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许地山
靠窗棂坐着那位老人家是一位航海者，刚从海外归来的。他和萧老太太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彼此虽别离了那么些年，然而他们会面时，直象忘了当中经过的日子。现在他们正谈起少年时代的旧话。
“蔚明哥，你不是二十岁的时候出海的么？”她屈着自己的指头，数了一数，才用那双被阅历染浊了的眼睛看着她的朋友说，“呀，四十五年就象我现在数着指头一样地过去了！”
老人家把手捋一捋胡子，很得意地说：“可不是！记得我到你家辞行那一天，你正在园里饲你那只小鹿，我站在你身边一棵正开着花的枇杷树下，花香和你头上的油香杂窜入我的鼻中。当时，我的别绪也不晓得要从哪里说起，但你只低头抚着小鹿。我想你那时也不能多说什么，你竟然先问一句‘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再能相见呢’？我就慢答道：‘毋须多少时候。’那时，你……”
老太太接着说：“那时候的光景我也记得很清楚，当你说这句的时候，我不是说‘要等再相见时，除非是黑墨有洗得白的时节’。哈哈！你去时，那缕漆黑的头发现在岂不是已被海水洗白了么？”
老人家摩摩自己的头顶，说：“对啦！这也算应验哪！可惜我见不着芳哥，他过去多少年了？”
“唉，久了！你看我已经抱过四个孙儿了。”她说时，看着窗外几个孩子在瓜棚下玩，就指着那最高的孩子说，“你看鼎儿已经十二岁了，他公公就在他弥月后去世的。”
他们谈话时，丫头端了一盘牡蛎煎饼来。老太太举手让着蔚明哥说：“我定知道你的嗜好还没有改变，所以特地为你做这东西。
“你记得我们少时，你母亲有一天做这样的饼给我们吃。你拿一块，吃完了才嫌饼里的牡蛎少，助料也不及我的多，闹着要把我的饼抢去。当时，你母亲说了一句话，教我常常忆起，就是‘好孩子，算了罢。助料都是搁在一起渗匀的，做的时候，谁有工夫把分量细细去分配呢？这自然是免不了有些多，有些少的，只要饼的气味好就够了。你所吃的原不定就是为你做的，可是你已经吃过，就不能再要了’。蔚明哥，你说末了这话多么感动我呢！拿这个来比我们的境遇罢，境遇虽然一个一个排列在面前，容我们有机会选择，有人选得好，有人选得歹，可是选定以后，就不能再选了。”
老人家拿起饼来吃，慢慢地说：“对啦！你看我这一生净在海面生活，生活极其简单，不象你这么繁复，然而我还是象当时吃那饼一样——也就饱了。”
“我想我老是多得便宜。我的‘境遇的饼’虽然多一些助料，也许好吃一些，但是我的饱足是和你一样的。”
谈旧事是多么开心的事！看这光景，他们象要把少年时代的事迹回溯一遍似的。但外面的孩子们不晓得因什么事闹起来，老太太先出去做判官，这里留着一位矍铄的航海者静静地坐着吃他的饼。
慧心禅语：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选择，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选择后，我们又会想做出的选择是不是对的，会不会吃亏，会不会被别人算计了。在这种循环中，我们的生活一直都与“计较”做伴，直到逝去。这样的人生，对于造物者来说，是一种无法宽恕的愧疚。
其实，换个角度想，既然是自己做的选择，就要相信自己，并且要知道做出选择后是没有退路的，再纠结也是于事无补。既然已经做出选择，就要接受自己的选择。既来之，则安之，安然地享受眼下的生活，一切随缘，那么你必将获得幸福。
论老之将至——【英国】罗素
虽然有这样一个标题，这篇文章真正要谈的却是怎样才能不老。在我这个年纪，这实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的第一个忠告是，要仔细选择你的祖先。尽管我的双亲皆属早逝，但是考虑到我的其他祖先，我的选择还是很不错的。是的，我的外祖父六十七岁时去世，正值盛年，可是另外三位祖父辈的亲人都活到八十岁以上。至于稍远些的亲戚，我只发现一位没能长寿的，他死于一种罕见的病症：被杀头。我的一位曾祖母是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等著作），她活到九十二岁高龄，一直到死，她始终是让子孙们都感到敬畏的人。我的外祖母一辈子生了十个孩子，活了九个，还有一个早年夭折，此外还有过多次流产。可是守寡之后，她马上就致力于妇女的高等教育事业。她是格顿学院（剑桥大学的第一所女子学院，建于1869年）的创办人之一，力图使妇女进入医疗行业。她总好讲起她在意大利遇到过的一位面容悲哀的老年绅士，她询问他忧郁的缘故，他说他刚刚失去了两个孙子。“天哪！”她叫道，“我有七十二个孙儿孙女，如果我每失去一个就要悲伤不止，那我就没法活了！”他回答说。但是，作为她的七十二个孙儿孙女的一员，我却要说我更喜欢她的见地。上了八十岁，她开始感到有些难以入睡，她便经常在午夜时分至凌晨三时这段时间里阅读科普方面的书籍。我想她根本就没有工夫去留意她在衰老，我认为，这就是保持年轻的最佳方法。如果你的兴趣和活动既广泛又浓烈，而且你又能从中感到自己仍然精力旺盛，那么你就不必去考虑你已经活了多少年这种纯粹的统计学情况，更不必去考虑你那也许不很长久的未来。
至于健康，由于我这一生几乎从未患过病，也就没有什么有益的忠告。我吃喝皆随心所欲，醒不了的时候就睡觉。我做事情从不以它是否有益健康为根据，尽管实际上我喜欢做的事情通常是有益健康的。 从心理角度讲，老年需防止两种危险。
一是过分沉湎于往事。人不能生活在回忆当中，不能生活在对美好的往昔的怀念或对去世的友人的哀念之中。一个人应当把心思放在未来，放到需要自己去做点什么的事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往事的影响总是在不断地增加。人们总好认为自己过去的情感要比现在强烈得多，头脑也比现在敏锐。假如真的如此，就该忘掉它；而如果可以忘掉它，那你自以为是的情况就可能并不是真的。
另一件应当避免的事是依恋年轻人，期望从他们的勃勃生气中获取力量。子女们长大成人之后，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如果你还像他们年幼时那样关心他们，你就会成为他们的包袱，除非他们是异常迟钝的人。我不是说不应该关心子女，而是说这种关心应该是含蓄的，假如可能的话，还应是宽厚的，而不应该过分地感情用事。动物的幼子一旦自立，大动物就不再关心它们了，人类则因其幼年时期较长而难以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对于那些具有强烈的爱好，其活动又都恰当适宜，并且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人们，成功地度过老年绝非难事。只有在这个范围里，长寿才真正有益；只有在这个范围里，源于经验的智慧才能不受压制地得到运用。告诫已经成人的孩子别犯错误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一来他们不会相信你，二来错误原来就是教育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受个人情感支配的人，你就会感到，不把心思都放在子女和孙儿女身上，会觉得生活很空虚。假如事实确是如此，那么当你还能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譬如支援他们一笔钱或者为他们编织毛线外套的时候，你就必须明白，绝不要期望他们会因为你的陪伴而感到快活。
有些老人因害怕死亡而苦恼。年轻人害怕死亡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年轻人担心他们会在战斗中丧生。一想到会失去生活能够给予他们的种种美好事物，他们就感到痛苦。这种担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对于一位经历了人世的悲欢、履行了个人职责的老人，害怕死亡就有些可怜且可耻了。
克服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是——至少我是这样看的——逐渐扩大你的兴趣范围并使其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直至包围自我的围墙一点一点地离开你，而你的生活则越来越融合于大家的生活之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像河水一样——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的，河道变宽了，河岸扩展了，河水流得更平衡了。最后，河水流入了海洋，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能够这样理解自己的一生的老人，将不会因害怕死亡而痛苦，因为他所珍爱的一切都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如果随着精力的衰退，疲倦之感日渐增加，长眠并非是不受欢迎的念头。我渴望死于尚能劳作之时，同时知道他人将继续我所未竟的事业，我大可因为已经尽了自己之所能而感到安慰。
慧心禅语：
我们每个人都会衰老死亡，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也无法避免。那么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事情。罗素告诉我们，老之将至，不要惧怕死亡，而要珍惜身边的所有，尽自己所能，在老之将至的生活中寻找乐趣，便没有什么遗憾可言。
对于尘世中的我们来说，万般皆随缘是一种修为，更是一种修养。死亡，是生命开始后的结果，无须害怕，坦然面对，无疑是一份好的答卷。
溪——贾平凹
我愈来愈爱着生我养我的土地了，就像山地里纵纵横横的沟岔一样，就像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
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虽然在莽莽的山的世界里，它只是那么柔得可怜，细得伤感的一股儿水流。
我常常这么想：天上的雨落在地上，或许会成洪波，但它来自云里；溪是有根的，它凉凉地扎在山峰之下。人都说山是庄严的，几乎是死寂的，其实这是错了。它最有着内涵，最有着活力，那山下一定是有着很大很大的海的，永远在蕴涵的感情，永远是不安宁，表现着的，恐怕便是这小溪了。
或许，它是从石缝里一滴儿一滴儿渗出来的；或许，是从小草的根下一个泡儿一个泡儿冒出来的。但是，太阳晒不干、秋风刮不跑的。天性是那么晶莹，气息是那么清新，它一出来，便宣告了它的生命，寻着自己的道路要流动了。
正因为寻着自己的道路，它的步伐是艰辛的。然而，它从石板上滑下，便有了自己的铜的韵味的声音；它从石崖上跌落，便有了自己白练般的颜色，它回旋在穴潭之中，便有了自己叵不可测的深沉。
它终于慢慢地大起来了，要走更远的道儿；它流过了石川，流过了草地，流过了竹林，它要拜访所有的山岭，叩问每一次石头，有时会突然潜入河床的沙石之下去了呢。于是，轻风给了它的柔情，鲜花给了它的芬芳，竹林给了它的凉绿，那多情的游鱼，那斑斓的卵石，也给它增添了美的色彩。
它在流着，流着。它要流到哪里去呢？我想，山既然给了它的生命，它该是充实的，富有的；或许，它是做一颗露珠儿去滋润花瓣，深入到枝叶里了，使草木的绿素传送；或许，它竟能掀翻一坯污泥，拔脱了一丛腐根呢。那么，让它流去吧，山地这么大，这么复杂，只要它流，它探索，它就有了自己的路子。
慧心禅语：
小溪有自己的路径，也有自己要探索的路，那么人呢？人生美妙多情、温柔敦厚；当然人生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历经苦难方得幸福。面对人生中的美好柔顺，我们应当感激、珍惜、高兴畅怀，却不能失度，应当在心中告诫自己，这些都是命里注定的缘分。面对人生中的艰难苦败时要相信，这也是一种缘分，一种因果之缘。沧海桑田，万物变迁，诉说的不过是简单纯朴的一个个智慧箴言——随缘。
缘分与命运——季羡林
缘分与命运本来是两个词儿，都是我们口中常说，文中常写的。但是，仔细琢磨起来，这两个词儿涵义极为接近，有时达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
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呢？
我认为，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
我绝不是为算卦相面的“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骗子来张目。算八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鬼话，只要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就能揭穿。试问普天之下——番邦暂且不算，因为老外那里没有这套玩意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孩子有几万，几十万，他们一生的经历难道都能够绝对一样吗？绝对地不一样，倒近于事实。
可你为什么又说，缘分和命运不可不信呢？
我也举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只要你把你最亲密的人，你的老伴——或者“小伴”，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名词儿，年轻的夫妻之谓也——同你自己相遇，一直到“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经过回想一下，便立即会同意我的意见。你们可能是一个生在天南，一个生在海北，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有的机遇简直是间不容发，稍纵即逝，可终究没有错过，你们到底走到一起来了。即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也同样有个“机遇”问题。这种“机遇”是报纸上的词儿，哲学上的术语是“偶然性”，老百姓嘴里就叫做“缘分”或“命运”。这种情况，谁能否认，又谁能解释呢？没有办法，只好称之为缘分或命运。
北京西山深处有一座辽代古庙名叫“大觉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流泉，有300年的玉兰树，200年的藤萝花，是一个绝妙的地方。将近20年前，我骑自行车去过一次，当时古寺虽已破败，但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难忘。去年春末，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欧阳旭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剪彩，原来他下海成了颇有基础的企业家。他毕竟是书生出身，念念不忘为文化做贡献。他在大觉寺里创办了一个明慧茶院，以弘扬中国的茶文化。我大喜过望，准时到了大觉寺。此时的大觉寺已完全焕然一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玉兰已开过而紫藤尚开，品茗观茶道表演，心旷神怡，浑然欲忘我矣。
将近一年以来，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疑团：这个英年岐嶷的小伙子怎么会到深山里来搞这么一个茶院呢？前几天，欧阳旭又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吃饭。坐在汽车上，我不禁向他提出了我的问题。他莞尔一笑，轻声说：“缘分！”原来在这之前他携伙伴郊游，黄昏迷路，撞到大觉寺里来。爱此地之清幽，便租了下来，加以装修，创办了明慧茶院。
此事虽小，可以见大。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慧心禅语：
《金刚经》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梦者是妄身，幻者是妄念。泡者是烦恼，影者是业障。”人心如果执著于世间万物，就会有千种折腾，万般烦恼；如果随缘任运，人就会处处自由，时时潇洒。
人世中一切事、一切物都在不断变幻，没有一刻停留。万物有生有灭，不会为任何人和事停滞不前。所谓繁华，大半是停留在生活的表面，觥筹交错、衣帽光鲜、熙熙攘攘的背后往往透出的是一丝丝的苍凉。愚人却总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一如孩子贪恋糖衣药片上那薄薄的一层糖。禅宗中有一句格言：“万物唯心造。”意思是说，这是一个无善无恶、无爱无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表象、色相、成见等，不存在一切束缚，因而人能来去自由，洒脱轻松。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弘一法师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
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1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本篇所记的年月，皆依旧历）。
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而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
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
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当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
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楼上的。
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2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
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的时候都是关起来，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到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即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用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3
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作师父。
他的名字是弘详师，可是他不肯让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
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的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背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
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对看它很欢喜的。我出家了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
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当时是由慧明法师作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系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那种的忠厚、笃实，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内。到了十二月，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4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
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得泪落不止！
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出家人中晓得的很多，现在我且举几样事情，来说一说。
慧明法师是福建的汀州人，他穿的衣服不考究，看起来很不像法师的样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佬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最奇特的，就是能教化“马溜子”（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了。
寺院里是不准这班“马溜子”居住的，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吃白饭）去。
在杭州这一带地方，马溜子是特别来得多。一般人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他们亦自暴自弃，无所不为的。
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马溜子呢！
那些马溜子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饮食，好衣服等。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慧明法师也有时对他们说几句佛法。
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出来入去的时候，总是坐轿子居多。
有一次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时，下了轿后，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道：“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马溜子”，因为向他要裤子，所以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
关于慧明法师教化“马溜子”的事，外边的传说很多很多，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不单那些“马溜子”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即其他一般出家人，亦无不佩服的。
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慧心禅语：
佛家多讲“随缘”，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莫攀缘”等说法。“随缘”不是随便行事、因循苟且，而是随顺当前环境因缘，从善如流；“不变”不是墨守成规、冥顽不化，而是要择善固守。“随缘不变”，则是不模糊立场，不丧失原则。在世间上做人，要通情达理、圆融做事，这样才能够达到事理相融。
弘一法师贵为一代高僧，但他的出家经过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说，万事皆有因缘，不是没有缘分，而是时候未到。
与朴老结缘钓鱼台——梁衡
我与佛有缘吗？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九九三年初冬的一天，研究佛教的王志远先生对我说：“十一月九日在钓鱼台有一个会，讨论佛教文化，你一定要去。”本来平时与志远兄的来往并非谈佛，大部分是谈文学或哲学，这次倒要去做“佛事”，我就说：“不去，近来太忙。”他说：“赵朴老也要去，你们可以见一面。”我心怦然一动，说：“去。”
志远兄走后，我不觉反思刚才的举动，难道这就是“缘”？而我与赵朴初老先生真的命中也该有一面之缘？我想起弘一法师以当代著名艺术家、文化人的身份突然出家去耐孤寺青灯的寂寞，只是因为有那么一次“机缘”。据说一天傍晚夏丏尊与李叔同在西湖边闲坐，恰逢灵隐寺一老僧佛事做毕归来，僧袍飘举，道风仙骨，夏公说声：“好风度。”李公心动说：“我要归隐出家。”不想此一念后来竟成真事。
据说夏丏尊曾为他这一句话，导致中国文坛隐去一颗巨星而后悔。那老僧的出现和夏公脱口说出的话，大约不可说不是缘（后来，我读到弘一法师的一篇讲演，又知道他的出家不仅仅是有缘，还有根），而这缘竟在文学和佛学间架了一座桥。敢说志远兄今天这一番话不是渡人的舟桥？尽管我绝不会因此出家，但一瞬间我发现了，原来自己与佛还是有个缘在。
九日上午，我如约驱车赶到钓鱼台。这座多少年来作为国宾馆、曾一度为江青集团所霸占的地方，现在也揭去面纱向社会开放，有点身份的活动，都争着在这里举办。初冬的残雪尚未消尽，园内古典式的堂榭与曲水拱桥掩映于红枫绿松之间，静穆中隐含着一种涌动。
在休息室我见到了朴老，握手之后，他静坐在沙发上，接受着不断走上前来的人们的问候。老人听力已不大灵，戴着助听器，不多说话，只握握手或者双手轻轻合十答礼。我在一旁仔细打量，老人个头不高，略瘦，清癯的脸庞，头发整齐地梳向后去，着西服，一种学者式的沉静和长者的慈祥在他身上做着最和谐的统一。看着这位佛教领袖，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五台山上的和尚、布达拉宫里的喇嘛联系起来。我最先知朴老，是他的词曲，那时我还上中学，经常在报上见到他的作品。最有影响、轰动一时的是那首《哭三尼》。诗人鲜明的政治立场、强烈的爱憎、娴熟的艺术让人钦佩。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只要稍有点文化的，没有人不记得这首曲子。
而我原先只知唐诗宋词，就是从此之后才去找着看了一些元曲。佛不离政治，佛不离艺术，佛不离哲学，大约越是大德高僧越是能借佛径而曲达政治、艺术、哲学的高峰。你看历史上的玄奘、一行，以及近代的弘一，还有那个写出《文心雕龙》的刘勰，写出《诗品》的司空图，甚至苏东坡、白居易，不都是走佛径而达到文学、科学与艺术的高峰？只知晨钟暮鼓者是算不得真佛的。后来我看书多了，又更知道朴老在上海抗日救亡时的义举善举，知道了他与共产党合作完成的许多大事，知道了他为宗教事业所做的贡献，更多的还是接触他的书法艺术，还知道他是西泠印社的第五代社长。在大街上走，或随便翻书、报、刊都能见到朴老题的牌匾或名字。我每天上班从北太平庄过，就总要抬头看几眼他题的“北京出版社”几个字。朴老的故乡安徽省要创办一份报纸，总编喜滋滋地给我看他请朴老题的“江准时报”几个字。人们去见他，求他写字，难道只是看看他是一个佛门弟子？
会议开始了，我被安排坐在朴老的右手。正好会议给每人面前发了一套《佛教文化》杂志，其中有一期发有我去年去西藏时拍的一组十三张照片，并文。图文分别围绕佛的召唤、佛的力量、佛的仆人、佛的延伸、佛是什么、佛是文化等题来阐述。我翻开那期请他一幅幅地看，边翻边讲。他听说我去了西藏，先是一惊，尔后十分高兴，他仔细地看，看到兴浓处，就慈祥地笑着点点头。
最后一幅是我盘腿坐在大昭寺的佛殿前，背景是万盏酥油灯，题为“佛即是我”，并引一联解释：“因即果，果即因，欲求果，先求因，即因即果；佛即心，心即佛，俗求佛，先求心，即心即佛。”这回朴老终于些微地冲破了他的平静，他慈祥地看着图上的人影，大笑着用手指一下我说：“就是你！”并紧紧握住我的手。因为朴老听力不好，所以我们谈话就凑得更近，大概是这个动作显得很亲密，又看见是在翻一本佛教文化杂志，记者们便上来抢拍，于是便定格下许多有趣的镜头。
会议结束了，我走出大厅，走在绿中带黄、绵软如毡的草地上。我想今天与朴老相会钓鱼台是有缘。要不怎么我先说不来，后来又来了呢？怎么正好桌子上又摆了几本供我们谈话的杂志？但这缘又不只是眼前的机缘，在前几十年我便与朴老心缘相连了；这缘也不只是佛缘，倒是在艺术、诗词等方面早与朴老文缘相连了。缘是什么？缘原来是张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张网就越张越大，它有无数个网眼，总会让你撞上的，所以好人、名人、伟人总是缘接四海；缘原来是一棵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树的浓荫就越密越广，人们总愿得到他的荫护，愿追随他。
佛缘无边，其实是佛学里所含的哲学、文学、艺术浩如烟海，于是佛法自然就是无边无际的了，难怪我们这么多人都与佛有缘。富在深山有远客，贫居闹市无人问，资本是缘，但这资本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学识、人品、力量、智慧。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缘相识于人，或被人相识。一个在精神上平淡的人与外部世界是很少有缘的。缘是机会，更是这种机会的准备。
车子将出钓鱼台大门时，突然想起一偈，轻轻念出：
身在钓鱼台，心悟明镜台。
镜中有日月，随缘照四海。
慧心禅语：
随时，随性，随遇，随缘，概括了人生多少自然，多少豁达。不妄求、不贪恋、不慌乱、不躁进，一切自然随意。人生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让你寝食难安，愁眉不展，很多的东西都是人人想要的，为此，世事纷争、你恨我怨，但有几人可以如愿呢？为何不开释自己的心灵，无私无欲？为何不让自己跳出心灵的圈子，卸下包袱，随缘胆四海。
我佛慈悲，不度无缘之人。与朴老结缘，大概也是缘度吧！以随缘之心，对待人生情缘，何不静喜？
不肯去观音院——丰子恺
普陀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岛上寺院甚多，自古以来是佛教胜地，香火不绝。浙江人有一句老话：“行一善事，比南海普陀去烧香更好。”可知南海普陀去烧香是一大功德。因为古代没有汽船，只有帆船，而渡海到普陀岛，风浪甚大，旅途艰苦，所以功德很大。现在有了汽船，交通很方便了，但一般信佛的老太太依旧认为是一大功德。
我赴宁波旅行写生，因见春光明媚，又觉身体健好，游兴浓厚，便不肯回上海，却转赴普陀去“借佛游春”了。我童年时到过普陀，屈指计算，已有五十年不曾重游了。事隔半个世纪，加之以解放后普陀寺庙都修理得崭新，所以重游竟同初游一样，印象非常新鲜。
我从宁波乘船到定海，行程三小时；从定海坐汽车到沈家门，五十分钟；再从沈家门乘轮船到普陀，只费半小时。其时正值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生日，香客非常热闹，买香烛要排队，各寺院客房客满。但我不住寺院，住在定海专署所办的招待所中，倒很清静。
我游了四个主要的寺院：前寺、后寺、佛顶山、紫竹林。前寺是普陀的领导寺院，殿宇最为高大；后寺略小而设备庄严，千年以上的古木甚多；佛顶山有一千多石级，山顶常没在云雾中，登楼可以俯瞰普陀全岛，遥望东洋大海；紫竹林位在海边，屋宇较小，内供观音，住居者尽是尼僧，近旁有潮音洞，每逢潮涨，涛声异常洪亮。寺后有竹林，竹竿皆紫色。我曾折了一根细枝，藏在衣袋里，带回去作纪念品。这四个寺院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有名贵的古物。我曾经参观两只极大的饭锅，每锅可容八九担米，可供千人吃饭，故名曰“千人锅”。我用手杖量量，其直径约有两手杖。我又参观了一只七千斤重的钟，其声洪大悠久，全山可以听见。
这四个主要寺院中，紫竹林比较的最为低小，然而它的历史在全山最为悠久，是普陀最初的一个寺院，而且这“开国元勋”与日本人有关。有一个故事，是紫竹林的一个尼僧告诉我的，她还有一篇记载挂在客厅里呢。这故事是这样：千余年前，后梁时代，即公历九百年左右，日本有一位高僧，名叫慧锷的，乘帆船来华，到五台山请得了一位观世音菩萨像，将载回日本去供养。那帆船开到莲花洋地方，忽然开不动了。这慧锷法师就向观音菩萨祷告：“菩萨如果不肯到日本去，随便菩萨要到哪里，我和尚就跟到哪里，终身供养。”祷告毕，帆船果然开动了。随风飘泊，一直来到了普陀岛的潮音洞旁边，慧锷法师便捧菩萨像登陆。此时普陀全无寺院，只有居民。有一个姓张的居民，知道日本僧人从五台山请观音来此，就捐献几间房屋，给他供养观音像。又替这房屋取个名字，叫做“不肯去观音院”。慧锷法师就在这不肯去观音院内终老。这不肯去观音院是普陀第一所寺院，是紫竹林的前身，紫竹林这名字是后来改的。有一个人为不肯去观音院题一首诗：
借问观世音，因何不肯去？
为渡大中华，有缘来此地。
如此看来，普陀这千余年来的佛教名胜之地，是由日本人创始的。可见中日两国人民自古就互相交往，具有密切的关系。我此次出游，在宁波天童寺想起了五百年前在此寺作画的雪舟，在普陀又听到了创造寺院的慧锷。一次旅行，遇到了两件与日本有关的事情，这也可证明中日两国人民关系之多了。不仅古代而已，现在也是如此。我经过定海，参观鱼场时，听见渔民说起：近年来海面常有飓风暴发，将渔船吹到日本，日本的渔民就招待这些中国渔民，等到风息之后护送他们回到定海。有时日本的渔船也被飓风吹到中国来，中国的渔民也招待他们，护送他们回国。劳动人民本来是一家人。
不肯去观音院左旁，海边上有很长、很广、很平的沙滩。较小的一处叫做“百步沙”，较大的一处叫做“千步沙”。潮水不来时，我们就在沙上行走。脚踏到沙上，软绵绵的，比踏在芳草地上更加舒服。走了一阵，回头望望，看见自己的足迹连成一根长长的线，把平净如镜的沙面划破，似觉很可惜的。沙地上常有各种各样的贝壳，同游的人大家寻找拾集，我也拾了一个藏在衣袋里，带回去作纪念品。为了拾贝壳，把一片平沙踩得破破烂烂，很对它不起。然而第二天再来看看，依旧平净如镜，一点伤痕也没有了。我对这些沙滩颇感兴趣，不亚于四大寺院。
离开普陀山，我在路途中作了两首诗，记录在下面：
一别名山五十春，重游佛顶喜新晴。
东风吹起千岩浪，好似长征奏凯声。
寺寺烧香拜跪勤，庄严宝岛气氤氲。
观音颔首弥陀笑，喜见群生乐太平。
回到家里，摸摸衣袋，发现一个贝壳和一根紫竹，联想起了普陀的不肯去观音院，便写这篇随笔。
慧心禅语：
佛家讲求凡是随缘，随不是跟随，是顺其自然，不怨怼、不躁进、不过分、不强求；随不是随便，是把握机缘，不悲观、不刻板、不慌乱、不妄形。凡所有家，皆有心生，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心中的妄念、不平，使内心得到澄明，那么，一切都将变得简单、从容。
鸟巢禅师——金克木
鹿野苑中国庙的住持老和尚德玉，原先是北京法源寺的，曾见过著名诗僧八指头陀寄禅，他偶然还提起法源寺的芍药和崇效寺的牡丹。但他不写诗，只是每晚读佛经，又只读两部经：《法华》和《楞严》，每晚读一“品”，读完这一部，再换那一部，循环不已。
他来到“西天”朝拜圣地时，发现没有中国人修的庙，无处落脚，便发愿募化。得到新加坡一位中国商人的大力支持，终于修成了庙；而且从缅甸请来了一尊很大的玉佛，端然坐在庙的大殿正中央，早晚庙中僧众在此诵经礼拜。
他在国外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吧，这时已接近六十岁，可是没有学会一句外国话，仍然是讲浓重湖南口音的中国话。印度话，他只会说两个字：“阿恰（好）”和“拜提（请坐）。”
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要去朝拜佛教圣地兼化缘，约我一起去。我提议向西北方去，因为东南面的菩提迦耶、王舍城和那烂陀寺遗址我已经去过了。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出发到舍卫国、蓝毗尼、拘尸那揭罗去。这几处比前述几处（除迦耶同时是印度教圣地因而情况稍好外）更荒凉，想来是无从化缘乞讨，只能自己花钱的。我只想同他一起“朝圣”作为游览，可以给他当翻译，但不想跟随他化缘。
这几处地方连地名都改变了，可以说是像王舍城一样连遗迹都没有了，不像迦耶还有棵菩提树和庙，也不像那烂陀寺由考古发掘而出现一些遗址和遗物。蓝毗尼应有阿育王石柱，现在想不起我曾经找到过，仿佛是已经被搬到什么博物馆去了。在舍卫国，只听说有些耆那教天衣派（裸形外道）的和尚住在那里一所石窟里，还在火车站上见到不少猴子。
老和尚旅行并不需要我帮多少忙，反而他比我更熟悉道路，也不用查什么“指南”。看来语言的用处也不是那么大得不得了，缺了就不行，否则哑巴怎么也照样走路？有些人的记忆力在认路方面特别发达，我承认我不行。
老和尚指挥我在什么地方下车，什么地方落脚，什么地方只好在车站上休息。我们从不需要找旅馆，也难得找到，找到也难住下。我这时才明白老和尚的神通，他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他带着我找到几处华侨商店，竟然都像见到老相识的同乡一样，都化得到多少不等的香火钱，也不用他开口乞讨。
到佛灭度处拘尸那揭罗，我弄不清在一个什么小火车站下的车，下车后一片荒凉，怎么走，只有听从老和尚指挥。
他像到了熟地方一样，带着我走，我也不懂他第一次是怎么来的。这里有的是很少的人家和很多的大树，他也不问路，原来这里也无法问路，没有佛的著名神圣遗物，居民也不知道有佛教，只是见到黄衣的知道是出家人，见到我这个白衣的知道是俗人，正像中国人从佛教经典中知道“白衣”是居士的别称那样。
这里只能望空拜佛。有个鸟巢禅师在这里，我们去会他。
我知道唐朝有位鸟巢禅师，是住在树上的一个和尚。如果我没有记错，《西游记》小说里好像还提到过他，怎么这里也有？
“他是住在树上吗？”我问。
“那是当然。”和尚回答。
又在荒野中走上了一段，他说：“就要到了。”我这时才猛然想起玄奘在《西域记》中记山川道里那么清楚，原来和尚到处游方化缘、记人、记路，有特别的本事。
突然前面大树下飞跑过来一个人，很快就到了面前，不错，是一个中国和尚。
两人异口同声喊：“南无阿弥陀佛！”接着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向这新见人物合掌为礼。
这位和尚连“随我来”都不说就一转身大步如飞走了，还是老和尚提醒我说：“跟他走，这就是我说的鸟巢禅师。”
走到大树跟前，我才看出这是一棵其大无比的树，足有普通的五层楼那么高。在离地约一丈多的最初大树杈上有些木头垒出一个像间房屋一样的东西。树干上斜倚着一张仿佛当梯子用的两根棍和一格一格的横木。
鸟巢禅师头也不回，一抬腿，我还没看清他怎么上的梯子，他已经站在一层“楼”的洞门口，俯身向我们招呼了。他仍不说话，只是打着手势。
老和尚跟了上去，手扶、脚蹬，上面的人在他爬到一半时拉了一把。一转眼，两位和尚进洞了。
这可难为我了，从小就不曾练过爬树，我又是踏着印度式拖鞋，只靠脚的“大拇指”和“食指”夹着襻子，脱下拿在手里，又不便攀登，因为手里还提着盥洗用品之类。勉强扶着梯子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一步一步，好容易到了中途。大概鸟巢禅师本来毫不体会我的困难，只拉了老和尚一把就进去了；现在看到我还没有“进洞”，伸出头来一望，连忙探出半身，一伸手臂把我凭空吊上去了。我两步当一步不知怎么已经进了“巢”，连吃惊都没有来得及。
原来“巢”中并不小，当然没有什么桌、凳、床之类，只有些大大小小的木头块。有一块比较高而方正的木台上供着一尊佛，仔细看来，好像不是释迦牟尼佛像，而是密宗的大威德菩萨，是文殊师利的化身吧？佛前还有个香炉样的东西，可能是从哪位施主募化来的。奇怪的是他从哪里弄来的香，因为“炉”中似乎有香灰。
三人挤在一起，面对面，谈话开始了。鸟巢禅师一口浙江温州口音的话同老和尚一口湖南宝庆一带口音的话，真是差别太大了。幸亏我那时年纪还不大，反应较灵敏，大致听得出谈话的大部分，至少抓得住要点。
湖南和尚介绍了我并且说我想知道鸟巢禅师的来历，禅师听明白了大意，很高兴。大概他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有和人长篇讲话了，尤其是讲中国话。我想，他也许会同这次路上化缘时见到的一位华侨青年一样干脆夹上印度话吧。然而不然，他非常愿意讲自己的家乡话。
“我一定要见佛，我一定能见到佛的。”这是他的话的主题。
“变调”当然多得很，几乎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不过我还是弄清楚了大致情况。
他是温州人，到“西天”来朝圣，在这佛涅槃的圣地发愿一定要见佛，就住下修行。起先搭房子，当地居民不让他盖。他几次三番试盖都不成，只能在野地上住。当地人也不肯布施他，他只能到远处去化点粮食等等回来。这里靠北边，近雪山脚下，冬天还是相当冷。他急了，就上了树，搭个巢。可是当他远行募化时，居民把巢拆了，他回来又搭。这样几次以后，忽然大家不拆他的巢了，反而有人来对着大树向他膜拜。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往后就好了，他安居了下来。
“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后来才知道，他们见我一个月不下树，也不吃东西，以为我成佛了，才让我住下来了。我也就不下树了，索性又搭了两层‘楼’，你们看。”说着他就出了巢，我同老和尚伸头出去一望，禅师正在上面呼唤。原来再上去约一丈高的又一个树杈处，他搭了一个比第一层稍小的“巢”。他招手叫我们上去，这可没有梯子，只能爬，老和尚居然胆敢试了几步。禅师拉着他时，他在巢门口望了一望，没有钻进去，又下来了。禅师随着出巢，三步两步像鸟一样又上了一层。从下面望去，这似乎又小了一些，仿佛只能容纳一个人。他一头钻进去，不见了。我看那里离地面足有四丈左右，也许还不止，不过还没有到树顶。巢被枝叶掩住，不是有他的行动，看不出有巢。
过一会儿，禅师下来了，他毫不费力，也不用攀援，不但像走，简直像跑，也可以说是飞，进了我们蹲在里面的第一层巢。
“我在上两层的佛爷面前都替你们拜过了。”
这时我才明白，他上“楼”并非为显本事而是为我们祈福。不过这一层的佛像前，我们也没有拜。老和尚没有拜，可能是因为他看那神像不大像他所认识的佛。禅师却替我们拜了一拜，嘴咕噜了几句。我忍不住问：“难道你真有一个月禁食不吃斋吗？”很担心这一问会触犯了他。
他毫不在乎，说：“怎么不吃？我白天修行，念经咒，夜深了才下去在荒地上起火，做好几天的饭，拿上来慢慢吃。这里的人不布施我，我就在夜里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化点粮食，火种，蔬菜，香烛，还要深夜回来。这里好得很，冬天不太冷，夏天也不太热，我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春秋。我自己有剃刀，自己剃发。自己提桶到远处提水，什么也不求人，一心念佛。我发愿要在这里亲见佛爷，你们看。”说着，他把下身的黄褐色布裙一掀，露出两膝，满是火烧的伤疤。这使我大吃一惊，难修的苦行。可是，这不是释迦牟尼提倡的呀。
他又说：“现在不一样了。常有人来对树拜，不用我远走化缘，吃的、用的都有人送来了，我也不用深夜才下树了。有时这里人望见我就行礼，叫我一声，我也不懂，反正是把我当做菩萨吧。”
我估计这两位和尚年纪相差不远，都比我大得多，都应当说是老人了，可是都比我健壮得多。
我同老和尚下树走了。鸟巢禅师还送了我们一程才回去，他告诉了我他的法号是什么，但我忘了。他并不以鸟巢禅师自居，他巢内也没有什么经典，他说诵的经咒都是自幼出家时背诵的。从他的中国话听来，他也未必认得多少中国字，他的外国话也不会比鹿野苑的老和尚更好多少。
在车站上等车时，恰巧有个印度人在我身边。他见到我和一位中国和尚一起，便主动向我是否见至性到住在树上的中国和尚。然后他作了说明：原来这一带被居民相信是印度教罗摩大神的圣地，所以不容许外来的“蔑戾车”（边地下贱）在这里停留。尤其是那棵大树，那是朝拜的对象，更不让人上去。后来不知怎么，忽然居民传开了，说是罗摩下凡了，神就是扮成这个样子来度化人的，你们这位中国同乡才在树上住下来了。居民也不知他是什么教，修的什么道，只敬重他的苦行。你知道，我们国家的人是看重苦行的。我看他仿佛轻轻苦笑了一下，我想，这也是个知识分子。
慧心禅语：
金克木，1912年8月14日生于江西，自学多种语言，1943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从此走上梵学研究之路。拜访鸟巢禅师之路其实也是一次心路之旅，同样是礼佛之人，自然有惺惺相惜之感。鸟巢禅师随缘任运的生活使人向往，其超然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也使人赞赏。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谓是有事必有缘，如喜缘、福缘、人缘、财缘、机缘、善缘、恶缘等。万事随缘，随顺自然，这不仅是禅者的态度，更是我们快乐人生所需要的一种精神。随缘是一种平和的生存态度，也是一种生存的禅境。“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放得下宠辱，那便是安详自在。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凡事不妄求于前，不追念于后，从容平淡，自然达观、随心、随情、随理，便识得“有事随缘”皆有禅味。
我当了一百天和尚——张大千
我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主持是逸琳法师，“大千”就是逸琳老方丈为我取的法名。起初，我完全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我由松江募化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观宗寺的知客僧一见是我，大不高兴，报我这个野和尚不知趣，又来找麻烦。我笑着告诉他，这一次是你们老方丈请我来的，直到出示了谛闲法师信，他才无话可说，让我进门。
谛闲法师让我去，是看了我的信，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我二十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辞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我实在想不通，要我烧戒也不甘心，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逃出观宗寺！
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我并不是要还俗，我只是不愿意烧戒，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墓，渡船钱要四个铜板，我当时只有三个铜板。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上了船，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请他慈悲。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开口就骂，他说：“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来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我忍气吞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逞啥子强。过了渡，倾其所有给他三个铜板，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我走的。哪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破口大骂，骂我野和尚不给钱，我也开口回骂。更令我恼火的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
骂人还不要紧，拉扯之间，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我一怒之下夺过桨来，就把他打倒。他大叫救命，岸边的闲人等，也大叫野和尚打人，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一点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
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
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上海的朋友们，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他们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同意这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我可以去挂单寄住。他们不告诉我庙在哪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说是来接我，然后陪我去庙里。那一天，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
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来，等在月台上抓我！
二家兄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我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结婚这年，我二十二岁，我的原配名曾正蓉。
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前后刚巧又是一百天。
慧心禅语：
佛曰：“佛度有缘人。”
禅宗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因缘而起，因缘为“因”与“缘”之并称。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在看似偶然的背后都深深地隐藏着必然，而这必然又等待着偶然来成全。也许，这就是“缘”妙不可言的地方。
人在“缘”中，如大海中的朵朵浪花。古龙曾经说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整个社会就是个大江湖，人就是这江湖风波里的一片落叶，一朵雨里的浮萍。顺水推舟，乐天知命，不求开悟，但求一份内心真正的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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