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术高明治百病，医德高尚流千古

    现代医学泰斗———维萨里的锲而不舍

    闻名中外的医生、解剖学家维萨里是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他与哥白尼齐名，是中世纪科学革命的两大代表人物之一。

    在巴黎大学医学院上解剖学课程时，由于维萨里有动物解剖基础，老师让他当实验助手，同学们很不理解甚至嘲笑他，堂堂一个大学生在干一个下等人的差使。原来解剖动物和清理实验台是件肮脏和苦累的工作，按当时欧洲的风俗，教授是动嘴不动手的上等人，高高在上捧着厚厚的书照本宣科；而在课堂上做实验演示都是由理发匠兼职干的，久而久之，拿剃头刀的理发匠也能做一般的外科手术。维萨里甘愿当一名“理发匠”，他认为亲手操作能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技能。

    当时学校的解剖课，不过是照本宣科地读一段盖伦的论述，然后请雇来的“刽子手”用刀子将尸体的胸部和腹部切开，学生们看一眼里面的各个器官，就算完成了课程。对于好奇的维萨里而言，这样的课程内容简直是蜻蜓点水，学不到真正的知识。他决定自己亲自解剖尸体。但是哪里能搞到尸体呢？只有去墓地和刑场盗尸，可是这既不道德，又是违法的。为了研究解剖学，维萨里顾不得这么多了。他一次次地在黑夜中光顾常人不敢去的地方，偷出了许多尸体。解剖工作也非常艰苦。为了降低尸体腐烂的速度，维萨里常常在冬天进行解剖；为了进行对比，他经常同时解剖几具尸体，一干就是几个星期。

    但是，维萨里的这种唯物主义的治学方法和解剖学的成就，却触犯了旧的传统观念，冲击了校方的陈规戒律，引起了守旧派的仇恨和攻击。学校不但不批准他考取学位，还将他开除了学籍。从那时起，维萨里被迫离开了巴黎。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是一所擅长于人体解剖的高等学府，学校发现了维萨里在解剖学方面的才干，破例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１５３７年年末，聘请他为解剖学教授，留校任教。

    １５４３年，维萨里出版了《人体结构》一书，全书共７册，书中系统完善地记述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构造，说明了神经是怎样和肌肉相连的、骨头又是如何接受营养的以及大脑的复杂结构，它冲破了以盖伦为代表的旧权威们臆测的解剖学理论，以大量、丰富的解剖实践资料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精确的描述。这部著作的出版，澄清了盖伦学派的种种错误，使解剖学步入了正轨。

    然而教会仍旧用种种手段迫害这位伟大的学者，采取高压手段，宗教裁判所以“巫师”“盗尸”等罪名判处他死刑，只因他是查理五世的御医才幸免于难。可是他的财产被全部没收，不得不赴耶路撒冷去朝圣忏悔。但在归航途中，航船遇险，年仅５０岁的维萨里不幸身亡。

    妙手偶得偏方，造就医学神话

    天花是古代的一种传播较广、较为可怕的疾病。我国把天花称为“痘”，早在１０００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对付天花的土办法———种痘。这种方法是用天花病人身上的干痂研制成功的，把含有天花病毒的粉末吹入人体，使之染上轻度天花，这样，人体就对天花产生了免疫力，一般都不会再得这种疾病。但是种痘的方法并不安全，轻的会留下大块疤痕，重的会导致死亡。

    １８世纪，英国有一位责任心很强的乡间医生———詹纳，他发誓一定要寻找一种更安全有效的办法根治可怕的天花。

    一次，他在养牛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挤奶姑娘竟没有一个死于天花或变成麻脸。聪明的詹纳一下联想到中国的种痘法：种过痘的人就不会再得天花。由此推论，挤奶姑娘也许是得了牛天花，而对天花有了免疫力。

    这个发现和大胆的推测使詹纳非常兴奋。为了弄清原因，他每天就在牛棚内观察，他发现，挤奶姑娘确实会染上牛天花。但是得了牛天花，只是出现手指间长水疮、低烧、局部淋巴腺肿大等症状，过不了多久就会痊愈。

    在长期的观察之后，詹纳初步断定：人得了牛天花之后，就不会染上天花。１７８８—１７９６年的８年间，詹纳连续进行观察和实验，对人得牛天花后的症状等做了深入研究，并最终得出结论：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

    １７９６年５月２１日，詹纳第一次在人身上种牛痘。接种的是一个八岁的男孩约翰·菲普斯。詹纳找到了一个刚感染了牛天花的女孩，从她身上取了一些痘疮的疤浆种在菲普斯的左臂上。前三天，菲普斯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可后来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只是种牛痘的地方留下一个淡淡的疤痕。

    接种了牛痘的人是否就肯定不患天花呢？詹纳又在这个男孩身上接种天花，半个月后，男孩安然无恙。此后，菲普斯也没有出现任何病症，说明种牛痘的方法是有效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１７９７年，詹纳在成功接种牛痘１０００多例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成果写成论文送到皇家学会。可当时的医学界权威对此抱怀疑态度，甚至连著名哲学家康德也提出不同看法，他担心种牛痘的人会出现牛的粗野特性。然而，科学是不可战胜的。此后，种牛痘法在世界各地传开，天花恶魔终于被人类征服了。

    牛痘接种的成功，为免疫学开创了广阔的领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别出心裁地设立１０００美元的悬赏，称此后首先鉴定出一例天花患者的人，就可以获得这笔奖金。可喜的是，这笔奖金至今无人问津，说明天花确确实实已经在人间销声匿迹了。

    发明饺子来源巧，救死扶伤效果妙

    张仲景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中医学的奠基人。他不但医术高明，能够医治各种疑难杂症，而且医德高尚，不论病人是穷是富，都认真施治，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被尊称为“医圣”。但他是中国最著名的食物“饺子”的发明者，似乎是件鲜为人知的事。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社会动荡，战祸频仍，百姓流离失所，造成瘟疫流行。在张仲景的家乡南阳也接连发生了几次大瘟疫，他的家族原本有２００多口人，在疫病的肆虐下，短短１０年间就有２／３族人的生命被夺走，其中有７０％的人死于伤寒。

    亲眼目睹一幕幕家破人亡悲惨景象的张仲景，决心制伏伤寒这个残害百姓生命的瘟神。他埋头钻研了《内经》《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古代医学专著，博采众长，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检验摸索。经过数十年呕心沥血的研究，终于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临床医学名著。饺子，就是在他制伏伤寒的过程中偶然发明的。

    有一年，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当地瘟疫流行，许多人死于非命。张仲景就在衙门口支起大锅，舍药救人，得到百姓的爱戴。后来，他听说家乡南阳也流行瘟疫，于是辞官回乡救治乡亲。一路上，他看到许多穷苦百姓忍饥挨饿，耳朵都冻烂了，十分同情他们。回乡后，他命令弟子们在南阳东关的空地上搭起棚子，架起大锅。夫人不解地问他干什么，他回答说：

    “让穷人吃饱穿暖我做不到，但我可以为他们治好伤病。”

    冬至这天，张仲景临时搭建的医棚开张了。他和弟子们买来许多羊肉、辣椒和驱寒的药材，将它们一起放入大锅中烧煮。烧开后，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拌馅，然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分给前来乞药的穷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吃下去后，很多人立即感到浑身发热，血液畅通，两耳温暖起来。张仲景告诉大伙儿，这个汤就叫作“祛寒娇耳汤”。病人服用一段时间后，烂耳朵都有所好转。

    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这天，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效仿娇耳的样子做成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后来，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或“扁食”，在冬至和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棚舍药和治愈病人的耳朵。“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也成为在中国百姓中流传至今的一句俗语。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说，张仲景发明饺子属于预防医学范畴。

    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人群为对象，而不是仅限于以个体为对象。医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从个体医学发展到群体医学，今天许多医学问题的真正彻底解决，不可能离开群体和群体医学方法。预防医学的任务是面向医学的未来，从战略的高度考虑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

    在我们的生活中，肠病毒、登革热、ＳＡＲＳ、流感、食物中毒事件、减肥食品、健康食品、肥胖儿童、自杀现象等，都可算是预防医学所关心的问题及范围。ＳＡＲＳ、流感让全球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也让预防医学受到新一波的考验，不少民众也因此对预防疾病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了解到健康与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扁鹊望诊神通广大，齐桓侯拒治得不偿失

    中医中著名的望、闻、问、切四大诊法中，望诊是进行医疗实践的第一步。它是指通过看人的脸色、皮肤、神色的变化，来了解疾病发生的部位以及轻重程度。扁鹊就是这种诊法的开创者，并准确地预料了齐桓侯的生死。

    一天，扁鹊被齐桓侯召见，当他在殿堂之下站立时，无意中瞧了瞧齐桓侯的脸色，觉得他已经患病，就上前说道：“大王，您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生病的预兆，病在皮肤里，如果不早治，恐怕要加重。”

    这个齐桓侯和“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尽管称呼上只差了一个字，但气量却没齐桓公那么大度。听到有人无端说他有病，自然很不高兴地说：“胡说！我身体好着呢，什么病也没有！”说完，命人将扁鹊赶了出去。扁鹊走了以后，齐桓侯笑着对左右的官员说：“医生总是喜欢挑毛病的，明明你没有病，他偏说你有病，好显示他的医术高明。”这也不怪齐桓侯有想法，如果你平时吃嘛嘛香，身体无恙，遇到一个医生说你有病，你也会难以接受。

    过了五天，扁鹊又去看齐桓侯。这次他还是只站着瞧了两眼齐桓侯的脸色，就又开腔了：“大王，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肌肉里去了，再不治，会更加厉害的！”齐桓侯这次更没有心情搭理扁鹊了。齐桓侯心想：“你没有经过任何诊断手段，就在堂下瞧了我几眼就断定我有病，这不是荒谬吗？”扁鹊只好再次无奈地离开了。

    又过了五天，扁鹊还不死心，他又去看齐桓侯。这次他皱着眉头对齐桓侯说：“您的病已经蔓延到肠胃里去了，再不治，就危险啦！”齐桓侯还是不理他，他只好又走了。

    又过了五天，扁鹊再入宫，一见到齐桓侯，转身就跑。齐桓侯赶忙派人去追，问扁鹊为什么跑。扁鹊回答说：“病在皮肤里，用热水一焐，就可以治好；病在肌肉里，扎扎针，就可以治好；病在肠胃里，吃几服汤药，也可以治好；病在骨髓里，那就难办了。现在，大王的病已经深入到骨髓里去了，您想治，我也没有办法了！”齐桓侯听了，还是不大相信，只是笑了笑，就叫扁鹊走。

    五天之后，齐桓侯果然浑身骨头疼痛难忍。这时候，他才相信扁鹊的话是对的，可是已经晚了。没过几天，他就死掉了。

    扁鹊的望诊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所谓“辨证”，就是通过四诊（望、闻、问、切）收集资料、症状和体征，再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从而概括、判断、证实为某种性质病症的过程。中医“辨证施治”的过程，实质上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

    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是既辨病又辨证，并通过辨证而进一步认识疾病。例如，感冒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病属在表。但由于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又常表现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症状。只有辨别清楚是风寒还是风热，才能确定是选用辛温解表的方法还是辛凉解表的方法，给予恰当有效的治疗，而不是单纯的“见热退热”、“头痛医头”的局部对症方法。

    扁鹊认识到人体有腠理、血脉、肠胃、骨髓等组织结构，并且具有层次性，人体感受邪气发病后，疾病的演变也是按这一层次顺序由表及里、由轻变重逐渐发展变化的。这一点体现了中医治疗的整体观，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由若干脏器和组织、器官所组成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它们之间分工合作共同决定了机体的健康状况。在人体内部的庞杂系统中，任何病症的产生和引起的反应都会对人的整体产生影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这个道理。

    含辛茹苦划分类别，医中之王永垂不朽

    阿维森纳是全世界公认的“医中之王”，他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同时他又是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文学家。

    阿维森纳的医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医典》这部巨著上，这是１２—１７世纪欧洲和亚洲广大地区的医学教科书。他在书中开篇写道：“医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告诉人们关于机体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人们在拥有健康的时候珍惜健康，并且帮助人们在失去健康的时候恢复健康。”医者父母心，所有大有成就的医学家都怀抱着美好的心愿，拥有优良的道德。阿维森纳一生颠沛坎坷，他为许多苏丹人治过病，做过苏丹的大臣，又被政治敌对一方赶出庙堂，甚至还曾被关到监狱里，从来不能平稳安详地去做他心爱的医学研究。

    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阿维森纳依然用其与生俱来的敏锐感创立了新的医学理论体系。在他之前，疾病没有系统的分类。有一次，在他撰写医学著作时，查阅各种医学论著，发现其中很多疾病混杂在一起，不利于阅读。由此，他联想到实际医疗过程中，大多数医生在为病人治病时，也没有系统的治疗措施，比较烦琐。他想：“疾病种类繁多，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可能患病，要是对每种疾病都要进行单独论述、医治，不但麻烦，还不利于疾病的研究；如果将它们进行系统的划分，从病因到症状、治疗进行系统的归类，肯定更有益于疾病防治。”想到这里，他开始钻研各类疾病，最终首创性地在著述中把疾病分为内、外、脑、胸、精神、眼和妇科，并对各类疾病的病理、症状、治疗进行系统的论述。

    这一划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阿维森纳的医学著作代表了当时世界医学的最高成就，被称作“医中之王”。此后的医学家秉承他的意愿，并将疾病进行了更为系统、细致和科学的分类，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针灸疗法奥妙多，妙手回春奇迹遍

    针灸疗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奇特的医疗方法，它的特点是治病不需服药，只在病人身体的一定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刺激烧灼局部，以调整人体机能，达到治病的目的。前一种称作针法，后一种叫作灸法，统称为针灸疗法。

    针灸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砭石疗法，砭石是古时的一种石制医疗工具。周代以后，我国开始出现了金属的针灸用针。河北满城西汉墓中曾经出土了针灸用的金针。几千年来，针灸疗法一直是我国医学中的一项重要医疗手段。

    在战国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已多方面记述了针灸的适应症，并且进一步论述了各种脏腑疾病、热病、疟疾等病症的针灸治疗，扩大了针灸适应症的范围。书中还对针灸治疗所使用的一些手法，如针灸的补泻手法，身体左右交叉刺法，以及其他各种名称的手法，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秦汉时期出现了两部比较系统的针灸学专书，即《黄帝明堂经》和《针灸甲乙经》。总结了我国３世纪以前针灸学的成就，确定了６５４个腧穴，并对每一腧穴的主治病症、取穴方法都作了归纳整理，对于后代针灸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更是针灸治疗的“高手”。他针法高明，技巧纯熟，有所创新，总是反复斟酌挑选最有效的穴位针刺，扎针不多，效果甚佳。一次，一位老妇人捂着脸颊急匆匆地来找华佗，说牙痛难忍。华佗仔细查看老妇人的口腔，见到牙龈红肿，确诊为风火牙（牙周炎）。他在老妇人的双手拇指与食指间的合谷穴按摩了一会儿，然后进行针刺。一面扎针，一面询问病人的感觉。只见老妇人皱眉道：“有点胀痛和酸麻。”华佗见她已经有了针感，便将针捻转了几下，这时老妇人说：“酸麻得厉害，直向上反射。”华佗又将针捻转了几下，老妇人又连声叫道：“连肩胛上也酸胀起来了。”华佗突然将针拔除，再问病人的感觉如何。老妇人捂了捂脸颊，将牙齿咀嚼了几下，高兴地说：“牙不疼啦。”

    又有一次，一个人脚疼不能行走，坐车来找华佗看病。华佗让他解衣，在脊柱两侧点了几十个穴位，纵斜不等。据说这样针灸后，就可以行走和跑动。后人就把部分的穴位———“夹脊穴”称为“华佗穴”。当今广泛应用的新针疗法，有取穴少、扎针深、刺激强烈等特点，可以说是华佗等古人的针灸疗法的发展。

    我国针灸学在世界医学史上开辟了医疗方法的一个新途径，为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中西医的密切合作，针灸疗法也得到了飞速发展。针灸疗法的临床应用更加普及，在传统针灸疗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很多新的方法，如电针、耳针、头针、穴位注射、磁穴疗法等，都进一步扩大了针灸治疗的范围和效果。现在针灸疗法已被许多国家和人民所重视和应用，相信我国这一古老而独特的医疗方法在新的时期将会大放异彩。

    血液理论造福人类，医学奇才名垂千古

    盖伦是古罗马著名的医学家，也是古代医学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由他首创的医学知识生物学知识体系，对西方医学，特别是对解剖学与生理学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盖伦的杰出研究是解剖学、因为当时解剖人体会遭到指责，故他的研究限于解剖动物，如狗、羊、猪及猴。他将所观察到的都做了大量的极为详尽的描述，当然并非他所看到的每种情况都适用于人体。例如，他详细论述的脑下血管网，这只出现在动物身上，而在人身上并不存在。但他提出，脑下血管网在人体机能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他却对肌肉进行了很好的研究，许多肌肉组织都是他首次辨认出来的。他注意到肌肉是协同工作的，他还通过切割引起麻痹的程度，从而指出了脊髓的重要性。

    盖伦的最重要成就是他建立了血液的运动理论和对三种灵魂学说的发展。大约在公元前５世纪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费罗劳斯认为人体具有三种灵魂：第一，生长灵魂，这是人、动物和植物所共有的，它位于人体的脐部；第二，动物灵魂，这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它位于心脏，主管感觉和运动；第三，理性灵性灵魂，这只有人才具备，位于脑部，主管智慧。亚里士多德则分别称这三种灵魂为生殖灵魂、感觉灵魂及理性灵魂。植物只有生殖灵魂，动物有前两种灵魂，只有人才具备三种灵魂。盖伦则把这三种灵魂的说法与人体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提出了所谓“自然灵气”、“生命灵气”、“动物灵气”的理论。他认为这三种灵气，在人体分别位于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它们都发源于一个被称为“纽玛”的中心灵气。这种“纽玛”存在于空气中，人体通过呼吸吸进“纽玛”从而获得活动。

    盖伦在生物机体描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人体许多解剖结构的系统描述以及结合解剖构造对血液运动的系统论述，都在生物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哈维建立血注入循环理论之前，他的血液运动理论一直为西方学者所信奉。但是在盖伦的论述中也有许多错误，例如，他所说的心间隔上有小孔，血液能通过小孔，往返于心脏左右两边。这纯是他的猜测，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盖伦的许多解剖学和生理学理论都是建立在错误的结论基础之上的。人们后来发现，盖伦的某些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他所进行解剖的对象是动物，主要是狗而不是人。他的生理描述往往是脱离了实际，而屈从于宗教神学的需要。后来人们为消除他在解剖学、生理学上的错误影响，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思想敏锐精研究，治学严谨通创作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毕生从事胚胎学和遗传学研究，他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创立了现代遗传学的“基因学说”。他最负盛名的是利用果蝇进行的遗传学研究，他和他的助手从中发现了伴性遗传规律，并发现了连锁、交换和不分开现象等，从而发展了染色体遗传学说。为表彰他在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方面的功绩，诺贝尔基金会授予他１９３３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

    摩尔根于１８６６年９月２５日生于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他的父亲查尔顿·亨特·摩尔根和母亲爱伦·基·霍华德都出生于南方名门望族。

    童年时代，摩尔根对博物学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用几个夏天的时间到肯塔基州的乡间、山区和西马里兰州的农村观光游览，这使他有机会搜集化石和考查自然界。在肯塔基的山区，他还同美国地质勘察队一起工作了两个夏天。

    １８８０年，摩尔根进入肯塔基州立农机学院（现肯塔基大学）预科学习。两年以后，入该学院本科攻读动物学。１８８６年，他大学毕业取得动物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在该大学就读时，摩尔根显出非凡的聪明才智。他在Ｈ涅维尔·马丁指导下攻读普通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在威廉·Ｎ霍华德指导下攻读解剖学；在威廉·基斯·布鲁克斯指导下攻读形态学和胚胎学。１８９０年，他完成了论海洋蜘蛛的博士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１８９１年，摩尔根接受了布林马尔学院的聘请任生物学副教授，从此开始了科学研究生涯。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间，他有幸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动物站工作１０个月，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以德国胚胎学家汉斯·德雷斯为首的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动物站的研究方法和各国生物学家的观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那不勒斯动物站“接触到了最优秀的当代成果”。后来，他之所以能在胚胎学研究中运用实验与分析的方法，也是与这段经历分不开的。

    １８９５年，摩尔根开始集中研究实验胚胎学。在研究中，他运用了实验与分析的方法。他认为：只有通过实验，才能证明生物的进化过程；只有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生物学才会向前发展。在摩尔根的影响下，普通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和胚胎学从描述性的科学转变成为运用定量分析和实验方法的科学。１９０１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巨著《再生》，比较全面地总结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再生问题的认识。这部著作很有见地，首次显示了摩尔根的写作才能和分析能力。

    １９０３年，在实验胚胎学研究的基础上，摩尔根开始了对进化论的研究，着重研究确定与性别有关的遗传学和细胞学。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提出任何解释起源或遗传变异的机理，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不够全面，需要用实验来检验。与此同时，他对孟德尔定律及其染色体理论也有怀疑。他决定用实验和分析方法来验证达尔文理论和孟德尔理论的可靠性。

    １９０４年，摩尔根离开布林马尔学院，受聘到哥伦比亚大学任实验动物学教授。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摩尔根继续进行先前的进化论研究。经过几年大量的实验，他从反面证实了达尔文理论和孟德尔染色体理论的正确性，因此放弃了原来的怀疑观点，接受了达尔文理论，也接受了染色体是重要的遗传结构的理论。这种勇于实践探索的精神，后来受到很多人的称颂。

    摩尔根是在１９０８年前后开始养殖果蝇的。从１９１０年起，他集中精力研究果蝇的遗传问题。在养殖瓶里的一只雄蝇身上，他发现了一个细小然而明晰的变异：那只蝇与通常的红眼睛蝇不同，而是具有一双白眼睛。出于好奇心理，他把它同红眼睛雌蝇一起饲养。结果，所有的后代（Ｆ１）都是红眼睛。在Ｆ１这一代中进行兄妹交配而产生的第二代（Ｆ２）果蝇中，其中有一些是白眼睛，而且全是雄性。为解释这个奇异现象，他提出了性别连锁特性的假说。此外，他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遗传变异，其中许多是有性别连锁性的。鉴于这些情况，摩尔根逐步相信，Ｘ染色体携带一系列离散的遗传因子，他把这种因子称作基因，并由此得出结论：基因可能以直线方式排列在染色体上。

    随后，摩尔根在ＡＨ斯图尔提万特、ＣＢ布里委斯和ＨＪ穆勒尔等几位哥伦比亚大学生的配合下，迅速把果蝇研究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遗传理论研究。１９１５年，他们集体发表了题为《孟德尔遗传学机理》的著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基因理论。在整个果蝇研究中，摩尔根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干和独特的研究作风。他始终起着一种领导者和鼓舞者的作用，但他从不以长者自居，而是把自己看成研究小组的普通一员。在他领导下的果蝇实验室里，存在一种互谅互让的气氛，没有通常的师生界限，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己见。他的终身助手斯图尔提万特曾就当时果蝇实验室的工作情况做了如下描述：“每当出现一个新的成果或新的思想时，就由小组进行自由讨论。写出的报告并不总是指明哪种思想出自于谁。……我们几乎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互让互谅的关系，这当然就促进了工作。”

    摩尔根思想敏锐，想象力丰富，他经常提出一些想法与同事们商讨。他在开展果蝇研究方面的才干，更多地表现在把一群适合研究的人联在一起，以民主和不拘礼仪的方式工作，他听任他们去研究一切主要设想，而不由自己去做。据摩尔根的学生ＨＪ穆勒尔回忆，摩尔根最善于利用他的同事和学生的思想成果，但他又不居功自傲，总是把研究成果归功于大家。后来，当他获得诺贝尔奖金时，他提出要同他的终身助手和同事ＣＢ布里委斯和ＡＨ斯图尔提万特分享，并承担其子女受教育的全部费用。

    １９２５年，摩尔根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从遗传研究中引出的结论进行总结，探讨遗传学与发生、进化问题的关系。二是重新研究他在早期曾十分关心的实验胚胎学。直到逝世以前，他一直在从事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在这段期间，除了研究工作外，他还担负了一项重要的行政工作。１９２８年，乔治·埃勒里·赫尔聘请他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组建第一个生物系。他把生物系建成了一个沿着新的科研路子（实验分析与定量分析的路子）发展的现代模式的系。生物系成立后，摩尔根任系主任。从一开始，他就吸引了一批第一流的人才，他还注意积极开展同其他机构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为创立新的实验体系作出了贡献。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４日，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沙登纳病逝，终年７９岁。

    摩尔根的一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生，是在胚胎学、遗传学、细胞学和进化论的广阔领域里漫游的一生。在研究中，他穷根究底、讲求实际，满腔热忱。平日他很少休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２４年中，他只休过一个年假，而且他还利用这段时间到斯坦福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颇为有趣的是，他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人，即使工作再忙，每天也要抽出一段时间与妻子、孩子在一起。

    摩尔根参加过许多学术团体的活动。他是美国遗传学会的会员、美国形态学会会员和１９００年度主席、美国博物学会会员和１９０９年度主席、实验动物学和实验医学学会会员和１９１０年度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和１９３０年度主席。１９３２年，他担任了在纽约伊萨卡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主席。他是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又是美国全国科学院成员和该院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的主席。通过全国科学院，他积极地参与了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活动。

    摩尔根除获得诺贝尔奖外，还荣获了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的达尔文奖章（１９２４年）和柯普莱奖章（１９３９年）。他一生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进化与适应》、《进化论批判》、《遗传与批判》、《孟德尔遗传学机理》、《基因理论》、《蛙卵的进化：实验胚胎学入门》、《再生》、《实验胚胎学》和《胚胎学与遗传学》等。

    摩尔根这位受人尊敬的生理学导师，思想敏锐，想象力丰富，有个性，有自己的追求。他的治学精神与求知态度，是每一个研究者或者说每一个求学者都应该学习和铭记的。

    孟德尔的坚持不懈，造就遗传学的应运而生

    遗传学的创始人约翰·格雷戈尔·孟德尔生于奥地利西里西亚附近的海因泽多夫村，他提出的遗传法则与细胞学的进展相结合，形成了细胞遗传学，因此被誉为遗传学的创始人。

    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注意到孩子或多或少有与其父母相像的地方，从１７世纪始，人们开始对遗传现象进行实验性的研究。１６８３年，荷兰学者列文虎克曾报道：将野生的灰雄兔和有颜色的雌兔放在一块让其交配，结果生下来的所有兔子全与母兔颜色无关，而呈现公兔的灰色。在孟德尔之前，许多遗传学家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工作，他们描绘了一大堆有趣的遗传现象，他们曾设想过与今日基因相似的物质，但遗憾的是，他们对于这类遗传因子（今称为基因）的重组和分离等都没有进行数量关系的分析。他们并没有发现“遗传法则”，而孟德尔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８年豌豆杂交遗传试验的反复观察研究，他找到了生物的“遗传法则”，从而奠定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这种独创性足以证明孟德尔是遗传学的创始人。

    孟德尔祖籍德国，他父亲是一位农民，务农之余尤爱花草果树。孟德尔自幼聪明，常随父亲在花园里栽培各种花草。孟德尔６岁时入本村小学就读，课余兴趣全在种植花卉和养蜂上。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掌握了不少植物栽培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因家境贫寒，其父一度让他休学，学校一位教师看出了孟德尔的培养前途，极力劝说其父亲，孟德尔才得以继续学习。从小学到中学，孟德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１８４０年，孟德尔考入奥尔米茨大学哲学学院，学习数学和物理等课程，为以后的遗传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１８４３年，孟德尔结束了奥尔米茨大学的学习，进入了布隆的圣·托马斯·奥古斯丁修道院，做了一名传教士，几年后升任神父。孟德尔虽以宗教为职，但对神学并没有多大兴趣，他把时间放到了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上。１８５２年，孟德尔被修道院院长送到了维也纳大学，系统学习物理、化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和昆虫学等自然科学知识。１８５３年，孟德尔结束维也纳的学习回到修道院，继续在他的小花园内进行一些植物的遗传学实验。

    孟德尔想要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复杂，他希望弄清楚植物的形态和花的颜色是根据什么法则传递给后代的。也就是说，生物性状的遗传是否有规则可循，以前许多人的实验似乎已经看到一些有规律的结果。但是，究竟是什么规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有规律的现象，这些问题成了生物学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１８５６年的春天，孟德尔在修道院的植物园中新开了一块废弃不用的荒地，栽种了豌豆、菜豆、玉米、草莓等，还饲养了蜜蜂、家鼠等小动物，以便从中挑选能进行动植物遗传杂交试验的材料。经过许多次的实践和多年的经验，孟德尔选中了豌豆。孟德尔挑了２２个性状稳定的品种，又选出７对可以明显区分的性状，如黄色和绿色的叶子、高茎和矮茎、光滑种子和皱皮种子、豆荚饱满和不饱满等。他将具有成对不同性状的豌豆进行人工杂交（例如高茎×矮茎、圆粒×皱粒等），然后把杂交产生的第一代杂交种再相互交配，并详细记录它们的“子孙”的各种性状。年复一年，冬去春来，每天他都要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观察这个实验。有一天，孟德尔的好朋友气象学家耐塞尔教授来到修道院，经过一番愉快交谈后，耐塞尔问：“听说你正在进行一项豌豆试验？”“是啊！今年已是第三个年头了。”“能让我参观一下吗？”“正要您指导！”孟德尔从维也纳大学结束学习回到布尔诺后，受聘为布尔诺高等技术学院助教，主要教物理和生物。在学院中，这位３０多岁、学识渊博、待人谦和的有着胖胖圆脸的青年教师很快获得了教授们的好感，耐塞尔教授尤其喜欢这个勤奋、厚道的年轻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交流各自不同领域中的研究体会。今天，耐塞尔提出要看一下豌豆试验，这正是孟德尔求之不得的事情。

    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林荫道，绕过那五彩缤纷、香气袭人的花圃，来到了一块狭长的、种满了豌豆的园地。这是一块约３５米长、７米宽的土地，并不肥沃，但一排豌豆却长势喜人。“你看，就是这些豌豆，长得多好！”孟德尔喜滋滋地指着一串串嫩绿、饱满的豆荚夸耀说。“你已经花费了三年的时间，付出这么多精力，究竟要得出什么结果呢？”耐塞尔问道。

    “我准备年复一年地观察这些豌豆的子子孙孙们，通过实验找出植物遗传的规律性。”孟德尔回答并进一步解释道，“简单讲，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植物会形成千姿百态的形状和颜色。”孟德尔的实验前后历时８个年头。据统计，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他一共栽培了数以千计的豌豆植株，进行了３５０次以上的人工授精，挑选了１万多颗各种性状的种子。艰辛的劳动终于换来了成功的硕果，豌豆实验证实了孟德尔所预想的结论。此时，为了证实豌豆实验的结论有着普遍意义，治学严谨的孟德尔又用玉米、菜豆等植物品种做重复的实验，直到证明豌豆试验的结论可从特殊推广到一般。

    １８６５年，孟德尔发表其历时８年累积起来的实验结果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也许是因为其内容太丰富，罗列的数据也太烦琐，报告分两次在２月８日和３月８日的布尔诺自然科学会的例会上宣读。会场设在布尔诺高等技术学校，这是一幢石头建造的四层楼房。２月８日的傍晚，孟德尔迈着庄重的脚步来到了会场。因为这是自己教书的学校，所以心情是平静的。会场里聚集着４０多位听众，有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化学家、医学家等。会议主持人是孟德尔的好朋友，研究会秘书长耐塞尔教授，多少年来，他一直关注着孟德尔的实验进展，分享着他的每一个成功和失败。今天，终于要在这里宣布正式结果了，耐塞尔似乎比孟德尔还要激动。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今天，将由神父报告他关于植物杂交试验的新结果。”接着，腋下夹着一叠论文的孟德尔缓步走上了讲坛，他说，“在植物的遗传和变异中我们可以发现两条规律。”这时全场鸦雀无声，一个个都把专注的、满怀兴趣的，但又是疑惑的目光投向讲坛。孟德尔顿了一下，继续言辞清晰地讲述下去，“第一，当具有成对不同性状的植物杂交时，所生的第一代‘儿子’代‘杂种’的性状都只与其‘父’与‘母’中的一个相同，另一个亲本的性状只隐而不显。例如，高茎豌豆与矮茎豌豆杂交，所生的‘儿子’们（杂种）全部是高茎，而矮茎性状则隐而不显。如果将‘儿子’们（杂交第一代）再自相杂交，所生‘孙子’（杂交第二代）的性状就不再相同，而会发生‘分离’，而且显性性状的个体数与隐性性状的个体数之间的比例是个常数，即３∶１。例如，将高茎与矮茎豌豆所生的‘儿子"

    （全部高茎）再相互交配，’孙子‘们中有高茎，也有矮茎，其数量总呈３∶１的比例。这就是分离定律（后称孟德尔第一定律）。第二，当同时具有两对或两对以上不同性状的植物（例如圆粒兼黄色的豌豆×皱皮兼绿色的豌豆）杂交，所生第一代杂种全是圆粒兼黄色的，而第二代杂种的每一个性状各自按３∶１的比例独立分离，互不干扰，也即圆粒黄色和圆粒绿色的比例是３∶１，而皱皮黄色和皱皮绿色的比例也是３∶１，这就是自由组合定律（后称孟德尔第二定律）。”孟德尔款款细述，在座的学者们全神贯注，倾听着孟德尔一步一步地解释着他的实验。但是，随着演讲的深入，人们对于这项过于新奇的杂交结果及其有规律的数字比例越听越难以理解了。

    约一个小时后，演讲暂告一段落，余下部分在３月８日再次进行。当然，仍然是数字连篇的理论。显然，孟德尔的理论超越了听讲者的接受程度。报告结束后，学者们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更没有人大声叫好。出于礼貌和学者的涵养，鼓掌致意，掌声并不热烈。据说，听众只是默默地向黑夜的街头散去。更为遗憾的是，报告会后的这种平静状态一直持续了３５年。虽然，怀有自信的孟德尔把讲演的内容写成了４５页的论文《植物杂交实验》，并发表在第二年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会刊上，会刊也按惯例同当时各国１２０多个科研机构和各高等学校交换各自出版物，各国学者也应该有机会读到这部不朽著作。但是，绝大多数印本只是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无人问津，这部价值非凡、论证严谨的大作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即使当时欧洲研究植物杂交的权威、德国植物学家耐格利教授对此也疏忽了。

    孟德尔拿到论文的４０部副本时，首先将一部赠给了耐格利，并为征求他的意见写了封信。等了又等，直到第二年的２月２７日，孟德尔才收到耐格利的回信，但耐格利并没有特别陈述意见，只是希望孟德尔寄给他六类由杂交产生的豌豆种子。倘若耐格利这位当时的大生物学家提出孟德尔并予以介绍的话，孟德尔定律则会更早地沐浴着灿烂的光辉而登场，不仅如此，生物学也肯定不用等到２０世纪才取得相当大的进步，达尔文也不会与孟德尔失之交臂了。达尔文较孟德尔早两年逝世，达尔文生前若知道孟德尔的研究，也许会立即响应，并亲自加以重复试验。他们是同时代人，若把这两个伟人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或许在科学史上会早一些出现辉煌的春天。事实是，３５年中，醉心于达尔文主义的科学界和生物学界没有把这个乡村修道院院士的论文放在眼里。但是，孟德尔自己坚信这个理论对生物进化学说有着“难以估计的意义”。他在晚年对友人耐塞尔说：“等着瞧吧！我的时代总有一天要来临。”

    孟德尔的时代终于来到了。１９００年，三位植物学家，即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和奥地利的丘尔马克在《德国植物学会杂志》的第１８卷上，发表了相同结论，他们分别在自己的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在３５年前就已公布的遗传定律，终于使这个沉默了３５年的伟大学说走向了世界。孟德尔法则的问世，如同太阳照耀着生物学发展之路。孟德尔遗传法则和细胞学的进展相结合，形成了细胞遗传学，此后，生理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群体遗传学、发生遗传学等，不断形成壮大，推动着科学不断向前，直至今日。

    事实上，科学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很多科学家是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自己的实验。不过，我们要坚信，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的。毕竟，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总有一天会被世人所接受。

    世间每种职业、每种业务，都有可以改进的余地。不要以为你的主张或计划没有先例可循，或者你年纪轻轻、经事不多，就不能为人所重。凡是能够将新鲜的、有价值的东西贡献给世界的人，凡是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开创自己的主张和方法的人，都最容易为人所认识。

    持之以恒追梦想，水到渠成求进步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是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出生在塞文河畔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中，他与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同年同月同日生。达尔文是家中的第５个孩子，祖父和外祖父都是１８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闯将和知名人士。祖父是博物学家，通晓动物、植物、矿物、地质等多门科学，同时还是发明家、哲学家、诗人和医生。外祖父以研制具有英国独特风格的奶油色瓷器而闻名。达尔文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医生，１９岁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母亲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家庭妇女，担当着照料家庭、教育儿女的责任。

    达尔文在这个富裕家庭的优良环境中一天天长大。他学会了走路、说话、采摘野草和花朵、捕捉小飞虫，有时还用棍棒当“刀枪”，到处“冲锋”，向树上的小鸟“开枪”。妈妈对童年的达尔文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启蒙教育，教他认字、唱儿歌，给他讲故事。

    一天，天气晴朗，妈妈领着达尔文和妹妹在楼前的小花园里玩耍，两个孩子采了一些花朵，又去捕捉蝴蝶。妈妈拿起花铲想给刚栽的树苗培土，她铲起一撮乌黑的泥土，用鼻子闻了闻，然后把它培在小树的树根旁边。“妈妈，我也要闻闻。”达尔文欢天喜地地蹦跳过来，学着妈妈的样子闻着乌黑的泥土。妈妈心想：孩子，你使劲地闻吧，这是大自然的气味，别看这泥土乌黑，但却是万物生长的基础。妈妈正想着怎样通俗地对孩子进行教育，达尔文提出了问题：“妈妈，您为什么要给树苗培土？”“我要树苗像你一样茁壮成长。”妈妈说，“别小看这泥土，是它长出了青草，青草育肥了成群的牛羊，我们才有了肉、奶；这泥土使花朵开放，蜜蜂才成群地飞来；这泥土滋养着玉米、高粱和小麦，我们才有了粮食和面包。”

    “妈妈，那泥土里为什么长不出小猫和小狗来呢？”达尔文问道。妈妈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她了解儿童的好奇心，也从来都不指责孩子提出稀奇古怪的问题，而是耐心地给孩子解答。她笑着对达尔文说：“小猫和小狗是猫妈妈和狗妈妈生的，是不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我和妹妹是您生的，您是姥姥生的，对吗？”

    “对啊，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的妈妈生的！”

    “那最早的妈妈是谁呢，她又是谁生的？”

    “听说最早的妈妈是夏娃，是上帝造的。”

    “那上帝是谁造的呢？”

    “孩子，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对于我，对于你爸爸，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谜。我希望你长大了自己去找答案，做一个有出息、有学问的人。我教你的儿歌记住了吗？”

    “记住了，妈妈。我背给您听好吗？”

    “好的，背吧，我听着。”达尔文用悦耳的童声流利地背出了妈妈前几天教的儿歌。

    “你背得好极了！”达尔文刚背完最后一个字，妈妈就惊喜地叫起来。

    “妈妈，我将来要像爷爷和爸爸那样，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听了妈妈的夸奖，达尔文挺起小胸脯说。“好孩子，只要你努力学习，一定会有作为的。”看着聪明可爱的孩子，妈妈脸上露出了微笑。

    妈妈给了达尔文最初的教育。家里的花园，塞文河两岸的绿色世界是达尔文最早的课堂。妈妈在这里教他怎样根据花蕊来识花草，怎样记住各种花草和树木的名称。由于妈妈的循循善诱，达尔文的知识一天天丰富了。

    但是，不幸的是，在达尔文８岁那年，一直体弱多病的妈妈去世了。妈妈在去世之前，对达尔文的爸爸说：“我不放心的是查理，他太小太淘气。他的爱好是有点怪，不过我希望你能保护他的爱好。这孩子不笨，只要好好引导，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妈妈去世以后，二姐被父亲指定主持家务，达尔文处处都得听从管教。二姐对小孩子缺乏耐心，总是对达尔文指手画脚，任意训斥。妈妈去世１个月后的一天，二姐指着达尔文的鼻子嚷着：“一天到晚尽玩树叶、野草、石头，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你再这样胡闹下去，我就把你这些’宝贝‘统统扔出去！”达尔文心里特别难过。他想，要是妈妈在世，她肯定不会这样对待我的。但是，达尔文没有被这些痛苦压倒，他从自己的爱好中得到了乐趣。他不但天生喜爱各种动物，而且喜欢搜集各种植物、贝壳和矿物的标本。

    达尔文喜欢沉思，对环境观察敏锐。从小的时候，他就养成了独立观察事物的习惯。他为了钓鱼，经常独自坐在河边或者池塘边，注视着水上的浮子，水下的游鱼，认真地观察鱼儿是怎样上钩的。

    这种善于发现、勇于观察的品格，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尔文不断地思考着，求证着，执着地追求着，终于成为进化论的创始人。

    执着二字，对人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人生路上不设定目标不行，目标选定后没有勇气不行，光有勇气没有千斤压顶不弯腰的执着精神也不行。世间万事唯有执着地追求，才能使目标实现。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还表现为对事业成就的从不满足，因为只有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才可能使自己的事业更上层楼。

    只要你不畏挫折与磨难，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总是能够充满信心，勇往直前，对于自己钟爱的事业总是孜孜以求，从不间断，那么你的事业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勇于尝试未知数，矢志不渝出真知

    路易·巴斯德是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他发明了著名的“巴氏消毒法”，并征服了狂犬病。路易·巴斯德诞生在法国东部多尔城一座临近山区的破旧楼房里。他的父亲是一位勤劳能干的硝皮匠，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却把知识看得很重要，他拼命干活赚钱，渴望把儿子培养成为一名教师。巴斯德９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阿尔波瓦中学附属小学念书。刚上学时，由于他胆子小，个子也矮小，成绩又不突出，并没能引起学校老师的重视。但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师们发现，巴斯德具有其他孩子没有的品格。比如，在读书时，他具有一股坚持到底的恒心和耐心。尽管胆小，他却喜欢提出问题，书上的知识，老师的讲解，似乎永远满足不了他的好奇心。那时候，小学实行分组教学法，教师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由组长领读课文，其余同学跟着朗读。巴斯德多么希望当一名领读的同学啊，可是他始终没得到过这份光荣。为此，他常常在家里伤心地流泪。

    小学毕业后，巴斯德升入了阿尔波瓦中学。校长罗马勒很注意培养学生的意志，指导他们确定奋斗的目标。他认为巴斯德在学业上虽没有出众的地方，可是他学习起来是那样的专心，无论周围如何喧闹，他的注意力是那么集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回答任何一个问题之前，总是认认真真地想一想，直到确定之后才把答案说出口。校长认为，这样爱思索的孩子是值得好好培养的。他对巴斯德的父亲说：“您的孩子一点不比别人差，您应该送他到巴黎上大学。”１８３９年，年仅１６岁的巴斯德只身来到巴黎，进入高师预备班听课。第二年，他按照自己的愿望，到贝藏松公学学习，预备投考高师的功课。他在贝藏松一边读书，一边当助理教员，用大量的时间孜孜不倦地读书。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勉励妹妹：“意志、工作、成功，是人生的三大要素。意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个成功在等待着，来庆祝你努力的结果。”

    １８４２年，１９岁的巴斯德又到巴黎去读书，力行着“意志—工作—成功”的道路，终于在第二年，他依靠勤奋和努力，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勤奋好学的巴斯德一踏进大学的校门，就像一只蜜蜂钻进了花丛，拼命地吮吸着每一滴知识的甘露。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进取着，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又一鼓作气，完成了博士论文。巴斯德的才华得到了当时著名化学家巴拉尔教授的赏识，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实验室工作，研究酒石酸的旋光现象。巴斯德如鱼得水，整天在实验室里和化学试剂为伍，终于发现了酒石酸旋光现象的秘密。这位青年化学家的发现震动了巴黎，并得到老化学家毕奥的赞扬，认为他应到一所大学担任教授。然而，教育部却委任巴斯德为国立中学物理教员，巴斯德毫无怨言尽心尽力地去做了。

    １８４９年，巴斯德调任斯特拉斯堡学院化学教授。校长劳伦特对巴斯德很器重，常邀他到家里做客。在那里，他结识了聪明、美丽、性格活泼的校长的女儿———玛丽小姐，巴斯德的才华和高尚的心灵打动了玛丽小姐，他们很快便举行了婚礼。可就在婚礼那天，新郎却突然失踪了。最后，人们在实验室里找到了巴斯德，只好拿下他手中的试管，把他带回举行仪式的教堂。巴斯德对酒石酸的研究并没有结束，他还在不停地做着实验。有一次，他偶然发现酵母对酒石酸居然有选择作用，他十分惊讶于这个发现。他问自己，发酵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连科学界的泰斗杜马教授都把发酵作用看得非常奇异而深奥，认为它的秘密很难揭破。巴斯德对发酵的原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兴趣往往是发明与创造的先导。正当巴斯德将注意力放在发酵上的时候，１８５４年９月，３２岁的他被任命为里尔理工大学教授兼院长。里尔是酒精工业发达的地方，制作酒精的一道重要工序便是发酵，这对于巴斯德的新研究太有帮助了。正是在这里，巴斯德第一次闯入了奥秘无穷的微生物世界。

    里尔以酿酒业闻名全国。但在１８５７年，有好几家酒厂发生了怪事———原本芬芳可口的啤酒都变得酸得不可下咽。酒厂老板望着一桶桶发酸的啤酒，焦急万分。当时人们都认为化学是神秘万能的，于是，六神无主的酒厂老板们便写信给大名鼎鼎的化学家巴斯德，请求他的帮助。优秀的科学家都善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通过对酒精问题的认识，巴斯德断定，啤酒里有微生物在作祟。他凭借着显微镜找到了它们———一种像小细棍似的乳酸杆菌。巴斯德把酒厂老板们都叫来，告诉他们，正是这些显微镜下的小小乳酸杆菌，在营养丰富的啤酒里繁殖，使酒变酸了。“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东西能使啤酒变酸？”老板们将信将疑。“是的！”巴斯德肯定地说，“现在，我只要用眼睛就能断定你们的酒是不是发酸了。”老板们听后更觉惊奇，他们拿来了各种各样的酒，想试试巴斯德是不是说大话。巴斯德将一瓶瓶酒打开，逐一滴在玻片上，一个个地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根据乳酸菌的有无来判定酒味是香的还是酸的。每当巴斯德作出一个判断，立刻由一位品酒师来尝味，作出鉴定。结果，巴斯德的判断全部正确，酒厂老板们心服口服。那么，怎样有效地防止啤酒变酸呢？巴斯德把封闭的酒瓶放进铁丝篮子里，浸在水中加热到不同的温度，力图杀死乳酸杆菌而不把啤酒煮坏。最后，他发明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只要把酒放在５０～６０℃的环境中，保持半个小时，便能杀死里面的乳酸杆菌。这就是沿用至今的著名的“巴氏消毒法”。我们现在喝的消毒牛奶就是用这种方法消毒的。

    正当巴斯德为能使全国都享受他的发明而欲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忽然收到老教授杜马的恳求：希望他能研究正在法国南方蔓延的可怕的蚕瘟疫，以拯救濒于毁灭的法国蚕丝业。当时巴斯德还没有很多的生物学知识，甚至不能十分准确地区分蚕和蚯蚓，要去研究治疗蚕病，自然困难重重。但对于前辈的敬重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促使他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带着妻儿和三个精力充沛的助手，巴斯德来到法国南部的蚕业灾区阿莱。得病的蚕身上都有棕黑色的斑点，像撒过一层胡椒，当地人称它为“胡椒病”。得了病的蚕，都难免一死，极少数结成了茧子，可用钻出的蚕蛾产的卵孵出的蚕全都是患病的后代。当地人绞尽脑汁，用尽了各种方法来对付蚕病，可都失败了。巴斯德想，与其盲目地尝试各种无济于事的办法，不如找出病的根源，他决定用显微镜来探寻蚕的病因。他把病蚕用水磨成糊汁，吸一滴放在玻片上，放到显微镜下观察，经过多次仔细的检验，终于发现病蚕体内都有一种棕黑色的椭圆形微粒存在，而在健康的蚕身上是绝对找不到这种微粒的。他设想，这种微粒可能就是使蚕得病的真正原因。工作进行到第二年，许多养蚕户开始怀疑了，他们抱怨说：“政府应该派个动物学家或养蚕专家来，至少也该派个兽医来，怎么选了个化学家！他整天用显微镜看，难道能把蚕病看好吗？”巴斯德默默忍受着冷嘲热讽，心里想着：让时间来证明吧。在阿莱的日子里，他失去了他尊敬和热爱的父亲，当他赶回家乡时，只见到了父亲的棺材。在继长女和幼女不幸得伤寒去世之后，他年仅１２岁的次女在此期间又得了伤寒症，没有见到父亲就死去了。巴斯德抑制住内心的悲痛，更加专心于研究，他觉得：

    “只有工作可以使我的思想脱离深深的悲哀”。巴斯德呕心沥血地进行实验，终于发现，细菌不仅存在于病蚕身上，同样存在于雌蚕蛾体内。根据这一发现，他发明了一种既简单又准确的检种方法：把交配过的雌蛾放在一小块麻布片上产卵，然后将产完卵的蛾缝在麻布的一角，等它干枯后，取一部分捣烂加水稀释，用显微镜检查。如果有微粒或微粒的痕迹存在，就连麻布一起烧掉；如果没有，则它的卵就是健康的，可留作明年的蚕种。接着巴斯德便四处奔波为农民传播挑选好蚕的方法。由于过度疲劳，４６岁的他终于病倒了，他得了中风，开始半身不遂。在人们送他到海湾去疗养的途中，他还念念不忘给蚕治病。巴斯德同蚕病奋斗了６年，终于使法国的养蚕业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通过对蚕病的研究，巴斯德认识到，微生物是可以控制的。

    巴斯德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决定在胜利中再接再厉，他的眼睛又盯住了下一个目标———征服狂犬病。尽管此时他已年过六旬，身体虚弱，但还是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狂犬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它是由于被疯狗咬伤（或抓伤）而引起的。这种病在当时几乎是无药可救的，病人出现烦躁、恐惧、口渴异常而又恐水等症状，最终难免一死。巴斯德和助手们进行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微生物在起作用。他们提取疯狗的唾液稀释后给兔子注射，兔子很快死去但并非死于狂犬病。这是怎么回事呢？祸根会不会在血液里呢？巴斯德将从疯狗身上抽出的血注入健康的狗体内，并未使之得病。众所周知，狂犬病从被咬伤到发病需要经过一段潜伏期。经过细心观察和研究狂犬病的发病症状，巴斯德终于发现，引起狂犬病的微生物（病毒）是经过神经系统发生作用的，它从伤口到达中枢神经系统的过程就是狂犬病的潜伏期。巴斯德从一只疯狗的脑颅里取出一点延髓，再将一只健康的狗麻醉后锯开脑盖，把疯狗的延髓注射进去，再缝起来。狗醒来后行动如常。但过了１４天，它发病了。实验证实，疯狗脑髓里也存在狂犬病病毒，从而论证了他的推断。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巴斯德发现，狂犬病病毒可以通过连续的活体培养而减弱毒性，如果制成疫苗，便可用于预防狂犬病的发作。同时他还发现，在被疯狗咬后的短期内，以减弱毒性的狂犬毒液作为疫苗进行接种，仍然具有预防效果。接着，他又找到了一种配制疫苗的最佳方法。他把疯狗的延髓用线吊起来，放入清洁的放有干燥剂的玻璃瓶中，它的毒性便一天天减弱，到第１４天，完全失去了毒性。然后把干缩了的延髓研碎加水稀释，便可以用来注射。巴斯德在动物体内注射了这种疫苗，实验结果表明，注射过疫苗的动物获得了对狂犬病的抵抗能力。

    １８８５年，正当巴斯德准备开始拿自己做试验品来进行人体的预防试验时，７月，一个９岁的小男孩墨斯特被带到了巴斯德面前。可怜的男孩手脚被疯狗咬得鲜血淋淋，他的母亲乞求巴斯德给予治疗。巴斯德开始感到有些为难，因为疫苗治疗狂犬病在人类还没有先例。他检查了墨斯特，发现伤口有１４处之多，他注定要得狂犬病了。假如对他进行注射疫苗的治疗，或许有可能使他死里逃生。科学家的职责使巴斯德不再犹豫，当晚他就给墨斯特注射了用干燥了１４天的延髓液制作的疫苗，次日注射１３天的，然后是１２天的，１１天的……孩子天天在实验室里同小动物玩得兴高采烈，而巴斯德却度过了忐忑不安的两星期，以至每晚都要失眠和发烧。治疗终于获得了成功，墨斯特挣脱了狂犬病的魔爪，回到了他的学校。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不仅是法国全国，世界各地的病人蜂拥而至，要求巴斯德为他们治疗。这种治疗方法也很快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巴斯德的巨大成功使法国人民欣喜若狂，人们筹集资金建立了巴斯德研究所。

    微生物的难题就这样被一个个地攻破了，我们伟大的生物学家巴斯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部传奇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很保守，不敢尝试改变自己，他的生活就变得令人厌倦和无奈，因为他失去了许多创造的机会。有许多人活得暮气沉沉，也是由于不敢尝试所致。还有许多人一直逗留在工作的表层，不能投入其中好好奋斗一番，都是源自不敢尝试的毛病。尝试难在第一步，只要你能突破刚开始的犹豫，改变自己。

    勇于尝试必须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个梦想，要设法改变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发觉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凡事都有得失，要认清哪些是得，哪些是失；你要获得想要的，就得同时忍受一部分得不到的东西。要心甘情愿去做已决定的事，不要用功利的眼光来安排自己的人生。

    新的工作需要新的能力、新的生活习惯，要设法改掉现有的恶习，培养新的适应能力，这是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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