（机）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论颜延之诗引汤惠休说，“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都是这一类。后来张说与徐坚论“近代文士”（见《旧唐书·杨炯传》），皇甫湜《谕业》文以及各选本里引用最多的敖陶孙《诗评》，体制都出于此。而唐以来文人互相标榜的文字，也常有形似语，但体制不同，那是推广的用法了（参用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里的材料）。郭绍虞先生说这种方法“近游戏，多模糊影响之谈”，是不错的。兴趣论所论的其实也与作家或作品无多交涉，只是用感觉的表现描出作品的情感部分而已。但情感以外还有文义、口气、用意等（用英人瑞恰慈说），兴趣论都不去触及；“模糊影响”，就为的这个。
（四）论渊源
《诗品》论诗，每家必说源出于何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四库提要》语）。《四库提要》以为“不免附会”，自是确论。钟嵘所以如此说，大约因为尊古与模拟的风气。《汉书艺文志》说九流出于王官，钟嵘似乎窃取了班固的意思。再则汉以来模拟渐盛。诸家仿《楚辞》，扬雄仿《易经》《论语》，都可见出。到了晋代，更开了拟古的风气。模拟本来是制作必经的阶段；而因为个人的才性与环境的关系，于古作者偏有所主，也是当然。只要如刘知畿说的“貌异而心同”，便是正路。后来韩愈一面“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一面又要“惟陈言之务去”，就是这个道理。钟嵘追溯各家的渊源，正因为看出模拟之必不可免。想找出诗家所取法的人，让一般人比较着看，更可以了解各家的诗。到这里为止，也是不错的。但为尊古思想所误，要给各家一一找出娘家来，自然就“不免附会”了。我们觉得这个方法可用，不过要“拿证据来”，一两句空话是不行的。
（五）论体性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举出“典雅”等八体；体是“体式”。又论“才性”给文的影响，举“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等十二例。《诗品》所论，却偏于“体式”，“才性”只偶及而已。这两种书里用以评价的，以骈字的性状形容词为最多，而以几个观念为纲领，如“神”“气”“味”（郭绍虞先生说刘勰多论“神”“气”，钟嵘则始拈出“味”字）。《诗品》所用骈字形容词约一百个（据陈卿先生《钟嵘诗品之研究》）。这些观念与形容词都是借用，或说引申用。“神”的观念出于《庄子》，“气”的观念出于《典论》。扬雄《法言》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曹丕《典论·论文》说：“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已都用性状形容词。不过到了南朝用得更多。后世递相沿袭，时有新附；现在若作文评词汇，必是蔚然大观。这些性状形容词对于诗文的文义、情感、口气、用意四项都经指及，但只囫囵地说，加以用得太久，意义多已含糊不切，所以没有很大的效用。许多人看不起这种评语，大半为此。但这种方法才是就文论文，不涉枝节，是为了解鉴赏之助。若有人能用考据方法将历来文评所用的性状形容词爬罗剔抉一番，分别确定它们的义界，我们也许可以把旧日文学的面目看得清楚些。
（六）论字句
《文心雕龙》有《章句》、《练字》、《附会》三篇，论篇章字句之法，但重在作而不在评。《诗品序》只举名篇，书中极少论到字句等，可见当时文评风气。唐、宋人诗格一类书颇多，也重在作。但宋代诗话发达，其中渐渐评到字句；《诗人玉屑》里“句法”“下字”各有专类，便是一证，而各家诗话多以摘句代批评，也是此故。论文风气大略相同，但无如此之盛。如欧阳修《醉翁亭记》起处本有数十字，后来删剩一句，仍存原意，传为佳话。而叶梦得说：“今世安得文章？只有个减字换字法尔。”（与上条皆《朱子语类》）都足见当世重视字句修饰。又南宋陈骙《文则》中也颇多论字句的话。
到了宋末，才有了评点的书；苏批《孟子》是伪书（见《四库提要》），除批评字句章法外，并用连圈连点标出佳处。其时有刘辰翁评点的书不少，方回的《瀛奎律髓》也著名。清代金人瑞想来便传的这一派。但刘、方等评语也只用几个纲领的观念和一些性状形容词，金却更加如火如荼的形似之语。像《西厢记》评中论烘云托月法、论匡庐天下之奇诸节皆是。他评《水浒传》还有什么草蛇灰线法等。这种观念大约从八股文来，方法却模拟论兴趣诸家的。但论兴趣的是就各作家的全部作品论，与金的枝枝节节而为之不一样。又清代有许多诗声调谱，王士祯、赵执信是开山祖师。后来有个李锳，作《诗法易简录》，其中古诗部分便应用他们所论的去批评。这可以说是声调论，自然也是枝枝节节而为之。字句论与声调论都流于琐碎或支离，教人只注意枝节，而忽略了整个儿作品，金人瑞尤其如此。但若能适可而止，也未尝没有用处。
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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