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无韵文（散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纪事的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烂朝报”；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但卜辞的量定了纪事文的体制；卦爻辞和鲁《春秋》还在卜辞的氛围里，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纪言文就不一样。尚书里的虞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纪事纪言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作“辞”；辞原是“讼”的意思。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了。这也叫作“辞”，又叫作“命”、“辞命”，后来通称“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叫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婉顺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文辞”，更赞美他的“慎辞”。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他的确是很慎重的。

    孔子很注重辞令，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他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文辞”“命”“辞命”都兼指说出的和写出的言语。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使臣带着走，有时让使臣随机应变，自己想话说，却都称为“辞命”，并无分别。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就用雅言，不用鲁语。卜辞，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自当别论。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大概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这也就是“慎辞”的意思。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婉顺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那时最重辩。孟子说，“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荀子也说，“君子必辩”。这都是游士的影响，但是墨子老子韩非三家，却不重辩。墨子以为辩说文辞之言，教人重文忌用。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学所要的是自然。韩非却兼取两说。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讲德也；修辞立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的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这虽然不会是孔子的话，如有些人所信，可是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的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丰长得多。《墨子》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也脱不了时代的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复，也是自然的趋势。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发展而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老子》、《庄子》里有时可都夹着一些韵文。古代无韵文里常有这种情形；大约韵文发达在先，所以在无韵文里还留着些遗迹。

    还有一种“寓言”，借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话，《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著作越过越多，流传也越过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期，“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些；楚语只在屈原的“辞”里留下几个助词如“羌”“些”等。它们都让“雅言”压倒了。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丰长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丰长的记言，后来成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是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争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的哲学作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写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史记》“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这是说司马迁行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行文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茅坤称他“出风入骚”，是不错的。

    二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清代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词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韵。这是别的无韵文所不及，因此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不废的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序》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说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说辞”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说辞”作用不同，性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是说，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骈体如奏章等，却不算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或“文章”称纪言纪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纪言纪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的义疏。佛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这些都不能做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印度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文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他介绍的“西域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新文体是“组织的，解剖的”。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疏钞”之学，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绎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作“故”；演绎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作“故”或“解”。“传”，转也，兼有“故”“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公羊传》《榖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它们用回答式的记言。《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丰长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去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庄子》，更是借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给“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推演，都是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的却不是破碎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到了唐人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极。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后来清代的精密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只用来称“沉思翰藻”的作品。但“沉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艳”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代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念，广泛难以动众，而关于文体，他们也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三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作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愿作章句师，他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他实在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孟子的拒杨墨一样。当时佛老的势力极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这自然足以惊动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贡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选》所不收的经、子、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他并不死板的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他是在创造新语。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读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就是自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时的白话；但有意的将当时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文里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这条路上走，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礼》《春秋》《易》以及《榖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上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清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爱难派主张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义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返照了一下。雕琢的骄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古文八大家，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轼、辙二子。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当时文坛的盟主。韩愈虽然开了宗派，却不曾有意的立宗派；欧、苏是有意的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实，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可见影响之大。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体却只拿来作应用文了。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张词藻，不着边际，便于酬酢，作应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中间却经过了散文化。这从唐代中叶的陆贽开始。他的奏议切实恳挚，绝不浮夸，而且明白晓畅，用笔如舌。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此。转移风气的也是欧阳修。他多用虚字和长句，使骈体稍稍近于语气之自然。嗣后群起仿效，散文化的骈文竟成了定体了。这也是古文运动的大收获了。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佛家的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他们大胆的将师父们的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他们不但用这种体制记录演讲，还用来通信和讨论。这是新的记言的体制；里面夹杂着“雅言”和译语。宋儒讲学，也采用这种记言的体制，不过不大夹杂译语。宋儒的影响究竟比禅宗大得多，语录体从此便成立了，盛行了。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怪；但将神怪人情化。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的辞赋，一方面是翻译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当时文士作传奇，原来只是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看。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这样，作者便日见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连说连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作“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说佛典这一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听，以后便变为专业，大流行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故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话”渐渐发展，本来由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制上一个大进步。

    话本留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但还足以见出后世的几部小说名著，如元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明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不过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话本了。就中《三国志演义》还夹杂着“雅言”，《水浒传》和《西游记》便都是白话了。这里《西游记》以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的作风在清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得着充分的发展。《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联贯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四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镂心刻骨的去简练揣摩，所以极一代之盛。“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体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自然也有变化，不过“八股”可以说是一般的标准。又称为“四书文”，因为考试里最重要的文字，题目都出在“四书”里。又称为“制艺”，因为这是朝廷法定的体制。又称为“时文”，却是对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经典辞意的；它的来源，往远处说，可以说是南北朝义疏之学，往近处说，便是宋元两代的经义。但它的格律，却是从“四六”演化的。宋代定经义为考试科目，是王安石的创制；当时限用他的群经“新义”，用别说的不录。元代考试，限于“四书”，规定用朱子的章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经义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规定的标准，元明两代大体上递相承袭。但明代有两种大变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语气。因为排偶所以讲究声调。因为代古人语气，便要描写口吻；圣贤要像圣贤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这是八股文的仅有的本领，大概是小说和戏曲的不自觉的影响。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样严，所以得简练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声调之外，八股文里是空洞无物的。而因为那样难，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滥调，那真是“每下愈况”了。这原是君主牢笼士人的玩艺儿，但它的影响极大；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从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诗文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所以称为桐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归有光的文章，归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榖梁传》，《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再下怕就要数到归有光了。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俊语，南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上注疏语和尺牍语。洁是简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伸出来的。方苞论文，也讲“阐追”；他是信程、朱之学的，不过所入不深罢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他学得的只是《史记》、欧、曾、归的一部分，只是严整而不雄浑，又缺乏情韵。姚鼐所取法的还是这几家；虽然也不雄浑，却能“迂回荡漾，馀味曲包”。这是他的新境界。《史记》本多含情不尽之处，所谓远神的。欧文颇得此味，归更向这方面发展，最善述哀。姚简直用全力揣摩。他的老师刘大櫆指出作文当讲究音节，音节是神气的迹象，可从字句下手。姚鼐得了这点启示，便从音节上用力，去求得那绵邈的情韵。他的文真是所谓“阴与柔之美”。他最主张诵读，又最讲究虚助字，都是为此。但这分明是八股文讲究声调的转变。刘是雍正副榜，姚是乾隆进士，都是用功八股文的。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但他的义理不深，考据多误，所有的还只是词章本领。他选了古文辞类纂，序里虽提到“道”，却只成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也不选经、子、史；经也因为太尊，子、史却因为太多。书中也选辞赋，这部选本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的必由于此，也只须由于此。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有序”，但“有光之言”太少。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实桐城派都是如此。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不错；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这时候仪征阮元提倡骈文正统论。他以《文选·序》和南北朝“文”“笔”分别为根据，又扯上传为孔子作的《易·文言传》。他说用韵的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的“言”，“论难”的“语”。古文以立意记事为宗，是子、史正流，终究与文章有别。文言传多韵语偶语，所以孔子才题为“文”言。阮元所谓韵，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的和而言。原来南北朝所谓“文”“笔”，本有两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当时的常言。韵只是句末韵，阮元根据此语，却将和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曲解二。至于《文言传》，固然称“文”，却也称“言”，况且也非孔子所作；那更是傅会了。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些响应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利害，各走偏锋。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文研字不可；各家著述见道的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字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宏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抄，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比姚鼐远大得多。他是一代伟人，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决非古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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