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导游说的故事

    一

    2005年，是我在旧金山“通达”旅行社当导游的第四个年头。每年夏天，黄石公园这条旅游线路最为繁忙，我带的都是七天团。星期六从旧金山湾区出发，下星期五回来。次日一早又上路，连轴转三个月，然后是一个月的长假。紧张是紧张，好在我天生爱游山玩水，正应了洋人一句名言：“你的爱好如果和职业合二为一，那就一天班也不用上了。”由于我所在公司，从老板到雇员都是中国人，人脉都在华人社区。我所带的每一个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同胞。但8月中旬出发的团，五十名团友中，有一位白人老太太，八十多岁了，金发早已变为银色，头部闪着蔼蔼的白光，在坐满黑头发的大巴里，格外抢眼。她名叫莎朗，深目高鼻，高个子，不像许多白人女士那般，老来横向迅猛发展，体重增加近一倍，而是相反，变得清瘦，一袭连衣裙，从后面看，还像个窈窕少女。更加出奇的，是能说广东话。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来美国以后才学了点广东话，几年下来，发音虽仍遭广东人讥笑，但听这一关，基本过了。这可是在以广东人居多的旧金山华人圈子内做事必需的功课。然而，我的广东话，和这位土生土长的洋老太太不能比。团友惊讶不置地告诉我，莎朗的广东话不但顺溜，而且夹上不少台山土语！我还注意到，莎朗虽然身板硬朗，不需人搀扶，但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小伙子跟随。在途中，我和这位小伙子谈过几次，知道他叫小陈。小陈原籍广东台山，是莎朗的贴身佣人。

    旅行团所乘的大巴，从加州出发，穿过内华达州的沙漠，爱达荷州的麦地与玉米田，沿着蛇河峡谷逶迤而行，一路有落基山脉蜿蜒相伴。大巴上，导游坐在第一排，五十多位游客的座位，每天按次序调换，以示公平。游览了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以后，莎朗以及小陈的座位，从后面移到第二排。我得以就近观察她，交谈也很方便。莎朗耳聪目明，风度极好，连坐巴士也维持优雅的姿势，从来不曾东倒西歪地睡。她偶尔和小陈低声交谈，用的是广东话。

    离开号称“世界第一”的黄石公园喷泉群，巴士从海拔一千六百二十米的北门开出，进入89号高速公路。我拿起麦克风，开始例行的讲解：“眼下，我们刚刚走出怀俄明州的边界，前面的小镇，叫利文斯顿……”我没说完，莎朗蓦地站起，用右手把麦克风盖住，极急切地问：“对不起，你说的是什么地方？”“Liwensiton，怎么啦？”我惊讶地看着这失态的老人。“哦，哦，是这里吗？”她脸色煞白，两手发抖。我连忙安顿她坐下。悄声问小陈，莎朗身体怎么样？小陈说没事，她是激动成这样。一个普通的西部小镇，为什么给了她这般强烈的刺激？我匆忙结束了对沿途风景的介绍。坐下来，和莎朗攀谈。

    小陈让莎朗喝了小半瓶矿泉水，莎朗的脸色恢复红润，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仿佛陷进了久远的回忆。我留神观察她的情绪。过一会，她吩咐小陈把搁在座位下的手袋拿起来，打开，她小心地从内层抽出一个记事本，本子的封面破旧，贴上好几层透明胶纸。她戴上眼镜，打开，找出写上密密麻麻的号码的一页，号码是用蓝墨水写的，原色早已褪尽，变为浅黑。“查理，你能不能替我打一个电话？”她指着一个号码问我，极度紧张而热切的神态，教我纳闷。“行，我替你打，可是，打通了要说什么？”“你先试试，看有没有人接。”我迟疑着，有这样打电话的吗？“至少要有姓名吧？”“找……找戈登先生。”

    我勉强地在手机上按下十个数字。那一头是座机，丁零零，丁零零，好久没人接。莎朗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手机，呼吸急促起来。“哈罗。”那头终于有人拿起话筒。“我是旧金山中国城一家旅行社的导游，请问您是戈登先生吗？”接电话的是沙哑、苍老的嗓门，该是奔90的白人。“我就是，您找哪一位戈登先生？我还有一个兄弟呢！”“够了！”莎朗站起来，对我打了一个关机的手势。

    然后，是沉默和低低的哭泣。小陈连忙拿出纸巾，让莎朗揩脸。我按住莎朗颤抖的肩膀，好言安慰：“不要伤心，这把年纪，有什么摆不平的！说，说出来心里舒服。”我难以用广东话表达复杂的意思，莎朗又听不懂我的东北话，只好用上莎朗的第一语言—英语。

    莎朗和我絮絮而谈。全车的团友，因为今天赶看黄石公园的几个景点，凌晨四点出发，此刻，都在补觉。只有莎朗和我是清醒的。

    二

    “我在利文斯顿镇出生，那是1926年。父亲一直在炼铜厂当工人，后来升为领班。母亲是家庭主妇。我有两个哥哥，大哥麦克，比我大三岁，二哥雷蒙比我大一岁半。一家五口，幼年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很快乐。我十八岁那年高中毕业，然后进市立初级大学，上了两年课。那是1941年。欧洲陷入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利文斯顿镇郊外，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需品仓库，存储的物品，将发往盟军抗击轴心国的前线。这年暑假，我在仓库旁边的‘星星’酒吧当侍应生，为秋天上爱达荷州立大学化学系赚学费。每到周末，在仓库工作的军人，多半来酒吧喝两杯，跳跳舞。我和他们混得很熟。客人中有一位上尉，个子不高，面目清秀，乌黑的头发剪成平头，平添了几分彪悍。他在要么白人要么黑人的袍泽中间，是唯一的中国人，叫丹尼斯，姓陈。那年代的利文斯顿，我只见过两个中国人，是在镇的另一头开杂碎馆的兄弟俩，但没打过交道，因为父亲不喜欢中国菜。在酒吧里，起先我出于好奇，趁送饮料和丹尼斯聊天，渐渐地，对他生了好感。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大兵喝高了，动不动爆粗口，两言不合，要摔桌子，打架。他呢，总是微笑着，喝马丁尼，一个晚上只要一杯，谁要灌他，他礼貌地摆手，避开，宁可喝可口可乐，从来没失态过。看他年龄，至多是二十五岁，人家就有这个定力。

    “认识丹尼斯一个月后，一个初秋的夜晚，我下了班，脱下工作服，换上牛仔裤和衬衫，走进停车场。他手拿着一束玫瑰花，在入口等候。‘送给你。’他脸带微笑，双手把花递过来。街灯下，看到他额角有汗珠子在闪，知道他外表虽淡定，其实心里很紧张，怕我拒绝。我爽快地接下，说花好漂亮。‘和我遛一会好不好？’他轻声问。我没答话，但右胳膊已穿过他的肩下，挽起他的手。那晚，星星好亮，原野吹来麦秸干燥的淡香。他向我倾诉对我的爱慕，他说他知道他和我‘不同’，可是，他不怕，他要追求心爱的人。说到决心，他紧紧都攥住我的手，我感到一股带电的热。

    “从丹尼斯口中，我知道，他是第二代移民，老家是广东。父亲原先是来留学的，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以后，本来要回国，在旧金山唐人街开杂货店的伯父，因为没有孩子，把他认作继子，留下来。那时辛亥革命才爆发不久。父亲的伯父去世后，父亲继承了杂货店。娶妻生子。丹尼斯是在唐人街的企李街长大的。他家里有一条规矩：一进家门就不准说英语。丹尼斯十四岁那年，还被继父送到广州去学了一年中文。丹尼斯有志气，高中毕了业，报考弗吉尼亚军校。继母怕他穿上军装以后上战场，有去无回，死活不让。后来双方达成折中，他不去前线，当后勤兵。入伍三年以后，他晋升为上尉。他是利文斯顿军需站唯一的亚裔尉官。”

    （莎朗说到这里，我打趣：你在那个年纪，可是金发美人，眸子碧蓝，梦一般的魅力！我要是遇上你，怕要变成丹尼斯的情敌呢！莎朗开怀大笑，好几个团友被惊醒了。）

    “恋爱谈了一年，一路在秘密中进行。我的家距离‘星星’酒吧和丹尼斯驻扎的营地，都很远，不会遇到熟人。我们外出游玩，幽会，家里人被蒙在鼓里。1942年底，丹尼斯要调到加州的圣地亚哥军港去。我面临重大的选择：要么是当他的妻子，跟随他离开；要么分手。我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一条。

    “下一步，是向父母摊牌。那一天，碰巧是父亲的生日，一家人吃过晚餐。父亲吹熄蛋糕上的蜡烛，哥哥说，爸爸许个愿！我打铁趁热，说：‘爸爸，你的女儿要做新娘啦！’爸爸以为我开玩笑，只笑呵呵地说，新郎还没带进家来见面呢！我说，男朋友是中国人，怕你们不喜欢，一直不敢说。这下子不得了，家里炸窝了！父亲不容我往下说，一句话：不准！嫁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中国佬。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在炼铜厂里干了二十多年的工人阶级，对中国人的成见无比顽固。我当然不会退让，当场大吵。两个哥哥看着暴怒的爸爸和六神无主的妈妈，手足无措，躲在一旁。我的倔强来自父亲的基因，也决不退让，摔门走了。好端端的生日派对这样收场，现在想起还很难过。

    “那一晚，我在汽车旅馆里过夜。第二天是星期六，丹尼斯休息，我打电话让他来接我。我把昨晚的冲突向他说了。他叹口气，说：‘我早就料到，如果中国人不是这样遭歧视，我在旧金山就不必窝在唐人街了。’怎么办？丹尼斯说，好歹是你父亲，知道中国的孔子怎么教我们吗？一定要孝顺父母。父亲这关过不了就先说服母亲。我说，母亲生性软弱，没有主见，家里从来是父亲说了算。‘可是你一定要把功夫做足。’我听从了，趁父亲上班，我溜回家，和母亲谈了一个下午，把丹尼斯的家世，人品，我们怎么相爱，以后打算怎么办，一一说清楚。母亲低头不语，过了好一阵，无奈地看着我，哀哀地说：‘嫁哪个种族不好，偏选上中国人！’中国人怎么啦？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爸是213号工会的活跃分子，去年起，在‘劳工骑士团’利文斯顿分部竞选，当上主席。知道这个骑士团的纲领是什么？把抢走我们饭碗的中国人赶出新大陆！妈妈这一说，我大梦初醒。原来是政治作怪！

    “一个星期以后，在丹尼斯调防之前，我和他去市政厅登记结婚。父母亲没在场，我对婚姻注册处的小姐说，父母在别州居住，都是残障人，坐不了飞机，无法来主持婚礼，请她担任证婚人。她信了，说没关系，在证婚人一栏签下姓名。以我年轻时的犟性子，在这次冲突中，按说不会低头，但拗不过丹尼斯的央求，我给父母和两个哥哥各写了一封信，先道歉，再说明，尽管你们不接受，我也要和丹尼斯在2月1日那天中午，去向你们辞行，然后，我们一起迁离利文斯顿。如果你们愿意给我们最后一个机会，请在家等待。信是丹尼斯以军邮寄出的。我根本不抱希望。那天，我们手牵着手回家。果然，大门上了锁（刚刚换上的，我没有钥匙）。里面没有声音。门上钉着一张纸片。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是父亲的字迹：‘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属于我的家庭。’我看了两遍，眼泪啪地落在纸上。丹尼斯要看，我不让，把它撕成一片片。雪片似的散落的，是我对家的最后依恋。记住那个日子，1941年2月8日。我受到的伤害太重了！1942年，报上刊载了国会废除排华法案的新闻。我离开利文斯顿前，知道爸爸之所以反对我嫁给中国人，症结在于，他和利文斯顿的工会领导人，在国会就废除这一侮辱性法案作表决之后，远赴华盛顿，去投赞成废除票的爱达荷州参议员的办公室递交抗议书，幸亏没有被采纳。

    “我离开利文斯顿后，和丹尼斯在圣地亚哥驻扎。1945年，轴心国投降，圣地亚哥的军港每天驶进挂满彩旗的军舰，都是从欧洲凯旋的。同年，丹尼斯以少校军衔退伍，我们一起回到旧金山唐人街，打理“生昌”杂货店。我这个‘事头婆’（广东话：老板娘），一天到晚和中国人打交道，广东话就这么练出来的。上世纪50年代，在丹尼斯的督促下，每年父亲节、母亲节、两个哥哥的生日，我都按时寄贺卡，希望得到亲人的谅解。可是都没有回音。大哥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的是：父亲明确交代，谁胆敢和莎朗来往，被他发现，就马上断绝父子关系。打这以后，我才断了念头。我们开店，开到七十多岁，才把店面出租，夫妻俩常常到外地旅游。

    “我们没有儿女。我年轻时去医院做检查，结论是输卵管闭塞。丹尼斯不想妻子为此受没完没了的折磨，声明不想要孩子。2001年丹尼斯患了癌症，去世前两年，他替家乡的一个堂侄子办了过继手续，以养子的身份来美，他就是小陈。”

    不但我，坐在我附近的团友都听了，莎朗说故事的一个多小时内，几个女士老低头揩眼睛。

    三

    “看，我家代代是‘过继’的命！”莎朗慈爱地拍拍小陈的脸，把漫长的回忆结束。

    我问：“你父母肯定早已去世，你想不想家，要不要见哥哥？”莎朗重重地点头。“你的两个哥哥愿意和你见面吗？”“不知道。丹尼斯生前常常对我说：尽人事，听天命。愿不愿是他们的事，争取是我的义务。”

    “那好。”我没征求莎朗的许可，用手机拨刚才挂断的电话号码。

    那头有人马上接起话筒。“哈罗，我是两个小时前给您打电话的中国导游，叫查理。戈登先生，您认识莎朗吗？她也姓戈登……”那头“啊”了一声，随后是漫长的沉默。莎朗迫不及待地贴近我的手机，看我没作声，更急，抢过手机听，“怎么没声音？”莎迫的眉头紧皱，眼神暗淡。“哦，是我的妹妹啊！”那头响起了呜咽声。我听到接电人大声叫“雷蒙，雷蒙，快来！”这么说来，先接听的是大哥麦克。“莎朗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大巴正在93号公路，往利文斯顿方向开。”“哎呀哎呀，妹妹啊！”听出来，两个老头子拥抱在一起。“莎朗要和你们见面，你们愿意吗？”“哎哟，还用说吗？愿意见面愿意见面！”“听清楚了，93号东行，在利文斯顿的第一个出口，有一个雪佛兰加油站，我们四十五分钟以后到达，你们能赶到吗？”“那加油站我们知道，能能！”“好极了，我们的大巴是酒红色的。”

    我把和哥哥们商谈的结果一一向莎朗交代。莎朗坐不住了，身体老在扭动。“哦，五十三年，五十三年！”她一个劲地嘟囔。我灵机一动，问：“莎朗，你这中国媳妇，知道中国人成亲，有‘回娘家’的风俗吗？”莎朗耸耸肩，说：“知道一点，可是，和我有关系吗？”“广东人把这礼节叫‘三朝回门’，成亲以后第三天，带上三牲和糍糕，回娘家去。当年，这个仪式没法举行，今天要补课！”“怎么补呀？一点准备都没有！”莎朗紧张地叹气，把小陈惊醒了。

    “看我的。”我站立，拿起麦克风，以简练而煽情的语言，把莎朗和中国人丹尼斯的姻缘回顾一遍。其间大伙至少鼓掌十次。莎朗在众人的强烈请求下，一次次起立，向大家挥手，掌声如潮，她鞠躬再三。后座一位老太太，难以按捺满心的感动，从过道缓缓走向莎朗，两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相握，她说：“让我好好看看你，顶呱呱的中国媳妇！”

    我要求大家静静，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莎朗即将回娘家，平生第一次。没手信行不行？当然不行，中国人最讲面子。怎么办？“我们凑！”全车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莎朗扶着座位的后背，看大家把行李箱打开，把手袋打开，往外掏东西，难以相信，一个劲地说：“我的天，我的天！”小陈怕她快乐过头，身体出现不适，连忙把瓶装水递过去。

    我把车上备用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五分钟以后，我的身边堆上九个满登登的塑料袋。我打开来一一检查，五袋是没有开封的食物：牛肉干，陈皮梅，花生糖，万里望花生，威化饼干，杏仁饼。两袋是加州最出名的水果—名叫“太阳之吻”的橘子和纳波谷葡萄，还有苹果和水蜜桃（这个团不包吃饭，每天三顿都要自己解决，大家行前备足了食物）。还有一个袋子，盛的居然是三对折叠式红灯笼，一副喜联，一沓利是封。太巧了！我把这个袋子打开，让大家都看到：“请问是谁送的？莫非未卜先知？”大伙哗然，都扭头寻找，看是谁干的好事。一位中年女士一边大笑一边站起来，掠掠头发，说：“无巧不成书嘛！我和老公，三个孩子，是从亚利桑那州过来的。昨天逛旧金山唐人街，想到下个月孩子的表哥要结婚，孩子出主意，要送纯中国风的礼物。我就买下这些。刚才想，事分缓急，我先满足莎朗的需要。我们的孩子都赞成。”说完，她请三个孩子站到莎朗面前，说祝贺的话。顿时，巴士上响起热烈的掌声，笑声。

    加油站出现在视野中。我对莎朗说：“快到了。”莎朗扑向车窗，小陈搀住她的胳膊。她呜呜地哭。巴士拐进加油站。还没停定，三个人已站到路中央，向前方挥手。两个老头，以及一个陪同的年轻男子。两个老人很不耐烦，老在走动，张望。

    车门缓缓打开。两个老人疾步走近，在车前大声叫唤：“莎朗，莎朗，你在哪里？”

    巴士里面一片寂静。莎朗迟迟不迈步。太激动，太紧张了。

    我连忙拿起麦克风：“团友们，莎朗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给她加油！”

    “莎朗，见哥哥！莎朗，见哥哥！”大家有节奏地呼喊，拍掌。莎朗终于挪动，一步步走下。巴士里的团友，提礼物袋的跟随。

    莎朗的银发，被家乡的风吹着。小陈挽着她的右胳膊，我站在她的左侧。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背后响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众人唱：“往前走，莫回呀头！”领唱的更来劲：“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在大家“往前走莫回呀头”的歌声中，莎朗和两个哥哥紧紧拥抱。欢呼声涌起。

    然后，三人稍稍分开，互相端详，老人们的脸上，淋漓泪水在太阳下闪亮。“马克，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了，不是做梦？”“雷蒙，我的好兄弟，还恨我吗？”“真好，神话一样！你终于回来了！”“知道吗？红脖子爸爸临终老念叨你啊！妈妈说晚了晚了！”“真的？”“不信问雷蒙……”三人重新拥抱，号啕大哭，震天动地。

    全车人把他们围在中央。我按了按各人的肩膀，对马克和雷蒙说，这是你们的妹妹第一次回娘家，她照足中国规矩办，带来礼物。说完，几位团友把塑料袋送上去。马克和雷蒙把袋子逐个打开，说：好啊好啊！

    在停车场耽搁得太久了，加油站的人嫌我们阻挡前来加油的车，出面干涉。我请大家回到车上去。我扫视人群，连印度裔司机在内，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红的。

    在两个哥哥的强烈要求下，莎朗和小陈留下。一来，兄妹三人要去扫父母的墓，莎朗将遵照丹尼斯的遗愿，代他给从来没见过面的岳父母献一束康乃馨。二来，莎朗要圆一个梦—重温童年时光。她的两个哥哥，太太都已去世，孩子远走高飞。两年前，兄弟俩为了互相照应，搬进父母留下的屋子。这次，兄妹三人回到一起长大的地方。

    大巴开出加油站，走了老远，从车后镜看，莎朗兄妹三人还在招手。我和莎朗说好，七天后，在相同的时间，一辆也属于“通达”旅行社的大巴将经过这里。我会向带队的导游交代好，让他先和莎朗联系，他负责把她和小陈带回旧金山。

    一个星期过去，我问了路过利文斯顿时接走莎朗和小陈的同事。同事纳闷地告诉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莎朗和小陈带了50袋礼物上车，给全车人每人一份。我问她干吗这样客气。她不解释，只微笑着说，是中国人就该得到。”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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