浃口戍和望海镇

    ——镇海海防溯源

    镇海在公元二世纪时开始驻有兵卒，东晋时已有“浃口戍”之名，唐宪宗李纯元和四年（809）升级为“望海镇”，一直到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改名静海镇；同年闰八月，吴越王钱镠因静海镇地滨海口，有鱼盐之利，奏请朝廷设为望海县（不久改为定海县，《旧五代史·郡县志》）。“戍”和“镇”都属于军事建置。镇海县的形成，首先是从其重要的军事地位而来的。

    镇海的海防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朝。汉武帝刘彻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在今福州一带的东越（东粤）王余善反汉。刘彻派遣横海将军韩说率兵出句章（治所在今余姚市南，东晋时移到今宁波市南，并筑县城，唐时为鄞州州治），从现在的甬江浮海东征。这是镇海跟军事有关的最早记载。东汉顺帝刘保阳嘉元年（132），由于曾旌等起义，杀了句章、鄞、三县县长，还攻击会稽东部都尉，刘保命令沿海地区各县都要屯驻兵卒。镇海当时属句章县东境，地处甬江入海口，为攻、守双方必争之地，于是，从那时起便开始屯有兵卒。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三年（399），五斗米道首领孙恩从海上攻上虞，杀县令，袭会稽。次年攻打浃口（即今镇海），接着入余姚，破上虞，转攻临海，被将军高雅之、刘裕等击败，孙恩退还浃口。隆安五年（401）二月，孙恩又攻浃口，攻句章（今宁波），被刘牢之、刘裕追击，败退到海上。八月，孙恩再从浃口转攻临海；六年（402）三月被临海太守辛景打败，投海自沉。南北朝时临海人田流起事、闽人陈宝应起事，唐时台州人袁晁起事，浃口都是必争必守之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浃口屯兵建“戍”，最早是为了防止海上起义的队伍从这里攻打内陆。其实，浃口除了临时驻军稍多，浃口戍常驻兵卒数量少得很。即使是句章县城（宁波），东晋时较为卑小，刘裕驻兵也不过几百人。

    “戍”，据南北朝和唐时兵制，在地形险要的边疆之地建立营垒、城堡，派兵驻防，大的叫“镇”，小的叫“戍”。戍分上中下三等，五十人为上戍，三十人为中戍，不足三十人为下戍。“戍”设有戍主和戍副，《南齐书·沈文季传》中就有浃口戍主汤休武拒战孙泓的记载。“镇”也分三等，每防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三百的为下镇。镇设镇将、镇副、兵曹、仓曹（中下镇无仓曹）。镇将与县令分庭抗礼，公事可以直接送到州里。他所管辖的是“镇”所在的城区。“镇”和“戍”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地方的防捍守御。浃口戍和望海镇究竟属于哪一等，已无从查考。《镇海县志》记载，唐元和十四年（819）八月，浙江东道观察使薛戎向朝廷奏请说：“望海镇俯临大海，与新罗（朝鲜古国）、日本接界，请据敕文不隶明州。”意思是望海镇的地位重要，根据朝廷颁布文件的精神，可由浙江东道观察使直属领导，凡事不必再经过明州衙门。朝廷批准了薛戎的建议。这样，望海镇的地位提高了一级，为后来的建县奠定了军事和政治基础。

    孤城控神州 海色上戍楼

    ——倭患和威远城的建立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在沿海地区的骚扰非常频繁。几股武装走私集团勾结日本海盗、浪人，在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兼劫掠活动。每次倭寇蜂拥而至，烧官仓，焚民居，抢劫银钱珠宝。倭寇不但抢活人，还抢死人。他们掘开坟墓，盗取死者的陪葬品，弄得尸骸狼藉。他们杀人，连婴儿、孕妇也不放过。将婴孩缚在竹竿上，用滚烫的沸水往婴儿的身上浇洒取乐。有时看到怀孕的妇女，就赌测胎儿是男的还是女的，接着便剖开孕妇的肚子验看。倭寇掳掠青壮年，胁迫这些人为寇。群众稍有反抗，就将该地房屋烧光，平民杀光。他们攻城掠地，杀人放火，进行海盗式的掠夺。所到之处往往“积尸如山”，光杭州一城，倭寇所杀的中国平民流的血，就汇流成河。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抗倭厅中有“倭寇劫掠长卷”画幅，形象地反映了倭寇的凶残。

    沿海居民，一听闻倭寇到来，莫不惊惶，连婴儿一听到倭寇来了，也吓得停止啼哭。直到现在，还能听到有些老人在哄婴儿时唱着“倭倭来！鼕鼕来！宝宝囡囡弗要哭！”这就是明代时用“倭寇来了，鼕鼕敲门”来阻吓婴儿乖乖的不要啼哭的遗风，由此可想见倭患的深重。

    倭寇的凶狠，传承了所谓“武士道”精神，作战时往往赤身露体，挥舞着倭刀，“悍不畏死”。倭寇的狡猾，明末县人（今北仑衙前人）张鸣喈《山舍偶存》中有倭寇作战的记载。他说：倭寇进犯，多挥扇为号。扇子挥起，众倭寇都望空左右劈舞倭刀，称为“蝴蝶阵”。接着排成长蛇阵行进，挥舞百脚旗，一个跟一个。最凶狠的作前锋和后卫，其余人夹在中间。这些流窜的倭寇，每股大的几千人，小的几十人。队伍长长的，缓缓地、气势狠戾而行。碰到明军，就分散布阵。对敌时，常先派少数人跳跃蹲伏，以吸引明军矢石炮火，伺机突击，然后长驱直入。战事激烈时，倭寇绕到阵后的伏兵突起夹击。有时候还驱赶着羊群或中国妇女在前，使明军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明军惊愕不定间他们便枪刀齐施。倭寇习惯用双刀，肉搏时上面挥舞，出其不意往下反掠，令明军难以捉摸。枪不露杆，突然击出；弓长箭巨，近人而发。嘉靖三十二年（1553）时，倭寇被围在金山，看似销声匿迹，忽然突围而出。侵扰慈溪胜山时，准备竹梯，看似要攻打，突然撤逃而去……凶狠加上狡猾，沿海人民更深受其害了。

    倭寇劫掠定海县（即镇海）前后长达二百多年，使县内人口大减。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间，县内人口净减19739户、60057口。

    嘉靖三十二年（1553），以供奉观音出名的普陀山宝陀寺被倭寇破坏，浙江总督胡宗宪奏请朝廷将寺院搬迁到招宝山，免得观音多次遭灾。得到批准后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迁宝陀寺到招宝山顶，连“万寿牌”也带来了。本来招宝山上丘墓累累，一片蒿墟，只有一个叫明慧的老和尚在上面搭建了一间简陋草舍栖身。经过总督胡宗宪、都督卢镗、海道副使谭纶、宁波知府张正和、镇海知县宋继祖、都指挥黎秀等发起捐俸和第一任住持真海和尚十方化募，不到一年建成了宝陀寺。一天，卢镗和谭纶上宝陀寺，登招宝山，俯瞰县城，视察镇海口的形势，议论着沿海防务。他俩都认为定海（即镇海）是重要的海堧，并且是沿海烽燧的交会处，而招宝山更是江海的咽喉和城治的门户。如果倭寇登上招宝山，用火炮向县城轰击，那么县城房舍便会瓦碎屋塌，县城将不攻自破。再说倭船陆续衔尾进入镇海口，守军也难以制止。要想守卫县城非据险不可，而据险非建城不可。如能在招宝山上筑城守卫，来巩固城防，那是最好的了。于是，他们向总督胡宗宪建议在山巅建城。胡宗宪非常赞成，就命令卢镗和谭纶督建，择日开工，建筑城堡。

    三个月中，工匠们在山巅开凿山道二百余丈，筑城高二丈二尺，厚一丈，修雉堞一百六十七垛，开了东、西两城门，上面建楼作海神祠，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落成。两年后，海道副使刘应箕、知县何愈又在威远城中主持增盖石屋四十余楹，屯兵戍守，还建炮台安置五千斤的铁发贡炮四门，将城堡定名为“威远城”。从此，威远城控海口，扼要冲，和县城唇齿相依。加上同时在招宝山麓西南扩建靖海营堡，筑屋四十余楹，将校场扩大，时时校阅操练，海口则布列战船，至此，“平倭第一关”的格局初步奠定。原来在后山潮音洞中由卢镗书写的石刻“六国来王处，平倭第一关”，也是由此而来的。可以说，威远城首先是为防倭而建。

    以后，明朝天启四年（1624）、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康熙四年（1665）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都曾修缮过威远城。特别是康熙四年（1665）由水师总镇常进功主持的加筑大修，使威远城扩大五十丈，加高三尺，增厚一倍，并在城的东、西、北各建炮台一个，每台安放两千斤铁发贡炮两门，更加强了战守军械的配备。威远城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由驻守镇海口的爱国官兵谱写过抗击英、法、日侵略军可歌可泣的壮烈战斗序曲。

    【附一】倭寇常爱劫掠的物品

    明代《筹海图编》记录，倭人所爱好的中国物品主要有以下一些，而这些正是当时走私行俏的物品。

    丝 如船舶不通，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另本作五六十两），抢回去能获十倍利润。

    丝棉 倭国内常因丝棉匮乏，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

    布 用作常服，因倭国内无棉花。

    绵绸 染上倭国自己的花样，作正服穿着。

    锦绣 演艺人员演出时服饰。

    红线 编织后用来缀饰盔甲，或用来束腰腹，或用作刀带、书带、画带。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百两（另本作七十两）。

    水银 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于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

    针 女红之用。若不通番船只通贡道，每一针价银七分。

    铁链 为悬挂茶壶之用。倭俗重视茶道，客至饮酒之后啜茶，茶毕就将茶壶悬挂起来，不许着物。

    瓷器 选择花样而使用。香炉以小竹节为上，碗碟以菊花棱为上，碗也以菊花棱为上。

    古文钱 用中国古钱，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价银一两二钱。只是不用永乐、开元两种古钱。

    古名画 最喜小的。因其书房精洁，悬挂小的古名画表示清雅。但没有落款的书画不用。

    古名字（书法）书房粘壁用。

    古书 “五经”则只看重《书》、《礼》，而不重《易》、《诗》、《春秋》。“四书”则重《论语》、《大学》、《中庸》，而不喜《孟子》。重佛经，无道经。因为重医，所以一见古医书就爱。

    药材 倭国内各味都有，独少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而且还极难极贵。其次则少甘草，每百斤经常价银二十两。

    毡毯 以青色为贵。

    马背毡 王家用青，官府用红。

    粉 妇女搽面用。

    小食箩 用竹丝编造的竹编漆具。然只爱古的，不喜新编的。小盒子也一样。

    漆器 文几、古盒、砚箱三种是最喜爱的。盒子独喜用菊花棱的，圆的不爱。

    醋

    香《癸辛杂识》中记载，当时倭国内无香，所以香价也特贵。

    （见《筹海图编·卷二下》）

    【附二】倭寇的战术

    《筹海图编》中根据历次倭寇骚扰的调查，综合记载了倭寇的一些战术：

    倭寇之胜我兵，专以术也。

    倭寇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则从下砍来。

    又为长蛇阵，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

    贼每日鸡鸣起，蟠地会食。食毕，倭酋据高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队者，舞刀横行，人望之股栗远避，延颈授首。薄暮即返，各献其所劫财物，毋敢匿。倭酋较其多寡而赢缩之。每掳妇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将终，纵之以焚，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贼则抽去矣。愚诒我民，勿使邀击，自为全脱，专用此术。

    贼至民间遇酒馔，先令我民尝之；然后饮食，恐设毒也。行衢陌间，不入委巷，恐设伏也。又不敢沿城而行，恐城上抛砖石也。

    其行必单列而长，缓步而整，故占数十里莫能近驰，数十日不为劳。

    布阵必四分五裂，故能围。

    对营必先遣一二人跳跃而蹲伏，故能空竭我之矢石火炮。

    冲阵必伺人先动，动而后突入，故乘胜长驱。战酣必四面伏起，突绕阵后，故令我军惊溃。

    每用怪术，若结羊驱妇之类，当先以骇观，故令吾目眩，而彼械乘之。惯用双刀，上诳而下反掠，故难格。

    钯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

    弓长矢巨，近人则发之，故射命中。

    敛迹者，其进取也；张扬者，其逃遁也。故常横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围；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胜山之去。

    将野逸，则逼城。欲陆走，则取棹。或为阱以诈坑。或结稻秆以绊奔。或种竹签以刺逸。

    常以玉帛、金银、妇女为饵，故能诱引吾军之进陷，而乐罢吾军之邀追。

    俘虏必开膛而结舌，莫辨其非倭，故归路绝。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虚实洞知。

    赏丰降掳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细作用吾人，故盘诘难。

    向导用吾人，故进退熟。

    预籍富室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获。

    宿食必破壁而处，乘高而瞭，故袭取无机。

    间常一被重围矣，饵以伪馘而逸之；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巾纻履，荡游于都市，故使我军士或愚而投贼，或疑而杀良。

    江海之战本非其所长，亦能联虚舟，张弱帘，以空发吾之先锋；捐妇女，遗金帛，以弭退吾之后逐。

    凡舟之裙墙，左右悉裹以布帛被褥而湿之，以拒焚击。交哄间或附篷而飞越，即雷震而风靡矣。

    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处为簿一扇，登写姓名，分班点闸。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杀者，隐而不宣，其邻不知，犹然称贺。

    （见《筹海图编·卷二下》）

    浃江浪涌号角起，炮声震海天

    ——招宝山下的水军操演

    明嘉靖时都督卢镗在招宝山顶督建威远城后，又在山麓西南扩地建筑营堡，建造营房，驻扎兵士，放置五千斤的铁发贡炮四门，三百斤的铜发贡炮一百多门，定名靖海营，又名威远营。在招宝山下大浃江口（即镇海口），还拓建演武场，占地百亩，作为平日操练军士的校场。一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大校场搬到城内鼓楼北，这里才废为荒地。明万历年间（1573—1619），定海总兵（明时镇海县尚称定海县，兼辖舟山）兼理水陆军务，而这里扼海口要冲，水军操练更显得十分重要。

    据明末清初文学家陶庵老人张岱（1597—1679）《梦忆》中回忆他亲见的一次明朝定海水军在浃江口的大型操演，其宏伟的场面，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操演时，江中巡弋火船（用于搏战）及哨船、多橹快船（用于追逐）千百艘，中间还夹杂着渔艓轻舠，来来往往好像织梭回穿。看似杂乱，其实依据水军编制及作战部署，进退有序。船头和船尾相隔，紧张嘈杂得言语也难以交流，只能用旗语联系，用鼓声传达命令。两队互相截击阻拦，进进退退，一点也不马虎。水兵多数是从地方上招募的熟习水性的壮丁。只见年轻力壮的侦察哨兵，像猿猴那般蹲在大战船高高的桅斗上，前后瞭望，一发现“敌船”，就一下子从桅斗上抛空跃入江中，勇猛潇洒地破浪冲涛，顷刻之间游到岸上，跑步奔向中军，向指挥官报告，听候命令。报告完毕，又复奔突跃入水中，在水中游动，像鱼凫般轻松自如。

    夜间的水军演习，更叹为观止。参加操演的每艘船的旌旗桅杆上都挂一盏小灯，用青布遮裹着。只听见号角“呜呜”一响，万烛齐亮。一瞬间，江上水光映射，点点的烛光连成一片，水中倒影又加倍明显。在招宝山上凭栏俯瞰，嘿，大浃江中真像是在烹斗煮星，而锅里的沸汤正滚滚扬扬把星斗翻上滚下。突然，火炮齐轰，连连击出，犹如在风雨晦暝的夜晚，霹雳隆隆，电光倏闪，使人不敢正眼视看；又像是用雷斧劈断了山崖巨石，地动山摇地坠向深不可测的深渊。这场面真看得人惊心动魄，久久难忘。

    从17世纪前期的中国军事技术水平来看，这般水军操演堪称壮观了。

    啃着咸光饼 摆起鸳鸯阵

    ——戚继光练兵抗倭

    上了年纪的镇海人，大多数吃过或见过“咸光饼”，也知道这咸光饼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了率领军士追击倭寇而特制的行军干粮。这种饼比大饼小，上面没有芝麻和葱，烘焙熟了，不易馊坏，用绳草在中间穿起来，结成一束，携带在身，随时可食，吃了耐饥，非常适合当行军干粮。戚继光考虑倭寇侵掠的流窜性强，军士追击时常顾不上埋锅做饭，就创造出了这种用麦粉做的小饼，作为部队干粮。因为是戚继光所创，所以大家叫它“光饼”，咸的就称“咸光饼”。

    戚继光，字元敬，祖上为山东半岛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戚景通，曾做过都指挥，署理大宁都司。《明史》中说戚继光幼时“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年间戚继光承嗣祖上的职务，被荐为都指挥佥事，派往山东防倭，接着改任浙江都司，担任参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后，戚继光曾几次围倭、剿倭无功，被问罪，因平汪直有功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

    几次带领浙江卫所的兵士后，他感到那些卫所驻兵缺乏训练，作战时很难胜敌。而金华、义乌地区民风剽悍，青壮年多很勇敢，如果加以招募训练，可以成为一支劲旅，便于追剿倭寇。于是请准上级，从金华、义乌等地招募三千人入伍，进行严格训练。戚继光教给他们击刺的方法及长短兵器的交互使用技巧。南方是多河道池塘的水乡，不利于追逐敌人，戚继光又因地制宜，创造适合南方地理特点的作战阵法；同时，对战舰、火器、兵械都根据精良的要求更新。不久，一支精兵队伍便训练出来了。随后，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在定海（即镇海）龙山雁门岭（今属慈溪）、台州、仙居等地大败倭寇，九战九捷，杀、俘倭寇一千余人，烧毙、溺毙无数。从此，“戚家军”便名闻天下。那时，总兵官卢镗和参将牛天锡也破倭寇于宁波、温州，浙东地区倭乱基本平定。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创造了“鸳鸯阵”、“三才阵”。那是根据抗倭的野战特点，将步兵战斗队形由大阵变为小阵，从密集转为疏散，同时充分发挥火器的杀伤力的阵法。所谓“鸳鸯阵”，是一种新型的战斗队形。它由十人为一伍，由一名队长带领。战斗时，前面由圆牌手、长牌手在队长带领下往前冲，接着是狼筅手两名，一左一右截袭。狼筅手拿的狼筅是长武器，也叫狼牙筅，为戚继光所创造。即用大毛竹上截，带着所附的枝节，像狼的牙齿一般，阔可二尺，长一丈五六尺，将一尺长的锋利刀刃缚在竹顶上，有马刺马，见人刺人，而敌人却难以接近。后面紧跟两组长枪手，每组两人，分列左右，可以远程射击。最后两名短兵手，手持短兵器，准备肉搏杀敌。前后左右互相配合，伍内各士兵也相互照应，交叉作战。“三才阵”则是由鸳鸯阵展开而成的。队长居中，左右为狼筅手，再左右为两组长枪手，长枪手中间分别为圆牌手和长牌手，后面为两名短兵手。不管是鸳鸯阵或三才阵，各队可分可合，联系紧密，加上人人骁勇，个个强悍，无怪乎其后三年内能在福建兴化等地大败倭寇，保卫东南沿海的安宁。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已代替俞大猷升为总兵官了。

    戚继光治军赏罚信明，号令严肃，士卒用命。《明史·戚继光传》赞他行事如“飙发电举”，屡次摧败大寇，名气在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之上。戚继光善于用兵，更善于总结用兵经验，他给后人留下了《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兵书。他的治军纪律也为群众所津津乐道，镇海越剧团曾演过一出《辕门斩子》，就是歌颂戚继光严格执行军法的故事。镇海人民还把现属小港开发区的七家山传称为戚家山，将山上清光绪七年（1881）建造的七家山营垒说成是戚继光练兵之处，可见戚继光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和人民对戚继光的爱戴与怀念。

    慷慨登坛意气豪

    ——裕谦抗敌御侮殉节

    鸦片战争镇海口之役中殉节的两江总督裕谦，虽然在战争中失败了，可是从坚决抵御外来侵略，誓死捍卫海疆，与城同存亡的决心和行动来看，却是个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他们自己国内也是禁止鸦片的，但却积极支持鸦片的输出，因为鸦片输出害的是他国人民，获利的是英国鸦片商和殖民政府。当别人禁止鸦片，影响到殖民主义者利益时，他们便大发雷霆，想用武力来迫使别人就范。另外从占领海外市场来说，殖民主义者也想用大炮轰开偌大的中国市场的大门。

    19世纪的中国，朝政腐败，朝廷上下不知道自己已经步入“落后挨打”的局面，还恬然自诩为“天朝”、“大国”。他们将“洋人”看成是未开化的“蛮夷”，明明是“抗敌”或“和谈”决策上的犹豫、争论，偏要用“剿”或“抚”两词，总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盲目自大。那时，只有林则徐，才算得上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严禁鸦片，不畏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威胁，毅然御侮抗敌，裕谦是赞成林则徐禁烟御侮主张的。裕谦说过“方今最为民害者唯鸦片一项，流毒既广，病民尤烈”，并在江苏布政使署理江苏巡抚任内，配合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积极认真查办烟案，打击烟贩，处分包庇烟贩的官员。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1841年3月），裕谦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浙江接替伊里布办理浙江防务，不久，实授两江总督。伊里布是个妥协派，他于上年十月十三日（1840年11月6日）私自跟侵略军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定，撤走守防水兵，遣散乡勇。此事遭到镇海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张贴传单，鸣锣聚众千余人请愿，要求加强防守，追回兵勇，保宁波，保浙东。当伊里布听到裕谦要来代他办理防务，便迫不及待地将余姚县解送到镇海大营的15名侵略军俘虏，送还到占领定海城的英军驻地。他认为裕谦“素性刚狠，专恣杀戮”，要是不提早送俘，恐怕裕谦来了不答应。

    裕谦到镇海后，一面了解形势，加强防务，一面发布了许多文告、谕示，鼓励军民同仇敌忾，表明了抗敌的决心。当时有一股势力，倾向妥协，害怕战争，见裕谦屡表抗敌决心，在背后称他为“裕大话”，认为他只会讲讲大话。浙江提督余步云，就是一个主张妥协的将军。他在招宝山头张起了白旗，显示无意抵抗侵略军。当时英侵略军曾派员用甜言蜜语来劝降，被裕谦拒绝。由于侵略军在定海奸淫杀掠，裕谦愤怒之下将一个被郭巨乡民捉来的侵略军俘虏磔死。当1841年10月1日定海沦陷后，裕谦于10月7日在关帝庙与众将盟誓：“今日之事，之死靡二（今天的形势，除了誓死抗敌没有第二条路）。”他领众宣誓说：我们奉命专门来御侮抗敌，理当努力争取胜利。凡我文官武将上上下下，如敢怀二心，接受侵略军一封信的、离开镇海一步的，要公开按照军法处分；即使逃脱，也要受到神道的处死。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而提督余步云却借口腿疾，不肯参加盟誓表态，事后还强调说“家有大小人口三十多人……”不愿誓死抗战。

    10月10日（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英军进攻镇海，余步云从招宝山撤兵逃去宁波。谢朝恩战死，知县叶堃逃跑，县丞李向阳自缢。最后裕谦投泮池殉节，兑现了他“城亡与亡”的盟誓。可居然还有人认为英军所以要攻定海和镇海，是因为裕谦杀死了侵略军俘虏触怒了他们的缘故。以此来“证明”抵抗侵略的“危害”。这种论调在部分官员中流传，公然为侵略者找侵略借口。

    文学家姚燮在《昭忠祠记》中赞裕谦说：“公之在镇者一岁有奇，刚而能廉，肃而能峻，敏而能周，与将士同苦甘，于赏罚昭明慎，而东浙之民，方将从韦孝宽以掘堑，倚檀道济为长城……”姚燮的弟子林嵩尧《吊靖节裕公》诗中也说：“慷慨登坛意气豪，孤心久已誓靴刀。惊雷响发奔枭骑，激水寒沉湿战袍。却为符离思魏国，转哀房相误陈陶。和戎自此成长策，终古寒江咽怒涛。”

    裕谦殉难，当时谣言纷纷，有人说他临阵脱逃。正直之士听了蔑言极为愤慨。根据当时裕谦的幕属、家将等亲见亲闻，裕谦殉难前后情况是这样的：

    八月十七日（10月1日）定海再度沦陷，八月二十三日，裕谦率众将士在关帝庙誓师抗战。回营后他神色凝重，对周围幕僚说：外国人船上，作战则张挂红旗，求和则竖白旗。我见到提军（指余步云）所守防的招宝山上，却悬挂着白旗，所以决定在关帝庙誓师，来激励将士们的抗敌豪气。可是提军在祭告时借口腿有毛病，不能行礼而避开，可见他抗敌心志不坚。又说：我路经学宫（今镇海中学），见泮池旁有石碑镌刻着“流芳”（按：系明卢镗所题）两字，不觉怦然心动。万一形势不好，你们可以在这池中收我尸骨。接着，他将皇帝的朱批上谕以及奏稿等重要文件整理寄回嘉兴行馆，并且向幕僚嘱咐许多家庭琐事。他说：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胞侄可以兼祧（指同时承继两家香火）。两个女儿，一个已出嫁，一个还在襁褓之中，要叮嘱家里人维持这个家，同甘共苦。至于将来我的丧葬费用，总督府中廉俸银两还有一些积存，勉强可以对付。如果还有多余，请交给我妻子收用。家中房产仅仅能够糊口，全部听由我胞弟掌管处理，切不可由于丧葬费用不够去变卖家产。我所有向朝廷的奏稿，托各位同我的一些好友，代为印刻，和前刻的《勉益斋偶存稿》，一起交给我胞弟存在家祠中。如果上面要调查我的生平事迹，就可以将这两种书送呈。另外写了两封遗书，交给阮姓幕属保存。他又对那些文职幕僚说：各位都是书生，万一敌人进城，临阵时你们可以作速出城，探听消息。胜利的话，请代为起草捷报，战事失败，则请代为办理后事。他叮嘱家人，其死后将其送到余姚，勿殡殓，余提军一定会以我为借口来退敌兵……种种迹象，证明裕谦决心与城同存亡。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英国侵略军进犯招宝、金鸡两山，战事激烈，裕谦在城头督战，余步云忽然上城找他，说“为了保全几百万生灵，请派外委陈志刚去英军兵舰上‘暂时羁縻’（其实是求和）”。裕谦告诉余步云：这样不过是苟且一两天，况且卑辞请求，有伤国体。拒绝了余的提议。余步云去后一会儿又匆匆上来，无耻地说，他一个人身死是理所当然，但是家中妻子儿女三十余口，实在可怜，还说他女儿今天出阁等，裕谦回答说：儿女情长，英雄难免，但忠义事大，抗敌到底的意志决不可移！这些情事，为当时在场军士共闻共见。

    侵略军在招宝山麓登岸，余步云率先弃炮逃走。裕谦令士兵放炮阻止不成。威远城失守，金鸡山也乱，县城沦陷，城中火起，难民溃兵互相拥挤，有一个军弁踉踉跄跄地边奔边哭喊：“裕大帅投泮池殉难了！”裕谦的家丁余升、陆喜等，远远地看到裕谦在县城陷落时，对着北京的方向叩头，涌身投入泮池，当即喊救。副将丰伸泰、千总马瑞鹏等赶到，立即叫士兵将裕谦捞起，装进小轿，抢护出城。到宁波府署，知府邓廷彩替裕谦换了干衣，裕谦已不省人事。那时谣言四起，说侵略军将攻宁波府城，以十万金购买裕谦尸体。余升等见裕谦只有微息，情势紧急，忙率几十个从兵，在四更城门开启时扛抬裕谦出城，找来一只小船，驶达余姚（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裕谦当时已暗自吞金）。随从幕属先后探视，裕谦心口尚有微温，余升在旁急急呼唤，裕谦张开眼，断断续续地讲述余步云逃跑的大略情形，慢慢地神色渐变，口不能言。船行四五里，裕谦停止了呼吸。乱离急切之际，既无棺木，又无金钱，只好载着遗体前行。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傍晚到萧山西兴坝，巡抚刘韵珂派人探问，由丰伸泰、余升渡江呈报。刘韵珂命备棺衾。九月初一（10月15日）小船渡江到钱塘（今杭州），裕谦去世已五天，经钱塘知县验看后，在地藏庵收殓。

    裕谦临危不惧，督战御敌，泰然死节，清廷赐谥“靖节”，名副其实。镇海人民为了纪念裕谦及鸦片战争镇海之役中御侮抗敌牺牲的烈士，在招宝山麓建有昭忠祠。

    碧血洗丹心

    ——鸦片战争中四总兵殉难事补遗

    四总兵是指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狼山镇总兵谢朝恩。他们都是被调到定海、镇海防守海疆抵御侵略的，都是在定海战役和镇海口战役中牺牲的。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1月27日清廷对英宣战，并派裕谦代替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办理防务。2月24日，英军撤离了侵占7个月半的定海县城。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奉命率领兵士4800多名，运炮50尊，带火药数万斤，渡海接驻定海。他们到定海后处理沦陷过国土的善后工作，加强定海的海岛防卫，在定海东山头仿照招宝山上威远城样式，筑造了震远城，又从东山头起沿江一带到晓峰岭建造泥城。7月时，道光皇帝旻宁心中对“战”、“和”犹豫不定，并且存有侥幸心理，命令沿海各省裁撤守防兵丁。当裕谦向他报告英军将再次北上侵犯，反遭到斥责，说什么“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8月份，英国侵略军果然大举北上侵犯浙东。9月26日（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英国派兵舰20多艘、士兵3000多名进犯定海。总督裕谦命人密送锦囊给三总兵，说在危急时拆看。三总兵率领全体守卫将士，浴血奋战，衣不解带，昼夜不息。葛云飞亲自督阵，29日那天还开炮击沉一艘英船，毙敌约百人，其中有一个叫朴鼎利喇的，是被裕谦处死的英俘温哔地里士的外甥。他为报母舅被杀之仇，助发巨万兵饷到定海来，曾跟侵华英军约定，破城后，要杀尽鄞县、镇海、定海十里之内的百姓。他这一死，此约也就作废。战事激烈时，三总兵拆开锦囊一看，里面只有“临阵退后者按军法立斩”十个字。不管有没有这十个字，守卫定海的军民浴血奋战了六昼夜，战况十分惨烈。10月1日（八月十七日）中午，侵略军从晓峰岭下窜入，葛、郑、王三总兵力战殉国。葛、郑两总兵被敌炮轰落在泥城下。葛云飞头颅只剩一半。郑国鸿腰部被弹片穿过，腿上也中了火枪。他们的遗体在城壕中暴露了两昼夜，由义民徐保兄弟于10月3日（八月十九日）寻到后冒险将其用小棺粗殓送到镇海大营。朝廷拨给抚恤殓费银五百两、葬费银三千两，第二天卯时（5—7时）涨潮，派员送两总兵灵柩到宁波江心寺进行大殓。大殓时，两总兵面貌虽然被伤，但仍然坚毅英爽异常。奉命辨认查验遗骸的官员，事后写诗称赞二人“腰穿头碎面如生，一寸丹心如铁炼”。

    王锡朋，字樵慵，总兵，被派防卫定海时驻营在东山头震远城。当天看到晓峰岭官军失利，马上率领部队救援，刚到半塘碰到英军，立即展开战斗。后来泥城被英军炮轰，王锡朋葬身水中，忠骸无法寻得，只能“死作波臣重泰山，英灵唯愿制夷蛮”了。

    葛云飞，字凌召，会稽山阴人，赐进士出身。他在担任瑞安镇副将时自拟过一副联句，作为座右铭自勉。联句是：持己以正，接人以诚；任事唯忠，决机唯勇。后来因为亲丧，丁艰在家。由于为人处事“正诚忠勇”（时人赞语），朝廷中有大臣保举他，被起用调任定海镇总兵。他登巾子山吊张世杰的诗中有“故国山河事已非，孤臣犹拥汉旌旗”的句子。在朝廷一片主和声中，他是坚决主张抗敌的。他曾和同僚谈起，对原总督伊里布轻易地送还侵略军战俘一事不满，对朝廷“剿”、“抚”没有定见深感困惑，也知道战争中吉凶难定，但作为一名武将，决不能辜负国家和“皇恩”。他到定海初给家中寄信说道“忽剿忽抚，终无定见。现虽收复（指定海英军撤退），而善后事宜，更无把握。念余一武夫，仰荷圣朝起用，唯不避艰危尽我心而已”。

    郑国鸿，字雪堂，湖南凤凰县人，由廪生改就云骑尉职，允文允武，奖掖后生小辈，忠厚待人，常以真诚至言启发下级，并用格言古训书写楹联屏帖、规箴赠送给下级。9月29日（八月十五日）那天开战时，他刚出营门，左臂就被敌人枪弹击中。士卒们惊恐万分，他却草草包扎一下，仍旧从容领阵出战。作战时，虽然已经负伤，还是继续战斗，在血战中亲自杀死侵略军数人。时人诗赞他“义胆忠肝贯日高，弹丸穿臂不惊号”，“生已誓天甘沥胆，死犹杀贼尽寒心”。

    10月8日（八月廿四日），英舰集结镇海口外，侵略军水陆两司令乘汽船公然驶近笠山和虎蹲山一带侦察。9日（八月廿五日），集结了30多艘英舰、2000多侵略军官兵在外游山东面。10日（八月廿六日）黎明，向镇海口发起猛烈攻击，并在军舰掩护下从笠山前强渡登陆；另一股侵略军1000余人在钳口门登陆，越过小浃江，经义成碶到沙蟹岭，猛烈夹攻金鸡山守军。守金鸡山的是狼山总兵谢朝恩，他率领守军，顽强抵抗，当时形势像姚燮在《昭忠祠记》中写的：“固垒金鸡，独当一面。待凿凶门而出，下有颓渊；欲屯高砦以防，上无险壁”，“援兵已断，袭卒方骄”，终至血战捐驱，尸身落海。后来浙江巡抚刘韵珂曾令谢的儿子谢廷荣多方寻觅骸骨，始终无法找到，于是没有得到朝廷的恤典。时人曾在诗中叹道：“金鸡山上狼山镇，海中孤立堂堂阵。身亡波激浪滔滔，躯骸未获无封晋。”又诗：“宝山师溃犬羊奔，君独捐躯报国恩；未泯丹心羞鼠窜，竟抛白骨任鲸吞。有儿难觅波中魄，无术能招海外魂；应遇滃州三镇帅，英灵相约出蛟门。”谢朝恩是四川资阳人，后移居到华阳。开始是因为家贫从军，后来积功做到都司、副将，直至升任为狼山镇总兵，鸦片战争时驻防镇海，被派守卫金鸡山。

    四总兵和其他殉难的官兵壮烈地牺牲了，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那段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碧血丹心。先烈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战、慷慨赴死的精神辉映日月，永垂不朽！

    鲲池有幸留名臣

    ——林则徐在蛟川书院住了三十四夜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一（1841年5月1日），已在广州革职待罪的林则徐接到道光皇帝旻宁谕旨，“赏给四品卿衔”，着他“迅即驰驿赴浙江听候谕旨”。林则徐高兴地于5月3日午时从广州天字码头上船。经过一个多月的劳顿，于四月廿一日（6月10日）巳时（9—11时）到达宁波府城，沿途宁波、鄞县一些官员都到船上探望。林则徐没有停船，直接沿甬江赴镇海，下午4时左右到达，晚上到北城内蛟川书院（现镇海中学鲲池畔体艺馆址）住宿。

    从第二天（6月11日）开始，林则徐不顾旅途劳累，每天除接见应酬外，多是登山渡江，察看山海形势，与有关官员商议防务，指导防御英国侵略军进犯的方略。其间，十分重视炮台建设，并跟铸炮局人员研造新炮，试演新炮。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至五月二十五（7月13日）的三十三天中，有16天他都在为研造试演新炮出智出力。五月初三（6月21日），镇海铸炮局研铸成功8000斤重大铁炮。林与炮局人员一起，研造出“四轮枢机磨盘炮架”。他长期患有疝气，行动不便，但为了捍卫祖国，抵抗侵略，四上招宝山，五登金鸡山，视察各处防御工事，商讨防务，日夜不息。有时冒雨外出，不以为苦。在具体防御上，林则徐屡次指出：定海孤悬大海，对外交通不便，接应困难，用重兵良将守这个绝岛，不是好策略。希望能将三镇总兵（即定海镇、狼山镇、处州镇）所率军队调到内地，以固守镇海口这个门户。他又提出小浃江口和钩金塘两处必须加强防守，以阻敌人登陆。可惜这些极有战略眼光的建议没被裕谦采纳。结果果然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

    林则徐在百姓中有极高威望。当上年九月二十五日其被革职待罪的消息传到广东，官民震惊。每天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慰问的，挽留的，送万民伞、靴子、明镜、香炉、颂牌的，几乎将寓所前街道阻塞。一些商铺代表、居民恨不得攀住林则徐的轿杠不让他离开。林则徐留下了百姓送来的52面颂牌，安放在广州天后宫内，其余礼物都退还了。到了镇海，镇海百姓同样对林则徐万分崇敬。在他外出时，不分男女老少，争着以能见一见这位明察秋毫、禁烟御侮的大臣为荣。

    四月初七旻宁曾给裕谦密旨，着他“于林则徐到浙后，酌量相当差使，奏明请旨”。裕谦在四月十八（6月7日）也向道光帝推荐说：“该员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兼备，奴才素所深知。如蒙圣慈，饬令林则徐驻扎镇海军营，更替刘韵珂回省，即由该员会同浙江提臣余步云率镇将妥为筹办……”不料广州战败后，旻宁听奕山等谎奏，将责任归咎于林则徐、邓廷桢，认为他们要对广东防务负责，将两人“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以为废弛营务者戒……”五月二十五（7月13日），林则徐接到“谕旨”，内心震惊，当晚收拾行李，并制刻了一方“宠辱皆忘”图章以自勉。裕谦却为林则徐遭此不公平待遇和自己失去一位谋主而痛惜惆怅不已。

    次日（7月14日）中午会客罢，林则徐出南城到大道头上船。在大小文武官员礼送下，下午2时左右开船，经宁波、慈溪，三更后在丈亭停泊。由此踏上了漫长的去伊犁的戍途。

    愁重如春，壮志难酬

    ——林则徐的悲哀

    唐杜甫诗句“天意高难问”，点出了历来皇帝的心意难以测度。好恶多变，喜怒无常。今天这样说，明天谁知道会变得怎样。事情办好是“皇上圣明”，办不好就“臣罪当诛”。林则徐就是在道光帝旻宁忽战忽和的反复中，忽褒忽贬，忽重用忽革斥，而壮志难酬的。

    比林则徐年长十岁的邓廷桢，与林同心协力禁鸦片，志同道合，关系密切。他在《酷相思·寄怀少穆》词中说：“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所谓“眼下病”，指的是当时的民族危机，“肩头事”，当然是复兴民族，兴利除弊，改变积弱面貌。可谈何容易——朝廷中投降派势力这样大，对禁止鸦片横加指责诽谤，而皇帝优柔寡断，所以说忧国忧民的焦愁像春山那样沉甸甸的，作臣下的肩头实在难以承载啊！

    旻宁对林则徐的才能不是没有看到，他在养心殿召见邓廷桢，曾说过“朕看林某才具似胜于汝”的话。但紧要关头却把林则徐当替罪羊，迁怒于林，革职、发配的侮辱加于其身。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旻宁听信琦善谎奏，于1840年8月20日给琦善密旨说：“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后来又发上谕，说林、邓“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是以特加惩处……”接着将林、邓革职，说他们“咎有应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林则徐移交了总督、盐政权后，自己刻了一方“今是中原一布衣”图章自嘲，表达了内心的失落和凄凉。广东军民却真诚地恋念他，每天探望、赠礼、挽留的不断。林则徐深受感动，又刻了一方“补过夜焚香”图章，表示要继续奋发。可是面对接任者琦善“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林致长子信中语）的行为，以“待罪”之身，只能痛心疾首，有力无处使。

    1841年初，道光帝又决定开战，“革职锁拿”了琦善，“赏给（林则徐）四品卿衔”，令他前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林则徐感到可再施展抱负了。在镇海前后三十五天中竭尽全力，协助裕谦筹办镇海口防务，研造新炮。

    广州战败旻宁归咎于林、邓，将他俩“从重发往伊犁”。林则徐接“谕旨”内心震惊，当晚刻了“宠辱皆忘”的图章，勉励自己不要将个人“宠辱”放在心里。

    1841年8月，旻宁命林则徐折回河南协办河工“赎罪”。但当河口合龙那天，仍宣谕林则徐远戍伊犁。林感到“人事如棋浑不定”，苦涩地告诉家人“谪居正是君恩厚”。1843年初在一封家信中慨叹：“近事翻来覆去，真是不可捉摸……”

    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林则徐虽被遣戍在甘肃、新疆，心里仍系东南战局。他在给难友邓廷桢的诗中说：“中原果能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忧国忧民的博大襟怀，令人肃然起敬！

    1846年旻宁起用林则徐署理陕甘总督，8月命林接任陕西巡抚，1847年又任他为云贵总督。岁月虽驰，林则徐壮心未改，可是痼疾难治，精神委顿，已是青山夕照了。尽管如此，林在这些任上仍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事情。

    从林则徐留下的奏稿中，看到的都是向皇帝请示汇报以及感恩戴德的话，日记中也没有一句对皇上不敬的言辞，但是在家书中，在诗中，却时不时地透露出内心的苦闷与矛盾。

    他终究是一位受封建礼教熏陶出来的官员，既感旻宁知遇之恩，又因旻宁的反复使他报国的壮志难酬而苦恼与不满，却只能曲折地发泄。这是林则徐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苟利国家生死以”

    ——林则徐的一首诗

    在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林则徐的像背后有一副联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再度遣戍伊犁途经西安时所作七言律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颔联。其中“生死”、“祸福”、“避趋”在古汉语中称“偏义复词”。就是一对反义词组合在一起，但却只偏指其中一个词的意义。“生死”，只取其“死”的意义；“祸福”，只取其“祸”的意义；“避趋”，只取其“避”的意义。这两句诗用古汉语补全就是“苟利于国家，则生死以之；岂因祸福而避趋之”。意思是说：（这件事）如果对国家有利，那么就要为它舍命，哪能因为怕可能惹祸而逃避它呢！

    原来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离开镇海远戍伊犁后，8月19日，旻宁批准大学士王鼎奏请，命林则徐从遣戍途中折回河南，协办治理黄河决口工程，以效力“赎罪”。林则徐戴着“赎罪”的帽子，夜以继日地驻守在河坝上，长期熬夜到半夜才睡觉。好不容易使黄河归道，决口的堤坝合龙了。总办河务的王鼎特向旻宁报告说：“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希望皇帝能减轻他的处分。但当1842年3月19日河口合龙那天，道光帝谕旨却仍旧要林则徐远戍伊犁。林在赠王鼎诗中写道：“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既慨叹人事无奈，又不敢露出对皇帝的怨怼，只能说“效力”是“君恩”，继续发配也是“君恩”。1842年5月，林到达西安后病倒疗养，调养到8月11日，林则徐带了三儿和四儿，告别从家乡赶来送行的夫人郑氏，抱着大病初愈的衰体继续西行。临别就写了包含上述联句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长期以来，为了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利益，林则徐耗尽了心血，他患鼻衄（鼻子流血）、脾泄（由于劳逸失度或久病体虚而引起饮食减少，大便溏薄泄泻），又有疝气，屡遭贬斥，年近花甲的他，确实神疲力衰了。可是，他并没有泄气，他的爱国心并未削减，“苟利……”两句正是表达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他告诉家人，皇帝处分他谪戍伊犁，而不把他砍头，已是“君恩浩荡”了。他总是曲折地流露因禁烟御侮抗敌获“罪”而被道光皇帝发配边陲，不能为国效力的不满与抵触情绪。最后他用宋代杨朴的故事，幽默地自嘲并安慰老伴，让老伴能从那种生离远别的愁苦情怀中解脱出来。

    “老头皮”的典故是：宋真宗赵恒东封泰山时，访到了一位隐者杞（今河南杞县一带）人杨朴，想请他到京城做官。杨朴能作诗，因为他不想做官奉迎皇帝，当赵恒问他时，却说不会作诗。赵恒问：“那么你临来时有人作诗给你送行吗？”杨朴答道：“只有老妻有一首诗送我：‘更休落魄耽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大笑，便放他回家了。末两句的意思是“今天被官府邀请去，这下子你这个老头子可完蛋了”。林则徐跟老伴讲这个古代的轶事，看似轻松，其实我们能咀嚼出他内心的苦涩。

    古人说“诗言志”，又说“诗为心声”。林则徐这首诗不正是如此吗？

    方笑语，忽失头

    ——偷头记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中宁波沦陷时，黑水党义民徐保、张小火等60余人打击侵略者及汉奸的行动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清人徐时栋专门写了《偷头记》一文记述此事。文章写得活灵活现，节译如下：

    ……英国侵略军占据了宁波以后，每夜派士兵分组在街头巷尾巡逻。往往两个侵略军士兵一先一后巡行时，正叽叽呱呱地笑谈着，忽然走在后面那个没有了声音。前面那个诧异地回过头来一瞧，发现后面那个已经变成没头的尸体，倒在地上。前面那个大惊失色，吓得呆呆地僵立着，动也不会动了。没多久，前面那位的头也不见了。

    黑水党的义民们有时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手里拿着手杖，拖着黑色皮鞋，神气地走过来。英国侵略者以为是自己人，走过去搭讪，义民等他近身，突然拔出尖刀将侵略者刺杀。

    至于活捉侵略者的方法更特别。就是从后面用布条扣住他们的头颈，使其叫不出声来，接着绞紧布条的两头，便背起来快快奔走。到了僻静的地方，放下来堵住他的嘴，把他放进布袋里，用绳子拴着从城上往城外送。有时被别的侵略者见到追来，另一个义民则悄悄地从小巷里窜出，将那个追者的头也“偷”走了。

    侵略军在城上，也是全夜来回巡逻。义民们用长藤做成圈环，暗地里静静守候在城外。听到巡逻者走过来，故意发出古怪的声音惊扰他们。巡逻的侵略军士兵惊诧好奇，便靠着城垛朝下张望。义民快速地用藤环钩住他的头往下拉。侵略者被藤环套住头颈拉坠城下，便被塞住嘴巴反缚起来。义民接着仍旧像原来那样等着。城上另外那些侵略军以为掉下城的是偶然失足，都伸着头向下面探视，想怎样救援那个失足者。于是，那些伸头张望的又被义民们钩下去俘虏了。义民们开心地押着俘虏离去，快得像一阵风。

    这样，凡城内外以偷鬼头而来的义民越来越多，方法也越来越巧妙，打击侵略者的事迹也越来越多。……侵略军的头子虽然很小心，可是内心却非常恐惧。日日夜夜心里发毛，常常自惊自扰。每天得到“失头”的报告，往往有几十起甚至一百多起，真是恐慌极了……

    丰碑留梓荫

    ——吴大佬轶事

    镇海人对中法战争镇海口之役中吴大佬（吴杰，字吉人）炮击法舰，致使侵略军头子孤拔身亡的事迹，多已耳熟能详，引以为荣。从吴杰女儿对亲友后辈口传的轶事和同时代人的笔记中，可以看到吴杰的性格和为人。

    清道光十七年（1837），吴杰出生于安徽歙县，从小跟父亲迁居到浙江龙游。13岁因父亲去世被姓姜的人收养。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占龙游时姜氏一家被杀，吴杰感恩冒死救姜家小儿子突围。因为穷，投入左宗棠军当小兵。后来娶了个社会地位“低贱”的“堕民嫂”为妻，而吴杰从没有看不起这位旧社会最底层的发妻。

    由于攻战太平军的军功，吴杰从一个小兵累升到加都司衔，署理常山千总。光绪四年（1878），吴杰42岁，调到镇海营担任首任威远炮台守备。威远炮台建成于光绪三年（1877），地点在招宝山东北麓（后为建煤码头被削平），当时安置大炮8门，是镇海口建造的第一座近代大炮台。1880年又在金鸡山东沙湾头和小浃江口建成靖远、镇远两炮台，都由吴杰负责管辖。他统带炮兵，恩威并施，队伍整肃，炮具整洁，演放灵便。浙江巡抚刘秉璋视察后对其极为赞赏，并向皇帝推荐他，说亲见吴杰训练炮兵的成果，而且能得到士兵的尽心效力，自己心里非常器重他。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开始，镇海口形势紧张。提督欧阳利见主张将沿海各炮台的精炮拆迁（包括威远炮台）。吴杰认为这样拆迁对防卫不利，流涕力争。而欧阳利见执意要拆迁，还说，如果吴杰违反拆迁命令就要正法。后由刘秉璋严电训饬制止才罢。次年法国军舰进犯镇海口。浙江巡抚刘秉璋、宁绍台道薛福成、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宁波知府杜冠英等都全力投入抗法战争的指挥、协调工作中。吴杰则负责炮台，并亲自开炮，在与侵略军炮战中取得了胜利。关于吴杰炮击法舰，据他的女儿告诉妯娌们，说有一次晚上，吴杰因为“内急”（闹肚子）要如厕，向镇海口外一看，见法舰悄然驶近海口，向内港而来。情急之时，等不得向上级请示，当机立断，向入侵法舰连击5炮，击沉其中1艘，敌舰仓皇逃离。这个说法，跟民间流传的“吴大佬，撒屙开大炮”相吻合，但却没有见于史料。

    《虞初近志·纪吴吉人事》中记述：吴杰击退法舰，却受到欧阳利见的斥责，责他“不奉命令擅自开火”，要斩他“以肃军令”。抚标统领杨歧珍竭力争辩说：“违令固然当斩，杀敌却应厚赏。功罪相抵，可以免死，为什么要斩他？”于是才免正法。后来巡抚刘秉璋对吴杰说：“你也太鲁莽了！”吴杰瞪着眼睛大声说：“敌人来了不杀，要将士干啥？我宁愿以违令死于国法，不甘心被敌人绑着脖子捉去！如若像大帅所讲，难道要从从容容将整个炮台拱手让给敌人才算不鲁莽吗？”巡抚不计较他的抗言，反认为他气势雄壮，笑着称赞他是“壮士”。炮击法舰的胜利，当事者用快电向朝廷报捷，铺张宣扬，功劳都归给指挥的将帅，吴杰只获一个千总候补，而且后来又被欧阳利见借口罢劾了。

    由于刘秉璋、薛福成向朝廷极力报告吴杰在抗法战事中的功劳，朝廷总算赏还吴杰被欧阳利见罢劾的游击官职，后又三次署理总兵，一次代理提督，曾管带着宁波各炮台。欧阳利见为什么要对吴杰处分罢劾，是清军中的宗派还是个人忌妒因素，或是两者都有，众说纷纭。

    原来宁波新江桥浮桥是由法国天主教堂出面筹款建造的。建成初，天主教堂向来往的车辆及行人收费，是吴杰向教堂争取停止收费的。吴杰向天主教堂执事说：“教堂筹款建造浮桥是好事，也是符合上帝意志的；但是向过往行人收过路费就不合上帝和教堂行事的初衷了……譬如马路是我们中国人修造的，要是我派士兵守在教堂门口路上，向你们教堂外出人员收取过路费，你们说，这样合理吗？”驳得教堂执事哑口无言。于是只得停止收取过桥费。当时宁波人流传一句谚语：“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吴吉人。”

    吴杰卒于宣统元年（1909）。1936年吴杰百岁诞辰，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难当头，镇海绅商等各界人士为缅怀吴杰功绩，激励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弘扬民族正气，集资在梓荫山麓建造“吴公纪功碑”及碑亭。亭上镌刻“丰碑留梓荫，威望震欧洲”柱联。碑亭记录着镇海口在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曾经苦难

    ——被蹂躏的镇海

    镇海，历史上曾是多难之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侵略军恣意蹂躏了这块土地和生活在此的人民。

    1937年9月开始，日舰、日机就经常炮击、轰炸镇海口。1940年7月17日，日军第一次登陆镇海，虽经我军民奋力抗击，22日收复县城，但7月17日侵略军从江南老鼠山登陆，经青峙、林唐、港口、江南道头等10多个村庄时，过一村，烧一村，共烧毁民房5370间。日军还沿途枪杀、刺杀、烧杀、奸杀居民166人，被日军关在港口竺山庙的30多个中国民夫全部受害。18日中午，日军在西门口一带将居民赶出房屋，纵火焚烧，机枪架在高屋顶上，不断扫射，不准百姓救火救物。当时被烧房屋3000余间，5000余居民无家可归，愤怒不满的三阳南货店店主等10余人被当场打死。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西门口外还是一片废墟。破砖碎瓦，惨景依稀。

    1941年4月15日，镇海口外10多艘日舰向城区、小港和澥浦等地炮击，日机又轮番轰炸，投弹200余枚。19日拂晓，日军在舰、机轰击掩护下在甬江两岸多地登陆；9时镇海县城沦陷。日军占领镇海两三天内即杀害县城百姓40余人；在柴桥、霞浦、下洋、昆亭、白峰、梅山、上阳、泰北等乡镇杀死杀伤居民104人，烧毁房屋780间，其中霞浦400余间被烧。4月24日，在郭巨投弹烧毁民房340余间。

    在渡口、西门口武宁桥（今镇海电影院后门处）日军设立岗哨，盘查行人。凡经过的中国平民都得向侵略军岗哨鞠躬，鞠躬不到位的便得吃耳光，挨刺刀。侵略者要瓦解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让中国百姓老老实实做顺民。即使是伪乡保长，耳光、枪托也照“吃”不误。

    4月下旬，侵略军强迫各乡镇向驻镇“皇军”献送慰劳品，指定要大米、家禽、“花姑娘”等，否则就要问“罪”。如团桥镇就由商会出面向驻镇日军送去满满一船慰劳品：满箩满筐大米，洗刮干净的全猪全羊，活的鸡鸭鹅，还有一个20来岁身着红绸旗袍的“花姑娘”。据说那个姑娘后来被蹂躏至死。

    为了运粮运兵，他们将城墙拆开口子；为了防范游击队，他们任意拆毁建筑物和房屋，来建造碉堡等防御工事；为了炫耀武士道精神，日军每天清晨赤着膊，脚蹬钉铁的大皮靴，在城中杀气腾腾地兜圈跑步，吆喝震慑；为了防止中国人抗日，强迫中国百姓领取“良民证”。他们怕中国人民反抗，怕游击队袭击，见到“可疑”人物就关押鞭打拷问。有七八个青年被日军绑住当活靶子刺杀了。江南独立中队指导员林勃烈士，就是于1941年10月28日在青峙被日军连刺17刀牺牲的。三五支队曾在团桥杨家（今河角村）大屋住宿过，结果被日军倒上汽油焚烧，不准拿出一点东西。等房屋全部着火，日军离开，居民才冒险抢救出一点点衣被物品。类似情况，不止一处。

    占领军组织傀儡伪政府，作为他们剥削掠夺镇海人民的工具，征粮抢粮，拉夫要物；又招募地痞流氓，组建侦缉队，横行城乡，祸害百姓。

    沦陷期间，甬江以南是国民党游击区，甬江以北为抗日民主政府活动区，日伪征粮困难，日军就组织抢粮。1943年青黄不接时，骆驼、庄市地区都曾被气势汹汹的侵略军抢走粮食。在万嘉桥、长河塘、汉塘一带，日军抢走耕牛100多头，勒令农民拿粮食去换牛，农民被迫交粮5万多斤。

    1945年做过极不完全的统计（甬江北部仅统计五六个乡镇），镇海平民被日军杀害737人，伤2824人，致残214人；被炸毁烧毁的房屋有11600多间。其他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伤害更是无法计算。

    “乱离人不如太平犬”，镇海在日伪统治下度过了艰难的四年零五个月。血泪淋漓话当年，我今叙旧作史鉴。我们再也不能让苦难的历史重现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镇海的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镇海县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掀起。10月份，中共镇海特别支部在大碶成立。10月10日，大碶地区17所学校师生2000余人在新庙召开抗日救国大会，提出“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抵制日货，严惩奸商”等口号。会后示威游行，并捣毁贩卖日货的“可大昌”布庄。次年初，县成立国民救国促进会。1936年全县绅商为鼓舞民众御侮抗敌的民族精神，在纪念抗法将领吴杰百岁诞辰时，筹资在梓荫山麓建造“吴公纪功碑亭”。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县成立抗敌自卫后援会，次年改称抗日自卫委员会。日机开始向镇海城区投弹，还在镇海口外炮击县城。全县各乡镇开始壮丁训练。县境内修筑防御工事，从龙山到白峰沿海要津建造钢筋水泥碉堡，海塘外挖战壕，港口打篱笆桩。掘毁境内公路和主要大道。1938年3月中共镇海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成立政工队，并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组成县流动施教团，与城区救亡团配合，在全县展开抗日救亡宣传。各地抗日救亡组织陆续成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黑板报、街头演讲、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募集寒衣……如火如荼地在城乡开展；抗日刊物《抗日》、《战时镇海》、《龙山呼声》、《乡卫》等也纷纷出版。《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新凤阳花鼓》、《毕业歌》等歌曲，催人泪下，激奋人心。同仇敌忾，抗日救国，是民心所向。1939年召开声讨汉奸傅筱庵的万人大会，傅宅大门被愤怒的群众捣毁，汉奸的家产被没收。那时舟山已被日军占领，宁波再度封港，18艘船只被凿沉于招宝山至小金鸡山一线。日机日舰不断空袭、炮击。仅1940年7月16日一天，20余艘日舰向镇海要塞各炮台及沿海阵地发炮500余发，投弹70余枚。镇海军民打响了激烈的“七一七”镇海保卫战。

    1940年7月17日凌晨，镇海口外30余艘日舰轮番驶近镇海要塞发炮，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联队在青峙老鼠山偷袭登陆，并有日机向守军阵地狂轰，掩护日军进攻。守军在钳口门、嘉门岭、狮子山、青峙岭、小港、沙蟹岭等地阻击日军，伤亡惨重。下午，另一股日军从后海塘、大道头、招宝山等地登陆，县城于17时后陷落。守军一九四师各部、守备团、抗卫三纵八团等由一九四师师长陈德法统一指挥，将登陆日军阻击在青峙、小港、江南及城关一隅。18日晨，十六师由上虞来援。7时半，守军反攻，克老鼠山、嘉门岭、狮子山、青峙、七茶岭。在小港、戚家山一带与敌接触中多有伤亡。19日1时半，抗战部队全线反击。克马嘴山、长跳嘴、唐家弄，攻占戚家山，逼近黄瓦跟和县城小西门外。11时，日军兵舰、飞机助战，全线反扑。是日，抗日官兵伤亡300余人。21日晨，日军向黄瓦跟、戚家山猛烈轰炸、炮击，守军阵地几无全土。在抗击中，戚家山争夺战更为悲壮惨烈。日军以七八百人猛攻四十八团戚家山阵地。从早晨到中午，双方肉搏冲杀十余次，阵地得失三四次。中国军队在战斗中奋勇抗击，白刃耀日，鲜血四溅，连排军官伤亡过半，六连仅存士兵9名，一连仅存班长1人士兵3名，仍坚守阵地。连日本随军记者在战后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抗战的勇敢。在战斗中地方民众以小港唐爱陆为首组织担架、船只，转运救护伤员，捐赠物资，支援前线。由于军民齐心协力，保乡卫国，共御外侮，奋起抗战，侵略军终于不支败退。20日开始，日军以炮舰掩护撤退。守军陆续收复港口镇等地，22日收复县城。

    “七一七”镇海保卫战中，日伪军共3000余人，出动军舰30余艘，航空母舰1艘，汽艇40余只，飞机30余架。日伪军被守军击毙近400名，击伤六七百名，击落日侦察机一架。我军阵亡官佐14名，士兵586名，受伤官兵共580名。英骸埋于布阵岭西向路南缓坡上。

    1941年春，侵华日军再次登陆中国东南沿海作战。4月19日拂晓，在10余艘兵舰炮击与飞机轰炸掩护下，日军10000余人在镇海江南、江北多点同时登陆。守军暂编三十四师一团一营与敌激战招宝山，双方伤亡惨重，连长蔡文烈、营长戚威良先后阵亡。9时40分县城陷落。守军三十四师一团三营九连官兵死伤殆尽。一九四师刁君岳连在竺山头力战，全连牺牲。14时日军在向妙胜市进攻时，遭到三十四师一团三营凭中大河的阻击，毙伤50余人。守军伤亡70余人，营长颜怀信殉国。19日18时，日军进至下白沙，20日宁波市区陷落。

    镇海沦陷后形形色色的游击队纷纷组立，复杂的环境下，玉石泥沙俱下，有国民党军政人员组织的队伍，有个别乡镇政府成员拉起的队伍，搜枪、敛财，火并，结果一部分队伍被吞并了，一部分队伍投敌了。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开始组建和活动。如1941年9月组建的王贺乡巡夜队扩建为江南独立中队，后编入苏北淞沪游击队“五支四大”，称新四中队。1942年5月底抗日武装龙山自卫队成立，后扩展为慈镇县大队。11月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慈镇县办事处，下属各区组织民兵队伍，为敌后抗日奠定了政权和群众基础。1943年前后，抗日武装三北游击队——浙东纵队三支队在本地区积极打击敌伪势力。群众称这支抗日队伍为“三五支队”，他们的抗日行动，使沦陷区人民看到了重见天日的希望。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部分国民党敌后武装，频繁地进行敌后游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

    人民武装抗击日伪顽军主要有：1942年秋，定象保安总队第五大队在明堂岙伏击伪鄞镇保安团霍中柱部30余人，击毙伪军官兵4人，霍与日本军官2人策马逃逸。1943年10月，三北游击司令部第三支队第四中队在施公山伏击日军，毙伤日军20余人。同年11月三北自卫总队和龙山自卫大队追击顽固反共的慈溪自卫第二总队宋清云部，救出被捕的抗日政府慈东、范市两区干部，击毙击伤宋部10余人，生俘10余人。同月，驻潘岙的三北游击司令部特务大队击退扫荡的日军300余人。1944年1月，三北自卫总队及龙山自卫大队攻打并烧毁宋清云部长石桥据点。3月，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及警卫大队一部，在奉公堰、筋竹岙歼灭伪中央税警团二营四连4个班，毙敌30余名，俘6名。同月又拔除宋部庄桥据点，击毙20余人，击伤30余人，俘50余人，宋清云窜鄞西，公开投敌。6月，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侦察排在庄市常备队配合下奇袭洪桥伪军据点，仅发4枪，全俘日军少佐军事顾问吉永久寿和伪定海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上校总除卫文达等28名。同月，三支四中队及龙山自卫大队一中伏击河头马家桥伪军，歼敌52人。7月，三五支队在东埠头、李碶渡等地歼敌100余人，俘19人，粉碎敌伪在东埠头构筑碉堡的计划。1945年3月，在龙山惩敌，4月三北特务营一连在伏龙山下抗敌。1945年8月，三北特务营和庄市区常备队围击窜团桥、刘杜抢粮的140余伪军，毙伤伪军30余名，俘伪军中除以下官兵102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三北特务营在各区常务队和广大民兵配合下，先后收复邱王、河头市、澥浦、骆驼桥、贵驷桥、长石桥、湾塘等地据点，直逼镇海和宁波城下。8月25日，庄市区千余民兵包围县城，力图解放，后由上级劝止撤退。另外，抗日武装敌后抓日军、向侵略军发动宣传攻势，策动日军反正等事也屡有发生。

    国民党游击部队在1943~1945年间也多次抗击日伪军，如1943年11月的杨家桥战斗、1944年的大碶新庙战斗、万嘉桥战斗、5月截击日军中华轮的战斗、1945年6月东冈碶战斗等，都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半个多世纪前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精神，至今仍激励着镇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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