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有一个重要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这就是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带来的挑战。

    随着CPI见顶回落，经济增长速度也在放缓。在这个时点上，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我认为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放宽视野，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大背景下观察和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这样，就需要提出一个问题：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仅仅是在宏观紧缩政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周期性回落，还是意味着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

    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结合国际经验，最近，我们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研究。“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以及中国台湾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大体上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这不是现价美元，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计量单位）。达到这个点的时候，它们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一般在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这样的变化，德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发生在70年代初期，韩国则是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规律性是相当强的。我们计算了中国的人均收入，在2010年，已经达到将近8000国际元。如果保持现有的增长态势，在今后两三年内，中国就可能达到11000国际元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这个分析是比较复杂的，从中引出了一个基本结论：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换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对于目前增长速度的变化，到底应该怎么看？它是什么性质的，是不是意味着增长速度的转换期已经开始了？对这个问题，有这样几个迹象值得关注。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中国总需求结构中，消费一直相对稳定，进出口有较大的或然性，带动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是高投资，而在投资中，近年来，基础设施占30%左右，房地产占25%左右，设备投资占30%左右。这三项加起来，可以解释80%~85%的投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由最近一两年发生了一个变化，是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的持续下降，2009年的31.2%降到23%左右。如果没有保障性住房投资跟上去的话，房地产投资也是要降下来的。而设备投资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出口增长对投资增长也有较大影响，一般会有几个月的阻滞。如果近期出口有较大幅度回落，对今后的投资增长特别是设备投资增长会有冲击。

    二是2012年以来东南沿海几个经济大省、市，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的投资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几个省、市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接近一半。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从逻辑上说，如果全国增长速度出现阶段性变化，应该先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

    三是近期人们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对这些领域中长期投资回报潜力的担忧。

    中国的增长阶段转换是一个过程，需要若干年来完成，不过，从以上这些迹象来看，这个过程很可能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阶段呢？现在，存在一些认识上的混乱，有必要说清楚。第一，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中国能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的时候，实现增长速度自然回落，其实是一个好事情，这是中国顺利渡过了工业化高速增长的标志。第二，这是潜在增长力的下降。最近，有些地方官员表示，由于进行了主动调控，速度由多少降到了多少。那么，可以反问，能够通过调控再把增长速度提高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了。第三，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比如由10%降到未来的6%、7%，从国际范围来讲，仍然是一个不低的速度。如果中国能够以这种中等的增长速度，再保持10年、20年的增长，仍然是很令人鼓舞的，中国将进入高收入社会。讲到增长速度变化，有人会感到悲观，这是不必要的，我们仍然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保持乐观。

    在这个背景下，我对201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有三点看法。

    第一，从国际经验来看，增长速度下台阶有的是比较平滑的，有的则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剧烈的外部冲击，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滑。中国要争取让台阶下得比较平滑、比较稳健。所以，“稳增长”仍然是明年和今后几年重要的政策目标。要避免两种情况：一是各级政府的思维方式还转不过来，还想保持过去的高增长速度，还想重现往日的辉煌。如果这种思维方式转不过来，而且要采取一些措施把速度拉上去，一则这时再往上拉是很困难的，即使短期拉上去，负面后果也会相当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实行刺激性政策，试图把日本经济恢复到60年代那样一个高增长的平台上去，结果适得其反，并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泡沫。这个教训是要汲取的。二是中国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以后，整体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大大增加，一旦存在内外冲击，就有可能使增长速度在短时间内大幅下滑，这种局面也要尽力避免，否则，会引发不少新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2012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估计比2010年还会有所回落，2010年保持在9%以上是没有问题的，2012年还是有潜力也有可能保持8.5%左右的增长速度。

    另外，物价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目前物价涨幅已经回落了，到年底，涨幅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中期的通胀压力仍然不能低估。因为目前通胀是成本推动型通胀。推动成本上升的因素，比如劳动力成本、农产品和服务价格，是趋势性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受管制的一些能源产品价格也需要放开或理顺，我们应当给改革留出空间。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还不得不被迫提高对较高物价水平的承受能力。当然，政府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

    第二，要把防控风险放到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需要认识到的是，当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末期或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后，不论是政府和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了，相应地，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大于过去30多年。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的矛盾比较多，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但事实上已经持续增长了30多年。这样，我们就要注意一个特点，即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和吸收风险的能力。然而，当高增长不可持续的时候，我们将会遇到两类风险：第一类是过去可以包得住的风险隐患，现在包不住了；第二类是若在短时间内增长速度下滑过快，而我们认识、体制和机制缺少准备，应对不力，将会出现一些新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讲，2012年需要关注并防范以下几个方面风险：一是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的风险；二是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房价过高风险肯定很大，但如果短时间内下滑过快，也会有不容忽视的风险。不仅房地产企业和已购房者，而且地方财政和银行都与房价相当大程度上捆在一起，较好的办法是在维持这种脆弱平衡的前提下逐步释放风险，比如房价小幅回调，然后基本稳定几年，以时间换空间，人们的收入水平上升了，房价保持稳定就等于相对下降；三是增长放缓以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出现大面积亏损。钢铁行业最近出现的价格波动就很值得关注。四是已经露出苗头的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五是国际经济再次下滑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风险。2010年9月以后，出口下滑较快，如前所说，将除了外需下降外，也会对投资产生一定影响。这些方面的变化需要密切关注。

    第三，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这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强调通过深化改革化解风险，更重要的是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我们讨论经济增长阶段变化时，所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什么含义呢？就是增长方式要和新的增长阶段相适应。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低成本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实现向创新驱动转变有两大阻力：一是资产泡沫，二是大的垄断企业和利益集团的垄断。这两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都是存在的，而且某些方面问题相当严重。下一步深化改革，主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有一个重点始终需要重视，即解决资金和其他资源向实体经济、向创新和产业升级、向中小企业流动的问题，目前来看，能够动起来而且容易见到实效的还是老办法，就是放宽市场准入，尤其是要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鼓励和加强这些领域的竞争，进而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提供动力和需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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