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几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很重大的成就，通过改革开放，在20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框架建设起来了。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支持了我们30年来的快速发展。它主要有几个具体因素：

    1.把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从旧体制的压制下解放了出来。不用我多说，我们看一看广东的大地、我们岭南的大地就可以看到。过去民间是不能创业的，并称之为资本主义为大、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几千万的民间企业成长起来了，这是支持我们经济快速发展，支持我们经济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

    2.原来低效利用的资源，首先是劳动力资源，转向比较有效的使用。过去低就业状态的农民，有将近2亿人，转向了城市非农企业，效益得到了提高。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改革开放以来，相当大面积的农村土地转为城市非农使用，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3.开放。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有力支撑：一个有力的支撑就是，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消费率下降，所以最终需求不足；而对外开放以后，净出口大量增加，也就是出超，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支撑了高速增长。另外一个有力的支撑是，在我们自主创新、技术创新能力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缩小了我们跟先进国家的差距，提高了我们经济的效益。

    这里说的都是我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即市场化改革为增长提供的动力。政府也有很大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市场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发挥了动员资源的功能、协调的功能，这是在市场改革的情况下才能发挥的作用。

    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点：我们在20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离1992年中共十四大设定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共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的时候，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什么叫作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说到底就是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它能够引导资源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是由价格所引导，所以它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按照这样的要求来看，我们在20世纪末期形成起来的市场经济框架还是有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系，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依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它主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过多，另外一个就是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太大，而且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具有行政赋予的权力，妨碍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造，使它得到完善。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执行得并不好，有不同的原因，我们这里不能够详细分析。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改革进入了深水期，涉及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另一方面，改革有阻力有难度。第三，因为20世纪改革很成功，日子过得很好，官员一方面很喜欢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缺乏这方面的压力和动力，于是改革就放慢了。所以200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得并不好。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政府的干预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限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了恶化的迹象。这就出现了两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过来。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已经提出来几十年了，特别是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式把它写进了五年规划中，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九五”计划的推进，使得改革有所进步。到了21世纪初期，改革放慢了，改革的缺点越来越突出，加上21世纪开启的城市化的加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向旧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回归。我们想一想，大致上在2003年以后，开始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用这种方式来支撑高速的增长。各个地方都要求走产业的重型化，增加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所以虽然要求转型，可实际上转不过来，甚至有恶化的状况。“十一五”就再次规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的时候发现没有转过来。所以，在“十二五”规划制定的过程中，就把这个议题提到更高的层面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成为“十二五”的主线。连续了这么多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却不好。

    旧增长模式导致了很多问题，我们资源的匮乏，环境的破坏，以及宏观经济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一直到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消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让我们已经没有了继续发展的空间。

    另外一个问题，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很庞大的寻租，腐败蔓延，当然就会造成许多社会的甚至政治上的问题。

    所以最近几年，经济上的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大爆发的临界点，到处出问题。这是一个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这种矛盾的激化、问题的到处发生，使得大家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推动我们改革的前进。现在“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这个主线要想起作用，它的动力是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所以全面推进改革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十二五”规划提出来，要全面地推进改革，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也就意味着在“十二五”规划的执行过程中，特别是今明两年党政领导换届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全面推进改革的新形势。

    到了21世纪初期，出现了另外一种顶层设计。各种毛病出现了，比如“看病贵”、“看病难”、上学的问题，说这样都是因为市场化，说是我们的改革被经济学家误导了，方向错了。应有什么正确的方向呢？这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的北京共识，后来又叫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其实不是一个模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

    2010年年初的时候，英国的一本经济杂志里有一个专辑，说有一个世界潮流，叫国家资本主义，里面举了很多例子都是讲中国的。我想说的是，关于顶层设计，不是说我们要在改革开放30年后另起炉灶，而是要继续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四大上确定下来的顶层设计。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实践，我们会有很多新的进步，我们的市场本身也有发展。我们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是沿海地区，这个市场是很低级的市场，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叫作人格化的市场，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熟人之间的本地的小规模的市场。它对于制度的要求，对于法制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顶层设计不是照搬原来的，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现在大家正在议论，在顶层设计的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我觉得现在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机会，一旦改革停步会造成什么情况？而且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点的所谓中国模式也是有问题的，比如高铁，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应该达成共识。达成了共识，就做自己的规划，在整体规划下，各个方面的改革都可以设计出相互互动的子系统改革方案。当然，说顶层设计，不是说我们要否定整个改革，它并不是否定我们基层的，从下到上的各种改革创新和制度创新。

    顶层设计得到了共识，然后有个从上到下的响应，我们就可以推进，但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改革上采取主动的行动，通过这两方面的互动来进行。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本文据2012年3月在首届岭南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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