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陈思和师每本新书出来，都认真签好名送我。他是我本科班主任，现在又做了同事，彼此认识，算起来已经有十七个年头了。他先后送给我的著作近十本，其中我知道他尤其重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这是他全面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最初的收获（此前还有和李辉合著的单个作家研究《巴金论稿》），学术品格也由此奠定。以后所出各书，或谈现代，或论当前，或重写文学史，或探索知识分子道路，都可说发端于此。我得到这本书也有十多年了，虽然经常翻阅——有时只是看看，有时因为正在思考某个问题，忽然想到他已经谈过，便找来参考——但从未打算关于它专门说些什么。这大概便是先儒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吧。

    我读大学时，适逢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即将发生重大转变但实际转变又尚未到来的微妙关口，大学课堂里，学生对这门将变而未变的课程的忍受，则快要接近临界点了。现代文学史为中文系必修课，老师是极负责任的，但其授课实在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契诃夫小说《没意思的故事》形容课堂沉闷，说一只苍蝇飞进来，也会闷死的。我就在这种气氛中听现代文学史课，一年下来，毫无收获，本科毕业时遂断定自己和现代文学无缘，决定“搞理论”了。如果没有思和师等“第五代批评家”，如果不是他们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既刷新了一门学科，又波及并深深影响当代中国人文学科许多其他方面，我至今或许还在那儿“理论”罢。《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对青年学生挣脱教科书束缚，换一种全新的眼光去接触文学史实体，有解放发蒙之功。要我讲它当时或以后的意义，我想说意义首先就在这里。

    198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确实反映在大学教科书和沉闷的课堂气氛中。新中国成立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史，通过编史以确立新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与绝对权威。文学史正是这种编史工作的一部分，教化的目的决定了其全部工作无法超越教科书式的“宏大叙事”。只从政治利益出发叙述文学发展，而不是追求文学史本来面貌的完整呈现，这种偏向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尤其严重。

    由于历史的机缘，“第五代批评家”被推到冲破这种教科书式文学史框架的前沿。他们首先否定人为的“当代”“现代”划界，进而拆除现当代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和西方影响的障壁，填平大陆和台港澳地区文学的鸿沟，提倡“打通”，即把五四至今的文学在时空上视为整体，找出其间真实的发展脉络。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集中体现了这种新的文学史观念，全书十个部分（其实是十篇长文），谈论的都是从五四到当代贯穿性的文学问题。对此，作者在初版“后记”中有这样的解说：

    新时期文学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不仅远远超越了十七年文学的水平，在总体上也已接近、甚至在局部已经超出了五四新文学的水平。但是新时期文学的产生又绝非偶然，表面上，它是从“四人帮”所造成的文学废墟上生成的，从更为内在的意义上说，它始终没有离开过自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的传统。诚如艾略特所说的，“一种新艺术作品之产生，同时也就是以前所有的一切艺术作品之变态的复生”。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每一次对既有成就的突破，除了有横向的外国文学的借鉴以外，常常又是过去被“左”的路线所压制的五四文学传统的“变态的复生”。我们从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身上看到了阿Q的影子，从张洁小说的女性形象中读出了莎菲女士，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舒婷等人的朦胧诗，以至最近活跃文坛的“文化寻根热”，几乎都能够在文学史上找到其源流。这绝非为了证明文学史上“古已有之”的光荣，也绝非抹煞我的同辈人探索的创新意义，它只是告诉人们，今天的探索并没有割断历史，也不是什么旁门左道的野狐禅。它是文学发展的一种正常反映，是对前人未竟的探索的继承和发展。

    这只是对他的工作的简略说明。全书关于具体问题左右逢源点面结合的许多精彩论述，比一些基本的理论概括，像“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启蒙传统”等，要更丰富更细密得多。但基本想法，确实就包含在这段简略的说明里。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位将打通后的研究对象称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和师则根据自己的体会，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以时间标识，二则沿用既有的学术概念，即从和本世纪中国文学攸切相关的现代白话文中拣出使用频率极高的“新”字来命名。表面上，大家都强调整体研究，似乎无甚差别，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这不同越到后来变得越清晰了。简单地说，前者着重廓清文学史外围各种人为界限，竭力扩张研究领域，后者则以更具历史性的语感，提示其所关注的重心，乃是打通之后文学史整体框架中“新”形态亦即现代性的社会意识与个体精神之流变。或者说，前者更倾向于鼓励文学史外部研究，后者强调的是文学史内部研究（我并不按韦勒克的定义使用“内部”“外部”概念）。前者设想一种无限放大的文学史，其逻辑的必然，是要推出无所不研无所不究或为研而研为究而究的纯学术的文学史。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历史学图景。后者的目的，却只想抓住他认为首先最应该抓住的文学中所表现的现代性精神意识的主干，“直指本心”，因而其研究工作在范围上反而是有限的，即更加内敛的。这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十篇论文的选题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最初的“打通”着眼于政治界限，这好理解。但界限不只在外，而已深入人心，实非简单的时间隔阂，所以并不那么容易仅仅通过拉长时限来“打通”。“二十世纪”作为单纯时间概念，并不利于标识，虽然其主体确实发生于这个时间阶段；然而，其根源与影响绝非刚好始于本世纪之始，而是终于本世纪之终的文学史实体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十九世纪以前中国文学的差距，尚可作此截然划分（当然仍旧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可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难道就马上自动取消或转变了吗？随着新世纪脚步的逼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确实已经日益显出尴尬来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从内部，不从文学所反映的精神意识的主干着眼，单在时间上“打通”，很可能又只是呼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从而造成又一种被动呆板的学术，本质上仍然和以自由为最高理念的文学无缘。

    政治视界对文学的干扰，因为蒙了新观念新方法之名，甚至比过去走得更远。比如有一段时间，为破除文学史对五四传统的简单化叙述，排他性的所谓从鲁迅至左联的发展主线有意按下不表，大家转而竭力搜求以往被忽略的作家作品。先是海外发起的“沈从文热”“钱锺书热”“张爱玲热”，种种热点研究，确实“发现”了一个久被遗忘的文学天地。后来更细致了，周作人、废名、林语堂、梁实秋、施蛰存、梁遇春、林徽因等，所谓“被鲁迅骂过”或与鲁迅文学圈子无关的人，纷纷“发掘”出来，有的甚至成为一时之显学。年轻的研究者只好往更底层深挖掘，小作家研究蔚然成风。但与此同时，所谓鲁迅传统本身倒被压缩到“鲁迅研究”专业领域，在重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呼声中，反而对它很少去做相当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阐释的工作。事实上这项工作远没做好，更不用说已经完成。不仅如此，为了强调以往被压抑的文学，一些研究者想当然地将所谓从鲁迅到左联的主线虚构成历史上实有的压抑者，称之为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而将“重新发现”的文学定位于主流以外。例如张爱玲的成就，据说就在于她成功地回避了喧嚣飞扬的主流，触及人生的底层，展示了个体生命的实感空间。进行这种论证时，张和五四无可抹煞的血缘关系就被撇在一边了。这样的研究不仅无法理解张氏小说特别是她后期作品激烈批判现实的态度和深刻广大的人类之怜悯，也无法说明作为整体的五四文学精神的丰富流变。凡此种种，说明本来意在“打通”的文学史重写工作，因为只强调在时间空间上对原本残破的历史图景的拾遗补缺，强调对旧的文学史叙事的拨乱反正，忽视了与此同时对内在整体精神意识的沉潜含玩，照样有可能人为地造成文学史深层新的分裂和板块漂移（再比如许多研究者注重海派京派的分野而很少论及两者的相同或相通）。这或许是“以改革为胎，反抗为本”的一切思潮学术概难免除的弊端吧。

    思和师在这种学术气氛中开始自己的研究，但他似乎一开始就意识到拨乱反正可能导致的过犹不及，所以在以“中国新文学中的……”为题的系列论文中，一再强调所论问题本身的开放性，一再申明自己仅仅是截取流动不居的历史长河的某一河段，某一支流，一再强调他的工作并非求大求全的“史的研究”，而仅仅是“史的批评”，是以批评的眼光，勾勒新文学整体精神的流变，所以他的研究，虽然都只取某个横截面，却真正能够让你顺着不同横截面与新文学整体精神意识的有机联系，由局部想象全体。例如，他不仅把“现实主义”、“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单列上中下三篇，组为一题，以示重视，其他各篇重点叙述某一贯穿性文学思潮，也时时可见与上述三篇的内在联系。因为密切关注了各种思潮内部的复杂构成，所以更有说服力地显示出不同思潮间盘根错节的整体性关联。他努力彰显的是五四至当代文学对相似乃至相同问题既有差异性又深具同一性的应对策略（“整体观”、“共名与无名”用意即在于此），绝不人为地再搞什么划疆而治，自我封闭。往往一篇文章，就带动我们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的思考。

    这样做的前提，是始终紧扣文学本身，并非无所不议，无所不谈。他心目中的“重写文学史”，绝非单纯时间延伸，叙述量激增——此弊当时和现在均未引起足够注意——而是通过超越局限的整体观，切实把握被历史遮没的活泼跳跃的文学之心。《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启蒙传统》关于“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之区分，是这种研究取向在理论上的一种自觉。强调文学研究的中心是文学，是文学所展示的心灵史，这也是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实际包含的有关文学本质的自觉地再自觉。类似意见，在他后来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王国维与鲁迅比较诸文中，都有极到位的引申。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学中反映的心的波动，“内部研究”的意思，首先就应该指这个罢。本来，拉长时限拓宽疆域，就是为了超越一偏之见，更充分地感受一时代情感想象诸形式，更有效地把握一时代的心灵史，以及它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彼此作用关系。如若不能，则拓宽无效，拉长也无益。所以后来许多研究者上溯晚清直至古代，横向比较纵贯欧美，他反而兴趣不大了。他对比较文学方法的大胆质疑（即认为如果没有对心灵之间的沟通和激发的实际体会，无论比较研究，还是影响研究，落脚点都将很不牢靠），绝非逞臆而谈，除了因为在王国维、鲁迅、钱锺书等人那里找到了强有力的理据，更主要的，还是出于他作为文学史家对文学可贵的直觉。

    1994年“人文精神”讨论得很热烈，记得某天，一个与此有关的小型聚会散后，我们沿着闹哄哄的乍浦路往回走，他突然说起，许多搞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纷纷转向文化史思想史领域，这未必走得通。当时在路上，话题未能展开就滑过去了，但他的想法我大致知道的。他强调的是“重写文学史”不能丢开文学，不能将文学史以新的名义再次降为其他研究的辅助工具。正像文学有其他意识形态不可替代的功能一样，文学研究也有其他人文科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长处。从文学史本身可以汲取在思想史文化史领域或许不容易汲取的精神资源，这，是他的确信，也是被《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以及他的众多同行类似的工作所证明了的。

    1970年代末至今，中国的思想解放，中国人文乃至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始终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获取最初的灵感和基于人心深处的力量支撑，这一不争的事实，现在却需要反复提醒，才能被健忘的人们所记起了。表面上，这好像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不被重视的悲哀，实际上，我宁愿将这看作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有可能在今后走向新的歧途的一个征兆。我真的很怀疑，一个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缺乏应有的兴趣与敏感的人，是否还能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行高质量的耕耘。

    多年亦师亦友的交往，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学识之广博，驾驭材料之娴熟，甚至首先也不是许多人反复强调过的文字表达上的明快畅通，而是他始终能够保持独立的个人对文学清新质朴的敏感。为了依从最初的判断，他可以抛开运用自如的学术语言，直说其自信而模糊的印象。这好像有些拙直，实则体现了他冲破名词障、话语障的真正文学的冲动。

    小而言之，这是对文学的固执；大而言之，是对生命对历史的虔诚。他始终避免对文学现象作简单化理解，总是力图展现其丰富复杂的原生态与差异面。看他论现实战斗精神、浪漫主义、忏悔意识与文化寻根意识诸篇，你可以感到表面的理性下面，喷涌着的是发自文学深处更具决定性的生命热情，并非徒然用一根理性的丝线将散席流珍编织起来。历史叙述的动力，“史的批评”所追求的“整体观”，不是建筑学之设计安排，而是心心相印的豁然贯通。

    他始终以最大热情，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与现实战斗精神以及如他后来所说的现代反抗意识，将此视为新文学与现实之最高关联，亦即新文学的精神原点。但他深悉这一文学流向的复杂构成与命运遭际。所谓现实主义、现实战斗精神、现代反抗意识，就是他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对五四时期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总理念的差异化表述。所以，当有人将这一具有丰富差异面的文学总理念虚悬起来，作为先验标准或者什么“正宗”时，他首先意识到的是它有被孤立、僵化、绝对化的危险。他自己很少在批评中僵硬地将他心目中的新文学宝贵传统当作预定铁律，横扫一切，因为“战斗”“反抗”的传统并非排他性的。在五四一代人的意识中，“战斗”“反抗”，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体认，比别的名词更具丰富的包容量，只不过愈往后，这种丰富性就愈显稀薄了，以至于“战斗”“反抗”的传统，就像学术批评领域另一个名词——批判——所指示的传统，至今还是一个有待分析的成问题的概念。思和师的工作，有许多就正是在于阐释这一文学传统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差异化表现，所以他对表面和此一传统距离甚远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探索实践，宁取宽容心理，客观地看他们做得怎样，再从中体会他们面对现实的态度。

    关注某个崇高理念无限繁多的差异化呈现，我以为这正是文学史研究必须具备的一种文学的自觉。严格地说，这已不是“研究”，而是研究的外衣包裹着的深刻的批评精神。

    他深入研究了浪漫主义所依据的个体自由理念与现代中国文化之本质性抵触。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一再受挫，被他上升到心灵史的高度来把握。那篇长文最后对人类心灵必须拥有“亿万万个红太阳”的召唤，几乎和其理性隐忧一样强烈。吃透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本质，依此观察当代文学中的浪漫倾向，他的判断就显得比较客观了。

    他一再论及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对“忏悔的人”不等于“人的忏悔”相当警觉。他后来写过两篇专讲鲁迅“骂人”的随笔，认为其特色就是夹带着一股无可宣泄的怨气，似乎随口道出，却实在讲到了点子上。好人长久地忍受委屈，他要么郁郁而死，要么就默默将一切在心底化解，升华，从而有可能比一切的好更好，比一切的正义更正义；在长久的忍受中，好人比并无委屈的别人，更实际地站到了“此在”生存的根基上，更真切地聆听到以沉默的方式自远而近到来的良心的呼唤：这正是鲁迅“人的忏悔”所包含的非宗教的宗教情怀，是五四所谓“人的发现”在文学上结出的精神果实。所以，思和师对新时期文学中“忏悔的人”的遗憾，实际上就是批评当代文学中的人格退化现象，即日本伊藤虎丸氏所谓勇于正视身内身外的现实勇于承当一切的真正自觉的“个”的缺失。他后来推崇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也是有感于敏锐泼辣的女作家对一代“忏悔的人”不留情面的责难深获我心。他并没有将这部才气勃发的中篇纳入有关“忏悔意识”的历史叙述框架，但超越名词的心理攸同，不更可贵吗？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写于1985至1986年。两年多时间连做八篇长文，对上下七十年文学史去芜而取精，删繁而存要，实属不易。各篇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已初具一部毁弃旧轨创制新范的文学史雏形（他站在“批评”的立场并不承认是在写文学史）。后来台湾出增订本，又有增补，原先的研究更丰富了。这还反映在1988年开始的编年体文集中（至今已出七本）。此类后续文章，有《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1986）、《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1988）、《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生存意识》（1990）、《当代文学中的颓废文化心理》（1991）、《民间的浮沉》（1994）、《民间的还原》（1994）、《试论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三种价值取向》（1993）、《共名与无名》（1996）等。另外关于新历史主义、七十年外来思潮通论、比较文学方法、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几个问题等文，也很重要。将他继《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后近十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工作贯穿起来，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内在发展脉络，昭然若揭。他清理旧账开辟新境的气魄识力，独标一格，而集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素质于一身，真将“现代”“当代”浑然贯穿一气。后出的文章，我希望这次新版都能编进去，以见其思想之全，也便于读者省览，就不细讲了。

    他近年倾力研究转型期知识分子三种价值取向以及民间问题，整体观式的研究更趋深化。对此学术界议论较多，似乎疑问也不少，这里不妨照我个人理解，略说几句。

    《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从历史角度，即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背景，考察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既然谈“转型”，就不得不说明原来那个“型”即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规范是什么——他概括为“庙堂意识”。讲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规范，都离不开中国哲学文化至高无上的概念即“道”。但何谓“道”，又人言言殊。这篇文章中心不是谈“道”，却与“道”有关。庙堂意识，就是他理解的知识分子传统之“道”，其特点是知识者借世俗权威向社会推行自己的主张，同时君王也并非外在于知识分子所执之道的他者，而是这个道演化出来的世俗代言人，他不仅要体现道的意志，而且须接受有道之士监督教训，否则就会被判为无道的昏君、庸君或暴君。知识分子道统和君权相互依存，根据是同一个“道”，其世俗文化之象，就是“庙堂”。与之相对的是民间，即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生存世界，它当然不完全脱离庙堂，但也有相对独立性。有庙堂意识的知识者都具相当的民间意识，一旦不能在庙堂行道，即退而在民间守道。走通庙堂、道统和民间，出处用藏圆融若化，这是传统之“士”的理想。但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结构都发生巨变，“庙堂”拆除，与之相联的知识分子道统以及庙堂的补充形式即民间，也都今非昔比，这就渐渐出现了介乎“庙堂”和“民间”的“广场”。“广场”是庙堂和民间的替代品或曰现代转型。某种程度上，“广场意识”也正说明传统知识者的旧梦尚未醒来。

    这在1989年的《五四与当代》一文中已有所触及。现代思想学术的总趋势是抛弃传统，学习西方。“广场意识”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启蒙主义文化传统学来的近似于模仿伦敦海德公园的一种试验。他们幻想有个空旷无比的广场，可以俯瞰众生，向他们布道，在庙堂之外，不借助君权，单凭知识分子自身建立新的南面而王的位置。五四运动即现代知识分子在这条道路上第一次也是最辉煌的一次努力，这种努力正是建立在虚拟的广场意象上，所以根基不稳，注定要失败。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是在反抗中世纪教会压抑的同时继承并复兴西方传统文化精髓。文艺复兴创立的一套新价值体系，经几百年积累发展，才渐渐演化为思想领域的启蒙，再演成政治大革命。欧洲人走了一条渐进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向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其主要内容是打倒旧文化，不是为了复兴这个一开始就被宣判死刑的传统。从康梁变法到辛亥以至胡陈革命，传统固然也曾一再被提起，但都是为了替当下变革寻找依据，是片面的“请出亡灵”。中国现代文艺复兴的轨迹和它所模仿的西方原型恰好相反，这就不可能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创设一个真能安身立命的新传统，其政治文化实践，也因此而缺乏强有力的价值依托。本来进退有据的庙堂和民间又不再接纳，文化人这才特别迷恋虚妄的广场。虚妄的广场上，无人会追究你的知识价值，这就容易使文化人轻易以“知识分子”自许，获得空洞的自我满足感。广场上从来不缺乏激情的泛滥，这激情鼓舞着文化人，但也掩盖了他们在更本质的知识价值层面的无知。“广场意识”的问题就在于它颇能使文化人自欺欺人，最终导致知识—政治—民间彼此隔绝互不沟通的分裂局面。

    因此今天首先必须认清知识分子的价值到底何在，然后确立自己的岗位，发挥所能发挥也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从虚妄的广场撤退出来以后唯一可做的事情。岗位意识，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自我划界，即从广场激情中还原出本我。岗位首先指知识分子谋生职业，尤其指可以寄托他价值理想的一份工作。五四仅仅为知识分子延续了一个道义传统，当然有其可贵处，但不能停留在单纯的道德信念、人格力量或气魄承担上，而必须落实到普普通通的工作岗位。教育出版，尤其是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两个最有可为的经营领域。其次，岗位意识还包括知识分子更深的使命意识：维系文化传统的精脉。知识分子不止是简单的社会经济存在物，他还是文化价值体系之象征，代表全民族思想文化最高水准。人类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不就是知识分子文化史吗？他们在充满暴力和灾难的历史进程中“别塑”一个精神王国，与冷酷的世俗权力和卑琐的动物本能抗争，继绝存亡，薪尽火传，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事业，是他一刻也不能放弃的岗位，舍此来谈知识分子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价值取向”云云，好像纯属思想史范围，但他的表述，不仅多取材于文学史，更经常从一再被遮蔽的文学本体汲取灵感。《鸡鸣风雨》封面有这样的话：“本书以政治权力话语、民间文化形态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为三大板块，重新整合抗战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所谓“三大板块”，和他对转型期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思考密切相关，其中文学中的“民间”，又是触发他理解全部问题的关键。但他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早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就已经开始了。比如“民间”，在初版本的头两篇论文即《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和《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圆型轨迹》中，就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关键词，用以指中国新文学“多重矛盾”相互缠绕循环往复所造成的整体格局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实际上，他已经深入分析了中国的民间生活世界和民间文学在从五四到当代的文学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入1990年代，他把自己的思考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他整体上研究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设想中必然包含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和1990年代海内外学术界骤然而起众口闲谈但似乎至今也没有谈出个所以然来的所谓“市民社会”话题，虽有一定联系，但其间的区别也许更为明显。

    “民间”指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一个现实文化空间，它和国家概念相对，在权力中心以及主流文化边缘存在和发展。抗战前，“民间”至少包含三个层面：旧体制崩溃以后散落民间的传统文化信息、新兴商品市场孕育的都市文化、农民固有的文化传统。此外，一部分坚守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退据民间，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以及政治文化之外另立宗派。不过，这一时期，民间文化基本上是相对静止的沉默者。胡适、陈独秀辈新文化运动推行者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占据了舞台中心，双方都忽视了民间文化世界（他们和民间社会非文化的联系属于另一回事）。抗战爆发，民间文化突现出来，无论沦陷区、国统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间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新文化的关系都趋于紧密，相互间的矛盾也日趋明显，延安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同民间文化特殊方式的融汇，则造成了他先前讨论过的“战争文化心理”，它对抗战以至“文革”的中国大陆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有目共睹。

    民间首先是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一个生活世界，它保存了农民自由活泼富于野性的生活方式，比较能够真实地反映民间社会的生活面貌和底层人民的精神情绪。尽管民间是一弱势的生活形态，但毕竟有其相对独立相对稳固的历史，往往能够一定程度上为主流文化所接纳，并深深地渗透其中。比如，《迎春花》描写一切为了前方的根据地农民，在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援前线的同时，也保留了农民固有的基本生活要求和生活理想。这两个方面不能同时解决，就会发生极大的矛盾，那群农村妇女对村支书和民兵营长江水山的猛烈围攻，是一个典型。其次，自由自在是民间基本美学风格。民间是自由人性永恒的来源，这不用多说。第三，民间既具哲学、宗教、文艺和习俗传统，用政治术语来说，必然是民主精华和封建糟粕并存，这就构成了它藏污纳垢的特点，很难作简单价值评判。《民间的浮沉》还举了三个例子，延安时期对旧秧歌和旧戏曲的改造、赵树理道路以及“文革”样板戏，具体阐述抗战到“文革”三十年意识形态和民间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彼此冲突所呈现的复杂样态；特别分析了《沙家浜》《红灯记》《林海雪原》《锻炼锻炼》《创业史》《铁道游击队》等过去时代的文本，把上述问题概括为民间文化在所有这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作品中形成的“隐形结构”，加以深入细致的描述。《民间的还原》等文，则将这种分析框架推广到“文革”以后的当代新时期文学。

    无论谈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定位，还是谈文化的三水分流，论述的基地都是文学，都是努力从文学史研究中切实地提出有关思想史文化史的描写模式。但这一点我恐怕讲得太多了吧。

    有人说他注重宏观梳理，对具体作家、作品、语言文体或别的细微现象着墨无多，这是误解。当代像王蒙、张炜、王安忆、张承志、莫言、叶兆言等，他都写过不止一篇文章，提出独到的看法。现代如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胡风、张爱玲，也都有专论，不用说用功最深的巴金了。笔者近年对白话文问题突发兴趣，以为他可能没有研究，但一谈之下，才知他早有成竹在胸。他的文学史研究首先是完成新的构建文学史框架，更包括他对一些个别现象的深入阐发。后者显示的历史见识，绝不逊于宏观有形的架构。中国的懒人们责人总是甚严，且总以希望别人好为名义，勒令人家把工作做得十全十美，好让他们来清点。也真有老实人秉承旨意，拼命做去，以致上当的。现在许多出版社趁商业炒作“文学史”热，纷纷向他索稿。我知道他一直在为文学史的事操心，历年给复旦本科和研究生开课用的讲稿不知修改了几遍，拿出来就印，未尝不可，但他总感到应该给读者更多新东西。这愿望越强烈，新的研究进行得越顺手，原来设想中的体例就越容易被打破，文学史也就只好一拖再拖。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这绝非坏事。如果在已有论著基础上速成两卷文学史，并不困难，但那样一来，他就必须放弃对当前文学的跟踪和更有趣的个案研究，加紧劳动，将已有的东西重写一遍，牺牲创造，方便懒人——真的将懒人所需的弄出来了，照懒人老例，恐怕又要有进一步要求吧。对学者的这种催促，正是思想界长期不活跃文化长期粗鄙化的重要原因，其中包含的“十景病”“看客心理”“差不多论”，先就应该启蒙的。

    思和师称他的方法为“史的批评”，“史的批评”不等于弄出一本文学史著作供懒人躺在上面休息，而是自由独立并富于敏感性的心灵在历史材料的浩瀚大海上漂泊，寻觅，历险。这是无尽头的过程。他说“史的批评”不等于“史的研究”，那意思上面已经作了简略的介绍——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体会。“史的批评”，其实就是开放式的“史的研究”，是打破线性时间限制之后，在整体联系的框架中，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自由解读。他熟悉现代文学史，但更多气力还是花在当代，这正是他自由读史的一种方式。他喜欢在当代心灵的重演中揭开文学史之谜，此种“倒卷帘法”，和杨义、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诸位有所不同，即不是预先设定某个历史范围来研究历史，而是自由地走进无处不在的历史。

    新文学是未定之数，是开放体系，因为文学凭以发生的心理本体，即二十世纪中国人悲喜交织的精神探索，远未停息，因此任何将它定格之后再行专业化学术处理的做法（姑且就称之为“史的研究”罢），都有可能因为过于强调学术研究的超然品格，而远离了文学本体。

    一些更年轻的博士生们因自觉历史知识欠缺，渴望沉入史料，我看他总是给以充分尊重和理解，但他也自有其确信，即以为过去的东西并非都是黄金，不以当代眼光分析鉴别，不用当代心灵体察玩味，任意串在一起，那只是资料长编，是“邻猫生子”的学问，不是历史。“历史即故实”是对历史莫大的误解，这种误解只会剥夺治史者的自由。他并不片面追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无穷放大，也无意通过对历史上某一重要文学存在的孤立强调，制造排他性的文学总理念。他的调子更低，只是在不断流动的文学长河的岸边踱步，偶尔灵感来袭，舀起一瓢水，又随即倒回河中。他整个的人，则隐没于河水日夜不息的奔腾喧闹中。

    历史学毕竟不是胃口好的人将一切既往打包过秤。历史学是治史者带一颗热爱此生的平常心，走进历史，就像他以同样的平常心，走进当下生活。历史和今天，就是在这样的心灵中走到一起来了。治史亦治心，文史即心史。治文学史，当有从自心发出的学术标准，更当有从自心发出的学术语言。倘若这标准这语言不合外在流行的什么理论，什么话语，什么规范，则大可无言地去舀历史长河的流水，像鲁迅当年对台静农说过的，甘心孑然自居于学林之外。

    这是我读思和师文章经常想到的。这样想时，才又感到勇气的不足。

    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再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责编林爱莲女士要作者除作必要修订外，还要由别人写一篇万字长序。早春二月某天去思和师家小坐，他手里正拿着林女士的信，见我来了，便嘿嘿一笑，捉令作序，理由是：“反正我的书你都有，也都熟悉。”我作为老学生，没有理由推托，就把积年的零碎感想，有关于这本书的，有关于他后来许多文章的，趁此机会，拉拉杂杂一总写出来，以就教于思和师以及和他的著述有缘的朋友们。不敢言序。

    1998年4月23日写于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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