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九

    【原文】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

    【译文】文章出自于《五经》：诏、命、策、檄，是产生于《书经》中的；序、述、论、议，是产生于《易经》中的；歌、咏、赋、颂是产生于《诗经》中的；祭、祀、哀、诔，是产生于《礼记》中的；书、奏、箴、铭是产生于《春秋》中的。朝廷的重要法令和军中的号令誓词，都是张显仁道，彰明功德的，这对统治民众，建设国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用文章来陶冶情操，或者对别人婉言相劝，或者阅读时深入体会其中的滋味，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如果有能力的话，则还可以多学习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原文】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

    【译文】但是自古至今，文人大部分陷于轻薄。屈原对自己的才华过于张扬，太注重自我表现了，甚至公开暴露君主的过失；宋玉因长得体态容貌冶艳而被人视作俳优；东方朔言谈太轻浮了，以致缺少雅致；司马相如盗窃钱财，缺少操守；王褒的过失显露于《僮约》；扬雄的德行败坏于《美新》；李陵投降匈奴，辱没身份；刘歆在王莽执政时立场不坚定；傅毅依附党派权贵；班固剽窃其父所著的史书；赵壹恃才倨傲有些过头；冯衍浮华而不实，遭排抑；马融谄媚于权贵遭到排挤屈辱；蔡邕同恶人勾结遭到惩处；吴质仗势横行霸道而触怒乡里；曹植目中无人而触犯国法；杜笃毫无节制地向人借贷；路粹的心胸狭小；陈琳的确粗率疏忽；繁钦生性不知检点；刘桢个性过于倔犟，被罚做苦役；王粲轻率狂躁而遭人厌恶；孔融、祢衡恃才傲物而被杀害；杨修、丁廙煽动事非，咎由自取；阮籍因无礼而败坏风俗；嵇康因欺物而不得善终；傅玄因愤争而被免官；孙楚因夸耀而欺上；陆机因作乱而陷入险地；潘岳因侥幸取利而致危；颜延年因负气而被罢职；谢灵运因空疏而作乱；王元长因凶逆而被杀；谢玄晖因侮慢而被害。上述这些人，在文人中都是杰出的，其他无法全部记起，但是也不外乎此。

    【原文】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

    【译文】关于帝王，也有没有避免这类毛病的。自古有才气的天子，只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等数人，但是他们还是照样都被世人否定，因此也不算有美德的君王。从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到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等人物，既享有盛名而又没有致命错误的，倒也时常听到，不过还是经历损丧败坏的占多数。

    【原文】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译文】为此，我常常考虑，寻找病源，也许应当是因为文章这样的东西，必须要高超兴致，触发性灵，而这又往往会使人炫耀才能，从而忽视其操守，而不惜去追名逐利。在当今的文士身上，这种毛病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旦有一个典故用得恰当，或是一个句子做得巧妙，就会心神上达九霄，意气下凌千年，自己吟咏自我陶醉，飘飘然以至于忘了其他人的存在。加以砂砾般的伤人，比矛戟伤人更狠毒残忍；讽刺别人而招的祸患，比刮风来得更迅速。所以必须认真思考小心预防，来保全大福。

    【原文】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誂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译文】做学问有快与慢的区别，写文章有巧与拙的不同。做学问缓慢的人只要肯多下功夫，就会达到精熟；写文章笨拙的人再怎么刻苦钻研思考，终究也难免流于陋劣。其实只要有了学问，就足以成就事业了，如果真的是天生缺乏资质，还是不必勉强执笔去写文章为好。我见到世人中，不乏一些极其缺乏才思，却还自以为所著文章清新华丽，让其丑拙的文章流传在外的人。这样的人真是数不胜数，这在江南被称为“詅痴符”。近来在并州地方，有个士族出身的人，喜欢写引人发笑的诗赋，还和邢邵、魏收等人开玩笑，人家嘲弄他，假意称赞他，他就杀牛斟酒，大肆宴请大家，希望人家帮他扩大声誉。他的妻子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哭着劝他，他却叹气说：“我的才华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不认可，何况那些不相干的人呢！”到死也没有醒悟。自己能看清自己才叫明，这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原文】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译文】学写文章，首先要请教亲友，得到他们的裁判，知道拿得出去了，方能出手，千万不能自我感觉良好，让外人取笑。自古以来执笔写文章的，数不胜数，但真能做到气势宏伟、词汇精准的，只不过数十篇而已。所写文章，只要体裁没有问题，文章内容也还值得一看，那么就可称得上是才士了。但是如果一定要写出惊世骇俗压倒当世的文章，那恐怕就像黄河要澄清那样很难等待到了。

    【原文】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

    【译文】不向第二个朝代屈身，是伯夷、叔齐的操守；可侍奉任何君主，是伊尹、箕子所恃的道义。春秋以来，卿大夫的家族变迁流离，邦国被消灭，君主与臣子之间就没有固定的名分了；然而君子之间往来，是绝对不会招致什么不好的名声的，一旦屈膝侍奉另主，怎么可以因故主的存亡而改变自己的立场呢？陈琳跟着袁绍的时候，就称曹操为豺狼；而跟着曹操时，又称袁绍为蛇虺。所以，这是当时君主的命令，由不得自己，但这也是文人的通病，应该好好地考虑考虑。

    【原文】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鸮》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

    【译文】有人曾向扬雄发问：“你小时候喜欢做诗吗？”扬雄答道：“当然喜欢。诗赋就好像学童所练的虫书、刻符，成年人总是对此不屑一顾。”我私下不赞同这种说法：虞舜歌吟的《南风》、周公所作的《鸱鸮》，尹吉甫、史克各有《雅》、《颂》中的那些杰作，但并没有听说因为这些是他们小时候所写而损害了他们的品行。孔子说：“不学《诗》，就不能擅长辞令。”又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整理了《诗》的乐章，使《雅》乐、《颂》乐各得其所。”孔子主张孝道，就用《诗》来进行检验。扬雄怎么可以忽略这些呢？

    【原文】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慑，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解阴阳，故著《太玄经》，数子为所惑耳；其遗言馀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圣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

    【译文】若像他所说“诗人的赋华美而合乎逻辑，词人的赋华美而过分淫滥”，这只不过是道出了二者的区别而已，却并不能说明作为一个成年人该去做什么。写了《剧秦关新》，就晕头晕脑地从天禄阁上往下跳，惊慌失措，不能通达天命，那才是小孩子的行为呢？桓谭认为扬雄胜过老子，葛洪也将扬雄与孔子相提并论，实在是让人叹息不止。扬雄不过是因为通晓术数，懂得阴阳之学，因而撰写了《太玄经》，就这样便将那几个人诱惑了；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还赶不上荀子和屈原呢，又怎能将他与大圣人相提并论呢？更何况《太玄经》在今天又能产生什么作用呢？恐怕跟盖酱瓿所起的作用没多大的差别吧。

    【原文】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译文】北齐有个大将名叫席毗，聪明有才干，官达行台尚书。他看不起文学，讥笑刘逖说：“你们这些人的文章，就好像花草，只能供人赏玩一会，而根本不能做栋梁；怎么能跟我这样遇到风霜而坚挺的千丈松树相比呢！”刘逖说：“既可以耐寒，又可以开花，你觉得这样如何啊？”席毗笑着答道：“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原文】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

    【译文】凡是做文章，就好像人骑千里马，虽然豪逸奔放，但还是得勒住缰绳，不要放任它，乱了奔走的方向，以免坠入沟壑。

    【原文】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译文】文章要以道理意致作为心肾，气韵格调作为筋骨，情节用典作为皮肤，华丽辞藻作为冠冕。如今相因袭的文章，都是弃本求末，大多过于浮华。文辞与义理比较，突出文辞而掩盖道理；用典和才思相比，繁复用典而致才思受损。肆意飘逸奔放的，忘掉了文章的主旨，穿凿拘泥的，往往因东修西补而造成文意不通，文采不足。现在的通常流行习俗就是这样，自己也不好另立门户，但求不要做得太过分就行了。一定会有个才高名重的大才，出来对这种文体进行改革，那才是我所盼望的呢！

    【原文】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译文】古人作的文章，气势宏大，潇洒飘逸，其体裁风格都比当今的文章要高出很多。只是古人在结撰编著的过程中，用词造句、过渡勾连等方面还粗疏质朴，不够翔实。如今的文章，音律和谐华丽，词句整齐相对，避讳精细详密，这些都比古人的高超多了。应该用古人的体制格调为根本，以今人的文辞格调作补充，做到两者并存，不可以偏废。

    【原文】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操行见于《梁史·文士传》及孝元《怀旧志》。

    【译文】我先父的文章十分典雅纯正，不随流俗。梁孝元帝在湘东王府时编录的《西府新文》，先父的文章一篇都没有被收集进去，由于先父的文风不够浮艳，不迎合世人的口味。先父留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等各种文体的文章总共二十卷，我们兄弟当时在服丧期间，还没有来得及分类整理，就遭遇大火，被烧得精光，最终没有流传下来。我痛心疾首。先父的操守品行见载于《梁史·文士传》和梁元帝的《怀旧志》。

    【原文】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译文】沈约说：“写文章要遵从‘三易’的原则：一是叙事用典浅显易懂；二是文字简单容易识认；三是方便诵读记忆。”邢子才常说：“沈约的文章，别人都觉察不出其用典录事，仿佛直抒胸臆一样。”我也由此而非常钦佩他。祖孝徵也曾对我说：“沈约的诗说‘崖倾护石髓’，这句诗难道真的像是在用典吗？”

    【原文】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徵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译文】邢子才、魏收两个人均负有盛名，当时的人都把他们作为模范，奉为宗师。邢子才赞赏沈约而轻视任昉，魏收仰慕任昉而诋毁沈约。他们在一起吃饭聊天时，经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邺城的人对此也是说法不一，两人都有自己的朋党。祖孝徵曾对我说：“任昉、沈约两人的是是非非，事实上恰恰反映了邢子才、魏收的优和劣。”

    【原文】《吴均集》有《破镜赋》。昔者，邑号朝歌，颜渊不舍；里名胜母，曾子敛襟：盖忌夫恶名之伤实也。破镜乃凶逆之兽，事见《汉书》，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见有和人诗者，题云敬同，《孝经》云：“资于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轻言也。

    【译文】《吴均集》中有一篇《破镜赋》。从前有个朝歌城，就因为这个地名，颜渊便不在这里滞留；有个胜母乡，曾子到这后，整整衣襟就离开了。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忌讳不好的名称会损坏事物原有的内涵吧。“破镜”是一种凶恶的野兽。其出典见于《汉书》，写作时希望你们要避免用类似的名称。近来常看到有人随和别人的诗作，在和诗的标题上写着“敬同”二字。《孝经》里说：“资于父以事君而敬同。”所以“敬同”这个词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

    【原文】梁世费旭诗云：“不知是耶非。”殷沄诗云：“飖飏云母舟。”简文曰：“旭既不识其父，法又飖飏其母。”此虽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书》已有屡游之诮；如此流比，幸须避之。北面事亲，别舅摛《渭阳》之咏；堂上养老，送兄赋桓山之悲，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

    【译文】梁代费旭的诗曾说：“不知是耶非。”殷沄的诗曾说：“飖飏云母舟。”简文帝说：“费旭既不知道他的父亲，殷沄又让他母亲到处漂泊。”这些虽然都已经是往事了，但是你们也要注意不可轻率引用。有人在作文时引用《诗经》的“伐鼓渊渊”；《宋书》对这些不懂得用反语的人曾予以讥讽。像这样的词句，你们一定要避免使用。如果在侍奉母亲，在与舅舅分别时，却尽情吟唱《渭阳》；如果在侍养老父，送别兄长时，却以“桓山之鸟”来表现自己的悲痛情绪，这些可就是大忌了。列举这些例子，你们要懂得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处处谨慎小心。

    古代人物【原文】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译文】江南人写作，总是盼望听到别人的批评责备，一旦发现毛病，就立刻修改。陈思王曹植就是从丁廙那里体会到了这种习惯的。山东的风俗，则不知该如何去请教别人来对自己的文章进行批评指导。我刚到邺城之时，曾因批评别人的文章而得罪他人，至今还为此懊悔。你们可别轻易地就去评论别人的文章啊。

    【原文】凡代人为文，皆作彼语，理宜然矣。至于哀伤凶祸之辞，不可辄代。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丧。”又为胡颢作其父铭曰：“葬我考议郎君。”《袁三公颂》曰：“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为潘文则《思亲诗》云：“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而并载乎邕、粲之集，此例甚众。

    【译文】凡是替别人写作，就都要用别人的口气，按理说这是必需的。至于那些表达哀伤凶祸内容的文章，最好不要随便替人写作。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道：“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丧。”又为胡颢代笔替他父亲写墓志铭说：“葬我考议郎君。”还有《袁三公颂》说：“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替潘文写《思亲诗》说：“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这几篇文章都收录在蔡邕、王粲的文集里，此类例子有不少。

    【原文】古人之所行，今世以为讳。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潘尼《赠卢景宣诗》云：“九五思龙飞。”孙楚《王骠骑诔》云：“奄忽登遐。”陆机《父诔》云：“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云：“伣天之和。”今为此言，则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赠杨德祖诗》云：“我君饯之，其乐泄泄。”不可妄施人子，况储君乎？

    【译文】古人的这些做法，今天看来是触犯了忌讳。陈思王曹植的《武帝诔》，用“永蛰”一词来表现对亡父的深切怀念；潘岳的《悼亡赋》用“手泽”一词来抒发看到亡妻遗物而勾起的悲伤。前者将父亲比喻成了永远冬眠的昆虫，后者则将亡妻跟亡父等同了。蔡邕的《杨秉碑》说：“统大麓之重。”潘尼的《赠卢景宣诗》说：“九五思龙飞。”孙楚的《王骠骑诔》说：“奄忽登遐。”陆机的《父诔》说：“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说：“伣天之和。”如果今天仍然延用这种写法，早成了朝廷的千古罪人了。王粲的《赠杨德祖诗》说：“我君饯之，其乐泄泄。”像这种表示母子言和的话尚且不能妄用于一般人家的儿女，更何况是太子呢？

    【原文】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

    【译文】挽歌辞，有些人说始于古代的《虞殡》之歌，有些人说出自田横的门客，这都是活着的人用来悼念已故的人，以表悲哀之意的。陆机写的挽歌多是死者的自叹之言，在挽歌诗的文体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也与制作挽歌诗的本意背道而驰。

    【原文】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未尝混杂，善恶同篇也。陆机为《齐讴篇》，前叙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其为《吴趋行》，何不陈子光、夫差乎？《京洛行》，胡不述赧王、灵帝乎？

    【译文】凡是诗人的作品，不管是讽刺的，还是针砭的，还是颂扬赞美的，都有它本来的源流，从来不会将贬恶扬善的内容混淆在一处。陆机作《齐讴篇》，在前半部分讲述山川物产风俗教化的盛况，却在后半部分时忽然出现了鄙薄山川的情怀，这就与诗的体制违背了。他写的《吴趋行》，为什么不谈及子光、夫差的事呢？他写的《京洛行》，又为什么不叙述周赧王、汉灵帝的事呢？

    【原文】自古宏才博学，用事误者有矣；百家杂说，或有不同，书傥湮灭，后人不见，故未敢轻议之。今指知决纰缪者，略举一两端以为诫。《诗云》：“有鷕雉鸣。”又曰：“雉鸣求其牡。”毛《传》亦曰：“鷕，雌雉声。”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郑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鸣。”潘岳赋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则混杂其雄雌矣。

    【译文】从古至今，那些才华横溢、博学多才的人才，引用典故不恰当也是大有人在；诸子百家的杂说，有些对相同的事件持不同的看法，如果这些湮没，那么后人就看不到了。因此我也不能妄加评论。现在我只指出那些绝对错误的，简单举几个例子让你们引以为戒。《诗经》说：“有鷕雉鸣。”又说：“雉鸣求其牡。”《毛诗训诂传》也说：“鷕，是雌雉的鸣叫声。”《诗经》又说：“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郑玄注《月令》也说：“雏，是雄雉的鸣叫声。”而潘岳的赋说：“雉鷕鷕以朝雊。”如此看来就混淆了雄雌二者的区别。

    【原文】《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异物志》云：“拥剑状如蟹，但一螯偏大尔。”何逊诗云：“跃鱼如拥剑。”是不分鱼蟹也。

    【译文】《诗经》说：“孔怀兄弟。”孔也就是非常之意；怀，就是思之意。孔怀便是非常想念之意。陆机的《与长沙顾母书》，讲述了从祖弟陆士璜之死，却说：“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中感到痛苦，当然是十分想念了，为什么还要说“有如”呢？看来他话语中的意思是把“孔怀”理解为亲兄弟了。《诗经》说：“父母孔迩。”如果依据陆机的用法，则应将父母称作“孔迩”了，这样如何能说得通呢？《异物志》说：“拥剑的形状如蟹，只是有一只螯偏大。”何逊的诗却说：“跃鱼如拥剑。”这就是不区分鱼和蟹了。

    【原文】《汉书》：“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朝夕鸟。”而文士往往误作乌鸢用之。《抱朴子》说项曼都诈称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而简文诗云：“霞流抱朴碗。”亦犹郭象以惠施之辨为庄周言也。《后汉书》：“囚司徒崔烈以锒铛鏁。”锒铛，大鏁也；世间多误作金银字。武烈太子亦是数千卷学士，尝作诗云：“银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为俗所误。

    【译文】《汉书》说：“御史府中排列着一行柏树，经常发现数千只野鸟栖息在上面，早上离开了，傍晚又飞回来，因而称之为朝夕鸟。”但文人墨客却往往将“鸟”字误当“乌鸢”的“乌”字来用。《抱朴子》说，项曼都伪称遇上仙人了，自言：“仙人拿一杯‘流霞’让我喝，我饥渴的感觉就消失了。”而简文帝的诗说：“霞流抱朴碗。”这就跟郭象将惠施辩说的话当做是庄周的话类似了。《后汉书》说：“囚禁司徒崔烈用锒铛锁。”锒铛，即大的铁锁链；人们经常把“锒”字误作金银的“银”字。武烈太子也是酷爱读书的学士，他却曾做诗：“银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这是因其受世俗的影响而导致的错误。

    【原文】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美玉之瑕，宜慎之。

    【译文】文章中提及地理的，必须精准。梁简文帝《雁门太守行》中说：“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曾经在《陇头水》中说：“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这些就是明珠上的一点微小差别，美玉上的一点瑕疵，这也应该相当认真地对待。

    【原文】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王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

    【译文】王籍的《入若耶溪》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地方的人都认为此乃无可比及的绝句，没有人对此有异议。简文帝诵吟之后，总是无法忘怀。梁元帝也经常反复回味，认为这是难得的佳句，所以在《怀旧志》中仍收载入《王籍传》。范阳卢询祖，是邺城的儒雅之人，他却说：“这两句不是什么佳句，也看不出他有多高的艺术境界。”魏收对此观点持赞同态度。《诗经》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诗诂训传》说：“这是肃静不喧哗嘈杂的意思。”我每次都叹服这个解释真是别有情致。而王籍的这一诗句也正是由此而得到的。

    【原文】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美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

    【译文】兰陵地区的萧悫，是梁上黄侯晔的儿子，最喜好做诗。他曾作过一首题为《秋》的诗，诗中说：“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那时的人们并不看好这两句诗，而我却很喜欢，我觉得它空远散淡，所联想的景象简直就是栩栩如生。颍川荀仲举、琅琊诸葛汉，也都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卢思道等人，对这两句诗却不太满意。

    【原文】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虽然，刘甚忌之，平生诵何诗，常云：“‘蘧车响北阚’，不道车。”又撰《诗苑》，止取何两篇，时人讥其不广。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脁，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江南语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逊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饶清巧。思澄游庐山，每有佳篇，亦为冠绝。

    【译文】何逊的诗真是清爽奇巧，而且形象生动的语言很多；而扬都的评论家却批评他的诗总是太多痛苦，用心太深，衰冷萧瑟之意太浓，没有刘孝绰的诗那样雍容闲和。虽然如此，刘孝绰还是很妒忌他，平时诵读他的诗句时，总是说：“‘蘧车响北阙’，不道车。”后来他又撰写了《诗苑》，却只选录了何逊的两首诗，当时的人们都嘲笑他心胸狭窄，不够大度。刘孝绰在当时已大名鼎鼎，所以也并无谦让可言。他只佩服谢脁，常常把谢脁的诗放在桌案上，动不动就讽诵玩味。粱简文帝因为喜欢陶渊明的诗，因此也常常像他这样做。江南有俗语说：“梁朝有三何，子朗才气最足。”“三何”指何逊、何思澄、何子朗。何子朗的诗也擅长清新奇巧。何思澄登游庐山时也常有好诗问世，他在当时也是桂冠级的诗人。

    名实第十

    【原文】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妹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译文】名气对比实际，就好比实物对比影子。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德才深厚，那他的名声一定不错；如果一个人面容姣好，那他的影子也一定是很美丽的。如果一个人根本不修身养性，却希望得到很好的名声，就好比那些容貌长得丑陋又希望能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漂亮的影子一样。最上等的士人是不追求名利的，一般的士人懂得修身养性，自己去树立自己的名声，最下等的士人是想方设法去偷窃名誉。忽略名利，淡泊名利的人，认真考察事物发展的规律，言行举止也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他们享受鬼神所赐的福祐，并不希望用这些去求取名利。树立名声的人，修身养性，还担忧荣誉不能明显，并不希望谦让他们的名誉。那些窃取名誉的人，貌似忠厚而心怀奸计，追求浮华的虚名，这并不是能得到好名声的途径。

    【原文】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余地故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则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

    【译文】人的脚所踩踏到的，也不过几寸大小而已，然而在一尺来宽的路上，却经常会颠仆摔倒在山崖之下；从一两抱粗的木桥上过路，还常掉进桥下水中，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他所踩的旁边再没留有余地的原因。君子要想让自己在社会上立足，也是和这个道理一样的。太诚实的言论，别人未必会相信；太高洁的行为，别人往往会产生猜疑，这都是由于他们的言行名声太好，没留后路。我每次被人诋毁，都是用这些缘由来责备自己。我想，如果能开辟坦途，加宽渡河的浮桥，那么就能像子路那样说话令人信服，胜过诸侯登坛的盟约，像赵熹那样能以信义招降对方盘踞的城池，这是那些在战场上能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无法实现的。

    【原文】吾见世人，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橹也。虑子贱云：“诚于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让卿，王莽辞政，当于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为骨寒毛竖也。近有大贵，以孝著声，前后居丧，哀毁逾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于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左右童竖，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故也。

    【译文】我看世上的人，树立了好的名声之后，就开始寻钱纳财，信誉树立起来后，就开始食言了，殊不知后来说的矛戟，已经戳穿了前面所说的盾牌了。虑子贱说过：“在这件事情上做到了忠实，就在那件事上树立了楷模。”每个人心里的虚实真伪，都会在他的言行里表现出来，只是没有认真地观察罢了。一旦被考察他的人识别了，再巧妙的伪装也比不上拙劣的真诚，蒙受的羞辱太大了。例如春秋时伯石假意谦让卿位，东汉的王莽假意推托当政，在那个时候，自以为做得巧妙，被后人记载下来，留传万代，让今天的人看起来毛骨悚然。最近听说一个以孝著称的士人的古事。他多次守丧戴孝，因为太悲伤了而伤害身体，这已足以高人一等了。而他曾经在草垫土块之中用巴豆涂在脸上，使自己的脸落下疮疤，表示他哭得非常厉害。而他身旁的仆人，却没能为他掩盖此事，就使得外人认为他的居处饮食都透着假象，都不再相信他了。因为一次虚伪被揭露，把所有的诚实都抹掉了，是因为他太贪名了。

    【原文】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朝廷以为文华，亦尝出境聘。东莱王韩晋明笃好文学，疑彼制作，多非机杼，遂设宴言，面相讨试。竟日欢谐，辞人满席，属音赋韵，命笔为诗，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韵。众客各自沈吟，遂无觉者。韩退叹曰：“果如所量！”韩又尝问曰：“玉珽杼上终葵首，当作何形？”乃答云：“埏头曲圜，势如葵叶耳。”韩既有学，忍笑为吾说之。

    【译文】有一位士族子弟，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生愚钝笨拙，但他家里非常富有，常常以此自夸，经常拿酒杀牛摆宴，以玩物赏器交往许多名士，那些对他的利益感兴趣的人，就轮番吹捧他。朝廷真以为他是个才子，还派他到别国去通问修好。当时的东莱王韩晋明，非常喜爱文学，怀疑这位士人的作品，多半不是他自己所做，于是摆酒设宴，让大家边饮边谈，想当面向他试探。满座的客人，整天都兴高采烈，吟诗作赋，提笔作文，他也是一挥而就，但所成之文，却根本没有了原先拿出来的作品的那种韵味。客人们各自沉吟，根本没有体会到。韩晋明退席后叹道：“果然不出所料！”韩晋明又曾经问过他：“把玉珽刮削到椎头时，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玉珽的头部是圆形的话，那样子就该像葵叶了吧。”韩晋明是博学的人，当他向我说起这件事时，还是忍不住发笑。

    【原文】治点子弟文章，以为声价，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

    【译文】如果给自己的弟子修改文章，以此抬高他们的名声，是一大坏事。一是因为老师不可能永远为他做这些，终究会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二是由于做学问的人认为有了依赖，自己会更不努力。

    【原文】邺下有一少年，出为襄国令，颇自勉笃。公事经怀，每加抚恤，以求声誉。凡遣兵役，握手送离，或赍梨枣饼饵，人人赠别，云：“上命相烦，情所不忍；道路饥渴，以此见思。”民庶称之，不容于口。及迁为泗州别驾，此费日广，不可常周，一有伪情，触涂难继，功绩遂损败矣。

    【译文】邺城下有一位少年，曾做官到襄国县令，做事非常认真、笃实。公事经过他的心时，他都会抚恤士兵，以求得好的声誉。凡是派遣人民出去服兵役，他都会一一握手相送，有时还会送些梨枣做的馅饼之类的小礼品，一个人一个人地送别，还说：“是皇命要求，我自己也不忍心让你们去做的。路上如果感到饥饿干渴，看到它就足以表达我的思念之情。”当时的人民对此事赞不绝口。等到他调任泗州的别驾官时，这样的费用就越来越多了。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如果有点矫揉造作，他的一世功绩就已经给损坏了。

    【原文】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迒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不绝于世，岂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论之，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亦众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世之汲汲者，不达此意，若其与魂爽俱升，松柏偕茂者，惑矣域！”

    【译文】有人问道：“人的灵魂和躯体是一块儿消失的，留下来的声名和评价，就好比蝉退下的壳和蛇退下的皮、兽迒鸟迹一般，与人死了没什么区别，而圣人为什么要把它作为教化的内容？”我回答说：“都是为了勉励世人，劝他们要树立良好的名声，指望他们能做到名副其实。更何况劝人们向伯夷一个人学习，有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清白的风气了；劝他们向季札学习，而成千上万的人又可以树立起仁爱的风气了；劝他们向柳下惠学习，而成千上万的人又可以树立起坚贞的风气了；劝他们向史鱼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正直的风气了。所以，圣人希望世上的人才像鱼鳞凤翼那样繁多，而且追求长处，层出不穷，这个心愿是何等伟大？四海之内，芸芸众生，都爱慕好的名声，就应该根据他们的这种情感，引导他们到达美好的境界。也可以这样说，祖先们的好名声，就好比子孙们的礼服、墙宇，能给予他们的地位、财产，自古及今，能得到他的荫庇的人太多了。而且修行立名，就好比修房种树，活着时，能得到很多好处，死了能造福后代。世人有许多心情急切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总希望他们的名声与魂魄一同升天，像松柏一样长青不衰，那是不可能的。”

    涉务第十一

    【原文】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以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译文】君子的修身处世，贵在有利于众人，而不光是夸夸其谈，弹琴练字，以此消耗人君的俸禄爵位。国家使用的人才，大抵不过六种：一是朝廷之臣，选用他们掌握治理国家的体制纲要，经纶满腹，博学多才；二是文史之臣，选用他们编撰典章制度，阐释前代兴亡历史，让今人不忘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三是军旅之臣，选用他们谋略果断，强力干练，熟悉战阵；四是藩屏之臣，利用他们熟悉当地民风民俗，为政清廉，爱护百姓；五是使命之臣，选用他们随机应变，因人而异，完成人君交付的外交任务；六是兴造之臣，选用他们考核工程功绩，节约费用，开创筹划。以上种种，都是勤奋学习、遵守操行的人才能做到的。人的秉性千奇百怪，怎么可以一个人在以上六个方面都做得很好呢？只要对这些都能略知一二，而做好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也就问心无愧了。

    【原文】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译文】我发现世上的文学人士，品评古今，似乎指点掌中之物一般，等到要让他们付诸实践，却多数不能胜任。他们求生在升平时代，不知道有丧国乱民之灾；身在朝堂之上，不知道战争攻伐的急迫；有丰厚的俸禄供给，不知道耕种庄稼的辛苦；恣行肆意于吏民头上，不知道有从事劳役的愁苦，这样就非常困难让他们应付时世，处理事务了。东晋南渡后，朝廷对士族宽以待人，所以在江南的官吏中，有才能的，就能提升到尚书令、尚书仆射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的官职，执掌国家机密。其余那些稍懂文义的人，大都迂诞浮华，不会处理世务，如有一些小过失，也不好施以杖责，姑且只好把他们安置在名高职清的位子上，大概是掩盖他们的缺点吧。至于尚书省的令史、主书、监、帅，外镇藩王身边的典签、省事，都是了解官吏事务，能够按需要履行任务的人，纵使有些人有不良的表现，都可以施行鞭打杖责的处罚，严加监督，所以这些人多被委任使用，大概是用其所长吧。人往往有些不自量，当时大家都在抱怨梁武帝父子喜欢小人而疏远士大夫，这就如同自己的眼睛无法看到自己的睫毛一样，缺乏自知之明了。

    【原文】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译文】梁朝有好多士大夫，都喜欢宽袍大带、大冠高履，外出乘坐车舆，回到家中有僮仆侍候，在城郊以内，没有哪个士大夫骑马。周弘正为宣城王所宠信，宣城王赏给他一匹果下马，经常骑着它出外，满朝官员都说他太过轻浮。至于像尚书郎那样的官员骑马，就会受到举报弹劾。到侯景之乱时，这些士大夫肌肤柔嫩、身骨脆弱，受不了步行；气血不足、体质羸弱，耐不得寒暑。在战乱中死去的，往往是这批人。建康令王复，性情儒雅，不曾骑过马，一看到马在嘶叫喷气，跳跃不止时，就感到十分恐慌，对人说：“这就是头老虎，为什么叫它马呢？”当时的风气竟到了这般地步。

    【原文】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译文】古人想明白耕种庄稼的艰难，这大概体现在重视谷物、以农为本的思想上面。民以食为天，没有吃饭则不能生存，三天不吃饭，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顾不上礼节了。一茬庄稼的收获，要耕地、播种、除草、收割、运载、脱粒、扬谷，经过许多道工序，粮食才进入仓库，如此怎可轻视农活而贵重商业呢？在江南为官的士大夫们，因晋朝的中兴，渡江南来，最终寄旅此地，到现在已有八九代了，还从未下力种过田，全依靠俸禄生存。即使他们占有些土地，都是靠僮仆们来耕种，自己从未目睹翻一块土，种一株苗；不知道哪个月应该下种，哪个月应当收割，如此怎能知晓世上的其他事务呢？所以他们居官则不明晓为官之道，治家则不会经营，这些都是生活清闲无忧所带来的过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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